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生活了十几年。于1965年初，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到了北京。对南京军院“文革”中的事一无所知。以下这篇文章让我了解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值得一读。尤其是在军院长大并对那儿有着深厚感情的人们。

  坐落在南京、由刘伯承于1951年创办的军事学院(简称军院),与坐落在北京、1957年成立的高等军事学院,不是一个单位,但有关系。高等军事学院是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和高级速成系为基础创建的,骨干多来自南京军事学院,是当时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创建之初，由刘伯承元帅担任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因健康状况离职后,职务由叶剑英接任。

“文革”期间,军事学院由张震和王平担任院长和政委;高等军事学院由李聚奎和李志民担任院长和政委。1969年,这两所军校都被撤销,新成立了军政大学,后由萧克和唐亮，分别担任校长和政委。不幸的是,由这六位主官分别领导的三所高级军事院校,在“文革”中相继受到了冲击:“文革”前期,是生死磨难;“文革”后期,是命运抗争。

      李志民:现在团结、活泼没有了,只剩下紧张、严肃了

    其实,在“文革”风暴席卷而来之前,军事院校已经有些“黑云压城”了。

　　高等军事学院成立之初,学习空气十分浓厚。这与政委李志民有很大关系。李志民在志愿军里工作了七年,深感解放军大部分指战员还缺乏系统的政治、军事学习。他又是一个个性活跃的人,认为:“活泼,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我们要使学院永远充满朝气蓬勃的气象,一扫暮气沉沉的气象。”

　　为此,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李志民在高等军事学院组织了“将军业余合唱团”,并自告奋勇担任合唱团总指挥,他的连襟、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王宗槐担任合唱团政委。周恩来、贺龙听说这件事后,安排合唱团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看罢演出,周恩来上台与李志民握手,连声称赞合唱团搞得好,并当即指示要扩大合唱团的规模,还让合唱团参加国庆10周年晚会演出。10月3日的国庆晚会上,230名身经百战的将军,身着礼服,胸佩勋章,整齐地站在大红旗前,在李志民指挥下,“将军业余合唱团”演唱了《在太行山上》等四首歌。每唱完一首,台下都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这一雄壮、热烈的场面拍摄成彩色纪录片,在国内外公开放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64年,正当李志民集中精力抓工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次院校整风。此前,林彪派人到海军、空军去夺权,到政治学院去整风。由军委一名副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组成工作组,直接领导高等军事院校的整风工作。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组人员一开始就将斗争矛头指向李志民,硬要说李志民为“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后来,军委一位负责同志发了话:“谁是彭、黄分子,我还不知道?我是彭、黄专案组的组长。”

　　工作组不死心,又把矛头转向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林浩,抓所谓“杨献珍的大弟子”。他们借口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来高等军事学院讲过课,因而要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那时,社会上正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杨献珍在高等军事学院讲过三次课,他在讲课中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观点,阐述了事物除了“一分为二”以外,还有“合二而一”的思想。当时的毕业学员邱会作趁机给中央写信,说高等军事学院给杨献珍提供了反党的讲坛。于是,工作组追查杨献珍是谁请来的。林浩因过去在马列学院学习过,杨是教育长,请杨来高等军事学院讲课是林陪同李志民、王宗槐等去的。于是,林浩被说成是“杨献珍的大弟子”,大会小会批斗了几个月。工作组还派人到林浩的家乡搞调查,以“莫须有”的罪名硬将他打成“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为了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提出高级干部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找陈伯达列出马、恩、列、斯30本书的书目。经毛泽东同意,中宣部把30本书印成单行本。毛泽东还批示要印大字本,以便老同志阅读。当时军委指示由高等军事学院具体实施教学,采取轮训的方式,每期学习三个月,读两三本书。

　　高等军事学院党委对此非常重视,决定抽调最好的教员组成30本书的教学组,院领导亲自听课试教。高级干部读书班共办了四期,学员为来自大军区和总部机关的高级干部。除第一期四五十人外,其余各期都在100人以上。

　　各大军区都先后成立了“30本书读书组”,一时全军高级干部学习30本书蔚然成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曾要高等军事学院汇报30本书的教学情况;《人民日报》记者也来高等军事学院采访,并由李志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向全国推广30本书的教学经验。

　　可是,随着错误批判罗瑞卿,学习30本书也成了罪状,读书班不能办了,主抓这件事的人也都挨了批。批来批去,弄得人们对马列教学也不敢搞了,造成教学思想的极大混乱。李志民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高等军事学院经过这次折腾后,再没有招收学员,教学工作全部停顿。

　　李志民,这位从抗大走出来的将军,面对学校的混乱状况,不住地摇头:“抗大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现在团结、活泼没有了,只剩下紧张、严肃了!”

