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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汇专题：杨澜路径    （  杨澜背后的诸多造假疑团  ）2011-11-10 10:29: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杨澜  吴征  慈善  路径  诈捐门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在中国，鲜有神话能够逃避破灭的命运。

    可能在忽然之间，你才会发现，杨澜，从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到现在，她在我们的视野里已经有21年。

    她依然是偶像杨澜。

    她是中国成功女性的标杆，是无数人心目中想成为的样子。奥运会，世博会，每当需要一个代表中国女性的形象时，她总是第一个被想到。她穿梭于政商两界，她经营着曝光率最高的传媒业，她又和慈善紧紧地绑在一起。

   杨澜是谁？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她的生命中，有着正大综艺最初的流光溢彩，也有着美国求学的艰难故事。一帆风顺之后，她的阳光卫视滑铁卢被演绎成了传媒开路先锋的溃败，而这对她，不过是“生命中的冷暖自知”。

    她永远在制高点上。吴征的“学历门”事件，更多的是让人慨叹她明珠暗投。在她和资本的故事里，她扮演的是一个失措的女人。她心怀文化理想，却只能“像战士一样在商场战斗”。她不懂，她失败，才更显得当初的不顾一切是如何的充满勇气。

    而如今，她可以凭借和世界级成功者的访谈，来让自己变得更成功。她以一个访谈者的身份，得以分享关于名望的盛宴。她将这名望摊开，又会遇上资本的金光闪闪。

    也许，这是一个名利场里完美中国女人的故事，或者说，这是在中国如何变成一个完美女人的好路径。

    只不过，完美总是会被去魅，尤其是微博时代。

    2011年，杨澜突然被卷入蝴蝶效应式的漩涡。在郭美美事件中被扯出的久前慈善“旧帐”；卢美美事件中被翻出的合影；以及某洗涤品牌的代言风波??杨澜的回应快速而精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贯地优雅诚恳，还不忘加上一句“慈善要允许犯错误”。她强调，这是她采访过的巴菲特以及盖茨说的话。
 
    完美不可避免地有了它的缝隙。我们在这缝隙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完美背面的影影绰绰。

    我们讲述杨澜的故事。剥茧抽丝地讲述一个中国情境下的真诚与勇气、野心与欲望、分寸与矫饰，如何缠绕交织的故事。而这个名利场的故事，还远远未曾完结。

起步：高速电梯

    坐在杨澜旁边，你很难再想起《正大综艺》里那个蓬勃得有点雀跃的20岁姑娘。她以一个从业多年电视人的老成，从容地把握着节目的节奏，摄影机的角度。这场《天下女人》录制得四平八稳，没有惊喜，当然也没有意外。唯一让你看到的一点出格，是和嘉宾一起看片花时，杨澜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摆动身体。

    这个少有的细节，让人企图揣摩杨澜的真性情。她的知性和端庄有时候像是一堵墙，太过滴水不漏难免会有矫饰之感。

    杨澜的微笑被一位国外记者形容为“职业性的，愉快但不温暖”。而年长一些的观众应该记得，正大综艺时，杨澜常常会仰头大笑。她的的伶牙俐齿曾经让赵忠祥这个老牌主持人心生畏惧。

    杨澜在最初，有着她独特的锋芒毕露。

    杨澜在成为央视主持人之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当时某种程度上她是缺乏自信的。她曾经因为听力课听不懂而特别沮丧。每天晚上在日记里写：“明天我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一定要充满信心地把自己的听力提高上去”。杨澜的母亲一度害怕她因为挫折感太强得自闭症。

    她很羡慕周围生活中棱角更分明、更有创见和个性的人，“我经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华和极端聪明的人。”

