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潜艇什么意思:朝鲜“总联”的前世今生

　　在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被称为“人民鲁尼”的朝鲜队韩国籍球员郑大世在奏响朝鲜国歌时的热泪感动了世界。作为一名出生于日本名古屋的第三代在日朝鲜人，郑虽然拥有韩国籍，却属于“总联”系，从小到大，一直就读于“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总联”）名下的朝鲜学校。从他曾申请放弃韩国籍，改入朝鲜籍一事看，其对祖籍（其父母均为韩国庆北义城出生的旅日韩侨，而祖父为朝鲜人）朝鲜的认同，已然超越了作为海外侨胞“血浓于水”的文化认同，而达到了非“认祖归宗”则意难平的身份认同的地步。殷殷爱国之情，可圈可点，可赞可叹。赞叹之余，对养成郑大世如此炽烈的爱国情热的“总联”——这个绝少见诸华文媒体的组织不得不投以好奇的目光：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
　　众所周知，战后，处于冷战最前沿的朝鲜半岛，从日本的殖民统治直接过渡到美苏军事占领，民族统一大业未及展开便夭折，形成了南北两个独立国家，并引发了一场导致东西两大阵营对决的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最终坐实了“民族分断”的现实。不仅如此，朝鲜民族从思想上被“统一”为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洗脑之彻底，甚至对海外朝鲜人的精神生活也发生着重大影响：侨居日本的朝鲜人分朝裔和韩裔，彼此边界井然。虽然他们都爱吃烤牛肉、辣白菜和大酱汤，却有各自的社群、民族学校、自治机构乃至机关报，关于“民族命运”、“祖国统一”的论战此起彼伏，绵延半个多世纪。与号称拥有50万名会员的在日韩国人和韩裔日本人的民族自治团体“日本大韩民国民团”（“民团”）相比，郑大世所属的挺北方（朝鲜）民族自治团体“总联”的人数要少得多（具体人数不详，日本公安厅方面掌握的数字是约9万名），但其对北方政权的归属感则要强化很多。
　　从“终战”到战后初期
　　日本战败时，作为前殖民地宗主国，有大约200万名在日朝鲜人。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人绝大部分属于贫困层，内心有归属意识上的矛盾和对日本的不满。简言之，他们所直面的当务之急有二：一是经济生活的稳定和改善，二是重新确立文化身份，重建价值归属。“祖国的独立”当然是这个族群共通的理想主义选项，而日本战败，也使其中相当多的人感到某种希望。但不久，这种希望便被残酷的现实化作齑粉：先是苏、美两大集团以“三八线”为“临时分界线”的军事占领；三年后，以大国势力为依托，南北双方本别建立政权。祖国统一化为泡影，这条原本旨在美苏两国接受日军投降而匆忙划定的“临时分界线”，终于成了朝鲜半岛的噩梦。屋漏偏遭连夜雨，自此，日本与朝鲜半岛间交通受阻，本来就面临上述两个课题的在日朝鲜人族群又不得不面对一种新的更加紧迫的选择：要么回南北两个“祖国”之一定居，要么在日本暂时寄居或永住。
　　而基于政治原因，战后初期，美国对日占领当局（GHQ）只承认在日朝鲜人回到“三八线”以南地区为“合法”，并通过日本当局提供原则帮助（费用和交通手段）。以这种形式，至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的1950年5月，约有140万名在日朝鲜人回到了韩国（其中，虽不乏从韩国再辗转回到北方者，但具体人数不详）。尽管后来（1946年12月）美、苏间签署了关于在日朝鲜人向北方苏战区“归国”的协定，但却限定在“曾出生并成长于北纬三十八度以北的朝鲜北部的朝鲜人一万名”的范围。按此条件，据日本政府1946年3月的调查，希望归国者只有9701名，翌年便锐减至1413名；而其中，实际归国者远远少于希望归国者，只有351人。
　　剩下的约60万名“残留者”，便侨居日本，在言必称“单一民族”的日本社会，无疑是最大的“少数民族”（在人数上被华人超越是后来的事情）。可即使是这部分“残留者”，也有八成以上的人希望在未来适当时候回到“祖国”，从心理上觉得在日本只是“暂居”，并非“永住”，明显缺乏融入日本社会的归属意识。与此同时，战后初期，百废待兴，连日本人的生活也极其艰难，遑论教育程度低下、备受歧视的在日朝鲜人。加上冷战加剧，反共防共，美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对这一族群严加防范，引进并强化了捺押指纹等治安措施。60万在日朝鲜人，有一个充满歧视色彩的集体称呼：“在日”（Zainichi）。但另一方面，这种外部压力也成为其内部形成“民族团结”凝聚力的动力。
　　从“朝联”、“民战”到“总联” 　　“终战”仅两个月后，1945年10月15日，5000名“在日”聚集东京，成立“在日朝鲜人联盟”（“朝联”），此乃战后日本最初也是最大的全国性组织。大会通过的纲领提出了四点诉求：一、致力于建设新朝鲜；二、以期滞日同胞生活安定；三、为归国同胞谋求便利和秩序；四、期待与日本国民的互让、友谊。
