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脚怪 百度影音:文武失调的宋王朝

宋朝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朝代。它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军事上却屡战屡败。这使得评价宋朝成为一道历史学难题。愈是这样，反倒觉得对它的成败得失很有解剖一番的必要，看一看宋朝在经济文化上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军事上一败再败的教训。

一

       宋朝的经济文化繁荣，首先得益于几个重要的客观条件。其一，北宋虽然未能统一中国，但它结束了五代十国乱世，为发展经济文化创造了基本条件。其二，宋朝的有效统治区域，北宋时在冀中白沟（拒马河支流）以南，南宋时在江淮以南，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其三，宋朝的人口大量增加，意味着劳动力大量增加。其四，宋朝虽然长期同辽、金、西夏、蒙古处于交战状态，但在蒙古攻灭南宋以前的三百来年间，长江以南地区遭受战争破坏次数少、时间短、程度轻，江南大部分地区基本未受战争影响。其五，在长期战争状态下，宋朝也有过几段间隙性的和平发展时期，“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宋史·食货上》）。
       治国者的主观因素比客观因素更重要。宋朝的经济文化繁荣，首先要感谢宋朝的开国之帝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治国比较人性化为宋朝奠定的治国理念比较温和，因而宋朝总体上人心一直比较安定，这一条是根本性的因素。
       赵匡胤治国理念的温和色彩，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北宋建国之初，由于五代十国中的九国在南方，一国在北方（北汉），赵匡胤首先发动平定南方之战。他本人的统帅指挥才能并不十分高明，但非常注重“战争文明”。他在战争中一再对将帅们强调：一、军纪严明；二、安民为先；三、宽待俘虏；四、不嗜杀戮。这些内容，是宋太祖赵匡胤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王全斌等攻灭了后蜀，将领饮酒作乐，放纵部属掳掠、杀俘，结果引起后蜀战俘暴动，又在蜀国老百姓中引起连锁反应，纷纷起而响应。攻下蜀国只用了六十六天，平定后蜀降卒叛乱却花了两年，教训非常深刻。赵匡胤认真总结教训，对王全斌等重要将领统统给予降职处分。后来讨平南唐时，他向主帅曹彬再三交代，为了减少伤亡和破坏，对金陵不求“急攻”，尽可能以“缓攻”之法降敌。曹彬坚决贯彻这一作战指导方针，围困金陵时间长达一年多，对金陵破坏甚小，宋军纪律又严明，“士大夫赖彬保全，各得其所”，因而南唐小朝廷坚持到最后，“降而心服”。赵匡胤一改五代十国君王们任意杀戮的恶习，以宽容大度的气概，对被他伐灭的南方各个割据政权的亡国之君一个都不杀，并统统予以妥善安置，授予一定官职，保障他们的生活待遇。因此，平定南方后，江南人心很快就安定了下来。他对王全斌等违反军纪的重要将领，既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又一直顾念他们的战功，待他们悔过自新、建立新功后又重新起用。赵匡胤珍惜人的性命，曾对宰相说：“人命至重。”赵匡胤每晚“好读书”，他从阅读《二典》中知道，尧、舜时犯罪的人只指“四凶”，联想到五代十国的君王诸侯飞扬跋扈乱杀人，他觉得这样不行。于是下诏，“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复视之”（《宋史·太祖本纪三》）。
       宋朝的经济繁荣，尤其是农业的发展，同朝廷的“惜民”思想直接有关。宋朝是文人政权，许多苦读入仕的官员，有不少人来自农村，他们对农民的生存状态比较熟悉和关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时，上过一道反映民间疾苦的奏疏，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他不仅描述了农民“寒耕热耘”的劳作之苦，还反映了农民遭受“聚敛之臣”的种种盘剥之苦（《宋史·食货上》）。因此，宋朝在结束五代十国战乱后，通过鼓励垦荒、修筑圩田、整修河道、推广灌溉、安置流民、贷款助农、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发展经济作物、官方屯田储粮等措施，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南宋时，“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朝廷及时出台了恢复性措施。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诏两浙路收买牛具，贷淮东人户”，“四年，贷卢州民钱万缗，以买耕牛”（《宋史·食货上》）。
