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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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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一、引子

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创造。研究书法理论，是为了书法创作。书法，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不容易一下子说清楚，所以，研究书法，也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着边际的空谈，虽然也可以算作理论，但它对于实践，毕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本书谈“章草”，力求使谈及的问题在清晰的基础上简单化，但愿真的有益于读者。

章草，是书法的传统书体之一。喜欢书法的人都知道，书体大致可分为篆、隶、行、楷、草数种；而草书，又可以细分为章草、今草和狂草等。大多数书籍中直接把章草归入草书入列，而有的则将章草独立出来，如《六体千字文》中，列出大篆、小篆、隶、章草、楷、草六体。

章草能从众多书体中一下子被认出来，是因为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燕尾”。可是，如果发现一个草体字，它又带有一个“燕尾”，是否就可以认之为章草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任何问题的评价，总离不开与其有关的历史。要想对章草进行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评价，就有必要知道它的历史，包括定名、发生、发展、流变等等。章草，上承古草（篆草、草隶），下启今草，是汉字书体史上重要的转捩点；研究这一独特的书体，既有窥控文字演变的意义，又有寻绎书体发展的价值。本书只着重于后者，即从书体——书法艺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与章草有关的问题。“章草”，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有好几种说法，且各都有其根据和道理。其一：史游作草书《急就章》（本名《急就篇》），后来省去“急就”二字，但呼“章”。其二：因汉章帝喜好这种书体，并命杜度等奏事用之，故得名。如唐韦续《篡五十六种书》云：“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藁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其三：此种书体，用以上事章奏，因而得名。其四：取“章程书”意，意即其草法规范化、法则化、程式化。唐张怀瓘《书断》说：“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王    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又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边茹，上下牵连”，“呼史游草为章，因张伯英草而谓也”；“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张怀瓘的这些话，基本勾勒出了章草书体的来龙去脉。后代的学者们，不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基本没有脱离以上几种说法，只是有所侧重或偏爱罢了。如唐徐浩《古迹记》言：“汉章帝始有章草名”；宋江划时代伯思《东观馀论》言：“杜操伯度善此书，帝称之，故后世目焉”；明袁华《跋邓文原临〈急就章〉》言：“始东汉人以藁法写此章，游又号章草“；清顾炎武《日知录》言：”黄鲁直跋《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双通章奏耳；非章帝书也’”，“草书之可通章奏者谓之章草”；孙星衍《〈急就章〉考异序》言：“《急就章》汉史游所作，盖草书之权舆，谓之‘章草’。其文比篆隶为流速，故名‘急就’”等等，不一而足。至于“章草”之称谓起于何时，不能确知。《书断》引王献之尝告其父曰，“古人章草，未能宏逸”，盖彼时“章草”一词早已通用（然后人转魔窟之语，无足征信，想张怀瓘亦应有所本），而以往汉时，若云“草书”，当指章草。“今草”产生之后，乃称其前之草书为“章草”，以示区别，可想而知。在此，我们   需纠缠于章草名称的由来及各种说法的合理性，通过名实之“辩”来选定一个“正宗”；且不说要把它弄清楚是一件麻烦事，就是弄个水落石出似乎也没有多少意义。本来，物之命名，或为前人突发奇想，或为后人周转比附，并非必有根据；书体亦然，“行书”之“行”、“楷书”之“楷”、“狂草”之“狂”，容易理解，而“篆书”之“篆”、“隶书”之“隶”、“章草”之“章”甚至“草书”之“草”，则非一言可尽。可是，对于章草的创作来说，只能“辨”体（认出它是章草而不是其他书体）而不知其由来，似乎也是一种缺憾。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是学问之道。所以，掌握与章草相关的背景知误，探究其源流，清楚其来踪去迹，对于创作的整体氢握，如风格的发展方向、自我评判，都是有所补益的。二、章草之发生（一）书体这演变1.