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执行的重要性为75%:1976：劫后与重生

1976：劫后与重生重生重生 1976年的崩溃 1976：劫后与重生[经济观察报《观察家》期刊 274期


文/孟雷


   西历1976年，夏历丙辰，龙年。
    这是一个终将进入历史的伟大年份——天灾与人祸，哭泣与呐喊，莫测的铁幕与街头的人群，标语与花圈，慷慨的檄文与玫瑰般的诗歌，被“大革命”信仰的重负熬榨至虚脱麻木的国家和人民决定重塑他们的理想——一切可能的人类社会图景与情感在这个年代里汇聚交织。
    这一年里发生的事情和它们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彻底改变了中国既往的走向，使它在劫余的灰烬中挣扎起来并得到重生。
    天崩地裂
    这一年，天地作色。
    3月8日，大星陨落。在吉林地区降落的陨石雨，散落范围约590多平方公里，完整陨石重量最小的500克以下，最大1.770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陨石。这次陨石雨无论数量、重量和散落范围，都是世界罕见。陨石雨降落时，铺天盖地，呼啸之声几百里以外清晰可闻。落地的巨响和震波，震碎了无数居民住宅的玻璃窗。场面之宏大，威力之巨猛，如同原子弹①。
    5月29日，云南两次大震，一次7.3级，一次7.4级，伤亡数千人，毁房42万间②。
    7月28日凌晨，唐山突发7.8级地震，震中烈度11度，瞬间摧毁了整个唐山市，死亡24万余人，其惨状无可言说。
    9月13日，云南天际突现数条“火龙”，经贵州飞往四川，政府研究机关立即组织了13支队伍探察，在贵州境内发现了世界上极为珍稀的陨石。后来的中国绕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就是当事人之一③。
    一些迷信的老百姓恐慌起来，数千年“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思想，在这些经过了几十年科学世界观改造的人民的头脑中仍有余烬。在街市和村庄里，各种谣言不胫而走，虽然大多是“上头要出大事了”式的闲扯。谣言被迅速的扑灭，然而当哀乐传来时，人们还是被突然的天降雷电击倒了。
    虽然在这天崩地裂的一年里，他们先后送走了朱德和周恩来，但毛泽东的去世，仍几乎使所有的中国人突然觉得无所适从。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他一个人几乎就代表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以及中国未来可能的道路。
    城市和农村，街道、工厂、学校、兵营，所有地方都摆放着花圈，杂乱破敝的“防震棚”前搭起了高大的灵棚，人们胸佩白花臂缠黑纱有组织的列队而哭。眼泪和哭号虽然不一定都是因为悲痛，但是这些个大事件为所有人的压抑中的太多种情感找到了出口。
    虽然他留下了一个后来被说明是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政治遗嘱，然而，就在这“举国同悲”的盛大丧仪之后，对政治已分外敏感的中国人知道，一切就要开始不同了。
    隐秘的政治语境
    实际上，在这一年里，早有些东西在变化，比如悄悄出现的各种暗喻式的“语言”。
    在北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马路边的一棵树上一夜间忽然挂满了叮当作响的小瓶。如果在现在，会被认为是无聊或者是一次意思不大的行为艺术。然而在那时，“革命”使一切事物的意义变得有所不同——这马上被几乎所有人解读为有人号召“树小平”，因为这个“装置”明显是由“树”和“小瓶”两种“道具”组成。
    同样的，在自周恩来去世就接踵而来的一次次的哭灵过后，也往往会有人对着哭肿眼睛的同事说，“需要点点眼药啊”，说者听者似乎都有些不自然，而又要表现得心领神会的样子。当然，这往往是发生在同样还未“免冠摘帽”（拿掉“右派”帽子）的朋友之间。若干年后我知道，那是说“需要邓小平”的意思——点眼药的动作，就是“瞪小瓶”。
    这样的隐喻和暗示，放在若干年后，我们可以说这是不正常的，是病态社会的病态行为。但在当时，这往往是创造者与解读者仅有的表达方式。它使他们能够找到一种虚幻的喜悦——创造了一种“语境”或者参与进一种隐秘的“语境”中——这当中既有自我的宽慰，当然也有炫耀的意味。这样的行为和语言，在几天里，就可能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地级城市——并有零星的仿效者出现——直到我这样的因父母都是“右派”而备受窘迫的普通家庭。
    这样的窘迫是不被网络时代的年轻人理解的。比如所在单位的“军宣队”头领姓李，但像我一样的孩子是不能称呼他为“李叔叔”的，因为这是一个表达亲近的称呼，不归“阶级异己分子”的家属使用。所以即便无缘无故被他的儿子打破头，也不可能去找他家大人告状。同样的，校卫生室的大夫可以拒绝为我的高烧打针用药，而从“托儿所”到“育红班”的“老师”可以因此拒绝为我换尿湿的褥子，也可以直接不接受我入托上学。所以当有一天晚上，监督例行的“右派”政治学习的队长点名到我母亲时，称她作“某某”而不是“右派分子某某”时，她就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又到有一天，一些学生迎面走来但低头匆匆而过时，轻声问了声“某老师”，她知道可能最困难的时候确实过去了，因为那些学生曾经给她剃过“阴阳头”并逼吃粪尿，而且打折过同样是他们老师的我父亲的肋骨。
