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二）
(2011-01-07 21: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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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谈书论法 残纸中书体相当丰富，除了章草，尚有楷隶、行楷、行书（图45、图46）。试与图28汉简对比，同中有异，汉简虽亦杂体，但仍感严肃，晋人残纸则要解放得多。更有甚者，已是流美纯熟的行草、今草（图47）。几种书体和睦相处于一纸之内，在当时是平常事，在今天欣赏起来，却颇感趣味。有的虽是章草体段，但收笔回锋含蓄，已呈今草势态（如图48“羌也既不能”、“复画日而数”纪事残片）。
谈到反映晋人书法实况的楼兰残纸，忽想起发生在60年代的“兰亭论辩”；不光是因为楼兰残纸实物可以给论辩《兰亭》真伪提供佐证，还因为“兰亭论辩”其实围绕着一个主题——隶意。“隶意”明显，或者暗含，是章草的命脉。
4.关于“隶意”
A.晋人书风
“兰亭论辩”中，认为《兰亭序》是伪作的一方，找出种种根据证明：王羲之那一时期的书体，应该带有隶意，不可能像《兰亭序》这样的完全成熟的行书。而认为《兰亭序》系出自王羲之的一方，也找出各种理由，其中最有力的实物证据，就是楼兰晋人残纸，其中尤以《李柏文书》（图49）为著名。李柏为前凉西域长史，据王国维《流沙坠简补编》考证，他的活动年代当在东晋咸和至永和年间，正是王羲之书写《兰亭序》的年代（“永和九年”）。虽然说在出土的同期简牍中，还是隶意颇浓的东西，但《李柏文书》等的特殊面目确是事实。普遍性不能否定特殊性。在可信的实物面前，我们 需再进行过多的口“辩”，只用眼“辨”就是了。
实际上，《兰亭序》那样的字体与书风，在五羲之之前就有，他写出《兰亭序》也不是稀罕事。至于认为它圆媚近俗、从其笔迹状况以及文风等方面着眼仍有不少疑问，那则是另外一码事。清人李文田说：“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功受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太残酷了，这无疑将一下子否定掉传世的几乎所有王羲之书迹；而且，李氏此言完全忽视了包含了刻工个性的碑刻与墨迹原本之间应有差别这个事实。关于《兰亭》问题之辩，有几个问题应该区分而论：王羲之能否写出这样的书体是一个问题；此《兰亭》笔墨是真是伪是一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不可混而一谈，“胡子眉毛一把抓”。
魏晋，是一个文化艺术形态纷繁的时期。这是一个挥 清谈而又讲究大变革的时代。“俗好清谈，风流挥扇，志轻轩冕，情鹜皋壤。机务不以经心，翰墨于是假手。或品极于峰杪，或赏析于毫芒。至乃父子竞爽，殚精以赴，疲神靡辞，以此为书，宜其冠绝后古。”（马宗霍《书林藻鉴》）是的，“父子竞爽”于书法；据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曾对其父王羲之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究 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好一个“法既不定，事贵交通”，难怪王献之能脱胎换骨，潇洒独步。同时，这一时期的书法理论亦喜获丰收：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东晋卫铄《笔阵图》、北魏江式《论书表》，南齐王僧虔《笔意赞》、《论书》、梁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虞和《论书表》、梁陶弘景《论书法 启》、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等。难怪，在这个时期，在隶书式微的情势下，章草、楷书、碑书、行楷、行书、今草都各臻其妙。尤其是章草，在魏晋时期大空纷出，成一时之盛，而且，这时的章草，已在汉代章草的股体内注入了“今妍”，焕发出追求纯美之时风。
晋代，是书体发展的一个秋收季节。有些书体，汉风犹存，明显的，如《爨宝子碑》，即便钟王小楷，其横画、转折、捺脚收笔处，仍隶意盎然。但是，如果说晋人书体一定带有隶意，就失之武断。晋人的今草、行楷、行书、行草等均已别开生面，脱脑了隶意的窠臼。黄宾虹云：“晋人书，变方为圆，变隶为行。”（《黄宾虹画语录·论晋人书》）即说明了此意。“变”，虽然总是由量变开始，但也总分有质变的时候。
Ｂ.章草之隶意
“隶意”，就是隶书那特有的味道，尤以“燕尾”为最；一笔到位的“燕尾”，而隶意尽出。
作为“隶书之捷”的章草，有隶意是其份内之事；但章草的隶意，随时间而发展，也因书家而区别。刘熙载《书概》云：“章草有史游之章草，盖其《急就章》解散隶体，简略书之，此犹未离乎隶也；有杜度之章草，盖章帝爱其草书，令上表亦作草书，是用则章，实则草也。至张伯英善草书，尤善章草，故张怀瓘谓伯英‘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究，’以示别焉。”沈曾植《菌阁琐谈》亦云：“《急就》是古隶章草，《月仪》是八分章草，右军父子则今隶今草也。《急就》止右波，《月仪》左方起处收处皆有作意。”此则说明了章草取源之差异，流变也因之而不同。
“隶意”，虽发源于隶书，但它也可以出现于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当中。隶意，在不同时期、不同书体或者不同表现形式中，相应不同。晋人《三国志》残卷（图50），作楷书（有钟王风韵），但从字的结体、用笔的起迄转折尤其是末笔夸大的重顿“燕尾”，可以窥见隶意。再如晋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残卷（图51）和六朝安弘嵩《写经残卷》（图52），书体皆楷中兼行草，突出的横笔和捺脚使通篇在流畅间增添了一分稳重、质朴。
