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神秘的“北京公函”帮袁隆平躲过文革的风雨！(4/230)

幸福约定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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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诞生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预言：同历届中国政府一样，共产党政权也将因无力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垮台。

 

　　60年过去，艾奇逊的预言没有实现。梦魇一样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饥馑问题，在新中国得到了最终解决。

 

　　中国不但成功地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为全人类解决粮食问题带来了福音。近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份额有20%以上来自中国。这其中，最大的贡献来自被称为“东方魔稻”的杂交水稻。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所创造的这份科技成果，被视为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

 

       从1976年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广至今，中国累计种植60多亿亩，增产稻谷6亿多吨，全世界播种面积共计1.5亿公顷，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供养7000万人口。

 

　　保护对象

 

　　1966年，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偏居湘西一隅的安江农校，原本静谧得有些与世隔绝，这时，却像全国一样陷入了躁动和喧哗。

 

　　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贴满校园，各种各样的“檄文”、“宣言书”、“战斗口号”在校园里不断回响，一个又一个的“革命组织”粉墨登场。

 

　　“文革”洪流袭来时，安江农校遗传育种教研组教师袁隆平就是一个“预备黑帮”，几乎注定了被批斗的命运。

　　1953年8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做一名中专教师。

 

　　还在大学时，袁隆平就被同学定性为“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当上了老师，他一如既往的“自由散漫”，对任何政治活动都不热心，只对实验田中的各种作物感兴趣，早就被划为“中右”。他的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又添了一条“黑五类”出身。

　　而袁隆平正在悄悄进行的杂交水稻研究，也成了一条罪状。这项研究依据的是西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在当时被攻击为“资产阶级异端邪说”。

 

　　运动一开始，袁隆平就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

　　一天中午，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通知袁隆平去谈话。袁隆平琢磨该对自己“宣判”了，惴惴不安地走进了工作组负责人办公室。

 

　　没想到，这位负责人客客气气，让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随后鼓励他“抓革命促生产”，把研究和实验搞好。同时，还把安江农校最好的一块试验田分给了他。

 

　　出乎意料的峰回路转让袁隆平摸不着头脑。直到第二年，“文革”风云变幻，那位负责人被赶下了台，谜底才被揭开。

　　原来，工作组确实准备揪斗袁隆平来着，牛棚里的床位都给他准备好了。但在查阅袁隆平档案准备批斗材料时，意外发现了一封国家科委发来的公函。这封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

 

　　看着北京发来的红头文件，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不敢自专，带着这个函件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孙旭涛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看完公函，他明确答复：“袁隆平当然是保护对象！”

 

　　可惜的是，这位拍板保护了袁隆平的领导却没能在“文革”中保护自己，两年后因不堪迫害而自杀。

　　而那封神秘的“北京公函”，却给“预备黑帮”袁隆平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让他避过了“文革”的疾风骤雨。

 

　　这封公函缘自袁隆平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上的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是世界上第一篇论述水稻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并且指明了这一特性的巨大利用价值和通过杂交培育高产水稻的设想。

 

　　论文甫一发表，就被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的赵石英发现，意识到袁隆平所进行研究的重大意义。他向主管国家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汇报了此事。这才有了国家科委下发的公函。

 

　　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1966年2月第17卷第4期上。这期之后，《科学通报》因“文革”被迫停刊。袁隆平幸运地搭上了“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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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天然杂交稻

　　《科学通报》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后来被视作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端。而这篇论文实际上是袁隆平4年的研究成果。

　　当时的袁隆平还只是一位中专教师，他对杂交水稻的研究源自一次意外的发现。

　　1962年，袁隆平申请了安江农校门口西侧的一块早稻试验田，每天课后都要去遛上一圈，观察那些他亲手栽下、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禾苗。

　　这是一片越长越让他懊恼的禾苗。

　　上一年7月，早稻抽穗的时节，袁隆平在这块实验田中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植株高大，穗大粒多，一蔸稻秧分出10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照这样的长法，一亩水稻的产量能超过600公斤，超过普通品种的一倍多。袁隆平如获至宝地把这些成熟的谷子一粒粒收好，冀望着这些金灿灿的谷子能够繁殖、培育出同样出色的水稻。

