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弹性支架: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全文阅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22:10:07
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 作者:吴治平


农妇的期盼
老子曰:“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兮若存,用之不勤。”玄:微妙,牝:雌性,玄牝之门:即女人的生育之门。老子既是以女人来论“道”,也是用生动形象语言阐明女人在天地间作用的:女人是天地的母亲和根源,她生殖养育万物,她绵绵不断地存在着却又不显山露水,她的作用是用之不尽的。
  我想:那些常年辛勤耕耘农田的农妇不就是这样的吗?在当今农村,她们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正是她们撑起了农村的一片天空!
  ——摘自作者的《下乡日记》
  回眸我所调查访谈的农村女人,无论是在田间劳作的普通农妇,还是成功的女企业家,她们的性格窘异,阅历也大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她们都流过眼泪。
  是女人的泪腺比男人发达?还是爱流泪是女人的天性?我认为,女人流泪,是因为她们所经历的苦难和艰辛太多太多。
  在我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我时常感动于她们的吃苦耐劳,感动于她们的创业激情,感动于她们在创造新生活中,用流淌着的汗水和泪水浇灌果实、创造财富。
  在诗人和画家的眼中:农村到处是袅袅炊烟、绿茵茵的田野、金灿灿的麦浪和泥土的芳香,还有那群鸟在绿树上空飞翔、隐隐传来的蛙声蝉声鸡鸣声狗叫声汇合成的农家交响乐曲。
  可是,在农妇的眼中,农村并不都是一副副美丽的图景。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大多数男性青壮年农民纷纷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女人们用柔弱的肩膀,接替了原来由男性承担的农业劳动,担负起守护着土地和家园的重担。
  对留守女人来说:过去沿袭几千年的“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被打破了,为了摆脱贫穷,为了改变“寒窑虽破能避风雨”的困境,她们和丈夫劳燕分飞,她们耕种收割,她们种菜浇地,她们放牛牧羊,她们喂猪带娃,以前男人干的活如今她们全包了,火辣辣的太阳晒黑了她们的肌肤,繁重的劳动累弯了她们的腰脊,她们在辛劳耕作之外,还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对付丈夫外出打工带来的寂寞和孤独。
  在中国的词典里,第一次出现了“女性农业”这个新词汇。千百年来“男耕女织”的小农生活和“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把农村妇女定位于家庭,农妇只是生活在农村一个个家庭中的“女人们”,她们的生存与发展、她们的问题与困惑完全可以由她们家的男人们(或父亲或丈夫或儿子)来代表,没有谁把她们和农业发展、农村建设的大政方针联系起来。
  女性农业的兴起,给农村妇女提供了一个展示个人能力的舞台,她们创造的财富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在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经济决策权和家庭地位也随之提升,她们的自我意识已开始觉醒并逐渐从依附性角色中解放出来了,在当今农村,妇女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正是她们撑起了农村的一片天空!
  女性农业又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农妇的有“得”也有“失”,有欢笑也有痛苦:一方面,妇女在家种田务农的收益仍远低于外出打工或从事其它产业的收益,她们所从事的维持生计的农业劳动和家庭无酬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不显形,这种状况使妇女在如今“一切向钱看”的“货币伦理”的价值取向下仍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已渐行渐远,留守在家的妇女都无一例外地被卷人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市场风险更大的、更具挑战性的社会之中,农妇们面临着市场风险的严峻考验,而有些风险又不是她们所能克服和解决得了的。
  在座谈时,当我问她们“你在发展经济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时,几乎所有妇女都说:我们最缺的是技术、是资金、是信息、是服务。
  这是农妇的呼声和期盼!
  在一个小农货币化的激烈竞争社会里,支持农民生活的不再是谷子、麦子和棉花,而是一种抽象的物质——货币,由货币价值代替农耕价值,农妇要在原有的经验上产生适应性,她们需要学习、改造,甚至脱胎换骨。可是在现实中,谁来为她们的学习改造“埋单”呢?
  市场是无情的,市场不相信女人眼泪!
  当有些城里人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时,不知是否能听到她们在田野、在远山的呼唤?
  

种田能手的喜和忧(1)
农民只耕种几亩土地,是很难摆脱贫困的,土地只有逐步向种田能手转移,让一部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将自己的承包土地让渡给留守农民来耕种,种田的收入才能大体接近打工收入或达到城市平均水平,种粮能手高萍娥和肖荣率先实现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可是,她们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
  我在雷村调查时,村里人告诉我:二娘是全村公认的最能吃苦最会种田的女人,当年二娘挑水,娃子就夹在腋下,谁看了都钦佩,前些年她男人外出打工,二娘一个人在家种了兄弟几家的田,犁田打耙挑草头什么样的苦她都能吃,现在她家种的田地最多,种田收入也在全村排第一位。
  二娘叫高萍娥,家住六组,因她丈夫在几个兄弟中排行老二,在村里,平辈人都称她二嫂,晚辈人则都称她二娘。
  二娘的家是一栋三间两层楼房,刚装修不久,屋内还散发着一股很强的建筑涂料气味。
  身材瘦削的二娘面露喜色地告诉我:她今年48岁,全家四口人,女儿在沈阳医科大学读书,小儿子在广东打工,就她和丈夫在家种地,除了耕种自家的6亩责任田外,她还接种了2个出去打工的兄弟的责任田和村里几个外出打工无人耕种的抛荒地,今年共种了亩田,这些田全都是自己种自己收,没有请任何的农用机械,一到农忙季节,每天早上她不见日头就出门,晚上不见日头才回家,秋收时500多个草头也都是自己挑,过一个农忙,她的两条腿和腰都直不起来了。
  我问她:“农活这么重,你为什么不请机械帮忙收割耕种呢?”
  二娘说:“我们算了算,请机械耕种收割每亩最少要250多元,我家亩地光机械费就得花去5600元,那我们种田一年的收入要少去三分之一。”
  二娘初略算了算她家2007年的种田投入和产出帐:她家2007年种田总收入为24000元,扣除生产投入1950元,全年光田里纯收入就有22050元。
  二娘告诉我:我有力气,一点也不觉得累,一年两季,最多也就只忙两个多月,其他农闲时间我就在家喂猪种菜,我喜欢种田,感觉到种田比出去打工还舒服些。女儿上大学每年学费7000元,小儿子在外打工负担女儿的生活费,她家的种田收入盘一个女儿上大学是完全能做到的,今年她家还花费万元重新装修了房子呢。
  我对二娘家耕种亩土地的规模经营很感兴趣,便与她谈起了土地代耕问题,发现她有喜也有忧。
  二娘说:“现在农村一家人出去打工是个趋势,村里30多岁至40多岁的夫妇俩出去打工的多了,家里的田请人代耕,有的每亩给100斤稻谷,有的给50元或100元钱,到底是给粮食还是给钱都是协商定,有的弟兄间不要粮也不要钱,为的是不抛荒,也有思想顽固的人,夫妻俩都外出打工,家里的田宁愿让其长草也不愿意给别人种,怕到时候回村要不回来了。而国家的种粮补贴不是谁种田就补给谁,都是按土地承包时是谁的田就直接打入到各户的帐号上。我男人弟兄五个,只有大哥大妯娌和我们夫妇在家种田,老五从小就过继给别人家了,老三和老四夫妻两口都在广东打工,孩子也在那边上学,当年他们出去打工时,首先问大哥要不要他们的田,因那时候要交提留款,大哥说他种不来,坚决不要土地,我只好把老三、老四家的责任田都接过来种,过去是按人头摊提留款,每人每年交280元,我一共种了12人的田,每年要上交3360元,我连续交了12年,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可大哥却来和我们争土地,说老三在广东出车祸被撞死后,三妯娌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了,老三的土地种粮补贴要给他。为土地的事我们正在和大哥闹矛盾,我也不知道老三的土地该不该给大哥呢?”
  X镇王寺村有一个叫肖荣的妇女,她家承包了200多亩土地,这几百亩土地是怎么集中到他们手中的?她家的种田效益又如何呢?带着种种疑问,我慕名来到该村。
  村支书热情地带我去见肖荣夫妇,车子行驶在蜿蜒的通村水泥路上,不一会就驶进一片郁郁葱葱的白杨树林里,村支书告诉我:那些树都是肖荣夫妇栽的,有一百多亩呢。我环顾路两旁,只见一棵棵白杨树已长至碗口粗,白杨树叶在春风吹拂下微微摇曳、裟裟作响,一群群鸡子在树林中逍遥自在地啄草觅食,穿过白杨树林,眼前便是一大片鱼塘,女主人肖荣正在鱼塘边往投饵机里添加鱼饲料,看见我们,她放下手中的活计迎面走来,我上前欲与她握手,她不好意思地犹豫了一会才伸出手来,她的手指很粗,手背有些蜡黄,握住她的手,我感到她手上的老茧像锉刀一样糙手,她衣着朴素,脸上也布满很深的皱纹。

种田能手的喜和忧(2)
肖荣带我来到她家简陋的住屋,这是一栋4间平房,厅屋的一面墙上挂满了他们夫妇的奖状证书,肖荣告诉我:她家原住4组,现承包的是5组的抛荒地。1998年后村里人纷纷外出打工,那时土地税高,抛荒地多,5组这一方的抛荒地最集中。2000年她的男人做粮食生意亏了20万元,也想出去打工,我看到这一大片一大片的荒地没人种,觉得种田也许能赚到钱,于是就劝男人承包了50亩荒地,接着又买断了50亩荒坡,第二年又承包了100亩荒地,签了15年的承包合同,每年交7700元承包费直至2016年合同期满。
  刚开始承包土地的那年正值天大旱,稻谷全部干死在田里无人收割,山坡上的荆棘丛生,我和丈夫先砍掉山坡上的荆棘,开始种树,第一年买回2000多棵白杨树苗,然后自己育苗,现在已成活的白杨树大约有6800多棵,树干都长到10公分了,估计5年后即可成材,有人算帐说,到那时如果每棵树卖200元,这片树林至少也可卖百万元以上。
  当年这一大片土地上只有一口干枯的小堰塘,我们请来推土机,在一片荒地上挖鱼池,现有60亩水面,正常年份每年大约赚6—8万元。
  肖荣说:前些年夫妇俩种了60多亩水稻和麦子,每年产5万多斤稻谷,3万多斤麦子,都是自己人力耕种,农忙时,夫妇俩将被窝搁田埂上,就吃在田边,睡在田边,60多亩水稻田的秧苗全是我一个人栽的,前年,我家买回一台手扶拖拉机,去年又买回一台联合收割机,现在种田比过去轻松了许多,农田活都是我做,男人主要是在外跑销售、做鱼生意。
  我粗略算了一下肖荣家2007年的收入:她种了40亩稻谷和麦子,刨除所有费用,田里收入达万余元,鱼塘收入达8万余元,养鸡收入万元,全年她家纯收入达10万元以上。
  我问:“你作为种粮大户,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肖荣脸色忧郁地说:“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启动资金。2005年,我男人非要8万元投资建猪场,当年猪出栏600头,刚好遇上市场疲软,猪价猛跌,牲猪只卖到元至元一斤,坚持半年我们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将6头母猪以每头100元价格贱卖出去,那一年养猪亏20多万,现在市场行情好了,一头母猪3000元人家还不卖呢?可我们没钱投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赚钱。这两年我们养鱼和种粮的收入全部用来还债了,现在还欠10多万元贷款分文未还。现在农民种田不仅不交一分钱的税,种粮国家还补贴,农民没有一个不说中央的政策好,只是遇到我家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作为土地承包大户,我家在一片抛荒地和荒坡上种下一百多亩白杨树,每年向国家卖几万斤粮食,可是国家退耕还林费、种粮补贴、农机柴油补贴等所有的惠农政策,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享受到,我们找村里,村干部说:‘你们已买断土地和签了承包合同,不能再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了。’我们当年签土地承包合同时,国家的这些政策还没有出台呀,现在所有种田的农户都能得到种粮补贴,眼下化肥种子农药都涨价了,种粮的投入越来越高,可我现在,不仅没享受到一分钱的补贴,每年还要交7700元土地承包费,我家到底该不该享受国家的种粮补贴和退耕还林优惠政策?”
  告别时,肖荣再三托我咨询政府有关部门,希望能给她一个说法。
  高萍娥和肖荣在农村率先实现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她们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她们的生产方式已露出新农业的端倪,同时,她们土地规模经营中所遇到的新问题,也反映出一些政策上的盲点,值得引起关注。
  

当代女寓公的苦恼(1)
一座荒山、一潭浅水、一间陋室,构成了她生活内容的全部,也蕴藏了一个贫穷家庭的所有希望。然而,财富并没有因为她的勤劳、勇敢而成比例地投桃报李,她的创业失败了,可湾里人在一起议论时都说:“我们这湾里谁最有本事?就数山上那个女人最有本事。每天早上一开门,就有一万多张嘴要吃的。”
  她是当下农村女性中较为特殊的一个——没文化、没技术、没资金,但敢想敢干。细思之,这其实是目前农村存在的普遍现象,多数农妇像她一样,已经或正在为缺技术、缺资金而在致富路上受挫埋单。不过,历经无数磨难之后,相信她们会从失败的教训中,看到风雨之后露出云层的希望之光。”
  ——摘自作者的《下乡日记》
  05年四月的一天上午,我和助手陈琼、陈辉玲坐在G市妇联办公室与几位主席商量下乡调查的事,这时,一个身材壮实,皮肤黝黑的年轻农妇推门进来,一位妇联主席问她有何事?她递上一份申请书,自我介绍说:“我叫姚秋玲,住在东山村,这几年家里养鸡鸡死,养猪猪死,养鸭鸭发瘟,养鱼鱼翻塘,吃够了没技术的苦头,想请市妇联的同志帮我介绍个地方培训,或帮找个人教我学技术。”
  我们正在找访谈对象,她却找上门来了,我不由喜上眉梢,征得几位妇联主席和秋玲的同意,我和两个助手当天上午便跟随秋玲前往她家。
  秋玲的家坐落在她承包的半山腰一座小水库边上。
  我们行走在一条宽约米,长约一里的蜿蜒山路上,秋玲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原来山上没有路,脚下走的这条山路是他们夫妻二人8年前用洋镐和挖锄挖出来的。为修这条山路,她和丈夫正月十五一过,每天凌晨起床就开始挖路,一直挖到天黑,夫妇俩整整挖了半年,洋镐、锄头用坏了几十把。那时候,儿子才几个月,没有人照看,有时把他搁在山上屋子里,让狗和他作伴,有时候把他放在竹篮里拎到身边。现在,对面的环山路也修通了,拖拉机都能开上去。
  秋玲指着身后的几座山向我们介绍:“原来这里都是荒山,后来是政府投资买松树苗,由各单位组织人来义务栽树,我们只负责浇水和管理,承包合同上写的是山上3%的收益交集体。后来,我们自己又栽了四百多棵桃树,一百多棵李子树,还有几百棵银杏树和板栗树,今年桃树李树都开始挂果了。”
  望着眼下的蜿蜒山路和漫山枝繁叶茂的树木,我心头一热:14年前,我曾采访过轭头湾村的一位叫包贻清的男“愚公”,那位“愚公”住的地方三面环水,门前一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为了打通那座山,不让山内的十几亩地撂荒,他带领三个儿子挖洞不止,奋战三个冬春,终于挖通了一条通外山外的穿山隧道。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我又与一位女“愚公”不期而遇,她修路和绿化荒山的精神同样使我感动不已。
  我们来到秋玲家,这是在一座小水库边依山而建的一间简陋房子,面积大约15平方米,东西两面的窗户只有一个窗户安了玻璃,另外一个窗户仅用塑料布遮挡着。
  在她的那间小破屋里,秋玲向我们详细讲述了她艰苦创业和屡遭失败的故事:
  “我是1973年出生,家里兄妹六个,因为穷,我小学没读完就回家了,就因为读书少,让我后来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头。丈夫家里穷在村里是有名的,他弟兄五个,丈夫排行老四,公公去世多年,婆婆是个瞎子,婆家只有两间九檩的矮土屋,婆婆住一间,几个儿子住一间,老大、老二和老三都是只准在屋里结婚,结婚后就搬出去。我结婚时家里什么也没有,他借了3000元办婚事,婚后,还是我用打工的钱把债还清的。”
  “我儿子在老屋里出生才三个月,婆婆就要我们搬出来。搬哪里去呢?丈夫结婚前就承包了山上一座当时无人承包的小水库,每年交村集体400元的承包费,水库一圈的山是免费承包的,约有200亩, 签了30年的承包期,责任就是护好林。那时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再这么穷下去,一定要干出一点样子来。”
  “我们决定在山上建房子,那时候山上没有路,砖、石头、水泥和预制板都是我们从山下挑上来的,用贷款的2000元就建起了这间15平米的小屋。搬上来后,没有路,上山下山非常困难,我们下决心修路。路修通后,我就一门心思想着尽快脱贫致富。头几年在水库里养鱼,因为没技术,鱼总是翻塘,后来问人家才知道是水库里鱼的密度太大,缺氧。于是我们狠心花了7000多元安装了水管。后来,我看到养鱼赚不了多少钱,就开始养鸡子、养鸭子和养猪。前年我一下子投资养了2000只鸡,1000只鸭,10头猪。当时没钱买饲料,就承包了山下一个学校的剩饭剩菜,一年交学校400元,每顿捡的剩饭菜有200多斤,没有钱买车,就在自行车的后面挂两个大筐子,上山时拉不动,就让狗帮着拉。我到学校去拉剩饭剩菜,经常就有人指着笑:‘你们快来看狗拉车哟!’农村有句俗话说‘猪来穷,狗来富,猫子来了开当铺。’哎,人穷狗也听话。”

当代女寓公的苦恼(2)
“那时候养鸡没有技术,一发鸡瘟,鸡都病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治。记得五月的一天我去学校里捡饭,突然间下起大雨,我赶紧往家里跑,回家一看鸡子死了一地,当场我就急哭了。没过两天已养到一斤多重的1000只鸭子也跟着发瘟疫,三天内也死得精光,当时我不知道鸭子死的原因,以为是吃了山上的毛毛虫,后来问人家才知道,鸭子最怕西风雨,是西风雨淋病的。到六月间,水库里几千斤鱼又翻塘了,接着已经长到100多斤的10头猪,我找土兽医劁猪,半个月内也先后死光了。那一年我家共死了2000多只鸡,1000只鸭,10头猪,几千斤鱼,一年至少损失了4万多元,一连串的失败打得我蒙头转向,那时候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了,简直不想进这个屋,只想出去打工,失败后我什么都不敢搞了,了不起喂几十只土鸡子。”
  “后来,我觉得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看到周围有妇女养猪赚了不少钱,今年正月间我就开始打猪圈,几个大辈子哥们大吃一惊:‘你怎么又想起打猪圈来了?’我说:‘我要扩大规模,搞规模养殖。’没地我就劈山打地基,石料从山上找,我有的是力气,投资1万多元建起十间猪圈,我想把猪养好后,猪粪就用来喂鱼,多余的猪粪还可以撒到山上,让它长蛆,然后既可当鸡饲料,又可肥树,我们的收入就会更多些。”
  “我知道,我所有的失败都是败在缺技术,这些年来我最苦恼的是不知道上哪儿去学技术?我到市妇联,就是希望帮找一个人教我学技术,只要有人作我的技术指导,么苦我都能吃。”
  我注意到,在我们和秋玲的整个谈话期间,她丈夫先是一直在外面忙着做事,后来进屋后,他也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听我们谈话,一句话也没插言。于是,我问他是怎么看待秋玲的?
  他很想了一会才说:“秋玲心大胆也大,家里上的所有项目都是她拍的板。她能吃苦,前些年上了那么多项目,鸡、鸭、鱼、猪死还是因为没有技术,只知道盲目地干。”
  我们离开秋玲家的时候,秋玲执意要送我们下山。
  大雨过后的青山格外翠绿,空气也格外清新。走在秋玲夫妇当年开挖的山路上,有的路段坑坑洼洼积着雨水,有的路段从山上下来的雨水还在哗哗流淌着,我们趟着泥水边走边谈。
  路过山下一个乡湾时,秋玲告诉我们:她的婆婆和几个大辈子哥哥都住在这个湾子里。我们想去见见她的婆婆。秋玲就带着我们,先到了秋玲丈夫的三哥家,恰巧,秋玲的婆婆也在那里。她婆婆对我们说:“我巴不得媳妇过得好,那一年媳妇搞失败了,我也觉得很难受,自己的后人嘛。”秋玲的三伯(既丈夫的三哥)接着说:“秋玲那一年虽然是失败了,可湾里人都还是很佩服她,在一起议论时都说:“我们这湾里谁最有本事?就数山上那个女人最有本事。每天早上一开门,就有一万多张嘴要吃的。”
  婆婆和大伯子哥的一番话,说得秋玲咯咯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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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女侠(1)
人间四月天,在S市举办的兰花节上,我看见一个50开外的农家胖大嫂,带着一个韩国兰草商人旅行团队,在人山人海、万头攒动的节庆现场,显得格外扎眼。
  经打听,她叫黄正兰。初次见面,她说话干脆利落,让我叫她“黄姐”。
  随同她来参加兰花节的几个韩国人告诉我:韩国兰草界都知道中国有一个“黄姐”,无论是3岁孩子,还是60多岁老太太,都通称她为“黄姐”,只要是做中国兰花生意的,就说:“找黄姐”,因她仗义豪爽,韩国人称她是“兰花女侠”。
  兰花节结束后,黄姐欣然带我去她的兰园看兰花,她告诉我:种兰草投入小,收效快,一棵草发一苗价值就是成倍翻,是对本赚,翻番赚,而且种兰花劳动强度小,不论男女老少都能种,一个星期浇一次水,特别适合妇女种。她家去年一棵3苗兰草,就卖了32万,她种的普草,一亩大概一年也能赚10万元左右,这些普草都卖给了小商小贩,他们再出去到各大城市销售,每户又年赚2—3万元。
  我问黄姐当初是怎么走上经营兰花这一产业的?
  黄姐说:穷则思变呗,我种兰花卖兰花都是一个“穷”字逼出来的。她向我讲述了她的过去:
  “我娘家在一个偏僻的穷山沟,父亲是抗美援朝的残废军人,不能做农活,全凭母亲一人操劳,弟妹五人中我是老大,缺吃少穿,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回家种田。
  “婆家比娘家更穷,全家9口人住的不到45平方米的简易土坯屋,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婚后不久农村联产责任制分田,我们夫妇二人分得亩责任田,一分钱财产没有,光人出门。当时没住房,就借生产队废掉的烤烟炉房住,没有床,就在地上铺点稻草当床,没门,用旧布帘做门帘。白天下地做活,人一走,邻居家的几十只鸡把稻草叼得满屋都是,地铺上也到处是鸡屎。大儿子出生,还是借邻居家一张简易木平板床,才在床上生下大儿子。第二年又生小女儿,家里本来就穷,又添一张嘴,丈夫身体有病,犁田打耙、割谷栽秧挑草头都是我一人咬紧牙关做。
  “婚后的前几年,苦得无边无底,平常家里种点菜都拿去卖了,自己吃卖不出去的菜帮子,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一次,我拿家里仅有的一个鸡蛋到街上杂货铺里去换盐,卖盐的人可怜我造孽,撮了一包盐送给我,要我把那个鸡蛋拿回去给娃子吃。哎,人活到房子没住的,饭没吃的,连盐也要别人施舍还有什么脸面呢?”
  “后来实在混不下了,我几次想自杀。一天中午,我把娃子喂饱后,怕在门前和近处跳水被别人发现,就走十几里路,走到一个山沟无人的地方,跳进一口堰塘,还是我命大,被不远处一个放牛老汉看见将我捞起。我浑身透湿坐在堰塘边号啕大哭说:大伯呀,你为什么要救起我,让我活着受罪啊?老人劝我:你再活不下去也要为你儿女着想啊!我拣起一块石头使劲扔到堰塘中间,哭着说:石头神啊,你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如果我今生今世永没出头之日,你就飘起来,让我死了算了!那次自杀未死,我想既然老天爷要我活在世上,我就要把一对儿女抚养成人,我发誓拼命也要走出去,混出个人样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死了。
  “我开始学做生意。先是在农村收鸡蛋、鸡等土特产到城里卖,这样做了几年,家景稍有好转后,就贷款买了台汽车跑运输。
  “改变我命运的机遇是1996年9月18号,那天正是割稻谷季节,我帮人家拉糠卖,因道路窄,我把车停在路边等对方的车错车,我在路边吃板栗,正好一个韩国人带着他的翻译从身边路过,向我要板栗吃。我递一把板栗过去,和他们边吃边聊。原来,他们要到前面一个集镇去,因路不熟,要求我带他们一程,我当即爽口答应。在车上,我问他们到乡下来干什么?翻译告诉我说韩国人是来做兰草生意的。我从来没听说过,问:兰草是什么东西?你们如果做兰草生意,需要货车拉,我留个电话给你们,开货车过来帮你们拉。韩国人听了直摇头笑:兰草不需要货车拉,用一个手提包就可拉走。我更惊奇了,交谈中得知兰草很值钱,就想学,我和他们套近乎:你们到了前面集镇还是要找车,不如我送你们去。韩国人见我善良热情,高兴地答应给我150元运费。我将他们送到目的地后,正准备走时,翻译找我:大姐,你能不能帮我们还个价,这家旅社要我们每人一晚50元住宿费,实在太贵了。我一听,就去找这家旅社谈判:为什么你们要这么高的住宿费?他们告诉我:这两个人是外国人,就是要收高点。我说:明明一晚只收10元钱,你们这不是敲诈人家吗?你们要是这样收费,我就把他们带到另一家旅社去住。结果,我把价还到每人10元住一晚。韩国人很感动,当场留我吃饭。饭桌上,韩国人叫翻译说:走哪他们都挨宰,想请我和他们一起做兰花生意。我答应了。当场商定,我们一起做生意,我不要工钱,只要车费,每月1000元。当时城里人月工资最高也只有300—500元呢,我很高兴,韩国人也很高兴。

