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压缩系数定义:企业家张大中发起系列行动纪念“反文革牺牲”母亲

张大中

《凤凰周刊》2010年28期 李光敏 袁凌

2010年3月27日，清明节前一周，大中电器董事长、大陆知名实业家张大中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纪念因反文革罹难的母亲王佩英。这天，大中创业30周年暨王佩英诞辰95周年、母亲就义4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一并举行，到会者500余人。学者茅于轼在会上发言，将王佩英与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并列，称纪念王佩英“对于中华民族有伟大的意义”，认为“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像王佩英那样坚守良知，文革就搞不起来”。会场上，张大中和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一起为王佩英的画像揭幕。

纪念会只是张大中筹划的系列行动的一部分。2009年至今，有关王佩英生平的纪录片、传记分别由独立纪录片摄影师胡杰、张大中的妹妹张可心和媒体人士郭宇宽拍摄、采访和撰写；大中公司成立了推广王佩英资料的项目部，任何人只要发邮件或上门索取，就可以免费获赠包装精美的《我的母亲王佩英》全套资料，碟片封函上有张大中的题辞：“为真理与正义献身的精神永垂不朽—纪念母亲王佩英就义40周年”。对王佩英生平资料的进一步搜集，尚在张大中亲自进行之中。

民间如此大张旗鼓纪念反文革遇难者，在大陆尚属首例，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思索和震动，张大中对此显有思想准备。“以前做实业家，顾虑多一些。把公司卖给黄光裕以后，我成了投资商，顾虑就少一些了。”张大中说，召开纪念会和广泛赠阅资料以来，他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

反“文革”的弱女子

“母亲年轻时的经历我查档案才知道，小时候一直以为她只是个温柔善良的妈妈。”张大中说。

《王佩英评传》介绍，王佩英1915年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未及成年父母便相继过世。16岁时，她成为当地教会学校静宜女中建校第一届的学生。初中刚毕业，她与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张以成结婚成家，开始相夫教子。她先后生了八个孩子，其中六男一女长大成人。

1943年，张以成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支持丈夫的地下工作，王佩英不惜变卖家产。1948年，王佩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王佩英随同丈夫调往北京，被安排在铁道部专业设计研究院工作。最初担任幼儿园保育员，1959年一次意外烫伤孩子后，她被调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

在大陆遭遇饥荒的1960年，张以成因肝病和营养不良去世，留下王佩英孤儿寡母八人，但王佩英并未就此怀疑时局。这年冬季的一天，王佩英买回一尊半身的毛泽东石膏像放在家里，张大中回忆她指着像对子女们说：“这可是我们的大救星、大恩人。”

转折发生在1962年前后，在官方宣传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王佩英开始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单位安排去军博看雷锋先进事迹展览，她说：“饭都吃不上，看那个有啥用？”

1965年起，她的言论愈加激烈。据档案记载，1965年以来，王佩英找到单位领导要求退党，“多次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还写了13条反动口号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

1965年9月，王佩英被强制送进安定精神病院，几个月后被转到回龙观的分院。正上高中的张大中承担起看望母亲的任务。

随着文革爆发，1967年北京组织了公开批斗刘少奇的大会。在精神病院中仍旧表示支持刘少奇的王佩英，也不再被当作病人看待，而被单位接回，关在专业设计大院宿舍楼的“牛棚”里，接受“群众专政”，遭受毒打饿饭，手被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但王佩英不放弃任何一个发出声音的机会。她不知在什么地方藏了笔和纸，写上各种口号。去食堂的时候，她就偷偷把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甚至多次在食堂“高喊反动口号”。

这种言行遭遇的批斗后果，自然是王佩英预料到的。有一次审讯人员威胁她，若不认罪，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王佩英哭了，可是擦干眼泪仍然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

1970年1月27日，全北京市近十万名中小学生被召集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公审大会。王佩英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张大中说，据专案组的人讲，在通往卢沟桥的囚车上，体弱的王佩英已经停止了呼吸。第二天一早，在家属院门口的布告里，他看到了母亲的名字。

平反抚恤金是起家资本

张大中记得，1965年，在母亲单位领导那里看到她的言论时，大吃了一惊。文革开始后，惊诧转为恐惧。

公审会那天，张大中作为“社会游民”，没有资格进入会场。得知母亲被处决，脑中一片空白，“原想母亲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向井里撒毒药，是不至于判死刑的。”他自嘲当时没有对于“思想投毒”的认识。而事后单位组织的子女教育会上，邻居大娘也并没有视他们为“反动子女”，反而劝他们“要争气”。

“拨乱反正”之初，张大中“朴素地觉得母亲不是坏人，她原来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工作中没有明显的缺点和错误”，于是写信给法院、检察院甚至党中央，要求给母亲平反。为此他还去拜访了遇罗克的家人，互通声气。

1980年4月，张大中反复上访后，王佩英获平反，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王的言论“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法律责任”。“这是一个当时可以接受的妥协结果。”张大中说。

当刘少奇获平反后，张大中对母亲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母亲支持刘少奇、肯定和歌颂刘少奇是正确的。而且，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往一边倒，我母亲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应该说是正义的、可贵的。”“精神病”的尾巴逐渐显得难以接受。

利用母亲平反后发的1000元抚恤金，张大中开始了创业，从修理电器、买卖电器开始，直至成为全国知名的企业家。为母亲正名的心愿，一直在张大中心底酝酿。2003年春节，张大中亲自去拜访了母亲的“牛棚”难友，和他们聊天。难友们对于母亲的钦佩，出乎张大中意料，也增强了他为母亲正名的信心。

经营电器连锁销售期间，张大中并未公开母亲的事迹。2008年，张将一手创立的大中电器以36亿元卖给黄光裕，另创北京大中投资有限公司，“由企业家变成资本家，顾忌少了。”由此开始搜集关于母亲的素材。

2009年，曾拍摄林昭、卞仲耘等文革受难者纪录片的制作人胡杰接到张大中的电话，请求其拍摄王佩英事迹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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