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养成2男生版艾丽结局:老百姓“老不信”，拿什么拯救信任

盛世危言：民心大如天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在其《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一书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操纵。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我们这个社会，目前已有如此征兆。新中国62年，社会发展和经济总量有了巨大的提高，老百姓的日子普遍比过去好了。但是同时，社会信仰缺失、社会道德退化、政府失去公信力、奸商投机倒把、官员腐败严重、社会不公平、人人如狼等现象突出。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社会现状不满意度增加，诚信意识分崩离析，大家互不信任，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状态现象。所谓无状态，就是难以确定发展方向——向好的方面发展，社会能够平稳的向法治社会转变，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社会能够稳步前进；反之，社会就离心离德，甚至出现动荡，稍有不慎，中国的发展一切将前功尽弃。
　　　　
　　在中国这条巨船之上，坐着的不仅是特殊利益集团，而且更多的是普罗大众，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反正大家至少目前都是“同船渡”。这条船上的人，彼此如同都抱着“老不信”的态度，那么大家连方向都把不准，还想什么乘风破浪？

老百姓，“老不信”

　　　　
　　（一）政府让人“老不信”
　　　　
　　民间对官方的不信任由来已久，甚至习惯成自然。养成了“老不信”的局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对官方数字不信任，认为数据造假，“被幸福”、“被就业”、“被增长”，原因自然是政府的很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标和统计数据，是按地方政府需要而调整的，缺乏可信度；其二对政策不信任，原因自然是政策制定要么不切合实际，要么被特殊利益所捆绑，而且“换一个领导换一种思路”、“换一届政府换一套政策”，朝令夕改，无法信服；其三对行政行为不信任，原因自然是政府冲动于争利于民，而冷漠于公共服务，对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往往置之不理甚至有意压制；其四认为政府滥用权力，政府言行不一、自食其言，原因自然是该抓不抓，抓不出成效，比如反腐不力、行政不作为、群众反映问题处理慢或不处理等等，相反不少官员却娴熟应用权力贪赃枉法，进行权钱交易。如此之政府，自然很难令人信服。
　　　　
　　（二）社会机构让人“老不信”
　　　　
　　与政府机关不让人信服外，各类社会机构也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比如中国官方主导的慈善机构，借慈善之名，行买卖之实。红十字会深陷“郭美美事件”， 一个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女孩微博炫富；慈善总会则深陷“三重门”——“诈捐门”、“发票门”、“卖药门”层出不穷；青基会则深陷“卢美美事件”，在本国儿童上学还未全部得到保障的情况，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合作希望工程推广到非洲去……这些在政府公权主导并运营的中国慈善机构公信力降至冰点。
　　再比如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化机构——故宫，今年5月以来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中，频频爆出“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哥窑门”、“瞒报门”、“屏风门”、“拍卖门”、“封口门”、“门票门”、“古籍门”十重门来，让人们对这个一向视为文化圣殿的文化部门由“难以致信”也变成“老不信”！
　　医疗机构则更是“老不信”，就广东一地为例，频曝医患不信任事件：深圳凤凰医院发现产妇肛门被缝事件即“缝肛门”、 深圳儿童医院“8毛钱治好10万元疾病”的“八毛乌龙门”、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家长“句句录音”医生“步步签字”的“录音门”、佛山南海区红会医院“活婴当死婴处置”的“死婴门”……医患关系高度紧张，互不信任的情绪越来越浓重，矛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三）企业让人“老不信”
　　　　
　　人们对企业商家的信任度就更低了，不说别的，就说说食品企业，三聚氰胺、瘦肉精、化学火锅底料、地沟油、染色馒头、双氧水泡肉、假疫苗、重金属等等，时不时曝出谋财又害命的“产品”来。且不说那些小摊小贩那些假冒伪劣产品，就连大企业也是令人难以相信，比如俏江南的“回锅油”、健力宝的“假金罐”、三鹿集团的“毒奶粉”、 双汇的“瘦肉精”冷鲜肉、最近广东的蒙牛不合格雪糕……处处惊心。对我们最直接的冲击力，就是“餐桌危机”——一杯奶、一勺油、一条鱼、一块肉……食面埋伏，人们早已杯弓蛇影，坐立不安。
　　
　　（四）陌生人让人“老不信”
　　　　
　　中国社会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度冷漠，好像纷纷染上了近乎“受害狂”的心病，简直到了“他人即地狱”的社会现状。各类车站都是警方提示牌，赫然写着“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的字样；幼儿园里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给陌生人开门”；在家中叮嘱老人：“陌生的电话号码不接”、“买东西不听陌生人的推荐”；银行门口摆放着提示牌：“不给陌生账户打款”；在面对他们身处险境时，见义勇为前也要考虑救人反被诬的风险……我们对陌生人给予万分的警惕和十万分的不信任。正因为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有见死不救：“小悦悦事件”，18路人纷纷变成铁面无情的铜人；“西湖女侠事件”，我等国人围观拍照，而乌拉圭人玛丽亚挺身而出。
　　……