　　1961年春天，他把这些种子发育出的秧苗插进试验田，满以为播下的是龙种，没想到收获的却是跳蚤。

　　秧苗长高了，但参差不齐，高的高，矮的矮，接着抽穗、扬花、灌浆了，但成熟很不一致，迟的迟，早的早，上一代的优势荡然无存。为什么会这样？

　　袁隆平开始对实验田中的水稻仔细调查、统计。总计1000多株稻秧，看上去参差不齐，其实根据不同性状归纳起来只有两类，一类的数量有700多株，另一类有200多株，比例恰好三比一。

　　这个统计过程，几乎就是孟德尔“分离法则”的精确演示。根据这一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仍会和上一代一样，只有杂种水稻的第二代才会有这样比例的分化。

　　统计数据证实了袁隆平猜测：那株穗大粒多的稻株，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水稻的天然杂交在自然界中概率极低，那株天然杂交稻能够被袁隆平发现非常偶然。但在当时，也只有被

　　袁隆平发现，才能认出它杂交稻的身份。只能说，机遇垂青了有准备的头脑。

　　那时的中国，奉前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学说为“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理论”，而且像李森科一样，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为“资产阶级异端邪说”。

　　当时只是一名中专教师的袁隆平，也曾对李森科学说深信不疑，不但按照教学大纲向学生传授这样的理论，而且还虔诚地按照这一学说“无性杂交育种”的理论进行了自己的研究。他给红薯嫁接上月光花——一种当地随处可见的野花，期望能培育出用月光花籽繁殖的红薯；他给马铃薯嫁接上西红柿，期望能培育出地下长马铃薯、地上结西红柿的新物种……

　　1958年，袁隆平的实验田里，“月光花红薯”不但开花结籽，而且地下还长出了一蔸重达27斤的“红薯王”。这个“成果”搬进了全国“跃进”成果展览，袁隆平还受邀参加了全国农民育种专家现场会。

　　但这种成功只是园艺嫁接的成功，培育新物种的目标要到第二年“月光花红薯”的种子播下去之后才能验证。

　　真理和谬误，往往只差一步。

　　第二年，“月光花红薯”的种子只长出了月光花。“无性杂交”的制种试验以失败告终。

　　从那时起，袁隆平就不再相信李森科学说，他转而研究起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研究自然不能“见光”。袁隆平重新翻开了大学时购买的一本英文原版的《遗传学研究》。他还用《人民日报》给这本书包了书皮，私下里偷偷阅读。

　　一些外文杂志偶尔会透露些现代生物学研究成果，也给袁隆平开了一扇小窗。一次，袁隆平出差到长沙，在书店的一本英文杂志上看到了国外学者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DNA。他立即把这本杂志买了下来。

　　1962年，袁隆平在《参考消息》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DNA发现者获得诺贝尔奖。

　　后来袁隆平说：“幸亏我猛醒得早，西方的生物学研究已经到分子水平了，我们还抓着李森科学说不放的话，没有前途 幸福约定d 发表于 23/2/2011 11:1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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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寻找“水稻寡妇”

　　袁隆平发现天然杂交稻，对李森科学说是“离经叛道”；而他随后展开的杂交水稻研究，对经典遗传学也是挑战。当时的遗传育种有一个定论：自花授粉的水稻“自交无退化，杂交无优势”。

　　袁隆平并非第一个认识到水稻杂交优势的研究者。早在1926年，美国农学家琼斯就提出了这一观点。美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育种专家，都在水稻杂交方

　　面做过研究，却无一取得成功。杂交水稻研究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从头开始。

　　想让水稻这种自花授粉植物进行杂交，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行人工去雄。但这种方法没有实际利用价值。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几十、上百粒种子结成一穗，几穗乃至十几穗合成一株……人工去雄的工作量是无限大的。

　　另一条路，就是“三系”配套。

　　这是一套复杂繁琐的育种工程，即便是现在，袁隆平的学生、助手尹华奇在向记者这个外行解释“三系”配套时还面露难色：“我是学育种的，第一次听袁老师讲‘三系’配套都没明白。给你打几个比方吧，能把大致原理讲明白就行。

　　“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好比一出生就是夫妻成双。想让它出现杂交，就要找到天生的‘寡妇’，这就是不育系。水稻每年都要种，不断地需要不育系，所以，要让‘寡妇’只能生‘女儿’，这就要给她找一个特定的‘丈夫’，就是保持系。