    她敏感的留意着这些语言上的变化，然而不仅是她，人人都是这样。处境好的不必说了，与我们的处境差不多的，按标准的统计，因为各种原因曾戴上“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资本家、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特务、破鞋、反动权威、反动教师爷、极右、中右、右倾分子”等等帽子，被“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以此代表着丧失社会荣誉和权利的公民，其数以几千万计；直接受牵连的家属、亲友、师生等等，更不知凡几。在这样的大变乱年代，这些多少丧失公民权利和社会荣誉的人们，只有通过这些语言变化和猜测其背后的隐秘意蕴，体味并参与着政治的变幻、人性的冷暖。
    大人物也是如此。在1976年4月后，邓小平的“官称”是“邓纳吉”。纳吉是谁呢？１９５６年，在匈牙利共产党领袖纳吉的领导下，匈牙利脱离了华沙条约，开始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但苏联坦克隆隆开进布达佩斯，轻而易举地荡平了当地人民的巷战，使“误入歧途的匈牙利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纳吉被绞死。④
    这样一个“官称”，对第三次“下野”的邓小平来说，帽子不可谓不大。此前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仅有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是可以“动一个小拇指就可以打倒”的。纳吉则不同，他是在某种程度上成功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时代颜色的人物。邓小平也会落得纳吉的下场吗？对1976年这个特殊语境有充分敏感的人们知道——不会。因为，对他的处理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换句话说，“邓纳吉”至少还是“同志”，他仍可能第三次回来。人们希望如此，正如我们在这一章开头所说的，他们曲折的用“树小瓶”和“点眼药”的隐喻来表达。
    1976年的经济生活
    1976年的城市和农村，有不穷的人家，但绝不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家。
    有的经济史书中说，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605元，比1966年的636元下降了4.9%⑤。实际上，这仍然是计算的“名义工资”，很多人实际拿不到每月50元。
    比如我的父母，在1957年当了右派后直到1981年“摘帽”前，工资停发，每月只发生活费，在1976年大约是每月20元，两人合计才40元。但他们需要日常供养的人口，是我爷爷、奶奶、我以及加他们在内的5口人。另外，偶然会给在外地的姥姥寄去几块钱。
    于是，这40块钱怎么花是每月很头疼的问题。虽然我没有饿过肚子，但却很少记得有肉、蛋、鱼之类的副食，常吃的是窝窝头。我虽然是惟一的孩子，但我奶奶会因为我从椅子上翻倒砸坏了两个鸡蛋打我，虽然我头上明显摔起了包。衣裳从来是捡另一个“右派”阿姨家的姐姐穿不下的，短了就接上块布，这样一直到1982年左右。
    不只是我们家这样，太多的人家都这样，包括政治地位和收入都比我们不是一般的高的人家，比如“军宣队”的头领。当然，这也是因为他要养老婆还有五个或是六个孩子。而且，与全国其他职工一样，他的工资自1971年后也再没有调整过⑥。
    在居民家庭如此，在这个已极度“虚脱”的国家也是一样。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加强战备，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在连续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高达51.1%和49.6%，农业、轻工业落后，日用工业品匮乏，市场供应紧张。而“抓革命促生产”的效果当然是前者优先，所以，在力保工业的前提下，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却渐趋低下。比如虽然“以钢为纲”，但1976年的钢产量只有2040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到1976年，出现了“六个惊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得惊人，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三是亏损大得惊人，四是设备破坏得惊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决、久建不成）长得惊人，六是投资效益低得惊人。据统计，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66年还是34.5元，十年后到1976年下降为19.3元；商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只有9.7元⑦。
    城市如此，农村的日子好过吗？按陈云后来几年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就可推知1976年时的状况，“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⑧。确实如此，不仅种粮食的吃不上粮食，在当时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劳动一年后得到的现金“分红”收入不过十几块钱。