稳重、质朴的书风，与隶意“同气相求”，但是如果都一律呼之为“有隶意”，就不甚妥当，似有把“隶意”内涵扩大化之嫌疑。隶意，困体制宜，秦隶、汉隶、隶楷、楷书、章草、行草，书体不同，倘若要表现隶意的话，也就各有春秋，风貌不同。隶意，也是“因地制宜”的，简单地说，像图53所示的两种汉“长乐未央”瓦当，其捺脚的隶意，均受到瓦当圆面布置的影响；复杂地说，各种书体所表现的隶意，应该是与该书体相协调的，不能“羊群里出骆驼”。研究书体，不见隶意和满眼隶意，都是偏见。而且，有无隶意，不能通过一笔一划或者说一字两字来作判断。说章草有隶意，并不见得章草个个字都要有尺寸合适的“燕尾”，其隶意，还可以表现在转折、横、收笔、点等笔画处。
书体变形，有实用与不实用之分。实用，即简捷，是一种新书体有生命力的重要条件。篆书的对称结构与圆笔使转，被隶书方折所取代，但是，隶书那既长又大、以艺术性为主的“蚕头燕尾”，仍然是实用中的弊端。章草的“立身”，以草书为主调，又要保留隶意，倘若照般隶书那装饰味过浓的“蚕头燕尾”，硬安上去，就不但不协调，而且书写起来仍然费劲，有失便捷之旨。章草的突破，就在于把“蚕头燕尾”进行了处理，使之短暂化——由长变短，由慢变快，笔短意长，虽然一挥而就，仍保留着隶意。黄伯思《东观馀论》说：“凡草书波磔者名章草”，虽说得简单了些，但意思正确。
三、章草之发展
（一）《急就章》与章草
1.《急就章》与《急就篇》
《急就章》，为西汉元帝刘 时（前48～前33年）黄门令史游所编撰，是继秦丞相李斯《仓颉篇》、中车府邻赵高《爰历篇》、太史邻胡 敬《博学篇》、文园令司马相如《凡将篇》之后的又一种小学类字书，“所以启导青衿、垂法锦带也。”（唐人颜师古《急就篇》注叙）
“急就奇觚使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成快意。”因开篇首句有“急就”二字，故以名篇。今存本34章，大抵按姓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为七字句，作学童识字用。宋江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
《汉书·艺文志》尚称《急就篇》，自《隋书》始有《急就章》之称，隋、唐以后，《急就篇》遂尚称《急就章》。而《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云“所谓章草者，正因（史）游作是书，以所变草法书之。后人以其出于《急就章》遂名章草耳。今本每节之着，俱有章第几字，知《急就章》乃偶然异文也。”又作一说。
2.《急就章》与章草
《急就章》，是书名，篇名；而章草，是一种书体。
“章草”书体命名的来源之一，即从《急就章》之“章”而也。因传世章草法帖，以史游和皇象书《急就章》为最古，最常见，所以，提及《急就章》，就把它与章草联系在一起，乃至混淆为一物。
3.章草书《急就章》的意义
《仓颉》、《爰历》，《博学》、《凡将》诸篇，今均佚失，惟《急就》一篇颜师古注本犹存；因为小学字书，初学都必习之，昔贤又多喜书之，文以书存，这不能不说是章草书体的功劳。
《急就章》与章草书体有点共“栖”“共生”“共存”的意思：《急就章》借章草得以留存，章草亦借《急就章》而流传。
当然，时代变迁，《急就章》被不断翻刻，版本遂多。据王国维《自叙〈急就篇〉校正》说：“于是所见《急就篇》遂逾十本，综此十本，实分四类：明季类帖与三山陈氏（雪峰）本同出‘松江石本’。‘贷南阁本’，虽号出索靖，然孙氏（伯渊）所举存字之类，与明刊叶（梦得）本正合。赵氏（子昂）真草二本，存字较多，然亦与叶本同源。惟颜（师古）本及宋江太宗本、空海（遣唐僧）本与叶本大异，即三本亦自相异。尝细考之：则叶本实出皇象；宋太宗本出于钟繇；空海本出于卫夫人或王羲之；而颜本则兼并综诸本者也”。观察元明诸家《急就章》本之内，偶有奇字出现，与皇象本不同，想或有此版本差异的原因。
4.传世《急就章》章草帖
在敦煌汉简及晋人残纸中，即有习书《急就篇》的墨迹（图54、图55、图56），再如《东汉〈急就〉砖》（图85），砖文所刻即为《急就章》着句。这些墨迹，因出自初学者之手，稚拙难免。
《急就章》，历代不乏书写者：汉崔瑗、张芝，三国皇象、钟繇，晋索靖、卫夫人王羲之，北魏崔浩，唐陆柬之，宁黄庭坚，元赵孟、邓文原，明宋克、俞和等，可惜大多不见。
至宋元间，古代章草墨迹已凤毛角，几已失传。今所见皇象书《急就章》，为最佳古本，系明拓松江翻南宋江刻本。“松江本”系明正统四年（1439）吉水杨政据宋人叶梦得颖昌本摩刻的碑石因刻于松江而得名，而颖昌本则是叶梦得据唐人摩写皇象书《急就章》而刻于颖昌者（见《宣和书谱》）。宋叶梦得摩本着必有缺文，杨政据明初宋克临《急就章》而增补。沈曾植《海日楼札丛》论“松江本”《急就章》云：“细玩松江《急就》，决为唐监不疑有讹略之迹而无讹略之情也。推迹以知情，是在善学者；”亦有独见。
今习书者，除了古拓本之外，元明人临本亦可参照。同样是临《急就章》，赵孟 、邓文原、宋克所临，又形态各异。
（二）章草之兴衰
早期章草，见于两汉，古朴渊雅，富有隶意，汉简章草即是；中期章草，见于魏晋南北朝，用笔娴熟，且已带有今草流韵；晚期章草，见于无明，衰而复兴，面目纷呈，多具有个性色彩。
汉元成年间，章草书体曾被列于秘府，朝野上下乃争习之。提但“文质彬彬”、“勿取浮华”（《后汉书·章帝纪》）的章帝，则尤喜基体，令杜度等用以上书言事。至后汉，徐 、崔瑗、崔寔、张芝、张超、蔡邕等皆精章草，一时称盛。自张芝等变章草之法，成今草之势，更利实用，章草书体的地位遂被“分流”。
魏晋以降、魏武、钟繇、钟会、曹植、孙皓皆雅善章草，吴皇象尤擅名于时。至晋及南北朝，卫瓘、卫恒、杜预、张华、索靖、陆机、陆云、王洽、郄鉴、郄 、应詹、敦璞、庾翼、王 、王羲之、王献之、卫夫人、王濛、许穆以及齐曜、裴松之、贺道力、萧子云、李铉等等，名家辈出。随之，崔浩解《急就篇》，刘芳续注章义证三卷，陆拟《急就篇》为《悟蒙章》，斯学亦大举。
