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kpa与kn换算:中国哲学--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7:38:32
中国哲学--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2）
上篇 起源篇
我已经在绪论中写出了这本书的大的原则立场，回答了展开上、下两篇必须回答的前提性问题。我们已经有条件一起来探讨人类的精神现象究竟源于何方了。
就在我们准备写作起源篇，准备用大家已经了解的方式表述我对起源说的理解和觉悟的时候，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刚刚出访欧洲归来的副教授到我的房间来访问他的同学，我的同屋，安徽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谈哲学便自然谈到了我正在写作中的书。副教授告诉我，黑格尔竟然认为中国哲学是哲学的起源。人类思想家认识上的交叉与共识又一次使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欣喜与振奋。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的觉悟是建立在对民族执著的热爱，以及它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负有重大使命的基础上的，它直接的诞生背景是我连续两次坐反了公共汽车。觉得有些奇怪，我是在认真地看完了路牌才上车的，偏偏是看了，反而错了，在汽车颠簸中，在莫名的气恼中，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说像一道金色的彩虹，骤然升起在我混饨而又苍茫的思想的天宇上。黑格尔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现了这种觉悟！这位以绝对理念和大逻辑，小逻辑而盛名不衰的哲学家，是来源于其绝对理念的启示，还是得益于其大逻辑、小逻辑雄辩的推演。
还有一位专门以研究历史哲学而闻名于世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和他的学说一样响亮：英国人，叫汤因比。虽然他终身研究历史，在历史中求哲学，然而研究历史过后，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却宣读了一份令人震惊的宣言，他说，历史是不可以研究的，因为作为研究基础和帮助研究者立论的历史资料是不真实的，起码是不全面的，有些干脆是虚假的，因为历史的操纵者。扮演者为了实现其目的，往往在他们知道注定要被人研究的文件上（即后来的资料上）施放了烟幕，做完了手脚。以这样的资料为根据，进而得出结论，只能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进入预定的圈套。只有天才的汤因比才可能幸免，就是这个天才，在其著作中宣称，也许只有像中国人那样量入为出地生活，小心翼翼地使自己与天地保持互相补充的和谐，才是人类的归宿和根本出路。我们在写作归宿篇时还要借助这位天才。
天才之所以被尊重，或者说应该尊重，是因为在他躁动、狂烈或者超平稳的意识里觉悟到了我们人类的真理。
西方哲人从他们超念的、推演的、实践的苦思冥想中亦得出中国哲学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人类具有根本的起源与归宿的性质，是我正在写作中的作品的福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福分。因为该判断的判断了，该推理的推理了，该映照的映照了，剩下的只有表述以及勇敢地承担这个使命了。
第一章
人类的哲学现象最早出现在中国
自然中，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迄今为止的考古学又证明，人类最早的精神现象、文明现象也出现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
英国现代哲人克利斯朵夫·巴克特在《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一书中结合现代西方最新的心理学、未来学以及行为科学和心相学结果公平而诚恳他说：
《易经》的基本概念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中国发展起来，我们的祖先当时毫无文化可言。看起来好像中国人在很多方面都领先我们一步。
不是好像而是确实。殊不知，公元前3000年时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已经达到了它早期的完整与繁荣，其真正的起始源头还在前方，在那个以符号和人本身来表示和映照天地之理、人物之情的时代，即那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时代。在简简单单符号上，在用火炙烤过的龟甲裂纹中赫然衬映着中国人与天地一样无穷而又有序的智慧，呈现太阳初升时中华大地上一派生机盎然的宏伟景象。宇宙的生命、大自然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和精神一起开始了。此时，若用我们现在习惯记年法记年，约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类像大自然一样作为物质形体和精神灵魂共存共证的壮丽序幕在缓缓拉开，同时奏响了高度概括了人类此后历史全部内容的雄浑、苍茫、方方有法、圆圆有神的序曲。
（一）太虚呈象
我国道家武当派第二十三代单传弟子李兆生，在他的著作《真元探密》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古人认为遥远的太古岁月之前，宇宙是一个旷然无物的混饨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上下、没有物象，什么都不存在，只是一片虚无。古人把这个时期的运化称为太虚呈象，即混饨未开。经过若干年的运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雾状空间，古人喻为太素呈形。又过了若干年，世界上出现了一种震动，即是传说中的盘古开天。盘古氏挥动巨斧，辟开了混饨世界，使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结为地。盘古氏的精气形成日月星辰的天体运化，血脉化为江河湖海，骨肉变作山脉，毛发化为林木。古人用《易经》这部古朴的哲学史书，来认识自然界中万物生长的规律。太极生二仪，二仪曰阴阳，二气交感，产生万物。古人指出，天地产生之前的宇宙已充满了太合元气或称混元之气。天地生成之后，这宇宙的元气则演化在天地之中，这时的先天之气是阴阳未分的混元阶段，直至天下万物成形，太极生万物，元气也有了阴阳显化的运行，交往人返，这时的元气就不再是混元之气，而是成为化育万物的真元太和之气。
宇宙产生阴阳的变化，天上地下形成乾（?）坤（?）之象，二仪歧分之形。经过若干年月，又出现新的变化。地气升腾，天气下注，形成阴阳感，呈于卦象为地无交泰（?），产生了生命，即古人所说的三阳交泰产群生。大地未形成气机交往之前，卦象为天地否（?）。祖国医学及气功哲理认为，人博天地宇宙阴阳二气而剖产性命，入乾道为男，入坤道为女。阴阳盛而复生，无有穷尽。
在我的写作历史上大段引用其他的文章和著作是绝无仅有的。以上成篇引用李兆生先生的著作除了我十分崇尚他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表述方法以及通过这样的方法极平易近人地向人们阐述大地人之间的大道理，还由于我对他本人从容不迫地处世。深藏不露的智慧和他为人的高尚而平凡品德的推崇。他的道德文章在国内、海外已有很大影响了。日本人还专门将他的修行行功和书画作品印成了画册。然而李先生的日常生活依然十分单纯，安其贫，乐其道。李先生说：“我是一个顿悟型的人。”我想，顿悟是不能没有基础的，而与李先生多次犹如轻风拂面般地交谈，可以说是我实现“中国哲学——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的觉悟的基础。
我借太虚呈象一词来表述中国哲学源头的景象，是因为太虚呈象、太素呈形、天地分离三阳交泰产生万物的描述既是我觉悟中的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的真实，又是中国哲人最早建立起人类哲学思考的坐标系。既知天，又知人，人天本来就是一体，相互映照，互为象征。在那混沌的大动若静的太虚世界里，由虚像到实形，在太阳升起的地方赫赫然滚动出了所谓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亦令全世界无数名流大家震撼不已的八卦。
用八组虚实不一的线，仅仅是线，组成一个圆圆的环，就在这几条线。一组环中观照出世界上的风云变幻，人世间不尽的悲欢离合。这里没有人格化的神，没有晦涩的言语，只要心诚，普通人用一学就会的简单方法求请它就可以得到启发和帮助。它来源、呈形于天宇，又实实在在地摆放在我们的面前。
哲学呵，你的源头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使得你充满神性又不离人世，迷倒了无数天才，或静静地木立着，提耳凝听天上的声音；或凄凄然、惶惶然地四处奔走着，急不可待向人们诉说自己的认识与发现。其千姿百态，形成了哲学史上的百家争鸣；其觉悟的深浅决定其学说的优劣。
在我宣讲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的时候，学者们问，古希腊人亦在很早前就有了自己的哲学家了，他们有自己的学说，在他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还丝毫找不到中国哲学对他们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中西还没有交流，尽管中国的哲学思考和作品确比他们早，但不能仅因为时间上早，就一定说是他们的源头。
学者讲完考证事实，强调必然、或然的逻辑关系无疑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他们没有想到：
精神（思想）的源头，或者本质上的源头截然不同于现实中地球上江河的源头，前者高悬于天，后者逶迤于地。
我们可以说全人类的精神的现象、哲学的思考都来源于天道的启示。问题是这个天道首先启示了中国人，首先如此完整而透彻地让中国、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心融会到它看似无知无觉、实际上无所不包的体系之中，并给予了这个民族最古老而又最根本性的暗示——你负担着特殊的使命，你将有你的繁荣，同时又要忍受其他民族所难以忍受的苦难，最后实现难以言喻的荣耀。
我们讲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就是基于这样的觉悟，这个觉悟是我写作此书和迄今为止的工作以及今后工作的巨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我把它表述出来就是希望更多的中华民族儿女也能够得到这个力量的鼓舞，协调自己的行动，不要对它妄加鄙薄，因为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生活、生命的根本。根本一旦忘记，我们怎么能不迷惑呢？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急迫地要求我们清醒，要求我们觉悟，只要我们好好地想一想八卦神奇的线段和那圆圆的环圈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觉悟，想一回太虚呈像时自然的面目，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种觉悟。
是呵，人们要寻找江河的源头只需逆流而上找过去，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如愿以偿。虽然千曲百回，但毕竟有一条实在的路线。
实践的方法实用的方法已经被大量地应用于精神的领域，试验室的成果被写进了哲学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精神的末法时期。因为总结、分析、归纳、认识毕竟是精神现象中最通常、最一般性的内容，只有在觉悟不能实现之后，一些想当哲学家的人才把它们拉进了哲学的领域。造成了哲学的混乱，贻害匪浅，使得许多现在的哲学青年除了资料就不能思考：写文章自不待说，连思想都是复印机的工作。
我已经相当长时间不看电视了，不看书了（少数中国古典哲学的经典例外）。每当夜晚降临，我总要搬出一张椅子坐到可以看到天宇的走廊上，仰望着空阔的夜天，凝视着散落有序的星辰……混沌初开之时，清气上浮，浊气下降，多么像一部巨制豁然翻开，天、地、人的道理全部标志得清楚无遗。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再读这本书了，他们要么陶醉于对这巨制东鳞西爪地解释归纳性的著作，甚至忘形于对解释的解释，对归纳的归纳，要么干脆俗浊不
堪，连抬头望大的时候都没有了。
我用太虚呈象为题来表述中国哲学、人类精神的源头景象，还有一种愿望，即用太虚呈象来加强我们的无知和随时准备接受真理的印象。用太虚呈象时温湿清凉的风云来涤荡我们的胸怀，当我们的真知接受了这样的洗礼，大家就一定能够读懂我已经读懂的文字。日本的作者著书嘲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说“没有办法呵”！我对他们的学者说：中国人相信天有大法。这丝毫不是无为的情况，而是对历史洞明后的耐心。
（二）精神与生命共证
什么叫精神与生命共证？
我先说什么叫精神。精神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缠绕在我们周围，充塞于我们整个生活的抽象的、无形的存在。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但可以靠觉悟去体会。而这体会是可以有限地表述的。写成书，便是哲学了。现在所做的就是精神的表述。一经表述便是有形的了，可以通过读来理解和把握了。或者说，理解和把握精神的东西必须惜助于具体的精神的产品。也可以这样说，精神的东西必须借助于有形的。具体的存在才使理解和把握成为可能。精神借有形的存在，而表现又呈现在存在之上，这就叫形而上。中国哲学对此毫不在意，西方哲人则为此专门撰写出形而上学。有人据此说，中国哲学中不曾有形而上学是不对的。外国人学中文，每念一字都要写拼音，中国人念汉字念熟了就忘掉了拼音。我们不能说外国人念字还写拼音就了不起了，就丰富了或者有贡献于汉语，而指责中国人“你没有拼音的知识”！既然写拼音的作用与意义已经融于那个“熟”字之中，还非得写出来吗？拼音只是外国人为了达到“熟”字而必须借助的工具。已经熟了，就不需要借助工具了。
形而上学在中国哲人的思想之中已经消融于无形了，还要专门强调它干什么？中国哲学的睿智与独有的骄傲还类似地表现在诸如他们喜欢只言片语地说，不愿意大烦其神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事无巨细地推演，正所谓举一就能返三，举一而不能返三的连教导的可能性都没有，漫说在一起推究哲理了。
精神无形、飘逸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它必须有所依附，在中国哲学的字典里，精神最大的物质依附或者体现者（根本的体现者）是人本身，是人的生命。还不仅仅如此。中国哲人从不干削足适履的事。等我们读完生命之后，中国哲学的大圆、大简转而又奥妙无穷的真意将会进一步地明朗。
那么，何为生命？
天地交注即三阳交泰剖产群生。它是大自然长期孕育的结果，而人的生命是与自然中其他生命现象一同产生的。鉴于这本书的目的，我们这里只谈人的生命，人类的生命。
父母相合，生命便在母体内孕育。在没有生产之前，生命被羊水包围着，圆圆地包围着，并没有呼吸，只通过脐带与母体的生命相连接，这时候的情景是个体生命早期的太虚成像和太素成形。
一朝生产，一个有鼻子有眼睛的人便存在于天地之间了。祖国医学哲学和八卦圆圈竟将人体的器官部位与大自然中日月星辰、山川海河一一对应起来，用自然运作规律来解释人的生命，与安好病灾，又通过人人皆可感知体会的有常无常来解释大自然的风风雨雨。既是神话传说，又体现中国哲人思想的盘古氏挥动巨斧，辟开天地，其精气形成日月星辰之天体运化，血脉化为江河湖海，骨肉变成山脉，毛发化为林木以中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与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与头、腹、足、股、耳、目、手、口的对应。
生命中有精神，精神中有生命，生命就是精神，精神就是生命。这个精神在中国孔孟以及以后的哲学家的语录中经常地表述为气，及即所谓的气节廉耻，吾养吾浩然正气。中国农村也有相应的俗语叫做“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里气就是精神。中国人强烈地认为没有精神，生命就是一个无聊的空壳。
* * *
太虚呈象和精神与生命共证两节描述的是我对中国哲学、人类哲学源头景象的体会。在这两种形式，实际上又相互贯通的境界中，我反反复复地看到了一脉相承的全人类精神现象的全部内容，同时还参照出了文字记载的世界哲学史上的是是非非。
我之所以用纯粹的体会方式表述方法来表述源头景象，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文字记载的哲学史和哲学史料是人类精神现象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部，犹如大海里的冰山，露在水面部分是小部分，更大的、更带有本质意义的，决定着冰山漂移方向的部分深藏在水里，而这一部分又恰恰是我们通常的人所看不到的。如果我们真要研究这座冰山，忽视水里的部分是不行的。
人类哲学的、精神的现象就是这样，仅仅凭借着可见的、其中尚有虚假的材料便对人类哲学的精神的现象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判，这是极其不恰当的。
遗憾的是常人之智慧程度、接收程度往往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把握，当一些问题的提出超出他们的智慧程度和接收程度时便立即在心中生出无数种怀疑。正是这亦无可厚菲的客观存在的怀疑，限制了大多数人智慧的开启以及对真理的接近。
一个物理学家与一个品德高尚的农民同时看到了海面上漂浮的冰山，对它规则或者不规则的流动，物理学家会条件反射地想到水底部分，得出水上部分的移动状况，甚至浮出的高度决定于水下部分吃水的深浅，决定于海水此时的流向、流速。而农民则只会想到两眼一直盯着水上的部分，甚至想到它的移动会不会有什么在推。这就是差别。只有当物理学家耐心地将水下作用于水上的道理告诉了农民，并在试验室作出类似的农民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试验之后，农民才若有所悟地点头默许。
