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体防潮层做法:党史资料：中共中央转发周兴同志在昆明军区和云南省“批陈整风”干部会议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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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转发周兴同志在昆明军区
和云南省“批陈整风”干部会议的发言
中发[1971]37号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二日
中央：
在昆明军区和云南省“批陈整风”干部会议开始的时候（三月四日），我作了一个发言。现整理送上，请审阅。有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示。
周兴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
在昆明军区和云南省“批陈整风”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周兴
一九七一年三月四日
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重要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打好批陈这一仗。这几天，在学习文件中，有的同志提出来：不了解这场斗争的历史背景和斗争的过程，要求我介绍一些情况和谈一点学习文件的体会。由于我学习得不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低，有些自己还没有学懂，要我来讲，肯定讲不好，甚至会讲错。现在，只是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粗浅的认识给同志们谈一谈，供学习时参考。
我想讲四个问题：
（一）关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一些情况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召开的，是在党的“九大”路线不断取得胜利，国际上反对美帝及其一切走狗的斗争进入新高潮，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高潮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伟大、极其深远的意义。
这次会议于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九月六日结束，共开了十五天。
会议开始以前，八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重要指示，规定了这次会议的方针，强调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八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幕。毛主席主持会议。总理宣布了二中全会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
在开幕会上，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林副主席说，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都是毛主席亲自提出的，亲自领导的。林副主席着重讲了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对新宪法草案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新宪法草案肯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突出了群众路线，可能成为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更大胜利的新的战斗纲领。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康生同志也讲了话。他讲了毛主席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和修改宪法的过程，对林副主席的讲话作了补充，对全国人民提出的修改宪法意见采纳情况作了说明。
二十四日，开始分组讨论宪法问题。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按捺不住他的反党野心，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在二十四日华北组的小组会议上，陈伯达作了一个发言。他大肆造谣，胡说什么：新宪法是他经过长期斗争的结果；说什么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说什么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等等。同时，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手法，断章取义，故意歪曲，抛出了一个题目叫做“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煽风点火，欺骗大家，制造混乱。
接着，陈伯达又通过原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和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在华北组蒙蔽几个工农同志发言攻击中央某些负责同志，质问宪法起草委员会。然后，又抛出华北组综合简报，诬蔑中央某些负责同志是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要“千刀万剐”等等，到处扩散，严重地破坏了全会的航向。
陈伯达的发言和材料，欺骗了不少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低，世界观改造得不好，对陈伯达的阴谋没有识别出来，尤其是对那个称天才的材料，不以为错，反以为对，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很气愤，结果受了骗，上了当。陈伯达这样一搞，使全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干扰。有几天闹得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那个时候，陈伯达的反动气焰是很嚣张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到庐山这一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首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明察秋毫，识破了陈伯达的阴谋。全会立即停止开会，收回简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并责令陈伯达检讨。陈在检讨中狡猾抵赖。并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骗一些同志，企图掩盖他的反党罪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对党的猖狂进攻，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就象四年前毛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那样，又一次在紧要关头，带领我们绕过了暗礁，开辟了胜利航程。这篇光辉著作，一针见血地击中了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要害，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揭穿了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发出以后，真象大白。到会同志对陈伯达的反党活动气愤万分，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和控诉他的罪行。当时初步揭发的材料，概括起来是：三大罪状、五大谎言。
三大罪状：一是陈伯达要夺权，夺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权，夺党的权。他表面上是反对中央某些负责同志，实际上是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结底是要夺权。二是他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欺骗新的中央委员，企图分裂中央，这是很大的罪恶。三是他同“二月逆流”的个别人合起来，恶毒地反对毛主席。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各方面进一步揭发出陈伯达的大量反革命罪行。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门讲。
五大谎言，需要一个一个地驳。在没有讲这五大谎言以前，先说一下关于国家主席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闹得最凶。陈伯达的种种谎言和诡辩，都几乎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
大家知道，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声明。这次修改宪法过程中，毛主席又六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主席这些指示，陈伯达明明知道，但他又别有用心地提出这个问题，在华北组恶毒地说：“反革命分子听说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还站起来手舞足蹈地表演了一番。陈伯达这句话是极端反动的。他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个大阴谋，说穿了，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很气愤地说：你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当主席。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考虑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这样站得更高，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更为有利。很显然，陈伯达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