“老不信”，老不行

　　　　
　　（一）政府公信力降低

　　1、政府愿景与现实结果相背离。
　　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府又提出“执政为民，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执政理念。只能这么说，愿景很好，过程走样，结果背离！
　　比如说近十年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这是关系千万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业，所以，从一开始这方面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改革的初衷是改善民生的，结果背道而弛，教育、住房、医疗改成老百姓身上“三座大山”，不仅如此，医德、师德等社会急遽下滑，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政府在其中还扮演食利者（比如住房）。面对这样的改革结果，老百姓心里当然不是滋味，从而怀疑政府的公信力。
　　再比如今年的抑制通涨，国家一直在许诺稳定物价，然而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5.5%（10月份数据，这还是4个月首次跌回6%以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而一年期整存整取最新利率是3.25%，这一来就是负利率了，特别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食品类价格涨到11.9%，这样低收入群体受到较大冲击。如果这种负利率继续扩大，就可能极大地冲击国家主权的信用。

　　2、口头标榜与实际行动相冲突。
　　政府这个本应超脱于社会利益纷争之外的中立调节者、服务者，而且口头上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然而在利益面前，也深陷利益冲突的泥潭不能自拔，这是当前社会利益结构中最为危险的地方。近来官民矛盾日益突出，中国基层政府的暴力式拆迁与民众的武力抗拆迁、官员截访的“黑公司化”与暴力化，以及民众的“游击式上访”等负面新闻经常冲击我们的视觉。
　　为什么政府和民众会直接对抗，难道有严重的利益冲突？官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难道就是有特殊利益的一方？政府为什么要暴力截访，难道这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些尖锐的不可思议的官民矛盾，高层必须要高度重视，要不然政权的基础将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且不具体举证强拆强征等恶性事件，就拿长江大学教授集体下跪事件来说事。11月1日，数十名长江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先后到湖北荆州市的区、市两级政府门前下跪请愿，要求市政府取缔一家大学校园附近的污染严重的小钢厂。4年来，长江大学的师生先后8次向当地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反映该公司涉嫌非法生产，要求对其进行取缔，但一直无果，无奈之下，教授们才向政府下跪。其实，这一跪极其悲壮，是为投诉污染而跪，是为师生的健康而跪，是为社会责任而跪。结果得到当地政府的回应，却只能令全国人民骂娘，分管工业生产的冯姓副区长在接待长江大学师生时称，“非洲没污染，你们搬到非洲去”！一个政府如此管理社会，如此对待民众的正当权益诉求，令人感到无比痛恨，民心尽失啊，谁还会相信你们？

　　3、公共危机处理简单粗暴甚至有违人道。
　　官场一出事，政府就想方设法金蝉脱壳或者推诿责任。比如说产生各种各样的“临时工”： 广东深圳联防队员杨喜利暴打、强奸民女，警方回应是“临时工”；浙江苍南党员干部被疑酒后打人，当地回应称是“临时工”， 四川达州“文明检查团”砸会所，官方回应是“临时工”惹的祸；江西修水县女警发飙，拿资料砸群众，公安局回应称是临时工……如此观来，在中国“临时工”真是一个很独特的工种，正如网上网友所说：“临时工”觉悟高，出了事故一肩挑，“临时工”会表演，扮过警察和城管……政府出事都是“临时工”，弄得我们的政府就像“临时政府”一般。公信力啊，公信力，就是这样给自己摧枯拉朽掉的。
　　还有在处理一些公共事件时，政府表现相当没有职业素养和人道主义，粗暴无理甚至胡说八道。比如杭州的“70码事件”，警方信誓旦旦声称的70码竟来自肇事司机之口，这也由不得引来人们质疑。再比如7.23温甬动车事故，面对几度宣布“没有生命迹象，停止搜救”之后又从废墟中救出来、被埋20个小时之久的两岁半小伊伊，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只能用“这是个奇迹”来推诿、掩饰。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还有两件处理方法：一是“尽快通车”的上级救援指示；二是发放动车事故纪念币，这明显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啊。
　　可见，政府大多数官员没有公共危机的概念，处理方法是何等的简单粗暴！