兰花女侠(2)
“人要发财呀,门板都挡不住。第一次跟韩国人出门,就天降我机遇。途中韩国人去上厕所,我将车子停在路边等他们,只见一老农从桥上骑自行车迎面走来,老农手中拿着两株兰草,我那时完全不懂,上前问:老伯,你扯的草有没有点用?老农说:我看这两棵草与别的草不一样,多少能值点钱。我请老农开个价,老农说:那就50元吧。我50元买下这两株兰草,待老农走后,韩国人当场给我1000元,我不要,韩国人以为我嫌少,给我2000元,我仍坚持不要。据说,那两棵草当时至少值5000元。我觉得兰花太神奇了,这生意能做,我想向他们学知识。
  “韩国人对我仍不放心,多次试我,他给我两万元人民币,说是委托我帮他们收购兰草,然后自己就回韩国去了,实际是观察考验我,看我会不会拿钱后跑掉。我接到这两万元钱后,请来十几个农民,带着他们上山挖兰草。农民满山跑,一会这个喊:黄姐,这个草不一样!一会那个喊:黄姐,这棵草很好看呢!我拿着韩国人送我的一本书,对着图看,三个多月,饿了就啃带的馍,渴了就在山沟里捧点水喝,整天抱着书对兰草。
  “韩国人担心我会不会将值钱的兰草买到手后偷着卖出去,自己从中捞钱?一次,一个农民扯了一棵草5元钱卖给我,韩国人暗中请人来试探我,开价800元、1000元、2000元要从我手中买走这棵兰草,我说,无论你们出多少钱我都不卖。因为我想,韩国人每月已给我1000元,我不能再贪无义之财。韩国人见我如此守信用,就把收购兰花的生意放手交给我做。
  “我是个讲义气的女人,韩国人第一次做生意被骗后,回国时没钱买机票,向我借4000元,我找妯娌几个都没借到钱,最后找到在银行工作的叔伯小叔子,我承诺借4000元还5000元,并先拿自己的1000元给小叔子做抵押,小叔子才答应。我把借来的4000元交给韩国人,送他到飞机场,韩国人进验票口前,突然回转身来扑咚一声跪在我面前流着泪说:‘黄姐,您是我的恩人,我一个星期后就带人过来与您合伙做生意赚钱,我要是不回来,我就是个畜生!’
  “刚开始,我和韩国人合伙做,我在这边买兰草,韩国人拿回去卖,我绞尽脑汁帮人家赚钱,真心实意帮人家干,生怕人家跑了,我没工钱赚。五年后,我逐步掌握了兰花市场信息,开始自己独立做,并学着朝国际市场走,从此我正式踏入兰花行业。”
  黄姐说:“我做兰花生意,先后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国内参加过无数次兰花展,最让我难忘的是 2003年3月随湖北兰花协会10名兰友一起到韩国首尔参加韩国第十七届国际兰展。”
  “3月20日开幕那天,韩国最大的兰花商人柳重光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兰花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现在还比较贫穷,玩兰花的人还不多,兰花商人也没有种植的意识,所以我动员所有的韩国有钱人,都到中国去买兰花,现在用10元钱一棵的价格把中国兰草买回来,等10年后,中国山上的资源都卖光了,那时中国发达了,中国人想玩兰花的时候,我们再以10倍以上的价格卖给中国人!’
  “我当时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回到宾馆后,那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躺在床上反复想:觉得韩国人讲的是这么个道理,韩国人好兰草都是繁殖后才卖一半,自己留一半做种,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光顾眼前利益把好品种都卖光?为什么我们这么傻?原来只晓得兰草值钱,只晓得卖,不懂得种?如果以后兰花资源都卖光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
  “第二天早起,我与带队的湖北省兰花协会会长商量:我们能不能定个行规?动员大家想办法自己种,中国的稀有兰花品种绝不能卖光,一定要留品种,谁卖追究谁的责任。随同来韩国的10个人都同意我的想法。
  “那次到韩国参加兰展,是我的转折点。从那以后,我发誓要学会种兰花,宁可少卖、不卖,也要要保护资源。从韩国回来,我家就盖起了兰园,每买到一棵好草,必须是先繁殖留品种后再卖,走到哪我都呼吁要保护资源,走到哪我都动员大家养兰草。书包网 www.bookbao.com

兰花女侠(3)
“种兰花风险大,兰花要由野生变成家养,非常艰难,技术管理、水分控制、肥料、土壤、阳光、通风、温度、湿度等都很关键,肥料下多了会肥死,肥料下少了又不长苗;水多一点就烂根;热了热死,冷了冻死,通风不好兰草会烧尖,空气污染也死苗;有的兰商见种兰草损失大,不想种,只要能出手就卖。可我敢于直言,谁卖光,我就不依谁,兰草贩子都恨我,说我把来买兰花的商人往外赶,断了他们的财路。
  “我对他们说:过去,老百姓带着耙子在山上排队,地毯式地搜索兰草,山上资源快枯绝了,照这样下去,最多也只有3—5年光景。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动大家种,只有种,才能发展,种多了,形成大的产业,就可向世界发展,除此外,没有其它生路。
  “去年,我老公在屋里种,我在外面卖,不知是老公下的肥料过大,还是通风不好原因,一次竟死去60多万元的兰草,特别是我最珍爱的一棵珍贵兰草死了,我们两口子伤心地哭了两天,像害了一场大病。哭后,我下决心投资征地买下一座山头,建起一座玻璃瓦屋顶、安装有暖气管、既通风向阳、又空气好、无任何污染的新兰园。
  黄姐还告诉我:十多年与韩国人打交道,现在她已成韩国通,与韩国人交谈没有语言障碍,也不需要翻译,与韩国人做生意时,美金差价、韩币与人民币比例,她张口就来。她每天都接待韩国客商,每年要带1—2次大型韩国兰草商人旅游团体,接待小团队有数十次,家里常年住着韩国兰草商人,她的家就是韩国人的接待站。这些韩国兰花商人组团来中国,一是旅游,二是考察中国的兰花资源状况,三是看兰花行情和市场发展趋势。韩国人信得过她,都愿意与她打交道,只要是组团来中国,都找她,她是既当导游,又帮中国的兰草商人推销兰花。
  告别黄姐时,我问她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她说:人生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她每难不漏,所有的苦都吃遍了。人生如梦,她也没想到后半生能做这么大的兰花生意,如果不走出去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真是见识见识,多见才能多识。
  她还说:种兰花使她活得充实,生意做完了,在兰草园里给兰花浇水、修剪,看着各种颜色的兰花,琢磨兰花丰富的变异特性,心中比吃蜜糖还甜。现在,她最大的心愿是:兰花事业后继有人。两年前,她不顾全家人的激烈反对,送女儿去新西兰留学。如今儿子也想出去留学,她却反复做工作将儿子留在国内,手把手地向儿子传授种花技术和经营本领,她说:我多年摸索的兰草种植技术,如果不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真的要拿钱到国外去买种了。
  兰花节闭幕后,我采访了韩国自生兰协会理事长洪政男先生。洪先生说:“黄姐在兰花界像是一个桥梁,把韩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连接起来了,我们通过黄姐结交了很多中国兰花界的朋友,相信以后我们的结交会更深厚。现在是地球村的时期,中韩彼此交流兰花才能有好的发展。”
  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赋诗:“芝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赞兰为“王者香”。李白也颂兰:“幽兰香风远,蕙草流芳根”。所以古人曰:“可怜江边百种草,不及兰花一剑香。”
  黄姐,这个普通的中国农妇,不就是谱写了一曲现代版的“王者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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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樱桃与女人禁忌(1)
五月初的一天,我和助手翠萍一起到屏峰村调查,村妇联主任带我们去农户访谈,行之张家湾的一农户家门口,好客的女主人热情招呼我们到她家坐一坐,我们应邀来到她家。
  这户人家的门前有一棵樱桃树,树上的樱桃熟了,鲜红的樱桃挂满枝头,女主人热情招呼我们摘樱桃吃,我和翠萍随女主人一起欢呼雀跃地上前摘樱桃,唯有妇联主任站在一旁看着我们摘,她始终不动手。
  我邀她和我们一起摘樱桃,她摇摇头。我问她为什么不摘?她说:“我来那事(月经)了,要是我摘了樱桃,明年这棵树就不结果了。”
  我第一次听说这等事,感到很诧异,问她:“村里人都这样认为吗?”
  妇联主任说:“是的,农村人普遍认为女人的月经血肮脏,来月经的女人身体不干净,碰花花不开,碰树树不结果,正在来月经的女人不能进新郎新娘的新房,更不能站在新郎新娘的前面,主人家要是知道了会记恨你一辈子,认为你踩断了新人的福气。正在来月经的女人也不能上‘月母子’(刚生孩子的妇女)家,若进了‘月母子’的房门会踩‘月母子’的奶水,导致孩子没奶吃,要是‘月母子’本人或家人知道了来月经女子上她家去的消息,也会怨恨她一辈子,甚至视为仇人。”
  我问妇联主任这些禁忌是怎么来的?妇联主任说她也搞不清楚,是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村里妇女都知道,而且都是这样做的。
  妇联主任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我在村里特地收集了村里流传下来的一些有关女人的传统禁忌:
  婚礼禁忌:农村几乎都是以男方为主,男娶女嫁,从夫居,成婚那天,双方有“姑不接,姨不送”之忌讳,且双方不得委托寡、二婚头接送新娘。婚礼中,新郎家事先一定要请1—2名牵亲娘,由牵亲娘来迎接新娘子、铺床叠被和引导新娘的整个婚礼活动,只有生了儿子的女人才有资格担任牵亲娘这个角色,而只生女儿的女人无论她多能干多有地位也不能当牵引娘,这其实是歧视生女儿的妇女。婚礼仪式中,新郎新娘都要按“男左女右”位置,新郎左边(俗称大边),新娘右边(俗称小边),若新娘站错或坐错位置,婚后会遭到夫家的歧视。农妇红梅对我说:“当年我结婚喝交杯茶时因不懂规矩,不小心坐到大边(左边)上去了,男人当场就叫嚷起来了!当时我想,完了,我这一辈子可能都要受他的气,要处处让着他了。果然,后来我生了两个女儿,他动不动就掀桌子、打人,我要是反抗,他更来气,打的更厉害,只好忍着不吭声。我挨打,村里很多人说我不该结婚时坐反了位置。”
  寡妇禁忌:人们普遍认为寡妇的命硬,克夫克子,是扫帚星,村里不管哪户人家办喜事寡妇是不能去参加婚礼的,更不能见到新郎新娘。寡妇若再婚,农村人叫“二婚”,按传统规矩,寡妇结婚时不能从娘家屋里走,也不能直接到夫家,必须在外面找房子先住一晚,第二天从外面找的房子里出嫁,才能不祸害夫家。农村还有一句俗话:“寡妇不夜哭”,意思是说身为寡妇,要安心守节,不能在深夜里哭泣。要是哪个寡妇在寂寞的深夜里,一个人悲伤地哭泣,周围的人就会猜测:这个寡妇是不是想男人了?或是被某个男人欺负了?
  祭祖禁忌:农村人很重视祭祖,认为祖先能庇护后人。最重要的祭祖仪式是大年三十烧香敬祖先,最隆重的是在神柜上供猪头,吃年饭前要把饭菜都摆上桌后,先给祖先盛上饭,酌上酒,然后举行祭祖仪式。很多人认为只有男人才是主人,是传宗接代的,男人烧香祭祖家里发旺些,所以敬祖时,叫祖先、磕头烧香的是男人,祭祖时女人要靠边站或呆在灶屋里。
  节庆禁忌:村里有这样一句俗言:“年三十的火,正月十五的灯。”意思是说出嫁的姑娘不能看见娘家年三十的火,若看见了娘家来年就不发财,不兴旺。所以,出嫁的姑娘可以回家和父母一起吃团年饭,但不能在娘家过大年三十的夜,更不能在娘家参加初一凌晨的出天方仪式。乡里人很看中元宵节,但出嫁女是不能看见娘家正月十五的灯,认为看了娘家也会不吉利。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红樱桃与女人禁忌(2)
农村人对清明节看得很重,家家户户要上坟祭祖,但出嫁的姑娘是不能回娘家上坟的。农村人认为姑娘是人家的人,若家里有儿子,娘家的人不愿意女儿回娘家上坟,怕别人说娘屋里没有人,只有娘家无儿子的人家,姑娘才能回娘家上坟。祖先的墓碑上也只能刻上儿子和儿媳妇的名字,姑娘的名字一般是不铭刻在娘家祖先墓碑上的,人们普遍认为:“女儿不是传后人”
  丧事禁忌:农村死了老人,是女儿女婿花钱最多,当儿子不但不用钱,有的反而还赚钱。出嫁的姑娘要请吹喇叭班子、请洋鼓洋号乐队到场,有几个姑娘就请几套班子,比着吹打。戏班子是现场点歌,点一首歌就是10块钱,由女婿们掏钱,还互相攀比,谁点的歌越多,花的钱越多,面子越光彩。丧礼中,“哭丧”的是女人,磕头的是儿子,端灵的是儿子,若死者没儿子,宁可让外侄或内侄端灵,也不让姑娘和出嫁女端灵,出嫁的姑娘连给死人烧香的香灰都不能扫。在很多地方,女人是不能送老人灵柩上山的,出殡时女人送殡至半路就要返回,人们普遍认为若女人在死者坟墓旁看见棺材入土下葬,以后死者家里的人就会只生姑娘,不生儿子,家族就不兴旺发达。
  “性”的禁忌:旧时农村有“洞房验贞”习俗,新婚当夜,新郎和新娘房事时要用一块白巾垫下,若新娘不见血那就不是处女,会遭婆家鄙视,而对于男子,虽然也是禁忌婚前有性行为,但实际上并不十分严格,有些地方甚至鼓励男子婚前在性生活方面的放荡行为。农村还有一句俗语:自家的房子“宁可给人停丧,不能给人成双”。女人回娘家或走人家,夫妻两口子是绝对不能在一个屋里睡觉的,因为人们认为女人的性是肮脏的,若夫妻两口子睡在别人家的一个屋里,这家的主人家就不会发财。还有,逢年过节敬祖宗或第二天要到庙里去烧香,头天晚上夫妻俩也不能过性生活,否则,女人的性会冲撞神灵。
  男人的忌讳:凡是男人挑东西的扁担和挑草头的千担,女人是不能从上面迈过去的,男人早上出远门或做生意,若出门遇见的第一个人是女人,男人心中就会感到不是好兆头,一般都绕道避开女人,若遇见的是一个寡妇,男人就更会感到晦气,认为寡妇冲撞了他的财运,男人这天就干脆不出门做生意了。
  礼仪禁忌:家里来了客,女人不能上桌子吃饭,不能高声说话。女人走亲戚或参加婚丧红百喜事,酒席上排位次也是先安排男的,后安排女的,坐上席的都是男人。
  财产禁忌:农村俗话:“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姑娘从出嫁那天起,娘家的土地、房屋和其他所有财产与姑娘无关,姑娘没有财产继承权。
  从收集到的这些农村女性禁忌看,基本上都是以男性为本位的,体现出的是“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贵女贱”、“男左女右”、“男上女下”、“男主外,女主内”、“男强女弱”等打着鲜明的男权文化印记。这些禁忌把女性牢牢捆绑在男性附庸和社会次等级位置上,正是在这种“文化级差”中,妇女的活动和作用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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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嫁女新婚俗:“折钱”
在Y村调查,我第一次听到“折钱”这个词,当时闹不明白什么是“折钱”,村妇联主任叶舟告诉我:“折钱”是近几年在农村出现的一种新婚俗,实际上就是农家娶媳妇前男方给女方娘家的彩礼钱。按农村习俗,男女双方从见面提亲到完婚,男方要给女方送传简礼、投贴礼、提亲礼、看家礼,定亲礼、报期礼、娶亲礼、回门礼等,各种礼仪程序很复杂,过去都是送衣服、鞋袜、喜饼、鱼、羊、鹅、肉和烟酒类物品,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男女伢在外打工,觉得这“礼”那“礼”太繁琐,男方就将上述彩礼折成现金一次给女方,农民就叫“折钱”,开始数量是2000,后来3000元,到8000元,一万元,逐年增加,现在提高到三万、四万。
  叶舟向我讲述了发生在她身边的“折钱”故事:
  村里有一家农户,家里养有3女1儿,大姑娘已出嫁,热心的舅妈给他家二姑娘介绍了个男伢,二姑娘看不中男伢,但碍着舅妈情面又不好拒绝,于是就向对方提出要“折钱”三万元,二姑娘当时想:如果男方拿不出钱,就可借此分手,没想到男伢想尽一切办法凑足三万元“折钱”送过来,二姑娘没办法又不能食言,只好嫁过去。后来夫妻不和,二姑娘提出离婚,男方没有办法就说:“你将三万元‘折钱‘退给我,不退就不去法院办离婚手续!”二姑娘说:“我的身子被你占了,你应该赔偿我的青春损失费!”男方说:“当初你如不愿意,那时退亲都可以,但你不应要我的‘折钱’。”两人闹了一年多,最后男方说:“你不愿退钱,那我们就到法院去判决!”结果法院判二姑娘退两万,两人最终离婚。后来,二姑娘的弟弟腊月间要结婚,未过门的儿媳知道二姐出嫁时向男方家要了三万,就提出来:“我嫁到你家也要三万!”二姑娘的父母没办法,只好千方百计凑足三万元“折钱”送给未过门的媳妇,儿媳娶进门后,婆婆担心儿媳未把“折钱”带过来,要看儿媳的三万元存折,儿媳不给,为“折钱”婆媳关系闹的很僵,待小伢生下来后,儿媳也闹离婚,跑回娘家,经过反复做工作,儿子才把媳妇接回来,但婆媳关系一直不好。
  村里另一户人家,男伢在广东打工认识了一个江西女伢,两人未婚先孕,这时男伢的父母和他们商定,尽早办理婚事,没料到女方的父母提出要三万元的“折钱”,否则不给女儿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男伢家的经济不宽裕,好不容易才凑齐万元,送给女方父母,女方父母仍不同意。眼看女伢即将临产,男伢没办法,只好咬牙又借了5000元送过去,女方的父母仍说:“什么时候给齐余下的八千元,什么时候给女伢的户口。”女方父母说:“并不是我非要你的三万元,我娶儿媳妇时对方也向我要三万元‘折钱’,如不给,儿媳妇不能娶进门。”时至今日,男方仍未凑够余下的八千元,女方户口拿不到手,只好在当地办了一个临时户口,将孩子生下来。就因为“折钱”,女儿生父母的气,与父母断绝了来往。
  村里还有一个男伢,长得英俊漂亮,在外打工认识了一外省女孩,这个女孩人才长得比男伢差,女孩的父母打电话给男方家,要男方家折一万元去定亲,男方父母怎么也想不通,认为儿子谈的媳妇不如儿子,我们本来就不中意,还要我们“折钱”过去。女方父母也感到委屈:“按我们这里规矩得三万‘折钱’,就因为你家男伢长得漂亮,我们才只要一万,如果连这一万你们都不给,我们太没脸面了。”如今,就因为“折钱”,这两个伢的婚姻搁浅。
  目前,对于“折钱”到底该不该要?要“折钱”的女方父母理由是:婆家给的“折钱”越多,就说明我的女儿越漂亮,越优秀,价值越高,不要“折钱”,我的女儿难道就这么贱?不要“折钱”女方父母的理由是:我们不要“折钱”就能把女儿养大嫁出去,说明我们有本事,而要“折钱”不光彩。
  如何看待农村婚俗中出现的“折钱”现象?很多村民也在私下议论,如果哪家女儿的“折钱”要高了,背地就有人说:“你秤一下,看看你的姑娘合多少钱一斤?”也有村民对此很反感,说这是变相的卖女儿。
  依我看:“折钱”就是传统的彩礼由实物形态演变成货币形态的一种赤裸裸叫法。“折钱”是否具有买卖婚性质不能一概而论,但无论怎么说,“折钱”对妇女在家庭中地位和影响一般是不利的,男方以“折钱”形式支付给女方父母,等于从女方父母手中“购买”了对女孩的控制权,这就使女孩走进夫家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古人曰:“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妇求淑女,勿计厚嫁。” 婚姻结好,岂为财物?所以,奉劝世人还是莫以财取人,而以注重对方的自身素质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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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媳妇“弯弯”(1)
在Q村,暮春的一天,我看到几个妇女正在田里铲旱秧苗,便走过去与她们聊天。
  在场的一个年龄大的妇女告诉我:今天是她们妯娌四个来帮我忙的。我看到在场几个女人都有说有笑,惟独一个脑后扎马尾辩的瘦小女人一声不吭地低着头铲苗、分苗,便问她叫什么?一个妇女说:“她叫弯弯”。我说:“哦,这个名字很好听呀!”,其他几个女人都笑起来:我们村里有十几个叫“弯弯”的。我不解:“为什么这么多叫弯弯的?”她们说:凡是外地嫁过来的媳妇,我们都叫她弯弯。
  我问:“弯弯是什么意思?”
  她们说:“弯弯就是她们说话与我们不一样,说话的声调是弯的。”
  这时候,我看到“弯弯”的眼泪当场就叭啦掉下来了。她的三个妯娌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弯弯可造孽呀,一提起家里事她就要哭,人不伤心不流泪。她的男人是我家老四,她是我们几个妯娌中最小的,她娘家在贵州,他们是在外打工时认识的,弯弯结婚的时候已经怀孕了几个月,当时她才19岁,还没到结婚的年龄。可是婆婆一开始就觉得她又矮又瘦又苕,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婆婆甚至要她去把孩子流产掉。 我们几个妯娌总说是250块钱就把她骗来了。结婚时只有一床盖的棉被,一床垫的棉絮,一个卧单,一个被罩,也没有衣柜,就只有个床,衣服就用个绳子挂着。弯弯住在婆婆家的楼上,在楼梯阳台的地方搭了个简易厨房。连晾晒衣服的地方也没有,说是她睡过的东西不干净。每天用水得从楼下往上提,婆婆还规定不能直接从上面往下倒,必须提下来倒。要不然就会骂弯弯。村里的人经常也说你看外地的媳妇在这里几造孽哦。
  我问:“弯弯要是生个儿子会不会好点?”
  三妯娌说:“也不会,因为婆婆就一直看不惯她。前不久,婆婆还用木棍把她的头打得流血呢!”
  我问:“婆婆为什么打她?”
  三妯娌说:“那天她的孩子在睡觉,婆婆要弯弯出去,她就不出去,说我孩子在睡觉呢。然后婆婆就开始骂她,说是把她这个小矮婆娘送到火车站摆(甩)掉!弯弯气不过,顶了几句嘴,婆婆顺手拿起一根棍子,朝着她的头使劲打她。婆婆从不照顾她孩子,孩子也不喜欢奶奶。”
  我问:“我在农村调查得知,现在很多是婆婆怕媳妇,而弯弯的婆婆打她,是不是因为她娘家也不在这里,婆家嫌她是外乡人,也没有人站出来给说话,为她撑腰,所以敢打骂欺负她 ?”
  几个妯娌点头:恩,我们有这种感觉。我家那四叔子开始对弯弯还可以,婆婆老在他面前挑拨,后来也打弯弯,弯弯个子很矮,我家那四叔个子蛮大,丈夫就把她的手捉着,用力打她。我们几个人拦都拦不住。弯弯挨打了以后她就哭,也不回娘家,因为娘家地方风俗习惯认为,女儿嫁出去以后再回去就丢人。弯弯的心蛮直,她宁愿把委屈憋在心里,自己一个人承受。湾里的人总拿她说事,教育自己的女儿,可别嫁到外面去了。
  我和弯弯的几个妯娌谈话时,弯弯就一直低头在哭。我问弯弯:“你娘家知道你在婆家的这些情况吗?”
  弯弯哭着说:“不知道,我怕娘家的人知道了难过,所以都瞒着家里。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妈就不同意我嫁过来,可是我已经怀孕了,不结婚回去了也很丢人。因为娘家住在贵州山里,那里人思想很封闭,家乡的风俗是姑娘出嫁的时候,娘家所有的亲戚都去送亲,女方那边去的人越多越觉得有面子,证明自己的家族兴旺,要是女孩未婚怀孕别人就会觉得很可耻,结婚的时候就没有人送她。我二妈的女儿就是生了孩子以后才结婚办喜宴的,当时我二妈家请别人去送亲,都没有人愿意去,二妈只好给每人50块钱请求亲戚送自己的女儿。我妈也说要过来看看,我总是说:我在这里很好,不要他们来,妈问我住的怎么样?我怕妈在家里怄气,只说自己在楼上住。后来妈在电话里问我女儿:你们住的是楼房还是平房?我女儿说:‘住在二楼。’妈又问:‘那厨房呢?’女儿说:‘妈在阳台上做饭,水从楼下提上来。’我妈一听在电话那边就哭了。我也很少回娘家,回去一趟路费就得700块钱,嫁过来后才回去过一次,还是从家里带方便面在路上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外来媳妇“弯弯”(2)
那天收工后,表婶邀请前来帮忙的人去她家吃晚饭,三个妯娌都去了,惟独“弯弯”没有去。无论表婶怎么劝说,她都说心里难过,想起那些事就要哭。
  我了解到:村里还有一个“弯弯”,丈夫出去打工后,隔壁小叔子想强占她,把墙打个洞,每天夜里从洞里钻到她家强占她,没办法,她只好出去打工,就这样,小叔子仍跑到她打工所在地继续骚扰她。
  该村一姓蒋农妇家有7个女儿,其中,6个女儿谈的都是外省对象,只有一个女儿是找本地郎的。找外省对象的那6个女儿,婚事都不顺利,其中有两个女儿没有谈成功;一个女儿结婚后男方的父母不承认;另一个女儿嫁到山西农村,男方家里很穷,吃的是红薯杂粮,生活也不习惯,结婚前两人感情还很好,结婚后两人老是吵架,现在这个女儿想回娘家居住;还有一个女儿嫁到广东农村,男方家里经济条件倒是不错,但公公婆婆有些瞧不起女儿,女儿在婆家里也没地位。而找本地郎的那个女儿则是父母省心、放心,俩人的婚事也很顺利。
  从访谈中得知,很多“弯弯”当年大胆冲破一切,自由恋爱,勇敢地走到一起,但嫁到婆家后,这些外来媳妇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饮食习惯不一样,很难被当地人接纳。“弯弯”回娘家的成本也高,有的回一趟娘家,路费、还有看父母和亲戚的费用要花费几千元,所以有的“弯弯”结婚多年不回娘家一次,有的回趟娘家花了几千元,还落个满脸泪。那些娘家在本地的媳妇,父母和女儿可以互相照应。而“弯弯”远嫁他乡,没有亲戚走,没处诉苦,受婆家人欺负后,也无处躲避,只有闷在心里,长此下去,大都心理负担重。村民们看到远嫁外地的女孩受伤害,都不愿意自己的姑娘远嫁外地,现在哪家要是娶回一个本地媳妇就感到很幸运。
  村妇联主任告诉我:她所在的村12年前只一个外省媳妇,还是从河南发饥荒讨饭过来的,那时全村人都感到很新奇。如今,在近几年新婚夫妇中,外来媳妇的比例占到30%左右,其中多半的外来媳妇婚后都后悔。
  “弯弯”称谓本身就带有地域歧视,外来媳妇融不进当地社会,是因为农村长期是一个熟人和半熟人社会,乡土社会对所有的外来人具有天生的警惕和拒绝。很多“弯弯”大胆冲破一切,自由恋爱,勇敢地走到一起,但嫁到婆家后,这些外来媳妇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饮食习惯不一样,很难被当地人接纳。外来媳妇“弯弯”融不进当地社会,是因为农村长期是一个熟人和半熟人社会,乡土社会对所有的外来人具有天生的警惕和拒绝。
  据国际卫生组织一项调查表明:通婚圈小的民族和较开放的民族相比较,前者各种遗传病的发病率比后者高215倍,血缘亲近的男女生的畸形儿的几率比通婚圈大的高150倍,婴儿的死亡几率也高3倍多。这些数据表明:血缘关系越远,种族后代越健壮优化,通婚圈越狭小,下代遗传病的机会增多,不利于优生。
  通婚圈的扩大本是时代进步的标志,扩大通婚圈可提高人类自身发展的生机和活力。现在在打工潮下,很多年轻人的婚姻组合形式是“外地媳妇本地郎”,今后跨省市的外来媳妇会越来越多,可是,传统乡土社会对外来媳妇的歧视,表明农村封闭观念和某些行为已不适应时代变迁。看来,外来媳妇“弯弯”现象确实应引起人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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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儿子光荣(1)
农民为什么偏重于生儿子?性别比失衡的总根子在父系血缘传继制,就是讲求子承父血,孩子统随父姓,非儿子不能传宗接代,没有儿子就是绝户头;农村续家谱、族谱、建祠堂,还有祖先崇拜、香火接续、祭祀仪式和节庆,都是以男性为核心来组织的,家庭财产分配和继承也是以男性为中心。如果没有儿子,就叫“断子绝孙”,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所以,生个儿子对女人来说,也成了一种荣耀。
  06年冬,我来到鄂西北与河南省交界的石村调查,村干部告诉我:他们村近年出生的男女孩性别比高达200:100,再过10年以后,说不定天下第一难的就是帮村里男子汉找媳妇!我笑道:找媳妇又不是种庄稼,哪能春种秋收?要是性别比都像你们村这样高,没有女孩你们上哪里去找呢?” 村干部笑着说:“现在不是改革开放吗?中国找不到,就到国外去引进呀!”
  村支书张发义介绍:该村总人口2871人,2004年全村出生29个孩子,其中女孩是11人,而二孩准生10个,其中9个男孩,只有一个女孩。2005年出生39人中,二孩准生15个,其中11个男孩,4个女孩。
  村干部找来几个村民与我们座谈,参加座谈的村民均认为,在农村,家里非得有男孩不可,没有男劳动力做农活,犁田打耙都困难。可据了解:该村大多数男劳动力外出打工了,在家种田的70%以上都是留守女人,显然,以农村缺乏男劳力而偏爱生儿子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询问:为什么二胎生男孩的比较多呢?是不是做了B超?村支书激烈否认,他说:村民做B超是不可能的。在场所有人也都异口同声地否认做B超,有的说,我们村里都生男孩,是因为这里水土好,很多村民家里都有一本“宫廷秘方”,上面画着一个表,表上记载有哪几个月受孕生的男孩多,哪几个月受孕生的女孩多,想怀孕就按表上说的受孕时间推算。上面还记着怎样用一根头发、一根针吊,哪个月受孕是男孩,哪个月受孕是女孩,很多妇女都会吊,吊的很准哦。我们请在场的妇女拿一本“宫廷秘方”看看,她们又都笑着答:“找不着了”。
  村妇联主任王金香说:村里性别比高主要是老人有“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和“撑门户”思想,认为生了男孩家族就兴旺些,有的老人担心没有儿子死了没有人扶灵,而妇女不生儿子在村里就没面子,也立不起来门头,村里骂人最凶狠的是“绝户头”、“绝种”和“断子绝孙”。有一户人家,婆婆姓杨,儿媳妇不孝敬老的,天天骂婆婆,婆婆急得坐在山坡上哭,一个70多岁的孤寡老头走过来对她说:“杨姑娘哟,你哭么事哟?我想有个儿媳妇来骂我就没有哦!”
  一个老年妇女说:“哪家娶媳妇不就是望个孙吗?没儿子,把香火断了,老人去世后连个端灵的人都没有,再说,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以前生那么多还不是都养大了。”
  座谈中,村民们普遍认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后”指的是男孩,生女孩則是“賠钱货”。村里世俗是“生男则喜,生女则戚”,村里妇女若第一胎是女孩,二胎又是女孩,主人家一般不办喜事,村里人见了面也都不说恭喜话,因为大家都认为是忧事,家里没人传宗接代呀!要是二胎生了个儿子,那则是大喜,满月宴办得比第一胎还隆重。儿子女儿在家族中的地位也有明显区别:尽管法律上明确规定儿子女儿都同样有继承权,但这个村实际上女儿没财产继承权,家庭中的所有财产都是儿子继承,女儿也不争,大家都习以为常。因为女儿不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村里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即把有女无儿的老人当五保户对待。
  在该村,只生女孩的妇女,会遭男人歧视甚至离婚。村里一个妇女生了两个女孩,男人搬出去住,还没离婚就在外又娶了个小老婆,生了个儿子,现在与大老婆离了婚,两个女儿都跟妈妈,女的没办法只好出去打工。村里还有一户人家,媳妇生了三个女孩,第四个引产下来的刚好是个男孩,丈夫不依不饶,硬是把媳妇离了,媳妇带着一个女儿被迫离开村,男的后来与带有一个儿子的嫂子结婚了。