    1990年，杨澜即将大学毕业，《正大综艺》全国海选主持人，制片人辛少英希望找一个“新面孔”，最好“纯情一点”。杨澜通过七轮面试，从一千个女孩子中脱颖而出。

    考试时杨澜并没有诚惶诚恐地“配合”老师、刻意使自己更“纯情”。她在简单介绍自己之后，直言不讳地对主考老师谈了自己对主持人的看法：“电视台为什么一招主持人，就要纯情型的？我们缺少的是干练的职业妇女形象。”主考老师后来对杨澜说，我当时并没有觉得你的容貌特别出众，但这句话说明你是有思想的。

    就如一个预言一般，这二十年来，干练的职业妇女形象与杨澜完美地贴合在一起。
    此后，杨澜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复试，但因为不够漂亮，在第六次试镜时她还只是在“被考虑范围之列”。杨澜知道后反问导演：“为什么非得找一个漂亮女主持人，是不是一出场就是给男主持人做陪衬的？其实女性也可以很有头脑，如果能够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就希望做一个聪明的主持人。” 

    当杨澜和另一位连杨澜也不得不承认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成为最后的竞争者时，她全部的倔强、好胜心都被激发出来了。在回答“你将如何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时，她说，“我不是很漂亮，但我很有气质，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应是容貌，而是要看她是不是有强烈的和观众沟通的愿望??”杨澜胜出了。

    辛少英对杨澜的与众不同记忆深刻：“这个女孩说话挺冲的，特别卓尔不群”。杨澜的洒脱带有一种大学生的诚意与清新。也许最初杨澜的入选是个意外，但在杨澜看来，“命中注定我就是干这一行的。”她的第一个搭档姜昆说，“杨澜就是做电视的料”。

    杨澜的第二个搭档是赵忠祥。当时《正大综艺》和《动物世界》共用一间大办公室。工作间隙，杨澜总是跑到赵忠祥的办公桌前端茶倒水，顺便“游说”一番。日久天长，加上领导的委派，赵忠祥终于走上了《正大综艺》主持人的位置。

    赵忠祥告诉记者：“刚开始我也面临着许多的劝阻，包括我的家人。杨澜来办公室游说我，但她不知道我不想上这个节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她年纪太小了，又没有主持的经验，我不是说内心有看不起任何人的想法，是觉得我们两人能不能搭起来？另外，她的伶牙俐齿，她的流光溢彩，她在台上的青春勃发，是不是我这个年龄段所能适应的，这些都是我的顾虑。”

    二十年后，杨澜在书中说赵忠祥是自己主持生涯的导师。赵忠祥和杨澜熟络之后发现，眼前的这个非科班出身的小姑娘聪明伶俐，善解人意，主持节目时并不碍手碍脚。虽然是学外语的，但对中国文化、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知道得不少，也有唐诗宋词的功底，两人很快配合默契起来。

   “最近一次见她时我开玩笑，说你已经从黄毛丫头变成了熟女了。”在赵忠祥眼里，小姑娘时期的杨澜不时髦，不刻意打扮，也不追求名牌。赵忠祥不喜欢女主持人在化妆间的时间比背稿的时间长，年轻的杨澜从没犯过这个忌讳，接人待物懂事、谦虚，往往为一个细节会征求所有人的意见。“她是个注重节目的孩子。”

   《正大综艺》是集中录像，通常一周录十几集，最多八天录了24集，主持人早上八点开始化妆，白天数小时站在强光灯下还要保持亢奋。为了改正自己眨眼多的毛病，杨澜曾坚持五分钟双目圆睁，直到浑身冒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当年杨澜的主持本色而自然，既没有刻意去表现自己的文化素养，也没有刻意去表现“清纯”，表演“可爱”，她把一个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清纯少女形象和富有理智又不失细腻的职业女性形象统一在一起。杨澜一共录了200期《正大综艺》，这200期节目在全国收视率领先，据说最高时达到过37%。

    当时的杨澜并未意识到《正大综艺》对她今后人生道路的巨大影响，她像是坐着高速电梯，一下子升到了很多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杨澜自己也对这段经历心存感恩：“他们在我这么一个丑小鸭的阶段，发现了我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潜质，不然的话我的人生道路会很不同。”