　　“朝联”之所以如此之快地成立，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安排朝鲜侨民归国工作不力，进展缓慢，归国者客观上需要同胞的援助。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建设新国家意识萌动。“朝联”成立之初，网罗了左右两派人士，颇有“统一战线”色彩。但左派系旋即发动“政变”，“亲日派”（日治时期的对日协力者）被搞掉，且把对“亲日派”、“民族叛逆者”的调查、整肃列为当前的重要活动之一——“朝联”左转。被排挤出局的右派系，于1945年11月，单独成立“朝鲜建国促进青年同盟”（“建青”），后成为挺韩国的在日后援团体“民团”的前身。“朝联”与“建青”之间从一开始就充满意识形态化的左右对立斗争和伴随着暴力的肃清运动，是朝鲜半岛南北两个“祖国”之间状况的预演和缩影。
　　南北方各自政权的分立，是对在日朝鲜人族群的“祖国统一”理想的重大挫折，“亡国之民”的悲情蔓延，更加剧了族群的分裂：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在左右尖锐对立的构图下“站队”。其结果只有一个——非此即彼，几乎不存在“中间地带”。彼时，由于李承晚政权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大肆镇压国民的反对运动，发生了“济州岛4·3事件”等暴力丑闻，南方的政治、经济形势一片混乱，居然有多达97%的南方出身的在日朝鲜人都成了北方的同情者，“抗日英雄金日成”的神话被做大，“朝联”的人气如日中天。
　　随着“朝联”左倾化的升级，日共开始趁机渗透、发展，设立“朝联支部中央指导部”，试图把“朝联”的“祖国志向型民族主义”话语纳入到日共主导的日本武装革命的框架中，从而引起了美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警惕。1948年9月，中情局（CIA）的一份内部报告称“朝联”是“共产主义者在朝鲜问题上唯一同情的政治团体”，正在成为“共产党有用的道具”。翌年，作为“暴力团性质的组织”被美占领当局强行解散。此时，“朝联”系势力已发展到60万“在日”中的近2/3成员，为“民团”系的6倍。
　　“朝联”解散的翌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日朝鲜人族群再次分化：“民团”系甚至招募志愿兵赴前线参战（从第一批到第六批共招募642人），135人战死；而旧“朝联”系势力则以对抗、妨害“民团”系的活动为己任，在日本各地展开地下和半地下的反对运动，声援北方祖国。但对于“民团”系以“合法”形式开展的声援南方活动，“朝联”系痛感无组织斗争之危险与低效。于是，1951年1月，于东京秘密成立了“在日朝鲜统一民主战线”（“民战”），除了旧“朝联”系人马外，还融合了“民团”系青年组织和“建青”的部分血液，颇有统战色彩，日共的存在和影响也显而易见。
　　经过三年战争，日本经济因“朝鲜特需”而复兴，而南北双方的巨大牺牲却使在日朝鲜族群的撕裂进一步加剧。左右两派均把朝鲜战争当成是“祖国存亡的危机”，对所挺的“祖国”一方更加热爱，而对另一方则更加仇视，且这种源于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从第一代“在日”遗传到第二代。“民战”系与北方祖国朝鲜的互动，进一步加深了与美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对立，加上主张过激路线的日共的“指导”，使原本在日本社会就被歧视的“在日”越发边缘化，处境更加艰难。《旧金山合约》之后，实现了向国际社会复归的日本玩弄条约，借在日朝鲜人恢复朝鲜国籍的条款，趁机撕毁了原先所谓“保持日本国籍”的承诺，启动法律程序，注销了绝大多数“在日”的日本国籍——在日朝鲜人成了法律上无保护的“外国人”。加上原本就存在的就业歧视，众多“在日”，只能从事土建、废铁回收和游戏业（一种叫做“扒金库”的博彩游戏）等底层职业，完全失业率居高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民战”借潜伏日本内地开展活动后被逮捕的“北朝鲜工作员”（间谍）的强制送还问题，呼吁在日朝鲜人回国支援北方祖国的战后复兴，并请求日本政府对在日朝鲜人中希望归国者予以道义支持，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归国潮（回归北方祖国）。而日本政府正愁无法“甩包袱”、“送瘟神”，乐于顺水推舟，自不在话下。至此，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在“民战”的主导下，在日朝鲜人的归国运动得以推进，此乃运动的“第一期”。
　　但平壤方面对“民战”主导的归国运动早有所不满。1952年12月，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接见“民战”领导人韩德铢的联络员时，指出在日朝鲜人应当为朝鲜的革命而斗争，暗示对听命于日共指导的不满。后金日成又致信当时正流亡中国的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直言：“为什么朝鲜人要被日本革命利用？在日朝鲜人应该拥护他们自己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为祖国的统一独立而斗争。”德田把金日成的信并自己的考虑一并转至斯大林和毛泽东，二人回复说：“金日成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有了后来的路线转换。