生儿子光荣(2)
还有一农妇:她和丈夫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不生儿子不罢休,他们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多次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罚款。当村干部上门收缴第四个女儿超生罚款时,她弄了一包炸药抱在怀里,威胁村干部说:“你们谁敢进我的家门,我就与谁同归于尽。”家里因超生本来就穷偏又遭屋漏雨,先是14岁的大女儿得骨癌,为给女儿治病,她家背上沉重债务,接着丈夫外出跑运输又不慎撞车,不仅把别人撞成重伤,自己也被撞伤了。
  年轻村妇桂云红着眼睛说:“我自己生了第一个女孩后,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生了第二个女孩后,压力就很大,心理上自卑,感到在人前抬不起头,哪个社会不是母以子贵呢?我姐姐头胎是个女孩,二胎是个男孩,患先天性心脏病丢了,三胎又生了个女孩,公公婆婆生气,妯娌瞧不起,姐夫悲观,姐姐思想压力也大。怎么说呢,农村重男轻女太严重了,我生的都是女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将来怎么办?”
  29岁的董萍第一胎是女孩,已有5岁,现在她又怀有身孕。她说:“村里半条街就只有两个女孩,别看现在家里生个男孩高兴,以后娶不到媳妇就不高兴了。不过,现在也有人开始担忧了,担心将来儿子娶不上媳妇,打‘光荆条’怎么办?”
  由于重男轻女生育观影响和事实上的缺儿户少,这里的上门女婿很少,全村就两家“上门女婿”,这两家招婿上门的家庭处境都很艰难:
  五组的一户“招婿上门”的家庭目前是岳父母失悔(女婿脑溢血成半残废),女儿失悔(觉得自己在家招婿划不来,操心抚养并先后嫁了四个妹妹,现在还要养二老),女婿也失悔,老岳母、女儿、女婿只要谈起“女婿倒插门”就哭,见人就倒苦水。
  另一家倒插门的女婿是河南人,因家中弟兄5个,穷得娶不上媳妇,当上门女婿后总感到低人一等,天天在家里睡着不愿出来见人。女的觉得很委屈,也是见人就哭,两口子只要一吵嘴,男的就吵着要离婚回河南。本来他家已有一个男孩,男的还要求再生一个,村干部说:你家不符合计划生育条例,不能生。他就要挟村干部:“你们不让我生,我就搬回河南,不养她家老人。”
  在村里,做上门女婿是最没面子的,只有呆、穷、弟兄多娶不上媳妇的男人才肯倒插门,倒插门女婿结婚是不花钱的,有人形容说女方是白拣了头牛使唤,而且女方是户主,生下的孩子也随女方姓氏,上门女婿扮演的角色仅仅是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免费为女方提供精子而已,所以这里的上门女婿都感到自己受人歧视,甚至是低人一等。倒插门女婿在村里受歧视,使无儿户的惨境与有儿户的好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重男轻女观念,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有男孩,哪怕是个傻儿子也比坐堂女婿好。
  我问村民怎样看待现在国家对独生子女和女儿户实行养老的优惠政策?村民说:每个女儿户父母满60岁后每年每人照顾600元,这个政策在村里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但有人认为:政策再好也不如儿子好,只要有了儿子600元的养老费就可以挣回来,就能撑门户。
  有人预测:如果性别比例失调继续恶化,到2020年将有3000万~4000万婚育年龄男青年打光棍,到那时,多个男子争夺一个女子为妻的尖锐矛盾甚至恶性事件发生率将大幅度上升,许多终生找不到妻子的男子生活质量极度恶化,其行为与心理不正常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访谈完毕,我不禁抚案感叹:为什么人们一说起性别比就担心将来有几千万男人打光棍,而很少有人想到那些被溺杀女婴的生命权呢?难道人们对性别比问题的认识和治理非要经过切肤之痛后方能完全接受男女都一样的平等观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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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妖婆”(1)
农民历来是不喜欢张扬的,在温饱还未解决、人们成天为吃顿饱饭而奔波操劳的时候,女人的爱美情结往往会遭到人们的诟讥,若哪个女人爱梳妆打扮,衣服穿的鲜艳耀眼点,就会被人指责为“吊妖婆”。
  在农民眼里,“吊妖婆”绝对是个贬义词,既有卖弄风骚的意思,也有勾引男人的意思,尤其是对带有几分妖艳的女人,一些男人免不了会浮想联翩,而一些心存嫉妒的女人,总是嗤之以鼻,甚至用唾沫星子群起而攻之:“看她几会吊妖啊!简直就像个狐狸精!”
  我在胡村调查时,就听说了一个“吊妖婆”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姓柳,村里人都叫她“柳婆”。
  我问村里人为什么要叫她“柳婆”?男男女女都说不出原由来,只是说她最会“吊妖”。
  柳婆是村里年轻媳妇中第一个戴胸罩的人,按农村旧婚俗,新娘子结婚是不能穿短裤头和短内衣的,若穿了,就意味着婚姻走不到头。可杨令婆过门那天不仅穿着短裤头,而且竟还戴着胸罩,婆婆很忌讳这事,就在村里一帮婆婆中讲开了。那时候,很多农村人还不知道女人的胸罩是个么东西,一天,一个“傻吊”男人趁其不备,将柳婆晒在院子里的胸罩偷出去悬挂在湾子中央的一颗大树上,引来全湾男女老少驻足树下看希奇,人们笑着说:胸罩原来就是两个电灯泡呀!
  柳婆天生一个水蛇腰,走起路来腰肢就不住地扭动着,由此也招惹了村里好多男人的目光。有一年,她男人给包工头当砌工,辛苦一年到年关还拿不回工钱,她登门到包工头的家,当天就要回了男人的全部工钱。村里女人在背后议论说:嘿,她不就是会吊妖吗?肯定是去给老板灌迷魂汤了!
  柳婆是村里第一个擦脂抹粉打口红的女人,前些年,她只要上街赶集或出没人多的地方,身上总是香蓬蓬的,脸上也是擦得白白的,后来又到城里去纹了眉眼,还染了头发,那时候,村里人普遍认为化妆的女人就是“婊子”,就是去勾引男人。当人们第一次看到杨令婆抹口红的摸样时,简直就像看妖怪一样,有人说她嘴巴抹得像猴子屁股,有人背后干脆就叫她“红屁股”,也有人说她“看后面像十七八,看前面是母猪胯”(形容皮打皱),嘲讽她脸上都皮打皱了还臭爱美,甚至有人说“天打扮、地打扮,横看竖看都是个偷人的相”。
  柳婆还是村里第一个到老公打工地探亲的女人,头一回她去老公那里“吊妖”,在大风吹得稀里哗啦的时候,她还单衣薄衫地在老公的建筑工地上到处乱晃悠,结果当天就喷嚏连天,嗓子嘶哑、头晕发烧。这件事惹得村里女人一直当笑话讲:你看她几会在男人面前吊妖啊!
  柳婆又是村里第一个穿栽秧靴子下田栽秧的女人,她和别人一起下田栽秧,别的人弄的满身满脸泥巴,而她却干干净净就像没下田栽秧一样。村里男人都管胖女人叫“两吨半”,近年来,她怕自己长胖,一天只吃两顿饭,又吃起了减肥药,还说要去城里学健身舞呢?
  在胡村,人们只要谈起柳婆无不津津乐道,趣话多多。
  我去柳婆家时,她正和几个妇女坐在家里打麻将,我看到:她果真纹的是柳叶眉,染的是栗色发,耳朵上吊着两个硕大的金耳环,身穿时髦的兰色印花短衫,风姿绰约,已完全不像农村妇女的打扮了。她的家是一栋三间三层新楼房,厅屋地面铺的是白色地面砖,进门处放着一大溜拖鞋,来她家的人都得先换鞋才进屋,家具、冰箱、彩电、音响、皮沙发、空调一应俱全,家里也干净得几乎一尘不染。
  在场的一个中年妇人要我猜猜柳婆今年有多大岁数?我打量她的摸样猜测说:最大不会超过40岁吧?那妇人郎声笑将起来:“猜错了,她今年已经满49岁啦!”
  我问柳婆:“你真会打扮呀,听说你是村里最早化妆的,是吗?”
  她说:“是的。我到城里去,看到城里人瞧不起我们农村人,说我们黑、丑,说我们吃饭呼呼啦啦的,姿势也不好看,说话又粗鲁,我自己也觉得原来的穿着打扮太土气了,言行举止也走不出去,拿不出手,上不了桌面,我想哪怕是农村女人,走到厅堂上也要有一定的档次,女的在农村可以素面朝天,如果到城里去,不化妆是对人不礼貌的,人家也瞧不起,所以我也得学会化妆抹口红,要学点文明礼貌。我有这个认识,也还是从电视剧里了解的。” 我问她有没有戒指手镯?她说:“没有。农村女人一般是很少买戒指手镯的,如果买金银首饰,也大都是买耳环和项链,因为农村很多田里活都是手上活,戴戒指或手镯干活累赘。”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吊妖婆”(2)
我问她:“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追求时尚的?”
  她说:“我在娘家当姑娘时就爱打扮,无论什么衣服,只要穿在我身上,哪怕是一副普通的白色袖套,套在我胳臂上,大家都说好看,姑娘媳妇也会跟着学。我是1979年结婚的,当年的嫁妆是一个衣柜,两口木箱,两床被子,一个洗脸盆,一个脸盆架,一床蚊帐,两把农家椅子。嫁过来时婆家穷,结婚后我想用拜天地的磕头钱买一件衣服,婆婆说我:‘风过了,雨过了,你还买什么衣服?’我刚结婚时男人还是个现役军人,后来复员回村就跟着人家学砌匠,现在是个小包工头,随着家里经济收入的增加,现在每年我光买自己的衣服都在2000元以上,买化妆品和各种洗涤用品至少也在1500元左右。”
  我到她的卫生间察看,只见洗漱台上放的洗面奶、护肤霜,护肤精油、洗发水、护发素琳琅满目,而且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品牌商品。柳婆从卧室里拿出来一大盒护肤品给我看,说她侄女刚从广东寄回来的,她用其中的一种洗面奶洗脸觉得好光滑好舒服啊,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我拿过来一看:嘿,这些护肤品有几瓶是美国的玫琳凯,还有两瓶原产地是韩国的,没想到一个农妇竟也用上国际知名品牌了。
  我与柳婆开玩笑地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经常到老公的施工工地上去查岗呀?”
  柳婆也笑起来:“是呀,男人一年到头在外面不回家,有人不是说男人有钱就学坏吗?家食吃不上保不准哪天会去打野食的,世上哪有不占腥的猫?现在男人出门在外找小姐、包二奶的事不是常听说吗?我要是不经常去查岗,自己的男人也说不定会被别的女人勾跑了!”
  我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之后我与在柳婆家打麻将的另外几个妇人闲聊起“吊妖”话题,问她们是怎么看待女人的“吊妖”?
  几个妇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吊妖”呢,说起来是不大好听,也不是一般的女人都能吊得起来的,得有资本、有本事才行,会吊妖的女人都是人尖儿,首先身段要不胖不瘦,长相好,皮肤好,还要有口才、有心气,当下流行什么,就会跟着学什么,还要有德性,吊妖太轻浮了不好,太扭捏了不好,要是能吊足男人的胃口,又不遭人闲言碎语和惹来麻烦,那才叫本事呢。
  我扭过头问柳婆:“你这么爱美,怕不怕别人说你会吊妖?”
  柳婆说:“我才不管那些呢!我一不偷二不抢,花的都是自己的钱,我乐意‘吊’,我‘吊’得心安理得,我碍着谁了?”
  说的也是,爱美是普天下女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农村女人也不例外,哪个女人不爱美啊?其实对于女人而言,喜欢“吊妖”可能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只不过是像柳婆这样前卫的农村女人还不多见罢了。
  在胡村,说柳婆婆引领村里时尚一点也不过分,尽管有人在背地里贬损她,但女人们又都在暗中模仿她,最明显的变化是:村里女人们的穿着打扮一天天变得鲜亮起来了,有人做过简单统计:现在村里出门前描眉打口红的女人已有10%以上,还有不少妇女也像柳婆一样打扮的漂漂亮亮,不定期地到男人打工地方探亲了。
  从柳婆的“吊妖”上可以看出:爱美并不只是城市女性的专利,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妇女也开始像城市女性那样学会追求美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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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花香(1)
今夏我发现,街上卖栀子花的农妇比往年多了起来。无论是清晨还是夜晚,全城随处可见卖花农妇。我上前和几个卖花农妇攀谈,她们竟然都是钟寺村人。卖花农妇告诉我,在她们村几乎家家户户种栀子花,卖栀子花,每天清晨,搭乘早班车进城卖花的农妇就有几十人。
  在栀子花盛开的季节里,我慕名去探访这个村。
  山道弯弯,我沿着一条蜿蜒的通村公路向山里走去,随风便飘来一阵阵扑鼻的花香,只见路边、山坡边、田埂上、堰堤上,农户的房前屋后,漫山遍野都是盛开的栀子花。那一朵朵洁白的栀子花,镶嵌在碧玉般翠绿的树叶中,如繁星万点,银光闪闪,绿叶白花,甚是清新可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栀子花,那清郁的香气,沁人肺腑,令人陶醉。还有那数不清的红蜻蜓在栀子花丛中翩翩飞舞,更是景象迷人。我仿佛进入一个鸟语花香的世外桃园!
  行至山坡边,见一身材微胖、眉清目善的中年农妇正在山坡上摘花,便上前去与她搭讪。农妇告诉我,她叫包德秀,刚从街上卖花回来,现在采摘的栀子花,是准备下午进城去卖的。
  她说:村里姑娘媳妇婆婆都爱栀子花,头发上卡的,辫子上扎的,胸前挂的,衣领上吊的都是栀子花,晚上睡觉,枕头旁边也都放着栀子花。这里的土壤、气候特别适宜栽栀子花,所以家家户户都栽种,每到花季,满山遍野枝子花开,就连几里路外的行人都能闻到栀子花香。
  包德秀热情邀我上她家去做客。
  她的家坐落在半山腰,粉刷一新的三间平房被遮掩在树木花草中,屋后满山是直耸云天的松柏树,高大的柿子树,树冠蓬荫的樱桃树,门前也栽满了柿子树、桑葚树、樱桃树、石榴树和桃树,四周环绕的是栀子花树和美人蕉,密密匝匝的树和花构筑成一座绿红黄白的天然农家小院。
  包德秀堂屋里堆放着像小山似的栀子花,我俩边扎捆边聊天。
  她今年48岁,家有6口人,丈夫、女儿都在外打工,儿子和新过门的媳妇在开出租车,家里的7亩地全是她一个人操持,今年地里种的有稻谷、黄豆、芝麻、玉米和生姜,还养了一头母猪,6头商品猪。她每天都是起五更睡半夜,耕田打耙、栽秧割麦都是她一人做。她的老公在南京打工,一年的打工收入一万多元,而她在家里去年卖栀子花、卖樱桃、卖生姜、卖猪,加上田里的收入少说也有一万多元。
  包德秀说:栀子花很贱,清明节前剪枝插在地上,再贫瘠的土地只要有点墒就能成活,又不占地,堰塘边、田埂上、山坡边、门前屋后都可以栽种,而且只要插活了,就可开花几十年,不需肥料,不需管理,是无本生意,比种田还划算,唯一的就是卖花辛苦,一到卖花季节,摘花、扎花又要进城去卖花,她几乎睡不成觉,每天都是清早4点多钟起床,搭乘早班公共汽车进城卖花,卖完后再赶回来采摘、扎把,下午再进城去卖一趟,直到晚上10点多钟才能回来。卖花虽然辛苦,但一季下来,至少能收入一千多元。原来村里种花卖花的只有几家,现在发展到家家户户。因为种粮不值钱,湾里妇女除了种花卖外,还喜爱栽种些时鲜小水果,在她们村里,妇女们是春卖樱桃,夏卖栀子花,秋卖柿子,冬卖生姜,一年四季都有花果卖,大家都比着干,看哪个赚得钱多。现在村里庭院经济大大超过了农田经济,而且卖栀子花的妇女是从来不打麻将的,你想凑一桌打麻将的妇女一年也凑不齐。
  告别德秀,我继续前行。一路行来,我走在树林荫蓊之间,耳听山涧流水涓涓而下,发出细小的叮咚之声,我正要寻索它的来源时,峰回路转,拐近山坳里方发觉,一座农舍遮掩在绿树花丛之中。
  在农舍前的堰堤上,一大片栀子花竞相开放。一位皮肤黝黑、身材瘦弱的农妇正在栀子花丛中摘花,身旁不远处放着满满的几大萝筐栀子花。
  盼盼老远就亲热地喊了一声“婶婶”,采花农妇停下手中的活,拎着篓子钻出花丛。盼盼告诉我:她就是村里第一个种栀子花、栽花面积最多的###金老人的儿媳妇,叫肖诗英。
  肖诗英指着山冲里堰堤上和山坡边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栀子花向我介绍:“这些都是老公公生前栽种的。老公公去世后,都传给我了。栀子花也有大年小年,每年花季,我累得瘦脱了形,人就像死了一道样,可是眼睛一睁,满眼是花,到处是树,空气都带香味,晚上一阵阵凉风吹来,那香味常把我从梦中吹醒,又不觉得累了。我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女儿女婿都在城里做生意,也在城里买了房子,老伴常年在那里帮忙,女儿劝我不要卖花了,多次接我去城里住,但我舍不得离开老屋,舍不得丢弃这片栀子花,每到花季我都要回来,家里的责任田也没丢。我们这里到处都是绿色的,春有樱桃,夏有栀子花,秋有柿子,一年四季满山遍野都是花果,空气又新鲜,城里哪去找这好的环境?”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栀子花香(2)
走过一道又一道山,当我站在钟寺村与邻村交界的一座分水岭上时,放眼望去,山这边,苍松翠柏,鲜花盛开,果木参天,遮天蔽日,不远处田野中,一棵直径几人合抱的大柿子树,树冠蓬荫半亩地,湾里长者谁也说不清它的树龄,相传有几百年树龄。而山那边呢,树木都被砍光了,到处是裸露的石头,只有那一簇簇低矮的荆棘棵子零散地爬在山坡上,似乎在向人们诉说它的荒凉。
  同一座山两重天,我感叹不已:人既能创造环境,也能毁掉环境呀!
  从栀子花村采访归来,夜幕降临,街上的霓虹灯五彩缤纷,在十字街头的肯德基快餐店门前,我与几个卖花农妇聊天。
  头发花白的马继英是村里最早卖栀子花的妇女,她一边卖花一边与我聊天:她从小就爱栀子花,嫁到这个村的时候,家里很穷,5个孩子,就她和丈夫两人挣工分,刚开始在自留地的菜园里、在门前栽栀子花,那时候兴割资本主义尾巴,大队干部说她是资产阶级思想,要她拔掉,她顶不住就拔掉了一些,湾里年长的人就给她拨窍门,叫她只砍不拔,说根留着来年还可再发芽。后来政策开放了,她就放心地种栀子花了。刚开始她也是只种花不卖花,后来发现城里人都喜欢栀子花,就拎花到城里卖,再后来规模大了,儿子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一到卖花季节,丈夫和儿子在家里摘花、扎捆,她就在城里卖。在城内读书的两个小孙女,也喜欢跟着她卖花。城里人对小孩卖花特殊关照,卖花从来没人还价,小孙女从小就知道赚钱的艰辛,还学习了做生意的本领。她家卖栀子花一季收入3000多元,村里人看到她家卖花赚钱了,家家户户都跟着种。
  年轻媳妇张荣说:“我刚开始上街卖花还有点不好意思,总觉得很下贱,后来,脸面抹开了。可城里有的人还是把我们当过去的卖花女看待,以为我们是卖小钱的。有人说,你们卖栀子花能卖多少钱呀?也有人可怜我们,扔下一元钱就走,其实,我们已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卖花女了,他们不晓得,我一天至少能卖三五十元,多的可卖到一百多元,一个花季下来,要是卖得好,抵田里一年的收入呢!我们农村女人是很容易知足的,白天累一天,晚上回家数着一堆一元、五角、一角的零票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如果不卖花,一到晚上,还不都猫在家里睡觉?可现在,每天晚上,我在城里卖花,瞅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和买花人交谈,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看到满城的栀子花香心里蛮舒服,我卖花既开阔了眼界,又赚了钱,还卖出了好心情,你说说看,哪划算些呢?”
  告别卖栀子花的农妇,我浮想联翩:
  我喜欢栀子花。它虽没有名花的高贵艳丽,但它生长在百姓家,一尘不染,洁白无暇,朴实无华,它是平民的花。
  我更喜欢卖栀子花的农妇。她们就如同那一朵朵洁白无暇的栀子花,在贫瘠的土地上默默无闻,既不张扬,也不显山露水,但只要给一点阳光,就生根发芽开花,把美丽和清香送万家。
  爱花是女人的天性,正是这些卖栀子花的农妇们将普通的栀子花变成了商品,让栀子花既具有市场价值,还有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
  环境说到底就是“人境”,反观人类自身,自然界这个大地母亲,已被急功近利的人们砍伐得遍体鳞伤,在生态环境日渐恶化的今天,卖栀子花农妇们的种花和卖花行为,不是显得更为可贵吗?
  从卖花农妇淳朴而知足的笑脸上,我解读出:虽然她们目前还不是很富裕,但她们快乐地生活着,她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共生的环境,也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和谐世界。
  我相信,终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生态的价值,会返朴归真,会向往栀子花村这种鸟语花香的诗意般的栖居生活……。
  