   杨澜走进央视之后，不少节目以她为范本，专门到外国语大学去挑大学生做主持人。理由是，一来大学教育保证了良好的知识基础；二来语言教育，特别是口语训练使学生具备了出色的表达能力；三来学外语的学生，眼界比较开阔，气质比较现代。这些理由都成立，但再也没有找到第二个杨澜。

   校董门

   2004年9月11日，杨澜在美国荣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亚洲校友会联合颁发的“杰出成就奖”。然而就在前一天，哥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校园网上发出一封公开信，指责杨澜曾因“假冒校董”及“谎称被美国三大广播网争相聘为主持”一事丧失了“诚信度”。杨澜以公开信形式礼貌地回应了质疑，并就这些指责作出了逐条澄清。

舍弃：镀金与婚姻

　　激流勇退可以算作杨澜人生的一个关键词。离开央视、离开美国、离开凤凰卫视、离开阳光卫视等等。不能不说，杨澜能从光鲜中抽身，是她至今保持完美的重要因素。

　　1993年，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先生到大陆来，他告诉杨澜应该到国外学习。在事业最明亮时选择激流勇退，这意味着要放弃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说服她的是谢的另一句话：“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重要。”

　　1994年1月，录制完《正大综艺》200期特别节目的第二天，杨澜赴美留学。

　　26岁的杨澜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主修国际传媒，她经历了艰苦的异国他乡的生活，“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需要经历的磨难委屈，一样也少不了”。但直到现在，她都感恩于这段经历。“那是一个开启心智的地方，自由、开放和多元，校园里和纽约城到处涌动着观点各异的学生。”在这里她的视野开阔了，接触到了许多成功的传媒人和先进的传媒理念。

　　上学期间，杨澜利用业余时间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杨澜视线》，这是杨澜第一次担当策划、制片、撰稿和主持，实现了自己从最底层“垒砖头”的想法。这也是她向“复合型传媒人”试探走的第一步。

　　1997年，杨澜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德共同制作导演了纪录片《2000年那一班》，在哥伦比亚电视网黄金档向全美播出。这是她日后回忆留美经历的重要一段。虽然后来有人被指称杨澜在这个纪录片里不过拍摄了12分钟的内容。这种在言辞上看似不经意的模糊，效果非凡。

　　海外的光鲜反射回中国，其中颇有点为国争光的意味，而最终的回国便也显得义无返顾。这一切都成为她的履历资本。

　　这期间，她的人生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与吴征结婚。

　　杨澜还记得她和吴征初见那天，“冬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散落在客厅里。”她对这个陌生的男人第一眼便充满了信任。“爱情是一种奇迹。所有真正爱过和被爱过的人都认为很自然，而那些没有体验过的会认为很荒唐。”

　　对于她那段由校园恋人发展而成的第一段婚姻，杨澜视之为“弯路”。“最难的选择是选择一个老公。”1995年10月27日，杨澜与吴征在交往一年后结婚，婚礼只有40人参加，但皆算显要：靳羽西、汪燕燕、费翔以及华纳高层、美国新闻署领导、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官员等人。

　　关于他们的结合有很多传言或者揶揄。质疑的说这段婚姻更像事业上的强强联手，是资本和社会名望最佳组合和互利，最善意的一种是说这对夫妻“女高男低”。杨澜曾提及一件事：“和先生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俩一块出席我的新书签售会，一个读者对他直言不讳：‘你娶了杨澜真是太有福气了，你家的孩子应该姓杨才对!’对我和他的结合，外界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家孩子姓吴。”

　　“交心的朋友现在只有我老公一个。”杨澜说。阳光卫视受挫的时候，他们俩经常坐在床上，坐到天亮。杨澜多次哭，抱怨吴征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些情绪，在外她永远不露分毫。

