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的故事的好词:茅于轼：拍脑袋决定的“超过四倍利率算高利贷”

茅于轼：拍脑袋决定的“超过四倍利率算高利贷”

小额信贷的问题在于管制太严

新京报：你近期发表了很多关于小额信贷方面的观点，你认为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到今天，主要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

茅于轼：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设定的管制太严格。小额信贷不是没有需求，在农村有很大的需求，城市也有很大的需求；也不是没有供给，供给和需求都有，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没有打破金融垄断。

其实，小额信贷利率的问题是很简单的，首先要明白钱往哪儿去？比如我现在有100块钱，我现在不用，要借出去，借给谁用？需要钱尽其用，给需要的人用，那肯定是借给利率最高的人。这和土地的拍卖毫无二致。一块地要拍卖，谁出价高就给谁，钱也是一样，钱要把它用得最好，得要给出价最高的人用，那就是高利贷。

社会上对高利贷的错误认识，还存在一些偏见，他们不懂得金融业的重要任务就是钱尽其用。

衡量钱尽其用的方法，就是看利率的高低。钱给谁用，要看谁出的利息率高，这在某种条件下，就变成高利贷了。当然也不一定，如果我有一百万，你也有一百万，大家都有一百万拿去外借拍卖的话，供给多了，这个价格是高不了的。

供给多的话，价格会下降，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禁止，供给少，所以利息率高，越是禁止，高利贷利息率也越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的道理。

此外，现在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都要求上亿，这个门槛偏高。现在的小额贷款公司是用自己的钱在放贷，根本没有任何社会风险。完全没有必要对注册资本设这么高的限制。要提高银行给小额贷款公司借款的比例，至少要提高到自有资本的5倍，不一定是一次性获得这么多借款，可以逐渐提高。

新京报：你对“超过法定利率4倍算高利贷”这一规定怎么看？

茅于轼：现在规定的“超过法定利息率四倍算是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我不明白，这个四倍的规定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为什么四倍以内是好事，一旦超出就变坏了？我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定完全是拍脑袋定出来的，是毫无根据的，应该立刻废除。只要资金供给充足，利率自然会降下来。

要扫除一切不利于发展民间借贷的各种障碍，从根本上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

没有民间融资老板跑路会更多

新京报：温州的情况您关注过没有？你怎么看温州民间借贷的问题？

茅于轼：温州的事情多少也说明其中管制的原因。这个和高利贷也是有关系的，比如报道某某因为借高利贷的原因跑掉了，探究起来是有些片面的。如果他(企业家)之前借不到高利贷，从民间融不到钱，他早该跑掉了。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民间融资，才使得很多的企业家没有跑掉，没跑掉的是多数。

当然高利贷是不好，利息率太高。但利息率高主要是供给少，要借钱的人很多，但供给少，价格自然就高。如果大家都来放贷，利息率自然就下降了。所以解决高利贷的问题是放开管制，鼓励大家放贷。

社会上的钱不借给愿意出高利率的人，而借给只愿出低利率的人，这是不合理的。

民间借贷不能人为来定利率

新京报：在这一方面，你之前似乎也对近年新出现的“人人贷”表示过支持？你怎么看这种新的形式。

茅于轼：我不太了解他们具体的操作方式，不过我赞成民间的借贷，不管你是高利率还是低利率。不能人为来定利率，民间的借贷就是一种自然的价格，这方面我都是赞成的。

当然，形成自然的价格在一方面也要求信息要透明。比如一些企业家，明明有低利率的钱可借，但他借了高利率的钱。这是信息不透明造成的，现在有了互联网可能改善这个问题。

新京报：有很多专家提到人人贷可能变相吸储，你对这种风险怎么看？

茅于轼：如果“人人贷”变成银行了，变相吸储肯定是有风险的；但如果只是作为平台，介绍客户，但不经手客户的钱，那是安全的。

当然我介绍客户给你，告诉你客户是否可靠等信息，会需要收费；如果我进行担保，还要收取担保费，这种形式我认为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新京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业界和经济学家们都探讨很久了，你的看法是因为没有放开小银行的注册。你说的小银行是指什么？

茅于轼：对，是小银行没有放开。现在应该说，城商行这样的也算小银行，现在中国的小银行多起来了，但是还是不够多。在中国这样的小银行应该要有几万家才对，现在可能才几百家，还差一百倍。

在美国可能有七八千家，俄罗斯也一样，我去俄罗斯看的时候，他们的小银行多得很，满街都是小银行，不像我们满街都是工农中建。

采取限购要慎之又慎

新京报：对房产限购和摇号买车，你怎么看？

茅于轼：房子的价钱要比车的价钱高很多，房地产行业跟汽车行业也很不一样，但共同点是限制老百姓手中钱的用途。钱能不受限制的买任何合法的商品，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成立的必要条件。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买什么都要票证，受限制。至于现在的车、房限购，只不过是多了两个限制而已。

限购会使得市场价格发生更多扭曲。民众原本用来买房买车的钱，因为限购而买了别的商品，市场的均衡遭到损害。而这完全是人为的。

所以，用行政手段限制货币的使用，是一个需要特别谨慎的措施。如果不顾市场的规则肆意干预，或者限购，或者限价，或者设置审批要求，结果都是削弱货币衡量价值的功能，也在破坏市场的均衡。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让外国人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就要让人民币像美元一样畅通无阻。当然这中间有个限度问题，达到什么水平就可以成为市场经济了？现在人民币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可以买黄金，目前是没有听到什么限制；也可以购买外汇，但现在还有一个5万美元的限制，10万美元就要等到明年了。

有必要发行大面额钞票

新京报：说到人民币，今年上半年有人说你建议发大面额的钞票，比如500元的？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问题？

茅于轼：上半年？我十年前就提到要发大面额钞票。上半年是有人拿我十年前的文章炒冷饭。

这个问题不光是减少印钞方面的损失，也是减少我们携带钞票的损失。我们比较一下美元、英镑等，所有国家的货币中我们最大面额钞票的面额是最小的，这不合理。

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更有必要用大面额的钞票。至于说大面额钞票会加剧通胀，这是很幼稚的说法，钞票与通胀，不是跟钞票的面额，或者张数有关系的，是货币的总发行量。你老发10块钱的，发多了也不得了。

新京报：今年美国纽约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对此，你怎么看？

茅于轼：市场制度是最成功的，但它远不是十全十美，完美无缺的。它会引发经济周期，有盛有衰，特别是它本身会制造收入的不平。因为在市场中钱可以生钱，有钱的人越来越富。市场制造了财富积累的正反馈，也就是常说的马太效应。

整个金融业就是拿钱去赚钱。因此钱越多的人得益越大，穷人没有多少钱，因此得益很少。所以华尔街扩大了贫富差距。我们能不能不要金融业？不能。它所赚的钱是它自己创造的，并非剥削得来的。如果把大家储蓄的钱都调动到市场上最需要用钱的人手中，钱改善了它的用途，财富就创造出来了。反之把钱借给了亏损的企业，最后变成坏账，就是财富的消灭，是金融业的失职。这是一个坏的金融业。比如我国的金融业常常把钱借给了亏损的项目，急需用钱的中小民企却借不到钱。金融业也失去了赚钱的机会，遭受亏损和坏账。

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明许多政策需要调整。但是金融业不会消失，贫富差距的问题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使其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