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极度险情看不了:南江记事2

川东北，大巴山南麓的南江县，自古苦寒之地。上个世纪1933年，忽碌一声成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腹地，“干人（穷人）闹翻身，分田、分地、分粮、分房子、吃饱饭”当年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和红色苏维埃书写的标语，在大山的崖壁上随处可见。1964年－1965年，1174名十五、六岁不谙世事的孩子被送到这里，安排在59个公社办农、林、牧场里。他们大多数是当年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策，重庆市南岸区、北碚区各个中学不能够升学“黑五类”的“可以教育好”子女，我就是其中之一。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大山以它固有的荒蛮和饥饿在社办场干部的助虐中，突然向这些远离父母的城市少年展开了生活最严酷的一面。

人最害怕没有希望，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抓就灵”，物质、精神双重贫困和人基本没有自由的年代里，他们从娘胎里出来就被打入了“另册”，要求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或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需要在大巴山的贫瘠山区扎根务农，脱胎换骨。其实他们在城市并没有受到什么教育，仍然连当地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没有，不能读书、不能参军、不能被招工，甚至投亲靠友，拜师学艺也不行，只能在远离家乡几千里的大山里挣几分钱一个劳动日的工分。

大巴山的雨季是漫长的。我所在的南江黑潭云顶山，1964年9月开始，连续下了两个月淅淅沥沥的秋雨，社办场临时搭建的茅棚里里外外都是水，蜗居其中的我们被浇得个透心湿。早上天刚亮，公社驻场干部就敲响挂在树上的铁轨，催命般地把我们赶到山上，套着沾满泥土露出脚趾的破鞋，瘦小的身躯艰难地劳作在泥泞的山地里。在公社驻场干部“一来趁早，二来趁饱，莫要偷懒”的呵斥声中，那一点少得可怜的午饭要半下午才能送到山上，天黑收工后，还要饿着肚皮，背一百五十斤重的窑柴在泥泞中爬行几十里山路回家。当时劳动一天的工分就值八、九分钱，还因为林场管理混乱，年终从来兑不到现。这样的生活，知青们并不感觉得苦，苦的是为了“脱胎换骨”必须强撑笑脸巴结讨好干部挣表现；苦的是领导宣布要在这“广阔天地”里扎根、开花、结果，永远不能回故乡；苦的是这样的生活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大山的冬天总是来得早，刀子一样的山风刮得饥肠辘辘的少年东偏西倒，收紧捆在腰间的草绳，蜷缩起发抖的身躯，窜进农家的火塘。在家心比天高，出门命比纸薄，眼泪只能在眼眶里流淌。县里的工作组来了，向农民宣布：他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好好劳动调皮捣蛋，一烟绳捆到县上。于是乎男知青被吊打、被毛整、女知青被强奸。山里的丛林原则撕碎了一息尚存的城市文明和孩子们尚未形成的道德底线，旷日持久的饥饿终于使他们失去了耐心和是非。当地淳朴的山民成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发泄对象，他们在打群架、被批斗、逞凶、偷鸡、摸狗、扒窃和百无聊赖的无奈中抛掷着无价的青春。

一、有儿不用教，“通南巴平”走一遭

南江县与巴中县交界处是一片苍莽的群山，圆顶子、方家山、龙耳山，九重崖（当地农民叫撞鼻子崖）就是这片群山中最陡峭的山峰，这些地方由于海拔高，云多、雾多、雨多，山路陡峭且一年四季都是雨淅沥，湿漉漉的。“看到屋，走得哭”，两山能见面，相见得一天。按照当时“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安置知青扎根的好地方”的原则，林场的知青们就被安置在这些地方。

俗话说:“养儿不用教，通南巴平（指通江、南江、巴中和平昌四县）走一遭”。六十年代的通南巴平称为饥饿之乡毫不夸张，落雪天能够披蓑衣穿棕靴出门的算家境好的人家。好多社员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十几岁的大姑娘衣不蔽体躲在家里火塘边烤火。晚上点灯买不起煤油烧松光（把松树的油疙瘩砍成片烧来照明）。赶场天到供销社称盐的农民，大多数只买得起二两一包的分零盐。绝大多数农户家中唯一的鼎罐或者铁锅里一天两顿煮的不是粮食，而是红苕叶子、胡豆叶子、萝卜叶子和一些不知是什么植物的叶子黑糊糊的煮一大锅。衣衫褴褛的一家老小围在锅边，赤身裸体的大小娃儿眼睛盯着锅里，嘴边吊着涎水，只等大人说一声：“可以吃了”就你一碗我一碗地狼吞虎咽地抢起花儿开。抢完，娃娃们挺着被这些植物叶子撑得发亮的肚子到泥泞的地里玩去了。知青们饿得心慌，看得心酸，转身准备走开。