迨隋唐，楷书、行书、今草、狂草诸流并行，章草之体几被淹没，其学亦衰矣。先后虽有隋炀帝、释智永及唐玄宗、武则天、欧阳询、王知敬、王绍宗、吕向、张怀瓘、张旭、韩 、陆贽、柳宗元、王建、释宽海、李愚等诸家相承，然无专以章草名世者。欧阳询《与杨附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章草书体，并非“西晋悉然”，实则彼时今草、行书等亦已大行，绝非至东晋才由王逸少兄弟“变章草为今草”。欧阳询所言虽未允当，但说“章草几将绝”，确是道出了章草书体在唐代的式微状况。
五代逮宋，工章草者更复寥寥。虽有徐铉、黄伯思诸人之倾力倡导，太宗、高宗、蔡襄、薛绍彭、杜杲、释寂照等人亦雅好其体，然世人惟知苏黄米蔡“四家”矣。宋黄伯思《东观馀论》云：“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隋知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到。概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于泯绝”；“唐人更不作章草书”；“章草法绝久矣”。黄伯思言论的根据，是他看到了时人“强学之，所谓不堪位置，羞涩终不似真。俗人未尝知古人用笔处、见其人书者，随众称善，皆日钟、索复出矣”的情况。唐至五代人的章草书，传世之作的确罕见，倒是在敦煌发现的经卷中，我们可以体会当时章草书的风貌（参见中编“敦煌唐人写经”章草部分）。
至元代，章草开始复兴。赵孟 极力鼓吹，影响甚巨，遂使几成绝响的章草在元明为之一振，诸家随这风起，至明时再次称盛。鲜于枢、邓文原、陈绎曾、吴声淳、甘立、康里 、杨维桢、饶介、方从义、俞和、宋江克、宋 、宋广、金铉、田致平、沈粲、张弼、祝允明、文彭、五宠、王世贞、邢侗、蒋如奇、罗文瑞、周履靖、冯焕章、马元震、黄道周、王象春、陆元厚、张瑞图、倪元璐、王铎等，名家接踵。
清至近代，因惟“馆阁体”是用，学子不敢他顾，问津章草者遂少；然仍有傅山、朱 、汪国瑞、李滨、王澍、姚鼐、温纯、常执查、葛柱、陈景元、高凤翰、黄慎、张照，包世臣、沈曾植、王世镗、郑诵先等人能作章草，虽不都具大家风范，但毕竟使章草书体之脉统得以接续。
章草一体，虽不利于实用，但其书法之高古渊雅、严谨工美，必有人好焉，故代代绵，生命未绝。
（三）章草不兴之原因
1.书体缺陷
卓定谋在其《章草考》一书的绪论中说：“徒以时代屡变，几经丧乱，传写错讹，避讳更易，又无善本良师以厘正之，而章草之学，遂渐形晦滞矣。”这段话，的确道出了《急就章》章草不广为流传的一种原因。不过，章草之所以不兴，并不在于《急就章》这个流传载体（工具）本身，而更有其他诸多原因在。
在书体方面，章草存在固有的缺陷。章草自身，尚有一批字没有发展到完善的定型，没有规范写法，行草混写、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等现象一直存在，这就给章草的具体使用和流行造成了障碍。即使是传世范本《急就章》中，同一个字、同一个偏旁，亦前后彼此不同。此外，章草愈是简化、愈是规范，就愈是难难识读；这样，学习章草书，就相当于另学一套文字，对习书者无疑是一种额外负担。相比之下，楷书和行书虽然笔画多，但容易辨识，“有法可依”，所以反而广为使用。
钱玄同序卓定谋《章草考》中说：“提倡章草有两个要点：一是要切用，不是要复古；一是求便写，不得求美观”，这两条，章草似乎都做不到，也都不易实现。本世纪初，章太炎就曾针对汉字的“难写”，提出补救办法，说：“欲使速于书写，则人人当兼并知章草”（《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姓“章”，提倡章草亦是情理中事；而钱玄同“认定他（按：指章太炎）这个主张是最切于实用的，是汉字唯一的简便方法”，并认为“章草实为至简便至分明之字体，在汉字范围以内，章草确已登峰造极了。”但是实际上，章草书并不“切用”，也并不“便写”，它的艺术性大于实用性，所以它也就难于推行、普及。
话说回来，章草也不可能普及，试想，若当年得以普及、流行，人人会写，它则已如今日之印刷体，还谈什么“美观”、艺术性？哪里还有什么章草一说？过度提倡一种东西，使它普遍流行，无疑是终结它的生命力。变或不变，其辩证大矣哉。
2.实用性差
“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这中许是赵壹《非草书》立论中从实际需要出发的有力论据之一。在赵壹讲话的年代，章草正在兴盛。时过境迁，直到汉末，章草的垄断地位也一直没有得以确立，其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试从官方使用情况猜想，章草既然是草书，但被御定为上奏之用，那么书写时就要十分的严谨规矩（等于在作楷书），一笔不苟，不能随意发挥，这便丧失了书写时”草化“的轻松心态，鲜活的生命力也就丢失了。
“曲高和寡”。章草实用性差的表现，还在于没有广阔的群众基础，且不说平民百姓没有机会上章奏事，学章草没有积极性，就是章昔日 那严谨的整套的草法，什么从篆从隶、下笔有源，没有相当的文化不大可能掌握。
就在章草书体还有待普及时，不幸得很，其他比它更为适用而艺术性并不逊色的书体如楷书、行书、今草等就几乎时产生了，章草于是被搁置了。
3.有替代品
实用性的高低也是相对的，说章草实用性差，是因为有比它更为适用的。如果没有其他的书体出现、在实用中作“替代品”，章草的垄断地位迟早会确立、但是事实上，章草在流行，其他书体如今草、行书、楷书也在流行。
从实用角度看：今草继续芟简掉章草装饰性的波磔，加强用笔使转的变化，开始收笔连带，一气呵成，提高了书写速度。从艺术角度看：今草（尤其是“连帛草”）字与字间笔势连绵，行气贯通，或缓或急、或粗或细、或斜或正、或断或连，在艺术性方面别辟蹊径，开辟了一个崭新境界，诚如梁武帝萧衍《草书状》所赞：“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渌水之徘徊……盖略言其醒概，未足称其要妙焉。”今草之跌宕流美，比起章草的正襟危坐，更容易被人接受，士大夫这样，平民百姓更是这样。倘右今草书仍然掌握不好，退求其次，还有行书和行楷、楷书可供选择。