1965年春,李志民根据上级指示,带领高等军事学院教职员和部分地方干部组成工作队,到河北省乐亭县东石各庄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一到乡下,就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对基层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不搞乱批、乱斗那一套极左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帮助基层党支部,密切党群关系,建立起一个坚强的党支部领导核心。

     军事学院“按兵不动”,王平被说成是“彭真一伙的”

 “文革”爆发前,张震正在军事学院院长任上。他和许多人一样,对“文化革命”,起初是很不理解的。他天天看报,报上陆续发表的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所谓的“毒草”电影和小说的文章,他都不太在意。他总以为那主要是地方学术界、文艺界的事,与军队关系不大。军事学院政委王平与张震一样,对这场运动开始也很不敏感,毫无思想准备,处于不理解、跟不上的被动状态。

　　1966年4月下旬,华东局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关于罗瑞卿的所谓“反党”问题。张震、王平参加了这次会议,感到难以理解。在他们的印象中,罗瑞卿一直是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也很有魄力和能力,怎么会反党呢?会上,传达了毛泽东近期的几次谈话,主要是说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阶级斗争,要开展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当时,他们只是作了字面上理解,认识依然比较模糊。事后想来,那实际上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给党内高级干部打招呼。

　　不久,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通知王平:“军事学院和南京军区各派20名教员和干部,组织工作组,到南京的地方院校和有关单位帮助宣传、落实《二月提纲》,要求挑选好的同志去。”南京军区一位负责同志对王平说,不要派年轻的同志去,挑一些年龄大的,准备将来转业留下。但王平没有听,而是按总政治部要求,将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教员派了出去。

　　4月间,王平因十二指肠溃疡在家休养。南京军区原政委唐亮来看他,对他说:“据说毛主席认为《二月提纲》是错误的,你心里要有个底。”

这时,地方上传达、落实《二月提纲》搞得轰轰烈烈,军事学院政治部也请地方同志来作报告。政治部事先没向院党委报告,到下午开会前王平才知道。他告诉政治部不要开这个会,政治部的人说作报告的人已经来了,不好变动了。王平就交代说:“那就通知学院党委成员一律不要参加,仅以政治部名义组织。”即便如此,这请人来作报告的事，后来也成了王平的一条罪状,说什么由于他是“彭真一伙的”,所以军事学院“按兵不动”。之所以说王平是“彭真一伙的”,就因为他曾参加过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

　    军事学院的局面没有失控,张震、王平都比较满意

   1966年5月上旬,张震到西北地区参观我国第三次核试验。5月22日,他在乌鲁木齐听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通知》最后明确点出,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张震凭着多年参加政治运动的经验,隐约感到这个提法与过去历次运动不同,似乎话里有话,但是指谁呢?他不清楚。

　　5月27日,张震回到南京,正赶上军事学院党委传达5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重点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五一六通知》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文件。院党委会议期间,张震向王平汇报并介绍了核试验的情况,因系国家核心机密,他俩是关起门来讲的。其间,训练部有个同志来汇报工作,他们没有开门。后来,有人竟据此“揭发”,说他俩是在搞“密谋”。

　　8月初,军委决定由王平率领军官休假团访问罗马尼亚。出访军官先集中到北京，做出访准备。这时,北京已经闹得很凶,暑假各高校的学生大部分没有回家,学校内外大标语、大字报贴满墙挂满院,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红卫兵的组织已经出现,成群结伙到处串联。

　　9月下旬,王平率军官休假团回国到上海,来上海接站的同志,向王平汇报了南京市和军事学院的情况,并代他起草了一张大字报,大意是支持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请群众多向他提批评意见。回到学院以后,王平就把大字报贴了出去。群众对王平刚回来就表了态,反应还比较好。

　　在王平出访期间,军事学院工作由张震主持。学院没有像社会上那样“轰轰烈烈”,仍坚持按军委、总部的指示办,主要是在干部和学员中深入进行关于“文革”的正面教育,没有发生过激的行动;学院对大字报的态度是“既不反对,也不提倡”,坐等上面的决定。在军委下发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要求军队院校也开展“四大”、破“四旧”时,院党委对张贴大字报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如只能到指定地点张贴,23级以上干部才能观看,而且还要凭证,特别强调写大字报要注意保密,要内外有别,不准上街,等等。

　　在地方造反派到军事学院煽风点火时,学院广大群众不为所动,还是拥护院党委的领导。学院也没有明确所谓的“重点斗争对象”,也没有把学院领导作为重点审查对象。他们认为,对学院领导“摸底排队”,那是上边的事情,部、系领导和其他干部中的问题,有些已经在整风中解决了,没必要再翻老账。