“知青莫走”老农说着，捧出藏在里屋的稀饭，无论如何要刚从远方来的知青吃下。知青们三下五除二把稀饭倒进肚里才发现碗底藏着一片农家做油的腊肉，老农吧哒着叶子烟，脸上露出为自己杰作而得意的诡笑。

二、光屁股滚澡

初来乍到，知青们还不习惯光着屁股在黑潭河里滚澡，便穿着内裤跳下河，当地人围在岸边看热闹，“哼！知青小衣（当地人称裤子为小衣）二个二个地穿，可惜了呗”。

日子长了，知青们终于明白了山民的叹息。跟在妇女身后割麦子，不小心一抬头就看见妇女衣服下硕大的白晃晃的屁股，不醒事的小知青悄悄捡泥块扔向白色旁边的“筷子兜”，引来农妇的历声叫骂：“啥起马子事得，哪车打来的！”(这是当地骂人最历害的话)，这才知道山里的农民无论男女都是不穿内裤的。

不会过日子的知青哪里晓得，扯布做衣服不仅要钱还要布票，而按人头配给的布票农民是要悄悄地拿到黑市去卖掉一部分，换成钱补贴生活的。所以，当地农民一般几年才做一次衣服，睡觉时衣服裤子全脱光，叫做“打细困”，说是怕衣服在蔑席上磨坏了可惜。

当时通南巴平几乎所有的乡场上都有一家特殊的行当——漂染店。农民春节卖了猪儿，买来半匹白布就到这店来染成统一的深颜色，一家大小男女老少一人做一套衣服过年穿。春节期间，穿着这种低劣的染料和技术制作服装的男女老少成了赶场天一道奇怪的景观：裤子全部不分正反两面穿，叫做“称坨包包二马驹”（短及小腿），据说这样耐穿省布。

人工调配的染料深浅不一，基本上是一家一种颜色，恍眼看去乡场上仿佛行走着八国联军。不过这也有好处，谁家的孩子走丢了不用着急，按颜色找去就行了。当然，穿着这样的小衣是不能下河滚澡的，因为这种染料染的衣服见水就掉色，既污染河水又染花屁股，所以当地人都光屁股下河。

三、饥寒起盗心

高强度的劳动，清汤寡水的萝卜汤，几个月就把人整得两眼冒金星。晚上，饿得实在撑不住时，有些胆大的知青就去搞“袭击”。他们在电筒上蒙上一块黑布，黑灯瞎火摸下地，地里有什么偷什么，甚至刨出泼了粪的红苕母子，回到寝室里，关上门，连夜连晚架起脸盆煮来吃。

一天夜里，我们林场的知青又下地偷吃的，吃完还不够，又准备出门。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话，打开门一看，门口虎视眈眈站着几个大汉，每个手里拿着一根粗大的柴块子，后面还围着一群妇女、儿童。知青们纷纷抄家伙准备以死相拚。相持了几分钟后，一个大汉粗声粗气地说：“庄稼吧，开它妈个荒，挖它妈个，种它妈个，收它妈个，自家就可以吃它妈个了嘛！”说完摇摇头转身离去。另一个老汉走进来悄悄说：“你们知青开点荒，种点吃的，公社又不好批判你们搞资本主义的，何必去偷嘛？”。其他人也慢慢离去。农民几句简单的语言，居然说出了一个颠覆不破的人生哲理，这是若干年后，知青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慢慢领悟出来的。

四、水红子

大山的小溪畔经常生长着一些结红色小果子的荆棘植物，当地俗称水红子，社员告诉知青：“莫小看这些水红子，灾荒三年当主粮，救了不少人的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未下乡前，身体正处于发育阶段的老知青们尚且年幼（大多十一、二岁），在城里吃过松毛（松树叶）、蕨根、发酵的糠壳、小球藻等代食品和革新饭（把米反复浸泡，反复蒸煮，一斤米煮出了十几斤，于是推而广之的饭），却没吃过水红子。