       宋朝经济繁荣反映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个方面，一环带动一环。
       宋朝发展农业，一项基础性的措施就是鼓励大面积垦荒。领导垦荒成绩卓著的官员可以奖励晋升，“崇宁中，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以开辟荒田几及万顷，诏迁一官。其后，知州、部使者以能课民种桑枣者，率优其第秩焉”（《宋史·食货上》）。宋朝垦荒总面积约在七亿至七亿两千万亩之间（漆侠著：《宋代经济史》上册59—60页）。当然，垦荒并不是宋朝的发明，它是西汉以来发展农业的一项传统性措施。隋唐的垦荒面积都很大。宋朝的桑、麻、茶、甘蔗等经济作物均有大面积推广。宋神宗年间曾“立法劝民栽桑”。水稻种植从南方推广到了北方；北方的五谷杂粮也推广到了南方山区旱地。宋朝的耕作技术和农业生产工具也有了很大进步，出现了铁犁、秧马、龙骨水车等，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
       宋朝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宋朝的手工业相当繁荣，纺织、印染、制瓷、酿酒、制茶、制盐、造纸、刻印、采矿、冶炼、造船等，许多手工工艺达到了很高水平。宋朝的纺织业是随着桑、麻的普遍种植发展起来的，丝织业成为宋朝最重要的手工业门类。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最兴旺的时期是唐朝，但丝织品产量最高的时期却是宋朝。唐宋时丝织行业以绢代税，唐朝岁入丝织品最高的年份（唐玄宗时期）为七百四十多万匹，北宋元祐元年（1086）岁入为两千四百四十五万匹，是唐朝最高年份的三倍多（漆侠著：《宋代经济史》下册635页）。宋朝的丝织品种类繁多，有锦、罗、绉、绫、縠、絁等，琳琅满目，精美绝伦。宋瓷同样光彩夺目，蜚声海外。
       宋朝的冶铁业，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前，居于世界前列（漆侠著：《宋代经济史》下册555页）。宋朝中期，各地冶铁所发展到二百七十多家。宋朝是造纸业、印刷业的大发展时期。宋朝的印刷业包括“刻”与“印”两大相关行业。印书先要刻成雕版，再印刷。毕升在北宋庆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由于汉字数量浩繁、制字困难等原因，小作坊投资不起，并没有得到推广普及。宋朝印刷业大量采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开封、成都、杭州、建州（今福建建瓯）是宋朝的四大刻印中心。
       宋朝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商贸的发展。宋朝在商贸领域有两大历史性进步，一是不搞重农抑商，二是不搞禁海令。这两项历史性进步意义重大。
       宋朝商业的发展，除了有赖于这两大开明政策和农业、手工业为之提供的丰富物质基础之外，还依赖于另外几个必备条件：城市、乡镇、集市的发展；交通运输的发展；商贸政策的宽松；纸币的产生。这些条件，宋朝都具备。宋朝的汴京（开封）、临安（杭州），在当时都是世界级大都市。宋朝的水路交通已很发达。宋朝最早在成都出现了“交子”（纸币），后来由官府正式发行，推广到陕西等地使用，代替分量沉重、不便携带的铜钱、铁钱，大大方便了商贸交易。宋太祖下诏，京城汴京三更不闭市，热闹非凡，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宋朝除了大都市商贸兴旺，在各地城郊和小市镇还有“草市”（定期集市）。同辽、西夏、金各方，在停战期间也开设“榷场”进行边贸活动，互通有无。
       宋朝出现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同北方长期处于交战状态，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大发展。宋朝的造船业已能建造航海大船。宋太祖时期，就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主管海外贸易。福建泉州港发展为重要的海外贸易港。中国商船来往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非洲东海岸。
       随着内外贸易大发展，商税收入在宋朝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宋太宗至道中（995－998），商税收入为每年四百万贯；宋英宗治平中（1064—1068），每年达到八百四十六万余贯，增长211.6％（漆侠著：《宋代经济史》下册1025页）。

二

