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intent.putextras:解密:富田事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16:21:16
解密:富田事变
刘少奇写过一篇《论党内斗争》，发表在延安的政治刊物上，可以从中体会到他对“党内斗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认识。但刘肯定不是党内斗争的高手，不然不至于在看上去已经掌控了大局的情况下被毛泽东轻而易举地“拿下”。从历史的过程和结果上看，毛泽东不仅是与公开和明确的敌人斗争的胜者，也可以说是在同党内对手竞争的王者。
既然“党内斗争”是严酷地存在着的，每一个清醒的政治家都不可能不投入足够的精力努力去化解一场场危机。至少是不是要选择对抗甚至流血的方式，则又当别论。只是，如果我们从一个中立的读史者的角度去衡量，就大可不必用什么“党道德”、“党伦理”（1）之类的标准去套——而且，从“党”字的的根义上看，本就不存在一种划一且清纯的党道德、党伦理；再进一步，确保确保的一元化领导，团结一致对抗敌人侵犯，这也是响当当的党道德和党伦理啊。脱离人物的局限性和特定的在场背景而去谴责之，肯定不会是“理解之同情”的治史态度。
足以使毛泽东蒙受这种谴责的历史事件，即他在“党内斗争”中使用非常手段打击对手进而产生了诸多政治争议的历史表现，主要有五次，分别是1928年在井冈山区的“洗党”运动，1930年的江西苏区“肃AB团”（期间发生了富田事变），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1957年启动的反右整风，1966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其中与富田事变相关的肃AB团，因为直接导致了“数千人”（2）的流血，而且又和毛泽东有直接的关系，而成为评价毛泽东历史功过的重大案例。用高华的话说，这次苏区肃反使得毛泽东成为在土地革命中声势浩大的苏区大肃反的“始作俑者”（3）。菲力浦·肖特写道：这甚至比苏联的恶性清洗还要早了五年（4）。
连毛泽东本人也两次承认：在苏区肃反中肃错了人（5）。伟人的这一反思，直接导致了他对闽西肃社会民主党、陕北肃反、延安整风的鲜明立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7）。
本文希望对关于富田事变的诸多若隐若现、众说纷纭甚至以讹传讹、相互矛盾的历史记述进行一番疏理、设疑和辩证，并力求对毛泽东在这一疑案中的表现做出尽可能符合实际和逻辑的揭示。
一、 背景
1、 AB团的确实存在以及红军及根据地初建中的复杂局面
后来研究肃反及富田事变的学者如戴向青、高华等，都把AB团在一九二七年就已经消亡而李文林等肯定不是AB团这两大论据做为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滥杀无辜的逻辑起点。可从当时的环境来看，AB团确实曾经产生在江西（甚至就是在富田所属的吉安那个地方）以及在吉安找到了李文林与早期AB团有着某种并不明朗关系这两点，做为对李文林等定性的线索。此后，“逼供信”出来的结果，也似证明了这样的线索。李文林本人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苏区批准处决而不是由毛泽东“一意孤行”所杀的事实，也印证了这种是错杀而不能叫滥杀的结论。按照高华的说法，毛泽东肃反是“怀着复杂的个人目的”，而他本人也写到了李文林和任弼石、周恩来们对肃反的坚定态度，而毛泽东通过党内斗争消除异己的期望恰恰是通过党中央的决议实现的，这又怎么可以叫作滥杀？更何况，在毛泽东已经被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剥夺兵权政权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史料证明有人曾经就此次现在看来明显有些扩大化了的“肃反”做为对毛泽东进行无情斗争的案底，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毛泽东当年的肃反，实际上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从一份当年（1931年9月）的宣传品《中共湘赣边苏区临时省委为解决富田事变巩固党的组织告全体党团员书》中，我们也能看到当年对从实体组织已经消亡但余温尚有在的“AB团”的现实解释。其中写道：省委在共产国际与中央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危害党破坏革命的反动政治派别，作无情的斗争，坚决执行路?的转变。……党的改造，也开始由党的消沉、悲观、腐化、崩溃的状态，走向积极、进步、健全化、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富田事变是怎样一回事呢？它是AB团领导响应蒋介石南京政府进攻苏区的反革命暴动，它是AB团实行破坏共产党、瓦解红军、反对土地革命、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事变。AB团是什么呢？它是豪绅地主、富农、流氓、富裕出身的知识分子反动的法西斯蒂的组织；它同时又是暗藏在共产党内的破坏共产党的一个小党（AB团即是反共团或铲共党）；所以它经常在共产党内起了反革命的党团作用，进行一切反革命的阴谋破坏工作。……为什么共产党内发生了这样多的AB团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从在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到现在机会主义的遗毒，尚未肃清，继续立三主义的领导，不站在阶级立场上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地主家属分田），不坚决的进攻富农（联合富农，富农分得了好田），放弃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群众工作等……党在历史上路?的错误，尤其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党的组织非常松懈，豪绅地主、富农、流氓以及富裕出身的知识分子都钻进了党的组织，占据了党的领导机关，有了这些党内严重弱点，AB团便得着绝好的机会来发展组织并造成目前党的严重危机。（8）
也就是说，AB团在这里，已经脱离了通常意义上的那个党派组织，而被视为共产党内部具有破坏作用的反对派的代称。在大敌当前的环境下，冠于这个已经有定指的称谓可能更适合于向那些文化水平和判断能力都不敢抱有较高期望的党员和战士宣传并引起他们的严重认识。
关于此AB团（即肃反中的所谓AB团）和彼AB团（即实际中曾经存在过的AB团）的关系，戴向青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可称为这方面的“权威著作”的《ＡＢ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一书有这样的记载：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派他的亲信段锡朋、郑异为“中央特派员”，负责国民党江西党务。后来又加派洪轨到南昌。于是，他们３人在南昌秘密成立了以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的“ＡＢ团”。“ＡＢ团”在江西为害三个多月，中共江西区委便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２日采取行动，派兵包围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ＡＢ团”骨干分子三十多人。段锡朋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从此，“ＡＢ团”便销声匿迹。然而，在１９３０年３至５月间，在江西莲花、安福、兴国等地区，发现了所谓“改组派ＡＢ团”和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１０月，红军攻下吉安时，发现了几年前“ＡＢ团”的旗帜、印章，便引起中共赣西南特委的高度重视，不仅发出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ＡＢ团”的紧急通告，而且捉拿被怀疑的对象大搞逼供信。就这样，一大批人乱供，造成“ＡＢ团”满天飞的混乱局面。
另外一个原因是：正是李文林先于毛泽东响应中央号召（16）进行了肃反行动，而把党内反对派“翻译”成“AB团”和“取消派”是极可能是李文林的发明。毛泽东是在收到赣西南特委认为AB团现象严重的报告后才开始引起足够重视的。在那个时候，他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了反围剿之上。
对江西苏区肃反中对“AB团”这一“过去式”名词做了“扩大解释”的这一过程，陈益南在其《评说中共历史上的“富田事变”》中做了更详细的解析：富田悲剧的起因背景，是赣西南苏区与红军自一九三○年五月开始进行的“反AB团的斗争”。所谓“AB团”，本是1927年初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内的一个只有七、八个骨干分子的反共小团体（“AB”英文意即“反布尔什维克”）。其目的和作为，是充当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的一个先锋与马前卒。该组织仅存三个月，于1927年4月2日遭到革命力量的打击后，便基本已作鸟兽散。在蒋介石于四·一二公开背叛革命后，原AB团的头目便也以公开的国民党反革命身份而活动，AB团那杆破旗本已属于了历史，或仅为江西省国民党内部派系在一个短时期内争权夺利互相攻击的一个口号棍子而已。廖承志在一九三八年时，问一个已转变立场投身革命的原AB团头目王某：AB团到底有多少人？王某实告廖：真正的AB团仅七、八个积极活动分子。由于反共的AB团是产生并活动于江西省的政治舞台，因此，凡是一切反共的活动，便似乎都与AB团有共同特征。而实际上，真正的AB团与后来在江西苏区所肃的并不存在的所谓“AB团”毫无组织上思想上的关联。因种种复杂原因，从一九三零年五月起，在赣西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内开始了"反AB团的斗争"。又由于缺乏经验，致使以“反AB团斗争”为主要内容而实际是为着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一开始就采取了严刑逼供的错误方法，从而导致出现了大量的冤案。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被错整误杀。在一浪接一浪的肃反AB团的浪潮中，甚至许多在反AB团斗争中很努力的党政军干部，自己最终也被别人在严刑拷打下而胡乱指控成为“AB团分子”，遭到被处决的命运。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几个月内，肃出的“AB团分子”，竟占政府人员的四分之一；而四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1月至12月间的半个月中，竟肃出四千多人的“AB团分子”。滥捕滥杀之风，愈演愈烈。（24）
一方面是AB团曾经存在并迁延至今，一方面是新建的根据地还处在政令、人心混乱的状态中，党的集权化领导因为前委与地方关系、军队和党的关系等中存在的摩擦和不和而得不到贯彻，由毛泽东所启动的党内斗争使用了肃AB团这样可能更容易为干部群众广泛接受的口号，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
2、 红军和根据地人事环境的晦暗不明
大革命时期除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外，在赣西南还有一块根据地东固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是李文林。当时号称“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
1929年2月，朱毛率领的红四军和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采取了内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法。朱德、毛泽东转战到了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李文林是又送钱又送棉衣，使得毛泽东以及朱德很受感动。毛泽东还对东固红军的秘密割据给以了较高评价（9）。
可是“蜜月期”结束后，毛与李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有大的方针政策方面的，也有人事方面的，还有军务政务方面的，更有个人恩怨方面的。从大政上而言，李文林与当时中央主持工作的李立三有着较为密切和直接的组织关系，而李立三的进攻路线在不久就遭遇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否定。而李文林作为立三宗派的这一政治源流，是导致他不利处境的根本原因。从人事方面而言，在李文林主持或发挥较大作用下的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二十军，在诸多方面无视毛泽东作为江西根据地最高领导（先后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权威而自行其是，比如罢免毛泽东委任的刘士奇（毛泽东的连襟即贺怡丈夫）。在军务方面，毛泽东计划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击破敌人的围剿，而李文林和红二十军因其家乡可能遭遇蹂躏而不同意，毛泽东只好在根据地中另外选择战场而放弃了在李文林等的地盘上（10）。在涉及土地改革方面，双方的矛盾也很突出（后详）。在个人恩怨方面，也很严重（后详）。
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江西苏区，代表中央的前委与代表地方的特委之间、代表毛泽东的曾山、陈正人、刘士奇与代表李立三的李文林、王怀等之间、客籍驻军红四军和红五军与当地籍红军红六军和红二十军之间、代表地方的党和代表中内的军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的结果，就是后来的大肃反和富田事变。可以说，人事关系晦暗是导致毛李矛盾升级的重要原因。就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高华写道：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52）
富田事变后，据说“李文林等江西籍干部基本上被处决的差不多了”。而“湖南人杀江西佬了！”“红军杀红军了！”则是当时根据地老百姓对运动的评价。
当然，人事关系混乱或称人际不和并不必然导致“火并”。朱毛会师后，毛泽东的家长作风和乾纲独断也曾使得他与朱德、陈毅的关系紧张，也曾多次与中央代表（如周鲁、杜修经、刘安恭）关系紧张，且这种紧张也曾经到达过某种严重的地步（如在红四军七大上朱毛陈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中央要求调走朱毛等），但因为当事人之间同时怀有某种真诚（如朱德的宽厚不争和陈毅为同毛泽东冰释前嫌而宁肯自己同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陈毅主义”作斗争）而从来发生如后来苏区肃反一样势如冰火的激烈对抗。由此必须说，同时存在于毛李这两个富农出生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山头主义或如强龙与地头蛇之间的势力之争，是这种人事晦暗的延伸体现。在相当程度上，地方实力派李文林对毛泽东权威（50）的挑战，是这种人事晦暗的实质所在。
3、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矛盾
毛泽东当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管中央苏区的军事、党务。在江西地方党务方面，总前委下设有赣西南特委（所涉区域包括赣西、赣南和湘赣边，并非仅指江西的西南部）。毛泽东后来（1931年3月）还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江西苏区的具体地方政务，则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负责，其主席是曾山（起核心作用的是李文林等地方实权派）。
1929年下半年开始，赣西南的党组织与总前委之间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主要集中于两点：
1. 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田，反对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以免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并影响生产。而毛泽东等人则认为，平分土地能广泛争取群众，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只是对富农有利。
2. 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还不成熟。群众怕像井冈山根据地那样，“今天苏维埃，明天又坍台”。但前委却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草率点、粗俗点不要紧。
高华认为，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 年11 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1930 年1 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53）
在一次次的矛盾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说“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冲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1930年3月，召开了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认为，赣西南地方党组的所作所为“都是地主富农思想在党内抑压群众斗争的结果，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并指责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完全是地主富农的主张”。后来，这种指责又继续上纲，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
4、 毛泽东与李文林之间的个人恩怨：宛希先及袁文才、王佐被错杀
就毛李矛盾，高华写道：富田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已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51）
除了自己所委派的刘士奇、曾山等人不被地方实力派所尊重这一点可以构成毛泽东与李文林越来越严重的个人恩怨外，毛泽东爱将宛希先和曾经接济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袁王二人的被错杀，让毛泽东越来越认定李文林、王怀等地方实力派构成着革命的破坏力量。
三人的被错杀都发生在原井冈山地区。因为土籍的刘真被敌人出卖而牺牲，当地党组织嫁祸于在当地从事地方工作的宛希先并杀害了他。和毛委员有着相当浓厚感情的的袁王二人表示了一定的不满，并且在自己的队伍被编入红六军第三纵队后“受编不受调”。王怀、朱昌偕以此为理由联络彭德怀对袁王二人进行报秘密处决。与此相关，袁王余部脱离了红军并与王怀等为敌，井冈山根据地彻底失守。
