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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三宽部长”走了

徐庆全

　　5月9日晨，手机短信送来朱厚泽家属发出的讣告：“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随讣告还有一幅挽联：“国运民瘼终生相伴/仁心厚泽永留人间”。挽联！斯时，也只拟挽联才能表达对厚泽老敬仰、哀悼之意了：“灵心圆映三江月/笔阵横扫千人军”。

　　此联，为李白、杜甫联句，为一书法家作品，一直印在我脑海。此时突然涌出，想来是激活了我对这位曾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中宣部原部长的老人长久的印象。
　　
　　因感念而记住朱厚泽这个名字
　　
　　对朱厚泽这个名字有印象，要追溯到1986年10月。

　　此时，朱厚泽已经就任中宣部部长一年有余了，而如我这样在当年充满“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热情的学子，却不知道他。说来惭愧，但也不怪我们。自1976年以来，朱厚泽的前任们，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在现当代历史上都是有故事的人，而朱厚泽有什么？即使报上宣布过对他的任命，也难以立时让学子们记住。到1986年10月，我是通过查找报纸特意记住了他的名字。

　　我特意查找报纸找中宣部部长的名字，是因为心中怀着一份感念之情。那一年，我正准备研究生考试。10月中旬，研究生考试信息公布，考试科目居然少了一门，而且这一门还是多少年来入学考试必须有的“政治”科目。这可是我们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破题儿头一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遭”。这样的好消息，焉能不让我们备考人欣喜？欣喜之后是感念——记住这位中宣部部长的名字，就是最好的方式！

　　查找报纸，也多少让我对这位没有故事的中宣部部长有所了解：

　　朱厚泽，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织金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就学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任教的达德学，他本人也是该校学生，后又就读于贵阳清华中学。1949年3月加入中共。后长期在贵州工作，从基层做起，一路向上，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此后，我一直关注着朱厚泽的行踪。知道他只当了一年多的中宣部部长——中共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后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9年至2000年，他的名字从报端几近消失了。

　　仿佛是天意，2001年，我竟然有机会和他面对面地坐在一个会议室。而此时，作为历史专业的我，随着对他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对他也出离感念而到敬仰。但冲口而出的依然是当年的谜：“1986年，研究生入学为何免考政治科目？”

　　他对我当年的感念多少有些惊讶。他不解谜底却讲起了当年的大势：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摒弃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为什么摒弃？耀邦当年有四个解释：（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是指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是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是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等等，又是另外一个范畴；此外还可以是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等等，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

　　朱厚泽说到此处，我恍然大悟：当年政治科目的核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然这个“核心”已经摒弃，政治科目考试题如何出？免考势所必然。
　　
　　荣任中宣部部长
　　
　　当然，相对于对朱厚泽在中宣部部长的作为，免考政治科目只是一个极小的问题。此后，只要有机会，我总问他在中宣部那一段的情况。久而久之，与自己所了解的那段历史相结合，他在中宣部的作为也慢慢清晰起来。

　　1985年7月，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胡锦涛继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交接工作的方式有些特别，他陪胡锦涛到基层去，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等，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8月，接到中央的电话，才赶往北京任职。

　　当年，朱厚泽在思想理论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何以会荣任中宣部长的职位？这是他在贵州思想解放、大胆改革所致。

　　1982年，朱厚泽在担任贵阳市委书记时，用了半年时间，到市属一百多个工矿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主持制订了《贵阳市经济调整提纲》。该《提纲》实施第一年，使贵阳市当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40%，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16%。第二年，任副省长，当年贵州省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18%，财政收入亦大幅度增长。

　　这年年底，朱厚泽进入中央党校短训班学习。在题为《怎样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毕业论文中，他提出三个观点：1，逐步培养年轻干部取代年迈干部；2，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3，新的领导干部要真正懂得经济。在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届哲学年会上，朱厚泽作为特邀代表作关于培养新一代领导干部的讲话，新华社的《内参》转载了讲话的主要观点，《理论动态》全文刊登。

　　1984年，《人民日报》头版刊有这样一则报导：春节期间，朱厚泽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到贵阳市郊农村走访农民。当时农民害怕政策变，养鸡专业户谭国均坦率向朱厚泽表露自己的忧虑。朱听后马上把谭国均夫妇和在场的贵阳市长、区长、村长拉在一起，合影留念：“立此存照，来支持大家走致富道路。”谭便把此照作为“定心丸”高挂在墙上，一时传为美谈。

　　大胆改革有政绩，对改革未来有理论思考，朱厚泽走进中央高层，已无悬念。
　　
　　“三宽部长”
　　
　　到中宣部半年多，在思想理论界，朱厚泽一直没有大的举措。包括既往一年一度的全国宣传会议，他也无意召开。胡耀邦让胡启立、王兆国给他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

　　当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胡乔木；而在中央书记处中则是邓力群。“两个分管”下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有他的一套工作方式。首先，他力求敞开中宣部的大门，与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人交朋友。他上任之初，就发生了“刘晓庆风波”。刘晓庆未经通报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投诉她主演的影片《无情的情人》被扣压不能公映一事。朱厚泽第二天就安排看试片，提出处理意见。在当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

　　其次是到地方各种会议上“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朱厚泽的举动，在当年就有两种解读：有人认为他在了解情况；有人认为他是渗透的办法向下面讲自己的观点——在下面讲什么不用向中央报告，而要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就需要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人审读了。

　　翻翻朱厚泽当年的讲话报道，他所轻描淡写的“东讲一点，西讲一点”，既涉及到理论问题的思考，又涉及到他的施政方针。

　　就理论问题而言，他对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有自己的认识。1986年１月３日，他在上海电影创作会议即席讲话中说：应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

　　他在参加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说：好多地方是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纠正经济改革。精神文明建设要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把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说：中宣部正在讨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看的问题，认为应在战略上坚持，不应当作日常行为的具体规范和衡量科学文艺的具体尺度。

　　既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这样的看法，在思想文化方面具体施政方针上，朱厚泽逐渐形成了著名的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

　　朱厚泽在一系列会上，多次讲“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和谐的气氛”、“协调的气氛”、“宽松的环境”。

　　“三宽政策”的提出，是在1986年月7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说：“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

　　“三宽论”也是朱厚泽在处理当年思想理论界的争论的尺度。处理当年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时，替马丁（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宋龙祥）解围；对于被视为有政治暗喻而打入冷宫的电影《黑炮事件》，他批准公映。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离开中宣部，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忍之接任。1月28日，邓力群到中宣部主持新老交接。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历史来评说吧！”邓力群说：“不必历史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如今，23年过去了，“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的“结论”，已被历史重新写过；朱厚泽西归路上，自然更不必挂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