4.难能两全
谈及实用（适用）问题，想起30年代于右任曾经极力倡导的“标准草书”，先生在其《标准草书》一书自序中说：“吾国草书之兴，以草篆草隶为权舆。秦汉以来，其用日增，其法日进，其称日繁”，并把草书分为“章草”、“今草”、“狂草”三系，其中论“章草”时说：“其为法：利用符号，一长也；字字独立，二长也；一字万同，三长也。当时作者，实有远见；所惜创业未竟而定型遽成，以致不能进步。汉张芝、吴皇象、晋索靖，皆一时领袖。张书遗迹渺然，但可于两汉遗简，想象神采。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出师颂》，可谓章草范本，然全体繁难之字，简单化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于赴急应速之旨，固未达也。”此段论述，可谓详善故抄之。但同时也引发人再度思考一个问题，即上面“说草”，一节中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
草书的实用性、应作辩证理解。笔画省变，顺应了“赴急应速”之指，实用性似乎提高了（艺术性也提高了），但是，就更不易识读，实用性就会更低了。章草的“繁难”而不简单化，仍然是为了实用性（易于识读），所以它的有违“赴急应速之旨“，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事实上，能兼顾实用性和艺术性两方面、两全其美的书体，似乎还不存在。
另外，章草其“定型遽成，以致不能进步”，似乎也是难免的，何出此言？正因为它的面目“定型”，所以就难以进一步变形，倘若一变，人不能识，失去自我，它也就不复存在。章草书体，其特殊性亦在于此。今世名家之书画，其理同此，内格愈是明显，愈是难以进步，倘若忽然变形，别人还不认了！
（四）章草之去脉
其实，章草也并没有踏步不前，它也像魏碑等过渡书体一样，进一步演变，或者说，它的若干精神为它后来的书体所接受。
章草在成熟之后，没有流行太长的时期，就被今草、行书以及楷书等书体所取代，但它也并未随之销声匿迹；后来的书体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吸收了章草的养分。
“草出于章，行出于真（宋姜 《续书谱》），“章草，古隶之变也；行草，今隶之变也；芝旭草，又行草之变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两种说法虽无大异，但立论的角度不一。章草之萌芽，的确在楷书，行书或者今昔对比草之先；但是，如果直接说章草演变成了楷书、行书或者今草，就过于简单化了。
虽然说章草为“楷法用笔”（或日开了楷法），但是，章草与楷书两者在结体和用笔等方面毕竟异趣；而且，各自处于闪盛时期的章草，与楷书，的确有过并行的阶段（此处的“楷书”，指楷隶、魏碑和钟五楷书，而非唐楷）。所以，说章草开了楷（真）的书的门径，就有失妥当。隶书在草写时，就有近似楷书或行楷者（在汉简中可以见到），也为后来的魏碑、楷隶乃至楷书开了一条先路。章草与行书的关系，也是这样。
张怀瓘《书断》谓，“草亦章草之捷也”，不错，但是，是否可以说章草变成了草书？不完全。今草，其来源有二：章草和行书。章草的演变有特殊性，它的大多数字，继续简便成为今草、尤其是那些收笔为点、捺笔、回勾、竖笔的字，其章草写法更容易被今草吸收，如“内”（内）、“御”（）、“烦”（）等字（皇象《急就章》中这些字的章草写法，就与今草无异）。也可以说，有些字，其章草写法，本来就与今草写法一个模样。但是，章草的有些字却只是随时流而迁徒，保持着原样，没有为今草所继承（如“与”字，章草作“ ”“ ”、“ ”），未被今草沿用。
上文曾述及，书体之间，并非仅是直接承传的关系，它们往往是互相“交叠”的、融合的。宋姜 《续书谱》说：“真、行、草书之法，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圆劲古澹，则出于虫篆；点画波发，则出于八分；转换向背，则出于飞白；简便痛快，则出于章草。”在楷书、行楷、行书、行草等书体中，不难体会到“简便痛快”，若说它出于章草，主要是从用笔速度角度而言，并非简单地指点画使转和字形结构。
章草书体，虽然“古板”，但生命力仍然旺盛、渗透力强大。除了上述的“简便痛快”出现在了多种书体中，就是在今天使用的简化字中，也有相当一批字的写法，就是根据这些字的繁体字的章草书（当然还有今草）写法。如简化字“长”，章草即作“长”，简化字“乐”，章草即作“乐”，简化字“尝”，章草即作“尝”，等等。只是今天的简化字尚有问题存在，如“发”、“云”、“钟”、“后”、“丑”、“冲”等字，都有两种写法；写法不同，意思也就相差悬远，使用起来就容易出错。写书法，宜用繁体字，不是仅为了美观，而是不出错字、不闹笑话。摘文字的人为改革，与书体的自然演变，有着不同的逻辑，此是外话，不作多论。
中编历代章草作品鉴
一、章草之鉴
鉴赏，意即鉴定与欣赏。鉴定，意即辨别和确定、鉴别和评定艺术品的真伪、优劣；欣赏，意即领略艺术品的趣味、享受其美。“鉴”与“赏”，是统一的：会“鉴”，就会“赏”；不会“赏”，谈不上“鉴”。
本章谈历代章草作品之鉴赏，主要通过欣赏不同时期的章草作品的艺术风格和雅俗趣尚，介绍和评析章草书体的发展脉络及相关文献资料，以期给喜好书法的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价值。
（一）关于书法之鉴赏
欲学好书法，不知鉴赏是不行的。拿来一幅书法作品，要能评判其艺术水平高低；眼不高，手永远高不上去。
鉴赏，包括技术性和艺术性两个层次。技术性，比如使用材料、下笔技巧，可看亦可言；而艺术性，比如笔墨风格、通篇气韵，则较复杂，可感而难言。
真正意义的书法艺术，作为一种高级的精神产品，其妙其美，更多的是只可意会的，外行人不能洞察，所以绝非以“好看”、“有劲儿”或“不好看”、“杂乱”等语所可概括。