    在贫困中，人们对钱开始变得非常渴望，但又对这种东西如此陌生。比如我，很想买一种非常好的彩笔，跑商店里看过是标价“一角”。于是回家找出自己卖牙膏皮攒的9分钱就去了，被售货员同志一通奚落，并怀疑我是想故意乘乱逃脱一分钱，因为我不知道一角该是10分。这时我已经上学了，而我无从得知这些，第一没钱，第二没人教过我怎样算钱，第三我父亲一位从没摸过枪的少将参议“棚友”（“牛棚”之友。牛棚者，“牛鬼蛇神”集中教育之地）从小就跟我念叨所谓“九，数之极也”，所以我始终觉得9分就应该是分币计值中的最大数，那就是一角。
    但也有人的头脑已经灵活起来。比如一位年轻老师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总能联系到非常便宜的“硌窝儿蛋”——蛋壳有破损，但又未漏，副食公司往往会把这样的蛋在“内部”便宜处理，一般人不会买到；还有烂苹果，也是并不全烂，剜掉不大的坏疤就非常好，这一般是果品公司“内部”便宜卖的，也不能轻易买到。这位老师，在当时就有这样的本领，我们一些关系好的人家私下里没少借他的光，以至于到后来他能为整个学校联系来这样的福利，“大革命”结束后他成了某地的教委领导。
     更灵活些的是江浙等地的一些农民，暗地里开始干些“投机倒把”的小买卖。没人认为这能赚大钱，他们自己开始也仅是为了糊口，但他们成了日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那时候他们就是有了钱，也吃不上饭，因为在城里混，吃饭是要粮票的。于是就偷着倒粮票，这在当时抓住甚至会判刑。出奇的如“傻子”年广久，他在后来说，1976年时他已赚下100万，这是他1992年春节寄瓜子写信给邓小平拜年时的话。虽然当中有跟他性格有关的“吹牛”的可能，但他确实靠在街道上炒瓜子不起眼的就挣到了不少钱。
    1976年开始，另一项非常显著的经济活动在全民中展开，就是“盖小房”。在之前的十年中，全国住宅建设投资大幅度下降，这造成了像我们家这样三代人甚至有的四五代人同居一室的现象，是非常之普遍的。在政治上似乎要歇一歇的当口，可以想办法自己来解决这个矛盾。我家借着一面宿舍墙盖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父母带我搬了进去，原先的房子老人住。盖房的材料东挪西凑，有朋友扛来点“油毡纸”铺屋顶。
    王蒙有一篇小说，说的就是各家盖小房的情景——“东菊所在的学校里修建体育室，运来了大量建筑材料。于是一位先知先觉带头，大伙跟上来，纷纷将建筑材料化为己有。开头，这种‘偷’虽然明目张胆，还是有某些节制某些分寸的：有的人尽量挑一些半截砖，烂木板，各种下脚料，就是说将工地淘汰下来的东西往自家搬。渐渐地，有人肆无忌惮地打开拆开工地上的各种保护阻拦，拿起最好的建筑材料就往家里走。当这样的大胆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劝阻，告诉他们拿公家的东西去干私活未免不妥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什么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国家的！连命都是属于公家的！’他大声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气冲云霄！⑨”如此等等，确乎是当年全民盖小房的场景。
    1976年的广场和诗歌
    1976年，无论如何要算一个诗歌的“节日”。
    发生于北京的两件大事，泛起了全国全民的诗歌浪潮。
    一件是在这一年的“清明”，北京民众自发的悼念1月8日去世的周恩来，数百万人次从3月下旬开始涌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花圈如海。不知多少人曾站在那里朗诵诗词，表达怀念。随着形势的发展，这成为了著名的“四五运动”：4月5日凌晨，5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200辆卡车，冲进了天安门广场，全部花圈、诗词被洗劫一空，57名自愿看守花圈和诗词的青年被抓走。广场开始戒严，所有民众不准进入。自清晨就涌来的民众，高唱国际歌，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冲进了广场，并与警察、民兵相冲突，焚毁了警察和民兵数台车辆。到晚上的9点30分，广场所有照明设备突然一齐开亮，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奉命进入广场，打散、驱走驻留广场的民众，388人被捕。这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10}。4月7日，最高指示下达：“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好，性质变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被撤销，“据此赶出政治局”。因为，在当时中国，从上到下都认为，“怀周”就是“树邓”，进而就是要否定“大革命”的成果。这一“反革命政治事件”，直到1978年11月最终获平反，被重新定性为“革命行动”。
    人抓了，诗收了，但一册册的署名“童怀周”（童即同）的“天安门诗抄”手抄本，却就此流向了全国。实际上，这场运动自一开始就与诗歌扯上了干系。3月下旬的一天，山西青年王立山在纪念碑上贴出了一首诗：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英杰，
    扬眉剑出鞘。
    这首文采并不出色但指向明确、词锋锐利的小诗，迅即引起了上层和民众等社会各方面的注意，并带来了大量的同类诗作。领袖就是诗人，以诗言事没有问题，全国各地都有为吃不饱肚子的农民而组织的“赛诗会”。但像这样无所畏惧的进行完全个人化的政治表达，而且形成风潮，无疑是斗争新动向。于是这被北京市公安局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对天安门前的民众运动倾向的焦虑骤然升级。