总之,在那段时间,是边搞运动边准备招生,军事学院的局面没有失控。对于这种状况,张震、王平都比较满意。

王平:党委领导虽然中断了,但是我的政委职务还没有撤,该讲的话我还要讲

 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等军队院校负责人会议上,非常严肃地说:“你们学校明年招生,离现在还有三个月。今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通过文化大革命,把组织机构搞得精干一些。宁肯人少一些,也不要坏家伙!把组织整顿好,把教学队伍整顿好,这个问题很重要。不把组织整顿好,思想不一致,甚至有坏人插在里边,怎么能搞好?”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与地方做法不一样,军队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军队院校镇压群众运动。林彪点了点头,当时没有说什么。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林彪给全军文革小组下命令,说要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要完全按照同地方一样的搞法。这样,全军文革小组不得不立即起草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稿子起草出来后,林彪看了很不满意。林彪下令把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康生、陈伯达看后,认为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们对草稿逐字逐句修改,最后加上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军事学院领导也接到军委通知,要召开全军院校校长、政委紧急会议。10月4日,张震和王平匆匆赶到北京,听取《紧急指示》。文件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明确指出: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撤销”。

　　10月5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由萧华、刘志坚主持,宣布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又称一○、五指示)。当晚,刘志坚在京西宾馆第五会议室,召集各院校领导开会。在刘志坚宣布“各院校取消党委领导以后,由群众选举,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来领导运动”时,王平当即问他:“取消党委领导以后,政委干什么?”刘志坚说:“政委还是政委嘛。”散会后,某学院领导和王平一起走出会场。那个领导不阴不阳地冒了一句“看来你对取消党委领导不满意”,王平没有答话。

　　10月10日,军事学院接到军委10月5日关于停止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命令。院党委立即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从即日起中断学院各级党委对学院“文革”的领导。下午,召开学院各单位代表协商会,张震和王平宣布中断院党委对学院“文革”的领导。

　　军队院校的学员四处串联后,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被揪到国防部大楼前;成都军区副参谋长被揪到北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员连续冲击国防部大院,并冲入大楼要揪曾担任过该校工作组组长的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路扬。军事学院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了活动,军院开始遭受一场浩劫。

　　外面反映军事学院的运动文质彬彬,于是地方造反派就来和军院的“一○、五造反兵团”串联,搞联合行动,加上到南京串联的解放军技术学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等群众组织,这样一下子就闹起来了。他们冲击了军院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把主要负责人抓到北京关押、拷打。他们还在军院里冲击了军事史料研究处,揪斗干部和家属,闹得乱七八糟。

　　后来,在军事学院的全院大会上,王平讲了话。他说,搞运动要掌握党的政策,需要规定几条:第一,不准揪斗干部家属,她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所在单位反映,由她们所在单位研究处理;第二,不得揪斗军事史料研究处的人员,他们大多数是起义军官,要执行党的有关政策,不能乱冲击;第三,不能随便撤销干部的职务,他们是中央军委和各级党委任命的,撤职要按程序经过任命机关批准;第四,不准干涉学院内外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王平的这次讲话,无异于引火烧身。会后,有几个教研室的人质问他,党委领导已经取消了,你以什么身份讲话?王平说:“党委领导虽然中断了,但是我的政委职务还没有撤,该讲的话我还要讲。”质问的人对这个答复虽然很不满意,但以后再没有揪斗干部家属和军事史料研究处的人员。

    张震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并表示：“没做亏心事,不怕回南京"

  随后的一段时间,张震到军事学院各单位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他想,作为学院的主要领导,在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利用这个机会到群众中走一走,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对改进作风有好处。他出门不坐汽车,也不带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天天到各单位转。好在那时刚50岁出头,身体还行。保卫人员担心他的安全,要跟着。他没有同意,觉得有人跟着和群众说话不方便。从1966年11月5日起,他向全院同志先后作了三次检查,着重检查了对“文革”在思想上理解不深、行动上跟得不紧的问题。

　　军事学院党委对“文革”运动的领导虽然停止了,但学院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张震的态度是:只要还没有被打倒,就要负责地去管。因为社会秩序很乱,如果学院出了问题,损失就大了。12月8日晚,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也通知张震参加。会上许世友讲: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机会,搞一次所谓的“新一二·九”运动,可能会冲击军事机关,要求各单位作好自卫准备。

　　时间紧迫,回到军事学院后,张震连夜召集各部、系领导开会,研究防范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数量人员把守营门,加强警戒,同时决定把学院军械库的枪支发给干部一部分,用以自卫。为了防止出问题,没有配发子弹,还要求对红卫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王平正在养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第二天,张震专门向他作了汇报,并向军委、总政治部报告备案。