       宋朝的文化繁荣，可以用“辉煌”来形容。明朝“开国第一文臣”、主持修撰《元史》的宋濂曾说过：“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陈寅恪也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政治环境宽松，思想不设禁忌，为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这同样要感谢宋太祖赵匡胤。他尊重读书人，用人“大重儒者”，明确规定“作宰相须读书人”。另据宋人笔记《避暑漫抄》记载，他命人在太庙中秘密刻下他的遗训，立碑于夹室。此碑平时用黄色幔帐罩住，遗训内容不为外人所知。他去世后，每位帝王凡来太庙祭祖，必先入夹室跪读他的遗训。后来徽、钦二帝被金人俘去，其遗训内容才被外人所知：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柴氏即五代后周周世宗柴荣的后裔，赵匡胤以此表示他虽篡周称帝，但不忘周世宗的旧恩）；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太祖遗训的核心内容是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来最为开明的一项思想文化政策，非常了不起。宋太祖真心实意保护读书人，真正实行“言者无罪”的方针。参照《宋史》的相关记载，宋太祖的这个遗训应该是可信的。《宋史·曹勋传》中写道，曹勋从宋徽宗被金兵俘虏北去，过了黄河北行十余日，宋徽宗忽然问曹勋道：“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赵构）否？”第二天，宋徽宗拿出一件御衣，在领子里写了“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八个字，连同韦贤妃、邢夫人的信一起交给曹勋，让他南返见康王。并嘱咐曹勋说，见了康王对他讲两条：第一，如果他“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第二，“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令人遗憾的是，康王（宋高宗）并没有把太祖的这条遗训和父皇的提醒牢记在心，南宋开国伊始，他就在佞臣黄潜善和汪伯彦的挑唆下，把上奏反对南渡、力主抗金的著名太学生陈东和江西抚州进士欧阳澈杀掉了。
       但不管怎么说，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条遗训，对于促进宋朝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流派之间，虽然也充满着异常尖锐激烈的争论，但宋朝皇帝坚持不杀文人的祖训，不搞文字狱（不能说绝对没有），一般都贬到小地方去做官，或撤职流放。这些人照样可以写诗、作画、写文章，由此造就了多位大文豪，如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等。宋朝的大文豪可以列举出一大串光彩夺目的名字。北宋泰斗级的文豪是欧阳修，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开创了一代新文风。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都得到过欧阳修的举荐、提拔或文学上的指导。欧阳修还和宋祁共同主持编撰了《新唐书》（虽然由于欧阳修以文章高手自负，随意削删史料，遭到后人非议，致使《新唐书》的史学价值没有超过《旧唐书》）。苏轼被公认为文学巨匠，文学成就辉煌。苏轼门下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散文“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其中一位是王安石，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钱钟书在他所著的《宋诗选注》中说，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是这些人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诗”，并说宋朝注释王安石诗集的两个人，在政治上都是王安石的反对派。仅从这一点看，宋朝文人的心态是高远明净的，这种心态是只有在良好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形成。
