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石世纪建造:蒯大富：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中摆渡的人（上）

蒯大富：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中摆渡的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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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04年8月25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新桃园酒店22号房

　　采访蒯大富，颇费心思。找人不难，有人断言在世界上你想找到任何一个人，中间环节不会超过6个人。我相信这话是真的，特别是对从事新闻的记者更是一条采访的至理名言。

　　人和人本来就没有离得多远，如果扯得荒诞一点，英国动物学家马特·里德利曾做过这样的计算：每个人都有父母两人、四个祖父母、八个曾祖父母、十六个高曾祖父母……只要上溯三十个年代——约在1066年，一个人就有大约十多亿的直系祖先。可是当年全世界的总人口数还少于这个数目，所以其中许多人可能当了你的祖先两次到三次。如果像我一样你是英国人，很可能1066年的几百万不列颠人，包括哈罗德王、征服者威廉、一般的仆妇、最卑下的奴仆（洁身自好的神父和修女当然除外），都是你的直系祖先。所以除了最近移民的后代，今天每个不列颠人都是你的远亲。目前所有的不列颠人，都是三十个世代以前同一批人的后代。由此可见，人性具有共同之处，不容怀疑。

　　距今28年前，蒯大富曾是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当年是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现在50岁到70岁的人，恐怕不知道蒯大富的不多。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人世间的事就这么简单。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复杂，故乡行云是，虚室坐间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

　　经历了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后，一个人，特别在瞬间像经过了高速的政治过山车后的人，更是一种看透和看破的心态。大多是消极，而在消极中，能有一种积极，一种沉淀后的发酵，一种沉沦后的口哨，那别有一番意境。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田炳信：我这个深谈栏目，喜欢找一些有阅历人生、有起有落的人聊天，为什么？人生只有比较、反复折腾才能把人性中的各种味道散发出来。

　　蒯大富：咱们讲好了，做朋友，聊聊天可以，任何传媒的东西，最好不发。凤凰卫视那个我给你看看……，凤凰卫视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刘长乐他们都来了，那个吴小莉，凤凰卫视的大腕基本都来了，陈鲁豫都来了。

　　田炳信：他们过来还是你过去的？

　　蒯大富：都过来了。陈鲁豫不是出了一本书吗，那本书专门讲了我一章，讲我为什么不接受她采访。

　　田炳信：你拒绝了？

　　蒯大富：拒绝了。

　　田炳信：始终没采访成是吧。

　　蒯大富：我们聊得不错，但是我跟她讲好了，暂时不要发。如果我要找采访，那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田炳信：你是觉得现在不合适谈，还是怕对现在有负面影响？据我观察，经历过大事件的人，一般都有两种心态，一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豪气冲天的人会比胆小如鼠的人胆子还小。一种是屡战屡胜，牛气冲天，自始自终个性得到了极大发挥；相反，还有一种是屡败屡战，在下风头，高昂着头，展现了单体生命的韧劲和坚强。

　　蒯大富：不合适谈。我给你看这些老照片（蒯大富随身带了三本旧影集让笔者看）。

　　田炳信：这个是你呀，当年很瘦。

　　蒯大富：瘦得很。造反嘛，就得瘦。这照片上有谢富治、周恩来、林彪……。有朋友帮我保存的，保存了三十几年。

　　田炳信：你交给他保存的是吧。

　　蒯大富：不是我交给他，人家从档案里翻出来的，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

　　田炳信：这是当年的陈永贵吧？

　　蒯大富：是陈永贵。老田，你今年有四十岁吧？

　　田炳信：我今年四十八。

　　蒯大富：那对文革时期的事你应当还记得一点点。

　　田炳信：记得。我去年年底写了本《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你有空翻翻。

　　蒯大富：我听说过。这本书还是有分量的。我老婆孩子户口直到这个月，8月份才刚刚调进来。我跟你说，为什么好多事情不好谈，就是这个。按照深圳市入户的条件，十个条件只要有一个条件就可以进来，在深圳连续居住五年以上，够了；在深圳办公司，年交税十万以上，我一年交三十万、四十万，够了；但就是因为我是蒯大富，就难办。

