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岛求生船基怎么做:周泉缨：我心中的文革（文革亲历者点评版）

    （读唐少杰先生《清华大学文革两派的分歧》有感）

（方括号里的黑体文字为文革亲历者之点评）

    因为某种机缘，有幸拜读了唐少杰的文章――《清华大学两派的分歧》。此文以我在文革中写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为主脉络，展开作者的论点。我认为这篇文章史料是真实而充分的，清华大学文革的历史地位和主要脉络也已经讲出来了，因此应该说是篇文革研究的好文章，它可以帮助后人从理论高度更好地认识文革历史之真相。

    我现在虽作文革研究，但主要精力没有去从事有关文革研究的具体写作，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评论文革时机还未成熟。现在看来文革的实质已经开始全面的显露出来，因此及时地揭示文革的实质对社会进步无疑是有益的，同时历史的发展也已经能让大众理解文革的实质了。所以，今天我想以一个当年很自觉地搏杀在文革第一线的、典型而有特色的红卫兵小将的身份，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思想演变过程，对文革作一次总的评论，或许这对与我不同年龄层的朋友研究文革多少会有点帮助，同时也算是对唐少杰文章的一个回应。

    （一）

    文革现在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历史。

    我认为任何人心中的历史都是主客观统一的历史，世界上不存在纯客观的历史，也不存在纯主观的历史。千千万万人心中的历史汇集综合起来就成为真正的历史。所以，执政者心中的正反文革史与红卫兵、老百姓心中的正反文革史内涵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内涵不同并不等于它们不正确，不同的人心中的文革史对他自己来说都正确，问题在于具体人心中的文革史内含文革的真谛的有多大，从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价值又有多大。

    一谈到社会价值，无疑涉及到社会利益问题。所以，唐少杰文章中讲文革里的清华学生的思潮分歧代表社会利益的斗争，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抓住了文革历史的主题，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从理论上展开这个历史的主题。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没有文革的深层次的经历和对文革理论没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的青年人来说是很难的。原因不是他们的才华和热情不够，而是他们手里的历史资料不全。这也是现代人研究现代史最大的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今天的文章可能是研究文革史的青年的难得的一个史料。

    （二）

    关于文革，我必须从我的出身说起。

    我的祖父是浙江诸暨县的一个地主。我父亲是傅作义手下的一名起义军官，后来因为肃反扩大化而坐牢，这件事一直到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平反。我外婆是一个富裕的小商人，她老人家是我人生的启蒙导师，她教育我的理论就是她信仰的一些佛学道理。我母亲是一个奋斗型的小学教师，解放初她与父亲离婚后远离家乡去新疆开发石油，从而使她能用当时的边疆高薪把她的四个孩子轻松地培养成人，她在文革中作为“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分子”挨斗坐牢吃尽了家破人亡之苦，但由于她万事想得开，平反退休后生活和身体一直很好。所以，在文革中我无疑属于“狗崽子”之列，但这并不影响我在文革沙场上纵横驰骋，原因是我从幼年起就有强有力的理论信念支撑自己的灵魂。【粉碎“血统论”是文革对17年的一个重大突破】

    讲文革无疑离不开文革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我现在虽然对毛泽东的很多思想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是我唯一崇拜的共产党领袖。我认为毛是共产党内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真正吃透的为数不多的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有自己理论理想的人。毛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认为这句话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实质，也高度概括了文革的理论实质。而这个“造反有理”论正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理性起点。【周是文革中主要右翼思潮的一个代表，也是以此为理性起点，令人深思】

    回想我的童年，当我母亲手抱着弟弟、而我拉着妹妹的小手与地主分子一起排着队去劳动改造的时候，当我在学校里因为家庭成份不好而倍受学校的歧视的时候，我对穷苦百姓对我的祖父和父亲造反有理这个真理是很不理解的。因此当时我非常痛苦，甚至难以自拔。后来是我的老外婆的佛学思想拯救了我的幼小的灵魂。