渐变任何事物的发生和消失，都是渐变都是由量变到质变，不可能突变。一种新书体，在其成熟以前，必然要经历一定时期的酝酿阶段，不知不觉，字形完成变异的积累，最终一种迥异于原貌的新书体就出现了。既然一种书体的产生过程是“渐变”的，那么，在其正式定型以前，必然要经过很多人的手，逐步变形、积累，面目逐渐成熟悉。所以，如果说某种书体始创于某代、某帝、某人，就不太科学；只能说这种书体经过了相当时期的累积怨和嬗变之后，由某人开始系统整理、集其大成、成为代表，借助个人的或者社会的力量，以鲜明的书体特征行世，并被时人认可，再被后人沿袭。由此可知，上面张怀瓘所说的“史游即章草这祖”，就失之恰当。一旦章草书体的面目成熟悉了，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史游会写章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世事沧桑，能流传下姓名的书家当属幸运，其中有社会因素，也有个因缘。书体演变中的“渐变”，虽说是“渐”，但其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却可长可智短。即便这个过程很是短促，似乎不“渐”，但是，只要拥有了足够的实物证据后，书体演变过程中的每一个中间环节，就会明晰化，仍然符合“渐变”的规律。有时，会突然出现一种狂怪的书体，它不顺从前后两种书体之间渐变的曲线，有趣的是，这种唐突奇诡的东西，往往作昙花一现。历史上，不知出现过多少种奇名怪状的花哨书体，又有哪能种流传下来？我们今天见到的不过篆、隶、行楷、草等几种正宗书体而已。因为”渐变“倘若问一种书体产生于何时，比如章草，就要具体反问：你所指为章草的萌芽期，成长期，还是成熟期。2.交叠A.多线纽绞书体的演化，不是单线独行的，而是多线纽绞的、你追我赶的。书体之间的遗传关系，不是独传的，而是交又叠的。认为书体演变遵循甲骨——大篆——小篆——隶书或者篆——隶——草的模式，就失之绝对化了。例如，在秦李斯小篆一统天下以前，秦隶（亦可称“篆隶”）早已面世，这可以由《云梦睡虎地秦简》（图1）得到证实，这是隶书“队伍”先行于篆书“队伍”的一个环节。再如，汉末与魏晋之交，隶书、章草、今草、行书和楷书等几种书体并存，甚至不少书体形貌介乎二者（如今草与章草、行书与今草、行书与楷书、隶书与楷书）之间。B.“惯性期”和“观察误差”一种新书体，在经过了一定时期的实际使用之后，成熟并被官方认定为“新体”，但量，原来的“旧体”并不会立即“失宠”，即便官方要求推广，由于社会中个体的书写习惯，书体的交接仍会表现出一段“惯性期”。所以，在通过观察实物资料来研究书体的发展断代时，与实际情况往往以以完全吻合，由于各种未知因素的存在，总会知因素的存在，总会难免一不定期的误差，借科学名词说，就是“观察语差”。C.“截止期”汉末魏晋之交，之所以可视为书体演变的重要转捩点，有其特殊性，它是书体发生的“截止期”，截止到此，篆、隶、章草、行书、楷书、今草等几种独立意义的书体开始齐备：如建大厦，已然“封顶”交工，只待后来局总“扫尾”或者“装修”了。此后，历代书全的变化，均被涵盖在内，只是在此基础上的接续与“组装”罢了，倘若结构有所侧重，便称作“风格”了。比如晋唐有名的“经生体”，便是隶书与楷书的组装；唐楷，是魏碑、隶楷与行书的组装；怀素、张旭狂草，是行书、今草的接续；至于宋江元明清各家各体，更是无足多论了。书体走到“截止期”，众体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分流”，从此以后，一种书体占据垄断地位的历史宣告结束。篆书在秦时曾垄断，隶书在汉时曾垄断，章草呢，它还没有取得垄断地位，其他诸体比如今草、行书、楷书就相结而起，各自开宗立派。章草书体之所以不曾真正兴盛，甚至在唐时几近绝根，有此缘由存在。基本格局已定，再怎么“装修”，也不可能大变动。自从书体“截止期”以后，除了唐人楷书稍辟蹊径、崭露头角外，其他各家各派悉为笼罩。D.“杂合体”书体的“遗传”关系，不是一个单线联系的简单“家谱”，而类似遗传学上的“杂交”，只是书体的这种“杂交”比生物更为独特、更为复杂。书体的新一代，可以带有它以前的任何先辈的遗传特征，隔代融会和返祖现锡并不新鲜（尤其是在上述“截止期”以后）。后来出现的书体，可以直接继承它的“父辈”基因，也可以远隔数代继承“先祖”，成为一种“杂合体”。近人胡小石先生《书艺略论》中说过：“更有一事须郑重道及，即上列诸体，此隶、分、真、草之类，其成立固各有先后，各体间，彼此亦有渊源关系；然并非前一体灭绝，其他一体始代兴。”此方中，“彼此亦有渊源关系”，意即书体在变化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作用，类似此处所言之“杂合”。各种书体，是不会死的。某种书体，虽然可以被搁置不用、暂时忘却、久不流行，但它随时可能复活，成为新时尚的宠儿。E.交叠的细节章草书体的产生，就是包含了上述各种因素的复杂过程，其间有很多细节。不笼统地谈问题而注意细节，看假装把问题复杂了，实则更有利于把问题简单化、明晰化。“交叠”，可以发生在已有过的各种书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民间与文人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实用性与艺术性之间等等可能被“杂交”的任何一对因子之间。比如，问“渐变”最先始于民间还是文人，不好回答；但问“交叠”，即是肯定同时发生在两者之间，即民间的和文人的总是相互吸收，彼此渗透。因此，在遇到新实物资料时，就需要作辩证的分析，不能拿它作证据断然否定或者夸张式地肯定其在书体研究方面的价值，尤其是对民间书法的认识。在民间，书体的变化启动快、惯性大，“交叠”力就大（它甚至可以吸收非书法门类的任何营养）。