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一场宏大改革与一个学者的思想长征

马俊 杨志 刘飞 戴雯喆  

编者按：

2000年2月26日的一场研讨会让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天，宾朋满座，盛况空前。一个多月前的1月24日，中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吴敬琏迎来了他的70岁寿辰。这场研讨会是吴敬琏的朋辈和弟子按照他“不突出个人”的意思精心安排的生日礼物。

其时，中国刚刚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疾风骤雨般的考验，因应对得法而得以逆流而上。其时，为“市场经济”奋战经年的吴敬琏收获了声望的巅峰，并开始思考“寻租”和“腐败”在中国的经济学意义。

10年岁月荏苒，中国在又一次危机中拷贝了“幸运”的剧情。很难揣测，此时在吴敬琏的心中，对于中国的未来和改革，到底有多少担忧。最近几年，他对法治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尤为关切。

吴敬琏的80岁寿辰，让关注并专注中国经济未来的人再度聚首。今天，以“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为题，中国经济的一批重要决策者、实践者和思想者——楼继伟、周小川、刘鹤、郭树清、吴晓灵、易纲、谢平、李剑阁、钱颖一、肖梦等(他们中的多数和吴敬琏一道，在上世纪90年代合力完成了一份影响深远、迄今依旧“未完成”的《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和方案设计》)，以及来自海外的重要经济学家科尔内、马斯金、青木昌彦、罗兰等，以研讨会的形式，再次为吴敬琏准备了一份厚重的生日礼物。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往历史，是怎样百转千回，其间交织了多少潜心思索、精心布局、大胆直言，以及扼腕叹息，吴敬琏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当是最有发言权的一群人。对于中国经济的制度变迁和未来，他们仍将是重要的设计参与者和“当事人”。

基于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新书《吴敬琏传》，我们编发了一组报道，旨在中国过往30余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大幕中，勾勒吴敬琏——改革的启蒙经济思想家和具有政策建议及方案设计力的“工程师”——的人生横截面和学术脉络，以致敬意，并以飨读者。

1 顾吴之交

1971年4月，学部干校奉命迁到了距离息县50里外的明港镇，住进了一所被废弃的军营，从此，不再需要劳动，每天只搞政治运动。运动的主题还是检举揭发和批斗“五·一六分子”。吴敬琏因为“顽固不化”，被定性为“帽子抓在人民手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进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劳改队。

吴敬琏非常孤独，在队里，他与老“右派”顾准走到了一起。

在高强度的体力劳作里，自幼多病的吴敬琏远远比不上比自己年长15岁的顾准，只能当当顾准的下手，两人越走越近。

顾准的正直与“较真”让吴敬琏非常敬佩。有一次，在私下交谈中，言及过去几年的红卫兵间的派系斗争，顾准对吴敬琏说：“他们整天斗来斗去，自己很得意，以为是在干革命事业，其实只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还不如利用这个时间读点书，对国家、对人民更有益。”

这席话让吴敬琏很有同感，他开始反思自我，把过去坚信的那些理论一一反刍省思，对于曾经全力批判过的孙冶方和顾准他们所倡导的价值规律理论也进行了新的审视。已经受难十多年的顾准显然比他看得更深、更远，他说，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一个女性人物，她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是她父亲的玩偶，结婚以后又是她丈夫的玩偶，为了他们的幸福，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娜拉毅然摔门出走。在“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思想领袖胡适提出“易卜生主义”，出走的娜拉成为中国青年自我反叛和自我觉醒的典型。到了1923年12月，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做演讲时，却提出了一个让人惊醒的疑惑——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一个深刻的提问——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但出走之后怎么办，即意味着革“旧”之后怎样建“新”。

在鲁迅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困惑仍然未解，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被掩盖了起来。正是在息县的荒芜平原上，顾准重新将之拾起。

顾准的提问，对于吴敬琏来说无异于惊雷在耳，它像“毒药”一样危险却又充满了新鲜感，他点出了吴敬琏几年来苦思冥想却没有头绪的核心问题。

当时的顾准已经放弃了对计划经济制度的“完善”工作，甚至决意从经济制度以外去直接追击问题的本源。他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

如此漫长而艰辛的“思想长征”应当从哪里为起点呢？顾准的答案居然是：希腊。

理由是，顾、吴以前所学的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和历史书籍上说，希腊、罗马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民主制是直接继承来的，似乎公有制度总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共产主义社会不外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复归。据此，顾、吴试图从这一理论的前提开始思考——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衍变的？