飘逝的农村女红
在农村文化中最具女性特色的当属“女红”。
  过去的农村,几乎是家家纺线织布、户户做鞋做衣,妇女即便是下地干活,手上也总带着鞋底、袜垫,只要中途休息或歇工,她们分秒必争,纳鞋底,针线在她们手上绕飞。每天夜晚,女人们都是在煤油灯或豆油灯下纺线,纺车叽叽呀呀,直到深夜。一到腊月间,家里大人娃子都要添新衣新鞋,女人更是忙得睡不成觉,有的甚至熬通宵。
  从前,民间有句俗语:“要看家中妻,就看丈夫衣。”在农村人的眼里,女红是女人一生的看家本领,也是衡量女人是否能干、贤惠的重要标准。女孩子长大了,若不善缝补织绣,就有嫁不出去的可能。每到农历六月间,说了婆家但还未过门的农村姑娘,婆家都要接姑娘到婆家去过六月。这时,婆家就会扯几尺灯芯绒的鞋面布和白布,姑娘要在婆家裱一门板或两门板做鞋底的布壳子,然后带回去做成鞋子或鞋垫。姑娘送嫁妆时也都要把自己亲手做的拿手作品带过来给男方家的亲戚邻居们欣赏,手工特别巧的,还没过门,几双绣花鞋垫,就已被婆家人刮目相看了!女红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女红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中,行走在农村,几乎看不到做女红的妇女,纺线织布的没有了,自己做衣服的也没有了。老纺车、老织布机有的被当作柴禾烧了,幸存下来的也放到屋顶的顶棚上,或被城里人收购去做古董了;妇女纳鞋底的没有了,妇女用的针线篓、绕线板、绣花绷架、铜顶针等也几乎看不到甚至被抛弃了,只能偶尔看到一些绣鞋垫和做布面塑料底拖鞋的妇女。即使在农村,现在手工纳的布底鞋和绣花鞋已成为农村的稀罕物和奢侈品了,有的农村姑娘出嫁,也以母亲能陪嫁布底鞋、绣花鞋垫为时尚呢。
  我问农妇为何不做女红了,她们告之:一是算经济帐划不来,市场上便宜的鞋几块钱一双,又结实又耐用,而自己做一双布底鞋至少要3天时间,自己做衣服费工又不好看,还是买现成的划算,农闲时有的妇女宁愿天天在家打牌,也不愿做女红。二是有人认为,女红已经落伍了,谁再提起那孟姜女寒夜为夫缝棉衣,就土得掉渣。过去曾经是身价百倍的女红,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慢慢地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影子,不受注意地被极少数的农妇所留存下来。
  我寻访了两个目前还没放弃做女红的农妇:
  一个是43岁的农妇翠英,我去她家时她掀开床铺,将她精心做的女红搬出来我看,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已21岁,女儿18岁,儿女和丈夫都在外面打工,她一人留守在家。情感上很孤单、很寂寞,特别是冬天的农闲时间长,不知道怎么打发日子。原先,她也是和其他妇女一样成天打麻将,时间长了,打麻将也打腻了,觉得实在没什么意思,就想起了做女红。当年她出嫁时,妈妈给她陪嫁了22双布底鞋,60双鞋垫。这些都是她当姑娘时和妈妈一起做的,到如今儿女都长大快成家了她还没穿完,只要穿上这些鞋子和鞋垫她就想起了妈妈。她想到也应该像妈妈那样能够给一双儿女送点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于是,她准备给她那还未结婚的儿子和儿媳妇、女儿和女婿每人各绣30双鞋垫,做10双布底鞋。从去年冬天她就开始做,一个冬天就做了40多双鞋垫,她是越做越有劲,也越绣越高兴。她说:“我要把自己对儿女的情谊全部绣进鞋垫,让儿女终身带在身边。”
  另一个是40岁的爱兰。她人长得漂亮,会唱歌,还会做一手漂亮的女工活。我去她家时,她抱出一大堆自己做的鞋垫、布底鞋、拖鞋给我看,还非要我挑选几双做纪念。爱兰告诉我:她娘家兄弟姐妹7人,家里常常穷得揭不开锅,她上初中三年级那年,家里实在交不起元的学费,她只好辍学回家种地。那时农村不兴自己找婆家,18岁那年,同湾有一户家境比她家好,因她妈经常找这户人家借债度日,这家的婆婆就上门为儿子提亲,她妈碍着面子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这门亲事。她的婚姻完全是媒妁之言,老公老实本分,文化比她低,人才也远跟不上她,心眼还特小,总是担心怕她跑了,一家人都盯着她管着她。有一次,她随娘家几个嫂子一起到村麻将馆去玩,小心眼的老公知道后,赶去当众用拳头将她打得鼻青脸肿 。前不久,她到村里参加妇女动员大会,婆婆不准她去,说你又不是县长,去开什么会?她未听婆婆的话,坚持去开会了,为这事,婆婆几天不和她说话。幸亏她打小就从母亲那里学到一手好女红活,也爱唱歌,心里不舒坦时就一边唱歌一边做女红解解闷气。
  从翠英和爱兰的身上可以看出:女红是具有女性色彩的民间艺术文化,至今仍具有文化传承、亲情传递、陶冶性情的作用。
  可是,为什么现在的农村妇女逐渐远离了女红?
  女红“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家庭劳动社会化解放了农村女性,女人不会缝纫不要紧,因为已没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不会织毛衣也不要紧,因为有羊毛衫;不会缝被子更不要紧,因为有被套。现在农村人穿用的各类物品市场上应有尽有,且物美价廉。可是,人们在轻松的同时,人情味渐渐少了,人们也体会不到那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浓浓亲情了。
  女红“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女红的人工价值含量很难体现出来,市场没打开,也缺乏包装和市场培育,没有市场价值就很难激励妇女做女红。只有让女红成为旅游产品、艺术品,并具有市场价值,使其产生经济效益,并能成为农村妇女的一个致富门道,女红才能一代代延续下去。
  农村女红的飘逝,的确令人很遗憾。聊以庆幸的是,在农村,还有那么少数一些妇女,舍弃不下女红情怀,她们仍在自己动手做鞋子、绣鞋垫,只不过是丝线变成了毛线,辛劳变成了娱乐,生活必需品变成了一种自我消遣、传递亲情的艺术品。
  如果有更多热心女红的人来总结、提升中国的民间女红艺术,如果能像抢救京剧那样抢救女红,办抢救性的女红培训班,如果有人能按公司化经营方式来包装、培育女红市场,女红的现代回归就不是梦了。
  我想说的是: “女红”可以让女人回归做女人,留住了女红,便留住了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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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革命
长期在农村调查,很多时候都是吃住在农家,吃住我很快就习惯了,因为大多数农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生活条件也大为改观,但在农村,最让我不习惯的是上厕所,和我一起下乡的助手都是城里姑娘,提起上厕所就害怕。
  农村的厕所大都在野外,有的是用土坯或山上的碎石块垒砌的四面围墙式、有顶或无顶、只有一平方米多的建筑物。最简陋的厕所用玉米秆、芦席、破塑料等做围墙,屏蔽起来就只能将就着使用。农村厕所大都很低矮,有的甚至只能把屁股塞进去,头都抬不起来,很多厕所建得还不如牛栏。高档一点的砖混结构厕所,大多是多坑位的公共厕所,坑位之间有1米上下的隔档,用以遮挡人的隐私部位。每个坑位的长方形便坑下面,是深2米以上的粪坑,为的是可以积存更多的排泄物。
  与农家厕所打交道久之,深感如厕有诸多不便:夏天高温炎热,蛆爬满地叫人无法下脚,夜晚如厕蚊虫叮咬的满屁股都是疙瘩。有时上厕刚下蹲,苍蝇便向臀部群起而攻之,挥之不去,甚觉苦恼。冬天则寒风刺骨,屁股冻得冰凉。遇上风雨天,厕水四溢,如厕更是胆战心惊,稍不小心说不定就会滑进粪坑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如逢厕中无浮渣物泛起时,拉出的粪块坠入粪水中,其反冲力将粪水溅得屁股尽染,则更令人狼狈不堪。
  农村厕所大都没有门,里面外面的人能相互看见,看见了还可以打招呼甚至是聊天。有的厕所分男女,中间有一矮隔墙,有的厕所则就一个坑,男女都用一个厕所。人们在如厕时,必须先在厕所外面咳嗽一声,里面若是也回应一声咳嗽,证明有人占用,您就稍等片刻吧。也有粗心大意之人忘了咳嗽就擅自闯进厕所的,可农村人对此习以为常,无论男女都从容如厕,面无赧色。因为农民认为,男女在厕所相遇时,越是落落大方,便越是正经人。若是神色不定,东张西望,便会被当作流氓而嗤之以鼻。
  一次我在厕所里大解,就有一位男子大大方方地进入,我顿时臊得脸通红,赶紧拉紧衣服遮挡,好不尴尬!可那男人却不以为然,大方退出。
  还有与厕所相伴生的是乱倒垃圾问题。农村很少有定点集中倒垃圾的地方,各家各户随手乱倒,一到下雨天,粪便、垃圾、泥水四处横流。而到夏天,则粪便垃圾鸡刨狗抓、蚊蝇蛆虫滋生,那气味别就提有多难闻了。
  传统落后的农村厕所,既有碍观瞻,也严重影响着农村环境和农民的身体健康。
  考察农村厕所的变迁:
  历史上,农村妇女是不上外面茅厕的,只能在自己卧房内有盖的粪桶行事。粪桶在我的家乡叫“围子”,也有的叫“围桶”。因而农村娶亲,新娘的嫁妆中“围子”是必不可缺的,有钱人家嫁女,“围子”不仅做得很精致,刷上红油漆,还做一漂亮的“围子柜”,把围子置放柜中,平时锁上,待用时再打开。妇女早起第一件大事便是倒粪桶、涮洗粪桶。家中下辈妇女若不为上辈妇女倒粪桶会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孝。
  沿袭几千年的农村厕所,它的功能主要是专供男人排泄粪尿,供女人倒粪桶,同时也是各户种地储放农家肥粪之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知青下乡之时,卫生纸在农村还是稀罕之物,上厕者于附近处俯拾三五瓦片或砖片,或就近掐下几片阔叶类的植物叶,登厕后置于厕内踏板上,完毕后用来揩拭秽物。现在,妇女原来所用的粪桶“围子”在农村几乎已绝迹,农村厕所也不再是男人专用,而演变为男女通用,卫生纸也在农村普及,这无疑都是时代的进步。
  依我看来:农民改厕的最大阻力在于观念。
  “吃、睡、拉”三件事都是人生不能或缺的。吃五谷杂粮,人人都得拉屎撒尿,如今农村,“吃、睡”解决得较好,绝大多数农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许多农户翻盖了旧房或建起了楼房,惟独人们吃了五谷杂粮每天必去的那个厕所,却是多年变化不大的地方。
  农民手中有了点积蓄投资建楼房很大方,但却舍不得投资改厕所。问他(她)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厕所也改造一下时,很多人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农村吗,本来就不是干净的地方。再说家里还有很多地方要花钱,说什么也不会先把钱花在这上头。”
  农民不讲究厕所文明的习惯,也与农村的迷信思想有关。如:有的地方迷信厕所不能建在厨房的东面,否则家里人要生病;有的地方迷信若两小孩闹矛盾,要是哪家的小孩想压倒另一个小孩,就赶紧在那个孩子拉的屎上再拉上一堆屎,认为这样就能压住那个小孩将来不超过自己。还有的农村人信鬼神,要是家里出了什么不吉利的事,就认为是闹鬼了。而“压鬼”就是泼大粪,认为大粪可以压鬼辟邪。农村还有一句俗语:“要想发,屎当门。”过去若有哪家的牛在自家门口拉一大堆牛粪,或小孩子在自家门口拉一堆屎,主人家不仅不恼火,反倒认为是送财来了。
  再就是农民对大粪有一种特殊的“大粪情结”:很多农民特别是老年农民信奉“地靠粪养,苗靠粪长”、“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之类的农谚。在没发明化肥前,农民都认为人畜大粪是最好的肥料,所以,很多农家的厕所与猪圈连接在一起,人在上面“吐故”,猪在下面“纳新”,从而形成了一种“生物链”——人吃五谷杂粮,猪吃人的排泄物,庄稼吃人和猪的粪便。即使现在有了化肥,农妇也还是认为浇大粪种出来的蔬菜好吃,所以,她们将打农药施化肥的菜卖给城里人吃,而自己则吃农家肥种出来的菜。
  一日,我在村里与几户农民讨论农村改厕,大家都欢迎。一老妇告诉我,几日前,大雨过后她上厕所,滑倒在低矮厕所粪坑里2个多小时,若不是有人发现将她扯起来,她就死在厕所里了。所以改厕,她是举双手拥护。如今农村条件好的姑娘结婚,有的女方在嫁给男方以前,也必须看看男方家里有没有卫生厕所。
  谈及如何改厕?年轻人都希望厕所建在室内,说冬天上厕所不冷。妇女考虑的是改厕所,粪便不能像城市那样被冲走,不然就没粪种菜。农妇们建议能否为农村设计出几种既省钱又好看又科学,同时还能使粪便不冲走的厕所图纸,供农民选择。
  厕所虽小,但却反映了农村的文明程度。
  如果讲中国的城乡差别,可能最大的差别还是体现在厕所上。新农村建设,我以为农村厕所革命为文明之始。目前已有先进村落,率先发起改厕运动,填旧厕、建公厕,其他村落也纷纷仿效,这在我国农村厕所文明史上是个划时代的巨大进步。
  改厕是“破千年旧俗”的一场革命,如果农村革了厕所的命,把各家各户的厕所搞得干干净净,大路上不见粪便了,闻不到臭味了,村内环境卫生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就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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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潮下的“临时夫妻”(1)
随着打工潮的兴起,接踵而来的一个新问题是:打工虽然给农家带来了收入,改变了家庭经济贫穷面貌,但大多数打工家庭夫妇长期分居,家里孩子老人要照料,田地要耕种,很多家庭只好选择一人出去打工,一人留守在家,夫妻长期分居,如何解决孤男寡女精神上孤独寂寞、生理上的性饥渴和性心理得不到满足的问题?于是,在一些打工族家庭中悄悄出现另一种“临时夫妻”。
  这种“临时夫妻”的最大特点是不PK掉自己的配偶,而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不拆散原有家庭为道德底线,打工在外的男女或留守在家的男女与另一异性以“性伙伴”或者“临时夫妻”生活方式组建一个临时家庭,他们或暗或明的生活在一起,彼此互相照应,以此来填补由于夫妻长期分居所带来的感情生活和性需求的缺位,而当夫妻团聚时,“临时夫妻”即自行解体,男女双方仍与自己的配偶过夫妻生活。
  采访归来,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打工潮中出现的“临时夫妻”,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婚姻形态就像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令人迷乱困惑,人们不知道究竟是对还是错?
  依我看:“临时夫妻”当属一种“灰色婚姻”,它介于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在“应当”和“不应当”之间存在着的一种“合情不合法”的行为。
  饮食男女,性生活,是人的本能和生理心理需求。“临时夫妻”暂时填补夫妻长期分居状态下出现的夫妻生活需求的真空地带, 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乡民婚姻生态伦理道德开始呈现多样性、复杂性和现实性。
  我在P村与农妇们聊天时,她们告诉我: 在她们村里有一个湾子,很多人出去打工了,留守在家的男人和女人有的就走到一起了,这种风气在湾里相互影响、相互传染,以至这个湾里出现了好几对“临时夫妻”,所以,村里人都戏称这个湾叫“小香港”。
  这个湾里有一对“临时夫妻”,女主人公叫“梅”。
  一天,我访谈了梅。她40来岁,长得很标致,也许是长久没人和她聊天的缘故,我们初次见面,她的话就特别多。
  梅说:“我丈夫在汉口打工,家里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二儿子,小儿子。女儿当年考上大学,没钱供她读书,当时丈夫重男轻女,想牺牲姑娘,就不准女儿读书,丈夫动员女儿出去打工,我女儿自尊心强,嘴巴比我还会说,是刀子嘴,女儿在家抗议,一个星期不吃饭,绝食,天天在家哭,最后,我心软了,支持女儿出去读书。但女儿上大学期间,患了乳房多发性囊肿,手术费、药费花去1万多,二儿子也考上大学,小儿子上高中,家里只种了五亩多地,现在我家最缺的就是钱,村里人都说我的孩子有出息,名声好听,可我心里滴泪。”
  “我的三个孩子还在读小学时,因为经济负担重,丈夫就到武汉去打工一直到现在。丈夫出去打工,每年腊月二十几才回,初八就走了,其余的时间都不回来,丈夫是打经济算盘,回家一趟要花路费,要掉工,一趟要损失好几百块钱。丈夫在武汉建筑工地上打工,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建筑工地拉沙、拉砖、倒混凝土,今年,每个月是1100元的工资收入。我到他打工地去,看到他在工地上就像奴隶在跟奴隶主干活一样,身上穿得像乞丐,手粗糙得像锯子,脸晒得像非洲人,施工时包工头像吼百叉子(讨饭)似的。他每天干12个小时,天天晚上加班,住的是用三色塑料布在江堤上搭的棚子,夏天天气热,棚子里比外面温度还高,一个棚子有的住几十人,有的住一百多人,是铺挨着铺,丈夫过去总不准我去工地上看他,他是不想让我去看到他的狼狈相。丈夫今年春天狠心花280元买了个手机,结果用了300块钱的手机费,他心疼,用了半年,又250元将手机卖出去了。我去了以后,丈夫带我到旅社里去住,打工的只能住15元一晚的私人旅社,条件很差,望着男人在外打工,实在是造孽,回来后我大哭一场。”
  “我和丈夫结婚24年,总是离多聚少,夫妻生活加起来还没有人家一年过的多。丈夫常年在外,我一个妇道人家留守在家,儿女是我精神上的支柱,再苦再累我甘心情愿,但我最怕的是孤独,每天屋里走进走出就我一个人,心里总是空荡荡的,白天还好过点,一到晚上,房屋四周静的怕人,我独守着这大的空房子,睡不着觉,总是失眠,特别冬天夜长最难熬,有时头都睡扁了,越睡越新鲜,有时是睁着眼睛做梦,睡不着又不想起床。经济上我的压力也大,成天愁的是儿女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家我每天吃的菜就是白菜萝卜,一个月最多只买四元钱的豆腐或豆渣,我的衣服也都是姐妹们送的,我很悲观,总感到自己不如人,和姐妹走在一起觉得无脸见人。但我从小就爱美,出门总想光彩一点,我现在没项链、戒指,你猜我的耳环是多少钱买的?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四元钱买的。原来我也喜欢打牌,后来因为没钱打牌,村里其他女人都不和我玩,我也很少走人家,所以现在我很孤独很孤独。”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打工潮下的“临时夫妻”(2)
我问梅:“你有‘相好’吗?”
  梅没从正面回答我。她歪头思忖了一会说:“女人在家种田,最大的难处是挑不动草头和不会犁田耙田,这么多年,要是身边没一个帮手,说不定我会疯掉的。我也想过离婚,与儿女们商量过,儿子说:‘你只要离婚,我就打断你的腿!’女儿说:‘你要是离婚,我就与你断绝关系!’我也实在没办法,只好就这样凑合着过吧。哎,我不想说了。”
  而村里另一对“临时夫妻”中的女主人公桂花却生活得很自在。
  桂花的丈夫长期在外打工,她和村里一个男人相好多年,两人行影不离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村民们告诉我:桂花的“相好”小名叫狗剩,狗剩的媳妇在外打工多年,村里人说,论年龄,桂花比狗剩大,论人才,桂花人高马大,比狗剩原来的女人丑,论性格,桂花脾气暴烈,想不通狗剩咋迷上桂花,而且还死心塌地为桂花效劳?
  平时,狗剩帮桂花收割种地,累活重活全包了,狗剩对桂花的小孩特别好,公开说桂花的小家伙就是自己的小家伙,前些年,桂花的孩子上小学,上学放学都是狗剩接送,他没空去时还托付别人说“把我的小家伙接下”。
  桂花打麻将时,狗剩就守在旁边看,夏天把饭做好递到桂花手上,生怕她饿着,冬天把烘笼捂好送到手中,生怕她冻着,桂花想吃菱角,狗剩下堰塘为她采摘,一年四季新鲜水果只要一出来,赶紧买来送给她吃。一次,狗剩骑摩托车上街,在回来的路上,突然想起桂花想吃的一种面食忘了买,便半道折回城里买。狗剩对桂花的体贴甚至让湾里其他女人看着有些眼红,她们私下议论:就是自己的男人也没那么好啊。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狗剩吃住在桂花家,她婆婆也知道,但不敢说,因为她平常对婆婆也很孝敬。桂花在自己家里是她说了算,在丈夫族里她说话也算数,族里无论那家做红白喜事,都要与她商量。桂花在外打工的丈夫逢年过节从外面回来后,狗剩就回自己家里去住,她丈夫一走,狗剩就又住过来。桂花丈夫知道这个事后,很伤心很气恼,但不敢直接与桂花说,就找到她娘屋的亲哥哥,想叫桂花的哥哥劝说管教一下自己的妹妹,可桂花的哥哥什么话都没说,只劈头问了桂花丈夫一句话:“那个男人拆散你家庭没有?”
  几个农妇笑着对我说:“桂花可潇洒啦,外面有男人给她赚钱,屋里有男人给她干活,村里人人都晓得她和狗剩的事,但就是不敢说她,每届村委会换届,村民们还都推选她为村民代表。”
  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她们也说不清,只是说桂花就这独一个问题,其他么事都好,她为人好,又会做,又舍得,人情大,乐于帮助人,还讲义气,敢说公道话,敢打抱不平,别的女人不敢做的事她敢做,别的女人不敢说的话她敢说,无论叫她做么事她都能做好,所以村里的人都蛮喜欢她,就连狗剩媳妇的嫡亲妹妹也总是缠着她玩,但是谁要是惹翻了她,她天王老子都不怕。她对村里公共事业也很热心,村干部组织村民修路、整修堰塘,她买上酒菜,下厨做饭,让村干部在她家吃饭打麻将,她去组织湾里人出工,她说话能服众,大家也都听她的,而且她家里任何时候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这叫很多女人不能不佩服。
  我来到桂花的家,她家是三间普通平房,房屋很一般,但四周都是苍松翠柏,门前场地是水泥地坪,屋内的水泥地面也特别平整光滑,屋里陈设和其他农家也无异样,但所有房间到处都一尘不染,包括厨房和屋外的露天厕所里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桂花竟然叫狗剩来陪我聊天,这是我下乡调查几年从来没有遇见的奇遇,见到狗剩,我想笑又不敢笑,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只好用双手捂住嘴巴借口上厕所,躲进厕所内笑过一阵后,方才进屋与桂花和狗剩聊天。
  桂花说:“我是村里有名的‘刁蛋’,哪家受欺负,别人不敢吭声,我敢打抱不平。我的婆婆一生胆小怕事,隔壁的一个泼妇经常为点小事欺负她,有时候还找上门来破口大骂,婆婆总是忍气吞声。我嫁过来后,做新媳妇时忍了几天,后来当邻居又一次上门骂人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冲上前去教训邻居:‘你欺人太甚,老实告诉你,我可不是好惹的,你若再敢到我家撒泼骂人,我非把你的嘴打歪不可!’从此后,隔壁邻居再也不敢欺负我婆婆了。   村里一个流氓地痞,经常在村里偷鸡摸狗,欺压百姓,村里人谁都不敢吭声。有一次,他偷了我家的几只鸡,我决定好好教训他一顿,为大伙出口气。一天,我瞅见他坐在门前洗脚,我上前径直问他:‘你是不是偷了我家的鸡?’他说:‘是偷了,你敢把我怎么样?’我二话没说,上前去狠命煽了他两嘴巴。他气急了跳起来就和我拼命:‘你一个女人吃了豹子胆?竟敢打我?’我一头朝他的肚子上撞去:‘我不光敢打你,我还敢把你的###揪出来喂狗!’我打得他鼻青脸肿,自此后他再也不敢横行霸道了。”