一种新书体的产生，基动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的，如书写工具材料的变更（毛笔的使用与钟鼎、简帛、砖石、纸张不同，对书体的演变都起过催化剂的作用）；主观的，如使用场合、服务对象、书写心态等等。实用性与艺术性的交叠作用，力量最原始、也最大，可以说文字及书体一产生，它就开始了。书体每前进一步，靠的都是实用性与艺术性这“两足”，光照顾实用性或者单考虑艺术性的书体演变，是不可想象的。汉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书写时，主要目的是实用；但是，无论是木简还是竹简，使用起来虽都不如纸张方便，但书写者似乎并没有节约材料的意识，在一枚简上，有时只写一行字（多时可达五六行），而且字距相当大，表现出强烈的装饰趣味和艺术表现欲望。（二）说“章”1.“章化”A.何为草书在探讨章草的产生之前，有个概念很有必要首先澄清，即；什么是草书？草书，简单地说就是“草写的书本”，其内涵很宽泛。草书，起码包括章草和今草、狂草，但广义地说，还可以包括篆草、隶草、行书、行楷等。由于不同时代、不同书体和不同标准，草书被越分越细，概念越来越狭义，尚有稿（藁）草、大草（连绵草、一笔草）、小草等等称谓。但是，也不能因此以为草书的概念不可捉摸，实际上，草书有它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草未能（即省变法则和符号），章草尤为如此。唐以前，书论中提及“草书”，一般指“章草“；唐以后，不同时代所指有所差导师，可以是篆草、章草，也可以是今草、狂草。例如唐人韦续《篡五十六种书》说，“字有五易：仓颉变古文；史籀制大篆；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汉代作草，是也。”此言中，“草”之所指是何种草体，就难遽然说清，因为在汉代，除了章草，今草也出现了。所以，在读到“草书”时，要具体分析。B.“草化”与“符号化”“草化”，概指书写时的简便快捷的草写，而不去具体分析是会么书体的草写。“草化”，尤其是非正式场合，就“草化”。张怀瓘《书断》所说：“章草，隶书之捷”。“捷”，简便、快捷也，“草化”也。“草化”虽然是一种简单的实践活动，但它对书全的演变，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篆书的草化，形成篆草（或日缪篆、草隶、古隶），无形当中促进了篆书向隶书的转化。再如，隶书的草化，形成隶草，进一步定型为章草。有张就有弛，有严肃就有活泼。在一种整肃规矩的书体的流行中，以适用为目的的相应的草书就一直伴随着，它是新一种书体的雏型，它的模样越来越明显，最终定型，一种新书体就这样诞生了。我们观察《战国青川木牍》、《云梦秦简》、《西汉马王堆帛书》、《临沂汉简》、《居延汉简》等实物，会从这一系列的演变中发现隶变的真正足迹，其间贯彻了“草化”思想。清人王鸣盛《峨述编》云：“草与隶同时而起，非有先后。即如‘阝’字、‘乡’字，‘阝’字凡隶书中带草者甚多。无草则无隶，草与隶相为表里也。”这话即说明了由篆草（草隶）到隶书的“草化”过程。“草化”，越来越抽掉文字起初具有的象形成分，所以可以认为，“草化”即是文字书写日益“符号化”的过程。“符事情化”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只要不误读、能代表原字、说明问题就是了，何必再一笔一画地麻烦呢？2.章草出现的时代许慎《说文解字·叙》云：“汉兴有草书”，卫恒《四体书势》云：“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这里的“草书”，当指章草。章草，是最早宣布独立的草书，它比今草经出世早些。东汉光和间，一时“草书热”，“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辞赋家赵壹针对这种状况，专作《非草书〈反对草书，可谓逆流而上，其中有言：“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之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坚人之业也。”赵壹这话，确也说出了草书（比如“隶草”）形成的一种社会原因，只是立论失之偏激，除了“上非”“下非”“中非”之外，就不必再有别的东西（比如后来的各种书体）？而“圣人之业”，就一定复杂而不可以“简易”？与赵壹说法相近，后魏江式《论书表》说：“（汉）又有草书，莫知谁始，其形画虽无厥谊，亦一时之变通也”；南朝染武帝萧衍《草书状》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庾肩吾《书品》云：“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日曰草书。”赵壹的“趋急速耳”、江式的“一时之变通”以及染武帝和庾肩吾的“赴急之书”，都是从秦汉之际兵           连绵的情势出发，着眼于书写的时间紧急情势来分析“草书”形成的原因。其实，即使战时，也不都时刻要“赴急”，也有体闲的时候。不同意上面赵壹和卫恒的草书始于秦汉之交即“草书（产生）在篆隶之间”的说法，清钱泳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草书之名，实起于‘草稿’。《史记·屈原传》：‘屈原属草稿未定。’是古篆隶皆有草稿书，非今之草书也。“（《履园丛话》）钱泳这里所说的“草书”概念，显然要宽泛得多，不是全指的章草。之所以出现上面的说法分歧，就是把草书的书体来源与产生年代搅在了一起，而使本来不太复杂的问题复杂化了。“书，心画也”（场雄《法言》），对于草书的产生，欲明其究竟，我们还是探其根由——心源。3.“草化心态”草书之产生，除了客观原因，主要还是主观原因。