收工歇气时，饥饿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到溪边去摘水红子吃，殊知这东西少吃无碍，多吃则翻肠倒肚、四肢发肿、头重脚轻。柯姓知青因吃多了水红子，浑身发软地来到公社邮政代办所，想给家里发封信要点粮票。“老柯，听说你们知青早晨起来站成一排嘴里搞得白泡子翻翻的？”头上包着白帕子的邮政代办员一边问一边用黑指甲在嘴里黄牙上刮下牙垢来粘贴信封上的邮票。“人家是在漱口，”柯知青回答。“嘴巴是吃饭的又不是茅坑，涮什么涮！我看你们还假得到几天”。一些好心的大嫂也围拢来劝知青：“当什么虫钻什么木，你们知青三天两头背铺盖衣服到河里洗，还做什么活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要像农村人那样过日子，和贫下中农打出一片，莫刷口，铺盖衣服染成黑的，省得洗”。

五、区级干部待遇

在贫瘠的山区土里刨食，肥料是最宝贵的。一般人大小便都要夹回家去，知青们刚来不知道，赶场天内急了满街找厕所，农民说全区只有一个厕所在区公所，于是闻其味而寻去，终于在一个猪圈旁边找到区公所的专用厕所。进门就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竹筒，里面装着一些小竹块，旁边还写着“请节约使用”等字样。原来是区公所的老炊（炊事员）分管此事，煮饭之余就为区级干部方便准备竹块。

享受了区级干部待遇后，知青们才弄明白，各公社办的舀纸厂生产工艺非常复杂，先把竹子砍下来放在池子里用生石灰浸泡几个月，再捞起来用牛拉着石碾子反复碾细，然后倒在木盆里搅拌均匀，榨压后用帘子一张一张的舀，接着还要砸干、裁角、揭纸、晾晒、收衣等等复杂的手工工艺。社办舀纸厂的收入是当时各公社重要的财政收入，这种土法生产的又硬又厚的草纸全都得卖给供销社，供县以上的干部享用。区里干部用竹块，公社干部用树叶，农民的娃儿拉了屎一般唤狗来舔。这种事情知青们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习惯。

六、莫得思想也莫来头

“灵魂深处闹革命，在三大革命中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当时叫得最响的口号。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收工之余都要深挖思想。知青中有一少年，下乡时尚未满十四岁，小学都没读完，因随哥哥走，也获街道办事处批准。这娃在学习中无论如何也弄不懂思想为何物。

大概是年幼不耐饿，在漫长难熬的夜晚，他总是深夜两、三点钟悄悄靸上鞋溜出门去。时间一长，引起大伙注意，于是跟踪，发现在偷猪饲吃。原来他每天煮猪饲料，到保管员处领来定量包谷面掺进黑乎乎的猪草煮时，并没有搅拌，而是待到夜深人静时就独自去享用那人间美味。

真相大白，这还了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在无数次深挖思想，查找根源的学习批判会上，巴山战友们纷纷上纲上线：全世界劳苦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要脚踩污泥，眼观全球，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缩小三大差别就全看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了，你如何能做出这等丑事云云。

终于，小崽儿被弄得疲惫不堪，情急之中居然背诵出一句毛主席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蔬菜瓜果。”还说我们不论忙时闲时，一天只吃两稀，还要定量不管饱。这下激怒了干部，乱用毛主席语录属现行反革命，找根烟绳捆起吊上，气势汹汹地深挖思想根源：“你脑子里倒底装的什么思想？”小崽儿也急了：“我脑子里莫得思想也莫来头！”这句南江方言，反把当地干部弄懵了。思想既有好孬之分，就有有无之别，如果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思想，你批判他什么？在大伙的哄笑声中，干部瞠目结舌。

七、五个窝棚一锅端

刀耕火播、广种薄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区的主要生产方式，在“向荒山要粮食”的鼓噪声中，人们寒冬腊月背着红薯和被盖上山了。手持砍刀剃头似的把一个个山头的树木全砍倒，春天再上山沿山脚一把火，今年烧这几匹山，明年烧那几匹山，谓之轮种。烧山后开始点包谷，每人背个笆篓，里面装着拌有桐油柴灰的包谷籽，为了在陡坡上站住脚，左手抓住尚未烧焦的草根，右手紧握点锄，啄个洞丢几颗包谷。一个山头通常只能收大半背篼七长八短的包谷，且要在齐腰的荒草中去寻找，但是当年这点粮食可是比命还金贵。