　　为杨澜吴征夫妇打过工的原香港《成报》执行总编辑魏承思说：“虽然杨澜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吴征，却是不折不扣的夫唱妇随。尽管很多公司常常挂在杨澜名下，其实她只是吴征生意上的公关主任或形象代言人。这家夫妻店的主角绝对是吴征。”

　　全国妇联宣传部副部长张小媛对记者谈起过她所见的杨澜吴征夫妇相处的细节：“我和杨澜等几个朋友开会出来，忽然听到背后一个男声喊‘你怎么来了?’回头看到吴征朝我们走来，以为他是和同行的一位媒体老总打招呼，没想到他三步并两步冲到杨澜面前，眼中温存的神情与热恋无异，杨澜也是小鸟依人的样子。”杨澜说，她和吴征，至今每天都会说好几次“我爱你”。

　　蔡澜评价杨澜：“从聊天中，从她言谈间的反应、她对事物的感受看，我觉得她是个很有野心的女人。两夫妻做生意肯定有互相扶持的地方，真正靠男人成功的女人其实不多。”

　　去年，杨澜位列胡润女富豪榜第20位，资产70亿元。有人说杨澜和吴征的婚姻是名与利的交换，但也许，对一个稳定的婚姻关系而言，利益本身就是基石之一。杨澜从主持人变身为商人，吴征功不可没。他们已经达成了双赢，在可见的将来，这段关系将依然稳固。

　　诈捐门

　　2011年6月23日，因郭美美事件而引出杨澜曾把青基会希望工程项目的20万元作为“工作经费”的说法。吴征通过微博做出澄清：“杨澜曾捐了《凭海临风》的20万稿费给青基会，但应青基会要求帮其开拓海外宣传，制作海外宣传片及邀请联合国高官来访，虽然希望工程报销了20万费用，但实际开支远远超出此数目。”中国青基会也在其官网发表声明称杨澜捐款属实，并未涉及“私吞”善款。

固化：人脉和名望的积累

　　杨澜带着镀金的身份和一场婚姻在1997年回国，她注定还要在中国的语境下生长。1998年1月，杨澜推出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成为凤凰卫视收视率最高的栏目之一。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高端访谈成为杨澜搭建名望平台的重要手段。

　　凤凰卫视的两年，在杨澜的职业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杨澜工作室》采访了120多位名人，其中包括澳门特首何厚铧、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季羡林、李敖、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崔琦等等。这些都是时代顶尖人物，杨澜受益良多。这些重量级的人物不少在节目之后仍和她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除了会给杨澜带来一些具体的帮助之外，精神上的获益也不可忽视。

　　这时期的杨澜有了质的变化。她拥有了世界级的知名度、多年的传媒工作经验以及重量级的名人关系资源。

　　1999年10月，杨澜突然宣布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这次的离开给人们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比她巅峰时离开《正大综艺》更让人们吃惊和关注。

　　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来华访问引起了一阵媒体旋风，她把唯一一个电视专访的机会给了《杨澜访谈录》。希拉里对杨澜的选择，表现出的是对杨澜所代表的干练和职业女性形象的体认。这无疑让杨澜的标志性更加明显。

　　李咏调侃说，杨澜是他觉得最难访问的人，这个女人几乎访问过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名人。她特立独行，从来不模仿别人，她只做自己。但实际上，杨澜采访最大的特点是她的分寸。采访别人对她来说，是名望的积累。可以说，采访谁比采访什么更重要。

　　《杨澜访谈录》的路线是“温和的深刻型”，杨澜形成了一种礼貌的提问风格。提及节目制作组在风格取舍上的抉择，杨澜说：“到底是开着轰炸机把这块地都炸平，还是钻井取油?后来我们认为，深刻的问题也可以用一种温和的形式提出来。”

　　杨澜对节目的定位在每一次采访中都表现无遗。采访龙永图时，她问及中国加入WTO最后阶段协议时朱总理的两个让步，龙回答：“具体的就不要说了”，杨当即表示“没关系”。她不会去追问，也许追问并没有那么重要。