　　张震这样做,触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此时正在南京。他两次跑到军事学院,对发枪加强警戒一事提出质询。

　　12月25日晚,张震接到全军文革小组的电话,说军事学院加强警戒是搞戒严,是妨碍群众运动的行为,因而是完全错误的。过了两天,北京又转来蒯大富的告状信,要张震说明情况。

　　1967年1月4日晚,张震接到军委通知,要他马上到北京开会。临走时,张震到南京军区总医院看望病中的王平,商量如何向军委汇报。他俩颇费了一番心思:说真话吧,上面不爱听;说假话吧,我们又不会。最后商定,还是据实汇报。

　　1月6日,张震来到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全军各大单位的主要领导聚在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对社会混乱状况不满,担心军队会被搞乱,因为已经有了这种苗头。会下的情绪,难免带到会上。汇报中,大家纷纷提到这些问题,希望军委拿出办法来。会上,总政治部要张震讲清军事学院的所谓“戒严”情况,张震如实说明了情况。

　　就在张震十分苦闷的时候,又传来噩耗。一天,粟裕来到张震的房间,沉痛地告诉他,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去世了,死在一口井里,是有人谋害推下去的,还是在那种野蛮的批斗下,一念之差,出此下策,尚不得而知。张震与陶勇是老战友,彼此非常熟悉,关系很好。他听到陶勇的死讯后,悲痛地哭了。粟裕劝张震不要太感情用事,但张震还是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军事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派人来北京,还给张震带来了一顶“高帽子”,勒令他立即回去作检查。张震反复说明,军委正在开会,会后一定及时赶回去,向群众说清自己的“问题”。

　　这次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于春节前结束,大家忙着返回。到会的大军区领导,不少人对张震很关心,纷纷给他出主意。杨得志要张震到济南过年,说他那儿还算安全。许世友对张震说:军事学院造反派不讲理,你不要马上回南京。许世友还特意找到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要他带张震到厦门躲一躲,并且说,再过三个月,就没事啦。但张震心里很清楚,这个时候,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回军事学院。他谢绝了大家的好意,表示“没做亏心事,不怕回南京”。

　　2月8日,张震乘飞机返回南京。飞机刚刚落地,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就冲了上来,把他强行架走。当晚,造反派扒掉张震的领章、帽徽,把他弄到凳子上搞“喷气式”,并且反复质问为什么搞“戒严”。

　　这一关就是一个月,张震的日记本被没收,连续多年记日记的习惯,被迫中断。后来,张震的腰也被打伤了,生活难以自理。造反派不得不送张震回家休息。养了一段,伤势仍不见好转。4月初,张震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

　　从5月开始,对张震的批斗逐步升级,小会质问,大会批判,“帽子”戴了一顶又一顶,“罪状”列了一条又一条。

 在张震被揪斗的时候,王平的处境更为困难

   军事学院的群众组织后来分成两派,一派是“红司”,另一派是“革联”。他们都急着夺学院的权,天天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和王平谈判,要他把学院的公章交给他们。王平告诉他们:“文革”反对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院领导哪一个也不是,你们反对哪一个我都不支持,学院的公章也不在我手里。

　　1967年4月2日,王平的病情加重,精神不好,头昏眼花,医生给他注射阿托品、杜冷丁,并告知下周做手术治疗。手术前,王平坐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的车回家看了看。

　　4月6日,南京军区总医院给王平做手术。叶剑英对王平的病情很关心,多次签发电报,指示有关部门搞好治疗,并转告有关群众组织不要干扰治疗。5月17日,总政治部来电:“同意王平同志全休疗养。”5月21日,军委发特急电:“军事学院党委并南京军区党委:王平同志病刚做过手术,根据他的病情,尚需恢复一个时期。请你们转告军事学院各战斗组织,待王平同志病情好转后,再去听取大家对他的批评和意见。”

　　5月24日,军事学院造反派不顾军委电报指示精神,将王平拉回单位批斗,声称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还声称“对军委有关王平的一切指示命令,我们一律抵制”。造反派下午5点将王平抬走,夜里12点才把他送回医院。5月下旬,军院两派轮番把王平抬出去揪斗。

　　王平动手术后,“红司”和“革联”都找军事学院的领导支持他们,“红司”把张震院长、吴华夺教育长、政治部陈副主任抢去,“革联”一直在争取王平。一天,“革联”把王平抓去弄到一个工厂车间做他的工作,但看到争取无望,把他关了一晚,又送回医院。