       宋朝的文学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宋词与唐诗双峰并峙，铸就了中国文化的辉煌，成为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标志，后人难以企及。宋朝爱国诗人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他的诗产生了很大影响。宋朝涌现了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实际上，宋朝书法造诣达到很高境界的远不止这四人。宋朝的绘画艺术同样是一个高峰。宋徽宗赵佶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画家（虽然他一门心思画鸭子把江山画丢了），范宽、郭熙、李唐、马远、夏圭、张择端，都为后世留下了他们的杰出作品。宋朝的文化艺术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活跃在街坊市井的话本艺术、皮影、滑稽、杂技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普通老百姓的精神生活。
       宋朝也是一个发明创造的时代。不过，现在有人把这一点夸大到了不适当的地步，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集中出现在宋朝”。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结论，很可能误导出另外一些片面认识。其实，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从萌芽到成熟应用，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四大发明中，除了活字印刷纯属宋朝发明外，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都在宋朝以前，造纸的发明更早。“发明”与“完善实用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有联系，但要区别。宋朝在指南针和火药领域，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解决了一些实用技术问题。宋朝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经历了五个多世纪的漫长完善过程，直到明朝才得到广泛应用（罗树宝编著：《中国古代印刷史》）。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宋朝为后代留下了一大笔文化遗产，至今仍在滋润着中华文明的蓬勃发展。这方面，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够了：优美的宋体字，至今仍是全世界一切汉字印刷品中使用量最大、电脑汉字输入法中使用最为普遍的字体。
三

       宋太祖治国理念的温和色彩，既是“宋风”儒雅之源，也是“宋骨”软弱之根，成于斯，也败于斯焉。看来赵匡胤只有“软”的一手，缺少“硬”的一手。结果，宋朝在军事上不行，不是一般的不行，是非常糟糕。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西夏，打不过蒙古。向辽、金割地称侄称臣、纳贡纳币，三百年没有翻过身来，直至灭亡。
       这说明，一个国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不等于军事上就能自然强大。宋朝屡战屡败的历史教训说明：只求和平，不要战争，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作为治国者，如果只想专心致志发展经济文化，不去重视提高军事实力，一旦战争来了，老天爷不会怜悯你。承受战争灾难、战败之辱的是国家，是人民，是子孙后代。
       宋朝在军事上的“软骨病”，找根子同样要找到宋太祖赵匡胤身上。毛泽东在《沁园春·雪》这首词中列举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如果以开国之帝的“雄心壮志”而论，宋太祖赵匡胤是最弱的一位。按理说，经过唐末至五代十国的严重战乱，国家几百年间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宋朝开国，赵匡胤应该把重新统一中国作为最高战略目标。但他毕竟是通过兵变篡位称帝的，这是他与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艰难征战打出一统天下最大的不同点。正是这个不同点，决定了赵匡胤重新统一中国的愿望从来就不那么执着和强烈，他身上缺少秦汉和大唐的豪迈气象。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发动陈桥兵变称帝后，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宋将王全斌在攻灭蜀国后，立即上奏建议乘胜攻取云南（大理）。赵匡胤却“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用玉斧在地图上顺着大渡河一画，指着大渡河以西说，“此外非我所有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因此，宋朝的西南疆域，西邻吐蕃，南邻大理。另一个例子，由于十国中的北汉是辽国的傀儡，宋太祖一开始就对伐灭北汉信心不足，准备用金钱向辽国把北汉“赎”回来，为此专门辟了一个暗室为“赎买”北汉积聚钱财。这说明，赵匡胤从一开始定下的开国基调就是趋向保守的，它预示着宋朝将是一个军事上“萎缩”的朝代。
