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容式压力传感器:张云逸与百色起义

张云逸与百色起义 1

红一方面军 2009-12-19 14:48:50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张云逸与百色起义
 
　　提起张云逸大将，人们对他那精明的谋略、卓越的指挥、奉献的精神、廉洁的品德和朴素的作风，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赤胆忠心，出生入死，转战南北，鞠躬尽瘁，是我党我军中德高望重的一位著名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革命、奉献的一生。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军队到地方，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这位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称颂。本文仅记述他与邓小平等1929年到1931 年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前后战斗生活的片断。
　　到广西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倾轧，混战连年不断。与蒋介石一度联合北伐的桂系势力迅速扩展开来，由广西、湖南、江西、湖北到河南、河北，都为桂系所控制，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坐镇武汉和北平，对新军阀头子蒋介石造成极大威胁。蒋介石决心消灭李白集团，利用金钱收买等手段拉笼了李、白部下李明瑞等三个主力师倒戈，桂系很快在1929年四、五月间土崩瓦解。
　　李、白失败之后，俞作柏、李明瑞分别当了广西省主席和绥靖司令，成了广西的新统治者。
　　俞、李得到广西大权后，表示愿意与共产党接近，要求我党派出人员去广西工作，实际是欲利用我党力量去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政权，甚至还企图由我党出面去争取苏联的援助，进而夺取全国的政权。
　　我们党对于这些新军阀的尖锐矛盾及其混战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早已有所考虑和准备。
　　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的张云逸，根据中央决定正在准备动身去苏联学习。1928 年8 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对张云逸说：“胜之兄，现在国内形势变化很大，原来确定你去苏联学习的事有变化，中央打算另外交给你重大任务。”
　　他们二位十多年前即已相识，是同乡又是战友，所以杨殷的话开门见山，直入正题。
　　“杨部长，去年以来的事实表明，我们党就是吃亏在没有掌握住武装力量，我多么想为党和人民搞点武装啊！不知组织上考虑让我干什么？”张云逸直率地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
　　杨殷一听，非常高兴：“你的想法太好了。我们必须要抓住时机，继续在各地组织军事斗争，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中央要我到哪里？”
　　杨殷把蒋桂双方野心不断扩展，矛盾愈来愈尖锐，战争难以避免以及桂系内部矛盾也在不断发展等等情况详细说了一遍，然后斩钉截铁地说：
　　“恩来同志与我们研究认为，如果蒋桂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可以到广西去积聚革命力量，夺取军事武装，这是一个难得的良机啊！”
　　张云逸说：“我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去后虽不好说有绝对把握，但我一定相机行事，争取做出成绩来。”
　　“动身时间还要等一等，主要根据蒋桂战争爆发后的情况决定。中央还考虑派一大批干部去广西。你的任务主要搞兵运，抓军队。”
　　俞作柏、李明瑞现在果然要中共派出人员相助了。这两个人，在北伐战争中也可说是桂系中的佼佼者，不但以国民党的“左派”面目出现，仗也打得相当出色。他们相信共产党会答应其要求的。
　　1929 年5 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张云逸由上海乘船去香港。抵港时， 已是6月上旬，大海上几天的颠簸生活，使他下船时不免有些疲惫之感。他按照中共南方局的事先安排，径直来到一个小旅馆。
　　就在张云逸踏进旅馆大门的时候，韩碧迎了上来：“云逸，我因孩子拖身，未能去码头接你。我们又有一年多未见面了，快去看看你的宝贝儿子吧！”