　　7月17日,南京开始“揪军内一小撮”。晚上,军事学院部分造反派翻墙进到医院病房,王平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被他们用被子裹着弄到军院的一间小平房里。从此,王平就被关了起来。9月24日,林彪和由他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根据某些人操纵罗织的“王平罪行”的报告,说王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彭黄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和假党员”,令其停职反省。

　　11月下旬,张震回到军事学院,立即被一派群众组织“看管”起来,住在汽车连的简陋平房里,继续接受“审查”。

　　另一派为了直接批斗张震,精心策划了一个劫持行动。1968年5月22日清晨,造反派趁张震上厕所之际,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强行将他从两米多高的围墙吊拉过去。张震顿时昏死过去,好大一会儿才苏醒过来。随后,他们又将张震在地上拖拉了几十米,还用铁棍猛打,致使他全身多处出血。在随后的批斗过程中,有人用鞋打张震的脸,用脚踢他的腰,还有人揪着他的头发,搞“喷气式”。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军事学院。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给许世友打电话,要求他“注意张震的安全,不能再发生问题”。在南京军区的安排下,张震又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生看到张震脖子上深深的麻绳印记,气愤地说:“太野蛮啦!”

　　7月28日,毛泽东召见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时,说:“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林彪还专门补充了个军事学院的例子。他说:“黄埔军校有个××,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

　　叶群急忙补充:“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泽东不屑一顾:“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彪接着说:“××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言外之意,像军事学院这样的学校教不出会打仗的。这些话又刺激了造反派,也预示着军事学院离解散的日子不远了。

　　9月,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12月,军事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1969年2月,军事学院被撤销。

　　1969年6月5日,造反派宣布解除对张震的“隔离审查”。随后,军委办事组通知张震去武汉钢铁厂“蹲点”,说白了,就是到那里劳动。

       调李聚奎到高等军事学院当院长,不是一般的调动,背后隐藏着秘密

   李志民政委在高等军事学院(以下简称“军事学院”)的最后阶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1967年1月9日,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在全院召开批判李志民的大会,还把总政领导“请”了去。军事学院的武斗随之升级。参加武斗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员,一般在四五十岁,甚至有个谢富治的80岁的老部下还天天打架。1967年4月19日,中央军委宣布对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局面才好一些。

　　1968年4月,林彪在接见某军副军长徐信时讲了一番奇怪的“理论”。他问徐信:“你到苏联学习,学懂没学懂?”徐信回答说:“没有翻译,是糊涂的。”在场的江青不屑一顾:“你(指林彪)教他们差不多。”林彪说:“幸亏不懂,懂就糟了。”接着,他又说:“高等军事学院让国民党当教员。他们怎能教我们呢?这是最大的讽刺。我们消灭了他们,解放了他们,又当他们的学生,他们能甘心吗?照他们那套办,一定要打败仗。”

　　江青附和道:“叫我们手下的败将教我们,真是奇闻!我要亲自造他们的反!”林彪接着说:“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王稼祥就骂我们是狭隘经验主义。没有经验,当然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没有经验,哪有理论?他们经验没有,理论没有,是怎样教的呢?我们打仗靠政治,靠近战,靠夜战。”江青说:“军事学院是高等学府,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教条主义就是经验主义,害死人。”

　　林彪、江青的话很快被传到社会上和军事学院,造反派把种种罪名都加到李志民头上,不分昼夜地轮番对他批斗,甚至拳脚交加,进行残酷迫害。1968年国庆节,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志民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并被“保护”起来。

　　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因病离职休养后,1966年4月,上面一个电话,将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调来当院长。这不是一般的调动,背后隐藏着秘密。

　　李聚奎在1952年就是新成立的后勤学院的第一任院长,1958年3月调至总后勤部当政委,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中,他曾先后与黄克诚、洪学智及邱会作等人共事。或许正是由于他同彭德怀、黄克诚属于同道人的原因,当“彭德怀军事俱乐部”被提出后,李聚奎的名字便罩在“彭黄路线”的影子下面了。

　　按理讲,从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到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在林彪麾下的时间并不短,可算是林彪的老部下了,但林彪对李聚奎似乎并不赏识。当林彪的“红人”邱会作上台之后,李聚奎的命运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邱会作当了部长后,不顾国情实际,在军队后勤方面大肆铺摊子,大包大揽,并且总是与总参、总政争地位、夺权力。对此,李聚奎有看法,不同意这样做。更关键的一点是,邱会作上台后,不顾党的组织原则,不要党的干部政策,拉帮结派,编织罗网,并在重大问题上抛开其他党委成员,直接向林彪打报告,并用林彪的旗号在总后施展个人威风。李聚奎很看不惯,但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尽量做邱会作的工作。

　　邱会作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的办法也很多。他先在总后封锁林彪的一系列指示,之后则一个人单独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作出指示后,他便独自决定在总后不切实际地执行。每当李聚奎不同意邱会作提出的某些做法时,邱便在会上会下、人前人后讲:“你李聚奎反对我可以,反对林副主席可是不行的。”他更是常把李聚奎的话断章取义地报告给林彪。一次又一次,林彪大为不悦:“听谁的?他李聚奎听谁的?”