    另一次的诗潮，源自10月6日王、张、江、姚的就捕，压抑十年的民众再一次掀起了诗歌的狂欢。就诗的本质而言，狂喜中的诗往往难见佳作。所以，第二次的诗潮中，可给后人留下记忆的不多，权举两例：
    一首题为《水调歌头 粉碎四人帮》 ——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这是狂喜中的“一代文宗”郭沫若写于1976年10月21日的词作，曾风靡全国，并被“豫剧皇后”常香玉女士演唱且灌了录音。
    另一首自由体现代诗，名《交城山》，不知作者，据说是用山西民间曲调重新填词，后来的演唱者是大名鼎鼎的歌唱家郭兰英女士：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在美。/交城的大山里出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咱们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他领导着人民打天下。
    与这样的诗歌相比，无疑“四五”运动中的诗，将为中国留下更深刻的烙印——不只是对今后的“诗”，更是对中国人的心灵。至今很多研究者，对“四五”诗歌的关注还大约集中在《欲悲》这样一些政治诗篇中。是的，这些诗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变化起着直接的催化。但是，另有一些诗篇，更符合我们说的“重建人与人性”的作用。它们夹杂在那些政治诗篇中，在民间悄然萌生，虽然在数年以后，它们大多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但当时并不被人所注意。从这些诗中，多少人将能重新寻找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而不再是被安排好的命运与政治的道具和附庸。人，有一部分可以完全属于自己，至少这可以存在于心灵。爱情、痛苦、困惑、批判、尊严、人道、悲悯，这些体验，谁不曾有过？是什么，使若干年来人们不敢直视它们，甚至强认其并不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对“人”和“人性”的重建，比政治的、经济的重建更为艰难也更为宝贵，它甚至是那些所有重建的基础和价值指归。
    北岛在“四五”期间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卑鄙是卑鄙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这是英雄主义的告白，更是一个“人”的告白。“我——不——相——信！”，这是第一声对强权意识形态的叛逆的呐喊；“第一千零一名”挑战者，第一次表达了对威权政治时代偶像的怀疑与抗争。天安门下的北岛，白洋淀里的芒克，1973年就已患上精神病的郭路生，还有陆续加入他们的，面向大海歌颂爱情的舒婷，自顾自编织着纯净童话的顾城……他们是迷惘的一代，是思考的一代，更是因觉醒而叛逆的一代。虽然日后的北岛曾因为这些诗篇仍旧是“非纯诗”而“颇悔少作”，但是这些诗作中那承担一切苦难的英雄主义和人本主义气质，在今天仍能使我们动容，因为它承载着那一代年轻人的光荣与梦想。那不只属于他们，也属于其后的中国。
    毛泽东去世，王、张、江、姚就捕，持续10年并有可能“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大革命”，就此在忽而痛哭忽而欢庆的气氛里，在1976年的深秋里落下帷幕。无数的家庭在今后几年陆续的安定下来，政府、工厂、学校、农村陆续不再有大批判的喧嚣，经济在度过其后几年的“洋跃进”后平缓回升。中国艰难的复苏了。但是，那个时代，真的就这样永远结束了吗？它来如梦魇，但去时却不能不留痕。那一年的影子，深刻地镌烙进所有经历者的心中，在30年后的今天仍然难言平复。
    参考文献：
    ① 吉林陨石雨的记载见于人民日报网站“历史上的今天”栏目。
    ② 云南大地震的记载见于《地震对策》，地震出版社，郭增建、陈鑫连主编，1986年。
    ③ 云、贵、川天降陨石如“火龙”的记载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3月2日第2版。
    ④ 纳吉其人其事的记载见于《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赵启强著。
    ⑤ 1976年职工平均工资数据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孙健著，1992年。
    ⑥ 职工工资调整情况的来源同上。
    ⑦ 经济指标与数据比较见载于《中国当代史》，新华出版社，李安增、王立胜著，2004年。
    ⑧ 陈云的话见载于《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⑨ “东菊所在的学校”职工盖小房的描写，见载于《当代》杂志2000年第二期《狂欢的季节》，作者王蒙。
    {10} “四五”运动中各方人员数据见载于《红墙决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薛庆超著，2006年。
    {11} 《交城山》的记载见于《中国当代史》，新华出版社，李安增、王立胜著，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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