　　“阿碧，你怎么也在这里，什么时候来香港的啊！”张云逸拉着韩碧的手，显得有些激动。
　　韩碧说：“我到这里也才四五天，我把儿子也带来了，你们父子还没有见过面呢！快去吧！”
　　在小旅店休息了一天，张云逸决定先去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第二天上午，还没有出门，却来了一位青年找张云逸，互相以暗语联络后，原来此人是一家小报的编辑，名叫叶季壮。他是奉中共南方局之命，专门为张云逸办理会广西手续的，当然也成了张云逸到香港后的第一位接头人。他们两人关起旅馆的房门，让韩碧在门外观察动静，秘密地交谈起来。
　　叶季壮说：“云逸同志，南宁那里有人向党组织报告，说俞作柏、李明瑞请求派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去广西工作。前些时候，南方局已让一些人去了，你去后的责任重大啊！”
　　“我什么时候动身？”张云逸问。
　　叶季壮说：“我们把韩碧嫂子从广州接来，就是为了让你们团聚一下，这次见面后，不知又在何时才能‘相会’，过些天你再去广西吧！”
　　张云逸微微一笑说：“我呆个把星期就走，工作要紧吆！共产党员总不能把天伦之乐、家庭团聚放在前面，何况来日方长呢！”两天后，叶季壮把一封去广西的组织关系介绍信交给张云逸。张云逸拿到了介绍信以后，觉得还应听听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的意见，从那里进一步了解一些情况。
　　聂荣臻向来访的张云逸说，现在陈铭枢当了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是总司令，陈策是海军司令。接着又谈了广东省委领导海、陆丰惠阳及海南岛等地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情况。“陈济棠、陈策与我都有私交，关系还不错。此次去广西，我还想让他们写个介绍信，取得个合法身分，事情可能就更好办了。”张云逸说。
　　“那很好，俞作柏、李明瑞与陈济棠、陈策过去都有些关系，如今名义上都在蒋介石的门下，写信还会有作用的。”聂荣臻说，“不过你的真实身份还是要认真保密啊！”
　　张云逸说：“那是当然。这些人都不了解我的真实身份。即使有的对我半信半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有办法应付的。”
　　回到住所以后，夫人韩碧抱着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迎了上来：“云逸，这些天你忙忙碌碌，休息不足，不要累病了啊！”他想到1923年与韩碧结婚以来，很少能团聚在一起生活，她以理发谋生，克服许多困难，现在孩子几个月了，真是难为她啦！心中不免一阵惆怅和不安：
　　“阿碧，我真对不起你啊！为了革命事业，无法照顾你与孩子的生活，刚团聚五六天，我马上又要远行了，你能谅解吧！”
　　“云逸，革命工作第一，你安心走吧！”韩碧含着泪花说：“不过，孩子现在还没起个名字，你说叫什么好呢？”
　　张云逸沉思了一会：“祝他健康成长，前程远大，就叫‘远之’，吧！你看如何？”
　　“好，这个名字还可以表示你在远方对儿子的一片思念之情呢！我和孩子祝你一路平安。”韩碧深情地望着自己的丈夫说。
　　6月中旬，张云逸由香港到了广州。触景生情，心情难以平静。广州与他的联系太密切了，反对满清的辛亥革命，反对国民党的广州暴动，其战斗场面仍历历在目，一个个熟悉的牺牲了的战友的容貌，不时在他脑海中出现。
　　他含着眼泪，伫立在珠江岸边，默默地祈求在九泉之下的英灵们安息。
　　过了两天，张云逸来到广东海军司令部。
　　陈策听到门卫的报告后，到门外迎接：“胜之兄，久违，久违。那阵风把你请来的啊！这两年一切都好吧！”咧着大嘴，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张云逸与他紧紧握手，先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边说边向他办公室走去：
　　“几年未见，你发福了许多，身体更健壮，我这个老乡和同学为你高兴啊！”
　　在办公室坐下后，陈策急切询问道：“怎么样，这几年你干了些什么，现在情况都好吧！”
　　“策兄，你春风得意，当了司令，兄弟我却失业了”。张云逸佯装着一付不安的神态。
　　“怎么回事？难道你没有事干？”陈策说，“那你有什么考虑，就在广东干如何，到海南也行，原来的少将军衔不会少你的。”
　　“想当初，北伐战争打得轰轰烈烈，如今还是天下大乱，今后还不知又有谁与谁干呢？你说我们怎么办，今天就是与老同学商量这个事的。”张云逸一口气说下去，“说真的，你让我留在广东，我倒想去广西闯闯，你看如何？”
　　陈策沉思片刻：“去广西？那也好，我赞成。现在广西当权的俞作柏、李明瑞等人，我也认识，可以说也是熟人了。”
　　“那太好了，你可不可以给他们写个信介绍一下，事情就会好办多了，你说好吗？”张云逸抬举地说。
　　“老同学来了，我什么忙也该帮啊！”陈策拿起笔，匆匆写了推荐信。