　　“到‘女儿’这一辈，就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再和保持系杂交，仍旧只生‘女儿’，继续做不育系。另一部分则要找到特定的‘丈夫’，也就是恢复系，他们的后代要恢复成天生的夫妻成双，也就是杂交水稻的种子。这样‘三系’配套完成，才能循环往复地制造出杂交水稻的种子。”

　　走通这条路的先决条件，就是找到天生的“水稻寡妇”。

　　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什么样？袁隆平没有见过，中外资料上也未见报道。没有任何捷径可循，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去稻田里一株一株地寻找。那份大海捞针的辛劳，如今我们只能在想象中体会。

　　每年的6月下旬到7月上旬，是安江地区水稻扬花的时节，也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节。这时，安江农校的试验田和周边生产队的稻田里，总能看到袁隆平的身体躬成90度以上，脸贴着层层叠叠稻浪，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拿镊子，寻找着那万里未必出一的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终于在寻找到第6400穗稻穗时，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跟在他身边为他做助手的夫人邓哲，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随后的一年，在14000个稻穗中，袁隆平又找到了5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1965年年底，袁隆平对获得的材料和实验数据进行了梳理，完成了关于杂交水稻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奠定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理论基础 幸福约定d 发表于 23/2/2011 11: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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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为好友] [发短消息] 愉快的南繁

　　遭遇两次毁苗、毁秧的打击之后，数年的杂交成果几乎丧失殆尽。袁隆平急切地需要加快研究速度，抢回时间。

　　1968年的冬季，袁隆平一行三人第一次来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水稻的生长期是100天左右。在湖南，一年只能种一到两季。到了海南岛，则可以在冬天多繁殖出一代稻子。

　　海南岛南部地区全年高温多雨，日照充足，热量丰富，是培育农作物新品种和加代繁殖、引种繁殖的天然基地。最早发现这块宝地的是四川省农科院，1962年他们首次在海南岛崖城良种场冬繁玉米获得成功，引起了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兴趣和国家的重视。

　　国家南繁育种基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林永平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用镰刀锄头在海南岛开展南繁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很多都成为了现在各领域的泰斗级专家。袁隆平自不必说，还有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启发，中国‘转基因抗虫棉’创始人、棉花育种专家郭三堆，玉米育种专家李登海，西瓜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数不过来！”

　　而南繁培育出的优良品种更是不胜枚举。几乎我们现在吃到的所有粮食、蔬菜、水果，都经过了在海南南繁选育。

　　南繁是艰辛的。那时海南岛还隶属于广东省，三亚这个今天的旅游胜地也不叫三亚，它还只是中国最南端的一个小县，叫崖县，远没有今日之繁华，甚至在当时，也算得上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

　　袁隆平这些北来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多数都没有固定的基地，只是租用当地生产队或是农场的土地。更别提他们自己的住所了。

　　李必湖回忆，如果是在农场就比较幸运，可以借宿会议室或是仓库打地铺，如果在生产队，他们的住宿就惨了，往往要住在窝棚之中，自己砍几片巨大的棕榈叶子就当床了。

　　三亚的一年四季都是酷夏，“头上烈日晒，地上湿气蒸。”李必湖说，“在太阳底下站上三分钟，准能把人烤出一身大汗。正午时分，一天最热的时候，恰好是农作物扬花授粉的最佳时期。那时候的南繁队员都有被热晕的经历。”

　　不过，在他和尹华奇的回忆中，南繁更是一段自由快乐的时光。

　　在水稻生长的100多天里，除了播种、授粉和收获，多数的日子是不算繁忙的，有大把的空闲时间。袁隆平就会恢复他“孩子王”的本色，带着自己的助手下海游泳，上树摘椰子，下象棋，打扑克。有时，还会邀上相近的其他南繁小组来场比赛。“袁老师的游泳和象棋，那是打遍崖县无敌手。”李必湖笑着说。

　　更为难得的是，天涯海角之地的崖县，给了他们一个远离世事的世外桃源。

　　席卷全国的“文革”中，崖县也并非净土一块。尹华奇说，他们第一次找到的是个农场。刚刚住下，正赶上两派“武斗”，“乖乖，连机关枪都用上了，吓得我们连夜转移。”

　　但“文革”中当地的各派力量，都对这些候鸟一样的外来户没有要求。他们当真成了自由自在的“逍遥派”，可以专心致志地搞他们的南繁。

　　除了适宜的气候和自由的空间，海南岛丰富的天然基因库也给各种作物的南繁提供了独特条件。大自然就给杂交水稻准备了一份特殊而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