　　1955年5月，“民战”解散，朝鲜“总联”成立，约3000名朝鲜人日共党员集体脱离日共，事实上回到朝鲜劳动党麾下。至此，归国运动进入“第二期”。在“总联”的主导下，实际上是在平壤方面的坐镇指挥下，归国运动开始大力推进。
　　在所谓“地上的乐园”，“义务教育、医疗免费”等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宣传攻势下，在主席金日成、外相南日等朝鲜领导人亲自出面的动员下，在日朝鲜人成批回到朝鲜，投身祖国建设，这才有了后为朝方津津乐道的“世界史上，海外公民从所谓‘自由世界’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集团大移动的人间奇迹。”客观上不仅弥补了朝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1961）期间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而且为后来的“千里马运动”也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从日本归国的大量科技人才和技能者（60年代有包括在日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者11名在内的大约150名高级科技人员归国），他们的专业知识及归国时所携带的资料、器材对朝鲜的军工及经济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日朝鲜人归国运动波及面广，在韩国也构成了相当影响，尤其在失业者和贫困层中，唤起对社会主义北方的憧憬，对扩大“亲北势力”，强化“对南统一战线”无疑具有超出一般政治宣传之上的效用。事实上，在韩国“汉江经济”之前，北方经济的确大大领先于南方。
　　“归国运动”使“总联”坐大 　　正是通过在日朝鲜人的归国运动，“总联”的组织规模急速扩大：至1963年，日本全国已没有不配置脱产专属活动家的支部；1965年，活动家的人数为“总联”成立时的16倍；“总联”旗下，各级朝鲜学校、朝语媒体应有尽有。
　　“总联”作为朝鲜政府在海外的最大据点，始终得到平壤的倾斜注资，历届“总联”的高级干部（中央议长、副议长等6名高干）也都兼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无从确切掌握朝鲜对“总联”经济资助的准确数据，但从一些旁证材料多少可以看出这种资助的性质、规模。未来社是日本一家亲朝鲜的小型学术出版社，其社长松本昌次在其回忆录《我的战后出版史》（（日）Transview社，2008年8月版）中回忆，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总联”的推荐下，该社承担了《金日成著作集》（全五卷。后增出三卷，成全八卷）和金日成传记英文版《KIM IL SUNG》（三卷本）的编辑、出版工作。以英语版传记为例，总页数约900页，在日本不可能有市场。但这些统统是朝鲜官方的外宣项目，未来社只管翻译、印制、出版即可。出版社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出版，朝鲜（通过“总联”）方面认购3000套，并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刊出广告。为表彰这家出版社的“成绩”，松本其人还两次被邀请赴朝访问。这对一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版市场上苦苦挣扎的小出版社来说不啻雪中送炭，以此为契机，该出版社一跃成为学术出版的后来居上者，一连推出一系列厚重的精品学术巨制，一时传为佳话。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总联”之于朝鲜的举足轻重。
　　由于日、朝间没有邦交关系，“总联”事实上承担了向在日朝鲜人发放护照、签证的外交窗口职能，有点像中、日建交前的新华社东京分社。同时，由于是非法人社团，又在“准外交”机关的名目下享受日本政府的课税减免特惠措施。成立55年来，朝鲜政府曾于1965年、1970年、1975年、1985年和2005年五次发行“总联”大厦纪念邮票……所有这一切，可以说都是超越民间的官方待遇。所以日本媒体常把“总联”说成是朝鲜的“侧面部队”。
　　但惟其如此，对朝鲜的所作所为，“总联”也难脱干系。分水岭是2002年9月，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对平壤的闪电访问：谈判桌上，金正日亲口对小泉招认了策动绑架日本人质的历史事实，日本舆论大哗。而“总联”作为朝鲜政府在日的唯一窗口，自然难辞其咎。随后，陆续又有新的材料浮出水面，不仅绑架问题，“总联”被证实还曾参与过一系列朝鲜的“国家犯罪”。
　　至2009年，“总联”位于日本各地130处分支机构中，享受全额减免待遇的，只剩北海道钏路市的一家机构；不仅如此，“总联”总部及其在各地的支部，长年被置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