四大天王年轻图片:陈益南：湖南省革委会中的几位造反派代表

湖南省革委会中的几位造反派代表

陈益南

（一）

在“三结合”（即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与革命群众代表三方面人员组成）的“新生红色政权”——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机构中，起初，造反派方面的代表曾占有相当大的优势。

1968年4月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共有委员141人（拟定160人），其中常委29人（拟定35人）。

省革委会常委29人之中，军队代表9人，原省、地级领导干部7人，造反派代表11人，农村劳模与民兵代表各1人。因此，造反派代表在常委人数中超过三分之一。

在这11 名造反派代表中，工人（含基层企事业单位中的小干部）有8人，教师1人，学生1人，处级机关干部1人。从而，在造反派代表中，又以工人为多。

湖南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虽然也多如牛毛（毕竟文革中有那么短暂一段可以在拥护毛泽东的旗帜下“自由结社”的时期），但当时能影响能左右湖南文革局势的造反派力量，却主要是“长沙工联”与“湘江风雷”这两大组织。其他造反组织，不论从成员数量，还是影响力度，都远不可及“长沙工联”与“湘江风雷”。因此，省革委会成立时，这两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胡勇与叶卫东，便同时作为造反派代表被中央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由此，胡勇、叶卫东二位也成了湖南造反派公认的旗帜性头头。

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年之后，中共“九大”召开，省革委会常委、造反派工人代表唐忠富突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且，在几年之后的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一来，湖南造反派的首领便有了三位，而且唐忠富一跃而成了湖南造反派的“第一把手”。

（二）

唐忠富在“九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确是一件很突然的事。这不仅是因为其造反派工人的身份，而且还因为一直到临近正式选举之前，唐忠富都还根本与中央委员候选人无缘。

因为，在中共“九大”会议中，中央委员候选人最初的名单，湖南省提出的由造反派工人代表出任中央委员的人选，原来是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勇，但后来，事情发生变化，胡勇被换成了只是省革委常委的唐忠富。当时（4月23日中午）毛泽东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曾说到此事：“如湖南长沙提了个工人，但大产业基地在株洲，我不关心我这个家乡。”毛泽东接着特别问了：“胡勇呢？”当即就有人向毛插话解释：“（胡）刚加入党。”（《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的讲话》）

据胡勇对笔者说，这个插话向毛泽东做解释的人是黄永胜。

在包括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在内的很多文革历史资料中，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这一段讲话文字中，毛泽东问的都是：“胡康呢？”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误记或误传。

因为笔者当年曾阅读过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毛泽东在“九大”中讲话的传达报告资料，上面记载的明明确确是毛泽东问：“胡勇呢？”

当时，对于造反派能参加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说到了湖南的人和事，笔者和所有的造反派成员一样，都是极为关注的，所以有此强烈印象。实际上，不论湖南的工人代表中，还是所有出席“九大”的湖南代表中，都没有一个叫“胡康”的人。联系这一段内容的指向，也毫无疑问，毛泽东问的是胡勇，而不是什么胡康。

胡勇，1936年生，湖南湘潭县人，技工学校毕业，文革时是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是湖南省最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长沙工联”（长沙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及后来短暂存在的“湖南省工联”的主要负责人。“长沙工联”下属包括了长沙几乎所有工商企业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并且，长沙的主要大中型厂矿企业均已由其控制。

文革初1966年9月，因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对长沙市委的造反活动，胡勇曾被所在工厂党委认定为“右派嫌疑”而遭隔离审查，同年10月获自由后，组织并领导了该厂“造反有理总队”，1967年3月，当时湖南最大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被省军区镇压后，他即联合长沙各大厂矿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长沙工联”，反对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的做法。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32岁的胡勇被中共中央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

1968年国庆节，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被周恩来亲自安排，坐于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左向，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六个位置。当时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农代表（其他三位是：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中，胡是最靠近毛泽东者。而且，当时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地召见了胡勇，问起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特殊经历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　