人类的精神现象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有记载的和没有记载的恰如海上冰山的水上水下，但与之迥异的是：物理的试验可以解决有关海上冰山的解释，而精神现象通常状况下实际上的不可见决定了对其作出的解释，要使更多的群众得到了解，这是非常困难的。用试验室来回答有关精神的现象是精神的变质。更有甚者，精神的现象一经著作，一经语言说明，它原有的内容，原有的风貌就变了质。中国古典哲人深得其中的大道理，有的坚持述而不作，有的只言片语，五千字早已足矣。体现了古代哲人对人类精神的神圣性的高度理解与尊重。后来的研究者却往往以此为借口，抱怨中国哲学不成体系，无法研究与应用，所表现出来的境界实有天壤之别。思想的翅膀无法展开，便希望借有形绳索以登高，这本来就是普通人的常情。谁都知道绳索会束缚人的发展，限制人登临的高度。但思想不能飞跃，绳索又借助惯了，便产生一边抱怨绳索一边又觉得绳索的不可缺少的情况。用学院里的行话来说，觉悟离不开知识的基础，而知识的基础往往也限制和制约了觉悟的实现，学术上的突破往往来源于他山之石，道理也就在其中。
其实，那些睿智的读者，读书至此早就明了我写作此书的苦心，已经觉悟或者领会到了我的觉悟，已经开始同情我还要不厌其烦地写作，不厌其烦地说明。尽管如此，我还要说，马上就要开始人类精神现象史上看得见的部分的分析了，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不要忘记那看不见的天上的部分。我无法用试验室的方法展示给你们，但我能提醒你们不时地做一回有关日月星辰的默想。
第二章
中国哲学体现了人类哲学现象的本质特点
我们已经从人类精神的太虚呈像般的源头探幽回到了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哲学史上来，凭借所有人都能够掌握和了解的资料来说明中国哲学决不像有人所鄙薄的那样一无是处，相反的，它却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它不仅仅起始最早，而且在它的思想内容。思想方法里括尽了人类哲学现象的本质特点。
我要说的还不仅是这些，我真正的用意在于为什么中国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源头与归宿历尽艰难。历尽非难而不朽？这样的现象它究竟寓意了什么样的含义？
我们只有站到了这样的历史高度才能够洞明历史，觉悟责任，才可以免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难，才能够在我即将开始的解释中，既尊重了哲学，尊重了我们自以为真实的事实，又能超越一般意义上哲学论争，进而了解我们民族的责任。
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在《论中国传统文化》一书的序言中介绍说，就全世界范围看，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意识，一是“全球意识”，一是“寻根意识”或叫“民族意识”。
汤先生介绍说，存在前一种倾向，是因为全世界成了一个关系非常密切的整体，全世界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是共同的。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发生重大的问题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有密切关系。……世界文化发展有一种“综合的趋势，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不能不考虑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不解决现实世界向人们提出的重大课题”。
汤先生没有说，学术界认为整个世界面临着什么重大的问题。文化的深入讨论与发展到底要解决现实世界向我们提出的什么重大课题。
在汤先生后来的介绍中偶尔提到了，世界文化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向是由于破除了“欧洲中心论”。
换一句话说“欧洲中心论”破除之后，新的文化趋势才出现了。作为这个趋势的重要的组成内容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全球意识”之下多元化文化的发展。学术界似乎认为这才是最合理的充分的文化发展模式，并且还从中万分欣喜地发现、欢呼中国文化总算挣得了这多元之中的一元，多席位中的一席。
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的觉悟中，世界的文化、文明的中心只有一个，就像宇宙中只有一个太阳一样，要么以西方为中心，要么以东方为中心，两个中心、三个中心是不可能的。所谓多元化、多中心只是旧中心的破除或者说就要破除，新的中心尚待明确树立之间的缓冲和过渡。
我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在迎接东方中心的到来。我的觉悟在我阅读到的每一本学者专著中都能得到印证。只是这些学者由于勇气和魄力的原因，由于知识束缚的原因，由于没有创造历史的主人翁精神的原因，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也不可能公平公正地揭示。但他们的知识却格外有用，我历来给予这样的全面的知识以高度的尊敬。
汤先生还介绍说，文化多元化倾向形成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有着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趋势，为什么会这样呢？
据汤先生了解：（1）东亚工业的兴起，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速度有超过西方的趋势。传统的观念认为，现代化只有西方一个模式，但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己被逐步打破。东亚地区经济和技术的腾飞出现了不同于西欧美国和东欧苏联的第三种现代化模式。一些学者认为，有一种东方企业精神在支配着东亚一些地区的工业。经济的发展。他们说，东亚地区这种现代化模式向人们显示了东方文明的坚实内核，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则东方文明的内核正是儒家的传统精神。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曾说：“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而且也是东亚精神的文明。”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会议主席蒙特利尔大学校长（现任世界哲学联合会主席）高启（C.Cauchy）教授说：“在过去的一二百年间，由于西方的技术经济占尽优势，所以在哲学、人文科学方面也就自居先进地位。但如今东方的技术经济已经赶上来了，甚至有凌驾西方的趋势，现在该是西方觉醒虚心向东方智慧学习的时候了。”加拿大另一位哲学家金·法罗（King Farlow）说：“如今应该重新重视东方统一与和谐的智慧。”有的学者分析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在后工业化的时代，在一个企业内部重视和谐，重视集体的作用和人际关系，就能加强一个企业外部竞争力，而这种重视内部和谐的精神正是东方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特点。当然是否能作这样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还得进一步研究，更需要较长时期的实践来证明。
（2）当代西方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潮的盛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特征形成了文化上的交叉点。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发展，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促使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思潮有着一种发展的趋势，有所谓“基督教人学”的产生。他们认为，虽然“上帝”是基督教要考虑的根本问题，但是，也许“人”本身才是人们要注意研究的更重要问题。他们往往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学等等方面来研究基督教的本质。因此，关于“人”的价值问题就突出起来；由于“人的价值”问题的突出，就不得不涉及人们的伦理道德问题，于是有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就提出：在基督教伦理与中国儒家伦理之间是否有一些共同点，能否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某些对话的基础。例如英国历程神学（Procoss Theology）大师查理斯·霍桑（Charles Herrshome）教授，现己年过八十，他认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必须向东方学习，学习其“德性实践”方面的精神，他特别欣赏中国哲学像孟子那样没有把心脑打成两片，认为思想和感情是不可分的，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但总有限制，计算机不能感（没有感情）也不能思（不能独立思维），它的动作不能与活生生的人类行为混为一谈。
（3）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迫使人们企图从东方文化中找寻补救的良药。随着科学的高速发展，作为征服自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毁灭人类自身的武器。在后工业化社会的种种弊端中，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使人的失落感日甚，由此导致人们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在这种寻求中，东方文化的和谐色彩和温馨气氛，无疑从某些方面有很大的吸引力。国际现象学会会长、女哲学家田缅聂卡（Tyminecka）在第十七届哲学大会上说：“西方常常在不知
不觉中受惠于东方而不自觉；像莱布尼兹之重视普通和谐观念就是一例。”她甚至认为，当前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幸运，没有走上西方哲学目前分崩离析的道路。当前西方至少有三点可以向东方学习：第一，崇尚自然（和谐）；第二，体证生生（生生不息）；第三，德性实践。她还认为，西方文化为了自求多福而浮泛地向东方学一点东西来充门面，这是不行的，因此文化间的对话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分析哲学虽仍占有一定优势，但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分析哲学把形而上学、价值论等等方面排斥在哲学以外很不满意。欧洲大陆的哲学也不断地传到美国，但常常是不几年就成为过去。存在主义不仅在欧洲走了下坡路，在美国也不时兴了。现象学曾流行了一段时间，现在也不景气，结构主义流行不几年，又出现了对它否定的“解结构主义”。特别是近两年来，哲学系逐渐由分析转向伦理学，也许这是美国哲学界将要转向人文主义的标志。人文主义的抬头，就有更多的可能与东方哲学对话。
（4）科学的发展，西方在转变着他们的某些思维方式，促进了人们对东方文化。中国哲学的兴趣。看来西方的人文科学的学者比较重视儒家学说，而一些自然科学家则对道家思想更感兴趣。在《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介绍了一些西方大科学家说他们自己的某些科学思想可以从东方找到根据。例如大科学家玻尔认为，原产理论在方法论问题上是道家老子这样一些思想家早就遇到过的问题。可能用“现代物理学与东方思维方式”更为
妥当。前些年出版的卡普洛（Fritzaf Capra）写的《物理学之道》（Tao of physics）中说：“东方世界观的基本成分，也就是现代物理学世界观的基本成分。……关于这种观念的基本论点是以为所有现象的统一性和宇宙有内在的能动性。我们对于亚微观世界看得越透；我们就会越加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物理学家像东方神秘评论者一样，怎样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具有不可分割的、互相作用的、不断运动的组件的系统，而人也是这个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因此，东方哲学的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无疑是它们最近在西方得到盛名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神秘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某些方面与现代物理学的观念相合了。关于这个问题应如何看，需要我们进一步来研究。但目前西方研究《老子》、《易经》甚至禅宗的书很不少，说什么“无气论”可以成为“量子场论”的基础，《易经》的二进制和计算机原理相合，它的六十四卦可以解释生物密码等等。这些说法，很可能是牵强附会，很少科学性。
在我的觉悟里，第一种理由是不正确的。东方文化的重新被重视绝不是由于东南亚、日本地区的工业文明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大有凌驾西方趋势的原因。东方中心一定是伴随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崭新文明的重新建立。在整个文明中，毫无疑问地包括了新的社会秩序。
历史的确不能倒退，就像今天绝不会成为昨天或者明天一样（尽管太阳一样地升起，一样地落下），然而历史确实是有某种循环现象，就像白天和黑夜不断交替一样。自从我学会了效法于天，我的精神和信心，我的身心就不断地得到自然的补养，精力格外地充沛，信心格外地坚定。
若认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肯定，这是学者和一般群众的善良的幻想，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短视，除了中了人家的圈套，还表明根本不了解历史的大潮。
换句话说，西方的经济并没有出现危机呵，相反的仍在稳定持续地增加，为何与此相呼应的文化精神竟出现了分崩离析的景象呢？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将成为人类的新文化中心是不依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相反，它是由于这个文化本质内容通称为哲学的部分包含着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的内容决定的。
汤先生上面介绍的第二、第三、第四的理由倒是非常贴切地反映了一个普通的道理，即新事物诞生的基础正是旧的事物的矛盾和在这矛盾基础上合乎自然的发展。基督教和个人主义都没有解决西方的精神危机。谁能想到高科技的发展根据竟赫然存在于刀耕火种时期的八卦、《易经》。
其实，我们现在所作的都是从臆想到臆想、从概念到概念的工作，离事实、离即将发生的历史变化不知道有多大的距离。很难想象，我的这本著作印行之后有人要与我辩论，我还没有兴趣反应。
但我比谁都清楚地知道一点，下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本书是纯粹的觉悟的工作，奇怪的是我沿着这个觉悟指引的方向确实在中国哲学里找到人类精神源头，在这个源头里早已包含后来人类精神现象的一切内容以及其发展过程的一切预言。这里我倒要引用一位西方哲人的话：我们在被称为历史的那些事件中所看到的“方向”或“倾向”，并不是“规律”（[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三个引号是作者原来就加上的，至于这些引号究竟是什么意思，聪明的读者一定明白厂，即觉悟对于明白事理，包括“自然科学”的发明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我紧紧地跟随着觉悟指引的方向，反复多次阅读《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史书以及哲学研究工作者的文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东、西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就是思考本身，思考大自然及人的变化及运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以上这些思考中，不像艺术家、小说家那样在对思考对象的具体反映中来表现其思考的内容，而是大多数表现为抽象对抽象的思辨，而这些所谓哲学的不可须臾离开的根本特质，在中国早期哲学中无不得到的较为完整
和神秘的体现。
（一）思考大自然
中国哲学在对大自然的思考上的杰出成就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回答了自然是什么，而且探究出了自然变化的道理和现象。
在太虚呈象、大素成形的境界之后，我国，东方哲学源头上出现的似静非静、似动非动，或曰大静若动、大动若静的八卦中，自然中的景象超验地排列着。天地（自然）的变化全缩于圆圆的八卦圈，而八卦圈里又能观照出自然的变化。应该说，八卦不仅是对自然的开始，而且是对自然思考的早期完全无声的表述。还不仅仅是表述，干脆可以说是它明了自然之理之后的深入浅出式的象征，既抽象又具体，寄无穷的丰富于难以想象的简单之中。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后来西方哲学中鼓噪一时的象征主义哲学。其中的抽象与象征以及围绕着这些所谓抽象与象征而进行的无穷无尽的推演；孰优孰劣，孰大孰小，可谓不言而喻。
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哲学史）也是这样写的，全世界的哲学现象都是从思考大自然开始的。各自的思考角度不同，思考的胸怀不同，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种不同造成了各自的社会精神现实的迥异，亦是昭然若揭的。但最早在自然问题上想到的问题又是相当一致的，即：自然是什么？