对这二次相对于自己嫡系的错杀，毛泽东肯定怀恨在心。他把李文林等视为专事对红军进行暗杀（11）、准备发动暴动的AB团并存了剿灭之心也就顺理成章。
宛希先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队伍中发现的政治奇才，同伍中豪、林彪、罗荣桓一起构成毛系的青年才俊。而袁王则是有过接济之恩的“把兄弟”，无端杀之而不与毛泽东商量，这于情于理于程序都有不合。毛泽东因此而迁怒甚至准备清除李文林等，也可以基于此找到心理凭藉。而在高华的书中，并没有提及这一同样发生在1930年并且可以与肃反扯上联系的历史旧案。
另有一桩疑案也不排除与李文林有关。毛的手下大将、红二十一军军长伍中豪于1930年10月间扩军途中经过赣西南，被“安福靖卫团”围攻并杀害，此后尸骨无存。
5、 吉安缴获中对李文林不利的信件
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破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关于"ＡＢ团"的档案，牵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12）。在这些材料中，就有李文林的父亲的签字（13）。
二、 时间、地点及人物
1、 时间
富田事变的核心事件即刘敌兵变发生在1930年12月12日。而先于此的一方面军肃反、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6）和红二十军捉AB团、后于此的中央处理则另有时间（后详）。
2、 地点
李韶九肃反的时间主要是在富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驻地）和东固（红二十军驻地），刘敌兵变也发生在这两个地方。
刘敌等被捕是在宁都县青塘村（应属黄陂镇）。
红二十军副排以上被集体处决发生在于都县平头寨。
3、 人物
李文林：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后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
李韶九：
因系富田事件的的人物，特将采薇人《李韶九传略》整理披露如下：
李韶九（又名李柏成），湖南省嘉禾县人，出生于1904年。其父“是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之一”（肖克语）。1926年，22岁的李韶九成功来到国共合作下的广东，进入以程潜为军长、共产党人林伯渠为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6军。他随军参加了北伐，并被任命为该军第54团一个连的指导员。1927年7月底，第6军54团被派往江西南昌加强守备，防止“暴乱”，正好遇上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54团被起义部队包围歼灭，李韶九也成了俘虏。李韶九跟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到了广东东江。起义部队溃散后，李韶九被派往江西安源进行活动，并于1928年成为中共党员。不久，他就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在国民党军队中呆了半年多后，李韶九终于和江西中共组织建立了联系。他被派到李文林（后被打成AB团总团长处死）创建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工作。据肖克回忆，李韶九在这里与李文林等江西红军和赣南中共组织的领导人颇有“矛盾”，不受重用。1930年初，刚刚在争夺红四军领导权中获胜的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从福建打回赣南，并开始统一领导闽赣两省红军。李韶九时来运转了：1930年2月，他被任命为由红色游击队和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编成的红军第6军第1纵队政委；6月，由红4军、红6军和红12军组成红军第1军团，他担任军团前委秘书长；8月，红1军团和红3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被任命为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11月，他又兼任了极为重要的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不到一年时间内数次升迁，职位越来越重要，李韶九可谓春风得意。李韶九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不到一个月，就引发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被载入中共史册的事件：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后，李韶九于1932年6月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0月又被任命为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李韶九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这位“肃反大员”31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关于李韶九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于1935年春在闽西“壮烈牺牲”。还有一种说他是被“处死”的。关于这后一种说法，有一个传说：1944年春陈毅到延安，与毛泽东十年不见了，老战友间畅谈终夜。毛泽东偶然问起李韶九，陈毅说：被我毙了。毛问为什么，陈毅回答：他害死我老婆（14）。
古柏：当时任中共第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秘书。
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
李百芳：江西省行委秘书长
丛永中（有一些资料写作丛允中）：原名丛永琮，江苏省如皋县潮桥人，学生出身。１９２５年，２３岁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党派他到上海、开封等地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２７年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到赣南，被捕入狱，关押几个月后被释放。出狱后，分配在江西信丰区委工作。１９２９年任赣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１９３０年任赣西南特委委员和赣南西河行委书记。在发生“富田事变”前，他也成为“ＡＢ团”的嫌疑分子被李韶九关押，后被红二十军哗变的士兵救出，参与领导了“富田事变”，当时年仅２８岁。此人有个业余爱好，就是喜欢摹仿“毛体”，并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谢汉昌等决定采用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丛永中便被派上了特殊的用场。
刘敌：富田事变主要人物，时任红二十军174团政委。
三、 事件的整个过程
1、 前景一：东固会师
1929年，朱毛红四军到达东固，与赖经邦和李文林等人领导的江西红军第二、第四独立团会师。
2、 前景二：二七会议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 年2 月6至9 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下属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在“二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 团”运动埋下了火种。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一、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二、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指由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54）
3、 前景三：井冈血案
1930年，湘赣边界党组织先后将宛希先、袁文才、王佐错杀（15）。
4、 江西肃反：
1930年2 月16 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以此通告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 团」的斗争，很快「肃AB 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55）
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赣西南的“AB团”首先是在安福（40）、纯化、兴国、莲花等地方破获的，开始时，只是“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最后各区相继破获”（41）。
清查出来的“AB团分子”一一招供，运动很快就扩展到军内，又从军内扩展到江西省行委。《赣西南的报告》中说：“过去江西省行委及前赣西南特委，充满了AB团分子，……中西南北中各路行委大部以至全部负责人都是AB团，县区委以至于支部都冲塞着许多AB团。”
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 团”，到了10 月，在赣西南三万多 共 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 团」。（56）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
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
到1930年底，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赣西南特委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人，嫌疑犯六七人和25%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肃反的淫风恶浪袭向主力红军。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有几十个AB团“总团长”被杀，2000多人被杀。红一方面军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据萧克回忆，在「肃AB 团」达到高潮的1930 年11 月底至12 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 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66）
5、 富田纠葛：
1930 年5 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 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引致毛的极大不满，认定“二全会”是“AB 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 团”分于，列入应予“扑灭”的范围。（57）
1930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 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 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 团」首领。1930 年11 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
1930年12月3日，由毛泽东任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江西省行委发出一封《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信中指名道姓说已有人供出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中的几名常委级领导人李白芳、金万邦、段良弼等是"AB团分子"，而且指出要"对红二十军内也必须找得AB团分子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在这封信中，总前委还明确指示：“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前往帮助捕捉李白芳等AB团要犯，并严搜反革命线索”。
7日下午3点，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马铭、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15）
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16）。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
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6、 刘敌兵变
富田事变主要表现为一场由红二十军部分官兵针对肃反组织的兵变。此兵变的三个“关键点”，一是救人和杀人；二人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三是通过制造假信的方式挑动造红军内讧。
刘敌一到军部即被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落，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搭帮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以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被老乡的这顿米汤一灌，觉得他已经被收服了，就放过了他。（19）
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向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一名张学贻）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 李韶九被捉后逃走（17）， 军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乡躲避。
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十二军一排人的枪（18）, 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馀人。此时,陈正人未归, 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 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富田事变。
被刘敌率兵解救出来的省行委领导人李白芳、段良弼、周冕、全万邦、马铭、丛允中等人，于12日当夜便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认为省行委主要领导人的曾山及宣传部长陈正人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严重错误，又已逃走，就决定由省行委常委段良弼代理负责主持省行委全面工作，并对曾山、陈正人、古拍、李韶九发了追捕通缉令（42）。
13日晨，红二十军在富田镇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趁群情激动之时，刘敌在会上说：“毛泽东反水了，变成了许克祥第二，我们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13日下午，刘敌、谢汉昌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并决定撤消刘铁超的红二十军军长一职，认为刘在李韶九滥抓滥捕时，其“脑筋分不清楚”是非，并以原172团团长萧大鹏为军长。同时率红二十军离开富田，前往吉安县永阳。15日夜晚，段良弼、李白芳在河西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他们是”合法“的江西省行委。会上，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根据自己的无端猜测，称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安安稳稳地当皇帝。后经获释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的劝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才同意停止了反毛泽东的宣传。公开反对当时江西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毛泽东，这是富田事变至今不得翻身的罪状之一。
此后，红20军领导人们又做了一件更大的“坏事”，即离间毛泽东与朱、彭、黄的关系。于是，平日喜欢毛泽东字体的省行委常委丛允中，玩了一个弄巧成拙的小阴谋，他模仿毛字体，伪造了一封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信，诡称是在富田事变中缴获的，派人送与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其信说：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 10/12 毛泽东
彭德怀收到红20军的信后，迅速识破了对的方的伎俩。数十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彭德怀亲笔写了拥护毛泽东的信，派人交与毛，并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的宣言。之后，彭德怀和滕代远亲自到总前委请毛泽东到红三军团讲了话。朱德、黄公略在收到伪造的信后，又约集彭德怀，三人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
红20军领袖们的这个蹩脚的离间计，使之成为几乎永远也得不到实质性同情的原因。虽有家属、学者（戴向青等）、官员（肖克等）积极奔走，而富田事变直到今天还没有平反，都与这一“卑鄙”手段有关。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的这一“资敌”之举，也让毛泽东处在极为有利的地位。
7、 红军“内战”
富田事变发生后，有资料说，红一方面军派兵平叛乱，双方残余几千人（44）。后来，有关方面指出这是国民党方面的谣言。事实上，富田事变发生之后，当时任红12军军长的陈毅奉总前委指示，带领一个连的人前往红20军驻地，兵不血刃，说服红20军释放了被他们扣押的人，包括李韶九。此后，陈毅获任命为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军迅速瓦解，大量士兵投向陈毅，红二十军余部整编为一七五团而撤向永阳。