为了不让野兽糟踏这宝贵的收成，人们隔几个山头便用茅草搭个窝棚护秋。于是到窝棚去敲锣、赶野兽、看粮食成了人人都向往的轻松工作，一来可以偷偷弄几个包谷烧熟充饥，二来可以白天晚上算双工分。但是，转业军人生产队长宣布：这份美差男知青莫要想，要照顾女知青，一人看一个窝棚。五个少女立刻欢呼雀跃，收拾行李背着锣鼓上了山头。

晚上，队长提着马灯也上山了。山上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女孩们没有想到锣鼓可以轰走偷粮食的四只脚野兽，却轰不走糟踏人的两只脚禽兽。在那人人都饿得打偏打偏的年代里，身穿黄军装的转哥队长吃得滚瓜肚圆，精力特好，一晚上连续端掉五个窝棚。黑灯瞎火的夜晚，女孩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事后，也只能终日以泪洗面，神色痴呆。队长的辉煌战果被他自己暗地里在乡间到处吹嘘，讲得绘声绘色，听故事的当地无赖甚至好奇地打听城里来的女娃下面是不是“双舷”。

文化革大命开始了，男知青呼啸而散。没有地方吃饭，五个未成年少女被迫嫁给了当地条件最差的农民，消失在大巴山的群峰深处。

1968年武斗日盛。为混口饭吃，不少知青受雇于当地造反组织充当武斗前锋，因作战英勇，名声大振。一日战斗结束，打死、打伤对方组织战斗员若干。大卡车上架上机关枪，忘命少年吊在车门两厢，一路高歌抬头望见什么星，心中想念什么神，凯旋至巴中县枣林公社附近，前方一农妇蓬头垢面，负重扶棍而行。任凭汽车喇叭叫，此农妇充耳不闻，仍然各自在公路中间辗转慢行。“你聋了哇？”盛气凌人的武斗少年火爆爆地跳下车来，抡起皮带准备一阵猛抽。“柯正刚”农妇嘴里分明清楚地叫出少年的名字来。少年睁大眼睛，实在不敢相信，当年嘻嘻哈哈，走到哪里都扔下一串银铃般笑声的同窗、街坊，就是眼前这个伛偻肮脏，满脸沧桑的农妇。

尚未成年的花季少女因守窝棚而加速了“再教育”进程，转哥生产队长在广阔天地里提前为她完成了“再教育”科目。回忆起当初菜园坝火车站依依惜别时她妈妈“出门要互相照顾”的一再嘱咐，少年猛然感觉到心被狠狠地撞疼了，事隔好多年后，每当忆及此事，当年没保护好自己患难子妹的自责仍使他不安。

八、步行回重庆

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如火如荼。赶场天适逢县城红卫兵下乡宣传革命：“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知青们听得如痴如醉。但是，老知青这一特殊群体，是时代的弃儿，既非可以参加红卫兵的学生，亦非当时享有充分政治权利的贫下中农。公社宣布：知青只能在生产队接受再教育，好好劳动，否则以破坏领袖战略部署论处。强烈的自卑笼罩心头：都是同龄人，为何无缘无故被打入“另册”成为再教育对象？没有革命的资格。人的尊严不可辱，走也要走回重庆，孩子们暗地商量决定。

南江—达县的山区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领头的虽然扛着一面用床单染红，写着“红卫兵”三个大字的旗帜，却没有正宗红卫兵组织的书面证明，沿途红卫兵接待站不予接待。他们喇叭背兜里背着红苕、洋芋、包谷面；铺盖、口杯、土疤碗。清一色社办场再生布棉衣开花开朵，腰间捆一草绳，裤脚沾满泥土，个个蓬头垢面，灰巴笼耸。这支既不象学生又不象当地农民，不伦不类的队伍，引来沿途赶场的人纷纷侧目与议论。“抬起头，挺起腰，虚啥子虚”领头的突然一声吆喝，底气不足的知青们打起精神，目不斜视。渴了喝田边的水，饿了吞自带的干粮，黑了睡农户的屋檐，一千五、六百里路，十二天行程，硬让他们步行着踩了过来。在故乡望龙门码头的轮渡上，兄弟们互相看着磨穿了底的胶鞋和流黄水溃烂的脚，抱头痛哭而分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群脱离了主流社会“多余的人”变极度自卑为扭曲的自尊。日后，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纵横于整个川东北，成为通、南、巴、平及原达县地区人见人怕的打、砸、抢、抄、抓武斗精英。以至于当地民间发生纠纷，也要请他们到茶馆去“搁平捡顺”。时至今日，他们当中超级“天棒”的名字和故事还在当地人口中流传。