这样的思想探索隐秘而顽强地持续了4年，一直到顾准去世为止，它彻底改变了吴敬琏的价值观和学术立场。在此之前，他的身上流淌着两种不同的“血液”：一是来源于改良主义世家的变革思想；二是被革命年代所激荡出来的激进主义。它们水火不容，在一个天性温和而倔强的躯体内激烈地对冲，每每使之陷入困顿和苦恼。而此时，国家的动荡、苦难的降临以及顾准的出现，让一种新的理性主义力量加入了进来。日后我们将看到，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相比，吴敬琏有更深重的人文主义情怀，更善于哲学思考，在独立批判的立场上更倾向于社会法治秩序的重建。

2 “暗室密谋”重提按劳分配

1976年冬日的一天，于光远找到吴敬琏和周叔莲说，我们应当做点什么。

此时的于光远正赋闲在家。自“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国务院研究室随之解散，与邓关系最密切的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3人成了“待分配干部”，每天只可以到一个专设的办公室去看文件，无余事可做。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于光远等人决定在经济理论界发动一场“突击战”——召开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会。

“四人帮”被打倒后，“极左”思潮远未被清除。

当时，于光远找来了冯兰瑞、吴敬琏、周叔莲等4人，日夜在办公室里秘密筹划研讨，后来他们戏称这是“密谋于暗室”。据吴敬琏的回忆，于光远是主导者，邓力群有时也参与讨论，胡乔木则没有介入。

就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提出“两个凡是”方针的半个多月后，2月25日，于光远组织人员，在北京地区召开了按劳分配学术讨论会。因为他没有正式官职，所以，会议属于民间行动，开会的地点和召集都是非正式的，连发言集也是自己出钱打印的。全国的报纸几乎没有予以报道，只有《人民日报》理论版发了一条不起眼的简讯。尽管如此，这个讨论会还是引起了地震般的效应。

4月，于光远等继续把按劳分配的讨论推向深入。他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有30多个单位、100多位理论工作者参加，大会发言者达十余位。吴敬琏、周叔莲和汪海波联名递交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上的“左倾”思路；另一篇是从正面论证恢复奖金制度的必要性。

5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被任命为院长，邓力群和于光远为副院长。

6月，履新不久的于光远等人召开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这次的参与单位达100个，与会人员400多位。吴敬琏选择的发言主题是“物质刺激”，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理论禁区”。他的发言突破了工资、奖金等具体问题的范围，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

10月底，第三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参与者又有增加，除了在京的135个单位、500多位专家和官员之外，还有23个省、市的130多个单位、300多人赶来参与讨论。周叔莲、吴敬琏和汪海波递交的论文是《论社会主义工资和它的具体形式》，提出为社会主义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如果说，很多与会者的发言是“表态性”的，那么，吴敬琏等人的观点则明显更带有可操作性。

由于光远发起的这几次按劳分配讨论会，无疑是1977年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重要的事件，它打破了自1964年之后万马齐喑的黯淡局面。

3 “整体配套”搁浅

国务院在1986年4月份正式成立了一个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方案办)，共约30多人，都是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抽调来的精英骨干，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担任，办公室主任为高尚全(在高出国考察期间由国家体改委主任安志文直接领导)，杨启先、傅丰祥、姜习和吴敬琏等6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北海桥边上的工字楼里，吴敬琏是方案的主设计人之一。

6月11日和12日，在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主持下，方案办及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在北京玉泉山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座谈会。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吴敬琏作了一个情绪激动的发言，说：“现在经济上有这么多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我不是一个很冒失的人，看问题往往倾向于悲观，但现在，我看没有多大危险性，我们有能力改革。”

据吴敬琏回忆，“那天的会议气氛非常好”。当天散会后，他和几个学者在湖里划船。副总理田纪云从远处走来，特意把他叫上岸，对他说，我看今天领导差不多被说动了，晚上你好好准备，明天第一个发言，可能就过关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召开。几位部委领导首先发言，质疑价格改革的步子太大。风向因此发生微妙转变，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没能在这次会议上通过，被要求继续修改。

价税财配套改革困难重重的原因非常复杂。

在理论界，厉以宁表达了鲜明的反对立场。就在方案办递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后的5月份，厉以宁参加北京大学“五四”科学研讨会，面对上千名听众和众多媒体记者，他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厉以宁似乎一直把论战对手的政策主题限定为“价格改革”——很多年后他仍然将对方称为“价格改革主线派”，他没有对吴敬琏的整体配套方案提出挑战，只是说“价格改革很难同其他经济改革配套”。