还有资料说，平叛行动遭到了朱德的抵制，他拒绝签署这种红军打红军的命令（45）。但是同时，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态度却是坚决的。
富田事变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说：“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富田事变发生一周后的12月20日，总前委发出《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事件，号召党和红军坚决与这些“叛逆”作斗争。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 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 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 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 他说，“AB 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 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58）
1930 年12 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我们可以从这篇严厉的檄文感受到毛泽东的怒火以及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心情。布告写道：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 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60）
8、 永阳独立
富田事变后，谢汉昌、刘敌和李白芳等人为避免与其他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率部渡过赣江，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脱离了总前委的领导，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西省苏维埃政府”。
为使由自己发动的富田事变有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处理，除曾山、陈正人以外的“省行委”，在段良弼的主持下，于永阳召开了省行委扩大会议，并作出了几项决定，其中有：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 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二、 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 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
四、对富田事件，"不应该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听侯中央妥为解决。"
五、派丛允中随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前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报告事变经过，然后再共同去中央报告（后由敌情阻隔，未能成行）。
六、释放被逮捕的李韶九率来的红十二军一连的全部官兵。
他们还发出《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公开信》努力洗刷加之于自己身上的罪责：“总之凡是赣西南干部，只要能发表些意见的，便说他们是AB团！这是何等的毒计。同志们！你们为什么到现在好一点不明白呢？痛心啊，我们真痛心！”……“阴谋家现在还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名义，继续要把赣西南干部一网打尽，同时大造谣言说，中央派来的易尔士同志被杀了，AB团暴动了，你们相信吗？”
8、状诉中央：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时,段等人接受了批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1月5日,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见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不过，让后人感觉奇怪的是。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段良弼就一个人悄悄走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富田事变的重要当事人段良弼的失踪，也成为江西苏区史上的一个疑案。
四、 江西苏区及中共中央的处理
1、 共产国际的态度
1931年3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上海紧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对这一事变作出了“反革命活动”的定性。决定指出：“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对于不履行起码义务的党员，“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387号文件）（22）
2、 项英的和平解决策略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中央局正式书记是周恩来，但他当时在上海，不能到任）的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比较冷静,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他对富田事变进行了调查，听取了两方面的意见，1931年1月16日作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称：“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一决议虽然也指出“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革命的行动”。但同时还用较大篇幅批评了总前委在肃AB团问题上大搞逼供信的错误。该决议虽然把事变的领导人刘敌、段良弼等“开除党籍”，却仍让他们“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对参与事变的红二十军也没有用武力解决，而是经过“宣传、教育”后让其回到红军中来，同时，也指出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抓乱打”，“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46）。
1月17日，中央局派人到永阳，向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宣布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区委替代其职权。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表示完全服从。
项英通知红20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并到黄陂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黄陂，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红20军也在原被赶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劝说下回到了赣江以东。
3、任弼石翻案
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段良弼在1931年1月中旬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并检讨自己错误请中央处罚时，不料，正值四中全会刚刚结束，李立三下台，而王明“左”倾分子进入中央领导。而段良弼送来的省行委报告，都是站在原立三路线的中央观点下写的，如指责毛泽东与总前委不打大城市只进行游击战等“错误”。这一来，使王明路线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认为毛泽东与总前委是坚定的反立三路线的、而省行委是拥护立三路线的，而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应该受到打击。
王明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做出表态。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23日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发出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内称：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做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
在收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报告后，中央政治局又于3月28日就富田事变做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认为富田事变以及“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执行的反革命行动”，明确断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决议又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
中共中央在上述通告中提到的派往苏区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4月17日,任弼时一行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塘村参加了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意见。此次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称：“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该决议把富田事变称为“反革命暴动”，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会后，经任弼时等报请，中共中央撤消了项英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第二天,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并希望“用会议方式解决纠纷”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正向青塘村（一说黄陂）走来。但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对话和和解方案被否决，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他们一行刚走进青塘村,立即被一网打尽。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 年长江局派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代表，随后与毛泽东结成密切关系）为首的审判委员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依次”公审“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也一并处死。事隔三十年后，当年参加”公审“的曾山回忆了这次公审，他说：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团的组织。（67）
4月19日,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军长萧大鹏等，则在奉总前委令于同年7月开到于都县平头寨。一天早晨，受总前委命同时负责指挥红二十军的河东红军总指挥兼红七军军长的李明瑞等人奉命，下令在平头寨谢家祠堂召开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军官会议，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取消红二十军番号，将其编入红七军（而李明瑞本人在此后三个月的1931年10月，也不幸被打成所谓“改组派”而遭被处决的命运）。不久,又将这些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红二十军政委系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7月被捕后，仍在1932年5月30日被作为AB团“要犯”予以处决，曾在临刑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年仅30岁。
令人发指的还在于：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 “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棒行刑。做为后人，可能无论如何想象不出一边是棒杀一边是口号的那种惨烈。
4、 更大规模的错杀
中央“三人团”完全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决定，把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后，李韶九重获重用：4月下旬，他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李韶九履任新的重要职务伊始，就开始掀起肃AB团的新高潮。首先是把那些被定了性的富田事变领导人刘敌、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于4月和5月分别处死；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20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也被处决。然后是把参与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政委以下到副排长的700多名干部，都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接着就是在苏区“把一切工作都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这次高潮比前次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审讯的手法也变本加厉，除了以前那些外，还有“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整个江西苏区AB团帽子满天飞，严刑逼供无以复加，以致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47）在整个赣西南地区，人人自危，不少县的地方干部大部分遭到杀害，甚至连普通农民也在整肃之列。
5、 周恩来纠偏
1931 年7 月下旬，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钦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AB 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31 年8 月30 日，周恩来在听取欧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区”反AB 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 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馀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 团”、“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 团”。周恩来的这封信对毛泽东的政治命运造成了直接的影响，盖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61）
1931年12月底，周恩來到达赣南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月7日，周恩來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做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对肃AB团的“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暂时扭转了风头。苏区中央局还专门对李韶九进行了通报处罚，认为他“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48）
据高华华考证：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AB 团”运动是在1931 年底周恩来进人江西苏区后才真正得以停止。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62）
五、 结果与责任
1、 红二十军番号消失
富田事变后，已经因为内讧和可能的“内战”很受到消弱的红二十军又在中央三人团做出最终判决后遭遇了更大的打击：取消红二十军番号，将其硕果仅存的士兵编入红七军，划归三军团指挥。菲力浦·肖特写道：中国红军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番号（49）。
2、 东固敌意和富田污点
富田事变暴发并受到严厉处理后，一如当年朱昌偕、王怀等对袁文才、王佐的错杀造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变色一样，整个地区陷入了一种空前的冷峻与敌意之中。红一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组织对国民党的反围剿，当地老百姓都躲藏到山上坐壁上观而不给红军以支持。而在事变发生地富田，情形则更加严重。有人写道：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座落在这带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六十九年前,这儿爆发了震惊党内外、军内外的“富田事变”。从此,赣西南这个平平常常的村庄,便被历史之刀,极其悲壮地镌刻在中国现代史上。建国以后,作为“中央苏区”的江西省,很多区、县被视为“老区”,给予了许许多多的特殊照顾。而富田,尽管它所属的吉安县和四邻的县、乡都属于“老区”,惟有它被排斥在外,成了当年一大片“红区”中小岛状的“白区”。其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为这里发生过“反革命的富田事变”。（20）