“赵急速耳”、“赴急这书”，“急”，既有客观，也是主观。客观“使然”、主观除“不得不然”之外，当然可以“不必然”；客观“不使然”，主观可以“欲然”。如果不去追究草书产生于何时、何地或者何人等细节问题，而直接分析它之所以产生的主观原因，把问题归结到一个，即书写者为什么“急”，或者说他”草“的心态，也许这样会更简单而址接地说明草书之所以产生。昔日 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下笔时“草化心态”。战将前线吃紧，急率真而不等一笔一画，所以草；文人书斋闲暇，能认真规整但为求笔墨意趣，为别人赏或自赏所以草；匠工干活，忘记笔画而胡乱简省，所以草。这些情况，不管客观情况怎样，都不外乎下笔落墨瞬间的“草化”，都源于主观的“草化心态”。出土于山西春秋晚期晋国都城侯马古遗址的书写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侯马盟书》（图2），是大篆，但已不像金文线条那般刻板，而是充分体现了用笔的变化，起笔重而收笔轻，使转灵活而有弹性，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已经有了连笔意识，这则是书写时的“草化心态”使然；“盟书”尚且如此，其他用途之书可想而知。几乎同时期的简书如《河南信阳楚简》与《长沙仰天湖楚简》，字距疏朗，用笔圆劲，其圆拱形结体显示出用笔的熟练与书写速度的快捷，已透露由篆而隶的消息；这种书风，我们还可以在占国《楚王感鼎铭》（图3）中观察到，其环状用笔和收笔的潇洒，完全显示了书写者的“草化心态”。再如秦《苏解为陶盖》（图4），“苏解为”三字虽是篆书，但笔画是“草化”了的，如此新颖别致的刻画，完全依赖陶器工匠的随意心态；另外应注意，此例足可说明，篆书的草写，即篆草，不一定就是草隶（隶书的雏型）形态，它可以有行书的意味，或者说它正在直接向草书接近。南宋江著名学者张轼《南轩集》云：“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张轼这话说得很痛快，会么时候开始了写字，什么时候就有了草书（此“草书”，与现行概念不一样，其实指的就是“草化”了的当时书体）。清孙星衍《〈急就章〉考异序》云：“草书之始，盖出于篆。或以为‘解散隶体粗书之’，非也。”孙氏此方的“草书”，当然不是指成熟悉了的章草，而是指章草的萌芽，他的意思是说章草，而是指章草的萌芽，他的意思是说章草在篆书仍在流行、隶书尚未成熟之时，就已经开始了萌芽，不会等到隶书“熟悉透”之后再加以变化发生。书写的物质条件随时代而变迁，但书写活动的主观心态却是基本固定的，起码，在实用中以求便捷的“草化心态”是这样。诚如张轼所说：“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是，是否只要书写时“不谨”，就一定可以称为草书呢？不是，只能称为”草化“。书法艺术所谓的草书，是有一定规矩和法度，而不是那些杂乱无章、不合草法、完全以实用为目的的随意的草写。4.实用性和艺术性A.有意无意书体之变革，无不归结于实用性和艺术性这两大因素。上文所述“草化”，亦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分别，即既有出于实用目的的，出有出于艺术目的的。有坡的是，当“草化”被视为一种书法艺术行为时，它未必就符合书写者当时的心枋，他查哨能有意，也可能无意。实用性和艺术性，像磁铁的两极，共体于草书之中。若对草书发表谇论，就必须兼顾两者。传汉张芝（伯英）“下笔有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卫恒《四体书势在必行》），此言颇引人思，既然写草书以求便捷，怎么又不能太草；草书笔画虽少，但有严谨的楷则，情急也写不好；闲暇时可以慢慢写草，则纯属艺术活动了。张怀瓘《六体书论》说：“草书者，张芝造也……然草法贵在简易，而此公伤于太简也。”此批评则又站在了实用性角度一方。章草的产生，虽然也许主要出于实用性的目的——“趋急应速”，但它事实上已经兼顾了艺术性（美观）。常云“艺术实践”，此词当有实用性和艺术性双层含义存在，章草书体之所以能在隶书产生之后迅速占有一席之地，与积极活动于“艺术实践”不无关系。B.为体为用那么，草书的实用性和艺术性两者之中，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或者说，是实用性占第一位呢？还是艺术性占第一位呢？这个问题不能“一言以蔽之”，要看具体的时间、场合和人物等条件和相互关系。我们不能站在实用的角度来指责某种书体的“难认”，因为它的目的可能只是艺术目的。诸葛亮种书体并存而不一体独行的现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样，章草的产生过程，也不外乎这两个因素的复合作用；也正因为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相互交织而不能常相合一，给今天研究章草的发生发展过程造成了一定的因难。实用性与艺术性，两者是可以分离的：一种书体，实用性没了，实用性却仍可存在；反之亦然，艺术性没了，实用性却仍可存在。篆书为隶书取代、隶书为章草取代章草为今草取代，实用性增加，但原来书体的艺术性却丝毫没有减少；行书取代草书、宋体取代行书、印刷体取代宋江体，后来的书体实用性增加，艺术性却不见长进。今天存在的书体，则更是两极分化：在实用性阵营，只管整齐清楚，计算机代替手写；在艺术性阵营，则已完全脱离实用性（当然，它也有实用性，比如作为一种爱好或者追逐名利的手段）的要求，正向纯艺术行为迈进，什么现代、抽象、主义、后现代，不一而足。极力想推广一种东西，无疑将断送它的价值。章草书体，一直没有被推广掉，是其艺术性高强的明证。C.和而不同书体的前进，靠的是实用性与艺术性这“两足”。