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正常生活

“文革”十年，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搅动社会生活最剧烈的一场运动，然而民众的日常生活总要进行下去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抵制奇装异服”

    据金大陆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所载，1975年7月19日下午，上海市服装鞋帽公司为建议有关组织“拟可开展一次抵制奇装异服的宣传教育活动”，遂在南京东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和西藏路等上海主要繁华路段设岗，观察记录上海女性的着装情况。

    事后据报告，约两小时内，上述地段共有1095位女子着裙子，其中裙长超过膝盖的为204位，占19%；齐膝盖的102位，占10%；膝盖以上一二寸的580位，占55%；膝盖以上三四寸乃至五六寸的超短裙亦有169位，占16%.

    时隔一年，1976年7月，上海团市委“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亦组织全体机关人员分头在外滩、豫园、南京路、人民广场等闹市地区设点观察。事后汇报，在上海最负盛名的中百一店门口“仅15分钟内，就有40多个穿奇装异服、理怪发型的人走过”，而1976年的“奇装异服”有四大特点，其一为“长”，即衬衫包裹住臀部；其二为“尖”，如“燕尾领”等；其三，“露”，所谓身穿“薄型透明衬衫，内系深色胸罩”；其四则“艳”，如着一身“深咖啡、深蓝色”等。更有意思的是，据有关部门调查，当时从北京东路外滩到南京东路外滩，200米距离中就有600对青年男女在谈恋爱，其中将近200对“动作不正常”。

    如果我们只是抱持惯常的历史认知，那予人一片肃杀消沉印象的“文革”时期，男男女女合该面色阴郁着装一律，这占总数16%的敢穿超短裙女性简直腐败透顶；青年恋爱虽属自然，但大街上光天化日“动作不正常”，则显然有悖主流道德观，纯为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上述两则材料，最富深意处，即一方面凸显出“文革”时期，极权政治和极左意识形态放肆侵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并无一例外地上纲上线至政治指控；但另一方面亦见出上海社会青年男女之求新求异求奇之风潜滋暗长，蓬勃发展到了要惊动有关部门设岗置哨的地步，互为攻守，既证明了“政治指对的虚妄和脆弱”，又印证了日常生活自有消融权力的妙招。

    “非常”与“正常”的两种眼光

    之所以拈出这两段故实，是因此正可看出《非常与正常》一书之特色。“文革”十年，不论其最终之意义厘析如何，就其事实层面而言，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搅动社会生活最剧烈的一场运动，在使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然而民众的日常生活不论如何总要进行下去，以至身处整体的“非常”状态下，个体时时需要“顺应之中的正常”以及“应对之中的正常”。前者按作者所言是“非常”的“调节机能的显示和表达”，多产生“正常中的扭曲”，后者则系“非常”的“制造功能的扩展和延伸”，多产生“正常中的妄为”。是故金先生所欲析解的“文革”话题，并非此前习见的高层权争抑或意识形态流变，这一建基于“政治运动的向度”所展开的讨论碍于资料的未完全公开和各种政治拘囿其实颇难充分研究，此即作者选择将“文革”研究向“社会生活的向度”垦拓的一大原因。(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如此改弦更张，眼光照见处，反倒别有风光。全书以“上海1966年-1976年”为时空坐标，聚焦“社会生活史”，依凭多年积累的相关资料，举凡此时段内上海市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水产品供应、群众报刊、毛泽东塑像、深挖洞等各方面内容与发展情况尽皆阑入。如此构成的“文革”时期上海社会生活的多维全景画面，使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上海的‘文革’”，更是“‘文革’中的上海”；不仅是上海的“非常态”，更是“非常态”之下的上海如何艰难维持自己的“常态”，从而使“文革”研究“不仅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

    换句话说，书中时时交叉两种眼光，一种是外部的、整体的，提供给我们观察上海“文革”社会生活时代背景的眼光，以明了种种造成“非常”的原因；另一种则是内部的、个体的，从群众日常立场出发的眼光，对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前者构成一种“对视”和“补充”。

    革命也要吃菜

    再者，此书亦未简单化对于文革“非常”状态中的权力评价，事实上，有时“非常”的政治骚扰也阴差阳错给民众带来实利。

    如十年期间，上海市面上的蔬菜供应并未如人想的那样处于凋敝混乱的情形，总体供销亦属正常。然而，众所周知，当此时代，原有的市场调节杠杆已然失效，那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和手段保证整个上海市场的蔬菜供应呢？原来不论是夺权的造反派还是当权派，乃至第三势力的基层群众，其各自的政治动机与目的究竟如何，具体的“路线之争”又怎样，保证市场蔬菜供应都是各大政治势力必须重视与把握的环节。谁把握得好，既体现出自身掌握实际权力的程度，也完备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换句话说，保证每家每户能有菜吃是进行政治权力斗争的一种直接手段。(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因此，造反派掌权后，坚持“卖菜人想到吃菜人”，强调提高服务质量，要“为革命而卖菜”。诸如当时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主要官方媒体所报道的，菜场顾及工人群众早上时间赶，特设夜市、甚至24小时通宵服务、遇到恶劣天气送菜到里弄、开秤前组织忆苦思甜大会，深刻认识不是顾客要求没有底，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彻底等。受意识形态影响，菜场充分认知到了“商品制度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坚决反对“利润挂帅”，各种服务精心周到。这种基于政治主导、强调“为政治路线服务”的菜场现象，恰恰是“文革”时代“非常”与“正常”状态互为缠缚的一种表现。它在政治诉求上浮夸张狂，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就实际服务而言，却又的的确确给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如若我们仅仅批评这种虚妄张狂的政治考量而忽视其实际造成的一定正面影响，也就难称公允。不过又须想深一层，在这民众得实惠的背后，其实是整个经济市场在以“非常”方式满足这一“非常”服务———国家必须不停通过权力运作，调拨巨额财政补贴才能维持和刺激这种本质违背价值规律的非常态“稳定”。