3、 连锁反应
高华将毛泽东称为苏区肃反的“始作俑者”。必须说，江西苏区发生在1930、1931年两年的大规模肃AB团的运动，对各大苏区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或传染作用。继与富田事变相关的江西大肃反之后，其他苏区的肃反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据某份资料称：闽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都使成千上万共产党人遭到杀害。邓子恢和邓发等人在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作家茅盾之兄）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进行的肃反，动辙便把一支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大部杀光，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夏曦在洪湖苏区的肃反更是登峰造极，几年内使红二军团的兵员从三万锐减到三千，没有人想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到最后，红三军（红二军团）党组织解散，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个党员。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和许多其他早期红军将领自三十年代初以后就永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蒋介石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21）
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红二十军的处置后,“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23）……1949年以后,中央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又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了反。遗憾的是，按照规定,这些人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为烈士。至于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则因中央代表团的定性,成了铁案。
4、 如果理解革命环境下轻率的杀戮
革命历史下的大量错杀和不经审慎考察的杀戮，是和平时代的人很难理解的。不仅仅从道德上而且从经济上，我们也会觉得某些杀伐太没有必要。可是，那些血腥案件就那样以当时的人们很难理解、当时的组织很容易支持、当然的大人物很容易批准的方式发生了。这在引发我们今天遗憾和疑惑的同时，也要求我们，从当时的革命环境本身去找答案。事实上，邓小平也曾就毛泽东在苏区肃反中所犯错误说过：毛泽东主持了这一肃反行动并不能说他的个人品质发生了问题，而肃反中的杀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紧张”和“缺乏经验”所致（26）。
从心理学上看，见血对人们的刺激足以强化他们心中的某些恐惧和矜持。杀戒一开，便再无顾忌。
〈黄克诚自述〉中对自己参与肃反和杀人做了相对许多人而言是可敬的反省（25）。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已经身不由己或者不由自主。
毛泽东本人亲自主持过对准备叛逃的红军团长陈皓的枪决，也曾经在洗党活动中处决过“八月失败”中有投敌、资敌嫌疑的井冈山党员。在后来，虽然曾经想过用被俘的敌军大将张辉瓒换一些对红军而言很奇缺的弹药和物资，仍然由不住同事们的杀人热情。
可以想见，在自己的生命不时处在威胁之中、战争环境错综复杂、对外界和身边异动的警惕足以让每一根神经发生错乱的特殊环境中，“革命”者的心态和行为都会发生一些相对于和平时期的守法公民而言偏于“扭曲”的变化。如果我们无从理解几十年前人们的那种怪戾举动，我们甚至可以从当今条件下那些杀人潜逃的罪犯心理中得到某种虽然性质相差许多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却有很大相似之处的感知。
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又不甘心在没有防范的状态下被人解决的那么一种心理状态，决定了革命状态下的许多过渡举动。在军中，大到违抗军令下到开小差都有可能遭遇枪决。有这样两个责成的例子：一是彭德怀曾经在在下对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下达过拿不下某阵地就要杀头或撤你的番号的命令（26）；二是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小舅子、小号兵贺敏仁因为“拿”了一军团的银元而被保卫部门处死（27）。我还亲耳听过贺炳炎将军因为自己的警卫员丢掉了自己的手表而要枪毙他的故事。
那个状态下的革命者，无一例外地要同时警惕自己在不明不白的状态下被敌人或看似朋友却有矛盾的人明算或暗算。在特殊的背景下，一件并不能够构成铁案的理由都可能酿成杀戮。毛泽东的两位“刑官”（28）李韶九和康生都曾经堂而皇之地充当过这样的清除异己者。
据某些资料称：杀人甚至具有某种传染性和刺激性，越杀越有感觉。在这方面，李韶九制造富田冤案是这样，张国焘制造白雀园惨案是这样，抗日战争中那两个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鬼子也是这样。
革命环境下，杀人有时是因为“无暇照顾”。李韶九在富田曾经因为敌机来袭担心疑犯逃跑而在仓促中先杀了二十几个人，贺龙的晋绥根据地也曾经因为不便携带王实味而将其砍杀。对于俘虏，因经常发生这种无力看顾而干脆杀掉的故事。
当然，这都不是我们容忍当年无辜杀戮的理由，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因为对这种心态的认知而多一些“理解”。设身处地地想想，那“革命”的生活也确实不可能是文质彬彬和含情脉脉。一群在形式上（请注意是形式）本来和啸聚山林的亡命之徒没有多少区别的革命者，一群迷信“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瘌”、“砍头只当风吹帽”、“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志士，是不大可能把杀人看得过重的。在富田事变的当事人中，无论是李韶九还是刘敌、丛允中，都不过二十几岁的青年，年富力强、血气方刚而又不管不顾。在后来的谈话中，毛泽东自己也说过过去的打仗，我们就喜欢用那些不要命的“流氓”的话（28）。
5、 毛泽东的个人责任
在中央苏区肃反中，毛泽东的个人责任可以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对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李文林的斗争中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复杂的个人目的”（29）。
说其复杂，是因为针对李文林等地方势力的清洗，既有净化红军和根据地的用意，也有清除异己的倾向，甚至有为宛希先、袁文才、王佐报仇的意思表示。
（2） 选择并提拔了曾在江西红二团中工作并与李文林等有着个人矛盾的李韶九，从事肃反工作。毛泽东必须承担其中的委托责任、幕后责任和最终责任。
（3） 亲自起草了针对李文林等和富田事变的文件、宣言、檄文、辩论等。
（4） 亲自发动了对叛乱的镇/压。既然有朱德总司令拒绝签署讨伐命令的史实存在，而又有红十二军征讨红二十军的“红军打红军”的战事发生，则平叛的主使者是毛泽东应该没有多少争议。
（5） 亲自监斩了政敌李文林等（30）。
（6） 虽有悔悟表示，却无平反行动。当然，有了“打倒毛泽东”这样明显的“反革命” 的口号，又有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对朱、彭、黄进行离间的恶性手段，这样的案件确实无法平反。既如后来张国焘的叛逃、王明的诋毁、林彪的“五七一”都不能被党的正义所容一样。
六、 迷雾重重
鉴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许多“史料”都因为过于偏执一词而显得不可信，我想披露我对此事件的许多疑问。
疑问一：毛泽东在北京工作时就认识段锡朋，此人就是后来在江西成立的AB团的首脑。那么，毛泽东是否能力通过他认识的段，来真切地知道AB团是怎么一回事？
疑问二：毛泽东自述中，两次讲到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东固红军，把李韶九提到了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李韶九是不是真得象今天的许多“材料”说的那样，出身卑微、个性卑劣而又行为卑鄙凶残？
疑问三：毛泽东自述中讲到在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刘敌就有着不符合毛泽东建军思想的行为表现。这是不是说，富田事变的主要发起人刘敌，早就是毛泽东的政敌？而他发动的富田事变，也有着二人的历史恩怨在其中？
疑问四：毛泽东自述中，称刘铁超的二十军发动了富田事件。而在今天流行的许多材料中，只讲刘铁超参与支持了李韶九的肃反，并在富田事变后被永阳新二十军开除了军长职务，但在后来却和二十军干部一起被中央处决。那么，刘铁超其人，包括并未参与富田事变的曾炳春其人，到底站在哪边？
疑问五：流行的材料说：红二十军副排以上的七百多名干部都被处决。一支不到三千人的军队何以会有这么多的副排以上干部？当时被毛泽东派到红二十军的许多井冈山系老人如刘士奇、陈伯钧等为什么幸免了？有没有一个被处决者名单呢？
疑问六：1930年10月5日红军攻下赣西南重镇吉安，获得了不利于李文林的一份证据。该证据据说是由李文林父亲亲笔签名的领款凭条。而据现在的材料讲，AB团早就于1927年当年被遣散，而李文林的父亲也是在1927年去世的，且他根本就不会写字。那么，这份证据是否真得存在？是不是毛泽东为了整治李文林而伪造的？如系伪造，迟到1932年才被周恩来批准处决的李文林为什么不指明？
疑问七：有人说何笃才是因为曾经支持朱德在红四军七大对毛泽东的弹劾而被肃反处决，这是谣言还是确实的？
疑问八：为解决富田事变，毛泽东拟出了某一篇六言诗檄文，显系准备对叛乱者开战之用。这场仗打起来了没有？朱德拒绝签署命令后发生了什么？
疑问九：据菲力浦·肖特的《毛泽东传》中披露，赣西南AB团对红军实施了暗杀的策略，并怀疑此中的暗杀指的就是有关方面对宛希先、王佐、袁文才的错杀。那么，也是发生在那一时期的伍中豪被杀案是否也与李文林等有关？如果是，则赣西南的地方势力已经确实构成毛泽东与红四军发展的障碍，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待于开掘，而不总是一面倒的偏颇之词。
疑问十：刘士奇后来被“改派”到了鄂豫皖苏区，并终于被张国焘所清洗。这种改派是不是一种惩罚？联系到曾经不被毛泽东看好的蔡申熙后来也从江西苏区派到了鄂豫皖，此中存在什么样的内幕呢？
疑问十一：龙超清和潘心源在富田事变中是什么态度？他们是否也被处决了？
疑问十二：在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肃反扩大化的指责。李韶九也在这前后受到处分。为什么周恩来仍然批准处决了李文林？
疑问十三：苏区的肃反最初是由毛泽东和李文林共同主持的。一方面军就被揭发出了4400个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这是毛泽东主持的还是李文林启动的？如果是毛泽东，他想以此达到什么目的？他肃反的对象是什么人？为什么没有相对具体的揭示材料？
疑问十四：富田事变后红二十军曾经缩编为一七五团，这一缩编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同红二十二军内讧后（还有资料说许多士兵投向了红二十二军方向）力量受到损伤？
疑问十四：包围并解决红二十军的部队，有人说是彭德怀、林彪的部队，有人说是红七军李明瑞的部队，到底是谁？红七军从广西一路转战人员消耗很大，有没有足够的武力解决红二十军？
疑问十五：段良弼赴中央汇报（或称告状）后旋即失踪，这是不是可以作为他的告状没有什么“底气”的一种表现？他最后的结局如何呢？
疑问十六：《毛泽东致古柏的信》被当时的彭德怀认定是伪造的，后来又有依据说是丛允中所造，这是不是事实？因为彭德怀的理由是毛泽东署名的日期不用阿拉伯数字，可我却从一封毛泽东给中央的汇报信中见到过类似“10/12”这样的排列。也就是说，毛泽东并不一定不用这样的落款。而在当时，黄公略的态度似乎已经相信此信为真。那么，彭大将军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做出拥护总前委的决定的？那封信如果是真的，则毛泽东的肃反目标是不是太宏大了些？
疑问十七：曾山和陈正人在富田事变中充当了什么样的具体角色，他们有没有在后来受到处分？他们有没有关于富田事变的回忆留下来？
疑问十八：如果戴向青、高华们对富田事变的“定性”是确实的，为什么富田事变时至今天还不能平反？
注释：
（1） 这是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针对毛泽东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所作的评价。
（2） 根据可以相互参证的史料，毛仅仅在一方面军中就清除了4400名的AB团分子，并处决了其中的2000多人，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如果再加上在红十二军对富田事变组织者的军事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加上后来对红十二军副排以上四百多人的集体处决，这个数字应该在数千人。
（3）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4） 菲力浦·肖特著《毛泽东传》。
（5） 1956年9月10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又曾就当年江西苏区肃AB团运动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
（6） 李立三为贯彻其进攻路线，把各地党委改称“行动委员会”。
（7） 这一说法是在延安整风中说的。
（8） 据江西省博物馆所藏。
（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11） 菲力浦·肖特《毛泽东传》。
（12） 韩钢所著〈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13） 戴向青等的翻案材料称李文林的父亲根本就不认识字，且早就在一九十七年前死去。这一点使得吉安缴获的真实性成为一个疑问。
（14） 罗英才、石言著《陈毅文学传记之三：探索》214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15） 逼供信手段的记述主要来自段良弼的一面之词，而该人在向中央做了汇报后即逃走或失踪，这使得他所讲过的一切都出现了采信问题。
（16） 据1931年1月14日《曾山为富田事变发表的宣言》载：“自七号晚上起截止十二号晚上富田事变以前，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及政治保安队共破坏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
（17） 一说是后来由陈毅解救而出。
（18） 在富田事变中，有多份资料说刘敌在救人的过程中杀死了一百多位李韶九
带去的肃反工作人员。就此，戴向青写了《富田事变考》,用大量事实证明：说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了一百多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与群众,是毫无根据的,这或是以讹传讹,或是敌人有意造谣(几年后中央组织部复核小组几次实地调查,也证明杀人之事子虚乌有)。 必须说，相对于过去谣言重重、道听途说的富田事变的各类讲述，戴教授的考证和有关方面的调查应该更具有说服力。但是，由李韶九激生的兵变，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也不可能理智如斯。试想，要打破有严密监管和封锁的“牢房”，刘敌兵变队伍可能做到兵不血刃么？
（19） 1931年1月11日《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
（40）伍中豪就是在这个县被当地靖卫团杀害。
（41）据《赣西南的报告》。
（42）据据陈益南〈评说中共历史上的"富田事变"〉
（44）菲力浦·肖特《毛泽东传》。
（45）贾章旺《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
（46）据《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47）1932年1月《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
（48）1932年1月25日《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
（20）据《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一文。
（21）据京人《毛泽东与富田事变》一文。
（22）据李洪岩〈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 〉一文。
（23）据韩钢所著〈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24）据陈益南〈评说中共历史上的"富田事变"〉
（50）对于毛泽东当时在苏区的权威状态，高华写道：1929 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 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机构。
（51）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2）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3）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4）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5）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6）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7）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8）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9）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60）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61）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62）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66）《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5 期。