　　从陈策办公室出来，张云逸径直到码头买了去梧州的船票。第三天顺利到达梧州。这个也叫苍梧的古城，处于桂江与浔江的会合处，是广西内河航运的咽喉，也是两广之间的交通要地。张云逸在这个山水相连的城市只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改乘汽车直奔广西省会南宁。
　　改造部队
　　张云逸到达南宁，是1929 年7 月。
　　按照规定，他与中共地下党员、俞作柏的机要秘书陈豪人取得了联系。
　　陈要张云逸今后与他直接单线联系。张云逸让陈看了陈策给他写的介绍信，并商量了如何与俞作柏见面的问题。
　　陈豪人与张云逸见面之后，向俞作柏的胞弟、中共党员俞作豫讲了，并要他在适当时机在俞作柏面前予以推荐。同时，也向俞作柏报告说：“陈策司令介绍一位广东老乡张云逸来，听说此人乃北伐战争中第25师参谋长，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人。”
　　俞作柏一听，非常高兴：“我知道此人，是个有才干的人，你安排一下，就在这几天内，我要见见他。”
　　当天晚上，俞作柏、李明瑞正在商量什么事情，俞作豫匆匆来到他哥哥寓所。
　　“你来得正好，有些事要研究一下。你先说说有什么事要办的？”俞作柏说。
　　俞作豫1927 年10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天，根据党的指示到俞作柏、李明瑞部队做秘密工作。他的红色身分，俞作柏是知道的。由于在北伐战争时，兄弟二人观点有些相近，因此俞作柏、李明瑞对他是相当信任的。
　　正因如此，俞作柏执掌广西大权后，常与李明瑞、俞作豫一起研究一些重要事情。俞作柏把表弟李明瑞和弟弟俞作豫视为自己的左右手，几乎是无话不说，相互见面的机会当然也相当多了。
　　俞作豫开门见山：“听说，蒋介石要给我们广西派来一批黄埔军官，帮助哥哥和表兄。恕我直言，他这是别有用心，你们准备接受吗？”
　　俞作柏说：“有这事，我还未答复。老蒋这么做，完全拒绝恐怕也不行，如何应付此事还得认真想个办法才好。”
　　“表兄对此有何高见？”俞作豫指指李明瑞说。
　　“要我说，一个也不要。他的人来了，会把我们广西搅得鸡犬不宁，天下大乱。”李明瑞态度明朗地说。 
　　俞作豫沉着地说：“表兄之见，与我完全一样。我们可以答复蒋介石：
　　广西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军人来此恐难以安心工作，我们已在筹备办个教导队，培养一些人补充军官队伍。不知是否可以这样回答？”。
　　“好主意，好主意。这样先回答他再说。自己办教导队，培养军事干部，分到基层去，要快点办起来才好。”李明瑞接着表态说。
　　“对，此事暂议到此。可让徐开先做主任，还想找一个确有军事特长的人协助徐来办为好。你们考虑谁来合适？”俞作柏有点为难似的说。
　　“陈策介绍来的张云逸，是看得起我们广西、相信你们二位才来的。此人军事的才能、笃厚的品德，你们二位该早有所闻吧！何不让他办教导队？”
　　俞作豫大力做了推荐。
　　“对，将才就要用嘛！何况，陈策还做了介绍。不过，张云逸初到广西，人生地疏，还是先让他做教导队副主任，由徐开先担任主任，你们以为如何？”俞作柏拿出了主张。
　　俞作豫知道，徐开先在北伐战争时任过叶挺师的参谋长，1927 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打到汕头时，任过汕头公安局长，蒋介石还对他发过通缉令。他略作沉思后，表态说：
　　“论才干，二人各有所长，论军事水平、为人品德，张明显优于徐。我看先做这样安排可以。不知表兄意见如何？”
　　李明瑞也表示赞同：“先由徐开先担任主任，以后如有什么情况需要变动，再另行议定吧！”
　　隔了两天。俞作柏在寓所与张云逸相见。他看了陈策的信后说：
　　“张将军的大名早有所闻，公务忙乱，未能及早见面，实在抱歉，望予见谅。”
　　“哪里！哪里！陈司令让我来广西找俞主席，我是广东人，对广西也一样情深，如同故里啊！在军中服务多年，如能为广西父老和军队效力，实乃我之大幸也。”张云逸笑着回答说。
　　俞作柏说：“张将军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培养与教育军人尤为有方。
　　由于你刚到广西，情况生疏，我与明瑞有意请你到新近筹办的教导队做副主任，未知愿否屈尊。主任一职，已早任命徐开先担任，不便即作调整，不知你意见如何？”
　　张云逸说：“本人才疏学浅，担此重任，只有竭尽职责，做出成绩，方不负重托。今后望你和省府多加关照和支持”。
　　张云逸接受办教导队任务后，便来到南宁西郊的西乡塘。他废寝忘食地抓紧工作，很快把教导队筹建与组织起来。各方面工作进度之快，工作之精细，使俞作柏、李明瑞十分满意，大加赞赏。
　　不久，教导队新来一位姓许的主任。徐开先离去后，教导队大权，实际为张云逸比较牢固地控制着。
　　教导队有3 个营9 个连，开始都是由当时的吕焕炎、杨腾辉、李明瑞的3个师选调来的班、排长。张云逸到教导队以后，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陆续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除一部分到俞作豫领导的警备第5大队外，都安排到教导队各个连队当干部和学员，各个连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全队共有学员、工作人员1000 多人。