　　杨澜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而有韧性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同。郝亚兰说：“坦白地讲，杨澜是这个制作组里最勤奋的人。”事实上，杨澜不仅仅作为主持人出现在节目中，她对节目制作的参与是全方位的。“有时甚至是否需要一个反光板她都会提出建议;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持人，她对节目的品质有很高的敏感度。”她一直是勤奋的，她善于在伟大人物的反光中去寻找如何让自己更加的明亮。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去询问他们有没有成功的秘诀。”2010年，《杨澜访谈录》十年，十年间，杨澜采访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及的事。”

　　也许“做自己”这样的语言在功成名就之后才会显得更有说服力。杨澜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范本，她当然可以做自己。

　　广告门

　　2011年6月26日，有“中国打假第一人”称号的王海透露已正式起诉“蓝月亮”及其形象代言人杨澜，称产品中含有致癌物质荧光增白剂。“蓝月亮”发声明称，王海的说法完全为不实言论，并称将保留采取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转身：失败与重启

　　　这是她唯一一次挫败：阳光卫视。但这挫败在杨澜这里被解读成一种传媒理想的破灭。所以她并未因此而形象受损，相反却显得虽败犹荣。

　　2000年，杨澜吴征夫妇收购“良记”，更名为“阳光文化”。8月，阳光卫视开播，制作和播出以纪录片为主的节目。杨澜在最初就做了耗资数千万的电视制作中心，试图每年做出几百小时的原创节目。她让吴征参观时，吴征吓了一跳，说拉这么大一个摊子，要出事。杨澜说自己是“有文化理想”的人，“我觉得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我想到了，就去做了。”

　　起初，因为杨澜与政府的良好关系，阳光集团与广电部门在香港的一个窗口公司签约，但很快由于人事变更，政府决定撤出，合约也没有履行。阳光卫视开播不过一年，杨澜就“摸到这些神经的末梢”，发现回收和投入不成比例。她曾经把公司成本减到一半，也把自己的工资减少了40%。那时她正怀孕，经常在开会时跑出去吐，然后嚼个口香糖回来接着开。这一切都可见她的坚持。到2003年阳光卫视无奈出售股权，她认为“不是说亏不起这点儿钱，而是说是对于这个行业的一种理性的判断”。

　　吴征认为，阳光文化对阳光卫视做了四次拯救运动。吴征的努力，杨澜都表示认可—“其实也是说明他对我的爱吧。”

　　杨澜认为自己更像个战士而非商人。“战士坚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商人就像置身于一个舞厅，随时要想到出口在哪里。而我在商场就像战士一样坚持着”。2003年夏天，阳光卫视被卖给星美，杨澜仍然坚持说，“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它商业上失败，但是有文化价值。”

　　有人比喻，阳光卫视成了资本的牺牲品，像一张牌被资本市场传来传去，而吴征就是那个操盘者。吴征语气强硬地表示“这个比喻非常不恰当，因为阳光卫视只是被卖了一次。”他并不认为阳光卫视的失败在于其落地率不好，“事实上我们的落地做得非常好。比如现在每10家能看到凤凰卫视的，有7家左右都可以看到阳光卫视。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定位太鲜明了，做给文化人看，造成了观众群的狭窄。”至于是否可能改变定位，吴征说，“这是杨澜喜欢做的事情，这是她的文化理想，我非常欣赏并且支持她。说到底也不是定位的问题，境外媒体在中国都是不可能赚钱的。”

　　杨澜承认，“阳光卫视的资产额只占整个集团资产额的百分之五，营业额只占百分之二十，但是亏损却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2004年，杨澜接受《新闻夜话》采访时说：“后来我时常感到自己能力的不充分和不足够。在视野、魄力和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都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对于记者“股东要陪你一起来成长吗?股东要付钱，他们要买你的股票?”的提问，杨澜说：“这取决于判断了，如果你相信这家公司在这群人不断的努力之下会取得增长，你就可以投资。这几年我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学费。”