（67）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 年6 月12 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21－23页。
刘少奇写过一篇《论党内斗争》，发表在延安的政治刊物上，可以从中体会到他对“党内斗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认识。但刘肯定不是党内斗争的高手，不然不至于在看上去已经掌控了大局的情况下被毛泽东轻而易举地“拿下”。从历史的过程和结果上看，毛泽东不仅是与公开和明确的敌人斗争的胜者，也可以说是在同党内对手竞争的王者。
既然“党内斗争”是严酷地存在着的，每一个清醒的政治家都不可能不投入足够的精力努力去化解一场场危机。至少是不是要选择对抗甚至流血的方式，则又当别论。只是，如果我们从一个中立的读史者的角度去衡量，就大可不必用什么“党道德”、“党伦理”（1）之类的标准去套——而且，从“党”字的的根义上看，本就不存在一种划一且清纯的党道德、党伦理；再进一步，确保确保的一元化领导，团结一致对抗敌人侵犯，这也是响当当的党道德和党伦理啊。脱离人物的局限性和特定的在场背景而去谴责之，肯定不会是“理解之同情”的治史态度。
足以使毛泽东蒙受这种谴责的历史事件，即他在“党内斗争”中使用非常手段打击对手进而产生了诸多政治争议的历史表现，主要有五次，分别是1928年在井冈山区的“洗党”运动，1930年的江西苏区“肃AB团”（期间发生了富田事变），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1957年启动的反右整风，1966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其中与富田事变相关的肃AB团，因为直接导致了“数千人”（2）的流血，而且又和毛泽东有直接的关系，而成为评价毛泽东历史功过的重大案例。用高华的话说，这次苏区肃反使得毛泽东成为在土地革命中声势浩大的苏区大肃反的“始作俑者”（3）。菲力浦·肖特写道：这甚至比苏联的恶性清洗还要早了五年（4）。
连毛泽东本人也两次承认：在苏区肃反中肃错了人（5）。伟人的这一反思，直接导致了他对闽西肃社会民主党、陕北肃反、延安整风的鲜明立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7）。
本文希望对关于富田事变的诸多若隐若现、众说纷纭甚至以讹传讹、相互矛盾的历史记述进行一番疏理、设疑和辩证，并力求对毛泽东在这一疑案中的表现做出尽可能符合实际和逻辑的揭示。
一、 背景
1、 AB团的确实存在以及红军及根据地初建中的复杂局面
后来研究肃反及富田事变的学者如戴向青、高华等，都把AB团在一九二七年就已经消亡而李文林等肯定不是AB团这两大论据做为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滥杀无辜的逻辑起点。可从当时的环境来看，AB团确实曾经产生在江西（甚至就是在富田所属的吉安那个地方）以及在吉安找到了李文林与早期AB团有着某种并不明朗关系这两点，做为对李文林等定性的线索。此后，“逼供信”出来的结果，也似证明了这样的线索。李文林本人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苏区批准处决而不是由毛泽东“一意孤行”所杀的事实，也印证了这种是错杀而不能叫滥杀的结论。按照高华的说法，毛泽东肃反是“怀着复杂的个人目的”，而他本人也写到了李文林和任弼石、周恩来们对肃反的坚定态度，而毛泽东通过党内斗争消除异己的期望恰恰是通过党中央的决议实现的，这又怎么可以叫作滥杀？更何况，在毛泽东已经被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剥夺兵权政权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史料证明有人曾经就此次现在看来明显有些扩大化了的“肃反”做为对毛泽东进行无情斗争的案底，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毛泽东当年的肃反，实际上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从一份当年（1931年9月）的宣传品《中共湘赣边苏区临时省委为解决富田事变巩固党的组织告全体党团员书》中，我们也能看到当年对从实体组织已经消亡但余温尚有在的“AB团”的现实解释。其中写道：省委在共产国际与中央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危害党破坏革命的反动政治派别，作无情的斗争，坚决执行路?的转变。……党的改造，也开始由党的消沉、悲观、腐化、崩溃的状态，走向积极、进步、健全化、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富田事变是怎样一回事呢？它是AB团领导响应蒋介石南京政府进攻苏区的反革命暴动，它是AB团实行破坏共产党、瓦解红军、反对土地革命、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事变。AB团是什么呢？它是豪绅地主、富农、流氓、富裕出身的知识分子反动的法西斯蒂的组织；它同时又是暗藏在共产党内的破坏共产党的一个小党（AB团即是反共团或铲共党）；所以它经常在共产党内起了反革命的党团作用，进行一切反革命的阴谋破坏工作。……为什么共产党内发生了这样多的AB团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从在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到现在机会主义的遗毒，尚未肃清，继续立三主义的领导，不站在阶级立场上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地主家属分田），不坚决的进攻富农（联合富农，富农分得了好田），放弃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群众工作等……党在历史上路?的错误，尤其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党的组织非常松懈，豪绅地主、富农、流氓以及富裕出身的知识分子都钻进了党的组织，占据了党的领导机关，有了这些党内严重弱点，AB团便得着绝好的机会来发展组织并造成目前党的严重危机。（8）
也就是说，AB团在这里，已经脱离了通常意义上的那个党派组织，而被视为共产党内部具有破坏作用的反对派的代称。在大敌当前的环境下，冠于这个已经有定指的称谓可能更适合于向那些文化水平和判断能力都不敢抱有较高期望的党员和战士宣传并引起他们的严重认识。
关于此AB团（即肃反中的所谓AB团）和彼AB团（即实际中曾经存在过的AB团）的关系，戴向青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可称为这方面的“权威著作”的《ＡＢ团与富田事变始末》一书有这样的记载：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派他的亲信段锡朋、郑异为“中央特派员”，负责国民党江西党务。后来又加派洪轨到南昌。于是，他们３人在南昌秘密成立了以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的“ＡＢ团”。“ＡＢ团”在江西为害三个多月，中共江西区委便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２日采取行动，派兵包围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ＡＢ团”骨干分子三十多人。段锡朋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从此，“ＡＢ团”便销声匿迹。然而，在１９３０年３至５月间，在江西莲花、安福、兴国等地区，发现了所谓“改组派ＡＢ团”和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１０月，红军攻下吉安时，发现了几年前“ＡＢ团”的旗帜、印章，便引起中共赣西南特委的高度重视，不仅发出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ＡＢ团”的紧急通告，而且捉拿被怀疑的对象大搞逼供信。就这样，一大批人乱供，造成“ＡＢ团”满天飞的混乱局面。
另外一个原因是：正是李文林先于毛泽东响应中央号召（16）进行了肃反行动，而把党内反对派“翻译”成“AB团”和“取消派”是极可能是李文林的发明。毛泽东是在收到赣西南特委认为AB团现象严重的报告后才开始引起足够重视的。在那个时候，他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了反围剿之上。
对江西苏区肃反中对“AB团”这一“过去式”名词做了“扩大解释”的这一过程，陈益南在其《评说中共历史上的“富田事变”》中做了更详细的解析：富田悲剧的起因背景，是赣西南苏区与红军自一九三○年五月开始进行的“反AB团的斗争”。所谓“AB团”，本是1927年初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内的一个只有七、八个骨干分子的反共小团体（“AB”英文意即“反布尔什维克”）。其目的和作为，是充当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的一个先锋与马前卒。该组织仅存三个月，于1927年4月2日遭到革命力量的打击后，便基本已作鸟兽散。在蒋介石于四·一二公开背叛革命后，原AB团的头目便也以公开的国民党反革命身份而活动，AB团那杆破旗本已属于了历史，或仅为江西省国民党内部派系在一个短时期内争权夺利互相攻击的一个口号棍子而已。廖承志在一九三八年时，问一个已转变立场投身革命的原AB团头目王某：AB团到底有多少人？王某实告廖：真正的AB团仅七、八个积极活动分子。由于反共的AB团是产生并活动于江西省的政治舞台，因此，凡是一切反共的活动，便似乎都与AB团有共同特征。而实际上，真正的AB团与后来在江西苏区所肃的并不存在的所谓“AB团”毫无组织上思想上的关联。因种种复杂原因，从一九三零年五月起，在赣西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内开始了"反AB团的斗争"。又由于缺乏经验，致使以“反AB团斗争”为主要内容而实际是为着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一开始就采取了严刑逼供的错误方法，从而导致出现了大量的冤案。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被错整误杀。在一浪接一浪的肃反AB团的浪潮中，甚至许多在反AB团斗争中很努力的党政军干部，自己最终也被别人在严刑拷打下而胡乱指控成为“AB团分子”，遭到被处决的命运。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几个月内，肃出的“AB团分子”，竟占政府人员的四分之一；而四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1月至12月间的半个月中，竟肃出四千多人的“AB团分子”。滥捕滥杀之风，愈演愈烈。（24）
一方面是AB团曾经存在并迁延至今，一方面是新建的根据地还处在政令、人心混乱的状态中，党的集权化领导因为前委与地方关系、军队和党的关系等中存在的摩擦和不和而得不到贯彻，由毛泽东所启动的党内斗争使用了肃AB团这样可能更容易为干部群众广泛接受的口号，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
2、 红军和根据地人事环境的晦暗不明
大革命时期除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外，在赣西南还有一块根据地东固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是李文林。当时号称“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
1929年2月，朱毛率领的红四军和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采取了内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法。朱德、毛泽东转战到了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李文林是又送钱又送棉衣，使得毛泽东以及朱德很受感动。毛泽东还对东固红军的秘密割据给以了较高评价（9）。
可是“蜜月期”结束后，毛与李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有大的方针政策方面的，也有人事方面的，还有军务政务方面的，更有个人恩怨方面的。从大政上而言，李文林与当时中央主持工作的李立三有着较为密切和直接的组织关系，而李立三的进攻路线在不久就遭遇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否定。而李文林作为立三宗派的这一政治源流，是导致他不利处境的根本原因。从人事方面而言，在李文林主持或发挥较大作用下的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二十军，在诸多方面无视毛泽东作为江西根据地最高领导（先后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权威而自行其是，比如罢免毛泽东委任的刘士奇（毛泽东的连襟即贺怡丈夫）。在军务方面，毛泽东计划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击破敌人的围剿，而李文林和红二十军因其家乡可能遭遇蹂躏而不同意，毛泽东只好在根据地中另外选择战场而放弃了在李文林等的地盘上（10）。在涉及土地改革方面，双方的矛盾也很突出（后详）。在个人恩怨方面，也很严重（后详）。
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江西苏区，代表中央的前委与代表地方的特委之间、代表毛泽东的曾山、陈正人、刘士奇与代表李立三的李文林、王怀等之间、客籍驻军红四军和红五军与当地籍红军红六军和红二十军之间、代表地方的党和代表中内的军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的结果，就是后来的大肃反和富田事变。可以说，人事关系晦暗是导致毛李矛盾升级的重要原因。就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高华写道：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52）
富田事变后，据说“李文林等江西籍干部基本上被处决的差不多了”。而“湖南人杀江西佬了！”“红军杀红军了！”则是当时根据地老百姓对运动的评价。
当然，人事关系混乱或称人际不和并不必然导致“火并”。朱毛会师后，毛泽东的家长作风和乾纲独断也曾使得他与朱德、陈毅的关系紧张，也曾多次与中央代表（如周鲁、杜修经、刘安恭）关系紧张，且这种紧张也曾经到达过某种严重的地步（如在红四军七大上朱毛陈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中央要求调走朱毛等），但因为当事人之间同时怀有某种真诚（如朱德的宽厚不争和陈毅为同毛泽东冰释前嫌而宁肯自己同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陈毅主义”作斗争）而从来发生如后来苏区肃反一样势如冰火的激烈对抗。由此必须说，同时存在于毛李这两个富农出生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山头主义或如强龙与地头蛇之间的势力之争，是这种人事晦暗的延伸体现。在相当程度上，地方实力派李文林对毛泽东权威（50）的挑战，是这种人事晦暗的实质所在。
3、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矛盾
毛泽东当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管中央苏区的军事、党务。在江西地方党务方面，总前委下设有赣西南特委（所涉区域包括赣西、赣南和湘赣边，并非仅指江西的西南部）。毛泽东后来（1931年3月）还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江西苏区的具体地方政务，则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负责，其主席是曾山（起核心作用的是李文林等地方实权派）。
1929年下半年开始，赣西南的党组织与总前委之间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主要集中于两点：
1. 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田，反对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以免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并影响生产。而毛泽东等人则认为，平分土地能广泛争取群众，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只是对富农有利。
2. 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还不成熟。群众怕像井冈山根据地那样，“今天苏维埃，明天又坍台”。但前委却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草率点、粗俗点不要紧。
高华认为，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 年11 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1930 年1 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53）
在一次次的矛盾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说“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冲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1930年3月，召开了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认为，赣西南地方党组的所作所为“都是地主富农思想在党内抑压群众斗争的结果，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并指责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完全是地主富农的主张”。后来，这种指责又继续上纲，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
4、 毛泽东与李文林之间的个人恩怨：宛希先及袁文才、王佐被错杀
就毛李矛盾，高华写道：富田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已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51）
除了自己所委派的刘士奇、曾山等人不被地方实力派所尊重这一点可以构成毛泽东与李文林越来越严重的个人恩怨外，毛泽东爱将宛希先和曾经接济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袁王二人的被错杀，让毛泽东越来越认定李文林、王怀等地方实力派构成着革命的破坏力量。
三人的被错杀都发生在原井冈山地区。因为土籍的刘真被敌人出卖而牺牲，当地党组织嫁祸于在当地从事地方工作的宛希先并杀害了他。和毛委员有着相当浓厚感情的的袁王二人表示了一定的不满，并且在自己的队伍被编入红六军第三纵队后“受编不受调”。王怀、朱昌偕以此为理由联络彭德怀对袁王二人进行报秘密处决。与此相关，袁王余部脱离了红军并与王怀等为敌，井冈山根据地彻底失守。
对这二次相对于自己嫡系的错杀，毛泽东肯定怀恨在心。他把李文林等视为专事对红军进行暗杀（11）、准备发动暴动的AB团并存了剿灭之心也就顺理成章。