    老外婆告诉我，众生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但有的人前世或今世欺压老百姓，老百姓就来报复他们，这就是冤缘报应。所以外婆认为贫下中农造我父亲家的反是有理的。而要像我这样无辜的孩子不再受父辈被造反的连累之苦，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永远记取父辈报应的教训，永远不去欺压老百姓。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显然，外婆的“造反有理论”是从佛学的“普度众生论”演化而来的。【这个境界是今天大多数文人所远不能相比的，那些不能从家庭恩怨和个人得失中超脱出来的人们，是还没有最低觉悟，由他们来谈论什么思想理论而且还要别人接受是荒唐可笑的，譬如多数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

    后来我在哲学上经过突破性的研究，才发现佛学的所谓“普度众生论”原来就是宇宙普遍联系法则（宇宙大统一法则）在社会问题上的表述方式。正因为如此，当年幼小的我才能凭着自己的天性，心悦诚服地接受外婆从佛学“普度众生论”演化来的“造反有理论”，从而使这个理论就象一颗种子深深埋在了我幼小的灵魂里。

    现在回想起来，我长大之后对毛泽东的崇拜，对共产党真心的拥护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原则上都起源于外婆在我心中埋下的“造反有理论”的种子。同样，我在文革中的全部政治方面的言论和行动，归根到底也是来源于这颗“造反有理论”的种子。用文革的语言讲，我当时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信条，才是文革的“造反有理”的理论的唯一正确的解释。【在17年新秩序中确立起霸权地位的各界，各行（党、政、军、文、艺、学术等至各行各业），是文革中受造反派冲击最大的人群，他们的子女至今耿耿萦怀、念念不忘，都基本上没有象周外婆那样来考虑问题】

    （三）

    “文革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关于这个概念我在文革开始时并不接受。我认为王光美控制的工作组，在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群众中抓大大小小的蒯大富式的反革命，这种错误是共产党在57年反右斗争中所犯的某种错误的继续。这个问题的是非虽大，应该辩论清楚。但这不只是王光美和刘少奇的问题，应该说是中央的问题，甚至包括周恩来、毛泽东都有份的问题。所以，当时我认为对王光美工作组整群众的错误批判应该从严，甚至借此机会让刘少奇这个接班人的地位变一变也不是不合理。但是如果上纲说这个问题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敌我斗争则恐怕有点勉强。

    应该说，由于我从小心灵里就埋下了外婆的“造反有理论”的种子，因此我在感情上压根儿对当官的一见老百姓对他的当官资格发生怀疑，就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很反感；同时，对一面高喊为人民服务，一面又千方百计让人民当他的驯服工具的理论更反感。所以，我批判王光美工作组在清华大学整群众的错误是不手软的，因此我当时已经是名符其实的造反派。1966年8月22日清华园批判王光美最严厉的大字报就是我和我的一位朋友一起署名贴的。这篇大字报的题目叫做《有人在与毛主席唱对台戏》，内容是讲王光美的桃园“四清”经验把斗争矛头对准群众和基层干部是错误的，是与毛主席关于“四清”的“二十三条”的精神相悖；而王光美在清华整群众就是继续在桃园搞“四清”时所犯的错误，是故意与毛主席关于“四清”的“二十三条”唱对台戏。由于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夫人，所以读者即便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也不难判断我的这张大字报当时在政治上的冒尖程度。但是，纵然在政治上批判到如此的深度，我当时内心也不认为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请注意这个8-22和8-24的联系，全国各地都有类似情况，这是在十六条公布，毛主席8-10接见上访站群众，号召人民“关心国家大事”，8-18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各地都有极少数人把矛头指向各级领导人以后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