实用性和艺术性常常又是“齐心合力”、共同作用的。比如在隶书的形成过程中，从《云梦秦简》到《居延汉简》，其书写材料和功能基本没变，但书体面貌已然拉开距离。实用性，是简书存在的根本条件；但是，讲究艺术性，求美，又是与生俱来的，简书的大字距、重波磔、长竖画等浓厚的装饰趣味即是。书体每前进一步，都在力求兼并顾实用性和艺术性这两面；而一种新书体，只有兼并具了实用性和艺术性两面，它才是积极的、有生命力的。从书体的演变历史看，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升降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由篆而隶而楷而草而行，实用性似在增值，艺术性却也没贬值。书体发展的趋势，似乎是由客观要求型超向于主观需要型的，换言之，实用目的在降代，而艺术目的在增加，即，越来越“有意”。实用性和艺术性两因子，并不总是协调平衡的。一种书体，突出了艺术性，实用性就要相对减弱；反之，突出了艺术性，实用性就要相对减弱。狂草，被称为“草书中之美术品”（于右任语），即因为它严重倾斜向了艺术性一边。至于今天所使用的仿宋江体、楷体、黑体等印刷体，实用性绝对没问题，但艺术性则几乎谈不上。“实用性”容易辨别，书写便捷利事即是；而“艺术性”不易衡量，它因人而异，因不同的审美标准而有差别。不能说章草就比隶书艺术性高，也不能说今草就比章草艺术性高。5.稿草与章草谈及实用性与艺术性，想到一个词：简则（藁）草。“稿”通“藁”，稿草（藁草、藁书），这是在谈及章草书时常触及的词。不管此称谓源于何时，它只是把“草”与“稿”的关系拉得比较近罢了，意即起草、打稿方式的草书；因为不是正稿，所以书写起来草率、省便。张怀瓘在《书断》曾引王语：“若草非草，草行这间。”并驳之曰：“岂必草行之间谓之草耶，”由此知，称章草为“稿草”，则大不确。至于有人认为，唐以前所说的“草”指章草，唐以后则指“稿草”（藁书），以此区分章草和稿草两个概念，仍有偏颇。“稿草”和“草稿”，理应分清。“草稿”，属合成词，意思是“初稿或者非正式稿”，而不是“草写或者草率的稿”；“稿草”，则是草书的一种称谓。唐家璇人虞世南《书旨述》云：“史游制于《急就》，创立草藁。”似把“草稿”和“稿草”视为一物，并粗糙地与章草划了等号。从书写法则的严谨，而稿草则要自由随意得多。稿草，不能硬要把它与章草划等号，这是由它的本意所规定的，正如张怀瓘《论草书》所说的“草书之先，因于起草。”或者《宣和书谱》所说的“今世犹以起草为藁者”。6.“隶草”和“草隶”“隶草”与“草隶”，是论及章草时常可见到的两个名词。它们都涉及到了“隶”与“草”的关系，而“隶”和“草”的关系，正是谈章草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张怀瓘《书断》云：“章草，隶书之捷。”虽然章草的产生过程与隶书的产生过程完全是两回事，但是，研究隶书的发生和成熟过程，会从一个侧面给我们研究章草的形成过程提供旁证。像“稿草”与“草稿”有区别一样，“隶草”与“草隶”，也是两个概念，虽然意近，但不相等。“隶草”，意即隶书的草写，是从“解散隶体粗书之”和“章草，隶书之捷”之意而言，即从章草之所由产生的角度而言。但是，“隶草”，只是约等于章昔日 （像篆草等于草隶而不等于隶书一样），两者并不意同（章草比“隶草”草法更为系统化、规范化、符号化），前者内涵更宽泛些。如居延汉简（图5、图6），是隶草的例子，其中偶杂着地道的章草。再如汉朱书砖（图7），也是隶草，但其间也揉杂了章昔日 、隶楷、行、行草诸体。“草录”，则麻烦些，它有两种说法：一，草写的隶书；二，隶书的雏型，即篆书的草体（古隶）。“草隶”这两种说法的区别，关键在于对“草”字的理解上：是把“草”作“草率、不细致”解，还是作“初步的、非正式的”解。“草隶”，以第二种说法为恰在此时当，否则，依第一种说法（“草隶”为草写的隶书），则“草隶”与“隶草”（隶书的草写）两者仍然无法区分，都等于说是章草，显然不合适。“草隶”与“隶草”混用，不乏其例。林志钧序卓定谋著《章草考》说：“是知章名后起，初但名草，又曰隶草，亦称草录。张怀瓘《书断》谓‘章草即隶草之捷’”。即把“隶草”和“草隶”视为一物，可是，所引张怀瓘语“章草即隶草之捷”，“隶草”原本实作“隶书”。《魏志·卫觊传》云“觊善隶草”，晋索靖《草书势》云：“损之隶草，以崇简易。”可见，称章草为“隶草”似较合理。此下无意纠缠于名词术语，只是认为把“章草”与“隶草”，“草隶”三个概念分清而不混用，有益于解释和理解书体演化中的有关问题。有一种说法，古籍中“隶草”或“草隶”，本无其词，而是“隶书、草书”或“草书、隶书”之合称；此说有一些道理，但并不尽然，那要看具体文句而定。（三）章草之发生1.草隶之分化由草隶（或曰秦隶、篆草、古隶）发展到隶书（或曰汉隶、八分），隶书再草化，经由隶草形成章草，这是主流、大趋势；但是，中间环节却并不这么简单。篆书开始它的草化形成篆草（草隶）之后，大致朝两条道路分化开即将。其一，继续简便和草率化，并逐渐具有一定的草化法则，形成章草；其二，书写规范化，变小篆的圆转为方折（成为缪篆），并成为左右对称结构，即标准诉隶书（八分）。由草隶变为章草的路径，可用图8粗略示意。如图所示，在第一条路径上，草隶（篆草）没有“循规蹈矩”，它的变体节奏很快，以至于“好像”没有经过隶书这个中间环节，章草的一批字就产生了。其实，这批字的变化过程也并不违背“渐变”的道理，只是它们择取捷径而已；或者应该认为，即使完成了第一条路径所需要的时间比第二条路径短暂，但是中间环节却并不少，只是我们尚无足够的实物资料来细致观察这个中间环节罢了。在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中可见到草体字如“是”（是）字等，显然已慢章草体段，它们从何而来？似可认为，它们已经走完了上述所谓的“捷径”。这样的字不多，大批的字，仍然是“按部就班”、随大流的，即走第二条路径。