自然是什么呢？中国哲人说自然是圆的，由自然中的日月星辰、天地风雨所组成；自然是变化的，顺应着其内在的秩序进行着有规律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可以感知、可以表达、可以预知的。八卦和八卦现象就是这种知识的成功实践。
与此一脉相承、互为渊源的《易经》、《易传》、《老子》、《道德经》等中国早期哲学的经典无不对这样的认识进行了大量的、为我们所能阅读、所能理解、所能接受的解释。如：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等等，不一而足。
太极即混沌，两仪曰阴曰阳，阴阳交注四象分明，这里不仅理解了自然中万事万物的对立与统一，解释了自然的运动，而且对人本身也做了最直接、最深刻的暗示。这里有日月的对应，有四季的循环，有黑夜与白天的交替，……这是对自然大象的解释，我们不能抱怨说中国哲人没有对自然的物质方面的组成进行细致的，或者说逻辑、实证、科学的分解，中国人不喜欢细枝末节。他们自己拥有的高度的智慧使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再作什么具体的解释。如果一篇作品你一读就明白了，还认为有必要逐字逐句地解释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已经交代得过于繁琐了。道就是万物由之所出而复归于此的根本，是它在世界（自然）首先感应生产“一”，“一”可以理解为最根本的物质单位，单个原子、粒子、中子、质子、介子。是由于这些“一”，由“一”至“二”。由“二”至“三”的组合构成了物质，还由于这些物质的形成是道的作用，这些物质上都附着道的精神。在中国哲学中，哪怕是解释最寻常可见的物质现象都永远没有忘记精神永远存在于其中。
待到哲学进入老子的时代，这位睿智而又超尘脱俗的智者又进一步解释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当我读书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思想瞬间顿住了，喃喃地低语了老半天含糊不清的词句，忽然叫道“无中生有”，这四个被我们寻常社会、寻常人贬低得一文不值的字组合到一块却包含着无所不包的大道理，一时令我目瞪口呆。
“无”即混沌。人们都这样说，为什么“混饨”没有人说了。似乎不屑一说，把它推进神秘主义的深渊似乎就一了百了，这是地地道道借唯物主义、借体系主义来掩饰智力不足、觉悟不彻的典型表现。
无，混沌，除了表明自然即始未始的时刻一切都像云雾一样流动不定之外，还有一层深刻的含义和意义，就是对人的知识界限做了大智若愚般的界定。天、地未分，精神未立，认识主体与客体皆未区分，水与月都没有，镜与花皆未出，哪来的水中月，镜中花。换一句话说，自然早已存在，只是由于生命与精神尚未立出，故无所谓自然，无所谓人，即无；所谓有是相对于生命的产生、精神的确立而言的。不仅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可以从中找到根据，连佛教的经义也可以说源于其中，所以有的学者说老子西出关外，前往印度，创立佛教也确有其中的道理，可以掌握的资料证明，佛教传入中国正是凭借着中国道学的深厚传统才得以发挥的。承上所说，西方17世纪的“唯理主义”“我思故我在”的理论也可以同样地在这里得到印证。因为我的精神确立了，世界便出现了。
当今最顶峰的科学实践证明，物质并非可以永远分割的，分割到一定的程度不但其一定的物理性质起了变化，最后干脆什么也不会有。成了一种场，即混沌，即无。万物从无来，万物归无终。这不是虚无，无所作为，而是最有力地帮助我们认识到认识的始与终，人类智慧的始与终，了解人类的局限，了解人类线段性命运，从而在忙得不可开交的自作聪明中停下来听一听其他的声音，看一看我们目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想一想我们不曾想。不敢想的
时空。
我们现代概念上的西洋哲人也是在思想自然的时候开始其哲学进程的。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称：“每本哲学史教科书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泰勒斯。”这个泰勒斯是公认的西方哲学的鼻祖。这个鼻祖因为在其活着的时期（公元前585年前后）成功地预言了一次日食而使他言论倍显权威。他也思考自然，他留给西洋人关于自然的智慧是“万物都是水做成的”。据罗素称，泰勒斯的贡献虽然令许多新学哲学的人泄气（也令我泄气，因为那个时候预言日食在中国已是很寻常了，通过八卦，人们已经推测到日常生活事件的细枝末节和前因后果，而水早已作为自然中一个部分参加了八卦圆圈的循环）。为什么泄气？罗素说是因为这些人对哲学抱有似乎为这门课程所应有的那种尊敬。言下之意，就是这些人认为在泰勒斯那里不能引起那种尊敬。尽管如此，罗素还坚持认为有足够的理由要推崇泰勒斯。“尽管也许是把他当成一位科学家而不是当成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家来推崇。”科学有具体，哲学有博大；科学小动，哲学大动，窥一斑而见全豹。
西洋哲学是以一个难以称之为哲学家。可以称之为科学家的人开始的，其后的具体的、实证的、唯物的、科学的性质是可以想象的，其后的社会实践在科学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亦带有深刻的宿命意味。
对大自然的思考，一开始，西洋人就命中注定地使哲学进入了科学的轨道。也就是说，由于不能彻底地参透自然的奥妙便转向局部（具体的猜测，泰勒斯以及当时的米利都学派哲学家进一步猜测说，大地是浮在水面上的。磁石体内具有灵魂，因为它可以使铁移动；万物充满了神。西洋哲学史上早期的哲人还继续借哲学对自然进行着科学的猜想，“万物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的，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他彼此间
的不正义而互相补偿”。罗素说，这种正义的观念——即不能是超越永恒固定的界限的观念——是一种深刻的希腊信仰。神祗正像人一样，也要服从正义。但是这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其本身是非人格的，而不是至高无上的神。
这里的正义观念就是中国哲人表述的道。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哲人的表述里，道是一个缓缓流动，无处不在，无所用心而又无所不包的大法，没有正义、非正义的感觉。它不需要向谁表明它的存在，更没有关于道的对立的、非对立的对象化的思考。
我们说，把一个本来完整的东西用概念来区别开来，然后进行比较，既是学问的方法，又是科学的方法。西方早期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干脆推究起数学和几何学来，实际上成了地地道道的科学。包括毕达哥拉斯、原子论的发明者德漠克里特和亚里士多德。“数字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的宗教哲学的特征。”（罗素《西方哲学史》第64页）
我们从西方哲学史早期的研究结果确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哲学中的觉悟一开始就在西方表现为没有觉悟的猜测和不知天高地厚的证明。因为没有觉悟而蔑视一切的猜测和因为没有觉悟而无休止的证明，的确可以获得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上的成就。
东西方最早在思考自然问题上迥异的风格和本质决定了“大道”要人类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充分地表现，然后再从容不迫地显示它的存在。由于其大，则表现为相对静止，一副无所作为的样子；由于其微，则表现为变化不已，卓有成效。
中国也曾有一些人做出了类似科学的发明，如指南针。但在东方的这块土地上，都没有必然地导致科学的继续发展，相反，这些发明都一个接一个地消融、消失在服务于推究天、地、人的和谐与安宁上。
西方则不然，任何一个微小的科学的发明，都必然地导致了接二连三的实用的再发现、再发明。
鲁迅因此痛骂中国人只会看风水，点爆竹。九十多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还著书念念不忘中国人是走差了道。他说：“不是走得慢，而是没有在征服和利用自然界，获得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这条路上走。”
鲁迅的说法过于急躁。梁先生是理智和清醒的，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不过我倒想问一句（依照我们现时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自然果然是可以征服的吗？
我一有机会就说，在对待一个大民族及其文化（他存在本身就带有浓郁的象征意味）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上，急躁和短视是极其危险的。
用指南针来做罗盘、观测风水（美国人刚刚知道这里的大学问），以求得与自然气流气脉永远地和谐；用火药制爆竹，燃放起来，表明人类对大自然给予我们生命的欢欣与回响，这怎么就不能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呢？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发明直接地演生为杀的凶器呢？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以西方代表的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结果，或者说即将看得到的结果，已经在反过头来表明即使是自然科学的大智慧也一无例外地包含在东方中国人的哲学思考之中。
仅仅在50年以前，西方社会知道《易经》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但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易经》的知名度正在飞速提高，它的实用性和系统性（有人说中国哲学是没有系统，我一直坚决反对这种提法。人们总喜欢否认自己的智能所达不到的东西）得到了不同领域专家的承认。世界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琼（Carl Gustay Tang）研究《易经》多年，发现它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内尔斯·波尔（Niels Bohr）在《易经》和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平等关系，把《易经》中的阴阳太极圈印在自己的衣袖上。物理学家特乔夫·卡普拉注意现代物理学和《易经》的最重要特征都是变化和变革，并在他的《物理学之道》一书中给予解释。……这些相似性都有很深的根源，事实上现代逻辑演算（也是计算机科学建立的基础）的产生，也可归功于《易经》的启示，时间约在300年之前。
爱因斯坦的场论同《易经》耦合。
远东（指中国）这种教义（即中国人对自然的理解）和现代物理学之间同构还表现在这一信念上，它们都认为，我们的语言、概念和构筑的存在模式都是适用性极其有限的一种权宜之计。一个单独的概念其自身也许十分“完善”和“科学”，但它实际上只是现实中的一个模式。我们的语言、科学和数字，也仅仅只能限定现实——并从来不能把握现实。东方人，特别是研习禅道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2500多年以前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一书中指出，能够用语言来规范的真实不是永恒的真实，语言只能表示相关的事物，所有的描述都是一种比较。《易经》是表述我们观念知识相关性的理想工具，并使我们从狭窄相关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的直觉经常可以导致重大的科学发现。这也正是爱因斯坦、内尔斯、波尔和海森伯格经常所说的。
因此，我们发现传统的西方关于现实的模式在很大方面不符合科学事实。而同时，我们的几位科学巨匠认识到，古老的《易经》令人惊异地接近了真理。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地球生命的秘诀同《易经》的教导十分相似。
64个卦象严格地对应着遗传密码中64个DNA密码。这一点在马丁·斯科诺伯查《生命的奥秘》中有清楚的叙述。
感谢这位英国当代哲人克里斯朵人·巴克特在他《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一书中为我们著作搜集罗列了这些完整且具有说服力的材料。
“惚兮惚兮，其中有形”，漫不经心中掌握着自然的大道理，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现实，也是我们民族的生存现实。该说的都说了，该经历的我们一定要经历。
中国哲学对自然的思考不仅反映全人类思考自然的本质性特点，而且巍然屹立着一个为其他民族所无法超越的大极端。学者们可以沿着这样的方向去继续作更具体、更精密的论证，就学术而言，这肯定是二个最有前途的科学。就社会意义、历史意义而言，它肯定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理论基础。
（二）思考人本身
我坚决地相信宇宙中万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我今天的思想毫无疑义地秉承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可也不仅仅是秉承，更有着秉承所无法完成。无法给予的觉悟。在这样的觉悟过程中，我还忽然明白了，我们哲人祖先为什么对宇宙中的许多大道理只是只言片语（耐人寻味的只言片语），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表述这些大道理的时候就已经晓得，光靠讲述是对人无助的。每个人在认识自然。认识自身的过程中都必须完完全全地经历他
们自己的觉悟，有了这种觉悟，不依靠表述，或者没有表述也一样地接近和明了真理。
西方哲人说，哲学是介乎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学问。我则认为，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是他们今天意义上神学与科学的共同祖先，或者说是他们不可分割的联合体，神学太玄妙，一般的人不可企及便不去企及它。科学太普通，人人都可以在今天意义上的科学领域里有所成就。因此，人人都去参加它，并以此为人类的一切。
在中国，哲学没有像西洋那样做神学和科学的分解。有人甚至在抱怨这样的现实，以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因为没有得到科学的推动而显得苍白。中国哲学在漫不经心中保持着“中庸”独立，不居高不自傲的浑圆的和谐，若不理解为是神力。大道之力、希腊（西方人）词汇中“命运”之力的支持，还能理解为什么呢？
而西方人对哲学的分割所造成的深入。深刻的误区不仅仅给哲学而且给人类都带来难以想象的困窘。有关这样的内容我们在下篇“西方哲学的误区”一章中将详细展开。哲学的确思考和了解着自然中的一切，但不故作西方概念中神学的神秘和科学的分析。它只是说给那些能听懂它语言的人听，只是默默地印证着觉悟者觉悟过后的行动（甚至不提供法则，只仅仅印证圣人，觉悟者心里的法则）。这是真正的哲学。一些圣人，一些觉悟者把自己的觉悟表述出来，编撰成了所谓哲学的集子，是解释哲学。解释的哲学是哲学的模本。真本既然很难见到，临摹本自然可以拿来用作通往哲学殿堂的桥梁。在人类无数临摹本中，对人本身的思考都占据着绝对重要的篇章（毕竟是人类在想自己的事）。而中国哲学又毫无疑问地在思考人本身问题上写下最为壮丽。最不寻常的篇章。这里没有“原罪”的压迫，也没有陶醉于人为“成就”的利令智昏，暗示人对自然的征服。只是像他们对其他问题的思考一样，坦荡无为地作了几处的大的界说和规定，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内容。
1．人是怎样来的？
《易经》说，三阳交泰而产众生。天地交注而剖产性命，人乾道为男，人坤道为女。我完全赞成这样的理解，这样的思考。这确实是我们性命的由来，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被赋予神性而又与神并立。人的根本是天、地的孕育，他们与天、地当然地有着一脉相承的和谐。
什么时候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需要人类对自己生命的来源建立起应该有的正确的思考。它可以拯救我们。而唯一能帮助建立这种正确思考的只有中国哲人的智慧。尽管全世界的哲学家从一开始到今朝都一直念念不忘思考人本身，正是由于这些思考的严重缺陷和不准确，险些耽误了人类的终生，这也正是现代西方和其他地区的智者呼吁调头向东，学习中国人的智慧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像他们所说，像一些中国学者所认同和赞赏不已的东南亚在儒学精神统治下，“四小龙”经济的发展。他们先天失调，后天又畸形发展的痼疾任何外科的手术。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代化疗病机械都无济于事，甚至事与愿违；他们不能不求助把人体理解为一个整体，一个与自然相呼应、与四季相统一、治本不治标的中医中药了。
为什么说西方在思考哲学不能不思考的人本身问题上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只要列举一下他们的思考在这个最根本问题上的跳荡不定，就一目了然了。
古希腊人说，自然中的人类生命是神，纯粹意义上的神，男神、女神，天帝和地母生了许多神子神女，而最高贵的人是神的后代或者是半后代。
对人的由来的这种思考体现在整个古希腊的神话和悲剧及哲学的作品中，不管这种思考曾帮助充满激情又富于想象的希腊人写作出许多光彩动人的诗篇，可它对后来总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近500年来主导着世界人类生活的欧洲社会的致命影响是不容推卸的，那就是人是神的副产品，人当然地低于神，人是人，神是神（虽然，希腊曾表现过调和这种不和谐的愿望，创造出许多半人半神的英雄），但这仍然不能抵消它给后人留下的神优于人，人劣
于神的强烈印象。
人们习惯把古希腊文化看作欧洲文化的起源，源头的污染污及了整个河流，直接或者说间接地导致了欧洲哲学对人问题思考时的神、人分裂。由于不满意人的胡作非为，野蛮、暴虐，便寄希望于神；由于不甘心被神主宰，被神统治，被神鄙视，被神审判，又高唱起对人本身的赞歌。奇怪，又不奇怪，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思考都可以在古希腊找到根据。