九、户口啊 户口

报载：重庆直辖之初，3000万人口中75%是农村贫困人口。现年均46万人口“农转非”城镇化水平达35.4%，城乡差别一步步缩小，经济快速发展。呜呼！中国社会“户口人格化”的现象终于逐渐淡出。

但是，你可曾知道，在长达近五十年的国内社会生活中，户口是衡量一个人存在价值的主要标准。从娘胎里落地之日起，紧随而来的户口就基本决定了你这辈子的社会地位。在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这两大类中，细分为：山区山上农村户口、河边平坝农村户口、乡场非农业户口、区镇非农业户口、县城户口、地区户口、大城市郊区粮农户口、菜农户口、郊区城市户口、大城市市中区户口等等，九等十八级，各级各类户口等级森严，差别明显。含金量最高的当属大城市市中区户口，最不值钱的是边远山区山上农村户口。

户口迁移可以城市往农村递次向下迁移，绝不能从农村往城市向上移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按各级各类非农业户口的级差，供应不同档次的粮票、肉票、油票、煤票、布票、盐巴票、火柴票等给城市户口的人购买生活必需品。持城市户口的人还享有政府统一安排的招工机会。而持农村户口的人不仅没有供应，还要交粮、交钱、接受派工等承担各种义务。这种不可逾越的差别使中国的户口体制就象池塘里的水圈，核心是大城市中心户口，一圈圈向外延伸，最边缘的就是边远山区山上农村户口市，也是最贫困和难于生存的地方，处于外圈边缘户口的人为了生存都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方法，各种手段，拚命奋力向内圈核心游。

那时候的婚姻也因户口而变得尴尬。非农业户口的老汉可以轻而易举找个年轻体健的村姑，农村户口的小伙为了进厂、进城屈娶非农业户口老妪。山区山上的姑娘为摆脱贫困降低条件争着嫁往平坝，平坝的姑娘嫁乡镇，乡镇的姑娘嫁区县，区县的姑娘嫁地区，地区的姑娘嫁郊区，郊区的姑娘嫁市区，市区的姑娘向往京、津、沪，形成基本固定的婚姻走势。人格因地区差价各异，仿佛全国人民都在围绕户口转。

混乱的六十年代末期，知青们切身地感受到他们含金量最高的大城市户口忽然变成了边远山区山上农村户口，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已经堕入社会最边缘时，明显地缺乏边缘人生存必需的谋生手段、能力、和心态。饥寒交迫和受到当地一些吃国家供应粮的乡场非农业人口、收入较好的山下平坝农村户口人的奚落、揶揄和“再教育”时，江青一句轻描淡写的：“小青年爱玩枪”“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经受锻炼”激活了人们心中郁积已久的怨气、烦躁、和愤懑。那个时代崇尚的暴力宣泄使知青与知青，知青与农民，知青与干部，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干部，干部与干部之间的群体械斗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混战。

十、天罗地网

1933年，南江县被在这一带闹革命的红四方面军染红了。红色的传统绵延下来，譬如长赤区，下面都取名红四公社、红五公社、红六公社、新红公社、红星公社等等，意谓赤色长存。光荣的革统命传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造反有理。 1968年，雨季农闲，一群男女知青相约去长赤区赶场。经几十里山路跋涉，进集镇路口方发现赶场的人出奇的少，多数居民伸出头张望后赶紧缩身关门关窗，少数胆大的望着知青窃窃私语后也抽身回屋。忽然，一个女知青说：“你们看，对面山上粮站怎么这么多人送公粮，每个人手里还拿着根打杵子（山区背东西歇气的工具）呢！”话音未落，街上的一些门忽然劈里啪啦地打开了，冲出一些人手持棍棒大叫：“打呀！把这些狗日知青的屎挤出来！”知青们拔脚就跑，殊不知天罗地网早已形成。对面粮站的人包抄过来，田坎、路口、粪坑旁，到处是组织严密，手持刀枪棍棒的人在围追堵截。