宛希先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队伍中发现的政治奇才，同伍中豪、林彪、罗荣桓一起构成毛系的青年才俊。而袁王则是有过接济之恩的“把兄弟”，无端杀之而不与毛泽东商量，这于情于理于程序都有不合。毛泽东因此而迁怒甚至准备清除李文林等，也可以基于此找到心理凭藉。而在高华的书中，并没有提及这一同样发生在1930年并且可以与肃反扯上联系的历史旧案。
另有一桩疑案也不排除与李文林有关。毛的手下大将、红二十一军军长伍中豪于1930年10月间扩军途中经过赣西南，被“安福靖卫团”围攻并杀害，此后尸骨无存。
5、 吉安缴获中对李文林不利的信件
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破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关于"ＡＢ团"的档案，牵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12）。在这些材料中，就有李文林的父亲的签字（13）。
二、 时间、地点及人物
1、 时间
富田事变的核心事件即刘敌兵变发生在1930年12月12日。而先于此的一方面军肃反、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6）和红二十军捉AB团、后于此的中央处理则另有时间（后详）。
2、 地点
李韶九肃反的时间主要是在富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驻地）和东固（红二十军驻地），刘敌兵变也发生在这两个地方。
刘敌等被捕是在宁都县青塘村（应属黄陂镇）。
红二十军副排以上被集体处决发生在于都县平头寨。
3、 人物
李文林：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后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
李韶九：
因系富田事件的的人物，特将采薇人《李韶九传略》整理披露如下：
李韶九（又名李柏成），湖南省嘉禾县人，出生于1904年。其父“是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之一”（肖克语）。1926年，22岁的李韶九成功来到国共合作下的广东，进入以程潜为军长、共产党人林伯渠为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6军。他随军参加了北伐，并被任命为该军第54团一个连的指导员。1927年7月底，第6军54团被派往江西南昌加强守备，防止“暴乱”，正好遇上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54团被起义部队包围歼灭，李韶九也成了俘虏。李韶九跟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到了广东东江。起义部队溃散后，李韶九被派往江西安源进行活动，并于1928年成为中共党员。不久，他就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在国民党军队中呆了半年多后，李韶九终于和江西中共组织建立了联系。他被派到李文林（后被打成AB团总团长处死）创建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工作。据肖克回忆，李韶九在这里与李文林等江西红军和赣南中共组织的领导人颇有“矛盾”，不受重用。1930年初，刚刚在争夺红四军领导权中获胜的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从福建打回赣南，并开始统一领导闽赣两省红军。李韶九时来运转了：1930年2月，他被任命为由红色游击队和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编成的红军第6军第1纵队政委；6月，由红4军、红6军和红12军组成红军第1军团，他担任军团前委秘书长；8月，红1军团和红3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被任命为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11月，他又兼任了极为重要的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不到一年时间内数次升迁，职位越来越重要，李韶九可谓春风得意。李韶九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不到一个月，就引发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被载入中共史册的事件：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后，李韶九于1932年6月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0月又被任命为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李韶九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这位“肃反大员”31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关于李韶九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于1935年春在闽西“壮烈牺牲”。还有一种说他是被“处死”的。关于这后一种说法，有一个传说：1944年春陈毅到延安，与毛泽东十年不见了，老战友间畅谈终夜。毛泽东偶然问起李韶九，陈毅说：被我毙了。毛问为什么，陈毅回答：他害死我老婆（14）。
古柏：当时任中共第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秘书。
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
李百芳：江西省行委秘书长
丛永中（有一些资料写作丛允中）：原名丛永琮，江苏省如皋县潮桥人，学生出身。１９２５年，２３岁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党派他到上海、开封等地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２７年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到赣南，被捕入狱，关押几个月后被释放。出狱后，分配在江西信丰区委工作。１９２９年任赣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１９３０年任赣西南特委委员和赣南西河行委书记。在发生“富田事变”前，他也成为“ＡＢ团”的嫌疑分子被李韶九关押，后被红二十军哗变的士兵救出，参与领导了“富田事变”，当时年仅２８岁。此人有个业余爱好，就是喜欢摹仿“毛体”，并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谢汉昌等决定采用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丛永中便被派上了特殊的用场。
刘敌：富田事变主要人物，时任红二十军174团政委。
三、 事件的整个过程
1、 前景一：东固会师
1929年，朱毛红四军到达东固，与赖经邦和李文林等人领导的江西红军第二、第四独立团会师。
2、 前景二：二七会议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 年2 月6至9 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下属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在“二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 团”运动埋下了火种。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一、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二、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指由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54）
3、 前景三：井冈血案
1930年，湘赣边界党组织先后将宛希先、袁文才、王佐错杀（15）。
4、 江西肃反：
1930年2 月16 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以此通告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 团」的斗争，很快「肃AB 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55）
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赣西南的“AB团”首先是在安福（40）、纯化、兴国、莲花等地方破获的，开始时，只是“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最后各区相继破获”（41）。
清查出来的“AB团分子”一一招供，运动很快就扩展到军内，又从军内扩展到江西省行委。《赣西南的报告》中说：“过去江西省行委及前赣西南特委，充满了AB团分子，……中西南北中各路行委大部以至全部负责人都是AB团，县区委以至于支部都冲塞着许多AB团。”
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 团”，到了10 月，在赣西南三万多 共 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 团」。（56）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
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
到1930年底，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赣西南特委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人，嫌疑犯六七人和25%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肃反的淫风恶浪袭向主力红军。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有几十个AB团“总团长”被杀，2000多人被杀。红一方面军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据萧克回忆，在「肃AB 团」达到高潮的1930 年11 月底至12 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 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66）
5、 富田纠葛：
1930 年5 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 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引致毛的极大不满，认定“二全会”是“AB 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 团”分于，列入应予“扑灭”的范围。（57）
1930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 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 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 团」首领。1930 年11 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
1930年12月3日，由毛泽东任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江西省行委发出一封《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信中指名道姓说已有人供出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中的几名常委级领导人李白芳、金万邦、段良弼等是"AB团分子"，而且指出要"对红二十军内也必须找得AB团分子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在这封信中，总前委还明确指示：“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前往帮助捕捉李白芳等AB团要犯，并严搜反革命线索”。
7日下午3点，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马铭、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15）
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16）。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
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6、 刘敌兵变
富田事变主要表现为一场由红二十军部分官兵针对肃反组织的兵变。此兵变的三个“关键点”，一是救人和杀人；二人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三是通过制造假信的方式挑动造红军内讧。
刘敌一到军部即被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落，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搭帮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以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被老乡的这顿米汤一灌，觉得他已经被收服了，就放过了他。（19）
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向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一名张学贻）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 李韶九被捉后逃走（17）， 军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乡躲避。
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十二军一排人的枪（18）, 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馀人。此时,陈正人未归, 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 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富田事变。
被刘敌率兵解救出来的省行委领导人李白芳、段良弼、周冕、全万邦、马铭、丛允中等人，于12日当夜便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认为省行委主要领导人的曾山及宣传部长陈正人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严重错误，又已逃走，就决定由省行委常委段良弼代理负责主持省行委全面工作，并对曾山、陈正人、古拍、李韶九发了追捕通缉令（42）。
13日晨，红二十军在富田镇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趁群情激动之时，刘敌在会上说：“毛泽东反水了，变成了许克祥第二，我们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13日下午，刘敌、谢汉昌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并决定撤消刘铁超的红二十军军长一职，认为刘在李韶九滥抓滥捕时，其“脑筋分不清楚”是非，并以原172团团长萧大鹏为军长。同时率红二十军离开富田，前往吉安县永阳。15日夜晚，段良弼、李白芳在河西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他们是”合法“的江西省行委。会上，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根据自己的无端猜测，称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安安稳稳地当皇帝。后经获释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的劝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才同意停止了反毛泽东的宣传。公开反对当时江西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毛泽东，这是富田事变至今不得翻身的罪状之一。
此后，红20军领导人们又做了一件更大的“坏事”，即离间毛泽东与朱、彭、黄的关系。于是，平日喜欢毛泽东字体的省行委常委丛允中，玩了一个弄巧成拙的小阴谋，他模仿毛字体，伪造了一封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信，诡称是在富田事变中缴获的，派人送与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其信说：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 10/12 毛泽东
彭德怀收到红20军的信后，迅速识破了对的方的伎俩。数十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彭德怀亲笔写了拥护毛泽东的信，派人交与毛，并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的宣言。之后，彭德怀和滕代远亲自到总前委请毛泽东到红三军团讲了话。朱德、黄公略在收到伪造的信后，又约集彭德怀，三人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
红20军领袖们的这个蹩脚的离间计，使之成为几乎永远也得不到实质性同情的原因。虽有家属、学者（戴向青等）、官员（肖克等）积极奔走，而富田事变直到今天还没有平反，都与这一“卑鄙”手段有关。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的这一“资敌”之举，也让毛泽东处在极为有利的地位。
7、 红军“内战”
富田事变发生后，有资料说，红一方面军派兵平叛乱，双方残余几千人（44）。后来，有关方面指出这是国民党方面的谣言。事实上，富田事变发生之后，当时任红12军军长的陈毅奉总前委指示，带领一个连的人前往红20军驻地，兵不血刃，说服红20军释放了被他们扣押的人，包括李韶九。此后，陈毅获任命为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军迅速瓦解，大量士兵投向陈毅，红二十军余部整编为一七五团而撤向永阳。
还有资料说，平叛行动遭到了朱德的抵制，他拒绝签署这种红军打红军的命令（45）。但是同时，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态度却是坚决的。