    不可压制的人性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书中揭示的处于“非常”状态下不可压制的人性常态，虽然这种常态很可能是以某种变形的面目出现的。

    譬如本文开头提及的穿着问题。一身军装，虽然是那时的标准装束，谁都不敢贸然违背，但上海人就根性而言并不一味崇“武”，他们聪明地通过变换领口和袖子的色彩、式样，诸如改换衣服三围尺寸、上海女知青当日时兴的“节约领”、给旧毛衣缝上新袖子等，尽己所能地让自己变得稍稍与众不同；上海的纺织行业也在这一时期开发各种新型化纤混纺织品，以其手感上佳、色泽鲜艳深受民众欢迎。即便整体时代要求人们自动消泯对于美感的追求，但人性中追求不同、向往自由的本性并不会随之走向死寂，仍会寻找各种政治缝隙生长出来。

    此为求美一面，从求利一面言之，“文革”中亦不乏。自“文革”始，领袖像章的产量迅猛增加，1966年8月上海尚且生产18万枚，到了10月，月生产量即飙升至1000万枚。佩戴领袖像章，既是表达对于毛主席的拥戴忠诚，也是一种时尚。而毛主席像章不同款式、材质、工艺又使得领袖像章种类繁多，水准不一。随着高产量与多品种的出现，上海的南京路黄陂路口、北站、提篮桥等地，竟迅速生成一个个颇具规模的交换市场，并滋生出各种买卖与变相买卖。而于领袖像章中牟利的现象也不少见，有挪用原料而贪污盗窃者，有买进卖出、投机倒把者，也有私自纠合人员进行地下生产者。试想，在人人“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时代，在人人高喊忠诚毛主席佩戴领袖像章的时代，其实仍有人通过各种方式巧取豪夺利益，而最吊诡的是这种对于利益的猎取往往又担负着革命的别名。因此，这最终证实了非常态的“革命”再堂皇壮大，也不能禁绝人们正常的逐利的本性。

    “文革”十年，是为浩劫。且不说它对政治权力运行逻辑的极度破坏，单单论其对于偌大中国数亿人口之日常生活之史无前例之影响，也足以称其为“浩劫”了。本书重点论析“文革”十年的上海社会生活，所予人的启示是若单一从政治层面研究“文革”，殊难窥得全貌。事实上，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本身就是上层权力正常运转的生命体征，往下看，固然是衣食住行的凡俗世界，想深点，又何尝不是“国家管理”的“在位”表现？再者，诚如作者所言，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所提出的“五七指示”，实际上已然包含了一个“工农兵学商”联合体的社会构成设计，希望全民共进，达到理想世界。日后这条“文革”线路被一波波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运动遮蔽挤压了，但若摒而不论，尤其是不从民众社会生活的变迁角度来加以厘析，实质上对于理解毛泽东、理解“文革”均会构成蔽障；不论是“非常中的正常”，还是“正常中的非常”“文革”自始至终包含着这两方面，也唯有二者交汇杂陈，才可见“文革”社会的复杂面相，才既可说明短时间上的时代的荒败错乱，又见出长时段上“生活的逻辑不容篡改”，时代终究要各归其位。

    细读

    人口增与减，婚姻合与离(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上海1969—1971年间的人口迁移增减数量相当悬殊，其中1970年迁出人数为37.09万人，迁入人数只有5.85万人，这三年的迁出人口总量为97.72万人，迁入人口为26.24万人。这一数据联系当时背景，颇可说明问题。1968年秋，上山下乡运动已然开展，但当时上海1966、1967届应届毕业生分配却迥异全国当时绝大多数城市的情况，很大一部分进了上海的工矿企业。然而1968年冬，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下达后，上山下乡成为衡量青年是否“革命”的重要标准，因此接着进入分配程序的1968、1969届毕业生立即被宣布“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由此造成上述人口人为地大量迁移。

    如果说，这种被作者称为在“本质上具有泯灭城市文明的企图”的“恶性的人口变动”是一种“非常”表现的话，与此同时，作为“正常”表现即是伴随着上海总人数的大规模减少，十年间上海总户数却悄然走高，共增多36.33万户，换言之，即便局势动荡，普通民众的迁移分户、结婚立户仍旧兀自进行着。据统计，造反派夺权、武斗、大批判沸反盈天的1967—1969年，上海的结婚登记数亦达91958对，整体的“非常”状态再如何喧嚷嚣骚，也不可能完全阻绝大街小巷的寻常幸福。而若将结婚户数的稳步增长视为对“非常”时代的一种潜在抵制的话，那十年间离婚总数只有极少的6489对，则反倒是另一种“非常”了。原因是当时将离婚视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在一切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裁断的时代，这样的帽子无疑会令自己遭受各种不利影响，更甚者影响整个家庭的命运，是以即便婚姻如何不顺遂，夫妻几若仇人，也绝不会贸然提出离婚，以免扣上政治大帽子。

    作者以十足的数据材料将关于“文革”上海生活中向来少人关注的人口数量和迁移问题、结婚离婚问题落到实处，同时不停交互以“非常”与“正常”两种眼光互相探勘，并不因一方面的材料得出单一的结论，提醒我们即便千人一律的“文革”时代，社会生活自有其一定之规，政治容或搅扰并更动了既定的社会秩序，但并无可能全盘更张。

    专题撰文：顾文豪（在读博士生，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