到了近代，干脆别出心裁地出现一个达尔文，他说，人是猴子变的，后来看猴子实在太不争气，不像个成人的样子，便编出一个所谓的类人猿。这样的学说主张居然支持起欧洲许多社会的和哲学的思想。
欧洲社会，古代是由于无知少智，近代是由于不严肃，在对人这样一个现在唯一可知的自然中高级的灵长做出这样变化不止，耸人听闻的解释直接在人类社会中播下病态的种子，导致社会发展一次又一次严重的倾斜。回想一下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每一个大阶段的巨变无不可以从他们对人的无知和不恭的理解中找到根源。
希腊人负有责任，它的文明终于被野蛮人灭亡了。
教会和人道主义的民主政治还在争斗，但他们的结果已经可以看得见了。
达尔文负有责任，据说此人终生忍受精神分裂的痛苦，还生下一堆疯儿女。
对于有关人的大问题，是不可以做出轻浮的解释。
我们是天地的产儿，是天地的精华孕育而成的。天与地就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得见的父母一样：在孕育新的生命的时候，在孩子尚未落地之前就为孩子准备了生命所必需的一切。
在这样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反复完成由人及天（地）由天（地）及人的思考，既提高觉悟又增进智慧，进行一次又一次默默无言的人神共证。
坚信这种思考，坚持这种思考的巨大意义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它不仅让我们一下子毫无障碍地理解了中国哲学中道、儒、释三家有关由人及神的反反复复却不失中肯的说教，让我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解到这种可能，而且还会让这个人类光荣的最早的承受者懂得在今天如何坚持继承发扬这种光荣。
什么样的荣辱毁誉都可以不在意，唯独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念念不忘，恪守不渝的。
确信和坚信了这种信念，还使我们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变化，明了为什么历经忧患，在中国的思想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精神分裂，从未出现过没落的颓废，从来都是忧患中见昂扬，失意时现激情。
2．人与自然
作为人类精神现象，全人类的哲学及哲学家也毫无例外地思考着自身（人类）与自己所处的可见可触，紧密相依。须臾不可分离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西方的这一思考一开始就迅速地转向了科学（美其名曰自然科学），迫不及待地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急急忙忙地建立起所谓主体与客体之分的学说，把偌大的、他们自己也认为奇妙无比的自然界定为纯物质的客观存在，没有精神，没有生命，只有规律，而这些规律人是可以通过实践、科学去掌握、去利用，从而逐步实现人对自然的征服与超越。
中国人基于对人类性命由来的坚定信念，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不仅最早而且最坚定最始终如一地认为，人与自然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应照，共同体会的关系。人可以通过观察、体会自然明了自己，随时纠正着性命的方向，反之亦然，人可以通过反省自身去推测，去把握自然的习性，从而修习德行，规范言论，体察、接近和顺应着大道以安身立命而不与之相悖。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当然地不是征服、利用和超越的关系，而是共存相谐的关
系。关于这样的观点与体会，在中国古代哲人的语录和著作中比比皆是。“人与天地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天何言哉”。
既然我们追求的不是征服自然，我们直接受天、地启发的所谓发明当然地被用来帮助我们实现与天、地的进一步的和谐。指南针变成了风水罗盘，而没有变成出海掠夺的航海指南针。指南针指给了中国人和谐安宁，指给了欧洲人杀人越货抢掠。哪一种更好？若我们果真从内心里欣赏后者岂不是公开地支持人类的强盗原则。想一想这种科学支持下的公然抢掠带来的人类物质欲望的膨胀，贪婪和互相的仇恨的结果有多么的可怕，怎么不对中国人、中华民族、我们自己的民族的伟大陡生无限的敬仰。中华民族的思想和完全由这种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现实，当之无愧为人类世界的典范。而由膨胀的物质欲望所刺激起来的、在所谓的科学的支持下的掠夺所造成的仇恨，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非逼着掠夺者付出最大的代价。这里仅提到掠夺与被掠夺民族之间的仇恨，尚未提及被掠夺的自然的强烈的报复，本书的下篇将详细展开。
3．人类社会
在明确了人的由来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中国的哲人和人类其他民族的哲人一道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思考人类社会的秩序确实是全人类哲学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哲人同样最早、最完整、最合情理地表述了人类社会秩序的理想。执行和实现理想还需要王权，即现实的力量。哲学可以做这种现实力量的导师，当然，“内圣外王”是最高的理想。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来贯彻、执行，来实现，当然会更得心应手。按照中国古老
的传说，这样的人要500年才能出一个，他除了赋予有天启的智慧同时也被给予了将理想付诸实施的使命。这是后语，就让我们一起“试看大地翻覆”吧！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间歇地翻看放在我案头的由英国现代哲学家和日本人池田大作合著的《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是一本影响很大，很时髦的书。心中的愤懑难以言喻。这种愤懑便使我想起了孩提时（仅三岁左右）的一个记忆深刻的故事，那时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旺盛的生命力和勇敢精神是现在城市小孩子所难以想象的。我家后面有一条河，它源于大别山区，弯弯曲曲流入长江，每年秋天季，沿河两岸时有干旱发生，村民们为了取水便拦河修起一道拦河大坝，就像京剧《龙江颂》中所表现的那样，斩断河流以提高水位，再通过坝上的大闸放水浇灌土地。大河一经被斩断，上流的水位提高了，下边的水就慢慢干了。河里有许多的鱼，三岁的我就加入逮鱼的行列。那天，我在一个小水滩摸到了一条很大的鱼，当我意识别这是一条大鱼的时候，虽然非常的激动，但我知道只有将手完全抠住鱼鳃才可能逮得住它，于是便将小手慢慢地抠进鱼鳃。也许是我的努力和我激动的表情让一个我们邻村的无赖发现了，他不但没有帮助我，相反的，却极无耻地从我手里将那条大鱼夺走了。
几十年后，每当想起这个故事，那情景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心中即像压上了一个沉重的大石块。
孩提时的软弱是天注定的，现在我长大了，非常的有力量，再有这样情景发生，我会用性命与之相博斗的。
再也不能让这种情景重演了！
今天，当我阅读到《展望二十一世纪》以及类似这样的书的时候，我又一次强烈地回忆起童年的往事。当他们侃侃而谈着人类的困境和解决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法和理想，他们那些自以为属于他们自己的创造性见解、属于自己国度的文化传统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抢走我的鱼的人，他提着那条从我手中抢去的鱼，走在河堤上，是那样的抢之无愧。
对现代社会所必然遇到的灾祸，对如何避免灾祸以及救人类于灾祸之中的种种方法论无一不在中国哲学中得到过最精确的分析和最实用的方法论上的指导，怎么这一切一夜之间忽然变成了别国和别人最辉煌的思想呢？这明明是一条中华民族的鱼呵。
面对这样的现实和我自己目前的现实，我感到了深刻的屈辱。我是一定要实现我的誓言的，那就是用我的性命与之搏斗夺回那一条属于我的鱼。我并不感到软弱因为在我秉承了民族智慧的思考中早已最清楚不过地出现了一条如何取得胜利的方式、方法和途径。我坚决地相信自己能与我们民族优秀分子一道夺回属于我们的荣誉。这里完全没有消极的被动的适应，有的是主动的行动和履行领导者的责任并切实地将中国哲学对人类社会的理想的、必然的蓝图变成人类世界的现实。中国哲学中的理想社会有这样几个基本的内容，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第二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原则，而这两个基本原则的确立都源于对生命由来的理解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认识，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的结果。
（1）人与人之间
讲人，首先遇到的实际是男人与女人。男人与女人实际就是法地法天法自然阴阳相对的直接结果。人类无论地理分布如何不同，肤色如何迥异，但性别只有两个，男人与女人。因此，在全世界的哲学中思考男人与女人的内容都毫无疑问地占据着重要的部分，中国哲人同样毫无疑义地最早、最明晰地表述了男人与女人的道理。关于中国哲学中在人类社会这个最基本领域中的成功，我还要借助一位西洋哲人的著作，他说：“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毫无疑问，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同异性关系，当我们不去正视这一事实，则任何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成功都变得不完整，而且没有意义。《易经》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并且是经过时间检验的观点，关于这一点，在西方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接下来这位西洋哲人进一步表明他所认识到的中同哲学中的男女关系原则的根据。他说：“《易经》全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阴阳两极的基础上的，它表明了两种宇宙力量的变化关系。这两种宇宙力量我们可以领悟为白天和黑夜、天和地、太阳和月亮、肉体和精神、理性与直觉、意识与无意识、男性与女性……两种力量都同等重要，二者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当他们彼此和谐时，也彼此都好，一旦失去平衡，双方就都显露出它们邪恶的一面，因此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一方超越或征服另一方，而是使双方都表现出它们最好的一面。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同我们坚定的西方信条，即强调对抗与超越是完全不同的。例如许多西方人都感到'两性的战斗’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通过《易经》我们才意识到，这种战斗或冲突只存在于他们的头脑，造物主（天与地）把人分为男人与女人乃是为了互爱和互相完善的。”（[英]克里斯朵夫·巴科特：《<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引文中的小括号为引用者所加）。
人被分为男人和女人是自然大法（道）的结果，是为了让他们在互融中相互补充。这是真正的中国思考，也是带有全人类意义的最本质的思考。
男人与女人的和谐是人类和谐的根本，或者说最根本的和谐。和谐并不是等同，并不是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都能办得到（或者说，女人能办得到的事男人都能办得到），和谐是各得其所的意思。就像天可以给万物以阳光雨露而不直接生长万物，大地滋生万物但却需要天上的阳光雨露一样。
西方的两性对立斗争的意识传到了中国，影响了中国，结出了最苦涩的果子。男人把自己的权威理解为对女性的力量上的优势；女性则把自己的苦难理解为男性的压迫，并把男性作为实现自身解放的对象。照此下去，势必两级分离。本没有对抗也硬要在心里制造出一种对抗的态势来。然而阳阴相吸是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外国人说事生理的力量，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的力量与这种人为的心态交织使男人与女人之间聚生万众尴尬。
毋庸讳言，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无论是在男女关系的理解上，还是在男女关系的社会现实中，都曾极大地偏离了古代哲人为我们人类指引的康庄大道，扭曲了相互补充、相互和谐的本质。
这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因此我们说恢复确立中国哲学思想在人类生活的指导地位，首先是在中国的范围内，在中华民族的范围内正本清源，首正风范，然后才能思及人类。
以上，我们讲到了中国哲学对男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根本理解与确立。那么男人于男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应该怎样地确立起社会的原则呢？
我想“君子和而不同”就非常精辟地表述了这个原则思想。个性是绝对的，共性是相对的，同时做一件事情，应该尊重和承认各自的特性。
就单个人而论，我亦历来主张各居其位，交相辉映。
（2）社会组织的构想
人是作为一种群体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中国的哲人注意到了这样的实际，在人类社会组织上，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原则为根据，呕心沥血制定了一系列完整的社会组织的规范。全人类的哲学家页毫无例外地在社会组织规范上倾注了大量的热情。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规范被表述的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构思社会组织规范时无不首先将自己的注意礼指向了人类的自然关系，及家族伦理的关系。
一枚没有家族伦理关系做基础的社会关系是难以想象的。西方人曾一度希望（实际上已经大面积地做到了）跳出家族伦理关系来达到社会的安稳和谐，正是这种逃避使他们成了人类叛徒，酿成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的社会灾难，这是下篇要着重讨论的。
我们中国哲人祖先正式在重人伦以求安宁的问题上表现了高度的远见卓识。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族人伦的关系是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人与人之间，要么是父子，要么是夫妇，要么是兄弟……有一个天生的，无法斩断的联系，他们本来就是、也最容易以集体的面目出现于社会。个人的荣誉或规矩感最容易与家族集体的荣誉或规矩感连成一片，互相促进。这是一个最不容易忽视的伟大力量，因为在这个力量的运作中，许多的应该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性工作都在家族内完成了。中国古代家族中甚至拥有不成文的执法权。家族中有人犯了规矩（一般是当时公认的社会公德和应该禁止的事），家长、族长便可以执法。应该说明的是，家族内执法有时有偏误，但其主流对于社会尽管有着汗牛充栋的法律条文，审判失误、冤假错案不也不断地发生吗？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相对性。
第二，家族伦理关系最能体现仁爱的精神。写到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尊敬自己的老人想到（做到）去尊敬别人的老人；有爱护自己的孩子想到（做到）去爱护别人的孩子。这个由己及人、由家族及社会的推演既朴实无华又卓有成效。一句话，就是一本社会公德意识的教科书。
如前所述，血缘关系中的亲近之情是难以斩断的。道德的、高尚的家风确实是一件堪以自豪的事情。
第三，在家族伦理的关系中并不否定和排斥个人的才智发挥。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家族是一个特别的“望子成龙”的家族。有子成龙。便可以光宗耀祖。
有许多中国自己的学者也模仿西方人的样子，猛烈地批判中国伦理关系对人性、人的才智的压抑和扼杀。说是，虽然他们望子成龙，但这条龙必须束缚上四维八德的绳索，因此即使成龙也是一条病龙，死龙，没有虎虎的生气。这样的批判听起来时分有理，特别是这种批判在西方找到了人权和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的理论支持之后，就更显得理直气壮。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是非曲直，还得首先弄明白人自身的不可突破的规定性。一些人总喜欢将自己的不发展归罪于这个那个关系的束缚，这是极其错误的：一个人要想为社会所用，为社会所重，就必须接受社会的要求。任何意义上的个性解放（若不是为了无所事事的胡闹）都必须接受这样的要求。在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中，这个社会对人的要求首先体现在家族对人的要求上，或者说首先交给家族来执行。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社会县以下的行政事务、公共事务都一律地交给了家族的代表、地方上的绅士来完成。一个人必须首先是家族内的孝子贤孙，然后才可能成为社会上的忠臣义仆。
第四，家族伦理的关系可以最直接地与国家的组织关系相对应。所谓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就是说明这个问题。
家有家长，
讲到这一条时，值得注意、值得提及的是每当社会发展到家长无德、
人类今天面临的毁绝自身的灾难就是我们自以为太聪明了。形成了所谓智慧、成就的积累、火药知识的积累成了火枪，火枪又积累成为火炮、火箭、导弹、原子弹……确实积累了，但积累的前景并不乐观呵！世界性的智者
