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岛求生3破解版中文版:纪念学者范宁先生（发于2011年1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有的人做了就说，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纪念学者范宁先生

几年前，曾看到闻一多先生的长女闻铭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进行了更残酷的镇压。7月15日，在李公朴伯伯被暗杀仅四天之后，父亲也惨遭毒手！昆明笼罩在黑暗和恐怖之中。

“父亲的善后工作由西南联大临时组成了一个丧葬抚恤委员会来主持，范先生参加了具体工作，许多事情都是由他出面办理的。虽是受了委员会之托，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没有一腔爱国热情，没有一颗正直的心，没有一身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勇气，是不敢出头露面的。

“那是什么样的白色恐怖啊！父亲遇难当时，没有人敢伸来帮一把，我们抱着倒在血泊中的父亲和大哥，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后来请邻居陈达先生的儿子帮着抬一下，第二天特务竟上了他家的门！我们住进医院后，周新民等同志来看望母亲，一出门就被特务跟踪，转了好几个圈子才把‘尾巴’甩掉。联大附中有个十三岁的小同学徐德徵自愿来帮忙，也被盯了梢。在这种形势下，好些人都不敢露面了，就连当年和父亲一起从事民主运动的友人，也有个别的在鲜血面前畏缩了。而平时一身书呆子气的范先生，这时却不顾及个人安危，为办理父亲的后事到处奔忙。当时我大哥因保护父亲身受重伤，生命垂危，母亲由于遭受过度刺激而心脏病复发，卧床不起，二哥三哥已于月前先去了重庆，小妹还只有九岁。能代表家属出面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那时也还不满十四岁，参加善后活动，多是范先生领我去的。

“我永远忘不了那几个时日：往衣冠冢里安放父亲的遗物时，是范先生带着我去的。衣冠冢里放进了父亲的血衣，遇难当时用的拐杖，抬往医院时盖的一床淡黄色被面的棉被，还有父亲的烟斗等等，其中有的东西就是范先生陪我回家取的。那天由于形势的关系，不可能举行大的仪式，只有很少几个人参加，十分凄清。我含着热泪向墓穴里这些血染的衣物鞠躬，仿佛又看到倒在血泊中的父亲。范先生就站在我的身旁。

“父亲的遗体火化后，由于我们一家人都还在医院里，骨灰没有地方可放，只能暂时放在一个寺庙中。送骨灰时，也是范先生带着我去的。那时夜灯已燃亮，但光线很昏暗。我们俩人在清寂的石板路上拖着沉重的步子，我抱着父亲的骨灰，范先生走在我身旁……我们走进了一个寺庙，大堂中有一位方丈将骨灰坛接了过去，我的心也像留在了大堂中……

  “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范先生领着我出入于鬼域群魔之间，他满怀悲愤和对父亲的敬爱，沉着地料理着这一切，就像我的一位大哥哥一样。范先生这种沉毅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是我永生难忘的。

  “大哥的伤基本痊愈时，我们孤儿寡母回到北平。许多人都不来往，也不敢来往了。范先生却无论是在那黑暗的年代，还是解放以后都时常来看望母亲。他来时，仍然话不多，但在默望之中，更使人感受到他对父亲的那种岁月冲不淡的真情与思念……

“多少年来，范先生自己从来不提这些事。”  

知道我为什么被打动吗？如果范宁先生是一个慷慨激昂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喜欢抛头露面的人，做这些我一点也不奇怪。恰恰就是这位范宁先生，我们曾同住一个宿舍大院多年的范先生，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给我的感觉是戴着厚厚瓶子底似的眼镜，圆圆的脸庞上充满了络腮胡子，遇见他时多是低头不语、表情木讷、甚至感觉行动有些迟缓的长辈，好像永远一个表情似的——也许我是太不了解范先生了。当我听到这个故事之时，范宁老先生已离开我们多年了。

范宁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研究室研究员。

据文学所老人王平凡介绍说，1953年，北京大学成立文学所时，范宁先生应郑振铎、何其芳之邀，与俞平伯、钱钟书、余冠英、孙楷第、吴晓铃等著名学者，到文学所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

范宁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1958年，文学所把编写《中国文学史》列为重点科研项目。担任该书第一、二、三卷编写工作的是该所古代组十八位同志。余冠英是这一工作的总负责人。编写分为三个组进行：上古到隋段由余冠英主持；唐宋段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段由范宁主持，并执笔撰稿。

1980年，文学所决定修订编写196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2月1日，所领导陈荒煤在全所大会上宣布：《中国文学史》编委会由余冠英任主编，范宁、邓绍基为副主编，并任范宁为古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范先生学术强项，是古代小说研究，他知识面甚广，小说之外，对于古代诗歌，从屈原、陶渊明、李白、白居易到元代诗文，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之内。可以说，范宁先生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这样介绍范宁先生可能太概念了。我想还是通过范宁先生的女儿范阳、范先生的学生东方龙吟等的回忆片断，告诉你们一个善良、敦厚、甚至于木讷，却学识渊博、生动的学者范宁先生。请原谅，范阳、东方龙吟我信手拈来你们的故事，因为它们感染了我，我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位默默无闻的大学者——我心中非常敬重的长辈。