现在讲一讲陈伯达的五大谎言：
第一、陈伯达说：在宪法问题上，他进行了长期斗争，现在的宪法修改草案是他斗争的结果。这真是无耻，不害羞。修改宪法从一九七○年三月八日开始，经过半年的时间。要他参加，他先是装病，后来又去华北乱跑，只在八月份参加了两次会议，也没有争论。他在华北组宪法修改稿中提出：“在奋斗目标上写上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宪法，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国家宪法，不是党章，因此不能写上共产主义。要在社会主义宪法上写上实现共产主义，完全是形“左”实右的。他的那个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他还提出过不写所有制的那个“尾巴”。主席不同意。主席说，不要那个尾巴，又要杀猪、砍树。特别恶毒的是，在陈伯达修改的稿子中，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明明是他反对毛泽东思想，而他却反咬一口，说现在的宪法修改草案是他斗争的结果，这完全是撒谎！
第二、陈伯达说：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这一手很迷惑人。这是陈伯达故意陷害人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有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修改党章时写上了，主席看后勾掉了。当时，同志们不通。康老、春桥、文元同志报告了主席，总理又主持把这三个副词填上，而且还作了文字说明，主席看后又勾掉了。后来，康老向主席报告说，十一中全会通过了的，不写不好吧？主席说，代表大会，可以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这些情况，陈伯达是知道的。党章没有写，“九大”报告也没有写。可是，他却捏造事实，说有人反对写毛主席是天才，借以陷害别人，抬高自己，其居心多么险毒！
第三、陈伯达说：有人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案。这也是造谣。他借口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写了“天才”，说宪法上不写就是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那么，“九大”没有写，你陈伯达是否要翻“九大”的案呢？！中央负责同志说，到底是“九大”重要，还是十一中全会重要？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讲。代表大会高于全会。陈伯达制造这种谎言，是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四、陈伯达说，有人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也是谎言。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也是文学家。毛主席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怕孤立到最后一个人。毛主席常讲，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讲毛主席高度的原则性，而把毛主席说成是谦谦“君子”，本身就是贬低毛主席。陈伯达造这种谣也是别有用心的。
第五、陈伯达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这更是谎言。他企图用这顶帽子陷害中央某些负责同志，分裂中央，以达到他夺权的阴谋。
从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凶恶的敌人，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这次会议把他揪出来，消除了隐患，教育了全党，团结了同志，避免了分裂，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二）关于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我也还在学习。现在，谈一点体会，和大家共同学习。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中央一九七○年六十二号文件指出：“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号召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我们这次会议，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是我们“批陈整风”的一个纲，是批判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最锐利的武器。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针对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抛出的那个材料——《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的。陈伯达在那个材料中，歪曲地引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语录，采取断章取义，截头去尾的恶劣手法，欺骗同志，煽风点火，为他的罪恶目的服务。
毛主席指出，陈伯达的这个材料，“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大家知道，马克思关于认识论的论著非常丰富，“号称懂得马克思”的陈伯达应当是知道的，但是，他竟然没有引一句马克思的话，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毛主席说：“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恩格斯的这句话，是他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写的第三版序言中讲的。恩格斯写这个序言的时候，马克思的这部书已出版三十三年了，马克思也已去世。恩格斯在序言中说：“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马克思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呢？恩格斯在序言中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一、马克思对法国的历史有深刻的研究；二、马克思对法国每一次阶级斗争，对当时历史的一切细节都作了研究；三、在研究当时历史时，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这就说明，如果没有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对阶级斗争经验的研究，没有搜集大量的材料，马克思的这一部天才的著作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所以，天才不是先天的。陈伯达断章取义，只引了这么一句，是为了骗人，有意制造混乱。这部书是马克思早年的著作，是马克思才三十四岁时写的。毛主席说，这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毛主席说：“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指的是陈伯达的材料中引的列宁的五句话：
第一句话，是列宁为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写的序言中讲的。库格曼是德国的一个外科兼妇科医生，开始是马克思的朋友，后来反对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的关系破裂了。列宁的这句话是：“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这里说的，主要是指马克思对蒲鲁东派的评论。当然还有对其他机会主义者的评论。这些评论，是马克思同蒲鲁东等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中产生的，不是主观的、凭空想出来的。蒲鲁东派就象陈伯达这种人，在革命高潮的时候，投机到革命中来。但是，他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在无产阶级组织中做艰苦的革命工作，马克思叫这些人是资产阶级“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陈伯达为了吓唬人，引来引去，正好引来批判了他自己。
陈伯达引用列宁的第二、第三句话，是从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书中找出来的。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来的，而决不是凭天才的想象就能得来的。列宁在这本书中很清楚地指出：“全部官家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个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列宁还说过，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毛主席也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可见，马克思的学说，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也是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在大量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陈伯达不按列宁的原意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别有用心的。