　　就在邱会作组织人员四处搜集李聚奎“罪状”的时候,罗瑞卿被打倒了。李聚奎的“彭黄分子”的影子还没有离去,此时又多了一个影子。这两个影子在林彪的脑子里越来越浓重。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李聚奎一调出总后,邱会作就煽动总后的干部群众揭发批判李聚奎的“罪行”,并以是否同意批斗李聚奎作为划分政治立场和思想路线的标准。不久,他们便将李聚奎从军事学院拉回总后批斗。专案组遵照邱会作的指令,给李聚奎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并把他们要整的总后其他干部、职工都挂在李聚奎的名下,称为“集团”,对李进行非法关押,肉体上残酷折磨,人格上肆意侮辱。

　　李聚奎的女儿李卫雨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记述: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们将李聚奎在朝鲜战场上负的腰伤折磨得旧伤复发,致使他一段时间不能起床。在这段时间里,原来话就不多的李聚奎更是沉默寡言。李聚奎的二儿子看着身心处于极度痛苦中的父亲非常着急,担心父亲经受不了打击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就兜着圈子跟父亲谈到了这个问题。令儿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来一点精神都没有的父亲突然睁大了眼睛,说:“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想到这个问题呢!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着!这场戏虽然不好看,但我也要坚持看下去。我要等到最后,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邱会作曾对专案组明示:“人死了就是作了结论。”为了给李聚奎施加更大的压力,邱会作一伙对他大搞逼供信。李聚奎此时除对专案组提出的每个“新问题”作一次事实阐述之外,不再多讲一句话。然而,有一次例外。他们想把李聚奎打成假党员,但专案组会审几十次,诱骗、恐吓、体罚用尽,都未达到目的。这时,一个专案人员说:“你说贺国中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但他就不一定是共产党员,我们不相信。”“啪!”半天没说话的李聚奎愤怒了,拍着桌子说:“不许你侮辱革命烈士!”屋内登时鸦雀无声,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此后,无人再敢提“假党员”问题。

南京军事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被撤销,损失难以估量

   1969年2月2日,军委办事组发出1号文件,将南京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撤销,合并成立军政大学。高等军事学院由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三所学院撤销的消息很快在单位传开,弄得人心惶惶。当时,有句话叫做“活宝没人要,死宝有人抢”。所谓“活宝”,是指从刘伯承元帅起,精心培育起来的一支优秀的教研队伍和干部队伍。学院撤销后,他们大都没有得到公正对待,自然也得不到正常使用。直到“文革”结束后,张震院长和王平政委联名给军委写信,引起军委的重视,才逐步得以解决。但许多教研人员工作的黄金时期已经逝去,实在是不小的损失。所谓“死宝”,是指学院大量的物资、装备。学院撤销后,教研人员呕心沥血编写的从井冈山到全国解放历次战役、战斗的经验总结和战例汇编、教材,被付之一炬;单价十几万元的一个个示范沙盘,都被砸烂了,器材也全部失散了。据说销毁时,资料、教材、地图、沙盘等一共拉了80卡车。有的人为了要樟木箱子,把里面的档案、资料一捆捆地扔掉。

　　1969年10月,李志民和夫人刘平被赶到江西省高安县渡阜农场。李志民被强迫改名李光,监督劳动达三年之久,身心遭到严重摧残。

　　1970年4月,无法使李聚奎低头的林彪、邱会作一伙,把李聚奎及其夫人王惠颖和两个子女流放到贵州龙里县的一个山沟里(当年那里有一个总后的单位)关押起来,准备以后伺机处置。

　　林彪倒台后,李聚奎开始向上级写信反映情况,想重返北京,查清问题。1972年5月底,李聚奎一家从龙里搬到了重庆,但还被继续管制。1973年3月,才让他回到北京治病。“四人帮”被打倒后,在邓小平的过问下,李聚奎的冤案终于逐步得到彻底平反。他又回到了过去亲手创办的后勤学院任政委。

