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总变形量:趣说孔子与《论语》7

趣说孔子与《论语》7

身的局限性。他承认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窍比于我老彭”（《述而篇》）。意思是喜欢圣贤留下的知识，并进行学习，研究和运用。这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孔子抱住这些“古董”不放，认为古人的东西，特别是周朝的礼制是至善至美的东西。如当孔子看到一种做为礼器的酒壶的形制变了模时，就感叹说“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篇》）。这意思是说酒器已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因此，不单指这个礼器，而是说变了，一切都变了！孔子不懂得社会事物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觉得周朝的礼制非常完美，没有必要改革与变化。如颜回问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韶、舞”（《卫灵公篇》）。意思是，治国就要使用夏代的历法，坐殷代的大车，戴周代的礼帽，音乐就用韶和舞。这里孔子认为治国就要遵循古制，依礼而行。孔子也主张变革，但必须遵守礼制，不能离经叛道。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篇》）。这个“道”就是周朝的礼制和由礼制引伸出来的仁义道德。“周之德，其可为至德也已矣“（《泰伯篇》）。所以，当一些诸侯国家实施改革时，孔子就出来反对。如反对鲁国的税亩制，死保井田制。而税亩制带有封建制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是代表社会进步的改革措施；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是一种守旧与落后的制度，孔子其政治主张行不通。

二是两大政治矛盾尖锐复杂。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一方面，各诸侯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形成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以及历史、地理环境、人口数量、少数民族政策、宗教信仰等情况的发展和变化，与周朝的中央政权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直接影响着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因此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加速过渡。周朝统治已近尾声，其统治者提不出与时俱进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方案，周朝被历史抛弃已成必然。东周末期，原有的一千多大小诸侯国经过兼并后只剩下七个。七国争雄的局面维持了一段历史时期，终于被改革较彻底的秦国兼并而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建立了新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结束了奴隶制。而孔子的政治主张是悖历史进步而动，当然步步受阻。虽然他提出的仁义道德观是正确而完美的，但他忘记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篇》）。即由于他提出的政治主张这一根本搞错了，所以其它事情当时必然徒劳无功；到晚年，孔子也感悟到这一点，所以不再“问政”，专事典籍事理及教育工作。

三是没有群众基础。孔子的政治主张的实施是走上层路线，寄希望于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群众（孔子称的“民”）不了解孔子的政治主张和仁义道德的内容，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出现孔子与弟子在匡被围而七天断粮的事；还有人讽刺其师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被守城的小官吏骂作丧家之犬等。另外，对隐居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去联络而壮大自己的力量，更没有努力让隐居者接受自己的观点，碰到软钉子就退回来。

四是孔子推行政治主张的方法失误多多。如在鲁国取得代理宰相的职务后，孔子一心想通过削弱“三桓”势力而维护公室权力，在他立足未稳，政治、组织、军事措施不充分，社会舆论不广泛的情况下实施“堕三都”的行动。“三都”是指控制着鲁国大权的“三桓”封邑中的高大而坚固的城廓。“堕三都”的目的是彻底摧毁“三都”高大而坚固的城廓，扫除“国中国、君上君”的格局，从而削弱“三桓”势力对鲁国的控制。但孔子的弟子孟懿子作为“三桓”势力之一，对“堕三都”是暗中抵制，孟懿子的城邑攻不下来，“堕三都”计划失败，“三桓”仍控制鲁国大权。这对孔子来说，是他政治改革的失败，也意味着他在鲁国的政治生涯将结束。尽管孔子有济世安邦的宏愿，但缺少政治斗争经验，处理政治问题时书生气十足，由于这一次失败，带来了不良后果。后来，孔子在一些诸侯国游说时，孔子的政治主张及孔子的任用都被拒绝和推辞。因为“鲁君”不用，所以“我们”当然不用。

五是不会妥协。孔子坚持“道不同不相谋”，如拒绝阳货安排的官职；如弟子劝孔子在卫国谋一职位，他则强调，必先“正名”。孔子不管卫灵公给予他六万斗的待遇而直言大声批评卫灵公是好色之徒；如才到宋国的国门，看到大群人在为权贵桓魋制作一个巨大的石椁，孔子就批评这是劳民伤财，桓魋不得好死。孔子这些做法都对，但传到卫灵公和桓魋耳里后，六万斗年俸没有了，孔子在宋国讲学处的大树被桓魋派人连根拔掉了，弄得孔子及弟子们不得不一再转移而过着流亡生活。