富田事变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说：“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富田事变发生一周后的12月20日，总前委发出《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事件，号召党和红军坚决与这些“叛逆”作斗争。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 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 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 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 他说，“AB 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 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58）
1930 年12 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我们可以从这篇严厉的檄文感受到毛泽东的怒火以及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心情。布告写道：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 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60）
8、 永阳独立
富田事变后，谢汉昌、刘敌和李白芳等人为避免与其他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率部渡过赣江，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脱离了总前委的领导，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西省苏维埃政府”。
为使由自己发动的富田事变有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处理，除曾山、陈正人以外的“省行委”，在段良弼的主持下，于永阳召开了省行委扩大会议，并作出了几项决定，其中有：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 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二、 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 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
四、对富田事件，"不应该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听侯中央妥为解决。"
五、派丛允中随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前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报告事变经过，然后再共同去中央报告（后由敌情阻隔，未能成行）。
六、释放被逮捕的李韶九率来的红十二军一连的全部官兵。
他们还发出《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公开信》努力洗刷加之于自己身上的罪责：“总之凡是赣西南干部，只要能发表些意见的，便说他们是AB团！这是何等的毒计。同志们！你们为什么到现在好一点不明白呢？痛心啊，我们真痛心！”……“阴谋家现在还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名义，继续要把赣西南干部一网打尽，同时大造谣言说，中央派来的易尔士同志被杀了，AB团暴动了，你们相信吗？”
8、状诉中央：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时,段等人接受了批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1月5日,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见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不过，让后人感觉奇怪的是。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段良弼就一个人悄悄走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富田事变的重要当事人段良弼的失踪，也成为江西苏区史上的一个疑案。
四、 江西苏区及中共中央的处理
1、 共产国际的态度
1931年3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上海紧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对这一事变作出了“反革命活动”的定性。决定指出：“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对于不履行起码义务的党员，“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387号文件）（22）
2、 项英的和平解决策略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中央局正式书记是周恩来，但他当时在上海，不能到任）的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比较冷静,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他对富田事变进行了调查，听取了两方面的意见，1931年1月16日作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称：“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一决议虽然也指出“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革命的行动”。但同时还用较大篇幅批评了总前委在肃AB团问题上大搞逼供信的错误。该决议虽然把事变的领导人刘敌、段良弼等“开除党籍”，却仍让他们“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对参与事变的红二十军也没有用武力解决，而是经过“宣传、教育”后让其回到红军中来，同时，也指出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抓乱打”，“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46）。
1月17日，中央局派人到永阳，向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宣布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区委替代其职权。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表示完全服从。
项英通知红20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并到黄陂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黄陂，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红20军也在原被赶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劝说下回到了赣江以东。
3、任弼石翻案
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段良弼在1931年1月中旬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并检讨自己错误请中央处罚时，不料，正值四中全会刚刚结束，李立三下台，而王明“左”倾分子进入中央领导。而段良弼送来的省行委报告，都是站在原立三路线的中央观点下写的，如指责毛泽东与总前委不打大城市只进行游击战等“错误”。这一来，使王明路线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认为毛泽东与总前委是坚定的反立三路线的、而省行委是拥护立三路线的，而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应该受到打击。
王明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做出表态。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23日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发出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内称：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做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
在收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报告后，中央政治局又于3月28日就富田事变做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认为富田事变以及“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执行的反革命行动”，明确断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决议又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
中共中央在上述通告中提到的派往苏区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4月17日,任弼时一行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塘村参加了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意见。此次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称：“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该决议把富田事变称为“反革命暴动”，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会后，经任弼时等报请，中共中央撤消了项英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第二天,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并希望“用会议方式解决纠纷”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正向青塘村（一说黄陂）走来。但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对话和和解方案被否决，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他们一行刚走进青塘村,立即被一网打尽。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 年长江局派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代表，随后与毛泽东结成密切关系）为首的审判委员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依次”公审“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也一并处死。事隔三十年后，当年参加”公审“的曾山回忆了这次公审，他说：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团的组织。（67）
4月19日,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军长萧大鹏等，则在奉总前委令于同年7月开到于都县平头寨。一天早晨，受总前委命同时负责指挥红二十军的河东红军总指挥兼红七军军长的李明瑞等人奉命，下令在平头寨谢家祠堂召开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军官会议，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取消红二十军番号，将其编入红七军（而李明瑞本人在此后三个月的1931年10月，也不幸被打成所谓“改组派”而遭被处决的命运）。不久,又将这些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红二十军政委系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7月被捕后，仍在1932年5月30日被作为AB团“要犯”予以处决，曾在临刑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年仅30岁。
令人发指的还在于：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 “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棒行刑。做为后人，可能无论如何想象不出一边是棒杀一边是口号的那种惨烈。
4、 更大规模的错杀
中央“三人团”完全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决定，把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后，李韶九重获重用：4月下旬，他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李韶九履任新的重要职务伊始，就开始掀起肃AB团的新高潮。首先是把那些被定了性的富田事变领导人刘敌、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于4月和5月分别处死；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20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也被处决。然后是把参与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政委以下到副排长的700多名干部，都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接着就是在苏区“把一切工作都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这次高潮比前次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审讯的手法也变本加厉，除了以前那些外，还有“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整个江西苏区AB团帽子满天飞，严刑逼供无以复加，以致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47）在整个赣西南地区，人人自危，不少县的地方干部大部分遭到杀害，甚至连普通农民也在整肃之列。
5、 周恩来纠偏
1931 年7 月下旬，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钦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AB 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31 年8 月30 日，周恩来在听取欧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区”反AB 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 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馀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 团”、“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 团”。周恩来的这封信对毛泽东的政治命运造成了直接的影响，盖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61）
1931年12月底，周恩來到达赣南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月7日，周恩來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做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对肃AB团的“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暂时扭转了风头。苏区中央局还专门对李韶九进行了通报处罚，认为他“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48）
据高华华考证：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AB 团”运动是在1931 年底周恩来进人江西苏区后才真正得以停止。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62）
五、 结果与责任
1、 红二十军番号消失
富田事变后，已经因为内讧和可能的“内战”很受到消弱的红二十军又在中央三人团做出最终判决后遭遇了更大的打击：取消红二十军番号，将其硕果仅存的士兵编入红七军，划归三军团指挥。菲力浦·肖特写道：中国红军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番号（49）。
2、 东固敌意和富田污点
富田事变暴发并受到严厉处理后，一如当年朱昌偕、王怀等对袁文才、王佐的错杀造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变色一样，整个地区陷入了一种空前的冷峻与敌意之中。红一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组织对国民党的反围剿，当地老百姓都躲藏到山上坐壁上观而不给红军以支持。而在事变发生地富田，情形则更加严重。有人写道：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座落在这带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六十九年前,这儿爆发了震惊党内外、军内外的“富田事变”。从此,赣西南这个平平常常的村庄,便被历史之刀,极其悲壮地镌刻在中国现代史上。建国以后,作为“中央苏区”的江西省,很多区、县被视为“老区”,给予了许许多多的特殊照顾。而富田,尽管它所属的吉安县和四邻的县、乡都属于“老区”,惟有它被排斥在外,成了当年一大片“红区”中小岛状的“白区”。其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为这里发生过“反革命的富田事变”。（20）
3、 连锁反应
