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静定结构的应用:1937冬太原突围亲历记1

1937冬太原突围亲历记
杜敬之著 杜 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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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父亲杜敬之在耄耋之年所写回忆录中的一个片段。1937年初冬，日寇以强大兵力围攻华北名城——太原。我军将士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拼死守城，情状极为惨烈。然而，终因弱不敌强，11月8日，太原失陷。当时的杜敬之是以一介书生而初识战争。这段文字如实地记述了城陷之后突围之时，无数战士为闯开一条生路而倒在血泊之中的惨状；记述了在如潮的溃军之中，他内心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满怀的惶恐；也记述了生死考验之中的责任与忠诚，血肉横飞之中相互扶助的战友情；同时并没有回避令人沮丧的背信弃义。可以说，回忆是重在彰显炮火中的人性。此文或可从一个侧面印证“侵略战争是人类所犯罪恶中最大的罪恶”（国际法庭《日本战犯判决书·前言》）这一论断。
我们于10月中旬撤退到太原，司令部进驻大北街平民中学。
日军攻势正锐，突破娘子关后，我军又被迫放弃了忻口防线。板垣师团和川岸兵团呈放射形攻势节节推进；上有飞机，下有大炮，又以立体形攻势直逼太原。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部队更显势孤力单、装备简陋，其实力与日军相较不可同日而语。太原城无险可守，等于是未战而败局已定。傅作义将军临危受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虽在官兵面前多次宣示：“弃土莫如守土”，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已下；但也不无孤军奋战以卵击石的无奈。10月20日，傅作义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当时我也在队列之中。他说，我军官兵应当认清战争形势，我们已经进入了棺材（意思是形势极为险恶，城如棺材，未加盖而已）。须抱定为国捐躯拼死守城之决心，恪尽爱国军人抗日报国之职责，以赴死的决心背水一战。听者无不动容。
在临时城防医院
当时，我27岁，参军不过两个多月。虽然作为军医，我已随部队参加过大同外围战役、广武平型关战役和忻口大会战，但我担任的是二线的救护和伤员转运任务。而且由朔州到太原多次随部队转移，我都是与伤员一起乘卡车，相对快捷而安全。我还没有真正经历过战场上的生死考验。我曽幼稚地揣测，傅作义将军有可能是为振奋士气而言过其实。10月28日，傅司令总部负责行政工作的董学礼通知我说，总司令有事相告。我猜测到有重要的任务。果然，来到司令部，看到参谋长陈炳谦和宪兵司令袁庆曾都在座，气氛严峻。傅将军下令组建临时城防医院。任命我为医务主任，负责全部医疗事宜；且嘱咐我说，开战后，原则上尽可能少收容伤员，重伤在治疗后要尽快转移，轻伤处理后令其自行设法出城。兵马未动，医护先行；参军后我第一次接受这样的重任，心中不免紧张，同时也意识到，守城之战确实非同小可。
10月29日，临时城防医院在太原医专成立。高景扬处长兼任院长，陈焕章少校负责院务，而医务则由我负责；同时指派低级军医六七人、看护军士和卫生兵20多人归我指挥。紧接着就有伤员陆续送来，战争气氛日渐浓厚，我们的工作也日益紧张。伤员摘取弹片和出血不止者需做手术，尤其是伤口感染坏死和骨折等重伤则需做大手术甚至截肢。我出国留学前曾在唐山铁路医院实习，只是作为助手参与过这类手术；而留学期间研修的又是内科。但在这种非常时刻，就只能大胆担任术者。我的外科手术技术正是由此开始逐渐娴熟。手术带来的紧张与压力以及事务的繁忙使我顾不得再想其他。