　　田炳信：现在办了没有？

　　蒯大富：现在刚刚办进来。

　　田炳信：你的办了没有？

　　蒯大富：我的还没办。

　　田炳信：你的现在还没办？

　　蒯大富：对呀。

　　田炳信：你也不想办了吧。

　　蒯大富：我想办。现在好多做法我不认可，要想突破这层层的关联，不容易。

　　田炳信：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一本。当然后来也有写的，我这个算比较早的。十五年前在新华社当记者时专门搞了3篇国内动态清样，现在出，当时提的观点还没过时。

　　蒯大富：全世界还有多少国家有户籍制度？

　　田炳信：我这个调查中非的贝宁、北朝鲜，加中国。但是那两个国家制度的严格性和长期性都没有超过中国。你也是46年生吗？

　　蒯大富：45年。我63年入学的。

　　田炳信：后来凤凰卫视的采访播了吗？

　　蒯大富：到现在还没播出。

　　田炳信：上面不让播吗？

　　蒯大富：它播我肯定接受它采访。鲁豫人不错，她现在有两个人不接受她采访，一个我，一个张玉凤。

　　田炳信：张玉凤也不接受？

　　蒯大富：说白了，我想说的话她不敢播；她让我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

　　田炳信：那你能不能咱俩，你想说的话我就让你登出来，你不想说的话我不写。

　　蒯大富：你根本做不到的。我爷爷新四军，我爸爸共产党员。

　　田炳信：也是共产党员的后代啊。

　　蒯大富：要不当年怎么能红起来呢，敢造反，有底气。我们家盐城嘛。

　　田炳信：其实，文革初期，哪个人不打破脑袋想当造反派，只不过有的人由于家庭出身、个人背景、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没当上而已。当年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

　　蒯大富：真实的历史，讲出真相其实很难。

　　田炳信：这些年，社会越来越成熟，人群中冷静的人也越来越多。换句话说，人们更加客观，更加接近真实。这些年你个人的经历大起大落，大红大黑，你自己也反思过文革吧？

　　蒯大富：我知道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以往宽松了许多，但我不想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田炳信：你现在想踏踏实实多赚点钱。其实你的名声对你做这个生意应该有帮助吧？

　　蒯大富：都有。这个原因就是说：它有个负效应，弄不好人家不愿意跟你接触。

　　田炳信：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写个回忆录，怎么不写呢？那咱们聊聊吧。文革到现在是38年，弹指一挥间，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你是当年的大风云人物，五大红卫兵领袖，又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不管它是公正的也好、不公正也好，一路走过来，再看文化大革命，要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看这件事，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你怎么看？

　　蒯大富：很难用什么话来概括它。

　　田炳信：不好表达，还是有难言之隐不好说？

　　蒯大富：也不是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说，你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用什么话能说得比较清楚呢？真的很难。

　　田炳信：你想过没有？

　　蒯大富：那肯定想过。

　　田炳信：那你从21岁开始，应该讲也是个年轻人，我们自己也从那个年龄过来，回头来看这个事情，觉得有一种被“戏弄”——这是个潜台词，这种感觉有没有？

　　蒯大富：我们自己并不后悔。这个事情要说的那么清楚也很难。

　　田炳信：从起到倒，时间太快。实际上就两年嘛。

　　蒯大富：我始终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

　　田炳信：当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64年成立的吧？

　　蒯大富：那两回事，开始彭真搞的“二月提纲”，这是两个概念。

　　田炳信：那你抓起来是按照“5·16”这个角色抓的吧？

　　蒯大富：这又两回事。我也是“5·16”分子。

　　田炳信：把你也搞成“5·16”分子了？

　　蒯大富：那肯定的了。关了十七年。

　　田炳信：韩爱晶怎么说十五年呢？

　　蒯大富：他罪过小，我罪过大嘛。

　　田炳信：那聂元梓呢？

　　蒯大富：聂元梓也十七年，差点没判死刑。

　　田炳信：当时是谁刀下留情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