　　转让阳光卫视、开始集中精力来打造一些栏目，让杨澜的心情轻松了不少。2009年3月，由杨澜担任主席的阳光传媒集团旗下“天女网”正式上线，这个网站整合了阳光传媒集团旗下的多种资源，杨澜的商业指向非常清晰地定格在女性领域。

　　杨澜与吴征希望将阳光传媒集团打造成一个跨媒体的整合营销平台，但与之前“阳光卫视”时代的整合营销最大的不同是，她对媒体平台“核心价值”的不同看法。“媒体只是信息到达受众的渠道，而真正的价值是受众本身。”围绕共同的受众，阳光传媒现在试图通过不同的媒介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触、影响，既保持了受众的黏合度，也提高了公司定位的“精准度”。

　　杨澜的阳光媒体坐落在北京亮马桥使馆区，占地开阔，比邻美国使馆，在闹腾的北京拥有一份难得的安静，也彰显着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在最新发布的2011胡润女富豪榜上，杨澜以阳光媒体投资董事主席的身份位列第23位。一年前面对资产猛涨的新闻，杨澜就对记者表示：“所谓富豪榜都是估值，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不要太放在心上。”问及是否如报道所说有70亿元，杨澜不愿意证实。她说：“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可以这样形容—辛辛苦苦地过舒服日子。”

　　这句话可以解读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腾挪辗转。这是数次被证明的杨澜成功之路。

　　造假门

　　2011年7月10日，达芬奇天价家具被指造假，随后有文章称从2010年7月起，“达芬奇”在其举办的每一届意大利家居展上，都会将其拍卖的艺术品所得捐赠给阳光文化基金。杨澜声明她与达芬奇家居没有任何商业关系，“因‘达芬奇’曾向阳光文化‘阳光下成长’流动青少年艺术教育项目捐款，我曾作为基金会代表接受其捐赠，未对其产品做商业推荐。”

慈善：危机与修补

　　2011年，对于杨澜来说，显得颇为波澜。各种“门”把一个成功偶像不断推向质疑的前台，像浪头一样一波连着一波。为什么又是杨澜?这不得不成为一个问题。是名利场里待得太久，难免会和太多的人产生勾连，还是杨澜本身在完美之外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会是杨澜形象倒塌的开始吗?从一连串的“慈善门”事件里，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蜂拥的质疑

　　阳光文化基金会副秘书长高广深最近已经习惯了朋友用“躺着中枪”来调侃他的工作伙伴杨澜。最近的2个月，这位中国著名的女士与层出不穷的争议事件紧密缠绕，其中大多与公益慈善有关。

　　作为杨澜在公益事业上的执行团队成员之一，高广深曾代表杨澜出面回应媒体关于“达芬奇家具”的捐赠问题：“达芬奇家具曾为阳光文化基金会的阳光下成长公益项目捐款，用于为在北京的流动青少年提供艺术教育机会。作为阳光文化基金会的代表，杨澜女士曾出席过与以上捐助有关的项目介绍和捐助仪式。阳光文化基金会与达芬奇家具的合作仅限于此，并无其他商业合作。”

　　但就在高对“达芬奇事件”澄清后不久，8月中旬，“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再次引发公众争议，而杨澜也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该项目的网站上，杨澜以共同主席身份出现。

　　此前6月份，郭美美事件爆发，杨澜以红十字会常任理事身份在微博上为红会副会长郭长江澄清，称其并没有女儿，却不想因此被人翻出10年前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笔“旧账”，称其当年“表面上将《凭海临风》的20万元稿费捐给希望工程，但就在第二天，中国青基会就与杨澜签下协议，让她以‘工作经费’的名义很快领走。此后，杨澜还以同样方式，多次从中国青基会财务部领取过希望工程的大额工作经费。”

　　后来“中非希望工程”的主办方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向杨澜作出道歉声明，表示确实盗用了杨澜的名义。青基会旧案也有当时的秘书长徐永光出面，不止一次地向媒体表示，“当年杨澜的那笔钱没有任何问题，当时没有，到今天看仍然没有。”徐永光说，由于当时青基会的经费并不宽裕，项目经费一分不能动，但又需要杨澜去协助做推广工作，所以“让她拿自己捐的钱去做事，算到底她自己还往里贴了一部分制作费用。我跟她说过，你拿别人的捐款做事都没有问题，拿自己的捐款做就有问题了吗?”