以上是我们对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人和事作分析探讨。孔子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看透全部问题，但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正是孔子执着追求建立千秋业绩的宝贵精神所在。

98、如何理解“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历史背景？

“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前后的口号，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制，使中国从形式上结束了封建统治。虽然有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思想。中国思想界处于混乱的状态，中间插入了袁世凯以及张勋复辟帝制的丑剧。袁世凯在称帝前已经提倡祭天祭孔，并且通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社会上出现了“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这类名目的组织。清王朝的遗老是这些组织的主要人员，连原先鼓吹变法、改革有影响的人物康有为也参加他们的行列，成为他们的最重要的发言人。他们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自由平等的观念。这种反动思潮是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相适应的。在袁世凯和张勋相继失败后，“孔教会”、“尊孔会”这类组织仍然到处活动，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还有崇拜鬼神的愚蠢迷信，加上使人精神萎糜的低级趣味的文艺，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主生机、有利于封建军阀统治的精神网罗。

1915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发起了冲决这道精神罗网的斗争。初期《新青年》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它的作者们认为，为了使中国真正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也就必须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新青年》的作者们大多数是在国外留学的人员，或是在国内注重研究与接触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的青年人，属于当时青年中先觉悟起来的部分。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是主要撰稿人。他们针对当时十分猖獗的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勇猛的斗争。他们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中国。他们指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教条被封建统治者——皇帝、反动军阀利用，对劳动人民实行奴化统治和剥削，已成了全国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与民主科学根本不相容。这种精神枷锁的源头又是与孔孟之道有关联，他们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很显然，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没有更多的思考和选择，孔子作为封建王朝的精神偶像，只有彻底打倒，才能解除思想与精神上的束缚。这是用一种全盘否定的方式来进行的，来不及去深刻揭示孔学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在思想方法上走入了形式主义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误途。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避免的事，对于宣传民主与科学和新思想的确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通过对孔子的批判，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也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潮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孔子的思想与学说，经过荀子、孟子，尤其是宋代程朱理学家的改造，早已不是原貌了。毛泽东就曾深刻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用科学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毛泽东读书笔记》670页）。毛泽东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读书笔记》665页）。今天，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对孔子及其思想重新评价，是因为孔子思想与学说同中国二千多年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不可能全部否定。所以，有人分析认为，“五四运动”时期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当时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后来，陈独秀作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发起人再谈及孔子时说：“孔子影响至深且大。每一封建王朝都把孔子当神供奉，信奉孔子是假，维护统治是真。五四运动时期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这个道理，但在学术上，孔孟言论有值得研究之处”（见《孔子新传》）。现在有人提出，有必要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儒家思想重新进行全面清理，有些反对是对的，要坚持，反对错了的要予以修正。这正是我们今天了解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历史背景的意义所在。

99、如何理解“批林批孔运动”的历史背景？

“批林批孔运动”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重大事件。林，是什么人？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批判？这些都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其诱因有二：一是林彪策划武装政变；二是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发生大的转变。

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是当时党章明确了的党的最高领导的接班人。但林彪野心膨胀，急于接班，为此而大肆进行宗派活动，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策划了一系列的阴谋。1970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觉察到林彪的野心和阴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宗派集团的权势，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阵脚，使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林彪眼见形势对他们不利，就铤而走险，阴谋用武装政变来杀害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了解到一些可疑情况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使林彪谋划的武装政变和谋杀计划破产。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及其走卒见势不妙而仓惶出逃，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国境内的温都尔汗时，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9·13”事件。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学术界在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哲学史进行研讨过程中出现了“尊孔”与“反孔”的争论。因为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古代哲学史，都要涉及到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所以形成“尊孔”与“反孔”两种对立的学术观点是很正常的事，也是学术界开展学术研究的自然现象。在研究过程中，反对孔子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赵纪彬、杨荣国、任继愈等学者。赵纪彬的代表作是《论语新探》，该书是赵纪彬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专著，初版时怕“有碍销路”，改题为《古代儒家哲学批判》，195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特恢复《论语新探》原名。杨荣国的代表作之一是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中，有他反对孔学的文章。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以反对孔子思想或对孔子某一思想观点持否定态度为立论的。而这些书毛泽东都看过并说：反对孔夫子的书，我都注意看。毛泽东对这些书的反孔观点持肯定态度，说明了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已开始发生转变。