　　按照党的指示和教导队的实际情况，张云逸决定加速改造这支刚组织起来的部队。他把9个连队的干部都以各种不同的理由安排了共产党员来担任，排长也选那些思想进步、有一定政治觉悟的人来担任。同时，安排一些党员到队部工作，如建国以后当过广西省委书记的袁任远，就在队部当过政治教员。
　　教导队的3个营长，政治上很反动。张云逸建议撤去营一级机构。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一个调到队部当参谋长，升为上校，另外两个调到队部训练处当正、副处长，升为中校。这就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力，把他们与部队隔离开来，其反动思想也就无法影响群众，更无法阻碍我们党去领导和教育部队。
　　1929 年8 月，经过党的活动，张云逸又兼任警备第4 大队队长。俞作豫在此后则担任第5 大队队长。第4大队是李明瑞回到广西后，收编土匪、民团、散兵组成的，成份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第4军有共产党员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战斗力之强是十分明显的。李明瑞虽不知张云逸是共产党员，但知道他在教导队做思想政治工作很有成效，所以决定让张云逸来改造这支部队。
　　8 月中旬一天，李明瑞对张云逸说，我们第4 大队组建不久，内部工作薄弱，纪律、作风甚为不佳，急需进行整顿。我想请你兼任第4大队队长， 把这个大队整理改造一下，不知你是否同意？
　　张云逸略作沉思后说：“李司令，让我去第4 大队可以，要把这个大队搞好，我有两个要求，或者说条件，不知你能否答应？”
　　李明瑞说：“只要把部队搞好了，什么条件我皆可以同意。”
　　张云逸说：“我的条件是：第一，要由我提名一位副大队长协助工作，让我跳光杆舞不行嘛；第二，整顿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请你予以支持。”
　　李明瑞迟疑片刻道：“我同意这两个条件，你就放手去做吧！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再商谈。”
　　中共广西特委根据张云逸的报告，很快派来李谦担任副大队长，并指示尽快配合张云逸把这个大队领导权夺过来，并加紧改造工作。
　　第4 大队有4个营，一个营已调到百色地区，那里鸦片生意很多，部队的任务是征收税款。那个营的营长是一个反动分子，后来在百色起义时被我们杀掉。另一个营是俞作柏和省政府的卫队。张云逸直接领导的实际是两个营。这两个营的营长、连长，大多是贪污成性的反动分子。从这些情况考虑，张云逸与李谦研究，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来改造部队：
　　第一，动员和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军官的罪恶行为，把那些反动的旧军官搞臭。那两个营长，很快受到严办。如第三营营长黄王宝，残害妇女，抽鸦片烟，贪污公款、欺压士兵，干了大量的坏事，他的“独立营”被李明瑞收编后，把队伍拉到南宁，由于升官发财的美梦不能实现，就想把队伍拉到柳州去占地为王。张云逸严办了这些反动军官后，士兵群众拍手称快，大声叫好。连长以下军官，除一部分罪行较大被撤职外，大多调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同时，从教导队调来100多名共产党员，让何莽与符录二人当营长，连、排长亦安排共产党员担任，很快把大队领导权夺到我们手中。
　　第二，建立党组织与发展新党员。同在教导队一样，张云逸在各个连队建立党支部（有的人少，建立党小组），成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党的秘密组织，经常了解部队人员的思想动态，以各种方式宣传革命道理，提高部队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并适时吸收新的党员。这就保证与巩固了党对第4大队的领导。
　　第三，改变部队成分。由于部队原来成分复杂，基础很差，张云逸非常重视吸收工农分子和进步学生到第4 大队来。在俞作豫领导的第5大队同样也很重视这个问题。这一条对巩固部队起了很大作用。
　　1960 年3 月，张云逸在回忆广西红七军工作时，曾清楚地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插进俞、李政权，把一支旧式军队改造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工作可以总结如下几句话，即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掌握领导权，分化撤换反动分子，加强士兵群众工作，增加工农成分比例。”