　　但杨澜显然更为谨慎，她对媒体表示，“十四年前希望工程说服我用自己的捐款做海外推广，我出钱又出力，换作今天，我会让青基会另请制片人主持人以避嫌。”她也在私下里和基金会的同事们一起探讨过当初以“服务捐赠”的形式代替20万元的现金捐赠可能更加稳妥。“这样也能比当初那样说得清楚。”但事情毕竟已经发生，在捐赠连免税资格都还无法获得的当初，更别提“服务捐赠”理念从何而来。

　　在连续的争议事件冲击下，杨澜在公众中的公益形象被打上了巨大的问号，而在高广深和徐永光看来，杨澜当前的很多烦恼，恰恰来自于她超前的公益理念和“名女人”的身份。

　　杨澜的慈善路

　　在杨澜新浪微博的认证中，标注的是“知名媒体人，阳光媒体集团董事局主席”，这也正是杨澜现在的两重身份—传媒工作者和商人。但她更多的身份和头衔，都让她看起来更像一名慈善活动家—包括她微博的内容，也更多地与慈善话题以及她的公益身份有关。

　　在北京街头，你很容易看到由杨澜担任形象大使的公益广告宣传，从无偿义务献血到保护鲨鱼，从节能环保到关爱女性。她不仅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倡导背书，也为跨国NGO宣传动物保护理念。此外她还是某饮用水生产企业的环保形象大使，并正在微博上大力推广其阳光媒体集团发起的一项针对女性的创意大赛。

　　显然对于杨澜而言，公益慈善占据着她很大一部分的精力。9月24日，她被任命为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球形象大使，10月11日，她以主持人的身份参与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

　　徐永光称，在青基会旧账重翻之后，杨澜曾与他通话，感谢他的仗义执言。但与此同时，徐感觉她“非常平静”。从多年前“万里大造林”骗局中“被代言”，到今年初其代言的某品牌荧光剂超标传言，杨澜似乎已经习惯了时不时地被卷入舆论漩涡。“也许是因为杨澜太有名?似乎所有的负面新闻不扯上杨澜都觉得不够分量一样。”她的朋友们有时候会这样理解。

　　从1997年义务担任“希望工程”推出的“中华成语故事”系列片主持人接触公益后，杨澜开始参与越来越多的公益项目，并不定期地进行各种捐助。而后杨澜越来越多地以慈善的形象出现。2005年，杨澜和丈夫吴征捐出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在香港成立了非公募基金会“阳光文化基金会”。对于此，曾匿名为“阳光小股东”的网友称这是杨澜夫妇洗钱免税的手段。同样的质疑也出现在另一位尝试股捐的牛根生身上，2005年牛根生曾宣布将其51%股权红利捐给老牛基金会后，国内诸多反响亦是各种关于洗钱的猜测。

　　一年前，杨澜又在红十字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名为“阳光文化基金”的专项基金，主要从事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和流动青少年的艺术教育，以及非营利机构高层管理的培训工作。该基金具有在中国内地公开募款的权力，同时受红十字基金会的财务管理和监督。

　　据高广深介绍，在阳光文化基金会和阳光文化基金的运作中，杨澜的参与度颇高，“可以说达到了60%~70%，平时也需要制作工作简报给她发邮件汇报，经常半夜1点多还能收到她的回复。”

　　作为一个在中国拥有丰富人脉和较高地位的公众人物，同时拥有政协委员身份，杨澜的公益理念定位为“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教育和培养做事的人”。因此阳光文化基金会着重于教育、交流和资助草根NGO执行其流动青少年艺术教育，“这些大方向都是杨澜定的。”高广深说。