    另需说明，在隶书仍是官方标准书体时，章草也同时在社会上流行着；也就是说，隶书与章草曾经并行过一段时间。所以，如果发现一枚汉简中章草与隶书搀杂，就不奇怪（图居延汉简）。

    2.章草之发生

    A.章草之“两足”

    章草 的发生，包括萌芽、成长及成熟，今天看来，时间并不漫无边际长，其间有些什么细节，今天已无从更多知道，好在我们有秦末及两汉简书可作观察。

    章草书体，是一种特殊的杂合体。章草之出生，主要“受孕”于隶和草，所以，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曰“草法”（此处的“草法”是广义的，是指书体寻求字形省变、书写便捷的方法）；二曰“燕尾”（隶意的主要标志）。此两特征发育完善之后，章草书体也随即成熟。章草收体的前进，靠的就是这“两足”。

    章草的隶基因，“遗传”于其“父辈”（隶书），而其“父辈”呢，则是继承了其“祖辈”（古隶、秦隶、篆草）的衣钵；所以，章草除了带有隶基因和草基因之处，还残留着相当的篆基因。草法“从篆”或者“草录”的说法，道理即在于此（具体字例，在第三章“草法的形成”文中详述）。

    B.章草之草法

    章草的草法“基因”，在篆书中出现篆草时便初露端倪。章草之结体，主要筑基于隶与篆，而在书写速度方面，则直接继承了篆草之“草化”思想，并发扬光大，进而形成自己的整套草法规则。章草之“出生”，没有这种基因“遗传”关系是不可能的。

    研究书体的发展，掌握实物资料至为重要。当年康有为无凭而下了“绝无后汉之隶”（《广艺舟双楫》）之论断，今天看来是空口。至今出土的春秋战国及秦汉早期的钟鼎实物，以及秦汉时期的简帛书如山西侯马盟书、河南信阳楚简、湖南长仰天湖楚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甘肃天水秦简、湖南长沙马王堆简帛书等，给我们观察和分析书体演变的轨迹，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秦汉之交，由篆而隶即“隶变”过程中，省略、连写、替代之类的“草化”思想，一直都在悄悄酝酿着。例如马王堆三号墓的秦末汉初帛书《老子》甲本（图10）中的“是”、“武”以及一号墓的西汉遗册中的“盛”、“定”诸字。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和《战国策》（图11），书体为篆书，书写亦稳健而不荒率，但它已是篆草——草隶的代表，其横势用笔、左掠右磔、提按自如，已呈现隶书的容貌；而且，其特殊的章法，纵向成行、字距灵活、横向贯气，更为后来的章草书体所采纳。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如“是”字等，是带有：“燕尾”的草体字，完全已是章草之体段。这，似乎就是章草草法这所由蜕变的远亲，因此可以说，章草书体的草法，其萌芽，可以追溯至秦汉之交。