陈伯达引用列宁的第四句话，是从列宁《预言》一文中找出来的。列宁这篇文章谈到恩格斯一八八七年对未来世界大战的预见。恩格斯预见到，未来的世界大战必然带来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阶级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在谈到恩格斯的这个预见后说：“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恩格斯为什么能作出这样的预见呢？列宁在文章中清楚地回答说：“是因为恩格斯作了极其确切的阶级分析”。可见，恩格斯的预见，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阶级分析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在这里，陈伯达同样完全歪曲了列宁的原意。
陈伯达引用列宁的第五句话，是列宁在《怎么办？》中说的。《怎么办？》是一九○二年列宁为反对当时俄国的经济派而写的一部著作。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赞美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认为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搞经济斗争，不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根本不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集中的革命组织。列宁深刻地说明，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且指出，这样的党，要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是人数不多的，经常进行工作的基干领导工作人员，主要是职业革命者，一部分是为数甚多的党员群众。不能没有领袖，不能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陈伯达孤立地引了列宁这一句话，完全是为他分裂党、篡夺党的领导权服务。我们的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早已产生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毛主席还英明地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陈伯达一贯疯狂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党中央，还无耻地把自己说成是够条件的“领袖”，这充分暴露了陈伯达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对陈伯达的这一罪恶阴谋作了极其深刻的、一针见血的揭露和批判。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主席说：“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这是讽刺陈伯达的，同时又是对陈伯达的反党本质的最深刻地批判。陈伯达用两块石头打人，一块是野心家，一块是阴谋家，他想搬起这两块大石头打别人的脚，结果没有打着别人，而打了他自己的脚，把他自己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彻底暴露了。
毛主席引了一句古诗：“杞国无事忧天倾”。这是李白在一首题目叫《梁甫吟》的诗中的一个诗句，讲的是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杞，就是春秋时的杞国，现在的河南杞县。故事是说，杞国有个人，怕天掉下来，怕地塌下去，愁的不吃饭。后来有人给他解释，他就高兴了。毛主席引这句诗，是说陈伯达要夺主席的权，夺林副主席的权，夺党的权，完全是痴心妄想，是根本办不到的。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乱不了的，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是照样转动的。毛主席引这个故事，是对陈伯达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鄙视，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说：“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在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最后关于我的话”，指的是陈伯达的反党材料中最后引用毛主席《实践论》中的那一段话。陈伯达在引用时，别有用心地把毛主席“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这句很重要的话删去了。由此可以看出，陈伯达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反对马列主义，引用主席的话反对毛主席，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陈伯达歪曲引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话，完全是为了欺骗人，制造混乱，以达到他篡党、夺权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揭露和批判陈伯达的“材料”之后，从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高度，极其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实质，指明了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下面，我再谈谈对这一段话的几点粗浅理解。
“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历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做了最精辟最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林副主席高度评价了毛主席这个光辉思想，说：“这句话是很经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最概括的最精华的语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同时，也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胜利发展中具有伟大的决定作用。因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是群众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者，是群众的灵魂和代表，能集中群众的意志，率领群众去创造历史，促进历史的发展；而无产阶级的领袖，都是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上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起着阻挠、推迟历史发展的反动作用。因此，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错误的。但是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历史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愿望和意志的结果，群众是消极被动的因素，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这显然是反动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就是这样。他们吹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反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所贩卖的正是这类历史唯心主义的货色。
“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人的认识、知识是从那里来的？从来就有先天论和后天论之争。在哲学史上，所谓先天，就是先于经验，先于事实，认为先天的论断是以空洞的想象为基础，而不是依据经验和实践产生的。所谓后天，和先天相反，意思是后于经验，来自经验，来自事实。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否认任何不以感性经验和实践为基础的认识。中国自古以来，也有这个争论。孟子说，“道性善”。《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主张先天的。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等，也认为是人的思想是先天的是生下来就有的。荀子是主张后天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光辉哲学著作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毛主席在这里深刻地精辟地指明了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指出人的知识不是先天的，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后天的，来源于实践的。毛主席教导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离开社会实践，“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反党分子陈伯达鼓吹“天才”，根本不提主要是社会实践，甚至把社会实践一刀砍去，显然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是十分反动的。