　　李志民的“解放”颇费周折。经总政调查,李志民所有罪名都不存在,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准备给中央写报告,建议“解放”和使用。不料中央办公厅信访部门转来一封写给毛泽东的匿名信,指控李志民有重大历史问题。按照规定,凡是给毛泽东的信件,处理结果是要报告毛泽东的。此时已是1972年三四月,李德生叫总政立即去人到李志民的家乡再作调查,终于弄清所谓历史问题纯属子虚乌有。调查的人回来,已经到了4月底,李德生立即给党中央写了报告。第二天,终于安排李志民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上了新华社“五一”新闻稿的见报名单,也就意味着“站了出来”。1972年10月,李志民重新工作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四位上将(还有韩先楚、陈再道、王建安)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张震从葛洲坝水利工程工地回到军队后,暂在武汉军区负责军事训练。因为他在军事学院干过10年,就负责起筹办军区的军政干校。1975年8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萧克一上任,想到的就是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老传统

   林彪事件后,萧克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暂住水电部宿舍。1972年春节过后,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对萧克说:“军委决定,让你到军政大学工作。”

　　1969年2月,在南京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撤销的同时,开始筹建军政大学。1970年8月,军政大学成立。首任校长、政委分别是黄永胜和张秀川。

　　从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起被错误批判处理的萧克,掐指一算,离开军队已有13年了。作为一个老兵,他对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人虽离开了,心却不能忘记,尤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所从事的军队教育与训练工作一直十分怀念。

　　萧克去军政大学时,政委唐亮已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多。唐亮是红三军团的,萧克对他不太熟悉。在接触中,萧克感到唐亮办事稳重、细致,好商量问题。

　　唐亮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对同事很民主,重大问题总是集体研究决定。1956年9月唐亮任南京军区政委时,出席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曾提名他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唐亮深感不安,于9月4日给出席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刘伯承和副团长贺龙、聂荣臻、黄克诚写信,恳求从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去掉他的名字。他的理由是:一、本人的历史不长,条件尚不完全具备,恐有负党的期望。二、名额有限,某些资格比他老、能力比他强的没有列入,他被列上感到不安。三、本人年龄不算很大,再过几年为时不晚。多锻炼一下有好处。会议主席团经过研究后,采纳了唐亮的要求,他的高尚品质被许多同志所称赞。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事情出来以后,政治空气为之紧张。杨勇、李志民、唐亮、苏振华是表态最晚的四位上将。他们不同意把彭德怀说得“比杜勒斯还坏”,郑重其事地给大会写了报告,但没有被印发。“文革”中,这件往事被重新提出来,成为唐亮、李志民等的罪行之一。1964年1月,唐亮由于长期紧张工作和过度劳累,身患冠心病,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唐亮对当时很多事情百思不解,内心非常苦闷。他对工人停产、学生停课和发生武斗,对许多老干部被当作“走资派”抓走很反感,由不理解产生了抵触情绪。为此,他受到造反派的训斥。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调唐亮带一个学习组,到军政大学领导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斗争。

　　1972年5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萧克为军政大学校长,唐亮为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当时,全军训练教育状况实在令人担忧。在政治压力下,广大指战员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业务,不敢钻研科学技术,否则就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白专道路”、“脱离政治”等大帽子,部队的军政素质严重下降。毛泽东当时也说过:“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萧克下定决心,军政大学一定要恢复军事教学,并推动全军的军事训练。他和唐亮商量,在抓好清查与林彪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同时,全面整顿学校的教学工作,重点抓好恢复军事教学。6月,军政大学成立了军事筹备组;10月,派出四个调查组去部队考察军政训练情况。

　　1973年9月,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准备,第一期师级干部读书班正式开学了。这个班除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还开了部分军事课。这是从1966年以来,全军最高学府第一次开设军事课。算算时间,一个国家的高级军事学院,七年后才恢复开军事课,实在荒唐!

      　江青的批示,矛头直指萧克、唐亮

    从1974年初开始,江青集团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军政大学刚恢复的正常教学秩序又受到了冲击。

　　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2月8日,王洪文要军政大学的学员到各军兵种去参加运动。萧克和唐亮感到王洪文这个批示不大对头,虽然那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有个“四人帮”集团,但对企图乱军的行为极为反感。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能顶,也不能完全照办。他们两人商量,决定采取谨慎的办法处理。他们以校党委的名义作出决定:学员到各军兵种去,只参加会议或看大字报。并作了三条口头规定:不发言,不表态,不向上反映问题。如果有人要反映问题,由个人去反映,党委不看也不代转。

　　1974年2月以后,根据上面的指示,军政大学也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像过去搞运动一样,教学和其他工作都停下来,集中搞阶级斗争,搞揭批查。当时唐亮和萧克对“批林批孔”运动很有看法:孔夫子死了两千多年了,为什么要批一个古人呢?难道仅仅是算历史的旧账吗?绝不是。这是借古喻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周总理。由于他们大致上看出江青、王洪文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因此在批孔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抵制态度。他们着重批林,批孔只批孔夫子思想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不批他对中国文化有积极作用的东西。在批林中,则把军政大学一些消极现象和林彪联系起来批,也批评了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总之,集中批林,不着重批孔,更不批“周公”。