    西汉前期到中期的百年间，虽说没有太多的实物资料作证据，但仍然可以推测，这是隶书大收获的季节；隶收成熟，“熟透”，旋即变形。章草之苗，亦由此开始拔节生长。

    在目前能见到的西汉中后期的简书中，虽仍多以隶书为基本体段，但书写轻松随意，使转灵活圆劲，结体、用笔更不死板，草书现象成为寻常事，章草的草法开始眉目清晰。如居延汉简中神爵四年（前58）简（图书室12、图13）、五凤元年（前57）简（图14）、建始五年（前28）简（图15）、阳朔五年（前20）简（图16）等，隶书的腔调都不纯正，其间已夹杂隶草或直接是章草的声间。较有趣味的是宣帝五凤二年（前56）简（图17），起首的“甲渠”二字尚且工整敦厚，正襟危坐，片刻之后，书写者不堪其慢，开始章草书，潇洒痛快，这似乎在为“章草，隶书之捷也”作一注脚。这种“再衰三竭”的书写现象，简书中十分常见。再如元始四年（4）和元始五年（5）简（图18），上面的字书写较严整，中间小字和落款已渐松懈，到末尾的“卿”（卩）字，完全像回到了家。可以猜想，如果是做私事，书写纯为自己看，心态彻底放松，写出纯粹的章草不成问题。

    就在前后三五十年内，至西汉末、东汉初，章草已正工成为主旋律，且字正腔圆。如居摄二年（7）简（图19）、主莽新始建国天凤四年（17）简（图20）、建武三年（27）简（图21）等，书写者只是偶尔还回忆一下汉隶及简书的用笔（如横画的平行、竖笔的拖长、收笔的重拖尾等），思旧之心，可以理解。

    C.章草这“燕尾”

    相比之下，“燕尾”的发育要早，成长也要快得多，它在章草的草法尚不成形时，就已经初且规模。毫不夸张地说，早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与《战国策》中，“燕尾”已经初显身手。

    在西汉后期，即使还算标准的隶书，也不时被章草“燕尾”的风韵所感染。汉元始二年（2）简（图22）及同期简（图23），是隶书体段，但在局部带有极力夸张的“燕尾”，在汉简中随处都有，俯拾即是）。同样的感觉，我们还可以在湖北江陵风凰山汉墓木牍（图24）中体会到，那富有装饰意味的“燕尾”，显然与以往的隶书不同。南北异地而同唱一调，是章草之“燕尾”正在招摇过市的消息，或可由此乐观地说，它是章草书体已经成熟悉并正在流行的一个侧面显像。

    章草的“燕尾”，是它的物征，也是一种“符号化”。由篆书到隶书，是中国文字和书体的一次革命，“象形”的藩篱此次被冲破。隶书的“蚕头燕尾”，已经是一种装饰化的东西，而章草，更把它短促化、便捷化、符号化。“燕尾”是章草用以表示隶意的最显眼的特征物，但是，章草书未必个个都一定带有它。

    总之，从实物资料观察，至西汉后期，章草书体已经完全成熟；如果把书体使用的“惯性期”考虑在内，扣除“观察误差”，章草的实际成熟期，当有所提前，即应在西汉中期。至于章草大规模，大范围的流行与发展，当从西汉末开始，经历东汉直到魏晋。

    3.章草之流行

    东汉及魏晋，是章草的兴盛期。但是，引人思考的是，章草的权威地位，似乎从来就不曾有过（或者说若有若无）；因为，在章草得宠的同时，形体纵长、用笔连带的草法宣告产生，今草、行书、行楷、楷书诸体亦旋即各就各位。诚如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所云：满城争唱的时调”。可惜得很，此时的墨迹实物大都早已烟消云散，无可查考：我们眼前可以看见的，只剩下汉晋简书和楼兰晋人残纸，好在它们都是墨迹，或许它们就能代表当时的风尚主流。

    A.简书章草

    光绪廿五年（1899），在古楼兰遗址首次出土简书，是近代书法研究史上至关重要的大事。1914年，罗振玉和王国维根据已发现的资料编印了《流沙附简）一书，当时影响颇巨。解放后，敦煌、居延、武威甘谷等地又先后发现了大批简书，这些实物，把我们从想象带近真实。

    汉简，以甘肃敦粕、居延两地最多，纪年主要在西汉武帝至东汉建武年间，最早者如熟悉后的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木简；而魏晋简，主要出土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和罗布淖尔西北的古楼兰遗址，纪年最晚者如楼兰的前京建兴十八年（330）木简。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我事之秋，最纷每繁、最复杂，“乱世出英雄”，这段时期的中国文化也最具代表性。生长在这片丰腴的文化土地上的书法，当然空前绝后，包罗万有而仪态万千。简书，虽多以实用为目的，但由于用途的不同，也有严谨与自由的区别。用于公文的，如转抄诏书、上章奏事、下达律令、檄记簿册、爰书符传，一般作隶书，书写也严肃规矩；而私用的如公文底稿、家书、日常纪事、来往书信、历书、方技、医术等，则下笔轻松随意，字体灵活随便。汉武帝时建河西四郡，并沿武威、张掖、酒泉之北西及敦煌修造了一段长城，用以戍边者多系流动人口，文化水平高低不齐，所以这时的简书花样繁多，其中不乏风格独特者，令人耳目一新。