解放以后，毛泽东在较长的时期内，对孔子是持两点论的，肯定多于否定。到1958年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当年11月的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说孔子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对孔子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9·13”事件后，中央调查组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子、孟子某些言论的材料，如林彪曾书写了“克己复礼，唯此为大”的条幅给叶群，叶群心领神会，也复了一个条幅给林彪：“克己复礼，惟此为大”，把原林彪写的“唯”字改成“惟”字，寓意从心里领会林彪的阴谋与意图。调查组把这些材料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就要求搞一个综合的完整材料送给他看。调查组组织人编了一本（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谈及此事还说：“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毛泽东把林彪与国民党、与孔子联系起来批评。

从上述可知，林彪为了抢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党内搞阴谋诡计，发动武装政变后又叛国出逃，利用孔孟的一些言论引导与鼓动林彪集团成员进行宗派活动，掩护其阴谋目的，并从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肯定孔孟言论的材料。加上毛泽东晚年对孔子持全盘否定态度，这是导致毛泽东把批林与批孔联在一起的现实原因。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批，是指批判，这是当时使用率较高的一个词，它带有说理、批评、斗争的多层含义。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从而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或有用的和无用的。当时批林批孔的方法，主要是组织人写文章，发评论，用说理与斗争的笔触和口吻对林彪的思想和行动与孔孟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对照而进行批判。批判的形式有报刊文章、广播、召开学习会、批判会，发动群众对林彪的阴谋及孔孟的言论进行口诛笔伐！这种方法与形式，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林彪的影响力远不及孔子的影响力大，所以，虽然经过这场“批林批孔运动”，是把林彪批倒批臭了，但孔子的思想影响没有在中国的文化中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运动在广大群众中宣传了孔子的思想，这是当时所意想不到的。

100、毛泽东对孔子与《论语》有哪些评说？

毛泽东是伟大的人民领袖，更是学习和运用中华古代文化智慧的集大成者。这与他有扎实而深厚的古文基础知识有关。在他的著述中，曾对孔子和《论语》作过评价：“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见《整顿党的作风》）。这说明在当时条件下，儿童时代的毛泽东就学习过《论语》。1936年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说：“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到1964年毛泽东又回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从毛泽东两段回忆，说明他少年时代在韶山家乡读书，启蒙伊始就读《论语》及其它古籍，虽然“背得，可是不懂”，但也有好处，成年后理解能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毛泽东后来对“四书”、“五经”的运用，发挥十分自然就说明了这一点。如在延安时期，他要求青年人向孔夫子学习，“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采取这种态度”。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活动，他对孔子的思想学说既有肯定和褒奖，又有否定与贬斥。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是有着仰慕之心的。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他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此事他在记忆中印象很深，1936年在保安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毛泽东当时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仰慕之心而去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在思想方面遵循孔子提出的“博学于文”的原则，并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1964年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还列出了集四大类共七十七种书，并说：“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并孜孜不倦地阅读。

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后，在从事新民主主义研究时，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到延安后，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用它们来总结革命实践。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走向成熟，这时，他对孔子的认识也随之全面和科学了，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499页）。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没有简单地否定过孔子，相反多次说到孔子的“长处”。

1943年6月，毛泽东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信中也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读书笔记》665页）。他还具体评价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一样……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说到”（《毛泽东读书笔记》662页）。到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孔子仍多次予以肯定。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还说：“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到1958年的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在延安所写的政论文及演讲稿中，毛泽东多次引用《论语》和孔子的言语。如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要干部“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迈开双脚去了解实际情况。如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又要求老师向学生学习，并且要学习孔夫子因人施教的方法。另外，毛泽东还从哲学观点对孔夫子的思想与论语作了发挥与解释，要求对孔子在认识事物与人物时的辩证法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毛泽东贬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子思想当作宗教教条去强迫人们信奉。“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见《毛泽东选集》788页）。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增刊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另一点，就是反对孔子教育思想及活动中缺乏劳动观念和行为。1939年5月4日，在延安参加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会上讲话时指出：“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毛泽东选集》532页）。

有研究材料认为，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反对，其出发点是为了破除“思想界的强权”。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全盘否定孔子思想之事，是在那段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历史已证明，这种做法行不通。这是另一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