高华将毛泽东称为苏区肃反的“始作俑者”。必须说，江西苏区发生在1930、1931年两年的大规模肃AB团的运动，对各大苏区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或传染作用。继与富田事变相关的江西大肃反之后，其他苏区的肃反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据某份资料称：闽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都使成千上万共产党人遭到杀害。邓子恢和邓发等人在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作家茅盾之兄）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进行的肃反，动辙便把一支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大部杀光，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夏曦在洪湖苏区的肃反更是登峰造极，几年内使红二军团的兵员从三万锐减到三千，没有人想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到最后，红三军（红二军团）党组织解散，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个党员。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和许多其他早期红军将领自三十年代初以后就永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蒋介石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21）
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红二十军的处置后,“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23）……1949年以后,中央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又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了反。遗憾的是，按照规定,这些人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为烈士。至于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则因中央代表团的定性,成了铁案。
4、 如果理解革命环境下轻率的杀戮
革命历史下的大量错杀和不经审慎考察的杀戮，是和平时代的人很难理解的。不仅仅从道德上而且从经济上，我们也会觉得某些杀伐太没有必要。可是，那些血腥案件就那样以当时的人们很难理解、当时的组织很容易支持、当然的大人物很容易批准的方式发生了。这在引发我们今天遗憾和疑惑的同时，也要求我们，从当时的革命环境本身去找答案。事实上，邓小平也曾就毛泽东在苏区肃反中所犯错误说过：毛泽东主持了这一肃反行动并不能说他的个人品质发生了问题，而肃反中的杀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紧张”和“缺乏经验”所致（26）。
从心理学上看，见血对人们的刺激足以强化他们心中的某些恐惧和矜持。杀戒一开，便再无顾忌。
〈黄克诚自述〉中对自己参与肃反和杀人做了相对许多人而言是可敬的反省（25）。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已经身不由己或者不由自主。
毛泽东本人亲自主持过对准备叛逃的红军团长陈皓的枪决，也曾经在洗党活动中处决过“八月失败”中有投敌、资敌嫌疑的井冈山党员。在后来，虽然曾经想过用被俘的敌军大将张辉瓒换一些对红军而言很奇缺的弹药和物资，仍然由不住同事们的杀人热情。
可以想见，在自己的生命不时处在威胁之中、战争环境错综复杂、对外界和身边异动的警惕足以让每一根神经发生错乱的特殊环境中，“革命”者的心态和行为都会发生一些相对于和平时期的守法公民而言偏于“扭曲”的变化。如果我们无从理解几十年前人们的那种怪戾举动，我们甚至可以从当今条件下那些杀人潜逃的罪犯心理中得到某种虽然性质相差许多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却有很大相似之处的感知。
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又不甘心在没有防范的状态下被人解决的那么一种心理状态，决定了革命状态下的许多过渡举动。在军中，大到违抗军令下到开小差都有可能遭遇枪决。有这样两个责成的例子：一是彭德怀曾经在在下对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下达过拿不下某阵地就要杀头或撤你的番号的命令（26）；二是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小舅子、小号兵贺敏仁因为“拿”了一军团的银元而被保卫部门处死（27）。我还亲耳听过贺炳炎将军因为自己的警卫员丢掉了自己的手表而要枪毙他的故事。
那个状态下的革命者，无一例外地要同时警惕自己在不明不白的状态下被敌人或看似朋友却有矛盾的人明算或暗算。在特殊的背景下，一件并不能够构成铁案的理由都可能酿成杀戮。毛泽东的两位“刑官”（28）李韶九和康生都曾经堂而皇之地充当过这样的清除异己者。
据某些资料称：杀人甚至具有某种传染性和刺激性，越杀越有感觉。在这方面，李韶九制造富田冤案是这样，张国焘制造白雀园惨案是这样，抗日战争中那两个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鬼子也是这样。
革命环境下，杀人有时是因为“无暇照顾”。李韶九在富田曾经因为敌机来袭担心疑犯逃跑而在仓促中先杀了二十几个人，贺龙的晋绥根据地也曾经因为不便携带王实味而将其砍杀。对于俘虏，因经常发生这种无力看顾而干脆杀掉的故事。
当然，这都不是我们容忍当年无辜杀戮的理由，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因为对这种心态的认知而多一些“理解”。设身处地地想想，那“革命”的生活也确实不可能是文质彬彬和含情脉脉。一群在形式上（请注意是形式）本来和啸聚山林的亡命之徒没有多少区别的革命者，一群迷信“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瘌”、“砍头只当风吹帽”、“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志士，是不大可能把杀人看得过重的。在富田事变的当事人中，无论是李韶九还是刘敌、丛允中，都不过二十几岁的青年，年富力强、血气方刚而又不管不顾。在后来的谈话中，毛泽东自己也说过过去的打仗，我们就喜欢用那些不要命的“流氓”的话（28）。
5、 毛泽东的个人责任
在中央苏区肃反中，毛泽东的个人责任可以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对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李文林的斗争中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复杂的个人目的”（29）。
说其复杂，是因为针对李文林等地方势力的清洗，既有净化红军和根据地的用意，也有清除异己的倾向，甚至有为宛希先、袁文才、王佐报仇的意思表示。
（2） 选择并提拔了曾在江西红二团中工作并与李文林等有着个人矛盾的李韶九，从事肃反工作。毛泽东必须承担其中的委托责任、幕后责任和最终责任。
（3） 亲自起草了针对李文林等和富田事变的文件、宣言、檄文、辩论等。
（4） 亲自发动了对叛乱的镇/压。既然有朱德总司令拒绝签署讨伐命令的史实存在，而又有红十二军征讨红二十军的“红军打红军”的战事发生，则平叛的主使者是毛泽东应该没有多少争议。
（5） 亲自监斩了政敌李文林等（30）。
（6） 虽有悔悟表示，却无平反行动。当然，有了“打倒毛泽东”这样明显的“反革命” 的口号，又有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对朱、彭、黄进行离间的恶性手段，这样的案件确实无法平反。既如后来张国焘的叛逃、王明的诋毁、林彪的“五七一”都不能被党的正义所容一样。
六、 迷雾重重
鉴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许多“史料”都因为过于偏执一词而显得不可信，我想披露我对此事件的许多疑问。
疑问一：毛泽东在北京工作时就认识段锡朋，此人就是后来在江西成立的AB团的首脑。那么，毛泽东是否能力通过他认识的段，来真切地知道AB团是怎么一回事？
疑问二：毛泽东自述中，两次讲到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东固红军，把李韶九提到了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李韶九是不是真得象今天的许多“材料”说的那样，出身卑微、个性卑劣而又行为卑鄙凶残？
疑问三：毛泽东自述中讲到在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刘敌就有着不符合毛泽东建军思想的行为表现。这是不是说，富田事变的主要发起人刘敌，早就是毛泽东的政敌？而他发动的富田事变，也有着二人的历史恩怨在其中？
疑问四：毛泽东自述中，称刘铁超的二十军发动了富田事件。而在今天流行的许多材料中，只讲刘铁超参与支持了李韶九的肃反，并在富田事变后被永阳新二十军开除了军长职务，但在后来却和二十军干部一起被中央处决。那么，刘铁超其人，包括并未参与富田事变的曾炳春其人，到底站在哪边？
疑问五：流行的材料说：红二十军副排以上的七百多名干部都被处决。一支不到三千人的军队何以会有这么多的副排以上干部？当时被毛泽东派到红二十军的许多井冈山系老人如刘士奇、陈伯钧等为什么幸免了？有没有一个被处决者名单呢？
疑问六：1930年10月5日红军攻下赣西南重镇吉安，获得了不利于李文林的一份证据。该证据据说是由李文林父亲亲笔签名的领款凭条。而据现在的材料讲，AB团早就于1927年当年被遣散，而李文林的父亲也是在1927年去世的，且他根本就不会写字。那么，这份证据是否真得存在？是不是毛泽东为了整治李文林而伪造的？如系伪造，迟到1932年才被周恩来批准处决的李文林为什么不指明？
疑问七：有人说何笃才是因为曾经支持朱德在红四军七大对毛泽东的弹劾而被肃反处决，这是谣言还是确实的？
疑问八：为解决富田事变，毛泽东拟出了某一篇六言诗檄文，显系准备对叛乱者开战之用。这场仗打起来了没有？朱德拒绝签署命令后发生了什么？
疑问九：据菲力浦·肖特的《毛泽东传》中披露，赣西南AB团对红军实施了暗杀的策略，并怀疑此中的暗杀指的就是有关方面对宛希先、王佐、袁文才的错杀。那么，也是发生在那一时期的伍中豪被杀案是否也与李文林等有关？如果是，则赣西南的地方势力已经确实构成毛泽东与红四军发展的障碍，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待于开掘，而不总是一面倒的偏颇之词。
疑问十：刘士奇后来被“改派”到了鄂豫皖苏区，并终于被张国焘所清洗。这种改派是不是一种惩罚？联系到曾经不被毛泽东看好的蔡申熙后来也从江西苏区派到了鄂豫皖，此中存在什么样的内幕呢？
疑问十一：龙超清和潘心源在富田事变中是什么态度？他们是否也被处决了？
疑问十二：在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肃反扩大化的指责。李韶九也在这前后受到处分。为什么周恩来仍然批准处决了李文林？
疑问十三：苏区的肃反最初是由毛泽东和李文林共同主持的。一方面军就被揭发出了4400个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这是毛泽东主持的还是李文林启动的？如果是毛泽东，他想以此达到什么目的？他肃反的对象是什么人？为什么没有相对具体的揭示材料？
疑问十四：富田事变后红二十军曾经缩编为一七五团，这一缩编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同红二十二军内讧后（还有资料说许多士兵投向了红二十二军方向）力量受到损伤？
疑问十四：包围并解决红二十军的部队，有人说是彭德怀、林彪的部队，有人说是红七军李明瑞的部队，到底是谁？红七军从广西一路转战人员消耗很大，有没有足够的武力解决红二十军？
疑问十五：段良弼赴中央汇报（或称告状）后旋即失踪，这是不是可以作为他的告状没有什么“底气”的一种表现？他最后的结局如何呢？
疑问十六：《毛泽东致古柏的信》被当时的彭德怀认定是伪造的，后来又有依据说是丛允中所造，这是不是事实？因为彭德怀的理由是毛泽东署名的日期不用阿拉伯数字，可我却从一封毛泽东给中央的汇报信中见到过类似“10/12”这样的排列。也就是说，毛泽东并不一定不用这样的落款。而在当时，黄公略的态度似乎已经相信此信为真。那么，彭大将军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做出拥护总前委的决定的？那封信如果是真的，则毛泽东的肃反目标是不是太宏大了些？
疑问十七：曾山和陈正人在富田事变中充当了什么样的具体角色，他们有没有在后来受到处分？他们有没有关于富田事变的回忆留下来？
疑问十八：如果戴向青、高华们对富田事变的“定性”是确实的，为什么富田事变时至今天还不能平反？
注释：
（1） 这是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针对毛泽东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所作的评价。
（2） 根据可以相互参证的史料，毛仅仅在一方面军中就清除了4400名的AB团分子，并处决了其中的2000多人，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如果再加上在红十二军对富田事变组织者的军事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加上后来对红十二军副排以上四百多人的集体处决，这个数字应该在数千人。
（3）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4） 菲力浦·肖特著《毛泽东传》。
（5） 1956年9月10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又曾就当年江西苏区肃AB团运动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
（6） 李立三为贯彻其进攻路线，把各地党委改称“行动委员会”。
（7） 这一说法是在延安整风中说的。
（8） 据江西省博物馆所藏。
（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11） 菲力浦·肖特《毛泽东传》。
（12） 韩钢所著〈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13） 戴向青等的翻案材料称李文林的父亲根本就不认识字，且早就在一九十七年前死去。这一点使得吉安缴获的真实性成为一个疑问。
（14） 罗英才、石言著《陈毅文学传记之三：探索》214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15） 逼供信手段的记述主要来自段良弼的一面之词，而该人在向中央做了汇报后即逃走或失踪，这使得他所讲过的一切都出现了采信问题。
（16） 据1931年1月14日《曾山为富田事变发表的宣言》载：“自七号晚上起截止十二号晚上富田事变以前，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及政治保安队共破坏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
（17） 一说是后来由陈毅解救而出。
（18） 在富田事变中，有多份资料说刘敌在救人的过程中杀死了一百多位李韶九
带去的肃反工作人员。就此，戴向青写了《富田事变考》,用大量事实证明：说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了一百多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与群众,是毫无根据的,这或是以讹传讹,或是敌人有意造谣(几年后中央组织部复核小组几次实地调查,也证明杀人之事子虚乌有)。 必须说，相对于过去谣言重重、道听途说的富田事变的各类讲述，戴教授的考证和有关方面的调查应该更具有说服力。但是，由李韶九激生的兵变，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也不可能理智如斯。试想，要打破有严密监管和封锁的“牢房”，刘敌兵变队伍可能做到兵不血刃么？
（19） 1931年1月11日《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
（40）伍中豪就是在这个县被当地靖卫团杀害。
（41）据《赣西南的报告》。
（42）据据陈益南〈评说中共历史上的"富田事变"〉
（44）菲力浦·肖特《毛泽东传》。
（45）贾章旺《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
（46）据《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47）1932年1月《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
（48）1932年1月25日《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
（20）据《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一文。
（21）据京人《毛泽东与富田事变》一文。
（22）据李洪岩〈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 〉一文。
（23）据韩钢所著〈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24）据陈益南〈评说中共历史上的"富田事变"〉
（50）对于毛泽东当时在苏区的权威状态，高华写道：1929 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 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机构。
（51）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2）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3）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4）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5）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6）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7）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8）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59）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60）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61）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62）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66）《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5 期。
（67）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 年6 月12 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