“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讲的认识论问题。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一种是唯物主义，一种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可以认识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是物质的反映。唯心主义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精神的，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精神决定物质，物质是精神的表现。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开始是古代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后来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才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它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辩证的，不仅承认物质是精神的起源，而且承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很大发展。伟大领袖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先验论。反映论认为，人的思想是在我们之外的、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客观世界的反映。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这就是讲的反映论。认识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任何人也不能例外。毛主席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与此相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先验论。“先验”这个词，是康德哲学中使用的名词。意思是说，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先于经验的，是“先验”的，自然界的规律等等，不是自然界本身的东西，而是人的认识加于自然界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都是先验论的，都是认为精神决定物质。陈伯达所宣扬的，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似乎只要有了天才什么都可以想出来，根本不需要经过社会实践。这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背道而驰的，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英雄创造历史与奴隶们创造历史，先天与后天，先验论与反映论的根本对立，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号召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高度的自觉，一定要同陈伯达划清界限，肃清其影响。当前，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领导高明论”、“一贯正确论”、“骄傲有资本论”等错误思想都是违背主席教导的，如不克服，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上假马克思主义的当，就不能和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限，迟早要摔大跤。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这也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毛主席在《实践论》这一光辉著作中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又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都认为事情并不是已经研究完结，还要继续研究。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更应坚决响应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号召，更加千百倍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刻苦地、扎实地深入实践，研究客观事物。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不自觉，甚至骄傲自满，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认为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学习，不需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那就完全违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谆谆教导。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号召我们：“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真是语重心长，意义深远。毛主席在党的“九大”就提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团结、“胜利的路线，就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就必须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执行什么路线。我们只有真正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真正地执行团结、胜利的路线，才能不上假马克思主义的当，才不会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摔大跤。
（三）关于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各地、各军揭发了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大量的材料，中央对他进行了专案审查。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的批示（即中央一九七○年七十六、七十七号文件），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召开了华北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这次会议对于我们教育很大，对于全党、全军的革命化建设将起重大作用。我们完全拥护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多次重要批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批示，完全拥护经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也完全拥护中央对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主要干部任免的决定。
半年多来，各方面揭发的和专案小组调查出来的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真是惊心动魄！同志们从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央八号文件——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就可以看清楚了。他的主要罪行，中央概括了四个方面，具体事实很多。我觉得这些铁的罪证恰好揭穿了陈伯达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
陈伯达不是经常吹嘘他是“老革命”吗？！其实，是个“老反革命”。他出身于“四代书香”的封建官僚家庭。本人早就是国民党反共分子，发表过反共文章，当过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和国民党军阀张贞部队的少校秘书，当过何应钦办的福州军官学校政治教官。混入党内后，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出卖了组织，当了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干尽了反革命勾当。所以，陈伯达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货真价实的老牌反革命。
陈伯达不是经常吹嘘他经过几十年的革命考验吗？其实，几十年来，他紧紧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早在一九三四年，他在天津编《实话报》期间，就是铁夫路线的应声虫。一九三六年，陈伯达又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主张阶级合作，贩卖王明的投降主义黑货，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武装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和刘少奇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毛主席提出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伟大理论相对抗，实质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企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当中，陈伯达开始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否定价值法则，否定货币作用，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后来又摇身一变，同刘少奇、彭德怀一起，从极右方面反对三面红旗，主张单干和开放自由市场，并在庐山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在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大刮复辟资本主义妖风的时候，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在《红旗》上重新发表的是陈伯达。在一九六四年刘少奇破坏“四清”运动的时候，竭力吹捧“桃园经验”，并主张发到全国的，也是陈伯达。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时候，私自下山，到唐山去贩卖“工业七十条”，同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唱对台戏的，也是陈伯达。这次是第三次庐山会议，公开跳出来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还是陈伯达。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陈伯达所谓经过革命考验，完全是骗人的。正如毛主席说的：“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就是对陈伯达三十多年来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论。