    1966年8月24日以刘涛等高干子弟为首的当时清华唯一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与北京市老牌的中学红卫兵一起联合进行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所谓的“革命暴力行动”。那天下午，突然间用皮鞭、棍棒、口号和“语录歌”武装起来的大批红卫兵，以集团军的形式浩浩荡荡从校外开进清华园，以暴力冲击清华大字报区，用皮鞭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在对清华重要的大字报进行拍照之后撕光整个清华的所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广大师生员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暴力斗争阵势，因此整个清华乃至整个北京高校区都笼罩着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不得不使我完全接受文革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刘涛是刘少奇的女儿。也许是巧合，包括郑州在内全国相当多的城市都在8-24前后进入一个“横扫”高潮，许多文物，许多文人，都在这几天遭殃。但是象刘涛这样有背景的人（许多地方是党委直接操纵），他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刚起来造反的人，那些文物文人被打只是幌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6年8月24日这个时间，造反派还处在一盘散沙状态，没有形成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蒯大富在舆论上还是被工作组定性的反革命。因此，清华大学红卫兵1966年8月24日的暴力行动事件在文革发展中意义深刻。因为这个事件事实上是以清华大学红卫兵为代表的真正的保守派，给后来造反派在上一堂深刻而生动的政治课：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光有理论不行，还得有组织和暴力为后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组织和暴力比理论更重要。因此，很多研究文革的文章认为文革中武斗的悲剧完全是造反派的罪过，我认为这种说法至少在武斗问题上没有真正把握住文革历史的真谛。【换句话说，从一开始，文革中的暴力就是有各级党领导为背景的“保守派”为镇压造反者实施的。整个文革的暴力基本上是镇压文革的暴力，其中包含有被镇压者必然有的反抗。被枪杀、监禁的绝大多数也是造反派，包括文革中拿出来的几个典型例子，譬如遇罗克、张志新、倪九莲等等都是造反派】

    【这是一个至今仍然令当年造反派困惑的问题。1967年夏秋之际，也是在文革的高潮中，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用当时的话说，即：在“笔杆子”和“枪杆子”之争中，笔杆子受到重大挫折（典型就是王力、关锋及其以后的戚本禹，其中也包括林、穆等文革成员被揪出）。自从以后，主调是反左，枪杆子控制局势。枪杆子当然是指军队。一个政权的常备军一般情况下是保守的，但是由于文革前，一部分野战军的相对封闭环境，较少受到地方利益侵蚀；尤其是林彪在军队搞的“突出政治”的作用，所以在文革初期的支左中，一部分军队在没有进入地方权力机构以前是能够支持左派的。而一旦他们在地方掌权后（1967年秋后直至1972年林彪垮台），就完全向右转，镇压左派。而无论什么态度，让军队来干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历史上都是常态。作为一个成熟的组织严密的力量，即使在当时的动荡（从本质上讲是不混乱）中，也能为社会大多数人认同。笔杆子则是一中央文革为代表，可以泛指在整个造反派中起重要作用的左翼知识分子（保守派内部仍然是以老干部起主要作用）。不知道人们是否注意到，尤其是在代表文革精神的两年（1966、8—1968、8，前一年上升，后一年下伏），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社会的影响之大，可能是历史上仅有的（这与科举中文人当官对下的治理有本质的不同），也是非常态的，又没有全国的统一、协调，所以也难以为当时社会上多数人认同。决定1967年夏秋这一转折的是当时国内、国际的条件和文革魂---毛泽东思想。党的高层都说主席有这一习惯：上层多数都右且稳定的时候，他不惜只带少数人向左转，而当大家都转向左，并热起来的时候，他甚至一个人先冷下来，1958年也是如此。1967年夏，是造反派终于成气候，好不容易热起来的时候。武斗的开始和基本主调都是用武力镇压造反派和反抗镇压的矛盾的激化。从表面上看是人多势众装备好（从钱、物到武器）的保守派和人数少、装备差但有理的造反派（或者是代表保守立场的造反派右翼和坚持造反的左翼）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本质上是党政军的走资派即“官僚主义者阶级”在背后操纵的。当时国内突出的问题是交通和生产，国际则是南北都有对中国安全的的威胁，二方面合起来还有一个更大的战略问题：中国对世界革命的支持义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历史已经证明，当时的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公认毛主席是革命导师。他不仅要考虑国内文化大革命和执政的矛盾，还要考虑国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问题。】

    【做一下事后诸葛亮，来分析一下当年的毛泽东转向的问题。文革的困难和意义都在于：文革的深远意义甚至不能由当时的造反派来界说，毕竟真正的“文化革命”过程在造反派头脑里也没有真正发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时所全力支持的少数派，不是流行的文革论调所描述的搞乱社会者，而且文革的发生和其中的暴力行为，乃至于破坏行为的主要责任人也不是造反派。文革中官僚精英群体（即老干部群体）的对立面也是他们自己造就的，不是毛泽东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野心家为了一己之私起而造反夺权。只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鼎立支持，造反派由于本身力量有限、策略不行，极其容易被官僚精英群体打跨而已，文革大概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规模和声势。毛泽东之支持造反派正是文革的一个核心意义所在，这使得原来有可能逐步积累下去并引发周期性社会革命的社会矛盾积累过程中断，并得到暂时宣泄，在没有形成过于严重的阶层对立情况下爆发出来，避免最后的革命前景。而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严重局限，也与社会阶层矛盾没有完全激化有关，这使得阶级阵线相对模糊，运动方向也因此容易被误导。