约一周时间里，我们全院医护人员都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11月7日起，敌机开始在太原上空从早到晚轮番轰炸，傅部当时还没有空军部队，完全不具备制空权。此时医院全部工作只能转入地下室。对不断送来的伤员，紧急处置后即安排撤离。直到11月8日下午，日寇已经破城而入，我们却全然不知。只是发现医院北侧我军炮兵阵地已停止发炮。沉寂片刻后又听到机枪声大作，医院与总部的通讯随即中断。这时，患急性关节炎住院的炮兵林参谋神情焦灼地找到我说：“日寇攻破城防，城内已展开激烈巷战，眼看太原要失守了。我们虽然还没有接到司令部撤退命令，但这种紧急情况下，只能赶紧设法保障自身安全。”我立即去找陈焕章，然而他已不知去向。于是我急忙安排地下室所有医护人员及伤员马上撤离。林参谋扶杖行走步履艰难，已无法随军突围。他劝我说：“我们不如一同换便装，就在医院原地不动；你是医生，又会说日语，安全肯定不成问题。”我想，他不能随部队行动是出于无奈，而我能行动；虽说中山装西装我都有，但作为军人不应随便脱下军装；在医院坐以待敌更不可取，生命安全固然较有保障，但日军占领后不当战俘也非当顺民不可，为敌效劳医治日本伤兵我更是坚决不能干。那不仅有悖于我回国抗日的初衷，也有负于傅将军对我的信任。此时勤务李某也劝我留在医院，说这次撤退非比以往，不会像从晋北撤回太原那样有秩序，必定非常危险。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回到办公室穿上军大衣，一个兜里塞了3个馒头，另一个兜里装了两本医书。正在此时，隔墙枪声大作，显然是巷战已在近旁。我与林参谋匆匆告别，他握着我的手说：“你没有经历过战争，又是一介书生，随军突围太危险，这样死去没有价值。请务必听我劝告。”我仍执意随部撤离，于是我们互道珍重，唏嘘而别。
突破封锁线
我把所有的“财产”——两套便装包好，由我的护兵张宝山背上，两人在太原大街上边躲避炮弹轰炸边奔往大北街。这时我军仍在顽强抵抗，因为我们听到城里各处仍是枪炮声不断。好不容易来到战区司令部。却见大门口竟没有卫兵把守，急忙询问才知道，司令部已经撤离。我只好放弃与司令部汇合的想法，与宝山随着撤退的散兵人流一起疾走。来到太原城大南门，我们被众多人挤在城门洞旁动弹不得。原来是先前因守城的需要，城门用沙袋层层堵死，一时无法打开。急切想要出城的军民混杂在一起，拥挤推搡，一派混乱。正拥挤间，总部叶启杰参座站上沙袋朝天连放数抢，这才稍稍安定了秩序。他又指挥士兵搬运沙袋，约两个小时才搬开部分沙袋，总算打开了一扇城门。于是人流一涌而出，被挤倒踩踏者不计其数。后来我才知道，35军副军长曾延毅和其他几位高级将领早在破城之前，就从城门上方间隙钻出去，率先临阵脱逃了。
人流刚涌出城门，即遭遇护城河边日寇密集的机枪扫射，原来敌人早已封锁了路口。叶启杰参座指挥持轻机枪和步枪的士兵七八十人在前边冲锋开路，我们这些徒手者跟在后边。我和张宝山被人流拥着跌跌绊绊地拼命向前跑。随着机枪声响，只见道道白光闪过，如同割庄稼一般，死伤者“一茬茬”地纷纷倒下。其他的人则不顾一切踩踏着倒下的人继续奔逃。只是凭着人多和暮色的掩护，我们部分人才突破了出城后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也就在此时，我与张宝山被冲散了。过了桥是一个三岔路口，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敌人机枪封锁，显然向南突围已不可行，只好转过城西。但是我们在城西公路口仍然遭遇到敌人机枪的严密封锁。此时溃兵如潮，为了逃生人们只能再一次拼死冲过去。只见人流过处血肉横飞，又有不知多少人倒下了。我一度被拥在人流前边，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而我竟然毫发无伤，这种难以想象的幸运可谓人生奇迹。而在当时，我似乎没有顾上害怕，只是闪过一个念头：参军时立誓以身许国，难道这么快就死在撤退逃亡的路上？