       其实，谁也不要求宋太祖去搞扩张，只要求他把祖先开拓的疆域收复、守住，重新统一中国。
       赵匡胤生前只统一了中国南方。他也曾想统一中国北方，南方基本平定后，他三次亲征攻打北汉，三次都没有打下来。第三次进攻北汉时，仗没有打完他就病倒，很快驾崩，上帝没有为他留下统一中国的足够时间，这也没有办法。
       宋太宗赵匡义，在这方面的差距就更大了。他倾尽全力伐灭了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顽固堡垒北汉割据政权，紧接着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忙下令伐辽，结果大败而归，碰了一个大钉子。从此以后，在同辽国的交战中失败连着失败，使他完全丧失了统一中国的信心。
       北宋灭亡前的宋徽宗，锦衣玉食，赋诗作画，他从来就没有把统一大业放在心上。
       南宋的开国之帝宋高宗赵构，从称帝第一天起就把放弃中原、南渡避战、偏安江南作为他的建国方略，更没有想过要收复失地、统一中国。
       帝无雄心，将士奈何？
       宋朝在军事上不行，同宋朝历代帝王都削夺和钳制将领权力有关。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篡位当上皇帝的，他深知手握兵权的厉害。因此，他称帝后千方百计削弱将领手中的兵权。他通过两次“杯酒释兵权”，把高级将领手中的兵权削夺一光。当然，对他这一做法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唐末朝廷丧失权威，各地藩镇将领纷纷拥兵割据，五代十国更是四分五裂，赵匡胤不遗余力地“强干弱枝”，加强朝廷和皇上集权，有他吸取历史教训的正确一面。但另一方面，他矫枉过正，搞得将领在军队中毫无权威。
       赵匡胤为了不使将领因战功卓著而声望剧升，他有一条治人不着痕迹的办法：每一仗任用不同的将领去担任统帅。例如，开国之初，伐灭广州南汉割据政权时，路途遥远，由潘美独当一面任统帅，他战术灵活，应对得当，打得很好。按理说，实战证明潘美是一位堪当大任的帅才，可以继续让他统兵打大仗。可是，平定江南实力最强的南唐政权时，赵匡胤却改用老实本分的曹彬为统帅，让潘美当副帅。他怕潘美内心不服，当着潘美的面，交给曹彬一把尚方宝剑，还有一个信封，对曹彬说，处罚条款都写在里面了，有人违反军纪，副帅以下，不用奏报，按律问斩！吓得潘美“股栗而退”。战后，曹彬和潘美去向赵匡胤复命，南征期间无人违纪，并将那个信封原封不动跪呈于他。赵匡胤当着他们两人的面，拆开信封，抽出一张白纸，上面未着一字（《续资治通鉴·宋纪八》。这就是赵匡胤的另一种“本事”，靠一张白纸镇住了潘美，镇住了宋军十万士兵，“莫敢违”。赵匡胤的“驭将术”，就像驯养猎鹰似的，喂它，但从来不喂饱它，更不肯喂肥它——唐玄宗的教训就是把安禄山喂得太肥了！赵匡胤把这条教训刀刻火烙般记在心里，须臾不忘。后来在同辽国的作战中，证明曹彬不行。潘美虽然一直在前线，但一直不把他放在主要指挥位置上，也不把他放在主要作战方向上。于是，潘美的指挥才能渐渐萎缩了。相反，他心胸狭隘的毛病却变得越来越突出，抗辽名将杨业之死就与潘美处事心胸狭隘直接有关。
       宋军作战中还有一条十分糟糕的做法：委派监军。这一手自宋太宗以后越搞越厉害，其主要目的是分散将领权力，互相制约。派往前线监军的主要是两部分人，大部分是宦官，小部分是皇族纨绔子弟，以便让他们混个“军功”讨尝封爵。这些人根本不懂军事，却有权对将领们胡乱指手画脚，搞得将领们手足无措。许多大臣将领一再呼吁，这样搞法不行。但宋朝历代帝王一直不改。有时偶然改一下，一仗打完，马上又改回去。这也是宋军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太宗赵匡义是位狭隘多疑之人，他怕将领们在战场上自行其是，发明了一个办法：按照他授予的“图阵”作战，以此束缚住将领们的手脚。当年，他伐灭北汉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从太原就地出发仓促伐辽，攻打燕京。结果在高梁河战役中遭到惨败，混乱中找到一辆老百姓的毛驴车，半夜三更狼狈逃回涿州。前线是不敢继续待下去了，第二天他要返回汴京，临走时给前线将领们留下“图阵”，规定他们必须按“图阵”布阵迎敌，不得擅自行动。可是，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按“图阵”迎敌往往失利。北宋的高级将领私心重、顾虑多，不敢违背“图阵”行动，因而大多数人在作战中无所作为。反倒是有些中下级军官敢于抛开“图阵”，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迎击敌人，打胜仗的往往都是这些人。但这些人却得不到鼓励，更得不到提拔。