在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和行政职能部门内，反对的声音也不小。

除了上述几种观点之外，一个更大的质疑来自对企业改革战略的讨论。

即便在方案办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整体配套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形成后，原本应由安志文和体改委刘主任高尚全签字上报国务院，而当时，高尚全不在国内，安志文则倾向于企业改革优先，对价税财配套改革持有保留意见，所以，这个方案初稿是由他签字上报的。

另外，在企业界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反对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声音也浮现出来。

当时被视为国有企业改革代表人物的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周冠五给党中央上书言事，认为改革应当“以承包为本”，离开了企业承包制，改革就背离了正确的方向，国务院搞的改革是“反改革”。

地方政府的反对主要是针对分税制。吴敬琏回忆说，原先以为沿海会反对，田纪云出了一个“保基数”的主意，也就是保证既得利益，没有料到，内地地方政府也反对，因为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很大的约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玉泉山座谈会的第二天风云突变。会议一开始，当吴敬琏准备按田纪云的吩咐第一个发言的时候，一些部委领导首先拿起话筒，相继对方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些发言一个接一个滚雷般的讲了下去，最终，国务院领导宣布，方案有待修改，等成熟后再议。

吴敬琏非常沮丧。会后，几个方案办的年轻人则责怪他说：“怎么不发挥抢话筒的精神，使方案通过功亏一篑。”

方案办对原来的“大方案”进行了修改，很多方面往回缩。

8月份，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这个修改后的方案获得通过。9月13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了方案，邓小平说，这个非常好。

可是到了10月份，改革突然转向，以股份制和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改革成新的突破口，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彻底放弃。

这就是发生在1985年到1986年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政策辩论。

日后，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吴敬琏参与设计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整整“雪藏”了6年。1987年年底，他结集出版《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1993年，这个方案被中央重新采纳，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4 “吴市场”舌战计划派

1989年11月7日，吴敬琏接到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通知，要吴敬琏随他去中南海中区西楼参加一个会议，总结1989年“70天”的经验与教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他一进会场，邓力群看到他就说：“吴敬琏，我们好久不见了。”吴敬琏答：“是有一个五年计划了吧。”邓力群说：“不对，有两个五年计划了。”

会议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财政部科研所的原所长许毅，他原是华东税务管理局副局长，调任北京后，与吴敬琏一度很熟悉。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心意思是，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着就是吴敬琏发言，他也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对许多现象的看法和许毅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和他的距离很大。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地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接着，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吴敬琏表示不能同意。双重体制下的经济既是货币经济，又有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于是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目前腐败蔓延的原因。最后，吴敬琏还推荐香港汇丰银行一位经济专家的文章，此文论证说，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他的发言至此，许毅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

那天，一个上午的会就只有他们两人发言，旁边的人大多没有参与争论。

吴敬琏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与许毅展开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在公开的报刊上，种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甚嚣尘上。

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总理李鹏和政治局常委乔石在座。吴敬琏与“计划派”再次当面交战。

与前一年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又是第二个发言，他说，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

这时，袁木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 吴敬琏提醒他，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袁木又说，正式文件里改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

其间，还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的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经定了的，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薛暮桥和刘国光也站在市场取向改革的一边，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在论战的对方，除了许毅、袁木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当过《求是》杂志总编辑的有林也是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1990年年底的一天，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在寒暄数语后，乌家培小心翼翼地询问说：“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乌家培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5 “整体改革”真正启动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93年5月部署“十六条”启动应急行动的同时，就已部署一项更有深远意义的行动：起草一个启动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国家体改委组织20位经济学家在5月份提出了一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划纲要》。接着，就由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组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专题调研组和正式文件的起草小组(这份文件后来由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吴敬琏参加了《纲要》的起草工作。吴敬琏课题组的好几位成员也应召参加正式文件的起草小组。

自1992年的春夏之后，随着改革形势的回暖，吴敬琏课题组的成员们加快了研究的进程。吴敬琏回忆说：“‘南方讲话’之后，成果就一个一个出来了，每出一个先都是往中央送，一般都是送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曾培炎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十组负责人，由他分送各位决策领导，然后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不少就发在我主编的《改革》杂志上。”

由日后汇总出版的《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一书可见，他们总共完成了21个项目报告，涉及财政新体制、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和国有企业所有权框架、中国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革、国家专业银行改革、人民币政策、公司化、企业与银行关系重建、社会保障体制、政府职能定位及转变、现代国家职能的理论探讨等多个层面。

在这些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献是吴敬琏与周小川执笔完成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在这份研究报告中，他们提出要在英美式的市场经济(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日本(亚太式)市场经济(社团主义的市场经济)、德国式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之外，建立第四种，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