中国伦理行为作用和所谓的“束缚力”是举世公认的。
* * *
理论执行过程中的偏误不是理论本身的错误。最好的理论构想被庸人去运用，一样的与理论本身的理想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不能因为理想曾经或者一再地被歪曲而抛弃理想本身。这才是我们对待中国哲学中有关社会关系原则理论的正确的态度。
为了不使本书蹈入学究式的资料罗列，这里我就不再把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样式是怎样地比照着自然现象和个人本身机能而自成体系的详细情况一一铺陈了。如果有人热心于这方面的仔细推究，可以查看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
至于今后我国社会和人类社会组织的样式，我认为一定要遵守“自然、社会、人的同源同构互感”的中国哲学智慧与教训。
（三）绝对的运动与变化
全人类的哲学家在进行各自的哲学思考时，都想到了全世界的运动与变化。中国哲人更是最早地、当然地对世界的运动与变化提出了自己完整的独特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是运动和变化的见解贯穿于八卦和《易经》以及后来儒道等各家的思维体系之中，表现出中国哲人对世界运动、变化的不变的思考，与在其他问题上所表现的风格完全一致，同样地指天说地，表现出宇宙才能有的博大与悠远。这与西洋哲人的思考是有着巨大的差异的。研究差异不是本书的内容。指出差异是要强调中国哲学在哲学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上的覆盖面和卓越之处。
在自然界和人类杜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说，借黑格尔的说法，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的否定。这是老子哲学的主要观点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释的《易经》主要论点之一。这无疑是受到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为了进行自己的工作对这些变化必须特注意。“易传”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系辞传》下）又说：“日盈则昃，月盈则食。（《丰卦·录辞》）这样的运动叫做“复”。《复卦·象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老子》也有相似的活：“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十四章）
博学多识的
万事万物是运动、变化的。就像大自然日出日落、月圆月缺。
事物的运动与变化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就是所谓“日盈则昃，月盈则食”。烈日当空就表明不一会儿太阳就要西斜就要下山，随之而来便是黑夜；月亮饱满了，明天就要开始缺损。相反，黑夜既然来到了，旭日东升就不会远了。
这个理论还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赞成，道家的人也一样赞成。“毋太过”历来是两家的格言，因为照两家所说，不及比太过好。因为太过和做得大多就有适得其反的危险（见《中国哲学简史》第25-26页）。
我本人也非常同意中国哲学这样的运动变化观点。历来主张，夜晚就该蒙头大睡。天要亮了，就得抓紧时间起床，打扫庭院，收拾干净，活动好了筋骨以迎接新的一天。即所谓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行是运动，是变化；止同样是运动，是变化。这叫“知常不妄，妄作凶”（《庄子·天下篇》）。这里的“常”就是哲人关于自然大变化、大运动的大知识。一般的人是很难知道、了解到这个“常”的，若不然他们的言语就不会那么浮躁，他们的情绪就不会那么激动，就不会一个接一个编造有关“中国将破开除球籍”的耸人听闻的流言。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运动与变化，古希腊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说“一切皆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唯独运动与变化是不变的定规，老子告诫人们“取天下常以无事”，把自己的努力同宇宙的力量和谐一致，因而就能够自然而然地从事正当的事情，达到正确的目标，而无需人为地紧张或刻意为之。获得了这样的从容并超然于劳苦之外，天下所有的原则也就掌握了，同时也就实现了“无为而无不为”的高超境界。“无为”绝不是无所作为的虚无。“无为”是不刻意为之，不妄作的意思。用心地体会自然的大道，端正自身，自然会让你“无不为”。“无不为”是说什么都做到人什么都实现了。有人说，那好，从今以后我便什么也不干，一心一意地端坐在家中，我想当富翁的愿望就一定实现了。有这样想法的人还没有理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因为他没有经过体会自然大道的过程，不了解这个大道化育万物时对于每个个体的规定。如果他该成富翁，自然的大道会不断地对他施行暗示与影响。该坐在家中的自然坐在家中，不该坐在家中的时候就是有人强迫他坐也坐不住。这样地说话，在我国古代是屡见不鲜的，近代大有被嘲笑之嫌。世人不知大道理的时间确实太长了，妄想的也太多了，凶险环生而不知所以，实在是凶险。
刚到海南的时候，我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题为《没有时间失败的一代》，强调我们30－40岁之间的这一代人事业上的紧迫感，引起了许多早期海南开发者的共鸣。许多人确实紧迫得很多。我在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建议大家花上三四天时间，静静地坐下来，拿张纸拿支笔写下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设计一个目标，然后行动。很多人到底还是把这一段给忽略了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一段，这就是“知常”的过程。一下子急得不得了忙着投资，忙着设厂，（妄作）一年下来负债累累。
有人说，再不正确的行动也比再正确的不行动有意义。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知常的，止，一定阶段的“无所作为”不是无为。止也是在动，所谓“坐地日行八万里”就是这个意思。行动是为了成功，如不知常、妄作而招致失败，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20多岁的时候恃才自傲，变化不止，是很失败的。后来就不失败了，这除了经验增加了之外，更多的还是依仗觉悟。等到我去海南时已经接近知常了。虽然我有条件可是我没有急于办公司、投资办厂，而是扎扎实实地“无所为”了一段时间，每天背书不止，以致招来一些人的不理解。但我绝不是没有想法的，一上岛我就想到我会办成一个跨行业、跨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的经济联合体。两年多的无所为直到1990年6月份，我的这个联合体奇迹般地建成了，即现在由我担任董事长的海南蓝天联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而且集团一成立就向人们展现了光明而美妙的前途。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今后5年、10年的事已经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知道，我并不能急于去实现它，若那样一定会招致凶险。
这是我的经验和觉悟，它是我们的人类“知常”而得助和得益于“常”的一个特殊性例子，它可资借鉴。
自然中的常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它不见得对所有的人都有用。
西洋人体察到了自然的运动及变化，但显然在过去的几百年中没有实现觉悟上的知常，甚至可以说在无意识地排斥这种知常。他们的哲学家，实际上是科学家。在运动与变化问题上反复不断地提出相同相似又相悖的观点，一开始就把哲学拖入或者说局限于科学的证明。其中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哲人是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
赫拉克利特说：万物都在变化着的。巴门尼德则反驳说：没有事物是变化的。
赫拉克利特万物该（皆？）变化的理论来源于他对火的观察。他说，万物都像火一样。由别的东西的死亡而诞生的。继而发挥道：“一切死的就是不死的，一切不死的是有死的。后者死则前者生，前者死则后者生”，世界是统一的，而它是一种由对立面的结合而形成的统一。
正如它的批判者巴门尼德所说，这纯粹是感觉的东西。我们也认为这充其量是一种猜测。感觉与猜测较之于觉悟相差岂止十万八千里。
巴门尼德说：感官是骗人的。他并且把大量的可感觉的事物都斥之为单纯的幻觉。他说：“那么现在存在的又怎么能够在将来存在呢？或者，它怎么能够得以存在呢？如果它是过去存在的，现在就不存在：如果它将来是存在的，那么现在也不存在，因此就消灭了变，也就听不到什么过渡了。”
罗列西洋哲学早期关于变化的不同观点，有利于我们了解西洋哲学的思维特点以及这种思维的偏误，以及这种偏误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赫拉克利特是因为看到了火焰的升起而想到了变化。这种变化观念来源是极其肤浅的。这就难怪他的反对者用同样肤浅且毫无道理的感官是骗人的、感觉到事物都是虚幻的胡言乱语去鄙视他反驳他。
肤浅和对肤浅的不承认，再加上对事物连续性地割裂就必然地导致了科学。大有你若不信我便做给你看的味道，但做给你看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允许他把事物的连续性本质割裂成无数个可掌握的线段。
科学难道不正是这样发展起的吗？离开猜想和假设就没有科学。猜想决定科学的盲目，假设决定了科学的局限。盲目导致无绪，科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系列化发展的。东边冒出来一块，西边冒出来一块，随后被分为化学、物理学、数学、几何学……而且越分越细、越细越尖越独特。
假设导致了科学的本质上的相对性。比如：在一个极大的圆圈上截取一个极小的弧，这时的弧就无限地接近直线。从很小的范围说，这个弧与直线线段几乎是一样的，如果认为这就是线段而不是大圆中的一个小弧，并由此类推其荒谬性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自然科学把哲学的圆圈截成了无数小块，使它几乎等于了直线线段，然后去研究，去得出结论。
圆圈太大了，不能够一目了然，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便不去及。弧太小，太具容易让人迅速建立起能够掌握和了解它的优越。
西方哲学一开始就迅速变种为科学，是由于他们悟力差一点劲的缘故。科学能够迅速引起广泛的兴趣，燃起最狂热的热情，是由于“真真实实”地告诉那些对自然徒然瞪着一双疑惑的大眼睛、不知所措的人们，自然即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去了解，去掌握。接着立即做了一个小试验。用一根绳子系着两个装上水的瓶子，拼命地舞动着绳子，瓶中的水竟没有泼掉，……自然科学迅速地在悟性较差的民族和人民中发展起来，而且质量越来越高，面积越来越广，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以至于让人们只知道有科学，不知道有哲学，只知道有试验证明，不知道有觉悟。
到了十九世纪，科学居然不再甘心于科学的名字，便自称为哲学，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
把科学分割线段的方法大肆应用于社会的管理、人的管理和教育。科学简直成了主宰一切的神，成了一切都要以此为根据的不朽经典。
然而，事实怎样呢？
由科学一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是最不科学的。
理由非常简单，圆毕竟是圆，直线线段的连接决得不出圆。局部的细小范围内很难以发现的，一旦扩大开张。本应是圆的东西，却变成了一条长长的线。圆的运转是灵活的，自如的。而直线，一条凌空的直线是一定要弯曲一定要断裂的（详细评论见下篇第一章）。
科学在全世界畅通无阻。只有在东方，在中国，在被举世公认的富于智慧的民族遭到了坚决抵抗。抵抗的形式是不习惯。
是的，我们不习惯。我们习惯于顺应自然的生活。我们喜欢用我们的智慧与自然之间保持着一种机智的平衡。我们认为这是人类长治久安，生生不息的康庄大道，唯一的。
我们为此忍受过屈辱，我们对自然运动与变化的规律的最深刻的了悟告诉我们，当那些在科学的纵容下，在通往毁灭的大道上迅跑的民族的人民，迷途知返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最有力地欢迎他们，并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社会的真正秩序，什么才是人类的根本，并帮助他们重新安排生活。
“飘风不终朝，聚雨不终日”（《庄子·天下篇》），中国哲人朴实无华的声音和告诫已经从四面八方响起，再过些时日，它的伟大就该惊世骇俗了。
* * *
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提出，即自然科学无限度发展便越来越接近人类精神智慧的精髓一一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因为极端荒谬可以告诉人什么是真理。这大有“放下屠刀，立地为佛”的意味。
建立在试验、分析、证明基础上的科学的新的重大发现，已经越来越远地脱离了它们原来的基础。所谓重大课题的发展和突破完全来源于直觉，即觉悟。这样的现实令科学家震慨也令科学的社会震惊。到底是哪一种智慧更深沉？
我们这样表述自己的观点，并不是要否认西方探求真理的努力。他们以自然科学为起点逐步地走向“圆而神”的境界的精神是极其宝贵的。绝大多数的中国现代人还应该学习这种精神。我们都处在一个奇异的转折点上。两种形式不同的“文明”将在同一个圆点施行交换。我一再提示同志们认识到这种交接的现实，并告诉同志们，下个文明的现实将以中国文化为中心，自然的文化，目的就是让我们安下心来注意一下我们将赖以扶世导俗的基础。现实的变迁历来是说变就变的，而心理的准备则必须有个时间积累，这是无法省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因为下个时代的主人和中坚力量的人们，中国哲学的知识实在太少了，并不了解自己文化的优点与完整，而且学习和准备接受其指引的心态很不好，受到了许多的干扰。要把中国哲学中的智慧变成我们每个人行为指南，需要理论上指导和我们每个人双方面的努力。但不管怎样，首先要做的是承认它，亲近它。中国哲学确实是一个让全人类引以为自豪的伟大的智慧宝藏。下面我还要介绍它如何面对哲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把握现实和抽象思辨以及人格理想上的杰出篇章。
（四）对现实的有限把握与对抽象的无穷思辨
我在这个题目面前停住了，足足有两个整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直感到被上天抛弃了。被上大天抛弃是最可怕的事。心中无条理，笔下无文字。一切都是沉闷而错乱的，一切都显得抑郁而没有希望，甚至有时连盯住自己觉悟所指引的方向的意志力都被摇撼了，而那些与自己的著作，与自己的信仰，与自己的目的毫无相干的意念却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千姿百态地供你选择，诱使你离开正道去堕入平常的深渊。又一次地我拿起笔，铺开纸，希望临纸而文生，提笔应言。可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写出来的不是自己想要表达的，而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结结实实地蹲在心灵广袤草原的一端。能感到它的存在，可就逮不住他。
文字果真能表达思想吗？有限的。就像两个相爱至切的人，说得很少甚至说些与爱没有关系的符号似的语言，可爱情盎然，爱趣横生。没有表达就是表达。是什么在起作用？是心灵。
心灵是无限的，那里有许多的思想。我经常喜欢用大海深处的波澜来形容心灵，波澜壮阔而无声无息。
文字是非常有限的，充其量是撞到了海边礁石上的浪花。海浪撞在了岩石上激起万道浪花，而那不再是海浪了。思想一经文学表达便不再是思想本身，它成了被严重束缚的思想的生硬的符号。
每一次海浪的撞击都要反反复复地经历涌动、抛起、撞击。浪花四溅的过程。
每一回思想的表达都必须经过长期的沉思，条理化构思，再表达，成了一串串文字符号的书。
这样的现实现象不禁让我想到，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都毫无例外地经历完全类似的发展生长过程。五千年前的哲学家所思所想，今天的哲人亦同样地思想了一遍，不然便不足以共鸣，不足以应证。
没有一步是可以省略的。而理论上的障碍往往比现实中的障碍更难跨越。
写到这里我才又一次明白了，连续多日彻天悟地的痛苦和混乱又一回得到了鼓励和奖赏。
记得，在拟写提纲的时候，我极其自信，几乎不假思虑地写下了“对现实的有限的把握与对抽象的无穷思辨”一章的标题。三天前刚接触到这一章内容，我亦极清楚地知道。对现实的把握与对抽象的思辨是人类哲学现象的一大基本特点，没有对现实的把握，哲学便不足呈示扶世导俗的使命，没有对抽象的思辨，理论就没有了理论的丰韵，而对现实的把握程度与对抽象的思辨方法往往被用来衡量一种哲学形态的标准。
中国哲学，作为发展最早、最充分、最富有神韵的精神现象在对现实把握与对抽象的思辨上都表现出了与其他民族哲学相比有极大的共性，同时有着它非常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对现实的有限把握与对抽象的无穷思辨。有限与无穷就是特点。
这一切都是我三天以前完全明白的，而且我也知道这样的材料到处皆是，我的案头就不少。然而，就在三天之前，面对着这些材料，我不能引用它们。
今天想来是那晚我的思想、我的精神没有实现对这些材料的超越，没有超越便无法使用。
在实际的组织工作中，我有这样的经验：虽然单位里许多具体的事务我都不用亲自去做了，然而，我却经常地感到其他同志在做这些具体工作时，我在用劲。有形的身体尽管没有到达现场，无形的精神却遍通到了单位每项具体工作的细枝末节。
而当晚我对哲学史的掌握没有达到遍通细枝末节的状态。因此，我不敢使用，更不敢使用别的学者在明显的思想倾向指导下筛选过的材料。