正是因为书法的这种妙而近“玄”的成分存在，使得传统书论中在涉及欣赏时，出现了米芾《海岳名言》所反对的“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现象。的确，沉迷于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类花哨词藻，终归使人感到隔膜，难以领会，也就“无益学者”。可是，“比况”有时是难免的；说不清，而又一不定要说，此时，只能用“比况”，即打比方、比喻、类比、形容。不过，好的“比况”，不是不可捉摸的，而是通俗易懂的，甚至以生活中最常见事物作比，既明白又有余味。传统画论中的“曹衣出水，吴带当风”、“黄筌富贵，徐熙野逸“，也是比况，前者比形态与神韵，后者比气息与格调。《书法本象》云：“皇象如奇峰怪石，骨力有余。索靖如金华翠叶，精研莫比。萧子云如晴云点空，轻圆自得。此三家者，章草之圣品也”；“奇峰坚石”、“金华翠叶”与“睛云点空”，难解易解？与白居易《琵琶记》中形容弦声时用的“大珠小珠勤务玉盘”相比，何者更藏书妙、更通俗明了？其实，对于书法，因为它终归是抽象物，所以对它的欣赏，再好的比况也只是大概、仿佛，诚如后汉崔瑗《草势》在形容了一番后，说：“略举大较，仿佛若斯斯。”
都写章草，不同书家，面目风采自是有别。即便都称“圣品”，仍应有高下之分。生活中的物品，有秤可称，有尺可量，因而客观；而对艺术品（如书法）的风格的认识和欣赏，则没有公认的唯一标准，所以主观性强。客观与主观的分别，显示了科学与艺术的分别。对同一书家的评价，因人而异，“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面对同样一幅书法，之所以会出现众口不一、“授”非所“受”的现象，与欣赏者个人眼光、学识和修养的参差不齐有直接关系。
技术上升为艺术，物质升华为精神。观书画之作，需修养焉。先观察其章法之巧拙，分析其笔墨之优劣；再揣摩其趣味之雅俗，体会其气息之邪正；而后能由悦目而娱情，脱略眼前物，随意所适，卧游坐驰。至于在一幅书法作品之内，到底有没有所形容的百般神妙，什么龙翔凤翥、阳舒阴惨，甚至音乐之声、 蹈之容，只好各有灵苗各自探了。
（二）章草之美
后汉崔瑗《草势》云：“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章草之法，盖双简略，应时谕指，周旋卒迫，兼并功并用，爱日省力，绝险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左矩，圆不中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鸾企鸟峙，志意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机要微妙，临时从宜。”这段欣赏草书美的话，用以审视章草书体，亦妙；虽然也有点“玄”，但其言“兼功并用”，则可说明章草兼备了实用性和艺术性这两方面，而“俯仰有仪，方不副矩，圆不中规，抑左扬右“以及”机要微妙，临时从宜”，则指出了章草结体和用笔的平中寓奇、灵活多变。
是的，因为章草有一定的写法，有严谨的草法规范，所以，要在写正确的基础上写出美感，写出风韵，着实不易。
章草，其妙处之一在于“沉着”而又“痛快”，因之，有理亦有趣、有法亦有有味。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赞皇象云：“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论诗之风格有云：“一曰优游不皖，二曰沉着痛快。”明人丰坊亦以诗法论书法，曰“古人论诗之妙，必曰沉着痛快，惟书亦然。沉着而不痛快，则肥浊则风韵不足；痛快而不沉着，则潦草而法度荡然”（《诗诀》）。章草，因有隶意而“优游不迫”、而“沉着”，因本是草书而“痛快”、而“风韵”，它是矛盾的统一体，既制造矛盾而又解决矛盾。由此想来，写好章草，的确不简单，也因此为善解矛盾的书法高手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当然，并非说章草以外的其他书体就不讲究用笔的轻重缓急与节奏变化，只是似不如在章草里面表现得那么尖锐和明显，即使在单字之中，亦然。
林志钧序卓定谋《章草考》论章草三美：“余谓章草有数美：笔下有来历，而结体变化，皆有法度，一美也；向背分明，起止易辨，使转随意而不伤狂蔓，二美也；为隶楷蜕化之中枢，而笔画视隶与楷皆简，平正流速，兼并而有之，三美也。”林氏此论章草之“三美”，皆中的之言。
二、民间章草作品
谈及书法鉴赏，总离不了书法名家，但今天可以看到的史传章草名作当中，有相当数量的，我们已无从查考它们的作者姓名（虽然也许他们当时曾颇有影响）。但是，这些无从查考其作者姓名的作品，比如出土的汉代简牍、晋人残纸、魏晋砖刻、唐人写经等，不仅是研究章草书体演变的重要的实物资料，而且，单从书法艺术角度来审视，它们也极具欣赏价值。所以，在列述历代章草名家以前，先掇捡一些”无名“之作放在前面，略作分析，品味一番，也许，它们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厚感情的印象。
（一）简书章草
1.古雅可喜
宋黄伯思《汉简辨》论简书章草曰“古雅可喜”，“古雅”，固是章草之美，而其“可喜”之一端，则与它所用材料及书写形式的独特不无关系。
简书，或单片独用，或多片连缀成册。单片之中，一行至数行不等。成册者，一般是先连缀成册，然后使用（基本形制如图57和图58所示）；散编后，因原来绳处无字，看似分段书写（图59建武三年简），章法爽朗整饬。竹简，光面刮皮后书写，吸墨效果当然比纸张差得多；而木简，则吸墨性能与纸张不分上下。无论竹简还是木简，在这些硬质材料上书写时，比起在纸张上书写，毛笔更觉得有弹性，也更容易显见笔意。
简书，大多以实用为目的，但有意无意之间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艺术性。其中，即使书写得一笔不苟、相当规范的汉简隶书（两汉），也不同于我们熟悉的汉碑隶书（多属东汉）的样子。碑刻，虽然入规蹈矩，但拘谨得很、死板得多，其功用使然。而汉简隶书，则让我们 见了当时社会会流行的隶书的真容：那般鲜活，那般拙实粗犷、法度良备而又痛快淋漓，无一笔不美观、无一笔不讲究、无一笔不生动。
