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运维工作亮点:欧美和中国都需要改革

　　（一）欧美怎么了？

　　从经济构架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带来动力、公平交易、经济自由和创新等等，但也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不难看到，美国和欧洲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即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西方市场经济内部的金融或者货币资本和工业资本(或者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碰撞很激烈，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资本(或者制造业资本)发展到拥有很大份量的金融资本。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来说，当代金融资本已经和昔日的金融资本全然不同。昔日金融就是要为实体经济融资，尽管金融资本也有“投机”性，但这种“投机”性的交易还是和实体经济相关。但在今天的金融资本那里，“投机”本身就变成了主体。金融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为了更多的为自身“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

　　当今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实体经济还是依赖于金融经济，但金融经济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这是一种单向面的依赖。当今金融资本成为欧美经济的半壁江山之后，金融资本明显呈现出一大趋势即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金融资本最具有流动性，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资本的特性就是流向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因此，很容易理解，在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金融业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并没有意图来扩大国内的投资，拯救实体经济;相反，它仍然流向海外发展中国家，因为在那里，它可以获取远较国内高的收获，这样它不产生国内就业。同时，当代金融业主要是用货币炒作货币，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电脑化的行业。从其所雇用的员工的结果来看，只有股东和少量的技术操控人员(即金融工程人员)，不需要传统金融业所雇用的大量雇员。因此，华尔街在不断制造着富翁的同时也在解雇大量的员工。

　　对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需要进行干预。对于政府的干预，现在不论哪一派经济学家都没有反对的声音了，争论只在于干预的边界在何处。不同性质的政府，比如，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干预的方法和边界显然不同。

　　在西方，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是保护市场经济的最好政体，同时市场经济也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私有者通过早期市场经济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了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这是有产者民主的开端。当工业资本产生的劳工群体即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时，这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西方民主从有产者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随着这种政治的转型，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成为福利经济。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政治民主化后政府干预的结果。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光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有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展出了劳动者、资本、政府三者之间的平衡。但随着劳动者的增加，由于来自劳动者的选票的压力，政府在劳动工资的提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取得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不得不继续扩张。

　　高福利需要征更多的税，但是随着以规避纳税著称的金融资本的崛起，欧美国家的税基已经在不断流失。20年来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中产者和资产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但坚决反对增税，而且积极追求减税。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靠国债度日的赤字财政，这就是欧洲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等等的跨国公司就已经把制造业和通过产业链的全球化将本国许多中低端制造业转到发展中国家去了，这对本国的就业也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半边江山也已经从产业转向金融，金融业也不产生就业，所以对本国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美国的失业率总是保持在9%左右。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促使着西方发达国家朝着两极分化趋势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必然导致社会的不满，很多人走上街头抗议就是这种不满的表现。

　　政府是否可以通过传统的征税方式来对付呢?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对资本缺少有效的制约，如果对富人征税，富人很容易出走他乡，财富流出到其他国家。没办法，民主政府为了对付财政危机，往往选择继续向中产者征税，这必然导致更大的不满。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抗议运动也在那里频繁发生。最近发生的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

　　从目前的情况看，没有人知道西方如何应付每况愈下的经济。西方的选择似乎不多。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

　　（二）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怎么好法？

　　在中国，我们情况与美欧不同，1978年以后，我国在中共主导下改革开放，逐渐走上市场化道路，现在处于半统制半市场化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发展的代价也很大，比如环境污染、食品伪劣、道德沦丧、官员腐败、官商勾结、奴役劳工、权贵掠夺等等。

　　当今在我国半统制半市场化下，权贵资本、平民资本和外国资本这三部分就是当今的私营企业的状况,权贵资本在半统制半市场化阶段由于有官方背景享有优先权。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权贵”这类人通过三种方式发家致富了，从1978年到1989年通过倒卖廉价物资发家，从1992年到2000年由于实行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权贵或者利用手中的资金或者从银行贷款低价收购国有资产，重组后上市，又发了一笔；从2001年起到现在利用父母手中握有的公权，或者低价领进工程项目高价转手获利，或者低价买进城市周围的土地然后高价转手或经营房地产又大大发了一笔。这种情况在民主化国家的市场经济下一般是没有的，只有我国或类似我国的国家在专制之下实行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才会出现。