　　就在张云逸与李谦大刀阔斧地整顿、改造第4 大队时，有一天李明瑞找到张云逸：
　　“张将军，下面有些反映，说原有军官快换光了，新调来的军官提得太快了，人心不稳，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慢一些？”
　　“李司令，干事情不果断，不下决心不行，要想成就你们的大事业，就得有一支战斗力强的队伍，就得大胆使用新生力量。如果你认为不妥，那我就不好再干下去了。”张云逸慷慨直言。
　　“不要误会嘛！我答应了的条件决不改变。还是按你的计划办。我的话只当是一个建议吧！”李明瑞退了一步，大概是“成就事业”的话把他说服了。
　　张云逸说：“方式方法我当然会注意，不过原则必须坚持，广大士兵群众拥护，得罪了少数思想品德不纯的军官，有什么可怕的呢？少数从个人出发、维护个人利益的反映，希望李司令帮助我们做工作。”
　　告别时，李明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张将军，你到广西两个多月，大胆泼辣，干事精练，谋略过人，治军有方，见解高明，忠于职责，我自愧不如、自愧不如..”。说完之后，一阵哈哈大笑。
　　张云逸略作思量：“李司令，过奖、过奖。兄弟有个习惯，不论在哪里，做一件事就要把那件事做好，如果敷衍塞责，应付了事，良心不安呢！”说后也哈哈一笑，握手告别。
　　党对教导队、第4 大队、第5 大队领导权的掌握及对这三支部队的初步改造，为后来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红7 军、红8军的创建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张云逸与百色起义 2

红一方面军 2009-12-19 14:52:48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撤离南宁
　　在张云逸到达南宁前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又陆续派来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广西。九月间，中央代表邓斌（即邓小平）来了。龚鹤村（即龚楚）、冯达飞、叶季壮、李干辉、袁任远、余惠、李朴、许进、许卓、何世昌、宛照平、袁振武（即袁也烈）、史遽然等等也先后到广西了。
　　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历史条件下，广西却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
　　难怪当时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等说，俞、李“为虎附翼，广西已成为共产党之根据地了。”而蒋介石对广西政局之监视当然不会一刻放松，他坚持派了一个黄埔第4期生、高级特工郑介民，担任李明瑞的第15 师政治部主任，随时向他反映俞、李在广西的一切情况。
　　1929 年10 月1日，俞作柏、李明瑞不听我们党的劝告，在汪精卫派薛岳游说之后，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反蒋，在南宁举行了反蒋誓师大会，并发出通电，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军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当时，李明瑞只有3个师，内部也不一致，南来广西时间只三、四个月，政治经济基础极为薄弱，所以我们党估计一定会失败。正在这时，李明瑞要张云逸把教导总队、第4大队和俞作豫的第5大队开到前线作战。张云逸根据党的利用军阀混战机会，竭力保存并发展我们力量的指示精神，向李明瑞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这些部队都是新组建起来的，战术技术训练不足，配合部队作战比较困难；同时，保持后方的治安和秩序也十分重要，建议不要把它们拉到前方去作战。”
　　李明瑞说：“大部队不去，留在后方也是一个办法，不过要抽一些骨干去，你看如何？”
　　张云逸说：“当然可以，抽300 人左右，不会影响这几支部队保卫后方安全的任务。”
　　按照这个考虑，张云逸把原从部队抽来的人员，调出300人左右补充到李明瑞的部队中去。李明瑞马不停蹄地前往桂平前线指挥作战去了。
　　就在李明瑞到达前线的黄权旅部，正准备督促部队前进时，吕焕炎等桂系旧部，以及杨腾辉和黄权在蒋介石收买下倒戈了，发出了拥护蒋介石的通电。由于3个主力师和1 个旅的倒戈，李明瑞的军事实力一下子就丧失殆尽， 不到10天时间，反蒋完全失败，李明瑞带着少数随从人员，黯然地回到南宁。