同样，简书章草也不同于我们熟识的传世的章草刻帖，帖对学习章草的结体虽有帮助，但是不能体现用笔与用墨的具体情形，而笔墨的具体情形，正是在书实践中最难以掌握的。简书章草，虽受地面限制而字体不大（一简长约尺余、宽不盈半寸，小字若今之蝇头小楷），但其章法、结体、用笔、用墨却都那般娴熟，颇具魅力，所以它们是我们学习章草的一流善本。
2、自家本色
较为典型的简书章草，特点就是：简书+章草。章草的特点自不必说，简书的特点，则表现在横画平行而不死板、转折圆劲而不单调、收笔重滞而能变化多姿（图60、图61、图62所示敦煌汉简。）简书章草这别具之格，体现了它与汉简隶书的嬗变关系（图63所示两枚敦煌汉简，左为章草，右为隶草）。简书，贵在自然多变，其字形、其点画，左右逢源而无不入妙，仅其横画已足够欣赏：或长或短、或轻或重、或方或圆、或藏或露、或中锋或侧锋、或优游或斩截，参差披拂，掩映多姿。
简书的另一突出特色，是竖笔偶然拉长（常发生在末尾一字），如此痛快舒心的一笔，如瀑布忽泻而下，使得通篇布白疏密有致，虚实相间。最初，拉长笔的字多是“命”或“年”，以取“长命”或“长年”之吉祥意，末尾的“（急急）如律令”的“令”字，也常如此处理，例如图64（西汉元延二年即前11年）简、图65简。后来，则可以是便于末笔笔画下拉的任意字，如图66末尾的“为”字、图67末尾的“唯”字以及图68末尾的“行”字。当然，不见得必是末尾字，还可以在文中。简书的这一“绝活”，则为后来的今草采纳（图69王献之《江州帖》末尾的“耳”字）。至于狂草，则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就是这样，简书颇有单体造型和平面构成的意识，信手拈一枚，如图70敦煌汉简，点、线、面、横、竖、斜，仅看“所”字，块面分割，多有空间感。拿今人的话说，简书是颇具视觉冲击力的。
简书，是书体（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书风对后世界影响极深远。北魏《邑师晏僧定合邑子六十七人造像》（图71）即带有简书遗韵，是学简书的佼佼者。今人学简书，横画只是简单的平行、转折多作单调的划圈、竖笔一味放纵地狠拖，则仅窥到简书之一隅，求得大概而已。茫茫然以为书写汉字就是保守主义、达不到视觉效果，于是便大车鬼符者，面对汉简书法，大概不能否认它是艺术现实罢。
3、风格面面观
章草，作为“隶书之捷”，自然带有隶书的形貌。一枚简书中，以隶书为基调而偶杂章草的情况是平常事；这时的隶书，已经“变味”为“隶草”其转折更趋圆劲，书笔则长短轻重、灵活多变，体现横势（常突出横画长度）。如图72和图73所示敦煌汉简，大部分字隶意仍就，用笔沉稳，注意观察其中的章草字，草法很标准，线条亦灵活；通篇看来，虚（章草）实（隶草）相间，是古意中的新风。
简书的“圆转”特点，发展成圆转一路的简书章草。如图74、图75及图76所示的简书章草，皆圆转流美。尤其是图76流沙坠简之“殄灭简”（又称“公辅简”）。罗振玉《流沙坠简·简牍贵文考释》中考定其成于新始建国五年（13），并盛赞其书法曰：“此简章草精绝，虽寥寥不及二十字，然使过江十纸犹在人简，不足贵也。张、索遗迹唐人已不及见，况此更远在张、索以前乎”；该简结体宽绰，用笔圆劲，平中见奇，虽小犹大，允为章草书中不易之“圣品”。另如图77所示一枚敦煌汉简（其词曰：“今共奴已与鄯善不和，则中国之大利也。臣愚以为钦将兵北……”，读之，颇引人发思古之幽情），亦颇可细心揣摩：其用笔，绝非一味的圆，而是方圆既济的，如“已”、“和”、“臣”、“也”、“钦”诸字是也。
“方圆既济”，既表现在字形结体，更表现在用笔。如图78、图79以及图80所示，笔锋似较长，下笔多出侧锋、有方意，但笔画圆劲灵活，特富弹性。
单简单行的简书已然可喜，单简多行的（图81、图形82），其章法之自然、结体之活泼、用笔之潇洒、点画之精到，更令人叹赏。应该知道，一枚汉简，地方不大，哪里像今人喜欢使用的四尺整张甚者丈二匹？
晋简章草，比起汉简章草则更精能娴熟。“如期送余少谷移奉”晋简（图形83），结字与笔墨，简直无可挑剔，比之陆机《平复帖》亦不稍让，若彼此对照，有似曾相识之感；只是它们谁先谁后、谁影响谁，无从考查矣。
现在，把一枚单行简书（图84右）放大、分段、剪贴并置，再看，成了一幅作品（图84左），殊堪玩味；此又练习创作之不传妙法，他人不曾道及也。
（二）砖刻章草
1.《东汉（急就）砖》
《东汉（急就）砖》（图形85），算不上什么章草佳作，之所以列它在此，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该砖从书法实践的角度，显示了书体交替的中间环节。至东汉，章草已然开始普及，《急就章》便是当时权威的“字帖”。该砖刻的内容，即是《急就章》首句。其作者，应是工匠，刻划无拘无束，完全坦露了自己的“草化心态”。该砖开头“急就奇”三字，还算规整的隶书（还有后抽的“异”字，可见该砖刻者并非“文盲”），以下，作者开始“草书”；但显然，他对章草书体还陌生得很，对章草草法更不知其然，因为在他写的14字中，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章草字（“急就奇觚（与）众异”句中脱“与”字）。由此可以推测，章草书体在一出现就因为规矩太多而“曲高和寡”，没有太强的群众基础。当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一砖何足为据？但是，一斑可窥全豹、一叶可知秋来，章草不兴，毕竟有这方面的原因。
此外，该砖充分展示了随意刻划的特点，匠人信手取物，如锥子、小木棍或其他工具，自然就区别于正规的碑刻，更区别于毛笔之书写。砖坯泥软，随意刻草，笔画一般浅、细，多呈圆笔；而碑刻，是正经事，下刀斩截刚劲，亦多方笔。
该砖刻，有意无意之中营造出一种强烈的视觉空间效果。右侧和左侧两行较规范整齐，而中间一行则草率随意，整体一看，中间一行飞施而动，如飘风过巷。