带着对这个问题既明确又不明确的矛盾，我去请教老一辈师长，访问同辈学者，问他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若用这个题目写作怎么构思。
他们的热情教导和诚恳的讨论开阔了我的视野，增加了我的知识，然而没有使我实现对障碍的跨越。
个人的觉悟是不可取代的。
他们告诉我：我所提到的对现实的把握与对抽象的思辨，的确存在于中国哲学和其他民族的哲学现象中，确实是一大特点。一种意见是，哲学对现实的把握不应该是有限的，而应该是无限的，起码也应该是指向无限的目标。一种意见认为，哲学对现实的把握与对抽象的思辨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应该分开单独论述。
可见我在心中一直坚持要表述的不是这样的理解。
我是要说：
1.中国哲学的健全功能
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它有着哲学的健全功能，即对现实的把握与对抽象的思辨。不像一些人批评的那样，要么是过于实在，过于具体，缺少理论上的思辨（或者说思辨功能不发达〕。而是有理有论，既有方法又有玄想。我不是要讨论把握与思辨的对立统一关系。
2.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
应该指出，对现实的有限把握与对抽象的无穷思辨里边的有限与无穷是中国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的一大特色，进而指出这个特色的重大意义。
（1）对现实的有限的把握
在我阅读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古典哲人的著作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即中国哲学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特别是儒家学说这一特点就尤为突出。孔太子不厌其烦制《礼》、《乐》，著《春秋》，周游列国告诉人们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方法论。当有人问他关于死的问题，他便回答，生的方法都没有弄清楚，怎么想到死的问题。
把以孔于为代表的儒学作为中国哲学对现实的有限的把握的体证是最恰当不过的。与学通物理、识遍鬼神、思考万物究竟的其他哲学学说相比，孔子最感兴趣的是规定日常生活中的可见可习的法则。他坚持“述而不作”，开门招收弟子，解释古代礼乐，希望自己的学生通过这些可见的日常生活法则的修习，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完宪》）。如：他通过解释古代“三年之丧”来完善人子之德。（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论语·阳货》）他要求希望做他学生的人送他三束腊肉。他说，送我三束腊肉的人我就可收他为弟子了。（同上）这里的三年之丧和送腊肉都是非常具体的事情，只要有心去办都能办得到。孔子正是要求人们做能做到的具体事情以尽人之礼仪，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哲学家都自然而然地演变为或者同时为教育家的缘故。他们把自己长期的觉悟深入浅出地解释和制定为具体的法则，让人们去遵守，去修习，知然，而不必细察其所以然。在这些规则中确实再也找不到思辨的影子。
这样的情景在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那里更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
董仲舒专心学业，“三年不窥圆”，写出巨著《春秋繁露》，先深察天地宇宙之发生。明辨阴阳五行之相顺。然后或入朝为相，或下帷讲诵，弃思辨重把握。制“三纲”[①]、订“五常”、[②]“定“官象”[③]。深不可测，浅入日常，寓无限于有限。人可学，人人可及，当然是社会肃然、整齐、和谐。当然要一代又一代焕发出“自然理性”的光辉。
对现实的有限的把握还有另一层重大意义，那就是人尽人事足矣。要求人们满足于对世界一知半解，或曰“知命”。命是什么？命是对人对事对自然的规定。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就不用去深究了，“知”则足矣。这是地地道道地有限，在这个有限背后我们仿佛看到智慧的中国哲人的另一层苦心。他是在阻止我们在自然、物理方面究根刨底，竭尽推究之能事。自然的密封的铅罐是不能打开的。果真打开了，人类将陷入极大的危险。对自然刨根究底，一开始就把人与物相互分离，确立主、客关系，然后穷尽分割、分析之事。直接地导向科学的西洋哲学不但自身的价值观念起伏不定，终无定说，其副产品的科学终于从自然中找到原子、中子，并且反自然地人工组合为要毁灭人类的核武器。
有许多哲学上的理论，局部地看是难以看到其中真伪的。中国哲学中对现实的有限把握的智慧曾被多少肤浅之徒横加指责，说什么扼杀人性，束缚创造了，妨碍了科学的进步了，等等不一而足，实在谬误至极。
前面就是一片大沼泽，人走进去就像遭到没顶之灾。中国的哲人一再冷静地告诉人们不要往前跑了，小心注意自己的足下。我不相信，“人性”就那么值得全方位的张扬，科学果真像想象的那样给我们带来了幸福与安宁？
（2）对抽象的无穷思辨
思辨是哲学的游戏功能，是不实用的非智之智，是哲学家悟天彻地之后的轻松地调侃，是精神对精神的反映。尽管它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但通过思辨亦可以让人们体会到人类精神的活泼状况，一般在抽象的概念与概念之间进行。这种对抽象的思辨存在于全人类的哲学理论中。早在公元前350年左右，中国哲人便在抽象思辨问题上妙趣横生。具体表现在以施惠与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的理论上，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白马非马”的故事。
公孙龙骑白马过关，关吏说，“马不准通行”。“我骑的是白马”，公孙龙说，“白马非马”。于是连人带马一起扬长过关。这仅仅是一传说故事，关于“白马非马”的论题公孙龙还著有专著《公孙龙子》中的《白马论》。该书通过三个论证，力求证明“白马非马”的论题（见后）。“名”、“实”之间演绎出纯思辨的游戏。这也是难怪他门的反对者斥责他们是“好治怪说、玩琦辞”（《荀子·非十二子》），“言意相离”，“言心相离”之辈了《吕氏春秋》中《审览·离谓·淦辞》一章）。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中详细介绍了论证过程，现录如下，供参考：
公孙龙不像惠施那样强调“实”是相对的、变化的，而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 的。他由此得到与柏拉图的理念或共相相同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念或共相在西方哲学是极著名的。
公孙龙的著作《公孙龙子》，有一篇《白马论》。其主要命题是“白马非马”。公孙龙通过三点论，力求证明这个命题。
第一点：“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日：白马非马。”若用西方逻辑学术语，我们可以说，这一点是强“马”、“白”、“白马”的内涵的不同。“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二点：“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可不致。……故黄黑马一体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马者，不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日：白马非马”。若用西方逻辑术语，我们可以说，这一点是强调“马”、“白马”的外延的不同。“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不管其颜色的区别。“白马”的外延只包括白马，有相应的颜色区别。由于“马”与“白马”外延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三点是：“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而已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日：白马非马也。”似乎是强调“马”这个共相与“白马”这个共相的不同。马的共相，是一切马的本质属性。它不包含颜色，仅只是“马作为马”。这样的马的共性与“白马”的共性不同。也就是说，马作为马与白马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思辨游戏的倾向亦贯彻始终。发明了一系列概念、共相的概念。
第三章
中国哲学对人类思想和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与作用
如果说第二章更多地需要我来表述自己对中国哲学以上诸种内容的理解，那么第三章的重心主要是放在罗列可以查找的材料了。也就是通过一些有案可查的资料来证明，中国哲学确实已经在人类思想和历史进程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时候发生了影响和作用。主要的时间是18世纪，正是欧洲启蒙主义者高举人道、理性的旗帜向基督教神学发起最后也是最艰难的战斗的时期。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个阿拉伯传说，渔翁打鱼时捞起了一个瓶子，无意中（抑或出于好奇）打开了瓶塞，不料从里边蹿出了一个见风即长的魔鬼，说是他让所罗门大王锁得太久，曾发誓谁要把他救出来他就要把谁吃掉……
用这个故事来表明18、19世纪中国与西洋人的关系是最恰当不过的。摆脱了宗教压迫的西洋人并没有认真地去建造自己的理想社会，照着中国的榜样，努力求取人类社会生活的和谐，而是贪欲恶性膨胀，拼命地向外扩张竟然组织成所谓“八国联军”对一个曾给他们无限惠益的大国发动了战争，其罪恶和无耻使人类的历史蒙上了羞辱。而刽子手之间自相残杀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方面的必然性在下篇《归宿篇》将详细展开。
下边一节由我请的一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博士生撰文介绍18世纪前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对西方的影响和作用。文中所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德国思想家论中国》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一）东学西渐一一中国文化对近代西方的影响
1.不能忘记的历史
一般地，人们称西方的中世纪为黑暗时代（dark-ages）。就中世纪的丑恶而言真是罄竹难书，神学君临于一切之上，思维的花朵委顿在神学的巨树上，结下的果实自然是坚涩的酸果；人性在扭曲和分裂中痛苦地呻吟，人的本质力量畸形地异化在至上神的光环上，哲人们曾经大写过的人瑟缩在上帝负载一切的阴影中。
但总有挣扎和寻求光明的生灵。
人文主义大师们伸出了他们的巨手，这手的森林试图刺破中世纪蛮黑的苍穹，似乎正是他们捧了一轮困幽谷的红日一一文艺复兴。
说不定、道不尽的文艺复兴。
西方人借助阿拉伯人之手，迎来了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在一场貌似复古的运动中，他们开始复苏人自身的理性，开始研读自然这本大书，在认识自然中了解人自身的自然一一人性。人们不再完全匍匐在神的偶像之下，他们气宇轩昂地站立起来了，在六弦琴的伴奏中以讴歌人自身的力量。
但久受紧缚的四肢是酥软乏力的。当西方人唱完一曲文艺复兴的赞歌后，猛然回首，却发现帮助人文主义者们携起巨臂的物质力量竟得自一种当时完全异质的文明，这便是伟大的中国文明。
文艺复兴之受惠于中国文明同样也是借助阿拉伯人这一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体。在总结磁针、印刷、活字、火药、造纸等从东方输入的文明成果对文艺复兴的重要影响时，恩格斯充满激情地写道：“还有大量的发明以及东方发明的输入，它们不仅使希腊文字的输入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能，并且使它们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进展大为迅速。”[④]这里的所谓东方文明的输入正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四大发明的输入。
中国近代一百多年屈辱的历史曾经引起一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痛切的反思，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不时有些褊狭之论，使人们于数典忘祖的氛围中渐渐地滋生起鄙薄自己民族历史的自卑感，谈论四大发明简直就成了“我祖上多阔”的阿Q之代名词了。但忘记自己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是背叛，便可能造成散漫和萎靡！
奇怪的倒是有些西方人，他们对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总是难以忘怀。
德国人亚可布在《论东方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文中写直：“希腊罗马人从来没想到纸的发明，我们还是靠中国人蔡伦的智慧，才能享受到这种便利。”[⑤]正是中国人智慧的这一结晶使得人文主义者们得以传播知识，扩大人们的知识容量，而印刷术之输入西方则奠定了当时人文主义教育和宗教改革的物质基础。至于中国发明的火药对近代欧洲的发展亦是贡献卓著，它帮助新兴的市民阶层消灭了封建社会的堡垒，而且它作为一种工业经济，“对统治和奴役的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要获得火药的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⑥]火药的作用如此重要，这就难怪16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们在明朝留都南京，见到中国人一个春节用来燃烧炮仗的火药相当于当时欧洲三年战争所消耗的火药总量时，要大惊小怪了。我们尽可以抱怨祖宗们不知将火药用于征战，用于工业，但却没有理由忘记中国人曾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影响了西方和人类文明进步史。还是那位德
罗盘针帮助痛苦挣扎的西方人刺破了中世纪黑暗的苍穹，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舵船正是在罗盘针的引领下才在地平线上冒出它的桅杆的，这艘船的东拓西殖不仅新兴资产阶级得以力壮气粗，而且更激发了西人自由考察和研究的精神，一旦人们受到这种精神的浸润。神学就再也难以为那些思想着的头脑设置任何网罗了！
2.中国热卷欧洲
如果说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受惠于中国文明还主要只限于物质层面，因为当时的东学西渐还只是“硬件”的传播，那么我们可以说，对现代人类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的近代启蒙运动则注定要受到中国哲学的洗礼。
这确实是一段带有必然性色彩的历史。
梁启超曾认为有一段历史值得大书特书（语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便是明末传教士的东来。为什么？因为传教士输入了当时西方的天文历算，并进而影响了以后中国的学风，但这还只是就中国受西学影响所作的一偏之论。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近代西方人从中国哲学所取得的精神食粮。
但历史的理性是狡狯的（黑格尔语），它常常使人们活动的结果与原有的目的背道而驰，传教士们的努力不仅未使中国人彻底的皈依基督教，而且使他们在欧洲的大本营在下两个世纪理性万能的呼号中几乎丧失殆尽。
为了寻找欧洲人对传教活动的理解的援助，并培养一批深刻准确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后继之人，传教士们苦心孤诣、从利玛窦始，就不断翻译介绍《四书》、《五经》。1593年，利玛窦以拉丁文译述《四书》，并寄回罗马；17世纪初（1626年），金尼阁将《五经》译为拉丁文；这个世纪中叶（1662年），《大学》的西文译本单行本印行，译者是郭纳爵（Ignatius de Losta）；1672年，殷铎泽所译《中庸》在巴黎印行；雷孝思所译《易经》于1934年在图宾根和斯图加特印行。儒学经典就这样借传教士之手进入了欧洲思想界，东学西渐由此开始。
传教士们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在中国传教情形的报告和书简，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明（Louis de comte）的《中国现状新志》（巴黎，1696-1698年，二卷），白晋（Le P.Bouvet）的《中国现状志》（巴黎，1703-1776年），竺赫德（Le p.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巴黎，1735年，四卷），《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1776－1814年，十六卷〕。
在这些报告和书简中，传教士们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传教士们的本意是在绍述中让欧洲人理解他们在中国所采取的传教策略。耶稣会士们尤其希望他们的欧洲同胞能支持他们所采取的附会中国文化从而最终征服中国人精神的传教方针，因此，他们着意渲染中国古儒中与基督教一神论相似的理论成分，并全面批判宋儒思想中的无神论哲学，以便让欧洲人相信中国人在自然理性的引导下必定能走向上帝的怀抱。但接着耶稣会士之后接踵而至的天主教其他会派，如多明我会、方济名会的会士，以及耶稣会内部与利玛窦等人观点不同的会士，却发现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敬祖、祭礼、祭天之礼。他们以其顽固的宗教排他性排斥中国之礼仪为异端之宗教，不予容忍，在传教中采取强硬的措施：入教者（中国人）须弃绝中国礼仪。而那稣会大部分会士则认为中国人敬祖祭礼不过是仪文节礼．可以宽容，中国人所祭之天即是上帝、天主。针锋相对的态度导致了自1645年至1742年近百年的所谓礼仪之争。官司一直打到罗马教皇那里。这场日益激烈的争执在欧洲引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热。