　　然而,一些人很不满意他们的做法,还有人写信告状。1974年3月3日,江青在一封告状信上批示:“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3月5日,江青又在一封匿名信上批道:“军大领导不知是一些什么货色,要发动群众把他们烧一烧。要放火烧荒。”萧克和唐亮收到江青的批示后,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告状信与江青批示所谓揭开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实质上就是想搞乱军政大学,利用这个重要阵地打倒周恩来和叶剑英。当然,告状信和批示的矛头是直接对着萧克和唐亮的。当时他们的压力很大,但又想到江青的批示是直接送来的,没有经过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不符合组织程序,完全有理由不闻不问,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

　　于是,他们一面向叶剑英报告,一面给江青写信解释推迟传达的理由:告状信所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军政大学当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林彪、黄永胜、张秀川等人利用军大，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这才是需要揭的阶级斗争的盖子,而告状信避重就轻,是干扰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的批示,本意是想整军政大学的领导,而他们则利用这个批示动员全校人员揭发批判林彪、黄永胜、张秀川等篡党夺权的阴谋,并清查与他们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样,就把江青等企图搅乱军政大学的矛头指向给扭转了。由于江青在两次大会上的煽动,师级干部读书班的一个学员(原空军某师参谋长)公然在校内贴大字报攻击周恩来。事情发生后,唐亮、萧克非常气愤。萧克说:“这是干扰大方向。我们军政大学不能要这样的学员,应该开除。”当时他就给叶剑英打电话报告,并请示能不能将这名学员开除。叶剑英说:“你是校长,你有权处理。”话中的意思很清楚,支持他们。于是,军大召开大会,开除了这名学员的学籍,理由是他反对周总理。“四人帮”也只能哑口无言。

　　多事之秋,萧克、唐亮明着不反对,但也不积极行动

   1975年秋,叶剑英要萧克多关心一下军队的训练,多到部队作些调查研究,向军委提出改进意见。萧克遵嘱办了,同时也有些担心,主要是对江青他们几个人不放心。他深思熟虑几个月后,决心给毛泽东写信,要他提防那几个人插手军队。信还没有发出,接到唐亮的电话,要他回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什么内容,电话中没有谈。等萧克回到北京才知道是“批邓反右”,要他们“转弯子”。一听到这些,萧克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写给毛主席的信,也就不敢再发出了,一把火烧掉了。接着,全国、全军掀起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搞运动,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了,训练计划也被挤掉。1976年2月,军事系、政治系第二期和后勤系第一期开学,原定三个系学制均为一年,但由于运动的冲击,训练计划大部分没有完成,很多课程走了过场。军政大学党委一班人在对待运动的认识上比较一致,就像上一年搞“批林批孔”运动一样,明着不反对,但也不积极行动,只是奉命行事,搞些面上的学习和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举国哀悼。追悼会那天,萧克跟着周总理的灵车一直到了八宝山。上面通知不让去天安门,他们在军大传达了,却并不严格执行。军大有不少人去天安门,有的还抄回一些反“四人帮”的诗词,他们都知道,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天安门事件”后,上面要求各单位清查去天安门的人,虽然他们知道什么人去了,但只要大家不讲,他们也不去追查。一方面是想保护一些同志,一方面也是为了抵制“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天安门事件”后,上面要求各大单位开“声讨会”,并报告主要领导谁参加了谁未参加的情况。萧克对开“声讨会”很反感,就有意不去参加。唐亮为了保护他,特别交代办公室起草报告的同志,要写上“萧克因病没有到会”。报告起草好后,唐亮看了觉得还不行,又改为“萧克同志因病发烧了没有到会”。

　　1977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军政大学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为基础,分别组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三所学院均隶属中央军委,由三总部分别进行业务指导。军委任命萧克为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唐亮为政治学院院长。这样,他们又分赴新的岗位,开始了新的征程。1977年12月,王平任总后勤部政委。次年2月,张震任总后勤部部长。两个十几年前的军事学院老搭档,又走到了一起。

　　1985年12月,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军事学院建制同时撤销。事隔20年后,张震又进入军校系统,任国防大学校长,李德生任政委。1986年1月15日,国防大学召开成立大会,除了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之外,原南京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军政大学健在的主要负责同志王平、萧克、宋时轮、廖汉生、李聚奎等都来了。令人感动的是,南京军事学院老政委钟期光坐着轮椅也来了。

注：三位主官即：张震、王平；李聚奎、李志民；萧克、唐亮

（网上转载并编辑  文章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