2.曹氏宗族墓砖
曹氏宗族墓砖，虽然字数不多，但比起上面《东汉<急就>砖》来，其草法则要像样得多。
东汉建宁三年（170）的曹氏宗族墓砖（1977年在安徽毫县出土）上，有“会稽曹君”四字和“为将奈何吾真愁怀”八字（图86），是成熟的章草和今草。此时的章草，已经成熟了近200后，所以在民间“习以为常”也无足称奇。《东汉<急就>砖》不如此砖草法熟练，或许不仅仅因为早了几十年，还应当有工匠个人的文字和书写水平的因素存在。实物资料的对比，要同时考虑客观和主观这两大因素。
3.晋《咸宁四年吕氏砖》
晋《咸宁四年吕氏砖》，是砖刻中的佼佼者，虽然比不上简书和残纸，但也是研究章草的重要资料。
西晋武帝曾下诏禁碑铭，砖刻遂兴。《咸宁四年吕氏砖》（图87），1981年前后出土于安徽凤台县，该砖尺寸为34.8cm*17.2cm*5.8cm，砖文为：“咸宁四年七月吕氏造是为晋即袄十四年事秦岁在丙戌”。咸宁四年为278年（戊戌），晋“即袄”则为266年（丙戌）事。该砖刻可视为西晋时期章草刻书的代表作之一，其章法、结体及用笔均娴熟，线条圆浑劲健而又不失章草收笔之斩截，可见书写人并非劣手。
晋咸宁四年，正是陆机（261-303）活动的年代。陆机《平复帖》所显示的朴茂大方、秃笔书写以及结体斜纵之势，似乎不难在《咸宁四年吕氏砖》中体会到。两物之作者，彼此或许从未谋面，但风格暗合，乃“时代性”使然；而墨迹与砖刻异制而同趣，又着实招人玩味。
从章草的成熟角度看，《咸宁四年吕氏砖》与另一名砖东汉《公羊传砖》（图88）比较，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东汉《公羊传砖》，虽然其中“正月”、“何”、“也”、“日”、“而”等字作章草，但整体基调还是隶草，没有摆脱隶意。
（三）残纸章草
1.楼兰晋人残纸汉晋章草墨迹，除了汉简和部分晋简，还有楼兰残纸。
楼兰晋人残纸，也可算是最早的纸上墨迹。研究书体发展，尤其是章草书体，晋人的书法面貌是我们很想知道的一部分。楼兰残纸，墨迹真真，所以即便片纸数字，亦弥足珍贵。
与竹木简比较，纸的质地更软、吸墨更快，所以，残纸章草与简书章草比较，除草法区别外，笔墨风格亦不同。楼兰残纸章草，虽然数量有限，但皆佳作，上章已有所述及，今再举数例。
“（无）缘展怀所以为叹也”（图89）残条，仅一行八字，已足可观，其全貌“无缘展怀”，良可叹也。叹息之余，我们还可以发现与此风格类似的残条如“楼兰主国胡那羡”（图90）、“绝域之地遐旷险无涯”（图91）以及“得必安大伴乃还晋昌道莫妄至敦煌”（图92），此等片言只语，已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想。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草法娴熟、书风敦厚，但撇笔迅疾，收笔含蓄、回锋，有今草味道，数纸似出一人之手。
与上面几片残纸相比，图93（《楼兰一日文书》）与图94两片残纸，章法更为爽朗，结体更为圆熟，用笔更为潇洒，此则章草之体段虽仍，而今草、行草之风气已浓矣。
2.敦煌唐人写经
敦煌唐人写经书法，不乏精彩之作；既继前代古意，又颇显盛唐风采。其时，出现过不少写经高手（如僧义琳、归真等），可惜名字多已埋没不传。下面，选数件章草之作，试作欣赏。
A.《因明入正理论后疏》
此卷（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书法，其基本体段为章草，字间独立而无连带，书笔斩截干净，即便使用今草的回钩，亦只是“意连”（图95、96所示局部）。通篇笔势圆劲流畅，气息宽厚，显示了书写者对于章草掌握得相当熟练；但不墨守章草的规矩法度，用笔和结体也不拘泥小节。任何时代的书写者，其书风和习性，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唐人草书已然蔚为壮观，统领时尚，要完全在结字和用笔上超脱它是不可能的。有意思的是，其中偶然出现了篆草，如图97中的“天”字。
B.《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并序》
图98所示，该卷书体多姿，揉杂章草、今草和行楷。其用笔多出侧锋，轻重随之，舒展飞动。
C.《净名经关中疏卷上》
图99所示，该卷杂揉诸体，笔致错落，茂密而能疏朗，方厚而兼轻灵。其间的行楷书，不管其起笔如何，收笔却呈明显的隶意，如“空”、“生”、“无”、“起”、“护”诸字。
D.《妙法莲华经明决要述卷四》
图100所示，该卷信笔写来。轻便中见方刚：局部用侧锋，似不经意，笔短而意长，而收笔却很到位、很讲究。
E.《妙法莲华经玄赞卷六》
图101所示，该卷草书用笔婉转跌宕、容与徘徊，然不失朴茂之气。虽说结字和收笔并不全作章草，但章草味仍然纯厚不减。
F.《瑜伽论手记》
图102所示，该卷章草书有笔丰富多变，起笔收笔或钝或疾，轻重自如。行间小字，尤见功力。
三、历代章草名家名作
唐人张怀瓘《书断》中列出章草神品八人：张芝、杜度、崔瑗、索靖、卫瓘、王羲之、王献之、皇象；妙品八人：张昶、钟会、韦诞、卫恒、郄谙、张华、魏武帝、释智永；能品十五人：罗晖、赵袭、徐斡、庚翼、张超、王濛、卫觊、崔寔、杜预、萧子云、陆柬之、欧阳询、王承烈、王知敬、裴行俭。此中，大多数人无有章草传体供今人欣赏、体会；即便是留下作品的，也多是传世拓本。近人卓定谋《章草考》名列了自汉至清能章草书者计153人，网罗虽大，亦仅意思而已。
下面，以年代先后为序，例举章草书名家名作；有传记、名气亦大、然不见作品传世者，此处只好暂阙。
（一）汉代
1.史游《急就章》
史游（？-？年），汉元帝时（前48-前33）黄门令，传其用韵语作小学字书《急就篇》，并“解散隶体粗书之”（南朝王谙《文字志》）。对史游所用的草体，唐张怀瓘《书断》云：“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后世谓之章草”。“章草”始自史游，并因之命名，是一说。