打工潮下的“临时夫妻”(3)
桂花进厨房做饭时,狗剩就陪我聊天,吃罢饭后,狗剩就自觉地收拾碗筷,进厨房洗碗去了。
  桂花是农村打工潮中的一个特殊个案。桂花以她的大胆反叛行为,不仅挑战了男权,挑战了传统道德,甚至挑战了法律上的一夫一妻制!她确实是一个率性而为、个性张扬、敢于活出自我的另类女人。
  采访归来,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打工潮中出现的“临时夫妻”,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婚姻形态就像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令人迷乱困惑,人们不知道究竟是对还是错?
  依我看:“临时夫妻”当属一种“灰色婚姻”,它介于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在“应当”和“不应当”之间存在着的一种“合情不合法”的行为。
  饮食男女,性生活,是人的本能和生理心理需求。“临时夫妻”暂时填补夫妻长期分居状态下出现的夫妻生活需求的真空地带, 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乡民婚姻生态伦理道德开始呈现多样性、复杂性和现实性。
  虽然“临时夫妻”这种灰色婚姻形态刚刚开始浮出水面,目前还只是冰山一角,人们对此众说纷纭,可谓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政者见政,明者见明。但“临时夫妻”向社会透出的一种信息却不可小觑:打工族夫妻长期分居问题到该引起全社会关注和解决的时候了!
  在我的农村妇女生活状况调查中,我最感困惑的是随着打工潮的出现,反映在家庭婚恋生活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男耕女织家庭模式和生态婚姻受到挑战,首先是打工农民的夫妻分居问题。与现代化相伴的是城市化,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都有可能经过“男工女耕”这样一个过程:男人先转移到更优势的产业上去了,留守在家的女性填补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空缺,对这种过渡时期出现的婚姻家庭问题,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和解决,不可能把男人都拉回农村,比较积极和可行的办法是,流动人口输入地的城市要为以家庭为单位的非农转移提供条件,输出地的基层政府要特别要注重对妇女可行能力的培养,让有能力的家庭,夫妻双方甚至全家人都出去,让她们能够找到工作,也能立足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解决过渡时期的夫妻分居的问题,企业也应该每年给农民工固定的带薪探亲假和休假,同时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得了家。现在很多城市开始实行廉租房制度,二手房能不能够通过免税等积极措施来降低二手房的租金,使进城打工的农民夫妻团聚,让夫妻一起进城打工,有房子住,有工作做,这样,就不是单个的农民而是整个家庭转移到城市,而留在农村的家庭由于占有的资源增多了,就有条件来采取集约化、农场化的生产方式,男人也可以留在农村呀,这样,就不是以男女性别来分工,而是以产业来分工了,伴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国家的相关惠农政策措施到位,相信过渡时期打工夫妻分居问题可望能得到解决。
  

“破鞋”是怎样“炼”成的?(1)
在农村,通常人们将那些红杏出墙、与几个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女人统称为“破鞋”。
  我在Y村访谈到一个“破鞋”的故事,主人公叫“胡杏”(化名),村里人都叫她“杏”。
  村妇联主任告诉我:“杏40岁出头,人虽长得不是很漂亮,但特别爱打扮,家里穷得一塌糊涂,来几个客人连凳子都没有坐的,可是再没有钱,她也要买护肤品,把脸抹得光光的。胡杏的男人小名叫‘黑子’,六年前就外出打工了,杏在家里不知咋搞的,就和村里电工好上了。”
  “一天深夜,正在熟睡的我被一阵咚咚敲门声和叫喊声惊醒,仔细一听,原来是杏的老公公的声音,我赶紧穿衣起床打开大门,胡杏的公公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门前,我惊问出了什么事?杏的公公说:狗日的电工半夜又到杏的屋里,我已把她的门从外面锁上了,现在两人都堵在屋里,她的叔公公在把守着大门,我来喊你们村干部快跟我一起去捉奸。我一听,原来是要我去捉奸,感到很为难,觉得一个妇道人家半夜三更跑去捉奸有些不妥,就推辞说:这种事我不好去处理,你最好去找村书记。于是杏的公公就又赶紧跑去找村书记了。过了一会,杏的公公又跑到我家来说:‘村书记已答应去,但村书记说,妇联主任必须到场。’没办法,我只好去现场。”
  “我到现场时,只见湾的男男女女几乎全在那里,包括邻湾本族里的人也来了,杏的屋子已被五六十个手拿扦担、钉耙和锄头的男人们团团围住,而看热闹的女人们则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边小声议论着。这时,被围堵在屋内的电工想从厅屋大门出来已不可能了,于是掀开厨房上面几片瓦想钻出来逃走,电工从厨房顶上刚一露头,围在屋后的男人们就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不要脸的狗杂种你只要钻出来,我们就挖断你的头!电工吓得赶紧将头缩回去。这时,村支书在门口喊开了:电工,你是逃不出去的,赶快把门打开向大家认错吧!”
  “过了一会,电工从里面把门打开了,前来捉奸的人一下子涌进屋里,村支书和我也跟着进去了,我看到杏吓成一团蹭在屋角浑身像筛糠样发抖,电工也吓得脸发白地呆站在屋中央。杏的公公和叔公公呼令电工当众跪下,要电工当着村干部和大伙的面写下悔过保证书,电工按要求写下保证书,并当众认错,向前来捉奸的人保证今后再也不来找杏。杏的公公还是不答应,坚持要电工赔偿他4000元现金,电工说身上没带钱,杏的公公要电工打了个欠条,村书记也当众狠狠批评了电工和杏,这时,杏的公公和叔公公才答应放电工走人。”
  “电工在人们的臭骂声中走出大门,可是,谁也没想到,电工并没有走远,他就躲在不远处山坡的树林里,等前来捉奸的人都离开了现场,整个乡湾都静下来后,电工又返回杏的屋里,带着杏连夜出逃了。”
  “电工手无分文,带着杏连夜奔城里姐姐家借钱,告诉姐姐他出事了,必须逃走。姐姐将家里仅有的1500元现金给电工,这点钱是不够跑很远地方的,于是电工就与杏在附近一个集镇上租了一间屋子住下来。”
  “电工的妻子见电工一夜未归,早起到处寻找丈夫,很快便得知昨夜捉奸和丈夫与杏双双出逃的消息,电工妻子想到电工手中没有钱,他们肯定没走远,就发动亲戚四处寻找,大概半个月后,就找到他们租住的屋子,电工妻子又是哭又是闹,把杏狗血淋头大骂一通后,将电工拽回家了。丑事在当地败露后,杏在租的屋子里也住不下去了,手中没有钱,婆家又无脸回去,只好回到娘家。”
  “杏回到娘家后,便遭到父亲一顿痛打,父亲骂她把娘家的脸都给丢尽了,说恨不得一把将她摁倒水井里淹死。不过,娘家人骂归骂,最终还是让她住了下来。”
  “杏出逃后,她的公公将儿子从外地叫回家,黑子听说杏的事后坚决要离婚。杏的公公劝儿子忍口气去把杏接回家,黑子死活不答应,后来,杏的娘家奶奶去世,还是我去反复劝黑子无论如何要为两个伢着想,要不,你出去打工,两伢怎么办呢?黑子这才勉强答应以给死去奶奶赶礼的名义去杏的娘家接她回来。老丈人指着杏对黑子说:‘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把她接回去后,以后她要是再干这样的事,任你随便处置她,你就是打断她的腿,或把她打死,我们也不怪你。’就这样,杏跟着黑子回了家。几天后,黑子就又出去打工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也没有给家里寄过钱,听说是在外面又找了个女人。”

“破鞋”是怎样“炼”成的?(2)
“没过多久,她的老公公和叔公公就先后去世了,电工也出去打工了,后来,村里一个拣垃圾的老单身汉农忙时就去帮她犁田打耙挑草头,她就和老单身汉好上了。现在她真的是破罐子破摔了,只要她认为哪个男人给了她好处,她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方式报答。”
  听说村里所有人都瞧不起杏,唯独同湾一个绰号叫“怪物”的堂妯娌同情她,总是叹息她造孽。于是,我在湾里找到了她的堂妯娌。
  杏的堂妯娌个子瘦小,但说话嗓门很大,快言快语的。当她知道我的来意后,很爽快地说:“我这个人爱说直话,说话与别人不一样,所以湾里人叫我‘怪物’。我也是个女人,知道做女人的难处。杏的男人名字叫黑子,其实他人长得并不黑,米的高个子,人才比电工、比打鱼的、拣垃圾的都强。两人是上街赶集回来,中途遇雨在一个屋檐下躲雨认识的,是黑子先看上她的,回来后就托媒人到她的家里提亲,她娘家穷,父亲提出来要彩礼,后来黑子送去5000元彩礼才娶回她,但那笔彩礼钱父母拿去做弟弟娶亲的彩礼了,所以黑子总是说:杏是他花5000元买来的。两人的性格也不合,杏活泼些,喜欢热闹,黑子不爱说话,脾气倔,爱面子,大男子思想特别重,黑子只要看到她与其他的男人搭腔就骂,俩口子三天两头吵嘴打架。
  有一年腊月间,黑子做豆腐卖,向她要20元钱出去打麻将,她没答应,黑子当即把一挑子豆腐掀翻在地,又跑到厨房里撮了几锹灶灰倒在豆腐上,然后用脚狠命地踩,与她大吵起来,吵罢,黑子一气之下跑进屋里拿起农药瓶就喝,杏上前一把夺过药瓶。那个年,一家人都过得不舒坦,正月间,黑子就上北京打工去了。后来杏与电工出了那种事,回娘家,父亲打她骂她,回到婆家,黑子就在外间堂屋的地上铺一床被子,黑子一连几天宁愿睡在地上,也不与她同床,后来抛下她出去打工几年不回家,也不寄钱回来,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黑子就没有一点责任吗?说起来还不是女人的命苦!”
  围绕杏的话题,我和村妇联主任展开讨论。
  我问:“你怎么看待杏的堕落?”
  她说:“主要还是她的素质问题,是她太嘻皮了,平常爱与男人打情骂俏,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我问:“以前杏是不是这样的人?”
  她说:“以前她很单纯、很本分,从来没有听说过她乱搞的事,是后来才变坏的。”
  我问:“哪为什么后来变坏了呢?”
  她瞪大眼睛反问我对杏的看法。
  我说:“我对‘破鞋’这个词很反感,我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性称呼。自古来人们就是以贞操做为判断好女人与坏女人的标准,其实,贞操是男性对妇女身体提出的要求,女人失身就是‘失贞’,就说她是‘破鞋’,那么,‘破鞋’是谁制造出来的?”
  “我也不赞同用“捉奸”方法来解决涉及个人隐私权的问题。捉奸主要是采用羞辱手段,让过错方在“认罪书”上签定不平等协议,捉奸是损人不利己的低劣做法,表现的是人性中最丑陋、最恶毒的一面,文明社会不应该采取这种侮辱人格、激化矛盾的方式,图一时之快而造成毕生仇恨和悔恨。男女平等包括人格、心理上的平等。捉住又怎么样?对男人来说,如果不离婚,社会舆论就是男人戴绿帽子,是缩头王八,被舆论压迫,男人只好违心离婚;对女人来说,令她没面子,让她把丑陋、难堪和侮辱最大程度地写在自己的脸面上和心灵上,将人的尊严折杀贻尽,也等于把将她推到无可挽回的绝境之上。以我看,那次捉奸事件是促使杏堕落和滑向痛苦深渊的一个拐点。而她的公公和叔公公两个老单身汉那么积极地去捉奸,是在一种变态心理驱使下,通过羞辱胡杏来满足他们潜意识下的性饥渴和窥私欲。”
  “我认为杏是农村典型大男子主义的男权文化牺牲品。她缺钱、缺爱,很多普通的事情对她而言都变得非常艰难,常处孤立无援地步,当一个女人被男性肆意蹂躏时,女人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就会消失殆尽。我敢说,每一个被称为‘破鞋’的女人,她的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每一颗被男权制文化揉碎的女性灵魂中都浸透着女人的血与泪,一个女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尊严,以出卖肉体来换取生活来源,究其根源,还是底层妇女在男权社会中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委曲求全的生活选择。”
  “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味谴责杏,让她终生背负沉重的道德十字架。乡里出了类似丑事,社会舆论总是原谅男人说:‘世上哪有猫子不沾腥的?’而又都将鄙视和谴责的唾沫吐向妇女,说是妇女自己素质低劣、无力抵抗诱惑、易堕落,这实际上是‘女性邪恶论’在现实生活中的翻版。近年来,我先后到北欧去参加过学术研讨会,也到西欧参加过中欧论坛,瑞典、挪威、葡萄牙等国家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女子卖淫不违法,而男子嫖娼违法’。我不太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法律条文,欧州的女权主义学者和妇女运动领导人向我解释说:在这些国家,男人嫖娼被捉住,不仅罚款,还要到专门的机构去受教育。妇女靠出卖自己肉体来生活是不得已的,法律应该保护弱势群体。而我们有些地方却恰恰相反,社会舆论往往谴责被性侵害的妇女,甚至有的地方竟让卖淫女穿上黄衣服在大街上示众,而那些玩弄和消费女人的男人却心安理得安然无恙,这对女人公平吗?”
  村妇联主任觉得我说的有一定道理,她说,这些话她是第一次听到。
  当我一年后再度来到这个村时得知:“杏已经失踪快半年了,她的儿子初中毕业考上技校后,她将儿子送到学校报完名,给了儿子一个学期生活费后就离村出走了,她的儿女和村里所有人谁也不知道她的音信……。
  

面对“魔鬼”般丈夫:她该怎么办?(1)
她就像一个包容万物的容器,以宽大的胸怀承受着丈夫的一切折磨,甚至接纳了丈夫当作礼物送给她的性病,也宽容了丈夫曾经对她的背叛。如今,丈夫残废后仍继续往她屡屡受伤的心灵伤口上撒盐,她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道德选择:留下来伺候那个至今仍不悔改的负心汉吧,她的忍耐已到极限了,对她也太残酷了;出去打工吧,丈夫又无人照料,丈夫再大的错,如今已经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她该怎么办?
  我在Y村调查时,丽蓉(化名)的遭遇引起全村女人的同情,好多女人建议我见一见丽蓉,她们对我说:丽蓉人才好,人品好,人缘好,就是命不好,现在摊上个人见人怕的“魔鬼”丈夫。
  丽蓉几岁时就父母双亡,跟着哥嫂长大,哥嫂对她一直不好,只想早点把她嫁出去,18岁那年嫂子做主在村里随便找了个人就把她嫁出去了。结婚头两年家里穷,夫妻俩平淡地过日子。后来,她丈夫买了一个打井机在外面帮人打井,一年能赚两万块钱左右,男人就在外面偷着嫖女人,后来他到一个私人采石场当放炮工,又与矿上一个烧火做饭的女人同居了,他的所有收入全用在包养那个女人上了,丽蓉去劝说他,他就闹离婚。几月前他放炮时一眼哑炮当场爆炸,将他的头炸开了花,送医院抢救,两眼球被摘除,头上脸上缝了几百针,昏迷半个月才醒过来。丽蓉在医院精心照料他几个月,出院回家后,他自己完全成了个废人,吃饭拉屎拉尿都靠丽蓉照料,却瞎着眼睛经常摸着手机给那个女人打电话。丽蓉几次想喝药死,被人发现后没死成,想出去打工,男人又不让她走,男人每天只吃丽蓉做的饭,湾里人谁做饭送饭他都不吃。现在丽蓉见人就哭,眼泪都哭干了。村里女人都说:“这个男人太狠了,完全把她逼到绝路上去了”。
  听说丽蓉的遭遇后,我为她的不幸所震撼,想约见她,几次与她打电话,丽蓉在电话那头答应了,可是第二天又没见她来,我很失望。村里人安慰我说:她很爱面子,可能想到你是陌生人,不愿家里事被外人知道。
  见不着丽蓉,我有些遗憾地离开了这个村庄。
  又过了一个月,我再度来到Y村,终于见到了这个苦命女人。
  丽蓉40岁出头,高挑个头,双眼皮,大眼睛,瓜子脸,脑后扎着一束马尾辫,上身穿一枣红色棉袄,脸色憔悴。我们一见面,她还未开口就痛哭起来,我在旁边看着她哭,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丽蓉哭着断断续续地说:“农村俗话:家要败,出古怪。我活着真窝囊,我太苦了,别人都能望到天亮,就我望不到天亮。想到以后的日子,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呀!
  “我从小性格开朗活泼,成天笑哈哈的,湾里姑娘数我的笑声最响亮。哥嫂给我找对象时,我看不中,从心眼里不喜欢,但哥嫂坚持要我嫁给他,我做不了自己的主,谁叫我命苦,爹妈死得早呢!农村女人自古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嫁过来后,我想,只要丈夫是个忠诚人,可靠,能过日子就行。家里贫困,慢慢地奋斗,总有一天会翻身的。丈夫前些年总在屋里困着,后来做水果生意也没赚到钱,女儿想读书,家里没有钱,为了弟弟上学,只好出去打工。后来,他买了台旧打井车,出去打井,一年下来能赚上一两万元钱,头两年,他赚的钱还交给我,没想到后来他赚了钱就在外面嫖妓玩女人,他染上了性病,又传染给我,我觉得说出去丢人,闷着偷偷治疗,后来他又在外面养起了小老婆。开始我蒙在鼓里,婆婆知道后,瞒着我到采石场去苦苦劝他不要在外面瞎混,他不听,有一天,婆婆拉着我到他们经常买菜的集市口,要我站到男人的摩托车旁等他出来,没过多久,就看到他和那个女人一起买菜出来了,我一看就明白了,当时我并没有大声声张,只是走到那个女人跟前问她知不知道我是谁,那个女人看了我一眼就说:‘知道’。这时,他走过来质问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说完,骑着摩托车带着那个女人就走了。我想要他回心转意,就在采石场旁租了一间房子,要他搬来跟我一起住,他一进门就提出离婚。我当时觉得女人离婚后别人会说是自己的男人不要了,对自己的名声不好,再加上娘家的哥嫂对我不好,离婚后没人可依靠,所以没答应离婚。婆婆见用尽各种办法儿子也不回头,气得当面咒骂儿子说:‘你这样坏,干尽伤天害理的事,明儿总是被一炮轰炸死!’没想到他果真中了婆婆的咒语,几天后,一个哑炮真的差点要了他的命。

面对“魔鬼”般丈夫:她该怎么办?(2)
“他出事那天,我正在田里干活,听到他出事的消息,我跳起胯子就往医院里颠,在医院里,我看到他的头完全被炸得面目全非,整个就是个血人,我放声痛哭。当时他的脸和整个头肿得像个胖头鱼似的,所有的人都害怕,不敢靠近他。可我不感觉到半点怕,一点点为他擦净脸上的血,每天为他擦几遍澡,他大小便失禁,我天天为他擦屎擦尿,他的两个眼珠在送去医院抢救时就被摘除了,头上炸出了一个大窟窿,脸上也缝了一百多针,昏迷了十多天才醒过来,我日夜守护着他,两星期没眨眼睛皮,可他醒过来后,张口就骂我,从不说半句对不起我的话。我知道,他大脑受严重震荡,脾气暴躁,痛得难受,这些我都忍了。
  “现在,他完全残废了,我最大的压力是种田没靠山了,秋收时,在三四十度高温下,我一个人在田里割谷,我痛哭一场,我的男人还活着,可我比那孤儿寡母命还惨啊!我一边割谷一边哭,在谷地里干到天黑。
  “他如今就是这个样子,我也没嫌弃他,一个女人,认命!可我一个人过忙月,还要服侍这样一个残疾人,一日三餐,湾里其他任何人做的饭端来,他都不吃,只吃我做的饭,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他说:如果他吃了别人做的饭,担心我就不会回来给他做饭了。他现在自己接受不了自己,整天抱怨我,尽说我的瞎话。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忙完田里活回屋里做好饭,将饭送到他手里,有时候他还不吃,我每天为他端屎端尿,他心里还牵挂着那个女人,还经常瞎着个眼睛摸着手机给那个女人打电话,到如今他还一心想着那个女人,我的心都碎了,我这是遭哪个孽呀,是上辈子欠他的?我说他两句,他就以绝食威胁我,我实在受不了,觉得活着不如死,几次打开农药瓶想一口喝光了结此生,可一想到我的儿子、女儿,他们的爸已成这样了,再失去了妈,他们不就成了孤儿吗?想到这,我又放下农药瓶,为儿子,我也要活着,要撑着这个家!
  “但我实在是太苦、太累、精神压力太大了! 在我心里最苦的时候,我想逃避一下这痛苦的现实,想到广东去打工,我打电话给在广东打工的女儿说:妈实在是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妈要闷死、困死的,妈想出来散散心,哪怕是一天也好啊!我在电话里这头哭,女儿在电话那头哭。女儿说:妈,你先不要来,我回来再商量!
  “女儿请假专程赶回来,我和女儿、儿子三人心平气和地反复商量,我说:我出去,不是为了摆脱这个家,而是家里现实情况我实在呆不下去,40多岁女人,我已种不动田了,你爸又不体谅我的苦处,我想出去找份轻点的工作,散散心。
  “女儿和儿子说:你要走了,照顾爸和种田重担就都落在爷爷奶奶身上了,他们也都老了,更做不动了。儿女都希望我不走,我抱着儿子痛哭起来:儿呀,你可一定要好好读书呀,妈是为你而活着,而撑着这个家的!
  “儿子哭着说:“妈,我们一天一天往前过吧,以后我报答您!”
  说到这里,丽蓉对着我又号啕大哭起来:“我不想提起家里的心酸事,这就是我不想来见你的原因,我太难受了,世上再没有比我更苦的人了!你是来调查我们妇女的,你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
  望着眼前这个不幸女人, 我觉得她就像一个包容万物的容器,她以宽大的心怀接纳着丈夫的一切折磨,甚至包括接纳了丈夫当作礼物送给她的性病,也宽容了丈夫曾对她的背叛,但如今,丈夫残废后仍继续往她屡屡受伤的心灵伤口上撒盐,劝她留下来伺候那个至今仍不悔改的负心汉吧,她的忍耐已到极限了,对她也太残酷了;劝她出去打工吧,她的残废丈夫无人照料,他再大的错,如今也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啊!
  丽蓉抛给了我一个无法回答的两难选择题,我第一次语无伦次了!
  我把这个两难选择题抛出来,请大家帮丽蓉出出主意:她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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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的乡村爱情童话(1)
在城里,经常闯入我耳帘的是一些什么“一夜情”“闪婚”呀之类的故事,在如今宽松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性观念日夜开放,众多男女勇于鸳鸯试水,有一则笑话描写当今的“一周关系”:周一甜言蜜语,周二表达爱意,周三牵手,周四同居,周五疏远,周六分手,周日开始新对象的寻觅。
  而在在叶村,我听说了一个男子汉痴心守望心爱女人几十年,并立誓终生不娶的一个真实爱情故事。故事地点发生学堂湾里,女主人公叫“翠”(化名),男主人公是她的丈夫和邻家大哥。
  村民们告诉我:翠今年50岁,中等个,椭圆鸭蛋脸,大眼睛,腮边两浅酒窝,说话声音很脆很亮,很逗人喜欢。翠的丈夫叫“克勤”(化名),51岁,小个头,瘦长脸,言语不多,但忠厚老实、心地善良,只知道做事,从来没有闲过。邻家大哥小名叫“海狗”(化名),52岁,人长得高大英俊,很精干,曾当过多年的生产队长和村干部。
  翠小时候是个苦命孤女。刚记事那年,翠的父母就先后去世,她和哥哥弟弟跟着表哥表嫂过,依靠生产队的照顾和乡邻们的帮衬,翠一天天长大,尽管日子过的很苦很艰难,但翠却如清水芙蓉般的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十六岁那年,还是农村大集体时,村里的建筑队承接了邻村修建村小学的活,翠帮建筑队烧火做饭。一天下午,她坐在伙房里往灶堂里添柴烧火时,建筑队的包工头从外面溜进来,一把将翠按倒在灶门前的柴草堆上将她强暴了,孤苦伶仃的翠吓得不敢吭声,后来,翠遭强奸的事被人发觉,表哥表嫂把她接回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还比较封闭,人们的封建思想也很重,像翠这样被强暴过的农村姑娘是不好找婆家的,所以,翠一直到26岁那年,表哥表嫂才请媒人说到一们亲事,翠的未婚对象是邻村的复员退伍军人克勤。
  克勤兄弟姐妹7个,他是老大,家里只有三间土砖屋,家里很穷。克勤回来说亲时候怕家里条件不好难找媳妇,怀里揣着复员证,但对外却仍说是在部队当兵。那个年代农村姑娘都时兴找当兵的,翠以能找到个“兵哥哥”为荣耀,克勤也为能找到翠这样一个漂亮能干的姑娘而高兴,克勤定好了娶亲日期。到翠出嫁那天,在娶亲路上,一个嘴长的小伙子告诉克勤翠曾被人强暴过,走在娶亲半路上的克勤,思想上一时怎么也接受不了娶回的一个不是处女,而是遭人强奸的女人,在农村,男人最怕的是戴上绿帽子当王八头,克勤反悔了,他叫娶亲的人随他一起掉转头回村去了。而翠那边呢,送亲队伍已经准备出发了,得知娶亲队伍半路返回了,送亲的人只好一个个离去。在农村,姑娘出嫁新郎和娶亲队伍半路折回的事是极少见的,湾里的人议论纷纷,表哥表嫂也觉得翠丢尽了他们的面子,讥讽责骂无辜的翠。
  克勤回来后左思右想,老母亲也从中劝说,他终于战胜了自己,几天后又上门向翠赔礼道歉,另选佳期娶回了翠。但此事伤了翠的自尊,在翠的心中留下难以抹平的创伤。
  翠嫁过来后,虽然婆婆视她为宝贝,但翠仍一直闷闷不乐。
  隔壁大哥是个生产队长,前几年父母也都因病相继去世,留下他和四个弟弟。大哥知道翠是个孤儿,也知道翠受过伤害,很同情翠,所以在生产队派活上,处处关照翠,时间久了,大哥从心里爱上了翠,大胆地追求翠,大哥的真心也感动了翠,终于有一天,翠越过道德防线与大哥发生了性关系。
  湾里人都知道翠和大哥好上了,好心人提醒克勤,甚至有人直言告诉他翠和大哥偷情之事。
  克勤说:“你们说的我都不信,反正我没看到,就是真有那么回事,翠是我的媳妇,我还是照样对她好。”
  克勤果然如此,他对翠从来不提大哥的事,晚上甚至把洗脚水端到翠的身边,冬天,也尽量怕堰塘水冰,不让翠去堰塘洗菜捶衣裳,这些在农村由女人干的活他也包了。
  就这样过了几年,丈夫的真诚和忠厚,还有丈夫的博大胸怀深深感动了翠,加之孩子渐渐长大开始懂事了,终于有一天,翠下决心结束与大哥的这段私情。
  翠说到做到,无论大哥怎样求情,翠毫不动心。