    关于造反派受打击一事，我个人认为可能有另外的原因，原因可能主要在于造反派自身的巨大缺陷和老干部群体真实力量的强大。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可能毛泽东并不认为当时造反派上台比老干部更强，如果真的造反派上台足以带来根本性的社会变革，那也是可以付出重大代价去争取的；第二是毛泽东一贯认为个人意志应该受到磨练的人才可赋予重任，即又红又专，造反派所受到的磨练和砥砺甚至不如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干部群体；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当时造反派表面的风光和气势，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社会上的力量格局，如果不由毛泽东出面去安抚已经和军方势力实现了紧密结合的老干部群体，虽然当时严禁动用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对付造反派，但是老干部通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不仅从内部分化了造反派（这非常明显地反映在1967年在“上海一月夺权”和“二月逆流”之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普遍分化出来一个新保守派---“拥军派”---上），而且他们还通过人民武装部系统组织工人农民的力量---镇压性群众组织---来对付造反派（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在这样的背景下文革再继续下去真正的对当权派进行造反的“造反派”将有可能被屠戮殆尽，这一“转折”行为实际上是由深谙时势的毛泽东出面，代表造反派群体向老干部投降，让老干部利用有秩序的国家政权力量去公报私仇，以高挂“免战牌”以保护造反派遭遇更大规模和更残酷的镇压，避免无序的武斗对造反派将要造成的毁灭性打击。

    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前，都还在请求老干部对造反派要“手下留情，不要动不动就滚。”毛泽东后来天不假年，来不及为受尽磨难的造反派上台铺路了，这在湖北、河南都出现过一些这个方面的迹象。1975年前后，湖北省委组织部受命对造反派进行“补台”，即让他们在受尽艰难曲折之后，重新上台。而河南省委的改组方案据说已经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但是这些都没有来得及实施，老人家就鹤驾西去了。其他地区的情形不太清楚，而且没有文献资料佐证也只是猜测。但是据一个造反派人士确证，在那份把打击方向转向造反派的文件上，既没有毛泽东的同意，也没有圈阅。估计是毛泽东为后来留下“翻案”的余地，或者这份文件下发老人家根本就不知道。】

    此外，唐少杰的文章里说清华大学的师生在文革中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另一派是以《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章中所述的理论思想为代表的“四派”。同时，唐少杰还认为“团派”与“四派”的分歧和冲突也是文革群众运动中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的典型案例。我认为唐少杰的上述看法虽然大体上是对的，但有一个细节还需要讲清楚，否则会影响人们把握文革的实质，那就是所谓“四派”是“保守派”的说法。因为在我心目中“四派”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极左派，甚至不是一般的造反派，而是真正地在理论上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为了解放全人类而造反的造反派。这一点从我批判王光美错误的行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认为王光美整群众无理，而群众造王光美反有理，其中的逻辑是与我幼年时承认共产党造蒋介石的反有理的逻辑是完全相同的。有人或许不能接受把共产党人与蒋介石相比，其实1927年镇压共产党前的蒋介石至少在外表上同样不是黑的而是红的。所以，当时我就认为任何人只要镇压老百姓，不管他以前多红，他那时就是黑的；他若不向老百姓认罪并将功补过，那么红的也完全可以变黑。这种逻辑也是我后来反极左派和极左思潮的逻辑。【四派是造反派的右翼。《思潮》就是右翼思潮，其立场和观点是保守的。唐这一点分析是对的。而《四》文在文革中被称为“四大毒草”，其余三篇是《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出自重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就是今天新自由主义旗手杨小凯当年的极左杰作）、《今日的〈哥达纲领〉》（出自广西）。前二篇划为右翼，后两篇被划为极左。】