可怜的知青们成了反特电影片中落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空投特务，抱头鼠窜，逢岩跳岩，逢坎跳坎也插翅难逃。十几名男女知青被分隔包围打倒在地，只听到喊爹喊娘，鬼叫狼嚎，几十种声音都钻出来了。五人当场弊命，一人送医途中被打断气，三人躺在区卫生院病床上抢救中被第二伙人冲进来打死。女知青被打死后剥光暴尸荒野，内衣乳罩大街上被人踢来踢去。

命大的亡命徒躲进农户猪圈，半夜过三江坝闯广元，躲过沿途民兵和“群专”（当时称之为革命群众专政队）盘查混火车回渝，参加武斗组织偷得枪支后，邀约兄弟伙重返南江，参加知青造反组织“革命青年造反团”抢劫、杀人、搞武斗、点农民茅草房等，直至被逮捕法办。此是后话不提。

尽管当时社会上到处都是“油炸某某，火烧某某”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砸它个稀粑烂，滚它妈的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恐怖口号和革命行动，但一下子死伤这么多知青毕竟不是小事，悲痛欲绝的家属亲友不依不饶。多次上访未果后，他们聚集到菜园坝火车站准备卧轨强行爬车进京告状。

时值重庆市内“

此时此刻的菜园坝火车站已成死港，站台上胡乱摆着几具乱枪打死的死尸发出阵阵恶臭，没有火车，也没有司机。欲哭无泪的死难知青家属们困兽般在火车站折腾了几天后，分期分批赴京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殊知此时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已演变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武斗，局势失去了控制，中央信访部门被造反派接管根本无暇过问此类小事。

经过两年的煎熬，重庆天府煤矿一名老实巴交的井下矿工使事情有了转机。此人小名狗儿，大名吴金泉，阴差阳错作为产业工人代表被选进“九大”。一日在北京开会分组讨论，周恩来总理到四川组听取汇报。在总理亲切目光的鼓励下，老吴实在按捺不住，战战兢兢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侄儿和其他知青一起被无辜打死的冤屈，说完话这个木讷的挖煤工已经大汗淋漓，泪流满面。

在中国，通了天的事情就好解决，加之领袖已经发出最高指示，大批的知识青年还要下乡。同时，中央正好出台了保护知青，惩办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1969年秋天，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的亲自督促下，成都军区派出部队撇开达县军分区、达县地革委，将组织基干民兵布下天罗地网，围追堵截，滥杀无辜知青的团结公社党委书记何兴忠等8名区乡干部逮捕归案。

十一、带着硬伤回城

七十年代开始，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弊端开始显现，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知青是悲剧的主角。他们既不能如领袖所希望的那样解决积压了若干届在学校“闹革命”，大量转化为数以千万计城镇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不能完成“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历史使命。相反，全国1683万中、小学生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地出现第二次文化断代。大批文盲加盲目革命观充斥头脑的几届中国青年既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又是当时和今后中国社会混乱无序与落后、缺乏法制的制造者。仅管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财政花费100多亿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仍然严重伤及农民、知青、知青家长和社会，本已十分脆弱的国民经济大伤元气，社会各界怨声载道。七十年代中后期知青开始大返城，这是建国以来就业问题最严峻的时期，为了通过顶替、招工、病残、参军、被推荐当工农兵学员等脱离农村返回城市，全社会都行动起来通关系、走后门、找门路、公开行贿、多少无钱无势的女知青只好含泪出卖自己的身体，世风恶化，前所未有。后患无穷的裙带关系网社会就此开始在中国萌生，逐渐演变成组织严密，控制社会一切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

匆匆返城的知青们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大多数都没有专业知识还思想茫然，在大城市的生存竞争中是从头开始和准备不足的一代，他们在农村埋葬了自己的青春与梦想，学业荒废，韶华不在，早已被时代所抛弃。许多人在困境中奋起挣扎，成功者毕竟凤毛麟角，相当多的人苦苦挣扎后，过早地丧失了生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漠视社会，为生计而在社会最底层辗转挣扎，当年的锐气荡然无存。日后企业改制与改革中又轮到他们纷纷下岗，老之将至，衣食不保，最终构成城市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   

如果还有人津津乐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青年的成长是一种难得的磨炼，认为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是其它时代青年所不能得到的精神财富的话，阿Q就应该笑话其它头上不长癞子的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国家、民族、个人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它伤害的不仅仅是知青。我们不能脱离开伤害去奢谈磨练，而应该首先弄清楚这种磨炼的性质。别林斯基说：“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但是离开了一定的条件，悲剧只能是深渊，永远成不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