翠的乡村爱情童话(2)
大哥气愤之下,拿起菜刀就要与翠拼命,翠吓得躲到外村一个多月不敢回来。
  村书记村主任上门做工作,村干部也轮番做大哥的工作,后来,翠跪在大哥面前,求他不要这样,再这样,翠就死在大哥面前。
  大哥终于让步了。从此,翠和大哥断绝了来往。两人虽然住隔壁,但从不说一句话,翠也从来不看大哥一眼。
  大哥长得一表人才,他先后担任过生产队长、村民组长和村委会副主任,村里很多人关心大哥的婚事,也有很多姑娘愿意嫁给他,说亲的人接二连三上门,大哥不为所动,一概拒绝。
  一次,说亲人托村妇联主任出面做工作,姑娘和她妈都来到村里,在说亲人家里等着他来相亲,村妇联主任好说歹说,连拉带劝地把大哥拉去相亲,谁知,到了说亲人的家里,姑娘就坐在堂屋里,大哥看都不看她一眼,径直走进里屋晃了一下就走出门来,对妇联主任说:“我们没缘分。”姑娘的妈一看就明白了,当时就带着姑娘走了。
  从此后,村里人再不给大哥做媒了。
  长兄如父。大哥失去了翠,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四个弟弟身上。大哥先后是帮大弟、二弟、三弟成了家。三弟婚后数年未生孩子,村里有一单身汉在外面捡回一丢弃女婴,大哥前去好说歹话,给单身汉五百元钱,将弃婴抱回给三弟和三弟媳做养女,而养女的牛奶、衣服都由大哥包了。四弟做人家的上门女婿后,大哥又四处托人为幺弟说亲,幺弟在部队,缝年过节,大哥将送给未过门弟媳的礼品买好,安排大弟媳送礼上门,当地农村有一习俗:婆家每年要接未过门媳妇来婆家过阴历六月,大哥也安排大弟媳去接幺弟对象来过六月,直到幺弟结婚。
  这些年,打工潮起,村里很多男人都出去打工赚钱。大哥也心动,但出去打工几个月又回村,而且以后就再也没出远门打工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大哥至今已52岁,仍未娶亲。大哥和翠两家人也相安无事。
  我听说了翠的故事后,很感动,06年的一个冬日,我来到翠所在的学堂湾,提及过去岁月,翠说:“过去我是要多苦有多苦,眼泪都快哭干了。我常对儿媳妇说:门前那口塘里的水,都是我哭出来的眼泪水。现在好啦,儿女都在外打工,娃他爸忙时在家种田,农闲出去打工,家里也不用愁钱了。”
  我和翠拉家常时,隔壁的大哥出来了,妇联主任起身与大哥打招呼,于是我告别翠,来到大哥家。大哥家里很简朴,堂屋墙边一溜排整整齐齐地靠着十几把农家椅,椅子的背面都向墙壁靠着,大哥打下靠椅招呼我们坐下。
  大哥身高约一米八,身材魁梧,五官轮廓分明,很像电影中的硬汉。我和大哥站在猪圈旁聊天,这时,翠从家里出来倒垃圾,我留意到:大哥虽面对着我,但眼睛的余光却始终追随着翠,直到翠进屋里去,大哥看翠的眼神里是慈爱,是爱恋。我感觉到,大哥心里还是丢不下翠,尽管他和翠已多年未说一句话,但他十几年来就这样守着翠,可能对大哥来说,只要每天能看上一眼翠就行了。
  我几次去翠的家都未见到她的丈夫克勤,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不久前,我再次来到翠的湾时,终于见到了克勤。我去那天,克勤正在砌猪圈,猪圈建得很大,已经快完工了。克勤的个头不高,约莫一米六五左右,脸盘瘦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似的,双手满是泥浆,他憨厚地笑着告诉我:翠带着孙子走人家去了,孙子过周岁后,儿媳妇就又出去打工了,他怕翠一人在家忙不过来,所以今年他就没有出去打工,他接种了别人抛荒的一些田,共种了十几亩地,今年地里收入一万多元,还想打猪圈养几头猪,这样,他的收入就不比在外打工差多少,他也可以安心和翠在家过日子了。
  回来后,这个故事一直环绕在我脑海中久久不能抹去,没想到,农村现在竟还有这样纯情的人,翠身旁的这两个男人都很伟大,翠的丈夫以宽大的胸怀包容了翠,用真诚的爱感化了翠,最后也终于赢得了翠。而翠下决心断绝与大哥的婚外恋情,大哥到如今即使和翠十几年未说一句话,仍对翠一往情深,终身守望着她,这种痴情真是人间少有,大哥简直称得上是天下第一情圣!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活人是完美无缺的,每个人都会有过失,翠和丈夫、和邻家大哥,他们之间都有过互相伤害,但他们都爱过,正是这种爱,才使他们最终能在对他人的有意无意伤害中逐步走向成熟,几个淳朴的农民用几十年的真情演绎出这样一个近似童话的爱情故事,但大哥一生不娶,至今仍孤伶伶地一人生活着,请网友给大哥出出招:他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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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家女人与农妇的“面子”
在Q村,村支书向我介绍:现在最令村干部头疼的是村里留守妇女打麻将成风问题,有人形容妇女打麻将:“娃子在屋里哭哭笑笑、牛儿在山上乱蹦乱跳、喂的猪子上了灶。” 有一家女的只顾打牌,儿子淹死了还不知道。有的妇女打麻将是越打越穷,越穷越打。可是在他们村,当很多妇女沉迷于麻将桌的时候,也有几个湾的妇女不打麻将,这几个湾中又首推史家湾,史家湾里的妇女基本都不打麻将,包括新媳妇也都下地干活,而在这些妇女之中,又数梅家的女人最勤劳,最能吃苦。
  我请村支书带我去见梅家女人,我们到达梅家时已是下午一点多,梅家正在吃午饭,我们坐在门前的院子里等了片刻,梅家的男主人、女主人和暑期回家的两个女儿一起走了出来。
  我今天要见的女主人,叫周传芹,她1959年生 ,可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四十几岁的人。人显得很苍老,皮肤黝黑,脸上满是皱纹,弯腰驼背,倒是男主人看上去比女主人至少要小十来岁。
  听说我的来意后,男主人梅以国说: “我们两口子都是初中文化,两个女伢和一个儿子都在读大学,家有三个伢读书,真的是承担不起啊!当年我家大女伢考试差几分进市重点中学,我拿了准备做房子的9800元让她去读重点高中,有的亲戚不赞成,当面对我讲:世上只有挑着箩筐借米的,哪有挑着箩筐借书的?我想,农家女读了书,将来就是打工也打的是高级工,不干体力活了,家里再困难,也要让姑娘上重点中学。我的大女伢很争气,后来考上了山东一所重点大学。农村人,只能靠勤劳致富,我们夫妻俩每年赚的钱差不多,我一年到头在外打短工、做砌工,就只过忙月时在家忙活几天,家里农活全是我女人干,她喂牛、喂猪、种田、种蒜,好多时候天黑了我回来屋门上都是一把锁,她夜晚九、十点钟摸黑还在地里干活。”
  梅家女人周传芹说 :我家男人是个孤儿,湾里就我们一家姓梅的,男人一年360天至少有310天在外做工,家里犁田打耙的活都是我的。吉阳大蒜很有名,整个湾里,家家户户都种蒜。种大蒜比种水稻收入高,一亩田的大蒜能卖到一千多元,好点能卖两千多元。钱虽多点,但比种水稻辛苦多了,剥蒜、种蒜、锄草、打药,抽蒜薹时最累,白天抽蒜薹,晚上绑,第二天清早去卖,种蒜人家根本没时间玩。
  梅家的小女儿说:“我父母太辛苦了,我爸在外打工,家里农活90%都是我妈干的,我妈以前身高1米65,可现在你们看看:我妈还有多高?背都驼成啥样了,腰也伸不直了,都是累的。看到妈为我们吃这多的苦,有时候我就不想读了,可妈总是对我说:村里不读书的女伢出外打工,年龄小,没文化,上当受骗的多,有两个女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出去打工,走失8年了至今找不着,女伢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我们上大学就是要为父母争口气!” 梅女说着说着就哭了。
  梅家女人说:“我的三个女伢说‘不读书是个残废’,大人只有尽最大努力勤扒苦做。大人的行为是具有带动性的,别湾的伢就野些,爱玩,我们湾的伢就比着学,互相促进。”
  在史家湾东头一个小卖部门前,我和几位在那里休闲的村民拉起家常,谈起梅家女人,男人和女人的看法很不一样:
  一位年轻汉子说:“村里很多男人羡慕梅家女人,说那梅家真划得来,娶了个这么个能干勤劳的女人,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
  另一位年岁稍大的汉子:“村里的男人都羡慕梅家女人,男人说自己的媳妇时总爱拿梅家女人打比:‘你看,人家梅家女人多能干、多勤快、多能吃苦!’可是梅家女人的丈夫与她一起上街时,怕别人说她比自己老、比自己丑,就不敢承认她是自己的媳妇,而说她是自己的邻居。”
  一个妇女说:“对于那梅家女人,村里女的都不羡慕她,说她太累了,太受罪了,不合算。湾里女人都叹息梅家女人,说她累弯了腰,累驼了背,看起来比男人要老十几岁,走出去男人没脸面。”
  另一个妇女说:“梅家女人虽然辛苦,但她的三个女伢都上了名牌大学,村里女人内心还是佩服她的,她走出去还是有面子的。”
  梅家女人为了孩子读书,累弯了腰,累驼了背,村里男人们都羡慕梅家女人,说那梅家真划得来,娶了个这么个能干勤劳的女人,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可村里女人们都不羡慕她,说她太累了,太受罪了,不合算;而她的丈夫却认为她苍老,觉得丢了他的“面子”,走在大街上说妻子是自己的邻居。到底梅家女人是有面子还是没有面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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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泪
如果说农村妇女是弱势群体,那么单亲母亲就是弱势中的弱势了。
  胜芳的丈夫去世后,婆家人说她命硬,克子又克夫,是扫帚星,她的田想租给别人种,湾里没有一个人敢种,说是谁家要是种了她的田,谁家也会死人的。她还年轻,唯一的指望是孩子好好学习将来能靠上大学,结果连这个希望的也破灭了,她死守着那点抚恤金,能熬多久?
  G市妇联发起了一个关爱单亲母亲的“手拉手爱心活动”,该市的几位妇女养猪能手率先资助了13位特困单亲母亲每人一头小母猪和500斤饲料,想帮助她们学习养猪技术,逐步脱贫走上致富道路。
  在捐赠大会上,我看到当天来到现场的有12个单亲母亲,主持人告诉我缺席的是一位残疾单亲母亲。在进行养猪技术讲座时,这些单亲母亲都安排坐在会场第一排,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单亲母亲一直低着头在抹眼泪,上台领取爱心卡时,她在哭,现场领取小猪和饲料时,她也在哭,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位一直流眼泪的单亲母亲叫胜芳,家住黎树村6组。
  后来,当我想调查单亲母亲的生活现状时,首先想起了她。
  一个月后,我专程来到了黎树村6组,当我好不容易找到胜芳的家时,只见门上一把锁。湾里人告诉我,胜芳很少在村里住,丈夫去世后,她在城关租了间房子,平常就在那里照看儿子读书,很多时候就住在她妹妹家里。
  经打听,那天胜芳就在她妹妹家。
  我赶往那里,终于找到她,一见面未曾说话胜芳就哭了,她哭得很悲伤,哭得我的心酸酸的,直想流泪,也不好说什么,只好静静地听她哭,等她渐渐冷静下来后,才慢慢地向我诉说。
  她流着眼泪说:“我今年38岁,小学文化,先是10岁的大儿子患白血病死亡,两年前丈夫在唐山电厂打工,也因工伤去世。厂里赔付了6万多元抚恤金,我想着丈夫活在世上没享受到什么,生前想买个手机一直舍不得,死后我想帮丈夫实现这个愿望,花一千多块钱给他买了一个新手机随葬,丈夫的丧事办得很隆重,花了一万多元,丧事办完后,婆家的人对我说,抚恤金中有2万是给父母的抚恤养老金,只给我2000元,剩下的钱都存在我小儿子的名下,但公婆和大伯嫂子怕我拿钱后改嫁,所以存折的密码是公婆设的,我手里虽然有存折却取不出来钱。”
  “丈夫去世后,婆家人说我命硬,克子又克夫,是扫帚星,婆婆骂的脏话丑话臭得像狗屎,棍子都挑不起来,湾里人也都瞧不起我,我的田想租给别人种,没有一个人敢种,说是谁家要是种了我的田,谁家也会像我家一样要死人的。更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小儿子也跟着我受欺负,一次他在湾里玩耍,不小心把一户人家新倒的水泥板踩了一脚,那家的人张口就骂我儿子是‘有娘养,没老子教’的混帐东西,我儿子当场就哭了起来,我听说后抱着儿子狠狠地哭了一场,抹干眼泪后,对儿子说,你一定要争气,要好好读书,不能让人看扁!”
  “我在湾里根本无法存身,只好暂住在妹妹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咬牙把小儿子送到城关小学读书,我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专门照顾儿子读书,每年光房租就一千多元,现在家里的几亩田还是我自己种着,农忙时就县城和村里来回两头跑。”
  我问她:“妇联送给你的小猪娃现在怎么样了?”
  胜芳满脸愧色地说:“送给我的一头小猪,我自己没住在村里无法养,想给婆婆养,婆婆不要,给妯娌们养,妯娌也不要,还说些难听的风凉话。婆家都不愿意帮忙养,没办法,只好把小猪送给我妹妹的婆婆帮助养着,妹妹的婆婆也是个寡妇,知道我的苦处,当时就给了我五百块钱,我不要,妹妹的婆婆硬塞给我。哎!想起这件事就很寒心,婆家人对自己象瘟神一样,家里人还不如外人好。”胜芳讲着讲着就又哭起来了。
  这时,胜芳的妹妹对我说:姐姐现在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整天呆在家里不出门,我们都建议她不要回婆家了,以免受婆家人和村里人的刺激。
  我劝胜芳学养猪,她说没文化,学不会。
  我劝她在校门口做个小生意,卖个煮鸡蛋或炒瓜子什么的,她也说她不会做生意,怕亏本。
  我问她:“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她一脸茫然:“我没有文化,也不会做生意,还是想等孩子上中学以后,再回村里去守那两亩多的田,以种田为生。”
  接着她向我诉苦:“儿子上小学三年级,读书也读不进,成绩也不好,我费这大劲天天守着他,他还是贪玩。前几天老师还对我说,要我管管孩子,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原来还盼望儿子将来能考上大学,现在看来也无望了,往后怎么样只有听天由命了。”说到这里她低下了头,不停地抹眼泪。
  胜芳的精神压力太大了。
  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胜芳的心已经死了!
  我很为她担忧:她还年轻,如果连指望孩子好好学习的希望也破灭了,死守着那点抚恤金,能熬多久?今后的路怎么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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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菊花
G市妇联发起了一个关爱单亲母亲的“手拉手爱心活动”,该市的几位妇女养猪能手率先资助了13位特困单亲母亲每人一头小母猪和500斤饲料,想帮助她们学习养猪技术,逐步脱贫走上致富道路。在捐赠大会上,我看到当天来到现场的有12个单亲母亲,主持人告诉我缺席的是一位残疾单亲母亲。
  我专程来到扬寨村,见到了这个只有一支胳膊一条腿一只眼睛的特困残疾单亲母亲,她叫李幼菊。
  我到幼菊家时,屋子里是出乎意料的热闹:五个中老年妇女围坐在幼菊的身旁闲话家常,而幼菊正坐在椅子上用一只手在唯一的一条腿上织毛衣,一个小女孩偎依在她身边,看样子应该是她的女儿。
  见我进来,满屋子的人都起身招呼,当她得知我的来意后,非常感激,赶忙叫小女儿进屋去炒瓜子招待我。
  我趁此拿起这件正身已织好的毛衣端量,针脚非常平整,花形非常精致。这显然是一件小婴孩的毛衣,我很惊奇:她一支胳膊一条腿,怎么能织出这么高水平的毛衣?她当场织给我们看,看到她用一只胳臂在一条腿上飞快地织毛衣的动作,我和随同来的所有人都看呆了,这是我见到的最感人的织衣场景。
  屋里的几个老妇七嘴八舌地说:她织的毛衣可好看啦,她会织很多花,村里好多妇女都是向她学织花的。我问幼菊:你织一件毛衣要用多长时间,她说:大约一个月。我又问:这小毛衣是给谁织的?她说:我家的重农活我做不了,村里很多人来帮忙,所以,谁家生了小孩,我就织一套毛衣送给人家,表示感谢。
  她给我介绍,屋里坐的都是她的妯娌和邻居,对她可好啦,每天都来陪伴她。老妇人们说:还是幼菊人好,她心肠好、说话好、百事都好,她种的菜送给周围一圈的人吃,杀了猪也请大家来喝血花汤,看到别人忙,她就帮别人照看小伢,有人出去打工家里的牛没人放,她就帮别人放牛,还叫她的女儿帮别人种花生、抱草头,她自己还种了2亩地的花生和瓜子,大家都乐意帮助她,湾里人都尊敬她,男女老少都喜欢到她家玩。
  这时,我问起她的身世,幼菊告诉我:她今年42岁,小时候在河沙滩上放牛被拖沙的车压得只剩左腿和右手,在医院里,因为太疼,又把眼睛哭瞎了一只。后来她嫁到这里,丈夫对她很好,可是她命太苦,先是9岁的儿子掉水里淹死了,没过几年,她家建房子,丈夫又高血压中风去世了。丈夫死后,她不吃不喝睡了几天,直想到死,后来湾里好多人都来劝她,小女儿也在旁边哭喊着叫她,她总算回过神来,在大家的帮助下,她恢复了生活的信心。讲到这里,她那小女孩笑呵呵地从里屋里端出她刚炒好的西瓜子,一一送到每个人面前。
  幼菊笑着说:这伢可懂事啦,今年12岁,田里活屋里活都帮我干,我开了个小杂货摊,每次都是她去进货,昨天还叫她去浇菜园子呢,她撅着嘴巴不愿意最后还是去了,伢跟着我吃了不少苦。我打量眼前这个小女孩,她实在太瘦弱了,看起来哪像是12岁的女孩呀,顶多只有###岁摸样,可是小女孩满脸是甜甜的笑容,真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
  幼菊带我看她养的小猪,她说:因腿脚不方便那天她不能去现场,猪和饲料是别人帮她领回来的。我看到猪圈干干净净,小猪长的圆滚滚的,没想到,一个残疾人却把小猪养得这样好,我再次为她的精神所感动,离开她们时,她和她的妯娌们坚持送我到村头,依依不舍地和我挥手告别,我回过身来,按下了相机快门摄下这动人一幕。
  后来,我想起幼菊这个不幸的女人,我们和波导公司联手启动手拉手助孤行动时,幼菊的女儿虽不是孤儿,但波导公司的领导和员工为幼菊的精神所感动,破例将她的女儿列入手拉手帮助对象,发起者为了方便受助孩子定期取款,专门为每个受助孩子建立了银行帐户和取款信用卡。谁知道,幼菊搭乘一辆三轮车拿卡去镇上银行取款时,途经一条通往一家冶炼厂的火车铁轨时,三轮车意外被运送矿石的火车尾部挂住,幼菊当即被摔出车厢外,把她那唯一仅存的一条腿也摔断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很内疚和不安:她怎么那么命苦呢?连别人想帮助她都受不起呢?
  几个月后,我驱车再次来到幼菊家。到她家一看,幼菊坐在堂屋里搭起的一个简易床上,床边紧挨着一张桌子,她正在艰难地用一只手包饺子,看到我们进屋,满面笑容地打招呼。我说:我们对不起你,让你取钱把腿摔断了!她说:哪能这样说,你们好心帮助我,我感谢都来不及呢?都怪我命不好,拖累了大家。
  她说:腿断后,打上石膏成天睡在床上,疼得要命时,我拼命地抽打自己的脸,揪自己的头发,头往墙上碰,我多次想到死,我不想再拖累好心人了。但是,村里的书记和乡亲们都来看望我,要我坚强活下去,说粮食由全村的人包了,日常用的零花钱有政府民政的低保救助和社会的资助。
  我看了她递给的三轮车主赔偿协议书:车主赔偿她事故赔偿金2500元。现场的人都很为她打抱不平,车主怎么这么不讲理,坐你的车,就达成客运关系,摔断一个残疾人唯一的一条腿,赔偿金这么低?幼菊善解人意地说:“车主说他没钱,家里还有几个孩子要上学,我就签字了。”
  我看到,她的身边放着一件未织好的婴儿毛衣,她说:我的侄姑娘快添小伢了,她经常来帮助我,我想织一件毛衣感谢她。她还说,有这么多好心人帮我,再难,我也要活下去,要把我的女儿抚养成人啊!
  听幼菊说这些话,我被彻底震撼了:命运对她那么残酷和不公,她却没有怨恨,面对这样一个苦难而坚韧的女人,我们其他的人对命运和生活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血殇(1)
上世纪90年代,鄂西北的均川镇曾有成批的农民因生活窘迫而外出卖血,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幸遭到艾滋病魔的袭击。贫穷、病魔再加上乡邻们的冷眼,这些艾滋病人一度曾从生活上、精神上陷入绝境。
  如今,这里成为了全国艾滋病防治的示范区,可是,在抗击艾滋病魔中,那些曾感染上艾滋病的农村妇女命运如何?调查农村妇女问题,不能不调查她们。于是,我多次走进这个镇,开始了我的探访艾滋病妇女之旅……
  有人告诉我,要了解艾滋病农妇就一定要采访镇医院的夏治华医生。
  2005年9月10日,我如约到达镇医院艾滋病人的“温馨家园”,向夏医生说明来意,夏医生说: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和机构来我镇专门调查了解艾滋病妇女的情况,艾滋病妇女确实是一个特别要关注的群体,过去妇女感染艾滋病的比率还比较低,现在呈逐年上升趋势,我镇农村妇女感染的比例大约是100名艾滋病人中大约有42—43名女性,而且妇女是受害者多,妇女感染极易引起母婴传播。
  我请夏医生能否叫几个艾滋病妇女进来座谈一下,他答应了。
  我面前坐着的六个艾滋病妇女,当得知我是专门来调查农村艾滋病妇女情况的,她们都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
  “我村女的感染艾滋病的至少有10人,都是卖血被感染的。那时候村里人卖血真是卖疯了,哪里有卖血的就剜墙拱洞地往那里钻。我第一次去见血头,我还生怕他不让我卖血,拎了两瓶酒去见血头,那时候,黑血头地下采血,只要查出血型就摇浆,血头只要血浆,然后再把剩下的血清回到我的身上,我不懂,还以为把自己的血回到自己身上是好事,我一天输几次血的事也干过。如果晓得有这个病,就是给我1万2万也不会去。黑血头也没好下场,他们是带头卖血、带头死,听说现在血头都已死光了。”
  “我现在就是精神压力大,病人不吃眼屎(意指容不得沙子),最怕受歧视,走人家,给我们搞专门碗筷,人走后把筷子、碗都甩掉,连我们坐的凳子都恨不得劈了烧掉,与别人打麻将走后,主人把麻将洗几遍,最后还是扔了。人不争食眼争食,光看这些,都快把人气死了。有一天晚上我去一家亲戚家帮忙烧火,做了20多盘菜,满桌的人都不伸筷子,一个个说:我中午吃饱了,晚上不想吃了,给他们斟酒谁都不喝。一桌子的客不吃不喝,你说急不急人?我知道,大家是嫌弃我,我急得喉咙直想吐血,于是赶紧打电话,叫家里来人用摩托车把我接回去,从此后,我再也不出去帮人烧火了。”
  “现在,党和国家给了我们温暖,吃药治病不要钱,对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我们心里很平衡。我最痛苦的是受歧视,我的掌柜的是杀猪的,在村里人缘很好,过去村里人都愿意找掌柜的去杀猪,自打我们夫妇两人得病后,都不找掌柜的杀猪了,就连我的婆婆杀猪也不找自己的亲儿子杀。可是村里有个老书记,他看过报纸后,知道艾滋病只有血液、母婴、性生活传染,所以他家照样请我掌柜的去杀年猪,还经常把我接到他家去打牌,他知道我没钱,就只画乌龟,不打来钱的。”
  我问在座的几个妇女:“你们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几个妇女异口同声地说:“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政府和广播电视报纸上要多宣传防治艾滋病科学知识,宣传多了,人们就不会歧视我们。”
  我一直想到村里去直面探访艾滋病妇女,今天,夏医生终于在忙碌中抽出时间带着我走家串户。
  我们探访的第一个对象是秀梅。她的家离村公路不远,我们到她家时,她正在家门口引小孙子玩耍,秀梅抱着孙子坐在门口,详细介绍了她家的情况。她今年44岁,丈夫三年前因患艾滋病去世,她家三个孩子,大儿子是乡村乐队弹电子琴的,去年娶的媳妇,今年添了个胖孙子,儿媳妇也是乡村乐队的歌手,小儿子在广州打工,姑娘在东莞打工。
  秀梅说:“我是1996年卖血感染得病的,只去一次就染上了,而丈夫从1989年就开始卖血,当时两个儿子一个姑娘都在上学,家里种了7亩水稻1亩旱地,地里收入少,弄不到钱,丈夫没手艺,那时侯也没有打工的,当时村里卖血成风,只要有人一吆喝,人们就成群结队去卖血,别人喊丈夫去卖血,丈夫就跟着去了。后来看到丈夫身体不行了,我也去卖血,当时听说有艾滋病,但以为就是卖淫传染,想到卖血是一次性的,以为传染不上。当年我家里盖房子,丈夫总是说头痛,人一下子瘦脱了型,开始我们还以为丈夫是盖房子日夜操劳,没营养,后来又以为是脑子里长什么东西,到市医院去做CD,住院一星期也没查出病因,后来又到省里化验,最后才确诊为艾滋病引发的乙型脑炎。丈夫住院越治疗病越严重,最后连水都吞不进了,人已昏迷,医生说是脑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我把丈夫拖了回来,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在他住院期间,我们全家人都做了检查,结果儿子女儿都没问题,就我感染上艾滋病。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血殇(2)
我问秀梅:“当你拿到结果时,心里害不害怕?”
  她说:“一点也不害怕,当时只想到,丈夫去世了,孩子都还没成家,我是家里顶梁柱,必须撑起这个家。我一人在家种8亩田,犁田打耙、挑草头打谷,农活都是自己干,很少请人帮忙,丈夫去世时欠下的万元债务,到现在我已还了万元,大儿子结婚时我又拿出6000元,今年7亩田稻谷收了6300斤,1亩田高粱收了300多斤,还喂了一头牛,两头猪,我想卖出去后用来还帐,争取在今明两年中把余下的4000元债务还完。现在,我走在村里,很多人当着我的面对我伸出大拇指,我做得更加有劲了。”
  我打断秀梅的话,问她的儿子怎么评价他的母亲?她儿子伸出两个大拇指说:“母亲勤劳善良,在我心中永远是至高无尚的伟大母亲!是了不起的女强人!”
  我问秀梅的儿媳:“当初,你决定嫁给她的儿子时,想没想到他父母都是艾滋病人呢?”
  她儿媳说:“我和她儿子谈了好几年对象,当初村里是有很多人打破,说嫁给她的儿子将来要遭孽,我想到只要两人感情好就可以,现在乐队忙了,婆婆就帮我们带孩子,我们和婆婆在一起生活得很好。”
  秀梅笑着说:“我的儿媳妇对我很孝顺,经常给我买衣服买鞋子,村里有的女人在我面前扯是非,说儿媳妇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我一不听二不信,家和万事兴,我很信这句话。现在我思想上一点压力也没有,我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强,每天按时服药,我还有一个儿子没娶媳妇,姑娘也没出嫁,想到自己的任务没完成,我还要活下去。”
  临别前我问秀梅:“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她回答说:“我想买一个手扶拖拉机,这样就等于有一个人在身边帮我了。”
  好人一生平安,我在心里祝愿她的这个心愿早日实现。
  我还未走到秀英的家门口,就远远瞧见她家三间平房的屋檐下,挂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走进她家,堂屋里到处堆放的是稻谷和黄豆,屋子里两边墙壁上挂满了孩子学习的奖状。
  她是我所见到的艾滋病妇女中最美的一个:瘦高苗条的身材,鸭蛋脸,杏子眼,就是脸色有些枯黄憔悴。
  秀英招呼我们坐下后,详细介绍了她家的情况:她今年44岁,全家5口人,她和老公都是艾滋病人,老公现在北京打工,大儿子在省城一所重点大学读书,二女儿在北京卖鞋子,三姑娘在家读初中。
  秀英说:“我和老公得艾滋病,前两年都瞒着孩子,现在村里人都晓得了。当初卖血是因为一家五人原住在一间半破土屋里,只想换屋子,娃子要上学,没有钱,所以卖了三年血。前年有一天下大雨,夏医生来到我家,通知说我们俩都得了这个病。当时老公闷着头不吃不喝,一连躺在床上睡了几天,我心里也怄气,但是想到大儿子正在读高三,面临高考,如果知道父母得了艾滋病,思想压力大会影响他高考,好歹我们也要瞒着孩子,等娃高考后再让他们知道,所以我压住自己的悲伤,强打精神再三劝老公一定要起床,要不,孩子们会以为我们闹矛盾吵架了。”
  “后来,在幸福小学读六年级的三姑娘回来对我说:‘妈,听专家在学校讲课说卖血的可能会染上艾滋病,你和爸不也去卖血了吗?你们去查一查吧!’我强打笑容说:‘我不想去查,查出来了你们嫌弃我和你爸,也怕查出来让别人知道了,儿子娶不上媳妇,姑娘找不到婆家。’说完,我赶紧去灶屋里烧火做饭。”
  “三姑娘跟着我到灶屋里,边往灶里添柴边做我的工作说:‘妈,你们一定要去查,你们是为了让我们读书,为了给家里换房子去卖血的,我知道,艾滋病只有血液传染和母婴传染,平常在一起生活不传染,查出来后我们不嫌弃你,我帮你做事。’”
  “听了三姑娘的这些话,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掉地了,感到很大的安慰,我再也忍不住了,流着眼泪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和你爸都查过,都是那个病。’”
  “我叮嘱三姑娘千万不要告诉大哥,让他安心学习迎接高考。三姑娘怕我难过,天天挨着我睡在一个床上,说贴心话安慰我。大儿子高考前,见我总是躲在屋里喝药,把药瓶藏着,后来我才知道,我出门后,儿子把药瓶翻出来看了,他早已知道父母得病的情况。我和大儿子正式摊牌是在他上大学半年后打电话告诉他的,当时他在电话那边哭了,后来总是打电话回来叮嘱我不要劳累过度,他说读完大学后一定要好好报答父母。”书包网 www.bookbao.com