    （四）

    历史的时钟指到1967年下半年，应该说当时文革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了“大翻个儿”的成果，然而文革如同脱缰之野马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狂奔不止，根本无法收场。在这种局面下，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有插手军队之可能，震动全国的武汉军区“陈再道事件”就是一个预兆。当时，我认为如果中央文革一旦插手军队，中国前途恐怕就更难设想了。出于这种重大的担忧，我写了《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大字报，从而公开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反对极左思潮。应该说我当时虽然在感情上没有任何反对毛泽东的倾向，但认为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支持已经过火了，因此觉得毛需要听一听红卫兵小将逆耳的建议。研究文革的人很容易找到《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文本，当然这要感谢蒯大富的全国闻名的《井冈山》小报对它的大张旗鼓的批斗。《四一四思潮必胜》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全国范围的两派之争代表着两种社会势力的两种政治倾向，也代表着两种文革前途；第二、极左派企图插手军队暴露了极左派的野心，同时更说明了极左派只能利用不可依靠，现在已经到收拾极左派的时候了；第三、依靠极左派无论如何是无法达到文革发动时所提出的防修反修目标的，真正要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唯一的出路只能全心全意地依靠“四一四派”。

    结果《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大字报的威力，比我当时预料的要大得多，【《思潮》的影响是很大，刚刚被冲开的新中国、新阶级的格局，又得以稳定的思想力量，《思潮》对此的反动作用不可低估。】从有关的种种史料看，这篇大字报对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对四人帮，对很多身在中央或了解中央斗争的老干部们，甚至对全国的红卫兵两派，都或多或少有点影响。但我作为清华园内的一个红卫兵当时是不可能知道相关的全局的。相反我觉得《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出笼对毛泽东的政策毫无影响。于是我决定冒死对毛泽东进行强谏，这就是1967年10月我的所谓的“炮打陈伯达”大字报的出笼。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陈伯达根本不了解，我攻击陈伯达纯粹是因为他是当时的中央文革组长。我知道江青是“炮打”不得的，【也未必。“联动”不是“炮打”甚至是“油炸”过江青吗？无论是文革初期，还是中后期，都有一些人攻击江青，从上到下都有。】这叫投鼠忌器。林彪是个军人，当时我对他的历史作用还没有底数。如果“炮打”张春桥之类的人物肯定没有全局意义，所以我只能“炮打”陈伯达，让这位老秀才受点罪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另一个目的是把整个“四派”的历史使命在组织上明确化，从而充分发挥清华“四派”反极左的历史作用。

    实际上清华“四派”在文革中只做了四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是与蒯大富的“团派”的组织上决裂，使中央文革计划中的清华大学以蒯大富的“团派”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政权泡汤，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地限制了蒯大富这个中央文革的铁拳头的作用的发挥；第二是出《四一四思潮必胜》，使全国的反极左力量或多或少有一种统一的理论思想来指导自己反极左的行动；第三是公开尝试反中央文革之可能，从而明确“四派”反的组织矛头所向；第四是以暴力回应蒯大富的暴力，坚持清华武斗，逼迫毛泽东作出某种选择。【这也是相当多的官僚的反革命策略，譬如武汉的“七二○事件”】

    到今天我实事求是的讲，文革后来之所以如脱缰之野马一直收不住，一方面是当时中央文革为首的极左势力的极左政策之必然；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的群众，不接受当时事实上的大翻个儿的文革政治局面，所以任何人企图快速收住文革运动的步伐是不可能的。具体到清华大学，只要蒯大富的“团派”掌权，我们“四派”哪怕血战到底也不会让文革就此收场，任何中央首长来作任何相反要求的表态也都白搭。由此可见，领袖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能动范围是有限的。【从来没有出现什么“大翻个儿的文革政治局面”，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在中国政治权力格局或者在社会影响上占据过重要地位，相反老干部要搞“秋后算帐”和现实的武力镇压，倒是一直是紧紧笼罩着造反派的，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造反派的“一边倒的舆论支持”，一直是造反派可以援引的“救命稻草”式的无形力量。如果造反派被真正解除受压制的地位和风险，这种支持就是多余的，实际上这种支持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力量。】