陈伯达不是经常吹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大有功”吗？！其实，剥开画皮来看，他恰恰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表面上是中央文革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就是他搞的，其目的是反党乱军，阴谋篡权。这个问题，在我们云南也深受其害。当然，这不能怪群众，群众没有什么责任，要把这个账记在陈伯达、王力和云南的赵健民、张力雄、朱家璧等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陈伯达还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武斗的支持者和指挥者。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以来，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背着中央搞阴谋活动。例如，林副主席主持编了《毛主席语录》，陈伯达悄悄地又编了一本，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起草“九大”报告时，他搞了一个宣扬唯生产力论的稿子。中央没有采纳陈伯达这个稿子，他就心怀不满，疯狂地攻击和诬蔑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林副主席的“九大”报告草稿是伯恩斯坦主义的文件。林副主席委托康老主编《毛选五卷》送审本，陈伯达在背后又组织了一个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把重要的地方砍了十多万字，与毛选编委会相对抗。中央指定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新宪法，陈伯达又背着中央搞了一个秘密班子，另搞一套。甚至连中央指定《人民日报》写一篇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他也私下另写一篇，同中央抗衡。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到处搜集中央负责同志的所谓材料，企图进行政治陷害，分裂中央，达到他篡党夺权的目的。种种事实证明：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什么“大大有功”，而是罪大恶极。我们要把他这张画皮揭下来。
陈伯达不是还经常吹嘘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吗？！其实，是个“大大野心家”。他在组织上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他早就是刘少奇的黑班底。他同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包庇大批坏人，对王、关、戚等加以重用，网罗党羽。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可是，陈伯达却在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到处联络人，进行反党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而李雪峰、郑维山既同陈伯达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又有个人野心，想找个向上爬的后台，所以，就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把他捧为太上皇。同志们从李雪峰、郑维山两人的检讨中可以看出：陈伯达和他们是如何互相利用，勾结起来干坏事的。陈伯达招降纳叛的目的，还是为了一个“权”字。连他的老婆都说他“官口很大，想当一、二号人物。”可见，“小小老百姓”是假的，“大大野心家”是真的。
关于陈伯达的罪恶事实还有很多很多，同志们可以看材料，我们还要进一步揭发。总之，陈伯达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完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式的人物。如果不把他揪出来，后患无穷。所以，我们同陈伯达的斗争，是一场极为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事，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大事，任何低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重要性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充分认识这次“批陈”的重大意义。我们相信，通过这场斗争，一定会把反党分子陈伯达批倒批臭，一定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一定会大大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促进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关于学习问题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学习问题，作了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从这些指示中可以看出，学习问题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批陈整风”运动能否搞好的决定关键，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问题。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毛主席还说：一个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个担负着高级职务的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克思主义怎么行呢？主席提出：要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还说：过去开过一个书单子，叫学马、列的书，是我叫搞的。不过，三十本多了。不要光读我的，马、列的书也要读一点。（主席的这些话，都是大意，不是原话，大家不要引用。）根据主席的指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那天，康生同志在会上专门讲了学习问题。他提出要认真读书，加深对主席思想的理解，防止上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康生同志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各省、市的负责同志要把它看成是一件十分重要十分重要的事情。他还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底下的工人、农民、解放军连队的同志学得很好，我们的高级干部也注意学习了，但是比起下面干部的学习，就落在后面了。康生同志还指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刘少奇、杨献珍他们借口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说毛主席的著作是文件，是时事政策，不是经典著作。这种反动言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已经揭露批判了，今后还要进一步彻底批判；另一种倾向是，只读毛主席的著作，不读或者不赞成读马列主义的书籍，甚至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就是不赞成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或者有人提倡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就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这是一种很错误的东西。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多年以来，有的人不赞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康生同志解释说：我们现在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毛主席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更好地了解毛主席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怎么知道毛主席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呢？继承了什么呢？怎么知道毛主席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呢？更不要说知道主席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这种倾向同前一种倾向是对立着的，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想法，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割裂开，这是错误的。康生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他说，我们有些高级领导干部，从政治上看没有多大问题，或者表面上还执行中央的决议，但在世界观问题上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甚至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就没有改造好。