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蔡畅在“文革”中实事求是二三事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10-8-9 09:32


蔡阿松
2010年05月24日16:31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蔡畅是我国杰出的妇女领袖，深受人们的敬重和爱戴。我有幸在她身边工作，直接受到她的教诲和亲切的关怀，对她有铭心刻骨的敬爱感激之情。下面，仅从一个小小的侧面谈谈大姐对我的教育和影响。

　　蔡畅为人处事，讲求从实际出发，注重实事求是，喜欢实实在在办事。我刚调她身边工作时，她就亲切地和我谈话，就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嘱咐，并提出几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我多接触实际，要经常到妇联机关去参加活动，多联系群众，注意收集群众的意见要求，以帮助她了解情况，掌握动态，要求我反映情况要客观，不要掺杂个人偏见，切忌只报喜不报忧，尤其是对她的批评意见更要如实汇报。以后我同她相处的日子多了，就感到她十分注意发扬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工作人员，都是严格要求，言行一致。

　　“文革”初期的镇定

　　十年动乱刚开始，“造反有理”的口号就响彻神州大地。谁起来造反，谁就是“革命派”。蔡畅身为全国妇联主席，不可避免地受到造反派冲击，1967年初就被造了反，夺了权，靠边站了。我是个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哪经过那种造反声势，一遇到群众来造她的反，不免心慌意乱，疲于应付。在这种时候，她总是告诫我要沉住气，不要和群众对立。她冷静地说：“群众是响应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我长期领导妇联工作，哪能没有错误，应该欢迎造我的反。我自信自己一贯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党是了解我的，那些上纲上线、无中生有之事，也没有什么可怕，日后群众总会分清是非，实事求是嘛。”她又鼓励我说：“遇事要沉着镇定，多观察多思考。”尽管我对当时许多反常事态迷惑不解，但是她这种冷静、镇定、实事求是对待群众的态度，让我受到了教育，使我也镇定起来。

　　“文革”初期，蔡畅出于对和党中央的无限忠诚，在领导妇联机关运动时，自然也执行了那一套“左”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可避免地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一些同志。后来，群众起来造反时，在大字报上提出许多意见。我遵照她的要求，逐一记下来如实向她汇报。当然，这些意见中，有很多是善意的、正确的，但也不乏捕风捉影、恶意攻击的，她都平心静气地听着。经过一段时间的回顾反思，1967年8月，蔡畅向妇联机关全体同志作了检讨，向受伤害的同志赔礼道歉，并承担了领导责任。尽管当时极“左”路线正统辖全党，“左”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蔡畅当时的认识还有局限性，不可能冲出这个禁区，作出更切合客观实际的检查。但是，她这种不隐讳自己的错误，勇于责己的自我批评精神，不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革命品质吗？我不禁想起，1959年蔡畅领导妇联机关在反右倾运动中，曾错误地把书记处书记曹冠群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她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几年以后，也是蔡畅亲自召开大会，公开向曹冠群赔礼道歉，担起了领导责任，以后对她在政治上就恢复了信任，放手使用。

　　蔡畅身上这种气度和坦荡的胸怀，实事求是的作风，贯穿在她的一切言行中。当时，社会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狂热地步，我们有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影响，热衷于购买毛主席像章，办公室里到处张贴毛主席语录、画像，搞所谓“活学活用”。蔡畅尽管十分崇敬毛泽东，但从一开始她就对这套形式主义的做法非常反感，看到我们头脑“发热”，常给我们“泼冷水”、“降温”。在党支部会上，她不止一次地制止我们这种错误做法，反复地说：“这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口号式叫喊的做法，实际是把对毛主席的感情庸俗化了，这哪是真正的拥护毛主席呢？我们需要的是提倡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习毛主席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解决问题，处理事情，才能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办事能力。当然这是要动点脑筋用点功的。”过了几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批判了搞的“四个伟大”的口号，批判对他个人崇拜搞得太过分、形式主义。回想起当年蔡畅鲜明的态度，由衷地敬佩她敏锐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认真负责　实事求是

　　