　　4、官员贪腐、滥用公权损害政府形象。
　　政府公务员管理方法失当和公务员自身素质不高，权力又没有得到更好的限制，因此很容易产生腐败。比如一个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自己贪赃枉法，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当受害者要求得到政府公正对待时，腐败官员却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公权力和国家暴力机器对他们进行压制，然后进一步向社会掩饰自己的罪行。
　　这些腐败的政府官员要想掩饰自己的行为，就只有依靠国家暴力机器强行地向社会散布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这一条途径了。常言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谎言终归是谎言。可悲的是，腐败官员们把自己的愚昧和无知看作了人们的愚昧和无知，他们以为依靠编织谎言就能掩饰自己的罪行、就能逃脱自己的责任。这些因私欲而导致的愚蠢行为在为腐败官员开脱罪责的同时，也完全损害了整个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形象，既而导致人民对政府不再存有任何信任之感。

　　5、言而无信，自欺欺人蔚然成风。
　　诚信，必须“言而成诚”， “言而有信”，政府很多地方无“诚”无“信”，搞个听证会，请来胡丽天等“听证专业户”，结果统统为政府摇旗呐喊；选个几个人大代表，犒赏几个既得利益者，结果人们不知自己的代表是谁，而代表不知自己代表了谁？再比如“三公”公开，明明时间到了，还没有公布，再比如7.23动车事故调查，即使是总理的要求彻查，也是一拖再拖。政府说出来的话，你没去兑现，那就失去了诚信。
　　……以上种种原因，促成了老百姓对政府“老不信”，凡是政府提出的都表示高度质疑。因为政府是社会诚信的示范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失信就是整个社会出现诚信危机的源头。
　　
　　（二）市场经济失信
　　
　　1、商务诚信违约常态化
　　中国企业缺乏必要社会公德的，商务诚信令人堪忧。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是非现金交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赊销。统计显示，我国企业坏账率高达1%至2%，且呈逐年增长势头，而相比较下，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坏账率通常为0.25%至0.5%；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我国企业对未来付款表现缺乏信心，近33.3%的企业预计情况将“永不会改善”。另据商务部统计，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
　　政府在市场准入、市场监管、信息反馈等许多方面缺乏完善的制度，在对失信者处罚力度上还缺乏有效的措施。失信成本包括失信行为本身的成本以及受法律惩罚的成本、受舆论批评的成本和受良心谴责的成本。信用缺失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经济活动主体是否选择违约，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当违约所带来的收益超过守约所带来的收益或失约所产生的成本时，经营者便会选择违约。
　　在征信成本高，而失信又几乎没什么成本的情况下，违约、造假、欺诈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2、产品国家标准混乱失范。
　　产品标准是大众认知产品性能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成了被个别机构或企业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橡皮绳，那就危及到整个社会的安全隐患。这几年来中，已经发生过强势食品企业绑架政府机构让“新国标发生倒退”的事件。而且中国的标准相当混乱，内外不一。知名厂商苏泊尔80多款产品被哈尔滨市工商部门查出不合格，并被强制下架扣压，苏泊尔强调是检测标准不一样；思念水饺被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后，思念公司则表示，“按照新的即将生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我们被检出有问题的水饺金黄色葡萄球菌含量是达标的。”2009年9月以来美国强生公司产品召回的次数22次但均与中国市场无关，强生表示,目前在华销售的非处方药品均由上海强生制药工厂在上海生产均符合中国国家标准。
　　至于一些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产品，流入市场，那根本就不顾标准了，简直是在谋财害命了。中国产品的假冒伪劣盛行，这一方面说明企业见利忘义，缺乏社会公德，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监管不力，尸位素餐，缺乏社会责任。

