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elabel:文革秘密抓捕四人帮和林彪死党四大金刚全程

林彪与“四大金刚”（资料图）
本文摘自《跨出中南海》，顾保孜著，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作为林彪的死党，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林彪叛逃不久，即1971年10月3日，刚刚过了国庆节，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时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因为林彪叛逃事件只是在很小范围知道，对外还一直保着密，包括对部队。对于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这四人的处理，中央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直接参与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才能逮捕法办。所以先从内部控制他们，不能打草惊蛇，不然，容易引起军队内部的混乱。
国庆节后，中央还同意邱会作率访问团出访了越南。
到了10月底，专案组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林立果是空军办公室的副主任兼战部副部长，空军是这次反党活动的重灾区。专案组从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发现了大量的文件和反党计划，最着名的文件大概要数《“571工程”纪要》。至今许多人都能记得里面的内容，他们的口号和纲领之反动之猖狂之恐怖实属罕见。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参与反党活动的证据也逐步查清。
10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这是继1967年逮捕“王、关、戚”，1968年拘押“杨、余、傅”之后的又一次秘密行动。中央警卫局是绝对听从指挥的部队，一声令下，抓任何人都不会犹豫，尽管抓“杨、余、傅”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可是，对林彪的“四大金刚”执行逮捕任务，却是应该大加褒奖的神圣使命。
这是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执行逮捕行动。
黄、吴、李、邱被通知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这次逮捕行动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逮捕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他们到达大会堂时，外面指挥的人，先放行“首长”进去，后面截住他们的警卫，请进了事先安排好的房间里。
会议地点在福建厅，离北门很近。他们刚走进大会堂的北门，立即就上来两个人，一边一个紧紧夹住来人，由办公厅负责人当面宣布中央的决定。然后快速架进电梯，大会堂的地下室里两辆吉普车早已恭候在那里了。
不一会，黄、吴、李三个人就成了瓮中之鳖，被带进吉普车里。
在捉拿黄永胜的时候，还费了点劲。黄永胜自恃自己是总参谋长，见有人来架他，马上警觉地高声叫道：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并且奋力挣扎。但是事先考虑到反抗的问题，选派执行任务的人不仅个大，而且都是副团长以上职务的军人。他们遇到这种情况，非常镇静，也富有经验，不等黄永胜再挣扎就利落地将他手反背到身后。为防止不测，从他身上搜出水果刀、药品等物品。
过了开会的时间，还不见邱会作的影子，别是他听到了什么风声？指挥中心立即和邱会作的秘书联系，才知道邱会作去西郊机场送人，要晚一点来。
事不宜迟！打电话追到西郊机场，通知他马上到大会堂开会。对邱会作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将他逮捕，他没有反抗。被抓，好象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将他押进电梯的时候，他看见了张大夫，就叫他。张大夫知道他已经不灵了，但既然是在指名道姓叫他，还是应该上前去看看。电梯的门开着，邱会作被两个人看押着，以前的威风不见了，剩下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向张大夫要安眠药，说是没有药他睡不着。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毕竟和政治不一样。他觉得这医德出发，可以给他一点药。就说：等一下，我去拿。他先请示了汪东兴，汪东兴的想法和他一样，可以给一点药，量不要大。张大夫取了几片就是吃一把也死不了人的药性小的安眠药，送给还等在电梯里的邱会作。他接了药，连连说谢谢。或许这几片药还真的帮他度过了几个难熬的长夜。
后来大家参观邱会作的住宅，才知道他吃药成瘾，各种药品堆满了房间，补药品种之多，令人瞠目结舌，生活极其糜烂。直到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首先惦记的还是药。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似乎是怀仁堂的“专利”，文革干将和旗手相隔8年被同一内容的“会议通知召进怀仁堂。
追溯新中国的历史，追溯中南海的历史，怀仁堂也应该算一处独占风流的政治名地。在历史的交叉点上，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56年，十大元帅在这里授勋。1967年，“二月逆流”风波也发生在这里。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集团的“战役”就是在这里胜利完成的，中国从此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了“文革”。