　　从2003年担任政协委员开始，杨澜提交了关于促进制定慈善法、促进流动青少年社会融入、希望政府引导大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等诸多提案。今年的两会期间，阳光文化基金会启动了“从成功到卓越，中国当代慈善家沙龙”。由杨澜出面邀请同期开会的诸多企业家和政协委员参会，与公益研究者、从业者探讨公益行业的发展话题。

　　“去年她和吴征一起促成了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慈善晚宴，成为富人圈子中关于慈善的一个重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杨澜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阳光文化基金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着浓重杨澜个人色彩的基金会。杨澜特殊的身份和人脉资源，沟通了传媒、商界和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沟通国内和国外。在沙龙中很多企业家都表示，出国考察，尤其是和国外优秀的基金会建立沟通和学习，是他们非常认同的方式。”

　　把事情说出来

　　但是对于外界层出不穷的质疑，杨澜和高广深都只能选择尽量少回应，多做事。“很多事情你得亲自去看”，面对有媒体称“某公益人士认为阳光文化基金请农民工子弟看杂技表演只是一场走秀”的评价，高广深说。“如果你看到那些孩子高兴尖叫的样子，知道他们为了看人生中第一场杂技表演而兴奋得凌晨三点钟就爬起来等，你就会知道，即便那只是一场秀也秀得有意义。”

　　“很多人到现在还不认同将自己的捐款用于公益从业者的能力建设，这是理念差异造成的。汶川地震时很多人不接受项目管理费，认为不应该抽取费用，但是东西捐了，谁来运输，谁来发放?这些都是需要经费的。管理费这个理念的接受程度现在已经比过去好了很多，所以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目前阳光文化基金有一些相对固定的捐赠人，“我们与他们的沟通颇为顺畅，他们理解和认同你的慈善理念，那么就不会过多地影响到项目的运行和捐赠收入。”

　　而杨澜则表示，“公众本身就有知情权，无论是慈善机构还是公众人物，你既然在社会上做事情，就要面对别人的质疑，有时候这种疑问并不是以非常友好的方式提出来，但是你需要把事情说出来。”

　　面对类似“达芬奇事件”，高都觉得委屈。“接触过他们的员工，都是很踏实的人，出具的资质证明和海关文件看上去也没有问题，但想不到还是出了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环境也有关系，如果其他方面监管不力，慈善肯定无法独善其身。”为了避免再次被“中枪”，高广深表示，基金会今后会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同时与业界和专家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至少让业内人士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样一旦有了争议，也能取得同行的支持。”

　　“一个人做慈善，无论是出于宗教、感恩、赎罪、快乐等目的都没有问题。大家不应该去探究、质疑别人的动机，而更应该去研究什么样的慈善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杨澜认为，“可以一起探讨是逢年过节每人发500块钱效果最好，还是在当地设一个工厂更好，还是说设完工厂以后在北京找到销路更好。每个人把注意力放到怎样能够让慈善变得更有效的时候，才是真正往前走了。”

　　在回答慈善质疑时，杨澜从来不会发怒。她总是能够把所有的质疑都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例如慈善危机、信任危机等等。对于杨澜来说，巧妙地用大背景来置换小的细节，会让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她更希望别人注意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杨澜所经营的形象帝国尚安然无恙。

　　既然“形象”是杨澜路径的立身之本，维护这个形象就成了杨澜尤其重要的“内功”。质疑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有心人不得不问：杨澜，你撑得住吗?

　　主席门

　　2011年8月中旬，“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引发公众争议，该工程的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卢星宇年仅24岁。而杨澜也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该项目的网站上，杨澜以共同主席身份出现。此事被质疑后，杨澜当即对此事做出声明，“事实是该项目曾两次邀请我做其共同主席，我因不了解其情况均婉拒，与该机构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