　　3、权力对商业长期的渗透。
　　中国的市场经济有着明显的权贵经济色彩，许多企业往往将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而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得到“政治的庇佑”，也就是出现了权钱交易现象。比如吉林总投资23亿元的重要铁路项目，竟骗子承包厨子施工；一个在全国受到广泛关注并被云南省环保厅要求停产整治的严重污染企业，竟在未满足复产条件的情况下恢复部分车间生产，并将试图阻止其复工的部分村民打伤。这样的做法不仅触犯了商业规则的底线，也是对法律的公然践踏，不知当事单位底气何来？底气也只能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来解释。
　　这些不仅加深人民对富人为富不仁的质疑，更加深了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不信任。
　　
　　（三）媒体失范，舆论捆绑真相
　　
　　众所周知，媒体报道应走上以“真实讲述”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新闻专业主义道路，而我们的媒体有些则走上了以“制造轰动”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新闻娱乐化道路了。现在，许多热衷于炒作的媒体往往抓住一个热点或话题，按照自己的理解，大肆渲染、炒作、批判，极少去思考事实的真相、舆论的影响。这样的行为，往往给被报道的个体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结果只是徒徒增加人们产生“受害狂”的习气。
　　比如南京彭宇案发生后，各地凡是发生的类似事件，媒体纷纷冠之以“彭宇案”，诸如郑州彭宇案、天津彭宇案、山东彭宇案……媒体不管案件真相如何，只要存在双方争执，无不以“彭宇案”冠之，用意自然是想用“彭宇案”联想效应引起社会关注，但是这无疑误导舆论，绑架真相，弄得天下尽是“彭宇案”，而人人自危！
　　再如最近造成医患不信任典型的案例，媒体导演了“缝肛门”和“八毛门”，从而加深了医患双方高度不信任的社会风气：
　　2010年深圳凤凰医院“缝肛门事件”：当地媒体听信产妇一边论调：因为嫌红包少，一个助产护士把产妇的肛门封缝上了。于是，媒体认准这是“喜闻乐见”的新闻，便全力热炒，一时间群情激奋，各路媒体带领正义的群众，对助产护士口诛笔伐。然而，事件并未按照媒体既定的“喜闻乐见”的方向进行。首先是助产护士死不认罪；其次是专家鉴定无缝死肛门证据。媒体还嫌不过瘾，便又把专家们身份给曝光，将舆论导向引向谴责专家。最终结果依然没朝着“喜闻乐见”的方向进行，法院认定产妇家属诬告，反赔偿助产护士3万元！
　　2011年深圳儿童医院“八毛门”事件：一新生儿生病，家长带患儿到深圳儿童医院就医，医生诊断称需花数万元做手术，家长拒绝后将孩子转到另一家医院，声称花八毛钱就治好了病。媒体于是先入为主地将这一事件当成了“医院以高收费盘剥患者”的典型，大肆宣传，顿时医院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骂声遍布网络和新闻。可不久后孩子病情再恶化，家长将孩子带到武汉的医院，诊断结果与深圳儿童医院完全一致，处置方法也基本相同。
　　除此之外，有的媒体甚至精心策划制造“假新闻”，如2007年传得沸沸扬扬的北京纸馅包子，就是一起一典型的舆论绑架。一个急于制造轰动新闻的临时记者，利用公众对食品固有的不信任，以及媒体急于揭黑的民成，成功地实施了他的“绑架计划”。
　　舆论绑架真相或制造假新闻，形成一种众人“围观”现象，那么无疑加大了人们猜忌之心。大多数人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被围观的真相是什么，但围着的人越来越多，都认为听到的即是“事实”，热情地转述和评论这一“事实”，以至于“以讹传讹”，“越传越讹”。
　　
　　（四）社会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中国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在以往的熟人社会中，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而在陌生人社会中，由于彼此不熟悉、无利害冲突、人员流动性大等因素，自然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加上人自身工作紧张，生活压力大，自然对陌生人是漠不关心，久而久之，陌生社会变成冷漠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出头”。