就在这些方案陆续上呈之际，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课题组中的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和李剑阁被征召进入文件起草组，楼继伟此时担任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李剑阁是经贸委研究室主任，吴敬琏等人完成的多篇报告被印发给起草组作政策参考。

当时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的特点是实行“渐进主义”路线的胜利，正是因为改革的渐进性，才使得中国没有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陷入困境，相反在改革时期实现了高速增长。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他们用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为依据。由此，对后一阶段的改革提出了“整体渐进，每个阶段寻找一两个突破”的方针。

吴敬琏则不以为然。他的观点是，将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相对起来，以后者为中国改革的主要成功经验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以速度为标准的概括没有接触到中国转型的本质。那么，中国前15年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什么呢？吴敬琏的答案是：增量改革。

吴敬琏之所以坚持用“增量改革”，而不是“渐进改革”来描述中国前期改革战略的特点，要义有二。

其一，以此突出展现中国改革的体制特征，设定改革的对象与边界。

其二，明确地指出了未来改革的主要战场。他认为，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是也有明显的缺点，因为经济体制是一部配置资源的机器，长期在体制外打“外围战”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吴敬琏越到后来越认识到，增量改革长期持续必将造成“双轨制—寻租基础扩大—权贵资本主义”的衍生轨迹。

由上所述，吴敬琏回到了自己的那个著名的结论：中国改革必须从此走整体改革的路径。由“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吴敬琏的这一主张并不被所有的人所接受。他回忆说：“直到1993年下半年准备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决议起草小组专题调查组的一份报告还认为，过去改革搞得好，是因为采取了‘整体渐进，阶段突破’的方针，今后仍然应当坚持这样的方针。到全会决议的文件中，才改成后来的提法：‘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6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对于中国本轮现代化变革，吴敬琏有自己的时间表。

在他看来，1994年之前，中国的改革主战场在国有体制之外，是所谓的“增量改革”。之后随着整体改革方案的实施，改革的主要对象转变为体制内的诸多领域。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化经济改革的主轴似乎已不可逆转。但是，经济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要过“大关”，主要涉及国有经济和法治等政治层面的改革，所以，改革战场就应该进一步拓展。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吴敬琏说，进入21世纪之后，他主要关注两个命题：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从此，他继“吴市场”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吴法治”。

在吴敬琏的思想史上，这是继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顾准在劳改队里推研希腊文明之后，又一次把自己的视野拓展到了经济学专业之外的范畴。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吴敬琏——尽管他一度在“政治心脏”中南海工作——试图把政治与经济分开来思考。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吴敬琏的经济学见解是学术而温和的。正是由于对人性善恶交织共生的复杂性有深刻的体认，吴敬琏从没有在自己的理论和方案中，对秩序和变动、理想和现实等形成对照的选项作出简单的选择，有时，他的态度甚至比较暧昧。而这种犹豫也正是转型期经济学家们的特征与魅力所在。他信奉有限度的、逐步实现的平等原则和市场化取向，为此，他愿意在两难之间寻找一条更为稳妥的道路。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框架既定，然而权力却顽强地不肯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一些国有企业也不愿放弃垄断地位，这样，旧体制的种种痼疾也被固化甚至放大。吴敬琏日益意识到，既得利益和机会主义的固化，特权和垄断，官僚依赖型的管制，对社会成本和环境的透支，使得中国的经济繁荣往往脱离不了畸形的影子。人们渴望繁荣，但不是非理性、寡头化、权贵依赖型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真正建成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如何重建公正与法治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里涉及到两大命题：一是政府的职能与角色；二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而要予以解答和建设，必须从法律和经济两个层面同时推进。

2000年6月17日，吴敬琏在西安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一个研讨会，做了题为《新形势下政府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的主题报告。这是一份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改革策略书。

2001年11月15日，为了准备“十六大”，吴敬琏参加了由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的一次理论座谈会，递交了一篇书面发言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继续从建设市场经济的角度，陈述他对政府体制改革的观点。

2002年11月8日，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进一步丰富了政治改革的内容，除了重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口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敬琏和江平创建了上海经济与法律研究所，法律学者梁治平出任所长。从11月底到12月，他们联袂在北京、上海、南京和长春等地出席各种论坛，大声疾呼“法治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江平两人的多场对话，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热切关注。这样的对话带有极强的启蒙气质和破冰意义，它在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扇窗口，表明中国的思想界已经开始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下理性而独立地思考建设现代中国的路径。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涉及的一些命题，有的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

(摘自《吴敬琏传》，文字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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