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驾驶汽车的未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凭啥唱出个大救星？（图）

2010-10-30 20: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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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赵俪生

 近来，正读着历史学家赵俪生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据说这本书在读书界引发的好评如潮，多是看重书中的人物评价，力求不扬恶、不溢美，忠实地记录个人的眼光与看法。这样直来直去的文法，自然是与常见的那种傍附名人、谀词阿世的回忆录是不同的。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谓的优良传统，多是宁静致远，淡泊处世，口不臧否人物，哪里像赵俪生这般秉笔直书、口无遮拦的。

赵俪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其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算是一个进步青年。他回忆，运动后期，运动的领导人蒋南翔曾动员他参加党组织，他却回答说：“我读列宁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整肃的黑名单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尔托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听了这话，从此蒋南翔再也不找他了。也就是说，赵俪生骨子里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者，所以，他认为“左”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一种政治痼疾，如论“左”的来源，则是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过分强调，惟恐出叛徒、特务、异己分子等等，久而久之，这种政治的心理状态就凝固到政策和策略中去了。

自由知识分子特征之一，就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判断能力。1948年，赵俪生在解放区跟大家一起唱歌，打头的一首歌就是《东方红》，而且歌词也与今天的不同：

三山低，五岳搞，  毛泽东治国有功劳；

边区办得呱呱叫，  老百姓颂唐尧。

传主说他一边唱着，一边对“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句有意见，《国际歌》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救世主吗？还有“唐尧”二字，作词者还是费了斟酌的，没有用“秦皇”、“汉武”这名字。很显然，这就是个人崇拜的滥觞，发展下去，就有了“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一直到“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等等。

当时的河南解放区农村，正在热火朝天地闹土改，一座古老的城墙大门两侧，刷着两幅大标语：“地主就是罪恶，农民就是真理。”对此，赵俪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有很坏的地主，也有不太坏的地主，如果抽象地、概括地来形容一个剥削阶级，说它“罪恶”也可以，但少了点“区别对待”。对“农民就是真理”这句话，更说不通了，马克思说过农民有其趋向革命的一面，也有小私有者的一面，所以它还需要革命的改造，需要工农兵的联盟。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自己去闹革命就必然走向大皇帝，刘邦、朱元璋无不如此。如果“农民就是真理”，那么平均主义、报复主义都会表现出来，岂不乱了套。于是，赵俪生把上述的想法写进了日记，后来又写进一本《从中原到华北》的小书里面，并准备出版印刷。建国之初，三联书店打来电话，说书稿在渤海湾中遭遇蒋的匪炮舰袭击，沉入到海底了。直到“文革”时期，被关进牛棚赵俪生才得知，这部书稿就夹在他的档案里，并成了他“污蔑农民手中没有真理”的罪证之一。

自由主义者往往不识时务，独自高标。在华北大学跟成仿吾的冲突，即是一例。那是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要进城接管大专院校的前夕。当谈到北平的教授们都要到军管会的文官会报到、并办理登记问题时，有人主张，无论年龄大小，必须亲自来报到。也有人提出，像陈寅恪这样的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虚弱的，由家属和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候，华北大学的副校长成仿吾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这是个态度问题！”赵俪生觉得这高亢的湖南话特别刺耳，心想，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作被征服者，叫他们来“迎降”的，不如就在文管会门前办个受降仪式吧。于是，他按捺不住，起来发言了，说读过一些列宁的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知识分子要比中国的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他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来看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这一切，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三天后，赵俪生就被调离了华北大学，依照他自己的话，就是被“开除了。

   跟郭沫若的冲突，则是在1949年11月，赵俪生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当编译的时候。有意思的是，早年赵俪生还算是郭的粉丝呢。但他亲眼看见郭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默默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赵俪生很是反感，个性又一次发作，就把这事情向《人民日报》反映了。此后，郭沫若写了一篇稿件《蜥蜴的噩梦》，让赵俪生去编，文中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有到台湾去殉葬。赵俪生认为，董已经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郭还在考古所担任研究员，这样骂法合适吗？就问郭老能否改一改？没想到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当年32岁的赵俪生觉得憋气，又年轻气盛，连写了三封辞职信，后来收到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

赵俪生自己说，他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头，总以失败告终，但在精神上却是愉快的。正如赵俪生的老伴高昭一所讲，赵俪生的人格有三个特点。一是天生的自由主义者，这天生不是先天遗传，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新思潮所带来的；二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倡导宽容、理解个性，尊重独立思考；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追求知识，追求学问，孜孜不倦地耕耘着自己的事业。为此，赵俪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屡屡碰壁，而且碰得头破血流，但一生也没有改掉他那个性自由、棱角分明的脾性。

有历史学者推崇，“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但仅仅讲课好，是没有用的。独立精神，自由意识，往往成为个体知识分子的致命伤。到了1958年，赵俪生被补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又以“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判，一生颠沛流离，历尽人间坎坷。在国外，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三层含义：一，社会的良心；二，智慧的传播者；三，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依照这个标准，如果需要在二十世纪的当代中国推举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话，那么，笔者愿投赵俪生一票！（韩三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