血殇(3)
“我在家里种了4亩多地,前些年犁田打耙挑草头,我都下得力,今年挑不动草头了。我感到宽心的是周围邻居和亲戚都对我好,田里的重活帮我做,今年我一个人在家打了5000多斤稻谷,还收了200多斤黄豆,亏了邻居帮忙,我到她们家打麻将,要洗手,大家也说没得事,打麻将不会传染,要是跟前些年那样,我就无法生存。现在,村里人知道了艾滋病传染途径后,对我不存在另眼相看,现在我主要压力是经济上的负担。大儿子上大学都是他爸和二姑娘打工给钱,二姑娘也很聪明,她没读书,小小年纪就出去打工,先前有点恨我们,现在不恨我们了,她每个月至少给哥哥寄500元,还打电话要哥哥好好读书,减轻爸妈的压力。大儿子说,他毕业工作后,一定要让二姑娘再去上学。三姑娘问我:妈,现在家里没钱,假如我考上大学读不读?我说:就是我不在人世了,你也一定要读书!”
  我问秀英:“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秀英说:“人已上贼船,只有坦然走下去。我只希望能顺利把药吃下,保证孩子完成学业。村里有的艾滋病人已经打地铺只等死了,后来吃了药,还能种田打工,我现在有药吃,只要自己心情愉快,相信活上3年5年10年不是希奇事,将来我没什么报答社会,希望孩子完成我的愿望!”
  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从门前走过时,看见了夏医生和我,也主动进屋里和我们聊天拉家常。
  老奶奶很瘦,牙齿掉的只剩下两颗门牙,她用平缓的口气对我说:“我不是艾滋病,今年已经76岁,家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患艾滋病,三个儿子已死去两个,大儿子去世后,儿媳妇也改嫁了,留下一个小孙女,小儿子两口子都死了,留下一个小孙女跟着我,女儿、女婿也患艾滋病去世了,家里只剩个二儿子。那一年,家里不到100天内连死五个后人,我这个白发人连着办了五个黑发人的丧事,当时真的就像天塌下来了,我都快急糊涂了,眼睛也快急瞎了,怄得倒床起不来了,湾里人都来安慰我,劝我说:老人家,莫要怄了,再难,还有我们乡邻们帮忖着你呢?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不能倒,我只要一倒,剩下的一个儿子和小孙女怎么办?哪个来给他们做饭洗衣裳?我挺过来了。现在,我家种了一亩多田,儿子还开手扶拖拉机赚点运输费,我也在家里编织凉席枕头,每年可以赚几百元的加工费。”
  老人还对我说:“湾里人对我们好,只要看见我们干不动的活都来帮忙,湾里队上,大家都对我们很关心,小孙女由一个企业每月帮扶300元,儿子的药费国家也全包了,我们房子是危房,去年村里帮了点钱,政府又资助了2200元,帮我们整修了房子,我的家到今天,完全是托湾里人和政府的福啊!”
  望着老奶奶那慈祥的面容和眼前这个满脸露着天真无邪笑容的小男孩,还有邵玲,我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终于,我忍不住掉泪了。
  从村里调查归来,在“温馨家园”里,我和夏医生交换我的感受,谈起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夏医生仍忧心忡忡。
  夏医生说:我镇原来以卖血途径而感染的艾滋病人,在全社会的关爱和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病情已得到缓解和遏止,现在通过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已经基本没有了,母婴传播途径也得到了较好的阻断,但是,现在性传播已上升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而在性传播中,女性又是最大的受害者。
  采访归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西方有人把艾滋病说成是上帝抛给人类性自由的包袱,是对人类性放纵的惩罚。而我们的这些淳朴的农村妇女,她们懂得性自由和性放纵吗?她们只有穷,只想让孩子读书,让家人生活的更好些,她们卖血是为了生存,她们为了家,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如今,我们的姐妹们千万不要因为卖淫,因为不安全性行为再重蹈覆辙,走上不归黄泉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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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妇联主任
“妇联主任”,顾名思义,就是妇女担任的职位,在农村却出现了许多“男妇联主任”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
  2005年7月19日,我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张凤华教授,带着十几名大学生暑期到农村调查妇女参政情况,第一站到达P村,座谈会地点在村支书的家。
  首先,村支书逐一介绍在座的村干部,当他指着一位男人介绍:这是我们村的妇联主任时,在场的大学生们“哄”一声的笑了起来.
  我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见到男妇联主任,感到很新奇,趁大学生们入户调查空隙,我问这位男妇联主任有什么感受?他不好意思地摸着自己的后脑壳说:“你怎么哪壶水不开提哪壶?男的当妇联主任别提有多丑了!我第一次上门给一个育龄妇女送避孕套时,不好意思送进她屋里,就从窗户外面递进去,那女的问:‘这套咋用?’当场羞得我脸通红,跳起胯子(大腿)扭头就走。
  我问:“那你后来是怎么把避孕套、避孕药送到妇女手中的呢?”
  他说:“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送到女的手里,大多是交给她的男人。我对男的说,我不敢给你的老婆送避孕套,就送给你吧!”
  我问:“那男的不在家怎么办?”
  他用带点狡诘的表情眨巴着眼睛对我说:“男的要是不在家,也就用不着那个东西了。”
  我拍着脑袋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么简单的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我怎么就想不到呢?
  后来,我到另一个乡镇的Z村调查男女孩性别比问题时,该村的“男妇联主任”也向我讲起他闹的几个笑话:
  “其实,男妇联主任也是不好当的,见了女的带笑脸,妇女说你轻浮,不带笑脸又说你太严肃不活泼,要村里妇女去结扎、去孕检简直不好意思说出口。 4组有一名妇女,只有一个小孩,一直采用上环避孕措施,按计划生育常规,上环妇女是每次妇检的重点对象。有一次,这个妇女不愿意到村里参加妇检,我只好带着一名男医生上门动员她进行尿检,看她是否怀孕。这位妇女二话没说,让我和男医生在前院等着,她走进屋里拿出一个小瓶交给我们,尿检结果出来后,把男医生搞懵了,又不是阳性,又不是阴性,不知是怎么回事?反复叮问那妇女才知道原来她是从水缸里舀了一点水来糊弄我们的,没办法,我们两人反复做工作,带她步行两里多路去村学校做B超,恰巧又碰上停电,不能做B超,我再次动员她做尿检,她说:‘你们不是要我来做B超吗?那我就偏不做尿检。’我们两位男人也不好问她究竟是为什么,双方僵持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乡镇的女妇联主席赶到后,她才道出是月经来了不能尿检的实情,当场弄得我脸红不好意思。”
  “还有7组一个妇女生孩子六七个月后,胎盘一直不干净,下身流血,她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我几次组织村里育龄妇女妇检,她都推说有病,后来我多次上门询问是什么病,那个妇女害羞就是不告诉我。没办法,我只好告诉村书记,最后村书记带着女医生上门,那个妇女才对女医生说实话,女医生对她进行了清宫治疗,才使这位妇女久拖未治的妇科病得到救治。”
  “男的当妇联主任,孕情监管也不好搞。去年乡里进行计划生育检查,要求每个村必须摸清本村的育龄妇女有几个是政策内怀孕,几个是一孩,几个是二孩,还要上报每个妇女末次月经的时间。我一个男妇联主任,怎么好意思开口去问妇女的末次月经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只好自己胡乱填写育龄妇女的末次月经时间报上去。说实话,男妇联主任管计划生育只能在帐面上做做文章呀,填下报表呀,下下孕检通知呀等等,具体的工作就很难开展。”
  我问他:“那你们村为什么不选个女妇联主任呢?”
  男妇联主任说:“反正下次换届选举,我是坚决不当妇联主任的。”
  据调查,男妇联主任并不是个别村现象。
  “妇联主任”,顾名思义,就是妇女担任的职位,为什么我们的妇女连“妇联主任”这个单为女性设置的职位还保不住,竟然还被男性抢占去了呢?大量“男妇联主任”的出现是农村妇女政治生活中的悲哀。随着人口大流动,传统的“男耕女织”模式为如今的“男工女耕”模式所取代,农业女性化程度越来越高。过去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如今在农业领域早已不是半边天,而是大半边天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正是依靠她们,十三亿人吃饭这一“天大的事”才有了基本保障。尽管女性已是主要的农业劳动力,承担着主要的农活,可她们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之间存在强烈反差,在权力领域仍然是男性的“一统天下”,难道少说也有一千多人的一个个村落里,就选不出一个女人来当妇联主任吗?为什么农村妇女在经济上的贡献率与政治上的参政率那么不成比例呢?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是男权社会,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逐渐被人们接受,但在农村,“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角色分工还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分工,把女性局限在家庭领域,女人天生就是洗衣做饭照看孩子和管理家务的,参政是男人们的事,请女人走开!
  透过男妇联主任现象来解读农村妇女参政情况是很具有典型意义的,现在各级领导不是都在强调确保每个村至少一名以上的女性进入村两委会吗?为了男妇联主任们不再尴尬,呼请男同胞们还是自觉退出“男妇联主任”这个职位吧!大家意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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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主任怒斥“情人论”
“女人当干部,不光自己的耳根要硬,还要把老公和家人的耳朵根弄硬,否则天天吵嘴,家庭不和。”
  ——村妇联主任如是说。
  听说我要下乡调查农村妇女问题,几个同事和朋友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说:“农村妇女问题有个么调查的?你难道没听说,妇联主任都是书记的情人?”
  我很惊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流言?于是,在农村调查期间,我特地留意访谈了一些村妇联主任、女村支书和一些乡镇干部,听取她(他)们对此的看法。
  T村的妇联主任秀清,长得眉清目秀,提起这个流言就愤慨不已。
  她说:“我是1994年任村妇联主任的,曾当过多年村干部的父亲问过我:‘你同意不同意?村干部都是男的,你天天与男的一起,别人说闲话你会怎么想?’当时我对闲话这个东西还是想得开,心想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稳,不要管那些闲言碎语,那些人月大多说点,月小少说点。没想到,我第一次去乡里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是另一个村的村主任,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当个么鸡八妇联主任,你没听人家说,妇联主任都是书记的板(情人)!’我的妈耶!我没想到,人们这么糟蹋侮辱我们妇联主任。
  “我当村妇联主任,分管的工作比任何一个副职都多,要管计划生育,要和别的男干部一样包组,还要管调解夫妻打架、婆媳矛盾、邻里纠纷,工作难度很大,所以妇联主任一般都愿意跟着书记一起出去做工作,这样工作的效率高些,也壮胆些,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有人对村干部的怨气无处发泄,于是就造出这样的舆论,用流言蜚语来侮辱妇联主任的人格。
  “在农村,只要你当妇联主任,就免不了有人说是非,闲话也多。为避免人们说闲话,我平时找村书记汇报工作,尽量做到有第三人在场或门开着,只要是晚上从不单独和村书记一起走夜路,到农户家做客时间晚了也尽量不去,即使有困难也不找其他男干部帮忙,生怕惹是非,很多时候晚上开会,我把孩子带到会场,散会后,总是借口家里有孩子要先走一步,抱着孩子就赶路回家,有几次下雨,我一手打伞,一手抱孩子,也不敢喊后面男干部帮忙一下。即使这样小心,还是有人背后对我说三道四的,村里人只要看见我和书记走在一起就猜测议论,而有的流言蜚语就是书记的老婆疑心自己造成的。村书记的工作量大,压力也大,书记白天在外忙一天,回去后没心思与老婆亲热,老婆就说男人有外心,哪个女人与村书记在一起的多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当然是妇联主任与书记接触多一些呀,几回下来,就猜测说书记与妇联主任好上了。
  “村里有人背后说闲话,在家里,我男人也对我疑神疑鬼的。男人说:‘我只要看见你与其他男人在一起,我的腿胯子就瘫软得站不住了。’每次只要我出门去乡里开会,男人就站在湾边的山包上眺望着我回来,如果我跟哪个男干部一起回来,男人就和我吵架。有一天晚上开会回来晚了,村会计送我回来,男人见了扭头就躲进灶屋不理人家,弄得村会计灰溜溜地走了。上届村委会选举,男人做工作叫人家不选我,结果老百姓还是把我选上了,男人不支持我的工作,总说我官不大,事还不少,成天在外泡着,不像女人,像个野人,村里就你能,就你一个人搞?我外面的事要管,屋里的事也要管,丈夫在屋里与我吵嘴时就说:‘你去吃你的妇联主任,吃你的计划生育去!”
  “在农村,妇女当村干部确实难,农村白天要下地干活,很多工作需要晚上上门去做,女的一个人走家串户,黑灯瞎火地害怕,若要男干部陪着,别人又会说闲话。女的当村干部,不光要自己耳根硬,还要把老公和家人的耳朵根弄硬,否则天天吵嘴,家庭不和。这些年来,我走我的路,任人家说去,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但别人讲多了,心里还是感到受愚,在家里我们两口子总是在屋里吵架怄气,女人抛头露面在村里当干部,男人不支持,女人是一天也干不下去的,哎!我现在是在岗一天,搞好一天。”
  “这个流言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了,在农村,妇联主任只要与书记走近点,与男干部在一起多一点,人们就风言风语的,弄得很多妇联主任不敢大胆工作。现在农村出现一个倾向,女的一旦提拔,或是提拔快一点,外面风言风语多,说是女的长得漂亮,与某某男领导关系好,会来事,不是给领导打了砣子(行贿)就是上了领导的床,是把自己奉献出去了。”
  说到这里,秀珍叹了口气说:“妇联主任因为工作,很多时候与书记在一起,有的人只要看到书记和妇联主任在一起就说闲话,有很多是捕风捉影的,过去村书记手中掌有干部决定权,书记对哪个女的印象好或关系好,当干部的可能性就大,书记不点头就当不成,所以有极个别妇联主任与书记的关系不正常,但心术不正的村支书也只是极个别的,现在是老百姓提名海选,对村书记的权力有一定制约,这种现象更是减少了。可是现在,‘妇联主任是村书记的情人’这句流言在社会上却越传越广,在日常工作交往中,一些男干部在酒桌上,盛行讲浑段子、黄段子,开一些挑逗性的玩笑,也有人常拿这句话开玩笑,甚至当着妇联主任的面与村书记开玩笑说:‘你这个村书记连个妇联主任都搞不住,还当个么书记?’妇联主任走到哪里都有人说,这个妇联主任与哪个书记有关系,那个妇联主任是哪个书记的情人,这种舆论让很多妇联主任窝气,本来没那个事,有人总是嘀咕有那个事,让所有的妇联主任跟着背黑锅,把正经人的名誉也搞坏了。”
  座谈中,村妇联主任们对这一流言蜚语极为愤慨,认为这是泼在众多女干部身上的一盆污水,是对女干部的一种人格侮辱,对妇女干部的工作和自身发展极为不利,已对妇联主任造成一种精神伤害。
  这句流言给农村女性从政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一是制约了妇联主任不敢大胆接触男性书记商量工作;二是丈夫及家人因害怕流言蜚语,阻挠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竞选和村务管理;三是不仅对村书记的工作不利,甚至也影响到家属对妇联主任的防范和对立情绪。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参政机会本来就比男性少,受传统的世俗观念和偏见影响,社会舆论又对女干部求全责备,女干部温柔说是没魄力,能力强说是爱出风头,敢做敢为又说没有女人味,女人若被提拔重用就无端猜疑与上级关系不正常,甚至说是牺牲色相,这句流言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女性参政的艰难性。
  如何对待这句流言?还是村妇联主任们说得好:对流言蜚语最好的办法是不理会它,你越当回事有些人越说的起劲。最重要的是女人要自尊自重,不要怕别人说,用自己的能力来说话,只要你嘴有一张,手有一双,就不怕公婆赛阎王,让那些侮辱妇联主任的流言见鬼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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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女”竞选记(1)
多少年来,女性虽然和男性共存在一片蓝天下,却还是无法改变那种被观赏、被窥视的命运,对女干部的要求越来越苛刻,除了要求她们公而忘私外,还要求她们的容貌、穿着打扮能拿得出手,能上得了台面,甚至要求女干部身上要有“女人味”。如果女人的身体变成一种被观赏的符号,女性就始终在一种没有自我的状态中生存着。
  可喜的是,光英所在村里的老百姓,并没有因她长得不漂亮而以貌取人,仍然把选票投向了具有人格美和心灵美的她。更可喜的是,光英这个普通农妇,也没有因为自己曾受过相貌歧视而自卑,她活出了自我。
  在J镇的一次妇女干部座谈会上,几个村妇联主任告诉我:她们所在镇的郭村,一位妇女在上届选举中被村民高票选上村妇联主任,村支书认为她长相差,有损村里形象,寻找种种借口,硬是不要她担任妇联主任。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这个妇女又高票当选,村支书没法子阻扰,跑到镇计划生育办公室说:“不好意思,我村选出的妇联主任长得对不起观众,实在拿不出手!”
  几位村妇联主任愤愤不平地说:“到底是选妇联主任还是选美?其实,这个妇联主任长相并不丑,就是个子矮点,皮肤黑点。”
  镇妇联主席说:“我那时就是计生办的主任,村支书的的确确是这样对我说的,当时我听了就非常气愤,难道女人就是个‘东西’让男人们拿来拿去的?”
  这是我在农村调查迄今听到的第一例对女干部相貌歧视个案。
  我打听到这个妇女叫光英,2007年4月的一天,我专程来到她的家。
  她的家是一栋两间两层楼房,四周被绿树遮掩着,院内有一口打水井,井旁的丝瓜架上开满了黄花,几条大丝瓜垂挂在上面,楼房是十几年前盖的,与湾里新建楼房比,显得有些陈旧,家里除了一台电视机、一辆摩托车外,再无其他较值钱的物品。
  初次见面,果如几位村妇联主任所说,光英长的并不难看,个子大约一米五四,头发剪得很短,皮肤黑里透红,五官端正,衣着打扮很朴实。
  光英告诉我:她今年41岁,初中文化,23岁结婚,家里现在共五口人,80多岁的婆婆和她一起生活,两个儿子一个在太原市上大学,一个在北京打工。她和丈夫在家种了13亩地,因供养儿子上大学,家里经济状况一般般。
  谈起以前选举之事,她记忆忧新:“上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我的选票比原在职的妇联主任多一半以上,原在任的妇联主任是村书记的侄媳妇,那次我被群众选上后,村支书还是照样叫他的侄媳妇继续搞,我心里觉得有些冤,感到很受屈,觉得对我太不公平了,不要我搞,起码也要对我说个来龙去脉呀!我去找村支书论理,村支书只说我年龄大,文化低。我听了更不服气,论文化程度,我是初中,原在任的妇联主任只读了个小学三年纪;论年龄,我比原妇联主任还年轻啊!后来从别人口中才知道,村支书在外面说:不要我搞的理由是因为我长得丑,待不出去客,当妇联主任有损村里的形象。我知道后,气得眼泪直掉,不让我当妇联主任也罢,干嘛这样作践人,我气愤地跑去质问村支书:‘你们选妇联主任到底是个么标准?’村支书当时哑口无声。”
  我问:“这次换届选举,你事先有没有想到,老百姓会再次投你的票?”
  光英:“我根本就没做这个梦,一点也没想到这次选举老百姓又把票都投给我。因为我村是合并村,村书记是邻村合过来的,另一个女候选人,人长得漂亮,又只有30来岁,是村书记那个村里的人,而我呢,个子又矮,皮肤又黑,貌没貌,才没才,用土话说,我是‘猪子都不吭的老南瓜’,村书记原来是一心想让她当妇联主任,可老百姓就是不投她的票,最后唱票结果,我得了600多票,而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候选人只得了100多票。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又高兴又恐慌,高兴的是群众对我还是信任的,哪怕是这次再不要我搞,我内心里还是感谢老百姓,恐慌的是怕工作做不好对不起大家。”
  “这次选举,我再次高票当选后,当场没有颁发证书,而是过了很长时间才在村里宣布我是妇联主任。我猜想,一定是村书记又到上面去活动或做工作,想让他村那个年轻漂亮的当妇联主任,不过,可能这次没走通,最好只好把当选证书发给我。就这,我已经很知足了,因为老百姓信任我呀,老百姓不歧视我。”