       宋朝历代帝王害怕将领拥兵坐大，甚于害怕辽、金。因此，宋太祖赵匡胤发明的“杯酒释兵权”，成了宋朝帝王的“祖传秘方”。南宋的宋高宗一直在金兵的追打下过日子，金兀术曾一度率领十万金兵过长江，把宋高宗追打得从陆地逃到海上去漂泊。那时候，他是多么感慨苦无良将横刀立马抗金兵啊！可是，当他刚刚缓过一口气来，发现韩世忠、张俊、岳飞三位将领在抗击金兵的战斗中名声越来越显赫，他立即在秦桧的策划下找出“杯酒释兵权”这一“祖传秘方”，以“赐宴”为名，把上述三位著名将领召回朝廷，削夺了他们的兵权。他为了同金国议和，甚至不惜怂恿秦桧以“莫须有”罪名诬陷岳飞，将岳飞赐死。这件事秦桧是首恶，宋高宗也难辞其咎。
       宋朝平时搞兵将分离、分兵屯驻、轮流更戍，目的是使“将不识兵，兵不识将”，闹不起事来。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军队“出事”，但这些措施都不利于提高部队作战能力。因此，宋军屡战屡败，毫不奇怪。
       北宋军队的军法松弛得不成样子。自古军无严纪难为战，这是当年孙武同吴王阖闾第一次论兵时就通过训练宫女这一实例来说明的道理。但宋军几无军法可言，将领之间互相不服、不和，上了战场互不支持，甚至互相拆台，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不胜枚举。更有甚者，有些宋将危急关头怯战避敌，甚至拒诏不战，导致惨败，朝廷却姑息不究。宋军士兵的军纪更差。宋朝实行募兵制，大量地从破产农民、流氓、逃犯和被打散的农民起义军流寇中募兵，其用心是把这些人都“养起来”，避免他们造反闹事。这就直接带来两大弊端：兵员质量越来越差；“冗兵”数量越来越大。宋军由于平时实行将兵分离制度，兵员平日无人严加训练管理，致使他们无所事事，满街游荡扰民。有些士兵连马背都跨不上去，射出的箭二十步就落地。可是“冗兵”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还有更要命的一条，奸臣害名将。宋朝前后三百二十年，并不是从来没有打过胜仗的名将。一批后周留下的老将如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都被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之法解除了军职。王全斌、曹彬、潘美、杨业、田重进、狄青、种师道、宗泽、吴玠、吴璘、岳飞、韩世忠、刘锜等，这些人均可列入宋朝名将行列（虽然有的人打的败仗多于胜仗，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是，宋朝出的奸臣、投降派比名将还多，如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秦桧、黄潜善、汪伯彦、史弥远等等。奸臣谗害名将和忠臣，这是宋朝黑暗政治的一大标志。宋朝奸臣的代表是蔡京、秦桧两个遗臭万年的人物。蔡京是酿成靖康之难的首恶分子。他勾结宦官童贯，得到宋徽宗青睐，予以重用。他大权到手，尽贬前朝老臣，诬称他们都是“奸党”，立“党人碑”，被贬逐者三百零九人，并禁锢其子孙。从此他一手遮天，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宋徽宗，大肆挥霍国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忠良尽贬，武备尽废，毒被全国，被斥为“六贼”之首。
       秦桧，靖康之难前为御使中丞，靖康之难中他也反对金人立张邦昌为帝，也反对割让三镇，没有人看出他有多坏。后来随徽、钦二帝俘往金国，被金军元帅完颜昌（挞懒）收买。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攻打楚州（今江苏淮安）时，把他放回南宋当内奸。他诈称是自己杀死了监守他的金兵后夺船逃回来的，当时就有人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但他骗取了宋高宗的信任。绍兴元年（1131）拜相，次年被弹劾，罢相。八年后又复相，结纳死党，控制台谏，屡兴大狱，斥逐异己，先后贬逐抗金主战派代表张浚、赵鼎，独自任宰相长达十七年。他一手策划宋高宗向金国求降乞和，为了排除阻力，先是奏请宋高宗罢夺韩世忠、张俊、岳飞三位大将的兵权，继而根据金兀术写给他的信上所提出的“必杀岳飞方可议和”的要求，以“莫须有”罪名诬陷岳飞，让宋高宗以赐死岳飞为代价，同金国达成称臣纳币的“绍兴和议”，成为国人痛恨千古的罪人。
       宋朝为后人提供的是双重启迪：宋朝最成功的经验：思想宽松；宋朝的最大的教训：文武失调。

四