    同时，在历史的大潮之中，群众虽然原则上无法选择自己所在的历史环境，但群众总体上也不是英雄人物任意运动的一群阿斗，群众能够而且也必然会在其所在的环境中显示其应该显示的作用，所以千千万万群众的意志行动起来必然会显示出社会利益的总格局，因此自然也会辩证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我个人的参加文革的思想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出身不好的大学生，与很多出身不好的人一样，参加一方面出于革命激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不过我幼年时的遭遇和外婆给我的教育，从根底上决定了我只能站在蒯大富的“团派”的对立面。由于我出身不好，我名义上只能是“四派”二十多名委员之一，但实际上我在“四派”中领导着全派反极左的铁杆队伍。历史证明这支队伍是富有献身精神的文武双全的一族，由于这一族的支持，我才能在“四派”所做的四件大事中的前三件里，起到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我现在遗憾的是无缘与我的文革一族一起参加清华“四派”可歌可泣的武斗，因为当时我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

    所以我认为：历史是英雄史与群众史的对立统一；历史是英雄与群众共同创造的统一的历史。英雄创造历史的特色是其正反方向奏效都快，统领和综合效应大；群众创造历史的特色是正反方向奏效都慢，但辩证地显示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的能力很强。长期以来人们偏重于英雄史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了群众史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地位还不可能处于主导地位。对英雄来说，能够发现和顺应群众所显示出来的历史发展方向，是其创造成功的英雄史的关键。总之，否认或夸大占据历史战略要地的英雄创造历史的作用不正确，同样否认或夸大处于历史的基础地位的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

    （五）

    1967年10月我因为反中央文革而坐了牢。这次坐牢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牢，再加上审讯的目的无非是强迫我承认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其实如果我真反的话也不怕承认，问题是当时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确是很忠诚的，甚至在我看来像我这样忠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人在中央也不多。所以我在这次坐牢前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是一旦事情真正发生，对自己的精神打击还是很大的，尤其当审讯与我的出身联系起来时，我心中的冤屈和苦痛确实是常人难以设想的。【越上越少，越下越多，这也是毛泽东的代表性分布情况决定的。】

    这次坐牢时间不长，大约不到一年时间。我在牢里对文革的理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当时的结论有四条：

    第一，当时我是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情和动机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逻辑上，必然导致尝试用文革大民主来调整干部群众关系，实现大同目标，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第二，文革揭露出来的问题说明，共产党总体上的问题是精神特权太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对共产党始终是个大问题。同时，这种精神特权在上层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化为物质上的腐败。【这个词作为一般意义来用是低一些，物质上的特权也已经不小，重要的是，在掌权以后，主体队伍走向反面】

    第三，文革的确是中央换班子的工具，【肤浅。就毛泽东在党在中央的影响力来说，换班子并不困难。解决彭、罗、陆、杨这些重要人物，不就十分简单，包括八届十一中全会让刘邓靠边站，都是群众运动即文革还没有起来之前。对刘邓进行政治定性，也是1966年10月份就完成了。相反在九大时，毛泽东主要工作，恰巧是为右派进班子说话。】我认为这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历史证明，上层的激烈的斗争不见得对老百姓有害。【从根本上是有利的】

    第四，我认为用大民主的办法来防修反修是有问题的，首先大民主本身是有大前提的，它是以毛泽东手里的军权和理论威望作后盾的，一旦没有这个大前提，大民主就只能导致清华大学1966年8月24日的大暴力；更重要的是大民主与大暴力之间震荡幅度很大，中间又没有具体标准，所以大民主实际上随意性很大，很难具体地用来防修反修。【这才是有官方背景的民族暴力，当然这个民众是要打折扣的】

    所以，我这次坐牢虽然身体上也损失很大，但主要是精神上受的打击很大，因为我不但看不到人民和国家的希望，也看不到我所信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任何前途，更看不到自己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片忠诚能结出什么好果子来。因此，这次坐牢的确是我人生最苦的一劫。

    1968年7月，据说因为蒯大富向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人宣传队开枪而犯了错误，中央没有处分他，但为了政治上进行平衡，毛泽东亲自讲话对我从轻发落，即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年10月，我被释放返校，当即我又被送去沙城4648部队劳改，到1970年底我作为犯错误的六九届毕业生分配到邯郸地区成安县农机厂当技术员。如果没有文革，我读完六年清华大学，应该在六六年走上工作岗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