1968年10月，作为特别情况，经时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华国锋与解放军四十七军副政委李振军介绍，胡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本来，当时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文革中早已停止活动，入党的事是根本无从谈起的。但由于胡勇是一个当时能左右湖南局势的特殊人物，中央便采取了这样一个特别措施，让胡勇这个特别人物，做了中共党员。

1969年4月，胡勇作为中共“九大”代表，参加“九大”。

对于将中央委员人选换成唐忠富一事，胡勇说：“是黄永胜搞的鬼！”

胡勇认为，黄永胜的理由只是借口。因为，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讨论确定湖南推荐的中央委员人选名单的过程中，从没有人以胡勇入党不久而不能作为中央委员人选提出什么异议，相反，都是一致同意了的。因为，党章中对担任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从来就没有党龄长短的限定。直到“九大”会议上，起初大会发下的中央委员人选酝酿名单中，都还是胡勇的名字在榜，而无唐忠富。但是，后来却风云突变，负责指导湖南省代表团的原广州军区司令员、时为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却突然决定将胡勇的名额换了唐忠富。为此，黄永胜还亲自找胡勇解释，理由便是这个“刚入党”，并说：唐忠富也是你一个造反组织的，但他党龄长一点，当选中央委员会顺利些。

胡勇却坚持认为，是因为他在对待湖南军区前段镇压造反派问题一事上，曾与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有过很激烈的对抗，胡曾指责过黄永胜是“湖南军区镇压造反派的黑后台”。因此，黄永胜是不看好他的。

但毛泽东对胡勇的印象，显然很深。所以，当他知道湖南提拔做中央委员的工人不是胡勇时，便提出了疑问。不过，在有人解释了更换胡勇的理由后，毛也没有再说什么。

35岁的唐忠富便由此而做了中共中央委员，而且，在1973年中共“十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一来，原本是湖南省第一号造反派头头的胡勇，就只能在名义上屈居唐忠富之后了。虽然，在“长沙工联”时、在省革委会中，以及在对湖南造反派的影响上，胡勇的地位与作用，都要强于唐忠富，但唐有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所以，中共“九大”后湖南造反派头头的身份排序，唐便位在第一。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湖南日报》曾发表的三篇社论性文章《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作者以“富勇忠”署名；这之中，“富勇”即唐忠富、胡勇。

唐忠富，1934年生，河南汝州人，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文化，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工人，文革中担任工人造反派组织“长沙工联”核心领导人之一、长沙曙光电子管厂“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主要负责人。

1973年唐忠富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任。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唐忠富与胡勇均于1977年3月被隔离审查，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并于1982年以所谓“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唐）和“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唐）、15年（胡），剥夺政治权利3年。

获释后，唐忠富、胡勇也均曾被推下商海，与朋友合办私营工厂，自谋生计。

唐忠富后因身体患病，于1997年8月3日在长沙去世，终年63岁。

胡勇现年73岁，如今是自我退休、颐养天年。

胡勇是一个进入了中国历史画页的人物，因为，他与华国锋有过的一段不寻常的关系。华国锋在文革中崛起的过程中，胡勇不仅是一个参与者，更是一个促成者。华国锋从地方进入中央的第一步起飞，就是于1967年6月21日的乘飞机进京。而在此前一天，就是胡勇作为当时最强的造反派主要负责人，与在“走资派”边缘上的华国锋谈话做工作，让华国锋遵照中央指示“站过来”、并写出支持“工联”造反派的“亮相声明”，而且，第二天，又是胡勇陪送华国锋一道登机赴京。1968年省革委会成立后，胡勇与华国锋同为副主任，成了同僚。后在当年6月省委机关造反派与部分工人造反派发动欲重新打倒华国锋的活动中，胡勇又挺身而出坚决做了华国锋的保护神，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华国锋，并最终击退平息了反华国锋的浪潮。