  最让我难忘的是关于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一件事。当年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破四旧，许多积极分子都将自己家中的线装书拿到学部，公开销毁。先生没有这么做，后被红卫兵抄了家。作为元明清时期文学史研究专家，先生悄悄地将自己珍藏的一部明刻本《金瓶梅》隐匿起来了，实在不忍让这稀世罕物付之一炬。然而有人仔细地帮助红卫兵进行清点，后来当众揭发了先生还藏匿了特别重要的大毒草，要求严加搜查。从来不会撒谎的先生知道此事，连夜带着那部“禁书”出了家门。可是送到哪里去呢？哪位朋友会帮助收藏？若被查出，岂不害了朋友？最后他忍痛将那线装书绑上石头，沉入护城河。时隔不久，书便浮了上来，被人送到学部审验，那书虽已泡毁，可先生的印记（应是闻一多先生为弟子专门刻制的名章）依稀犹存——结果先生遭到红卫兵肆虐施暴，“诟辱通宵不忍闻”。文革之后，某位曾对先生肆虐施暴者仍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每与先生相遇，他都想找地方躲藏。先生对他却是频频点头，报以微笑，仿佛这个世界的风风雨雨从未出现过，先生的眼里只有睛天。

——东方龙吟

范先生女儿范阳回忆道：

为编《闻一多全集》，他多年奔走于北京图书馆与相关部门之间，终日里抱着一大摞充斥着密密麻麻手写小字草稿的影印件编辑校对，花了大量的心血。几经曲折才把书印出来，他感到莫的欣慰。我在上面找他的名字，他却笑着说，不必了。

……

从不懂‘送礼’这一套的父亲，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忽然提出让我准备高级香烟、名酒，说是要送礼。那是我要华侨大厦工作的时候，一些市面上见不到的‘好烟好酒’需要找领导批条。我鼓起勇气找领导批条买的第一条烟、第一瓶酒是给父亲的。他并不抽烟，极少喝酒。那个春节他带我去见了闻一多夫人，他的闻师母。

    东方龙吟非常动情地回忆道：先生告诉我，他已决定把北京出版社约他写的《宋辽金诗选注》一事应承下来，交我独立完成。经过九个月的搜寻剔爬，我从数以万计的诗人、数十万首作品中选出一百多个诗人、三百多首诗作，遍翻典籍，撰写说明，终成四十余万字。从选目到注解，先生不间断地审改、校订着。最后，连该书的序言也让我主笔。当出版社通过这部书稿，准备付梓时，先生告诉我：“对马达先生说，这部书上，只署你一个人的名字。”

本书的责任编辑马达先生也是位学者，他得知此事十分感慨，最后还是他有办法，他告诉先生说：当初约稿单上写的就是您的名字，如果先生不署名，这本书就不能出版。

先生终于让步了：“那好吧，我就权且挂名。记住，以后填报科研成果，此书只报你一人。”以后，在先生的著作目录上，从没出现过《宋辽金诗选注》之名。

我真不敢相信能有如此胸襟的人……

    记得文学所研究员何西来讲过，他当时参加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文艺理论研究班时，班上的同学，有不少是读过文学所范宁先生的文章的，建议请他来讲宋元话本的专题，但班主任何其芳老师没有同意，说范宁虽然写过一些文章，但讷于言辞，不善表述，讲课效果不一定理想，终于没有派他来。

   范先生一生正直善良，为人谦和，知识广博，这在文学所是有目共睹的。

   八十年代，俞平伯老先生年事已高，早已闭门谢客，听说范宁女儿来访，破例要见……这种事举不胜举

范宁先生对自己的恩师永远充满着思念，在范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我们看到“先生给我刻过两方图章。抗战后期先生在昆明借治印贴补生活，很多人都找先生刻印，我也买了两块石头请先生刻了一下。学生嘛！当然不收费。先生刻得很认真，刻完后还说：‘石头质地不好，再买一块好的来刻。’我这两方印，一方阳文的印章先生还给刻了边款，可惜在南北奔波中遗失了。一方阴文的印章我至今还珍藏着，1976年地震时期我住防震棚的时候还随身带着它。这是先生留给我的宝贵的纪念品。”

闻一多先生生前曾说：“有的人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有的人说了也不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范先生不愧是闻一多的学生，他默默地践行着老师的信条。

范先生于1997年12月5日逝世，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写作此文，以寄托我的怀念，愿人们能记住这位可敬的学者——范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