怀仁堂无论作为历史见证也好，还是作为新时代的起点也好，它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为某种意义的象征。
怀仁堂靠近中南海的西门，因为离大门近，中央领导人和各界群众联欢，或是接见会议代表，经常在这里进行，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央和群众联系的桥梁。
其实，“四人帮”不是怀仁堂的首批“客人”。1968年初，经中央批准，“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是在怀仁堂被捕的。他是第一个在怀仁堂被抓的人。时隔8年，历史又一次在这里重合，竟然惊人的相似。那次被捕戚本禹也是以开会为名，而且会议内容有一条议题也是雷同的――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题。所不同的是，抓戚本禹是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稿，而抓“四人帮”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
毛泽东主席在9月9日去世后，最高权力成为矛盾交集的焦点。一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实力派，二是叶剑英为代表的元老派；另一派就是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三股力量必定要融合吸取一股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翻开新中国的史书，就不难发现，国庆节前后经常是相伴着重大历史事件而至，想必真是应了“多事之秋”的老话么？
国庆节的夜晚，佩带黑纱的江青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将和首都人民一道度国庆之夜。这天白天，北京没有搞什么庆祝活动。人们似乎也失去了过节的情绪。
这一年的命运之神吹着悲哀的号子，奏得人们不断泪水双行，肝胆俱裂。哀乐中，江青一伙加快篡党夺权的脚步。也加快了自取灭亡的进程。
姚文元在国庆节活动前就特意叮咛周恩来的摄影记者杜修贤，拍摄时一定要突出集体领导，照全所有的委员。
“集体领导”含意深刻，江青一伙就是在这个“集体领导”的幌子下，导演了一幕幕闹剧。
国庆节晚上活动结束后，江青突然提议：继承毛主席遗志，不应讲究形式，而是重在表现，大家去掉黑纱，一齐学习《毛选》。
10月2日，王洪文紧急找摄影记者杜修贤去，提出要拍标准照。摄影记者很奇怪，以前几次提出给他拍标准像，他都拒绝了，现在主席刚去世，他却要照……？王洪文回答绝妙：“留着开追悼会用。”以后的事情才使摄影记者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不成功便成仁”，作最后破釜沉舟的冲刺。
10月4日，在勤政殿召开的毛泽东医疗组总结会议上，张春桥和江青极力把会议往批邓小平上引，张春桥叫嚣要召开中央全会，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10月5日，江青突然要试国产内燃机火车。一大早带着中央警卫局的人和二七厂十几个人，从北京发车前往保定。车上有一节会议用的专门车厢，江青一进去，屁股落定，就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讲，她组织大家学习中央(4)号文件。火车在保定停留了一个下午，晚上才返回北京。大家以为江青也累了，返程不会再学习了。哪知还是学习文件，所不同的是她“理论联系实际”，用自己的“功绩”来充实文件的内容。火车到了北京丰台站，江青的“学习”还没有完，她不仅不下车，还不许其他人下车。警卫处副处长邬吉成借口检查四周安全，跑到车下，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江青不下车怎么办？回答是让他耐心等待，她最终还是要下车的。一小时后，江青才结束了她长篇大论的发言。满足了演讲欲的江青，笑容满面地下了车。
10月6日，这是江青的最后自由日。她下午组织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主席生前居住的“游泳池”学习《毛选》。然后又和大家合影留念。最后还觉得不过瘾，又带大家去景山公园摘苹果，直到天色灰暗，才回中南海201住所(原来江青的住房，离毛泽东住地很近。主席去世后她才搬进居住)。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认为夺权的时机来临，他们便加快进入中央的步伐。然而短短的一个月时间竟然成为“四人帮”的最后的自由日
毛泽东逝世不久，人们就迎来了国庆节。
10月2日上午，王洪文叫杜修贤立即去钓鱼台他那里一趟，也没详细交代是什么事情。
杜修贤乘坐的汽车离王洪文的住宅楼还有百米远的时候，就看见王洪文一身深藏青色的中山装，笔挺地站在楼房外面。见汽车开来，他朝前迎了几步，杜修贤心里微微一动：他难道是在等我？又是重要拍摄？因为接连几天王洪文叫他为毛泽东遗体拍摄重要照片，听是他的电话就条件反射想起重要拍摄。
王洪文和杜修贤握了一下手，就带他大步往楼里走。走进楼里，他才站住对杜修贤说：“老杜，今天请你来是为我照几张相。”
“噢……今天？”杜修贤一愣，“我没有作准备啊，没带灯光。”
王洪文笑笑，不以为然。“没关系，就用自然光拍。”
“自然光拍摄当然比较好，可是今天老天不太帮忙，光线不好啊。”杜修贤望望门外的天气，觉得没有把握。
“问题不大，今天可以照。”王洪文态度很坚决，俨然是摄影行家。
杜修贤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心里纳闷，今天他着什么急呢？以往就数他的单人标准照最难拍摄，搞得记者们好不痛快。 王洪文在“十大”当选为党的副主席后，新华社摄影部根据惯例，要为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拍摄一些资料照片，其中也包括单人标准照片。杜修贤打了几次电话给王洪文的秘书，叫预约个时间，为“副主席”拍摄一些资料照片。
第一次，电话里说王洪文不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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