    其实，早在宋江代，黄伯思《汉简辨》中就有过关于汉简章草的记述：“近风关右人发地得古瓮，中有东汉时竹简甚多，往往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字尚完，毕章草，书迹古雅可喜”，并录有其词。清顾炎武《日知录》也有记：“赵彦卫《云梦漫钞》言：‘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发夫讨羌檄”。宁人出土的汉简，惜乎早已失传，惟其文尚存。

   “永初二年”即公元108年，已至东汉中期，而实际上，在此之前，章草作为一种完备的书体，早就宣告独立。“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此时的章草，开始大大方方地整片出现在简书中，用于日常纪事，不再是稀罕物，如建武廿二年（46）简和建武廿九年（53）简（图25）、永平十一年（68）简（图26）。再如成册的永元五年（93）简（图27），其章草书在章法、结体、用笔等方面，都可以说无可挑剔。

    汉简中，除隶书、章草之外，还出现了类似隶楷或行楷书体，如汉顺帝永和二年（137）简（图28，左为局部放大）。值得一提的是武威医简，一简多写数行，隶草和章草书体相杂（图29、图30）。字数虽然较多，但用笔精能，转拆圆劲、轻重相宜，而通篇则有一股整齐厚重之感；尤其偶出轻灵之笔，左下部出尖，颇类陆机《平复帖》之趣味。

    晋简，出土于古楼兰遗址，数量不多，但其章草却极精彩，它与临近地区敦煌的汉简相比，在书风上，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是时代使然。

    晋简章草，已脱略了汉简章草的生拙味，草法和用笔械及为娴熟。其书风，继承了汉简章草中的圆转流美一路，使转更趋婉约灵便，几已完全摆脱了汉隶的束缚。其收笔，开始使用更多的回锋，笔短意长，不再斤斤于“隶”意的表达。图31三枚简书，左为晋简中和右为汉简，请观察并体会它们风格之间的承传与递变关系。晋简章草，亦不再泥于横向取势，开始纵势行气，字形也随之形态迷离、敧侧生姿，顺着一简之窄地，曲动摆荡而下（图32所示两枚晋简）。

    晋简中，除了章草,已有逼肖楷书行书架势者，如图33所示泰始五年（269）简和图34简。这般形象，我们在同时期的晋人残纸中亦可遇见（图35）。图33、图34、图35，合成一股用笔外拓、宽博敦厚之气息，此脉书风，则为后来的唐人颜真卿所接续（图36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B.残纸章草

     在楼兰遗址，除木简外，还出土有魏晋时期的文书残纸，其中纪年最早者为三国魏嘉平四年（252），最近者为西晋永嘉四年（310）。楼兰虽远在西北，但当时却很繁荣,又地近河西，与内地颇多交流，其文化受中原影响亦大，故此地出土的晋人残纸实物，理应反映当时的书体风貌。

    楼兰残纸墨迹，内容包括公文、律令、纪事、名册、信函、收据、草稿、医方、日记等等，除了平羌史料外，其书法文献价值殊大。这些墨迹故物，使我们冲破久远的历史暌隔，走近魏晋现场，识得魏晋风度，识得当时章草书之真容。实物胜过任何理论推导，这些残纸充分显未了魏晋期间书法艺术的实践，从中我们不难寻味此时的书体演变的情节。

    残纸中，不乏章草书佳作，其丰富多姿而不单调一律的章草书风格，的确令人大开眼界。残纸中，书风有与陆机《平复帖》（图37）相仿佛者，如“十二月…无达言”手札残片（图38）和“其颜色也……”文稿残片（图39）。它们之间虽然所处地域不同，书写者的身份也不同，但二者的点画、线条、使转、笔趣、墨味等之间所流露出的气息却极相类，只是陆机《平复帖》相对而言更加规矩、更加完善、更有文气罢了。想来，它们的书写年代，应相去不远。董其昌跋《平复帖》曾云：“右军以前，元常以后，惟此数行，为希代宝。”（《墨缘汇观》）先生若见这些残纸墨迹，当大满足也。

    今天的启功先生，比起明人董其昌的惊奇来，又多了几分惊喜。在《论书绝句》中，启功先生盛赞楼兰残纸曰：“风流江左有同章，折简书怀语倍深。一自楼兰神物见，人间不复重来禽”，并说残纸“其字迹体势，虽互有异同，然其笔意生动，风格高古，绝非后世木刻石刻所能表现，即唐人响拓，亦尚有难及处”。面对残纸中的“（无）缘展怀，所以为叹也“一行（图40左）”，而“下笔即如刀斩斧齐，而转折处又绵亘自然。乃知当时人作书，并无许多造作气，只是以当时工具，作当时字体”。“以当时工具，作当时字体”一句话，说中了书体实践和深变的规律师事务所。另外，启功先生又拈也阁帖中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参见图116）与残纸“五月二日济白……”（图41）残札作比，并阐墨刻之别，实极中肯之论。除此之外，残札“此月十四日”（图42与图41）所示“五月二日济白”残片出自一人之手），虽极皱损，然其形貌，与刻本《十七帖》比较，笔法有守之而无不及处。至如“九月十一日”（图43）字样残纸，与王羲之《孔侍中帖》之“九月十七日”（图44）字样，则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