过去，只在书本上读到过“枪林弹雨”“尸横遍野”这些词句，此时我才真正身临其境。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血腥与惨烈的场景仍历历如在眼前；然而，在漫长的8年抗战生涯中，那不过是我面对血腥与死亡的开始。
我们出城后已3次遭遇敌人机枪封锁，伤亡惨重。不能再走公路，我们只能涉过晋恒造纸厂的废水滩进入农田继续突围。水深及膝盖，上边结了一层薄冰，脚刚踏进去，立时感到水寒刺骨。我整日水米未进，不由掬起冰冷的污水来喝了个痛快。过了水滩，黑暗中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摸索前行。先前，部队为倚城野战的需要，在农田里挖了许多城防工事：两米多深的战壕上搭着尺来宽的木板，仅能容单人走过。起初，人们还能有秩序地鱼贯而过。可是当我刚刚过了一道战壕，前边突然响起了机枪声，人们仓皇反身而逃，秩序大乱。退到到战壕边，人被拥得像下饺子一般扑通扑通地掉了进去。我不由自主地也掉了进去，重重压在下边人的身上，后我掉下去的又重重地压在我身上。战壕里一片哭喊声和呻吟声。我一手护头一手护胸，一边竭力腾出手来把压在身上的人推开。也不知推了多少次，也不知被踩踏了多少次，经过的人渐渐少了。我正要坐起身来，突然又有一个人跳了下来，一只脚正踏在我的胸部，我口鼻喷血，一时窒息而昏迷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清醒过来，发现战壕上边已经无人经过。我挣扎着坐起来，大衣襟却被人压住抽不出来，只好脱去两只袖子，这才甩掉大衣挣出身体爬出了战壕，这样，我又逃过了一劫。被踩踏挤压而死和奄奄待毙的人，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我也只能狠心将他们留在身后了。我撩起衣襟擦了一把脸上的血，发现帽子和眼镜早已不知去向，在田边摸索了半天，摸到了一根树棍，勉强支撑着身体，一口口吐着血踉跄跟随在零散行进的战士后边，也不知他们是走向哪里。此时，枪声暂歇，在黑暗中我被求生的欲望驱使，无目的地奋力向前。心中在默默地祈祷：我只要跟着他们走就能归队。
夜渡汾河
11月8日深夜，艰难行进间听到哗哗的流水声，看看尚在腕上的手表，是深夜11时，我们已来到了汾河边。只见前边有人陆续泅水渡河，水流很急，我不会水，又不知深浅，不由望而生畏。负伤吐血，又长时间行走我早已虚弱不堪，只好坐在河边休息。恐惧、伤痛、饥寒、疲惫集于一身，也不敢想以后还将会遭遇到什么。这时不由回忆起参军之初，我与傅作义将军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他对我这个归国学子投身抗日十分赞许；并郑重告诫我说，战时军队生活非常艰苦，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满怀书生意气地回答说：“您放心吧。我既然来参军抗日，就不怕艰苦和危险。”现在想来，那时对军队生活和战争的理解是何等肤浅。我回望已经沦陷的古城太原，回想就在我身边倒下的无数的无名的战友。心中不由涌起了无尽的悲哀和满腔的愤恨。
此时，过来一位河南口音的战士，他问我，为啥不过。我回答说，不会水，不敢过。他说，我先下去试试看。他手提步枪下水过了河，在对岸向我喊话说：水深才及胸，可以过。我仍然怕被冲倒，犹豫再三还是不敢下水。不料他竟涉水返回来接我。这时，后面又过来一位战士，河南兵对他说，咱俩帮他过河吧。于是我两臂搭在他们的肩膀上，他两人架着我顺利地渡过了汾河。后来得知，渡河过程中，有人因负伤无力泅渡而中途淹死，有人陷入淤泥而死，而我竟又一次幸存。然而，让我深感内疚的是，在慌乱中，我只向两位战士道了谢，却忘了询问他们的姓名和番号。对救命之恩，我内心铭记永志不忘；无从报答，唯有祝他俩福星高照，永世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