传史游说《急就章》（图103，帖本以“玉烟堂”本为最佳）。史游所作《急就章》，似应视为最早的章草书范本（有云其“最存章草法度”，未必然），而稍后的三国吴皇象书《急就章》，亦据此临本，实际上两本之间无甚大出入。因章草书体始自史游之说不能成立，近有疑此帖为伪托之作，则是情理中事。
2.汉章帝《升字文断简》
汉章帝刘烛（58-88），东汉肃宗孝章皇帝，显宗第五子。少宽容，好儒术。
旧传章草为汉章帝书，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亦云“章草本汉章帝书也。今《淳化阁帖》有‘海咸河淡’，其书为后世章草宗；其实，章草书体并非章帝所“创”，只因章草书体名称由来的一种说法与章帝有关面已。至于说“其书为后世章草宗”则未确，只是其“海咸河淡”《千字文断简》可作为后人临写《千字文》的参考资料之一种罢了。该残卷是否为汉章帝所书，向来有疑问，顾炎武《日知录》云：“《淳化帖》有汉章帝书百余字，皆周兴嗣《千字文》中语。《东观馀论》曰：‘此书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录书者，集成千字中语耳’。欧阳公疑为汉时学书者，因时人多为此语。”
章草《千字文断简》（图104所示）拓本，即上引《法书要录》所谓“海咸河淡”帖，传为章帝所书。该帖行间疏朗，字形隽秀，用笔亦清雅脱俗。
3.张芝《秋凉平善帖》
张芝（？-约192），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徒属弘农华阴（今陕西境内）。幼有高操，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时称“张有道”。
张芝善章草，并创今草，始作一笔书，时有“草圣”之誉。“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卫恒《四体书势》）。“章草入神”，“伯英好书，凡家之衣帛书而后练。尤善章草书，出诸杜度、崔瑗云。龙骧豹变，青出于蓝。又创为今草，天纵颖异，率意超旷，无惜是非”，“其章草《金人铭》，可谓精熟至极；其草书《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合于自然，可谓变化至极”（张怀瓘《书断》）。张芝的突出成就在于今草，“学崔、杜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惜其迹不存。
《秋凉平善帖》，亦称《八月帖》（因行首有“八月”二字），为张芝传世章草范本。该帖章草少有夸张形式的“燕尾”，收笔含蓄，大多作点或捺点，或者回钩下连，具有今草气息。请王澍《跋临伯英章草》曾云：“《淳化》所载伯英狂草，皆俗手伪书。惟《秋凉》一帖，笔法淳古，为伯英手耳。余以右军《豹奴帖》笔意临之，亦略同其趣。”
图105与图106所示为两种不同刻本，虽说字形一模一样，但由于单字大小、字距、行距的不同，而使得两帖判若两物；可见，不同刻本所反映的原作的风貌也不同，学书者选本很重要，能否透过刻本来尽力追摹原作的真容也是一种工夫。
（二）三国
吴皇象《急就章》、《文武帖》、《顽闇帖》
皇象（？-？年），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三国吴人，官至侍中。
皇象“幼工书，时有张子井、陈梁甫并称能书，陈恨瘦、张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与严武棋、曹不兴画等，谓之八绝云”（《吴志·赵达传注》）。“工章草，师于杜度。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唐张怀瓘《书断》）。“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名重海内”（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吴之善书者，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东晋葛洪《抱朴子》）。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云：“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天发神谶碑》，传出皇象之手，观之，亦合“沉着痛快”之法。
皇象书《急就章》，传世者明拓松江翻南宋刻本为最佳古本，“松江本”系明正统四年（1439）吉水杨政据宋人叶梦得颖昌本摩刻的碑石，因刻于松江而得名。叶梦得在宣和二年（1120）原题有名云：“此书规模简古，气象沉远，犹有蔡邕、钟繇用笔意。虽不可定为象书，决非近世所能伪为者。自李斯作《仓颉》，其后《爰历》、《博学》、《凡将》、《元尚》与《急就》五家继作，皆为小学所宗，故字书略备。今《仓颉》而下皆亡，独此书有颜师古注本尚在，乃相与参校，以正书并列中间，临拓转写，多不无失实。好事者能因其遗法，以意自求于刻画之外，庶几绝学可复续也。”清人王澍《竹云题跋》亦云：“章草自唐以后，无能工者，而皇象书迹尤少，故悉心临写，以示后昆。”此帖本为真书和章草二体并刻，横竖皆成行，法度严整不苟，历来被视为模范（图107）。
《文武帖》为皇象书传世范本，其书文而不华、质而不野，见图108与图109；两图所示为不同刻本：后者有楷书释文，因刻画规整而失去章法魅力，前者则较随意，尽量显示笔意，似更能传原作之神。
《顽闇帖》（图110），为皇象又一传世刻本，与《文武帖》书体类似，虽基调为章草，但使转圆活，收笔也并不一律“燕尾”，或点或回钩，有今草端倪。
（三）晋代
1.卫瓘《顿州帖》
卫瓘（220-291），字伯玉，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卫觊之子，卫恒之父。官魏尚书郎、镇东将军、晋尚书令、司空，谥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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