有些老干部在紧急关头，对毛主席的路线发生动摇，甚至于反对，归根结底是世界观没有改造，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以，主席提倡学习，很重要。这是康老讲话的大意。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去年十一月六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再次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指示。并且强调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自觉性。”“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比过去更加重大的责任，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问题。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加深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认识，自觉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并规定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习马、恩、列的六本书和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六十二号文件，就是《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又强调指出：要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个重要文献，还要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一九七○年五十九号文件中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姚文元同志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告了他的学习情况和体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的这个报告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批示中说：“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一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林副主席也作了重要批示，说“完全同意主席对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全体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中央把主席、林副主席的重要批示和姚文元同志的报告，作为今年的二号文件，发到各省、各军。
姚文元同志在报告中，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说：“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可见姚文元同志确实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刻苦地进行学习，除学习经典著作以外，还学历史，学自然科学，还看了一些反面的东西。如他在报告中说：“也看了一些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东西。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从刘少奇的黑《修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一直到他在‘八大’的报告和决议，有一条同主席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黑线贯串着，即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可能是刘少奇反动世界观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的许多文章、‘报告’中，都有抽象的即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法和论点。这是同国民党反动观点一致的。”姚文元同志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个人性论，就是不讲阶级分析，不讲阶级斗争，否定人的阶级性，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用来欺骗麻痹人民的谬论，也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正如姚文元同志说：“从这里，可以直接引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极‘左’、形‘左’实右的路线，可以直接引出复辟资本主义、为地富反坏右等剥削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同毛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相对抗；在认识论上，则必然同时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这个根本观点相对抗。”还说：“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我们在“批陈”的过程中，也要狠批陈伯达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要通过对人性论的批判，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央两报一刊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学习问题的社论、评论和文章。今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关于“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的短评，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特别强调指出：高中级干部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是我们党思想建设的最根本的问题；坚持认真读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按照“九大”通过的党章来建设我们党的重大问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理论、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的运动，就是毛主席历来所倡导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深刻地阐述了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
以上所引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关于高中级干部的学习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充分说明：高中级干部的学习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关系到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党的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人不变修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能否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问题。从当前来讲，这也是能否搞好“批陈整风”的关键。我们必须很好领会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这一系列的指示，认真提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现在，有些高中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学习的自觉性还不高。总是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满足于局部的工作经验；满足于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以干代学，不认真读书，即便读了一点，也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不懂装懂。所以，在关键时刻就分辨不清真假马列主义，就受骗上当，被假马克思主义所俘虏。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批陈整风”运动，把我们的学习认真地、扎扎实实地搞起来，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学习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认真改造世界观，大大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这样才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今天我要讲的问题，已经讲完了。我再重复地声明一下，这里说的许多情况，没有正式文件，完全是凭记忆，可能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对有些问题的解释，是我个人的理解，也可能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提出批评。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二日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