3.培尔，一个完全自无神论者组成的杜会是可能的
热风到处，草木茂生。当传教士们尚在喋喋不休，各执一词时，启蒙运动的大师们却借着这股热趁热打铁，他们熔中西理性哲学于一炉，锻造出一柄柄思想的利剑，剑锋直刺主宰人们精神生活的上帝！
这真是一场刀光剑影的思想史的戏剧场面，挥戈上阵的斗士们借来了异域的服装。口号和语言一一这一切都要感谢其心殊异的传教士们艰辛的贩舶——其中最炫目夺辉的正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尤其是儒学的理性哲学。
被称作10世纪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和18世纪第一个哲学家的培尔。虽还未能锋芒毕露地反击基督教，但他却巧妙地玩弄起否定基督教的斗争艺术来，在其影响颇大的《历史的批判的辞典》一书中，他通过大量研读传教土们的报告、书简，著成专论中国的词条。他站在耶稣会士的对立，努力向人们证明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中国人信奉的孔教认为万物皆有神灵。当然这些神灵自有善恶之分，其中以天之灵支配统治一切，但万物之灵（包括天之灵）都没有理智，只是运动着的物质，人们并不将行为的最终判断者归于一个至上的神，而是归于盲目的命运，这命运便是天理天则。儒家肯定理的存在，不论神的存在。如果说中国人都持泛神论的态度，那也只是和斯宾诺莎一样的泛神论，也就是无神论。
没有理由学究气地追究培尔是否准确地理解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一就连中国人也很少敢声称自己完全准确地了解了自己一一重要的是：培尔向人们展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一他自认为那是无疑的事实一一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换言之，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可以不要宗教。
于是人们猜度出这样一句显而易见的潜台词：宗教是理性的误区！
培尔之主张中国人是无神论者并加以倡导，主要是从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cli）那里吸取了思想资料。作为中国文化的反对者，龙华民与明末士大夫有过密切接触，他通过抽样调查，主要是通过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谈话，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人不知道任何与物质不同的永恒的精神实体之存在；他们只究人事，不究神理；只究此世，不究来世；只言有形之事物，不论无形之精神事物。龙华民并引用在中国教徒中极有影响的徐光启、李之藻的话加强其推论的权威。“徐光启认为'上帝’不是我们的天主，他深信，古今中国人都不知道有天主”，“李之藻坦率地承认，当今所有的士大夫都是无神论者”。龙华民观察研究的结论载入他的专著《关于中国宗教的一些问题》，该书1616年即在马德里印行，1701年在巴黎再版（以上引文据北大善本室所藏1714年英文版译出）。培尔的观点与龙华民基本相似，只是发点不同，龙华民是欲以其结论辩护其强硬的传教策略，为他心爱的“上帝”寻找更广阔的安身立命之处，而培尔却以同样的结论去挤迫衰老且行将就木的上帝。上帝若未睡熟，他断不至于造出培尔这样不孝的“孽障”！
4.莱布尼兹：金苹果属于中国人
当法国人培尔以其明晰的笔调阐述倡导其无神论思想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却在那里流俗地论证上帝的存在。确实，当莱布尼兹在那里杜撰现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时，他的哲学透出了一股乐观而浅薄的俗气（罗素语，见《西方哲学史》，但这还只是公众生活中菜布尼兹的一面。当他奔走呼，在德国倡导中国的自然神学时，他的思想又透出一股与德国时势相比略显生动而深刻的气息。
与培尔一样，莱布尼兹最初也站在耶稣会的对立面，斥中国人为无神论者，颇为服膺龙华民的观点。但与传教士闵明我、白晋的密切接触使他改变了最初的观点，他开始理解并接受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观点，这使菜布尼兹成为当时对欧洲儒学最有研究的中国文化赞同论者。当1678年《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时，他将孔子称为中国哲学家之王。他着力批判了龙华民认为中国皆为无神论者的观点。坚持认为中国人是以理为神。这种以理为神与他本人的哲学相似。
莱布尼兹之倡导中国自然神论，是与他对宋代儒学的神学解释分不开的。他一反龙华民对中国儒学的无神论解释，认为儒学的理是神而不是物质，是不与物质完全分离的精神本体。中国人的所谓气则是“理”这个最离精神本体和第一原理之下的物质生成之原理：这个理是太极、上帝，是有生命、感情和灵魂的；理又是统摄一切的，它充满一切，是万有之神。
如果说中国缺乏启示神学的话，她的自然神论却使中国人过着一种合乎理性的良善的道德生活。通过比较研究莱布尼兹得出如下结论“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之后，便在我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学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承认这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人们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中国人为使自己内部力量尽量少产生麻烦，在公共安全以及共同生活准则方面考虑得何等周到，较之其他民族的法规要优越许多。”[⑦]
莱布尼兹还深信，中国人合乎理性的道德规范是救治人类罪恶的良药。当谈到人类罪恶时，他不再那么轻易乐观了。他认为“人与人相互为狼这句格言完全符合人类的实际。在已经遭受许多自然灾害的同时，我们仍然还自己加剧自己的痛苦，似乎还嫌痛苦不够。这是我们在这方面特有的一大愚蠢。”[⑧]而中国人却不这样愚蠢，“他们在其庞大的社会群体中所取得的成效要比宗教团体的创始人在其小范围内所达到的要大得多”。[⑨]莱布尼兹将中国描绘为一个至治的理想国。人与人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礼貌周全、平等友爱；政治上又有圣明的伟大君主。他对暂时的康熙皇帝极尽赞美之能事，认为康熙之所以是位英明的伟人，在于他有雄才大略，使得欧洲的科学和技术顺利地输入中国，把欧洲的东西与东方的东西结合起来。
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现状的赞美，使菜布尼兹必然地作出如下倡导：“我想首先应当学习他们（中国人）的实践及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鉴于我们的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是很有必要的。”
真是一种哲学上的饥渴！
当莱布尼兹讴歌中国自然神论和合理的生活方式时，当他在那里诅咒欧洲人的罪恶，痛心于欧洲人的道德急剧衰败时。他无疑在挖毁启示神学之墙脚。启示神学的重要功能是提供自律道德，禁人于恶，然而它却使欧洲人除了有科学工艺上的一技之长外，在实践领域里却呈现道德日益衰败之乱象。相反，在自律道德约束下的中国人却循着自然理性之引领，过着一种善良的合理性的生活。宗教团体的创始人只能在小范围内达到其目的，自然理性却使中国人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达到引人为善的目的。莱布尼兹通过比较所得出的结论不正包含着对欧洲政治、宗教的积极的批判成分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菜布尼兹这个乐观浅簿的哲学家的一面被他严肃深刻的另一方面的光辉照得通体透亮了！这光源正是中国哲学中的理性之光。
正是这种理性之光，使莱布尼兹下得不承认：“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裁定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
在当时东西文明尚轩轾不明时，菜布尼兹俨然以一智者身份授予中国人因竞争取胜而得到金苹果。不幸的是，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者本着实力原则。变得俨然“公平”而不慷慨了，20世纪的一部分中国人也本着同样的原则，而羞于接受这个金苹果了。
这个似乎是以铁的事实铸成的原则就是：以成败论英雄！一个纯粹经验性的原则！
一个基于短暂历史而总结出的经验性的原则能够成为普遍性原则吗？能不脆弱吗？
人们自然有理由究问于更长久的历史，更有理由究问于永恒的未来。
5.沃尔夫；中国哲学有其大真
当莱布尼兹根据文明史事实来裁定东西文明孰为优胜者时。他在整体上并不比他本人高明的学生沃尔夫却提出了一条比他高明的判别原则，这条原则似乎带有一定的先验性，那就是辨别真伪。
沃尔夫向人们展示了这样的一块试金石：
哲学的真正基础就是与人类性和自然性相一致的东西，违背人类理性的自然性的东西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基础，它是伪的。[⑩]
他断定：
自身包含有基础的东西就是真，自身不包含有基础的东西就是伪。运用这块试金石来判断，中国哲学的基础有其大真。[11]
根据沃尔夫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人在实践生活中不强迫人有所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认为，对于培养德风尚，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与人的理性相吻合，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根据都在人的自然性中。换言之，古代中国人在促进培养道德风尚的时候，仅仅只运用于自然力量。这种力量不以敬神为基础，因为中国人对万物的造物主，对自然的敬神以及神灵的启示一无所知。
中国人不仅发现了，而且非常善于运用自然理性的力量。在《关于中国人道德学的演讲里》，沃尔夫对他的听众说：“人的理性不完善的方面如同一个泉眼，从里面源源不断地流出恶习、耻辱和罪恶。可是中国人的目光从不盯在这方面，他们总是注意理性的完善的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认识自身自然的力量，从而达到自然力所能让他们达到的高度。”[12]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人持性恶论，中国人持性善论。时人常以为性恶论有益于法律之健全及社会之发展，但两百多年以前的沃尔夫却认为性善论基于对理性力量的崇尚，他不依靠神的启示，不注重外在的根据，完全靠人们运用自然的力量一一理性的态度来区别善恶，以善为快，以恶为厌，并能时刻记住自己的热望，“因此，我看不出为什么会有人否认自然的力量足以培养道德、清除恶习。中国善于正确运用自然的力量，因此在道德才智方面享有崇高的名誉，他们以自身的例子表明，运用这种力量不会徒劳元功。”[13]
在沃尔夫看来，中国人并不认为自然的力量一一理性一一“必然会使人扬善去恶，他们注重获得认别罪恶的能力，因此十分强调理智的训练。中国圣人的任务正是帮助、教化人们，使理性日趋完善。
这种不依靠外在根据的道德行为，在沃尔夫看来“不是出于习惯，出于对主子的畏惧，而是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14]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沃尔夫断言：“中国人的行为包含有一种完全的自然权力，而在我们欧洲人的行为中这种权力只有几分存在！”[15]
我们难以否认：沃尔夫对中国哲学的褒扬带有鲜明夸张色彩。在一个封建专制高度发展的国度里，很难想象有如此美好的画面。但沃尔夫却借着他想象中理想的王国，唱出了一首讴歌人性、赞美理性和人的权力的赞歌，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大合唱增添了一个强烈而响亮的音符。
当沃尔夫在演讲台上引吭高歌时，正统的教授和国王立即来扼住这只雄鸡的歌喉。沃尔夫因他关于中国道德的演讲竟被解除了大学教授的职务，还被限令于48小时内离开国境、于是中国古人孔子便与这位哲学家在德国一起变得更加受人敬仰了。
那是对理性的敬仰！
当沃尔夫颂扬中国哲学中“有其大真”，并认为这一“大真”即是崇尚理性时，他无疑是在肯定这种真的永恒价值，也就是理性的永恒价值，这比他的老师莱布尼兹仅限于谈东西文明的异同优劣自然要高明得多。
沃尔夫的文化哲学应该给时人以丰富的启示。
6.孔子：世纪的庇护神
如果说德国的启蒙思想是以软弱的姿态出现的，[16]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们则是以对旧有的宗教、道德、社会制度的鲜明而坚决的否定态度粉墨登上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舞台的。正如一位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而开导人们头脑的那些大人物，本身也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来，或者辩明自身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思维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现成事物的唯一尺度。”[17]
不错，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所留下的珍贵文献表明：人们可以将他们高扬的理性精神溯源于希腊和中国，但中国的理性哲学在很多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中较之希腊哲学思想更为凸显。诚然，各个思想家对中国哲学所持态度不同，但他们又无一不从中国哲学这一思想源泉中各取所需，借用这异域哲学的语言，演出一场为理性张本的话剧。
那是法国人经常谈论儒学的世纪，是孔子的世纪，“孔子成为这个世纪的庇护神”。[18]
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头等任务仍然是批判宗教，他们对宗教的批判自然还未到本质上的科学的认识，但他们在搜寻批判方式上却是不遗余力的。曾经诅咒《圣经》“只是一个有疯狂病的无知者在一个极坏的地方所写的著作”的伏尔泰，就是通过比较儒学和基督教这种方式来阐述他的思想的。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圣经》以前的文化，更是《圣经》以外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基督教大异其趣，它不讲灵魂不朽，不谈来世生活。这种文化的集大成者一一孔子并不以神或弥赛亚自命，他不语怪力乱神，真理在孔子那里绝不与迷信混同。这种比较使伏尔泰得出如下结论：基督教完全是虚伪的迷信，是人类不幸的根源，应该从根本上废弃。
当然，伏尔泰尚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还是一个斯宾诺莎意义上的有神论者。他主张以另一种有神论——哲学的宗教代替正统的基督教。他的这一核心思想仍是以中国哲学为活水源头。他认为只有中国宗教才是真正的有神化，他只祭天和崇拜公道。但若与西方基督教相比，孔教又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宗教，它是一种普世性的人道的宗教。伏尔泰引用传教士李明《中国现状新志》中的话说：“中国人民两千年来，即保存其神的知识，在欧洲陷于迷信腐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行最有道德的纯粹宗教了。”[19]在伏尔泰看来，中国的宗教即是他所向往的人道的、哲学的宗教。因此，他宣称：“我们不能像中国人，这实在不幸！……”
在伏尔泰看来中国的这种哲学的宗教也就是理性的宗教。他认为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专事教化人们遵从理性，从事真诚而纯洁的道德实践，从而达到修身治国的目的。他充满憧憬地断言，只要人们都遵奉孔子的道德格言，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会到来。
这样的时代无疑就是他所向往的理性的王国。
曾经在幼年加入过耶稣会的狄德罗，后来同样成为一名先进思想的旗手。与伏尔泰相比，他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其认识也较为客观，对中国文化有过不甚客气的批评——主要限于自然科学方面。但他同样不否认中国文化的优越，尤其钦崇孔子的理性教。他认为理学仅仅以“理性”便可以达到至治盛世，以此证明基督教大启神学没有存在的理由。他对中国文化的优越性的赞美真诚而又生动：“我们是大诗人、大哲学家、大辩士、大建筑家、大天文学家、大地理家，胜过这些善良的人民（指中国人），但是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如果有一天发现这种科学是居一切科学的第一位，那么他们将可以确定地说，他们有两只眼，我们只有一只眼，而全世界其余的人都是盲者了。”“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据一部分学者的意见，他们所有的优点甚至可以和欧洲最文明的民族抗争。”
当百科全书派在启蒙运动有大本营——霍尔巴赫的沙龙里，借着中国哲学为天赋理性大张其本时，他们还只是在哲学思想领域里探寻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而这时的重农学派却开始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为资本主义论证其经济自由的革命原则。
确实，重农学派带着虚伪的封建外观，他们将主权寄托于世袭的君主，中国君主便是他们理想中的代表。因为在中国，帝王号称天子，代表着自然秩序，每岁务必亲耕，以示尊农务本，实际上人民自治其事，天子只顺着教无为而治。
当我们深究其体系中核心——自然法的意义时，便会发现其虚伪的封建外观下竟包含着与百科全书派一样的革命原则，他们所鼓吹的自然法，实质上是把“资本主义所依以被生产和所依以生产的条件，视为生产的永久的自然法则”。他们以自然法代替上帝的律令，宣称自然法是超越一切社会现象的永久的法则是天的旨意，它能保障人们享有更大的自由和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法排斥政府对经济行为和自由的干涉。