顺便说一下，上文所说到的“富勇忠”，“富勇”即唐忠富、胡勇，而“忠”，则是另一位造反派负责人雷志忠。

雷志忠，1936年生，湖南澧县人，复员军人，先后在省汽车运输公司与省公路管理局任保卫干事。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革中参加造反派，系“长沙工联”第三号领导人。

1968年4月，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

1969年4月，作为中共“九大”代表，参加了“九大”；

1973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

1977年3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12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逮捕入狱。后免于刑事处分，获释。1986年4月29日因肝硬化重病去世，终年51岁。

（三）

叶卫东在湖南文革中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却居然组织并一度领导了一个在全省有百万之众、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尔后，他又因中央文革的一个批示，被湖南省军区以“反革命头子”的罪名，关进了大狱；但入狱五个多月后，竟又奇迹般直接被中央批示平反、以英雄般待遇出狱进京面见中央领导人；再后，被中央任命成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叶卫东，1939年生，原名叶冬初，湖南宁远县人，1961年由湖南师范学院本科毕业，分配到长沙市一中任语文教员，时为共青团员，校团委委员。

文革初的1966年8月，在教师中，他公开支持本校高中学生谢若冰等人造反的大字报。随后，9月串连到北京，在北京各高校受到红卫兵造反活动的感染。10月中旬，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支持下，叶卫东在因被打成“新右派”、“新黑鬼”而到京上访的湖南工人、教师、基层干部中，参与发起组织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简称“湘江风雷”），担任政治部主任，“湘江风雷”成立时的各种重要文告，均出自其手，由此而成为“湘江风雷”主要负责人。

11月初，在北京成立的“湘江风雷”回到湖南长沙，即将造反矛头对着了时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同时，“湘江风雷”很快发展成为有百万之众的全省性最大造反组织。

但是，湖南军区却不看好“湘江风雷”，而支持大学生红卫兵造反派组织“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并且，在获得中央文革1967年2月4日的一个批示后，在全省对“湘江风雷”进行了镇压，并抓捕了该组织支队长以上骨干人员近万人，予以拘押。叶卫东由此入狱，坐牢五个月，直至同年7月中央决定为“湘江风雷”平反之际，才获释赴京。

湖南省军区整理的抓捕叶卫东之理由的材料中，除了说叶是“反革命头子”外，还有一项很奇特、罪名也很重的指控：叶卫东曾说过，对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

在考虑为叶卫东平反的过程中，叶卫东的这个说法，显然让中央文革都有些头痛：在毛泽东思想神圣无比之际，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居然有过如此不敬之言的造反派头头，应不应该平反？至少，能不能重用呢？

中央文革负责此案的戚本禹，为此向毛泽东谈了他对此事的看法：“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有好的，有坏的，这是反毛泽东思想。但他（叶卫东）说的意思是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的，这是正确地阐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的，不断发展就是一分为二。”

戚本禹说：“那天我问主席，我这样理解行不行？”

对此，毛泽东回答：“我同意这样理解，我的思想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呢？”（《1967年8月4日戚本禹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叶卫东获平反后，继续担任恢复重建的“湘江风雷”主要负责人，并在同年8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1968年4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即被任命为副主任。

但，叶卫东在出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一职后不久，即在当年6、7月间湖南开展的一场反“三右一风”（在“杨余傅事件”后中央提出的反对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投降，粉碎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省革委会领导层中的军方与工人造反派代表指控为“炮打新生的红色政权”，接着又是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发表，由此，身为知识分子、教师的叶卫东从高位跌落，被离职审查数年，直至1973年批林批孔前夕，才重新获准参加省革委会的会议。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3月叶卫东被隔离审查，撤销一切职务，1982年被以所谓“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获释出狱后，叶卫东即被分配到一所中专学校工作，后该校被并入他读大学时的母校，由此，他得以最后在其母校退休。叶卫东今年71岁，多年风雨之后，得以在家安享晚年。

2009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