       但是，最近几年从海外传入一股热捧宋朝之风，对于宋朝一再战败屈辱之事只字不提，专讲宋朝在经济文化领域的成就，把宋朝描绘成胜过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的“黄金时代”。对此必须保持冷静，不能中了某些西方人热捧宋朝的圈套。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此话一出，热捧宋朝之风骤起。美国人罗兹·墨菲在他所著的《亚洲史》中也说，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是中国“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他们这些话，诱发了国内不少人的民族虚荣心。单就汤因比这句话而言，不能说它有什么问题，但墨菲的要害却是要由此推断出如下结论：“中国在宋朝的惊人兴旺，与它放弃建立较大帝国的野心有很大关系”，“宋王朝明智地专心于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人居留的高生产力核心地域，甚至用礼物签订一项停战协定，承认异族对今北京地区的控制，用类似协定让另一个异族控制西北干旱的甘肃。这些协定并不造成实质损失”（《亚洲史》中译本第199页）。在他看来，中国不统一反而比统一更好，中国根本用不着统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历来都是头等大事。墨菲说什么“承认异族”对某些地区的“控制”，对中国“并不造成实质损失”。墨菲的这一观点，足以挑拨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助长民族分裂主义。
       国内有些人，包括某些学者，居然也跟着墨菲喧嚷，网络上、杂志上这方面的文章连篇累牍。他们对宋朝失控大半江山只字不提，专门用许多个“最”字描绘宋朝胜过中国古代所有封建王朝的兴旺景象。有的人为了热捧宋朝，甚至连历史事实都不顾，用现代语言把宋朝吹捧到了不着边际的地步。说什么北宋的人均GDP已达到2280美元，首都开封和西京洛阳的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如此等等。有的人干脆说，中国古代的高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
       不可否认，宋朝在经济文化上取得了骄人成就，为中国人增添了荣耀。但宋朝作为中国古代一个举足轻重的封建王朝，至少在以下几个基本项目上得分都在及格线以下：一、自始至终没有实现国家统一；二、同四方少数民族关系搞得都很紧张；三、军事上屡战屡败。对宋朝不能只看一面，不看另一面。
       皇冠只有一顶。中国漫漫五千年历史，用“盛世”来形容某一朝代某一阶段的社会面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但是，对一个封建王朝冠之以“盛”字者，唯有“盛唐”，没有第二例。难道前人没有看到宋朝取得的成就？不是，他们比我们看得更清、更早。例如明朝的宋濂、近代的陈寅恪，都盛赞过宋朝的文化成就。但他们的话都是有根据、有分寸的。难道唐朝就没有问题吗？也不是，唐朝的问题也很多，有些问题还很大。但是，这是对一个封建王朝的综合性评定，不是单项评选。首要标志是国家统一而强大，其次要看政治昌明、经济文化繁荣、民族关系和睦、人民生活安定富足、国际形象良好等等，综合得分最优者才能夺冠。这是历史的评定、时间的评定、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的评定。
       还有的人竟把宋朝在军事上的软弱无能、一败再败、向辽、金割地纳款、称臣称侄，当成宋朝治国者的“优点”来讲。甚至说，有人算了一笔账，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给辽国缴纳的“岁币”，平均每人分摊四个铜板，等于一个烧饼钱，“试想一下，每人每年少吃一个烧饼，就可以天下太平了……这等好事又有什么不对呢”？
       按照这种“烧饼换和平”的逻辑，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岂不都得重写？
       历史研究在不断深入，肯定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观点。但是，谈论中国历史，不能离开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条最基本的底线，这是必须坚守的原则。
       当代文人的精神品格，不能跌落到宋朝文人之下。如果宋朝在军事上一败再败、二帝被俘、南渡偏安不是宋人的伤心事，陆游就不会在临终前用诗句嘱咐子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辛弃疾就不会“醉里挑灯看剑”，排遣不去欲战不能的内心苦闷；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更不会因此写出满腔悲愤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