设计并呵护社会诚信

　　
　　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昌。
　　《论语》子贡问孔子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再追问，“必不得已而去之者”。孔子将“民之信”留到最后，因为“民无信不立！”商鞅变法，第一个动作就是立木为信，取信于民，保证新法才得以顺利推行，因为“国无信不昌”。社会学家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现代生活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
　　因此，信任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最绝不可或缺。那么，如何实现相互信任的社会？所谓“好制度让坏人做好事，坏制度让好人干坏事”，重建诚信根本之道只有一条，就从通过制度设计来重建社会诚信。
　　从制度设计来重建社会互信，内容可以非常复杂，各个领域的适用措施也不尽相同，但其核心的制度设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防范诚信缺失，比如加强信息披露、增强审计等；二是严惩破坏诚信之举，大幅提高违规成本，绝不姑息手软；三是对监管当局要有监督机制，如果监管机构不作为导致问题，或者出了问题处置不力，公众、媒体或人大均可弹劾这个机构，甚至动用法律追诉渎职罪。
　　当然，制度设计再好，也需要有力执行，没有严格地按照制度和法律规定去执行，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法律也只是一堆空想。
　　制度保障的同时，笔者认为还要有人员的保障。构建一个互信的社会，更进一步地说要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笔者认为，中国社会最需要催生两种人：
　　
　　第一种人是“中间人”。
　　建立一种社会互信机制，必须从在制度设计上设定利益的“第三方”或者说“中间人”，便于协调利益相关对立方。
　　没有沟通就没有和解之可能，现在官方和民间之间就是缺乏沟通机制，领导走不下群众中去，群众走不上领导那去，一旦有官民关系产生矛盾，双方都把对方想像成假想敌了，互为叫板，民间拿出戾气，而官方与之相对拿出霸气，这样无疑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这时，若在官民之间有个中间桥梁，即“第三方”介入，加以斡旋，将“民间意愿”与“官方意志”实现对接，可能更好地有助于矛盾的和解。
　　其实，按照我们原初的社会制度设计，人民代表其实就是要扮演这个社会角色的，可惜的是，现在的人民代表已被特殊利益集团操纵，基本架空，不是官员就是商人，成为权贵们的政治犒赏。
　　想想，现在官民矛盾日益激化，如果人民代表能挺身而出代表他的选民，向政府提出或交换意见，由于人大代表具备一定法律知识、政治素养，一方面可以为民间争取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可以为官方释放善意，从而有效地消弭官民对立的情绪。如果官民想直面谈判的话，人大代表可以做中间人或者仲裁人，给出公允或者折中的意见，让对立双方进行再协调，这绝对有利于矛盾的解决。
　　这种“中间人”可以推而广之，比如消费者与商家的因为产品质量问题，个人维权成本较高，那么交给社会第三方代理维权，这样可以实现个人维权转化为社会维权，从而降低个人的维权成本，有效提高维权的力度。这也有利于政府通过“第三方”客观地了解到商家的信用度。其实，这些“中间人”包括“中间机构”中国应有尽有，但往往被架空，徒有其形式。
　　
　　第二种是“设计者”。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一书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操纵……”目前中国有这个现象。要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形成，最好办法，就是需要一批优秀的制度“设计者”。
　　这些设计者并不是去否定制度本身，现在放眼寰球，没有一个国家宣称自己的制度是专制的、反人民的，相反都有美好的愿景，中国也不例外。
　　其实，制度的好坏并不是体现在其愿景上或其形式上，而恰恰是其程序上。说愿景，我们的社会制度愿景何等的美好，说形式，什么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应有尽有。而程序呢，恰恰是软肋，反腐缺乏科学的程序，成效有限，结果前腐后继。
　　程序最重要，比如国家被特殊利益集团控制，那就要设计如何反控制的程序；再比如“三公”消费，设计出使用公车严格甚至苛刻的程序，从程序上加以控制使用公车等等。目前中国制度漏洞百出，最需要亡羊补牢了，而补牢已经不是泥水匠的活儿，绝对个技术活，需要程序设计，需要重新设计加固程序，防止有些人钻空子。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