　　1980年5月，登门看望蔡畅

　　在那怀疑一切的岁月里，叛徒、特务、假党员的帽子满天飞，几乎每个人的历史都被从档案中翻腾出来重新审查，搞得草木皆兵。那阵子，蔡畅接待过许多来向她进行调查的“红卫兵”、“专案组”，收到过大量的函调信件，几乎都是调查一些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她十分严肃认真，本着对同志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给对方回复，帮助对方搞清事实。对于那些来意不善、无中生有、强词夺理的，就严词驳斥，旗帜鲜明。有一次，有个“专案组”来向她调查张鼎丞已故夫人范乐春的问题，诬陷她是叛徒，诬陷张鼎丞包庇叛徒，又无理指责前几年《中国妇女》杂志发表的一篇歌颂范乐春革命事迹的文章，是所谓“为叛徒唱赞歌”、“为张鼎丞吹捧叛徒开绿灯”。范乐春在20世纪30年代是中央苏区一位女县长，她英勇刚强，不畏强暴，屡次带领群众和敌人斗争，后来不幸因病过早去世。蔡畅曾和范乐春有过接触，很赞扬范乐春的革命精神，也为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女干部而痛惜，同样对张鼎丞也很了解。如今，蔡畅听到这一派胡言禁不住怒火中烧，她看穿对方的真正企图是给张鼎丞栽脏，制造揪斗他的罪名，就义正词严地指出：范乐春为革命出生入死，她是党的好女儿，张鼎丞有这样出色的妻子，是很光荣的。又说：“我过去是全国妇联的领导人，《中国妇女》发表的歌颂范乐春的文章，是经过我同意的，难道提倡学习她的革命精神、优秀品质有什么错？”这发自肺腑的铿锵有力的言词，维护了革命者的声誉，使对方无空可钻，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还有一次，有几个“红卫兵”就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来向蔡畅调查。他们的问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参加国民党？这不是公开叛党吗？为什么不清除他们？”这些问题让她啼笑皆非，她略作沉思后反问道：“我相信你们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但是在大革命时期，毛主席也参加过国民党，你们知道吗？”这一下把他们问住了。这位经历过第一次大革命的老党员，怀着满腔热情讲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过，指出当时党指派一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力量，促其实施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来国民党背叛革命，共产党人，这些党员就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他们的行动根本不违反党的纲领和党纪。蔡畅说：“当时我们党内有几位领导人，还担任过国民党领导机关的负责工作哩。如是国民党的中央执委，毛主席是候补执委，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我也在党的指派下加入过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这在当时来说都是革命需要。”接着，她恳切地忠告这几位年轻人：“你们调查某些同志的历史，势必涉及到党史，我建议你们必须学点有关的党史知识，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千万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得出切合客观实际的判断，你们说对不对？”

　　我在一旁听着这番谈话，感到像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从中倍受教育，同时也看到老一代革命家对年轻一代的关切之情和对革命事业的负责精神。

　　随着年事的增高，蔡畅的记忆力日渐衰退，那些三四十年前的往事，被无情的岁月冲淡了，有些事情难免记不清楚。有一次在处理函调信件时，就发生过差错。当时沈阳军区某部来函调查一位在延安入党的同志的党籍问题，她写了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证明。幸而早在1955年，她曾为同一问题写过材料，经该部来信询问，并附来以前写的材料，她才意识到由于自己记性衰退，几乎要铸成大错，为此她深感歉疚，立刻写信纠正，并向他们作了自我批评，蔡畅从这件事吸取了教训，以后处理这类函件更加慎重了，并且再三嘱咐我要帮她把好关，一定要杜绝类似的差错。后来对于这类问题，她实在记不清楚没有充分把握的，就让我实事求是地复以“记忆力衰退”、“记不清楚”，虽然无法向对方提供需要的材料，但仍体现了她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无私的关心和帮助

　　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我不断受到蔡畅的点拨指引，才没有迷失方向。记得当机关纷纷成立所谓“战斗组”时，我也曾随波逐流参加了一个组织，好像这样做才能跟上革命潮流。蔡畅对我此举虽不阻挡，但她直率地对我说：“你有权利参加这种组织，但千万不要影响工作。究竟怎样做既能比较客观地帮助我了解情况，又不影响你参加运动，请你好好想一想。”当时，她那富有经验的眼光，已经敏锐地察觉出社会上不正常的动向，所以后来她又告诫我不要赶风头，不要忘了共产党的身份和自身的工作，千万不要卷入派性中，凭感情用事，我听从了她的劝告，不久就退出了“战斗组”。后来，社会上派性斗争愈演愈烈，给国家造成巨大的危害，处处触目惊心，我回想起蔡畅的教导，更加感激她对我的帮助。

　　在那多灾多难的年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灾难降临，我家也不例外。我的父亲在旧社会经过商，被造反派划为“黑五类”，被批斗抄家，由街道组织管教劳动，我的丈夫和弟弟也因种种原因受到审查。亲人们发生的这一连串问题，使我惊痛，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按照惯例，我预料很可能要调离工作岗位。当我向党组织和蔡畅汇报这些情况后，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组织的安排。岂料她一如既往地信任我，并未改变对我的态度。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亲切地说：“我们党办事向来讲究实事求是，我最反对搞株连九族之事，应该是谁有问题谁负责嘛。你要正确对待亲属中发生的问题，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安心工作。”她这一番话，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一贯从政治上对同志们的关怀爱护，犹如一阵春风，吹散了我心中的忧闷，使我情绪稳定下来。在那种情况下，能不受影响继续得到蔡畅和党组织的信任，真是莫大的幸福，使我铭心刻骨，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