重农派的代表人物魁奈仍使用了招魂术，他招其思想灵魂于中国哲学，他认为自然法就是中国的天理天则，也就是中国哲学家们深究不已的“道”。
魁奈之被称作欧洲的孔人在于他不像百科全书派思想象那样只限于理性王国寻求异于基督教的新的理性的伦理道德基础。而是寻找新时代政治制度和社制度的基础，他认为这个基础也就是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即自然法。他认为中国以自然为基础的专制政治不是压制人民的专制，而是依靠国法行使主权的合法专制，中国皇帝虽处万人之上、但也受自然法的支配。魁奈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形式，它最主要的优点便是政治与道德一致，人人在道德和经济行为均依于自然法（天理天则），故经济（农业）繁荣发达，政治清明。在他心目中，中国是合理的专制政体的范型。
当魁奈从中国哲学中寻求其“合理的专制主义”之理论基础时，他是借用了儒学的长袍来表演为封建主义大唱挽歌的话剧，这便是他的思想的虚伪性；当他从儒学中借用天理天则（自然法）来论证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所谓自由）的天生的合理性时，他却又与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大师定了同一条道路。
儒学的语言始终回响在他的耳际，他也始终以这种语言来向人们倾吐。那真是一种有魔力的语言，简直令这位复杂的思想家销魂荡魄。他几乎就成了一位全盘华化论者。这位法国宫廷御医甚至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孔子的一部《论语》即可压倒希腊哲学史上的“七贤”。真有点中国的月亮也比西方圆的味道了。
乍一看，似乎是思想家们在为捍卫孔子所创导理性哲学而战，实际上倒不如说是孔子在为思想家们作战。自从中国有了“继绝学、承道统”的西圣之类的哲学家以后。孔子大概还从未这样辛苦过一一而且是为异域人辛苦。
我们可以看见当思想家们如此烦劳孔子时，他们对这位哲人所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定性判断是各不相同的，甚至完全相反。他们阅读的是同样的儒学典籍和传教士们的报告，但有的却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有的却认为中国人是有神论者，他们在判断正统宗教，张扬人类理性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他们或者以孔子代表的中国哲学作为其“合理的专制主义”的基础，或者以之论证天赋的自然权力的合理化且他们在坚持道德与政治一致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这一现象固然表明当时的思想家们为了其理想王国的到来。对中国哲学采取了一种“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态度。但他们在观点上的分歧和在目标上的一致性（当然不完全一致）却也表明，中国哲学中确实是大有其真。这种真就是一种今天的西方人又颇为感念的人文价值，即天人合一，这种价值向人们昭示了这样一个观念：人类的幸福之获得，在于循人类之自然（道、理）,使人为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合此“天道”。一切逆此天道的人为构筑的宗教、政治制度和社会实践都将是人类的不幸和苦难的渊薮。
这种“真”绝不是自封的，或许也下会成为转瞬即逝的观念。
（二）以身殉难，百年血泪中高扛着和平、和谐的旗帜
如前一节所述，从18世纪开始，东、西方民族和文化才开始认真全面地相互打量起来。查阅当时最早参加打量的东西双方各种类型人物的笔记、著述和书信、言论录等，我们就立即明白了，这个打量在各自心中所产生的强烈不同的影响。西方人欢呼起来他们难以想象这个被高山、沙漠和没有港湾的海洋四面包围的最古老的国家，没有宗教的缠绕,没有上帝的压迫,却过着如此富裕而又秩序井然的生活。中国当时上层领袖，以皇帝康熙为代表，也注意到了西洋人实用技巧是可以为中国所用的。
于是，文质彬彬的交流开始了，这是必然的，无可回避的。洋教士一批又一批地来到中国，首先学会了跪礼；然后饱读诗书，考究风化。皇帝康熙居然在书斋里整天跟着洋人学数学、几何。学习着如何制造机器，虽然不相信有什么主，但还是力排众议，在帝国的几个大城市里修起富丽堂皇的教堂。
如果资料还可信的话，这样完美、高尚堪称世界民间交流的楷模的事实确实存在于18世纪下半叶中华帝国的大地上。
然而好景不长，君主康熙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这些在他面前谦恭有加、也确有可取之处的洋人在自己的帝国土地上杀人、放火，进行着世界史上罕见的公然抢劫。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持续了一百多年。
中华民族浸没在一片血泪之中。
正确、深刻地认识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对我们民族今后的发展方向的确立，既不可缺少，又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本节将分四个部分阐述我们的思想。
1.人类走向全面融合前的必然碰撞一一由交流到较量
我确信人类会走向大同社会的。它不仅仅是现在可以被学者们看得见的文化思潮中的全球意识，而且也是确定贯彻到人类生存秩序的重新的全面安徘。
这种情景极像今天运动中的竞赛规则，首先分组淘汰，直到决赛在两个人之间展开。
人类社会在进入大同社会之前也要进行分地区的淘汰。上千年的地区战争、文化的兼并实际上就是在淘汰、重构着新世界。
近一百多年来，也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历史时朝，最后进入决赛的阵营已经形成。那就是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东方与以科学为旗帜的西方，即所谓东西方之间的争执与较量。
他们之间较量的锦标似是：谁的生活方式，谁的哲学思想、文化准则更有利于人类的生存，更完善地表述了人件。这绝不是一场阶段性战争的胜负、一百年有限历史就能够决定的。因为这是一场决定人类大同法则、人类价值观念的最后一场终极比赛。
鸦片战争的炮声是这场决赛的信号枪，现在赛事正在进行，双方都在紧张地调整各自的步骤，比赛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哲学家，既是教练，又是评论员。
他们正在从不同的角度评论着双方情形的变化，并对今后赛事的发展做出不同的预言。但都在用同一个声音反复地说：
最关键的是找对方向。因为方向错了就会越跑越远。
正如本书书名所指出的“中国哲学——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中国哲人的智慧几千年如一日，始终督促着自己的民族瞄准着那个唯一正确的方向。稍稍让我们心焦的是百年的血泪和目前经济形势让一些人从急功近利的观点出发，在怀疑甚至在偏离中国智慧所指引的方向，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涉足哲学须具哲学的智慧，把握历史一定要有历史的眼光。以哲学的智慧瞄准方向，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事实，交流时的握手虽然不应该忘记，性命相搏的较量毕竟已经开始了。中华民族都是怎样表现的呢？我们的教科书，我们日常言论几乎异口同声，软弱无能，丧权辱国，一盘散沙。鲁迅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面对着几乎完全一致的定论，这里我只能格外小心地在以下各节中谈几点看法。
2.柔软如水是中华民族的根性——并非为统治者辩护
柔软如水是中国几千年来儒、释、道三家对人类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共同指引，经过一代又一代统治者实际政策上的完善贯彻，它已经深入了中国人民的血液，成了中国人思想行为的根据，这是一个基本事务体现在所有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
政治理想上的怀柔、宽厚。
经济上的自然经济形式。
音乐上的哀乐调和。
诗歌中的平仄相应。
军事中的进退有秩。
为人处世的谦恭。
……
中国人不喜欢打仗，连中国的军事家也都认为兵乃凶器，不得己而用之。战端一开，也认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尽管中国的历史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但相对于其他民族，相对于其和平时期，战争的时间还是短得多。一乱一治，一阴一阳是中国人对社会进程的根本看法。生逢世不得已去战争，同时，他们还明白，他们不得已的战争是为了帮助又一个伟大的帝王来到世间，给他们带来安宁。以求安宁的愿望来抗御纷乱，用和平来动员战争，只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史上。
中国没有职业军人，尽管有许多人很不幸地终生陷入战争。
若不是受“替天行道”意志的驱使，中国军人很少想到主动地进攻。了不起的秦始皇只是修筑一道长城，将匈奴人挡住就行了。
让纷乱赶快结束吧，我们需要安宁；一个希望享受安宁的人就注定是“温柔”和“软弱”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人。
中华民族不是为了战争而创造出来的。他的精神和他的现实都在向人们昭示和平。
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一百多年以前，突然遭到西方人洋枪洋炮的轰击。原因是中国人不愿意和他们做生意，在小规模的贸易中，中国人只出口茶叶，不进口洋人的任何东西，造成了贸易逆差。洋人资本家在支持这些资本家的洋人政府的怂恿下，在中国开始了非法的鸦片贸易。用毒品赚钱，这叫黑良心的钱。
关于鸦片贸易的故事中国人谁都熟悉了，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鸦片战争开始后会产生历史上的结果。
是不是只因为政府的腐败无能。
我认为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文化带来的必然的现实，政府的腐败无能，洋人的船坚炮利，只能说是战争结果的表层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不是战争文化，中国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为了和平，克己奉人，以德报怨也在所无辞。这个既作用于大众，更作用于社会的上层。正是在这个文化的作用下，一百多年的战争历史才呈现出像我们今天所看得到的奇怪景象。
打输打赢都赔钱。
官兵打百姓，百姓打洋人，洋人又打官兵。换句话说就是“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
我是坚决不同意“船坚炮利”的说法，六万人的远征军，几十艘木制战舰，能征服三万万人口的东方大民族吗？
中国当时的统治者也十分清楚地指出：“外夷骚乱，只为钱财，乃疥癣之疾，”所采取的态度基本上是绅士对付强讨恶化的叫花予的方法。
“别闹了，拿点钱走吧！”因此，打赢打输都给点钱，只求安静些，别闹，根本就没有闪现过民族危机的念头。同时还得管一管民间一些喜欢滋扰是非的好事之徒和洋人打来打去，闹得个鸡狗不宁。因此，林则徐打赢了也照样被罢了官。其实，就林则徐一个人就足以指挥打赢那场战争。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的思考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思考，它的错误在没有看清面前的对象，不明白走到自己面前的这些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为利欲所颠倒的暴发户到底有多么贪得无厌，没有意识到走到自己面前来的这些人竟然代表人类另一种生活原则。
中国人息事宁人态度导致了战争和殖民在中国大地深入，直到清朝面临灭亡的前夕，中国少数智慧的上层贵族才刚刚意识到。
面前发生的一切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站在自己面前的这批人不是他们所熟悉的人，他们按照另一种法则生活……而这法则是中国人所不能苟同的。直到这时，他们才严肃起来并且朦胧地感觉到这场战争的严重性，才有了你死我活的思考，才引起了战争中东西文化的比较。
那些把中国古代贵族都看成腐朽无能之辈的看法是极不正确的，这些贵族都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言行道德严格地接受着天理的约束，他们心中充满着对中国智慧的深爱与崇拜。一旦他们意识到这是文化对文化的较量时，立即提出了诸如“体用学说”、“以夷制夷”，甚至开始了洋务，开始了由观察到接纳，到包容的伟大计划。一个有如此深沉思想的民族，一个一直认为自己的存在体现自然天地之理的民族是不能要求他轻言牺牲，轻言壮烈的。当清王朝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灭亡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混乱的时期，军阀混战，海内无王。这个时候，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因为没有约束而变得无奇不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全面碰撞时期，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无论口号、理论和实践上都倾向西方，一边倒。然而实际上，一边倒永远都没有实现过。广大的中国人以一个大民族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保持了民族文化的继续。
一个人民族长期形成的习惯是不可以轻言改变的，习惯的背后一定有着深刻的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轻言改变文化样式的人及其努力不遭到奇怪的，甚至是毫无道理的失败。
不要指责民族柔软如水的根性，它有它的大道理。
3.也谈“一盘散沙”
据说，“一盘散沙”是孙中山先生对当时中国国民状况的慨叹，表现出了无限的无奈和哀怜，面对外强侵，这些一盘散沙似的国民徒然地任人宰割。这确实是当时一时间的现状。
为什么在列强突然入侵面前，我们的人民显得像“一盘散沙”？这丝毫也不是什么民族素质问题，好像板结一块就是优等民族，像中国这样“一盘散沙”就是劣等民族。中山先生本人怕也有这样的意思，而且这个意思特别通行，从孙中山先生提出来到现在还有人在说这样的话，表达这样的意思。
用一盘散沙来表述战时（相当一段时间）我国人民的状况是正确的，形象的。但不能以此来作为判别民族优劣的根据（太着急了，太没有耐心了）。一盘散沙的人民生活状况像柔软如水一样；是中国文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文化创造出来的现实。
以自然宗法关系为单位，以简单明了的乡规乡俗相约定，每个人脚下一片地，头上一片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避风雨而结庐，顺天时而播种，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诚实地劳动可以感动天地。要什么组织，要什么武器？中国民间到现在有许多人看见刀枪还害怕。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
清朝几代有为的君主，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深知如何养民，不是万不得已不兴兵，不动众。康熙平藩成功后，基本上从来没有战争，和平长达几百年。我们可以从清代的小说、话本、诗歌、绘画和民间传说中了解到当时的升平景象。乾隆八次下江南，一路大赋诗词，观赏名山名园，招蜂惹蝶，寻花拈草，还美其名曰：君王与民同乐。先不谈帝王品德，当时的安闲无事确实溢于言表。以后一直往下顺延至近代东西战争。
西洋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带着他们难以扼制的物欲贪婪。带着他们自身长期厮杀的污垢，撞进我们东方美丽的家园。今天，虽然一想起来就不禁满腔怒火，但理性上升起的是对更大规模、更大范围、人类历史宿命论的思考。
这一切发生过的事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
若是偶然，为什么持续这么久，这么长，这么挣不脱？
若是必然，一盘散沙的和平的人民面对冲进自己家园中专门训练杀人的士兵，并在士兵的枪口下成片死亡，到底是想说明什么？是要逼着中国民族不得不进行超规模的动员吗？
或者说，借基督受难的故事，是要用鲜血来警告杀人者吗？
4.暴力与掠夺绝不是自然中的无道一一以身殉难，完成了不自觉的历史宿命
一百多年的战争，中国绝不是输在力量上，而是“输”在文化上。我们的文化几千年如一日，坚决地崇尚和平、和谐。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除了那一次又一次导致王朝更迭的“圣战”之外，从来不曾发动大规模向外战争。
正如那些批评民族文化传统的人们所痛斥的那样。
在我们帝国历史上曾有许多可以向海外扩张的机会和条件，然而我们没有积极地去殖民，去掠夺金银，去屠杀生命。相反的关心着中华文化能不能在异邦传播，能不能帮助异邦建立风纪与教化。臣服的外邦象征性的礼品都有丰厚的回赠，有些外邦的国王干脆不回馈，在天朝大国里做起官来。
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天道原则，使我们相信，暴力和掠夺是反人类的，最后是作恶者必自毙。
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天道原则让我们有耐心像西方人的救世主那样忍受着侮辱，同时期待着迷路羔羊的觉醒。
* * *
如果说“东学西渐”，表现了我们慷慨、善良、和平的心智对全人类生活的无私教化，那么其后的“百年血泪”就是通过自己的死难来警惕应该从人类身上剔除的邪恶，高举着和平、和谐的旗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年轻的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竟然完全承担了外敌入侵给我们造成的灾难，向过去的一切宽厚地辉了挥手，一如既往地在国际事务中传播着人类和平、谐宁的福音。
中国文化让中国人民谅解敌人，让敌人自省，中国文化同时又给中国人民对于未来的无比信心。
这是一个什么民族呵！一切都与众不同，一切都负有特殊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