　　在半统制半市场化阶段，迄今为止，中共控制的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有垄断利润和特权，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基本上是高官的子女和亲属。说我国的经济是半统制和半市场经济不仅是因为有权贵企业和有垄断国有企业的存在，还因为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他们优先将资金注入国有企业和权贵企业，破坏市场公平;同时还因为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这种半统制半市场化经济，不仅是经济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政治的原因。一党专政制度是这种半统制半市场化经济产生问题的主要根源。一党制的特点是：党国一体化，在中国,中共一个党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和司法等所有领域的权力。中共享有专制的特权，由于改革在没有实行民主和法治之下搞所谓的市场经济，所以官员腐败、权贵掠夺、官商勾结等就如山洪暴发一样表现出来了。官员腐败、权贵掠夺和官商勾结这一些现象首先是跟公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如何设计一种制度来限制公权力这是最主要的。人类社会治理的实践和学说发展至今，已经证明了四种制衡权力的有效方式——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三权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监督。这四种制衡就是反对官员腐败、权贵掠夺和官商勾结的最有效形式。

　　（三）如何根据情况进行改革？

　　现在有人就失去了理性判断，说什么既然欧美市场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民主政府干预也没能够解决好问题，那么就干脆终结市场经济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这样的论调已经充斥了世界各地大小媒体。市场经济真的要终结了？我国经济实力现在能够强劲当然应该归功于近三十三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产生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

　　而是市场化的奇迹。到今天，中国和美欧各国的经济体制差别，不在于政府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别，而是存在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划在哪里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所以，现在的争论，不是围绕市场经济是否要被计划经济所取代，而是围绕监管的边界要往哪里延伸、延伸多少的问题。所以世界各国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政策选择或者改革。

　　美国是全球金融风暴的策源地，美国经济本身也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必须解决。如今，美国财政部的债券信用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财政开支在未来必须削减。美国既有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和人群，包括高科技、高等教育、高端制造等方面，苹果、微软、谷歌、波音等大公司比比皆是，但是必须看到，美国还存在着一大批积聚在低端制造业、普通的国内服务业不具备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和人群，

　　这部分人群是从拉丁美洲国家通过非法移民或投亲靠友进入美国境内的、连英语都讲不好的没有受过良好基本素质训练的新移民，这部分人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包袱。

　　面对这样问题，美国长期形成的高福利的制度安排，导致60%以上的财政支出属于赋权性的财政支出，用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低收入家庭过多的住房补贴等方面。这一切使得美国社会中没有竞争力的那部分人群更加没有竞争力；而这种负担将越来越重，又会反过来作用到高端人群身上，使得他们的税收负担日益加重。

　　我们看到美国的政界为此争吵的不可开交，双方一直争执不下，以奥巴马为首的民主党人认为，应该增加社会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和解决社会矛盾；而以共和党、茶党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却想恢复美国早年以新教徒文化为社会核心的传统经济制度，那就是大幅度地削减财政开支、削减税负，以此刺激经济。

　　在现有科技条件下，有理由推断，美国经济格局在未来4-5年内很难出现大规模的逆转，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的主权债务规模很难在短期内削减。未来四五年美国的基本状况，可能是维持比较低速的经济增长，财政情况继续恶化。在此情况下，在美国的民主政治条件下，美国唯一的政策选择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带动和刺激经济的发展。

　　欧元区的状况是一方面德国的制造业及经济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另一方是南欧一些竞争力较差的经济体，它们所面临的是必须削减政府福利性开支，既是为了平衡预算和削减债务，更重要的是通过削减社会福利的方式增加其劳工的竞争力。这些南欧国家必须启动改革程序。

　　从欧债危机两大主角的任一方来看，欧元垮台对它们都不利。从德国的角度看，如果其重新启用自己的货币马克，则将面临巨大的货币升值压力，从正处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南欧国家的角度看，欧元倒台更是引火自焚，因为如果脱离欧元区，它们自己发行货币将面临极大的市场挑战，因此，欧元机制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债务危机而崩溃。

　　动荡的国际环境给中国经济提出了挑战，面对这样一个形势，中国必须做好认真的准备。 必须加快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步伐，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外汇储备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近年来政府启动巨量投资和海量贷款造成的消极后果正在开始显现。

　　中国社会虽然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和权贵资本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样一来，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

　　这种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法治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强化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以及权贵资本力量，使经济的不断增长蜕变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的联合体。

　　要避免出现后一种情况不仅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地推进。历史告诉我们，一切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都需要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规则和公正执法来保障的。所以，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