“丑女”竞选记(2)
“这次当选后,我想,群众选妇联主任不是看你长得漂亮不漂亮,而是看你的人品,看你的作风正派不正派,看你跟不跟老百姓办事,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一定要好好地把村里的事搞好,不要让老百姓失望。我们全村共有1428人,育龄妇女400多人,我分管计划生育,还包二个组,分管的工作开始我不懂,就虚心向其他村的妇联主任学习,热情为村民服务。”
  我问:“你想过没有,老百姓为什么要选你当妇联主任呢?”
  光英:“我平平常常,没有突出的优点,就是人老实,泼辣胆大,爱说公道话,敢讲直话,村里谁家有困难,我能帮忙的就帮忙,不能帮忙的就去谈知心家常,大家都说我是热心肠。”
  “村里人都说我有孝心。在家里,丈夫家弟兄四个,我是幺媳妇。80多岁的婆婆,几个儿子商量,按照传统养老办法,一个儿子家轮流住三个月,可头一次婆婆轮到我家住后就不愿意走了。婆婆在我家一呆就是一年,其他几个妯娌怕湾里人说她们不养老的闲话,她们非要把婆婆接走,可第二次婆婆又轮到我家后,说什么也不愿意走了,几个妯娌来接好几次,婆婆就是哪家都不去。婆婆对外人说,还是幺(小)媳妇对她最好!现在婆婆就一直住在我家。”
  我问:“你现在工作都上手没有?”
  光英:“现在我的工作蛮顺,心里也蛮满足,老百姓都支持我的工作,村干部对我的工作也蛮支持,我分管的计划生育全村没有一个超生的,也没有漏报和错报的,性别比也很正常。”
  我问:“你现在会不会再因为自己的相貌而自卑?”
  光英:“我才不自卑呢,走出去也不感到低人一头,我认为我人长得虽丑点,但我心灵美呀!
  我当即伸出大拇指为光英喝彩!
  在历史上,女子曾作为男子的宝物、财产而被物化。
  现在,女性虽然和男性共存在一片蓝天下,似乎女性还是无法改变那种被看、被观赏、被窥视的命运。在很多场合和情况下,男性是主体,女性是客体。女人从小就被教导必须把自己变成物,必须取悦于男人,男人们才会喜欢。如果女人的身体一旦变成一种被观赏的符号,女性就始终在一种没有自我的状态中生存着。
  光英现象虽然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但突现出的仍是一种在男性话语霸权下的男权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现在,有的人对女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女干部的社会形象,除了要求她们公而忘私外,还要求她们的容貌、穿着打扮能拿得出手,能上得了台面,甚至要求女干部身上要有“女人味”。
  可喜的是,光英所在村里的老百姓,并没有因她长得不漂亮而以貌取人,仍然把选票投向了具有人格美和心灵美的她。更可喜的是,光英这个普通农妇,也没有因为自己曾受过相貌歧视而自卑,她活出了自我。
  但愿光英现象不再在其他的姐妹身上发生。
  

研究孙子兵法的女村支书(1)
“我不希望靠上级领导和外面的人帮助做工作来当选,我想靠自己的实力来赢得这场选举,我要光明正大地参加竞选,真正让老百姓认可我。我应对这次换届选举的策略:一是知已知彼,摸清底数;二是树上开花,推销自己;三是暗渡陈仓,声东击西;四以静制动,取信于民。”
  ——远花如是说
  2005年9月1日,在鄂北G市召开的一次女村官座谈会上,我认识了雷村的远花,她中等个头,脑后扎一个马尾巴辫,脸色黑里透红,眼睛很有神。
  那天,她的发言很精彩,她说:“我村是一个四乡交界的偏远贫穷小乡村,原村书记在任期间,村级债务由上一届的20多万猛增到100多万,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村民对村书记的怨恨也越来越深,村民们给他取个绰号叫‘日本人’。到2002年下半年村两委会换届选举时,村里很多群众和老党员来我家做工作,动员我参加竞选,很多村民对我说:你是个党员,要发扬正气,你出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全村的老百姓。我们一定要推出一个实力强,作风正派,不贪不占,能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人来和他竞争,才能扳倒‘日本人’。看到这么多村民支持我、信任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同意参加竞选,我被村民海选高票当选村主任和村书记后,群众高兴得翻天覆地,把代销店的鞭炮都买光了。”
  “女人当主职实际上是婆子考媳妇,我选上后有人当面对我讲:女的还能当书记主任?我看你心野得狠,还想当女皇帝呢?我说:村里穷的叮当响,一天到晚都是到屋里要帐的,谁想当?是大家海选要我当的。班子里其他四个男干部都比我年纪大,我选上后几位男副职干部心理都不平衡,也不服气,认为女的不如我,还来领导我?刚开始我安排不动工作,找几个男干部征求意见,他们说:你是书记主任,你说了算嘛!”
  “我开的第一个会就是把花钱的渠道堵死,规定不准所有的村干部报销一分钱的生活费,村里来客一律私人待,还规定村组干部娶媳妇、添孙子、红百喜事送礼一律不准在村里报销,这样一下子就把公共财务开支卡死了。几个村干部总想报销一点,我说:来客最多的可能就是我,我不报销一分钱的生活费和车费,我处处吃苦在前,工资却拿的比副职还低,大家见我过得硬,也就没话说了。”
  “我上任时,村里没通电话,老百姓想安装电话。当时,邮局安装一部电话收316元,栽电线杆由村里解决,我每部电话收百姓的350元,电话安好后,平均每部电话还剩下元,我挨家挨户退给百姓,打破了农村“灶头退不出柴火来”的俗语,直到这时,男村干部中才有人服我的气。”
  “对这次换届选举,我现在没有细想,因为底数没摸清,自己的优势和缺点是什么?竞争对手有哪些?都不知道。但我认为,女干部要敢于展示自己的风采,敢于去推销自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己知彼,绝对落选。”
  远花的发言叫我刮目相看,一个普通女村官能有如此的竞选意识,还满口的孙子兵法,真是难得。会后我找她商量,想把她村这次的换届选举拍一个“女村官竞选记”电视片,她很低调,以今年村里选举情况很复杂为由婉言谢绝了。
  时过几天,我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刘筱红教授专程来到远花的家里做她的思想工作,她估计我问她:“需不需要我们带人到村里帮你宣传发动群众?”
  她说:“这届选举竞争会很激烈。不用,我不希望靠上级领导和外面的人帮助做工作来当选,我想靠自己的实力来赢得这场选举,我要光明正大地参加竞选,真正让老百姓认可我。”
  谈到拍电视记录片问题,她还是一口拒绝,她说村里竞争非常激烈,她想在没有任何外力参与的情况下来竞选,并再三请求我千万不要带电视台去她村,我只好尊重她的意见。
  11月的一天,我向她所在的乡党委打听,方知远花村换届选举刚结束,选举结果,远花以高票顺利当选为村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当天晚上我打电话向她表示祝贺。
  第二天,我来到远花的家。
  远花介绍了她应对这次换届选举的策略:一是知已知彼,摸清底数;二是树上开花,推销自己;三是暗渡陈仓,声东击西;四以静制动,取信于民。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研究孙子兵法的女村支书(2)
我问远花:你是不是看过《孙子兵法》?
  她说:“看过。”说罢,她进里屋里去拿出一本书递给我看,那是一本很厚的白话通俗书,书很旧,看样子已被她翻阅过多遍了。
  我问:“女人一般是不爱看《孙子兵法》的,你怎么想起要读《孙子兵法》的呢?”
  她说:“以前我喜欢看小说,不喜欢看政治类的书,担任主职后就逼着自己学,不懂政策法律法规,解决矛盾纠纷时就没定盘星,我订的《湖北政报》,每期都认真读完了。财经知识原来我一点也不懂,就向搞过会计的人请教。后来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女人主政光靠真诚还不行,做人的工作不学点谋略是不够的。有一个村干部我对他很好,培养他入党,但落选的书记从中挑拨离间,硬说他的入党转正没批都是我到乡里捣的鬼,这个村干部对我很有意见。怎样消除他的疑心呢,我想了几个月,才想出一个计谋来:村里不是有电话吗?一次我就当着这个副手的面与乡党委书记通电话,问他的入党转正怎么还没批下来?乡党委书记在电话里解释:全乡一个都没批,要等各村都报上来后才能讨论,几句话就消除了隔阂。当时我就想:有没有一本专门讲策略的书呢?一次我走亲戚,看到亲戚家一个大学生在看《孙子兵法》,我拿到手里一看,它能用于政也能用于商,感到很实用,我就买了一本回来,看后收获很大,它教我怎么应变。”
  我问:“那你具体是如何把孙子兵法用到这次换届选举中来的?”
  她说:“孙子兵法是讲打仗的,我想,选举和打仗差不多,要赢得这场选举首先必须‘知已知彼’。刚开始,我也没想到这次换届选举竞争会这么激烈,觉得还是蛮有把握的,后来才知道,光是现有班子成员中就有两人想竞争村主任和村书记,他们到处拉选票,在村民中散布说‘女书记不中,女的没有魄力,不会搞建设,只会上传下达,还是换个男的强些’。他们的妻子也四处活动,一个个选民地做工作,各个击破我与群众的关系。上届落选的书记也在选举前回村,他知道自己当书记已经没有信任度了,就与我的竞争对手联手,四处活动,帮他们拉选票,我觉得不能象他们那样去拉票,而是采取‘暗渡陈仓’的做法,我带着几个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村民,上门征求对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意见,实际上既是调查摸底,也是发动群众。走访过后,我心中就有数了。我想如果这一届我没选上,不是老百姓对我不好,而是我自己没做好,是还有比我更优秀的人。”
  “我为什么不让电视台的人来呢,因为我担心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选举前,村里硝烟四起,我哪都不去,就在家看电视看书,我是想‘以静制动’,想凭实力,看看我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到底有多大。很多老百姓找到我屋里说,你的竞争对手到处请客,你怎么坐着不动呢,我对他们说:公道自在人心。”
  我问:“那你‘树上开花’是什么呢?”
  她说:“要群众投你的票不能靠临时烧香抱佛脚,‘树上开花’就是平时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到选举时不用自己拉票,老百姓的口碑就是选票。选举是最检验民心的,选谁不选谁,老百姓心中都有数,按正确渠道取信于老百姓,不搞阴谋,不耍小手段可能反而会更能赢得人心。后来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选举成在‘诚’字,败也在‘诚’字,有的村民说:谁越活动猖狂我们越反感,女的不贪不沾不会嫖人,找这样一个书记不容易。结果,两轮选举都大大超出了我原来的预料,第一轮海推村主任候选人我得了228票, 我的竞争对手只有84票;第一轮海投“党员信任票”我是263票,竞争对手只有91票;正式选举那天,全村应到选民960人,实到803人,村主任我得票754票,竞争对手只有39票;21名党员党内选举村党支部书记我得票18票,竞争对手只有7票。这次选举,两轮票我得了四个第一,以前哪一任村书记的选票也没有这么高,这是我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我想,女人当自强,活就要活出个人样来,这届任期内我想做三件事:硬化村级公路,办养殖场,发展绿色农业,带动更多的妇女参政议政。”
  和远花拉家常,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
  第二天,我独自到附近的几个湾里里溜达,想听听村民们对这次选举的看法。
  途中遇见一个拄着拐棍约60多岁的老人,他叫雷怀山,会说书,因为脾气耿直,村里人都喊他“魁二杆子哥”。老人说:“我去乡里赶集,有人问我,你们那里从来选书记都是派性严重,这次有没有派性?我说有派性,这次派性搞不掉女书记,只要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派性再大也搞不倒,老百姓对她的评价是:为人正派,大公无私。我是个皇帝老子都不怕的人,我中风后手臂瘫了,远花很关心我。有人说现在社会上是说真话的人吃亏,说直话的人遭孽,我对远花说:一个人要抵得住人家说,说你坏的实际上是在帮你,我用古书上的故事劝她肚量要大点。”
  我走进雷家湾东头第一家时,63岁刘传庆和老伴及小孙子正在吃早饭。
  刘传庆告诉我:“村里原来只亏26万,上一任书记搞了两届村里亏了100多万,老百姓恨不得拿刀杀他。群众最痛恨的是腐败分子,最盼望的是干部廉洁奉公为群众办实事。远花不弱男的工作能力,为百姓做好事,不做坏事,老百姓都信得过,起初她不想当,老百姓说你要是不当,我们打也要打得你当。村里自古以来就没有一个女书记,这一届她又选上了,说明她是个好书记,她搞书记,大家安心些。”
  离开远花家时,我发现她家门框上贴着一副嵌有“远花”名字的藏头楹联,上联:“远大理想带村民发财致富奔小康”;下联:“花茂人勤学科技全面发展建新村”;横联:“廉正党纪”。
  远花告诉我:那是村里一位83岁的老人春节前专门请人写的对联,老人亲自送到她家的。
  “公道自在人心”。我想:老人的楹联是也许是对远花这个女村官最好的褒奖。
  

并非尾声:一切正在改变
一位哲人曾说: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眼前这些普通农妇就是如此,她们就像那田野里山坡上随意生长的一株株野生树木花草,朴实、蓬勃、顽强和充满活力,它自己拔节,按照自己的样子去生长,谁都没有去修剪它,它自生自灭,如今,在她们心中播下一颗社会性别意识种子,渴望自主平等的意识就在她们心中开始盟动。
  让女性在自己的社区内发出声音,并对社区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这是让她们建立自信和其主体性的契机,也是让妇女实现自我解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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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村试验(上):久违的妇女大会
城郊乡有一个马蹄桥村,村内有条小河千百年来总是静静地、潺潺地流淌着。相传,几百年前,有一个运粮官修了河上的石板桥,桥上留下五个马蹄印,马蹄桥村便以此取名。
  2005 年 7 月 19 日,我和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带着十几名暑期实习的大学生到农村作社会调查,第一站来到马蹄桥村(以下简称桥村),村支书告诉我们:最令村干部头疼的是村里留守妇女打麻将成风问题,村风也不好,虐待老人、婆媳吵架的现象经常发生。
  村里自古流传下来的俗语:“南瓜不算菜,女人不算人”,“妇女一支花,围着灶门做锅巴”。人们普遍认为自古都是“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妇道人家思想太落后、素质太低,是干不了大事的,参政是男人的事,哪有女人说话的份?桥村由平峰村和双河村合并而成,共有村民3247人,其中双河村已15年没有女干部了,平峰村选上一个村妇联主任,上任不到半年,也被以不与领导保持一致为由而撤职了。村里处处体现出的是“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打着重男轻女鲜明印记的男权文化,正是这种“文化级差”,把女性牢牢捆绑在男性附庸位置上,将妇女排斥在农村公共领域和政治舞台外。桥村妇女长期生活在这种男尊女卑的村落文化中,可是,对这种性别文化歧视,至今很多女人浑然不觉并习以为常。
  桥村妇女状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就把联合国妇女基金会“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治主流”项目的试点村选定在这个村。
  我们试点的初衷是想从文化切入,通过各种活动向妇女宣传普及社会性别意识,我们的想法得到了乡村领导的支持。
  07年4月29日上午,桥村召开妇女动员大会。那天来的妇女有200多人,有抱着孩子来参会的妇女,有70多岁的老太太,也有几个妇女牵着牛赴会。村委会的会议室坐不下,只好将凳子桌子都搬到门外空地上开会。妇女们说,这是她们自联产承包后参加的第一个妇女大会。
  动员会由村支书主持,村妇联主任做动员报告,黄郁和另一个靠养猪致富的农妇做了典型发言,市能源办一位主任得悉消息后也赶到会场推广建沼气池,那天会场的气氛很是热烈。
  我在最后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谚语:叫“南瓜不算菜,女人不算人”? (妇女齐声回答:是的!)我又问:“你们这里南瓜算不算菜?”(妇女齐答:不算菜!)“那女人算不算人呢?”(妇女们一楞,有人张口就答“不算!”更多人明白过来,答道:“算人!”)我再问:你们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谚语叫“妇女一支花,围着灶门做锅巴”?(妇女答道:是的!)
  我用说文解字来阐释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 “女”在甲古文中就是一个人伸长胳膊两腿交叉纺线姿势,意思是女人就是搞纺织的。而“男”字呢?上面是一个“田”,下面是个什么呢?(妇女答:是个“力”字。)对,古人造字时就是说男人是在田里下力的。(场内大笑) “家”字,宝盖头下面是个“豕”字,“豕”就是猪,“家”就是女人在屋里喂猪呀!(妇女笑)。再来说“好”字,“女”的旁边一个“子”,就是说女人只有生了儿子才好,女人如果不生儿子就是“孬”啊!这就是重男轻女不生儿子不罢休的文化根源啊!(妇女笑的前仰后合)还有“奴”、“妖”、“奸”等字都有“女”字旁对不对?男人把坏事都算到女人头上,大家说公平不公平?(妇女大笑)
  再来看农村人对女人的称呼:男人称妻子叫“堂客“,说好听点的叫“内当家”的,祭祖的是男人,女人只能站在一边看;家里来了客,女人只能做饭,不能上桌子陪客人;结婚时男的坐大边(左边),女的坐小边(右边)是不是?这都是一些歧视妇女的风俗习惯,大家说对不对?(妇女答:对!)。所以,我们要在村里大张旗鼓地宣传男女平等,女人再也不能像谚语中说的“南瓜不算菜,妇女不算人”了。现在,城市里南瓜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菜,我们女人也要成为一个和男人平起平坐的人。(众人大笑)
  我们来村里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大家问我对桥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实话告诉你们,我印象最深的是脏、乱、差。很多家门口的牛屎没人捡,厕所也很脏,尤其是一下雨,粪水都漫出来了。为什么现在的堰塘里的水污染这么严重呢,就是因为垃圾、粪便,一下雨全都冲到堰塘里去了。我去锡山独屋了,那里的妇女个个得妇科病,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她们世世代代在一个小堰塘里饮水、洗衣服,人畜共饮一堰水,妇女在浑浊得像黄泥巴糨糊和长满小红虫子的塘水中洗衣服,怎么能不传染上妇科病呢?所以,建设新农村,就是要改变村容村貌,我想问大家一句:现在国家出台很多惠农政策,大家愿不愿意改水、改厕、建沼气?(妇女回答:愿意!)对,我们就是要发动妇女,人人动手来彻底改变不讲卫生的坏习惯,创造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大家说好不好?(众人齐叫:好!)
  第二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妇女打麻将。你们的村支部书记曾向我介绍妇女打麻将:“牛在山上乱蹦乱跳,娃在屋里哭哭叫叫,喂的猪饿的上了灶。”我还听说有一个妇女去年打麻将,一年输了1万多,把男人在外面打工的钱都输进去了。打麻将打成了这样,但是不怪你们,主要是农村文化活动太少了,农闲时间那么长,很多妇女没有消遣的地方,只好聚在一起打麻将。怎么来改变这种状况呢?我们想把桥村的妇女活动室、图书室建起来,把腰鼓队、秧歌队建起来,大家愿不愿意?(众人大声讲:愿意!)
  现在农村留守女人占农村总人口的70%左右,妇女在农村不只是顶半边天,而是顶了大半边天。有人说农村是女性农业,也有人叫农业女性化,不管怎么叫法,建设新农村没有我们妇女能实现吗?农村新生活靠我们来创造,大家说对不对?妇女齐声说:“对!”
  农妇建设新农村的激情被调动起来了,看到她们那一张张质朴的、兴奋的笑脸,我很感动,甚至产生一种激情和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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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村试验(下):新女儿经和妇女绿色宣言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是以血亲文化为背景,女性在家中从属地位决定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被支配地位,使得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世俗观念特别有市场。
  女人是不是天生头发长、见识短、能力差,只能围着家转呢?在农村,很多人认为有一个妇联主任就等同于妇代会组织,村妇代会组织形同虚设,农村妇女基本处于一盘散沙的无序状态,如何构建一个妇女参于村级事务的政治动员方式?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妇女组织起来。
  2007年7月11日上午,桥村的250多名妇女在村小学采取###方式选举产生了村妇代会。
  桥村的妇女发动起来了,她们在村妇代会带领下,家家户户改厕所、建沼气池,房前屋后栽树种花,村里也建起了“星星火”妇女读书室和妇女文化活动中心。
  看到妇女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能否发动农妇自己来编写一首反映当代农村妇女主流价值观的《新女儿经》,作为凝聚桥村妇女思想和行为的主旋律?我征求村妇代会13位委员的意见,她们都举双手赞成。我请她们和黄郁一起,先起草了一个初稿,在此基础上,我又与刘筱红教授反复商讨,对初稿中部分不正确的观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完善。如:初稿中有这样一段:“对夫君,贵忠诚;德贤淑,话贴心。”我们认为,现实中恰恰是丈夫不忠诚妻子的多,不能只要求妻子对丈夫贵忠诚,应该是夫妻相互忠诚,于是,我们改写为:夫妻间,贵忠诚;平等待,互关爱。不男尊,不女卑,比翼鸟,双双飞。”再如:初稿中对妇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讲得多些,而对妇女的权利讲得较少,于是,我们加进了“学政治,维女权”一段。
  我们将修改后的桥村《新女儿经》又反馈到农妇中去,组织她们吟唱,很受她们的欢迎。桥村《新女儿经》借鉴了我国古代传统“女儿经”三字一句的表现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不喊空口号,兼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又被农村妇女所喜闻乐见的特点。
  《新女儿经》全文如下:
  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扫门庭。
  猪牛粪,入沼池;塑料袋,不乱扔。
  种花草,美环境;屋前后,树成荫。
  修女容,正仪表;习女红,双手巧。
  待宾客,笑脸迎;知廉耻,礼先行。
  谈恋爱,重感情;不收礼,看人品。
  办婚嫁,要节省;懂政策,不超生。
  夫妻间,贵忠诚;平等待,互关爱。
  不男尊,不女卑;比翼鸟,双双飞。
  对儿女,慈母心;传帮带,莫溺爱。
  好品德,娃学起;精培育,栋梁才。
  奉衣食,敬双亲;病床前,尽孝心。
  婆媳好,是个宝;家和谐,万事兴。
  学文化,强自身;去陋习,不迷信。
  远赌博,亲近邻;文明花,开农家。
  学政治,争女权;大小事,多建言。
  勇参政,敢竞选;村治中,半边天。
  学科技,长本领;勤劳动,地生金。
  闯市场,团结紧;奔小康,主力军。
  建家园,齐动手;新农村,似锦绣。
  大家唱,女儿经:新时代,新女性。
  为了提高妇代会委员参与村里公共事务的能力,我们还组织她们评选村里十佳村民。经过村妇代会委员民主评议,她们评出了致富能手、美化庭院标兵、好母亲、好婆婆、好媳妇、好村民、好女人、“好男人”等十名先进村民,由妇女评选男人,对村内的男人品头论足,这在桥村是开天劈地头一回,妇女们终于能够在村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了,这是她们社会公共意识萌醒的第一步。
  2008年3月8日,桥村妇女在她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土地上,举办了“马蹄桥村第一届妇女文化节”,这是由村妇代会委员们自己组织,自己主持举办的文化节,她们自己写颁奖词,自己颁奖,自己组织女红才艺展示,吟唱自己编写的《新女儿经》,还发表了妇女绿色宣言,要把桥村建成文明富裕、村容整洁、鲜花盛开的村庄。
  过去人们都说:男人是树,女人是藤,世上只有藤缠树,哪有树缠藤的?如今,经过社会性别意识洗礼的桥村妇女不再只是藤了,她们也是树,正是她们撑起了桥村的一片天空!
  看到妇代会委员们的组织能力和参政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和提升,看到桥村妇女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我们项目组成员最想看到的结果。
  桥村实验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事实证明:让女性在自己的社区内发出声音,并对社区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这是让她们建立自信和其主体性的契机,也是让妇女实现自我解放的有效途径。
  目前,桥村实验正在进行中,尽管还会遭遇许多阻力,但在这块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桥村妇女正在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也在创造历史!
  新女儿经和妇女绿色宣言终于在桥村唱响了,妇女悠扬顿挫的朗诵声和歌声在桥村上空飘荡……
  

特别鸣谢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历经四度春秋的下乡调查和写作,我的这本掘作终于问世了,我的感慨太多太多,我要感谢的人也太多太多:
  首先我要感谢中国“长江学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徐勇教授,是他鼓励我到农村妇女调查研究的这块处女地上去拓荒,他为此书的立项、调研、写作和出版给予了总体筹划和全程指导,他在万忙之中,多次和我一起商定调研写作提纲,并亲赴农村,对我的调研予以现场指导。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徐勇教授就没有这本书。
  其次,我要深深地感谢我所采访的众多农村干部、女村官和普通农妇。很多时候我就吃住在农民家中,喝她们的锅巴粥,吃她们的农家菜,听她们讲家长里短,很多晚上,我和她们促膝长谈到深夜,正是她们那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乡土语言和丰富多彩的乡村故事,还有她们面对种种艰难困苦所表现出的不屈不饶精神,深深地感动和征服了我,使我彻底改变了过去对农村妇女的刻板印象,并使我的这本书能以原生态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我要特别感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妇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刘筱红教授。我们一起牵手创立了农村妇女研究所,她对我的整个调研和写作给予了全程的具体指导,无论是酷暑盛夏还是冰雪寒冬,她多次随同我一起吃住在农户家中,在我调研和写作过程中,每遇困惑时,身为妇女问题研究专家的她,总是用那鲜明的社会性别意识,抽丝剥茧的思维方法,独到的精辟见解,为我指点迷津。我的每篇文章都凝聚了她的很多心血,可以说,这本书是我和她共同撰写而成的。
  我要衷心感谢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周百义同志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王卉女士,遇到他(她)们是我的幸运,几年来他们像母亲呵护孩子那样对待我那并不成熟的书稿,尤其是王卉女士亲自担任本书责任编辑,她为本书的完善倾注了大量心血,本书能以今天这样的面目呈现给读者,其功劳应该归功于她。
  感谢我的侄女——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新闻中心主任吴坤,她在妊娠怀孕呕吐不已情况下,为我第二稿的写作、校对和编辑付出了大量心血;感谢我的女儿魏微从韩国留学归来后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书稿编辑修改中;更感谢我的先生,他在我离开领导岗位的当日为我送上了一大抱红玫瑰和百合花,在我为世俗观念所困扰时,他鼓励我不要三心二意,集中精力搞好调研和写作,在我最失落的时候,他劝慰我说:“善于超脱自己,既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境界,相信我一定能做到。”正是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和爱情支撑着我战胜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了我长达四年之久的艰苦田野调查。
  此书是我初次涉足女性问题的处女作,尽管它很稚嫩,但却真实地记录了我怎样从一名社会性别意识盲者,逐步转型为一名妇女工作志愿者的艰难历程。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不妥之处,祁望专家学者和读者指正。
  吴治平
  2008年9月8日于武汉东湖翠柳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