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读赵瑜的《牺牲者》——那一代的文革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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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胆壮  发表日期：2011-2-9 11:33:02    2009年的5、6月份，我回了一趟高平。在父亲的床头上，看到了这本书——《牺牲者》——太行文革志，大概是这个名字吧，署名是赵瑜，编号是0458（？记不太清了），牛皮纸面，大32开，厚厚的一本，有1000页的样子。在1980年代，赵瑜算是中国文化圈里的名人，《强国梦》、《兵败汉城》等作品在当时代影响较大，另外，因了赵瑜与高平的种种因缘——他父亲曾在高平工作，他的妻子亦是高平人，晋东南地区的亲故对他也比较关注。更主要的是，这本书以晋东南地区文革史为主线，辅于作者对山西全省以及全国文革的观点看法，点缀成章。这部具有地方断代史特点的报告文学作品，因我父亲的缘故，里面充斥了许多我所熟悉的人与事，让我有了一探究竟的机会。因为这种种原因，这本书自然就吸引了我。
　　仔细说来，父亲床头的这本书，并不算正式出版物，仅是赵瑜在厘定稿件后试印五百册的征求意见稿，换句话说，按照我国的新闻出版法规，应该算是非法出版物了。这本编号0458（？）的书，是赵瑜送给文革初期高平县委书记乔高升先生征求意见的，乔先生看过后，转给了我父亲。当我手捧书册，问我父亲：在这本大作中有没有提及您的大名时，老爷子毫不犹豫地讲：有，在某某某某页！我一听他讲话的语气，就知道他还是比较认同这本书的。
　　众所周知，文革派性严重，流毒久远。以晋东南为例，两大主要派系，红字号、联字号积怨弥深，势不两立。这样的背景下，先不说别的，光是要写出一本能被两派都能接受的作品就十分困难。这是这本书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上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1966-1976）在全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中国特有体制文化层面的推力。其发动、过程、结果以及对今后中国社会甚至文化的影响，众说纷纭，至今难有定论，甚或对其的研究探讨已经发展成了一门专门史——文革史，想要在这纷纷众口中提出自己的看法，理出一条自己的思路，理性地分析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这是这本书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岁月如歌，弹指一挥，文革结束至今已30多年，当年的人、事，以及对人、对事的记忆很多都已模糊在时光的流逝里，有一些回忆，会因为掩饰过去而修饰的比较美好，有一些口述，会因为情绪而或悲愤、或溢美，难以平和。基于这些不太确定的史料还原出的文革场景，很难说是真实，或是去真实。通过这些历史经历者不确定的回忆，结合手头现有的有限史料，还原出一个文革时空，让读者去考量，去评判，更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这是这本书面临的第三个挑战。
　　所幸在赵瑜的这本书里，对这三个挑战都做了较妥善的回应。
　　文革发生时，作者本人正上中学，这个年龄正好承上启下，有一定的亲历又不至于陷入派性的泥沼。所以在《牺牲者》中，作者尽最大努力，尽量抛弃情绪左右，以较为公允的态度，客观评判了晋东南地区文革发展历程。正是这样以事实为依据，以造成的社会影响为准绳的叙述，最大可能地做到了让两派均能接受。
　　文化大革命，全国乱成一团乱麻，在上层，以意识形态斗争为形式的争权夺利每天都在进行，在基层，忠于同样目标的群众竟然分化成为势不两立的派系，甚至发生武装斗争。这样的局面下，如何把这10年理出个大致脉络来，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作者煞费苦心。以赵瑜的观点，从中央的中央文革与军队系统的区分，下推到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陈永贵与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的对立、红联站与红总站的对立，再下推到晋东南地区程首创与军分区武英奎的对立，再推及平顺、晋城、高平各县群众的派性对立，提纲擎领，纲举目张，也算让后来者了解晋东南文革史，有了一个较为便捷的门径。
　　为了写作《牺牲者》这本书，作者采访了大量当年的亲历者及知情者，李顺达的事迹，武英奎、乔高升、李振华的亲历，柴小牛的儿子、诗人柴然的追忆等等等等。将这些口述整理归类，以公允的态度，较为清晰地脉络组织起来，重点突出那些人性中的恶，特别批判那些往昔里的罪，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口述回忆的情绪化干扰，相对客观地还原了历史。
　　除了这些比较妥善的处理之外，这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为以后的文革地方志研究，尤其是晋东南地区文革地方志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这也是作者迫切想做的一件事，无论《牺牲者》成书后品色如何，作者的夙愿多少算是得以完成。
　　当然，只要是作品，总归都有一点缺陷。《牺牲者》这本书也不例外。
　　首先，这样的一个题材，很难在文学与史学间进行取舍，写成文学，就背离了作者反思文革的初衷，写成史学，就不可能绝对公正，即使成书，也不过填一家之言。这种矛盾造成了此书的一些缺憾——作为史学，描述失之于情绪化，作为文学，失之于结构与情节安排。当然，这仅仅是就事说事，这样的一个初衷与这样的一个题材，相信由谁来写，也难免落入这种境地。
　　其次，作者虽然力图避免派系的干扰，但情感上还是略微倾向于红字号（红总站）——虽然作者的父母是联字号。或是出于同情弱者的普遍情绪，抑或是出自个人懵懂的情感，作品本身还是或多或少带有了一点作者本人的情绪。好在这些情绪化只是流露在行文中，并没有干扰了《牺牲者》的中心。
　　另外，由于人类本身具有掩饰的习性，文革结束后，大量有关文革的第一手资料或遗或毁，也或者有一些资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便公布于世，使得作者在写作《牺牲者》时陷入参考资料缺，准确数据少的处境，有些地方不得不以泛泛描述一笔带过，这样的处理，让读者难免有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之感。
　　虽然有这些不足，《牺牲者》这本书更具积极意义。抛开其它，光是作者耗费数年精力财力，奔波于省内省外，去完成这本书的这一过程，就足以让人为作者的勇气慨叹不已了。
　　时光易逝，世事缠人，转眼丢下这本书已有1年半的光阴，一直想写一下自己的感受，一直无从下笔。现在来写，很多当时的感受已经模糊，这就仿佛仅凭记忆去回忆曾经的一顿丰盛午餐，许多情节难免有所出入。好在写出来，总归是给自己一个交代，无谓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