　　在俞、李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以后，教导大队的许多学员一时情绪激动，纷纷提出要返回部队，风潮闹得越来越大。10月中旬的一天夜里，由于少数反动分子的煽动，主要是新来教导队的那个姓许的主任从中挑动，有些人突然嚷着集合回部队，情况异常紧张。就在这时，共产党员李朴突然大喊一声：
　　“赞成革命的跟着我，有的反革命想拉队伍逃跑，抓住他。”说着开了几枪，一时间乱作一团。少数反动分子趁着混乱之机逃跑了。这时，张云逸赶到现场，严厉申斥了少数反动分子的叛变行为，鼓励大家坚决走革命道路，稳住了局面。
　　张云逸随即召集各连队的党员骨干会议，决定第二天各个连队分成几个小组开会，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思想觉悟低、仍企图返回部队的人员开展工作，进行斗争，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动本质，争取大多数人站到我们方面来。为什么采取这个办法呢？张云逸1960年回忆说：“我们当时考虑采取分散的小组会形式，是解决反革命分子起哄闹事的有效办法。因为分散，反革命分子便于为我们各个击破。同时，小型会议，便于我们进行说理斗争，来教育群众。这样，经过一天反复争论，大部分人认清了是非，解除了顾虑，愿意跟着我们干革命。”
　　在小组会基础上，第三天，张云逸又把全体学员集中起来开会。他在大会上讲话说：
　　“革命是光荣的，革命队伍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反革命是可耻的，有些同学一定要走，我们也不勉强。现在进行站队，根据各人志愿，要革命的站在这边，不愿革命的站在那一边。”他有力地向左右两边指了一下。
　　队伍立刻乱了，大部分人站到左边，有少数反动军官、兵痞等，就往右边站。这时不少人在中间犹豫不定，东张西望，许多学员就喊他们的名字：
　　“×××，站到这边来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看清前途，可不能去当反动派啊！”有些犹豫不定的人，甚至已经站到右边的人，又陆陆续续走到左边，最后查点人数，愿意革命的有500多人，坚决要走的有100 人左右。
　　张云逸宣布：“明天，要走的人可以离开，不过枪支要留下，路费由我们负责。”第二天上午，教导总队特地为那些要走的人举行了欢送会，对这些人再作一次最后争取的工作。根据事先安排，有几个学员上台讲话说：
　　“我们是同学，我们在这边干，你们到那边干，都应该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不应该替那些军阀升官发财去卖命打仗。”
　　由于张云逸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做法，不但争取了大多数群众站到革命队伍方面来，而且提高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广大群众，对那些要走的人来说，也受到了一次很深的教育。
　　在李明瑞率领部队开赴前线时，张云逸把第4 大队一个营派往右江地区，第5 大队同时也有1个营派往左江地区，为今后的工作做准备，并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其余的在南宁继续整顿与补充，进行认真的教育与训练。同时，通过党的活动，张云逸在10月1 日被任命力南宁警备司令。此时的俞作柏、李明瑞对张云逸是否是共产党员，仍是半信半疑，心中无底的。
　　在教导大队取得斗争胜利之后，10 月15日，张云逸立即组织部队和民工，利用警备司令的身分，把省军械库里储存的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大批的弹药物资，搬到了在邕江等待开动的几十艘船上。
　　10 月17 日，邓小平率领装满武器弹药的船队、警卫部队和地方秘密工作的许多同志，乘船溯右江上驶；张云逸带着教导大队、警备第4大队数千人队伍，从陆路掩护前进。此前两天，即10 月14 日，张云逸让符录带一个连队“护送”俞作柏、李明瑞随同俞作豫的第5大队向左江地区撤退了。张云逸与教导总队、第4 大队等是最后一批撤离南宁的。
　　10 月20日，张云逸率领部队到达平马。船队也一路顺风，很快到达平马岸边。军械船到达不一会儿，叶季壮陪着一位中等身材、二十多岁的同志向张云逸走来：“这位是邓小平同志，这位是张云逸同志。”一声介绍，两位相互配合、协同工作两个月的战友见面了。
　　“啊！你就是邓小平同志，几个月来一直得到你的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上的疑难，却一直没有见面呀！”张云逸激动地说。
　　“云逸同志，几个月来我们虽未谋面，那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实际上我们早就心心相印了。军事工作上你抓得蛮好啊！”邓小平也激动地说。
　　说话间，雷经天和广西特委的一些同志也到了，大家热情地互相介绍，高兴地谈谈笑笑。落座以后，张云逸提出问题说：
　　“小平同志，现在许多山炮等重型武器，一时用不上，搬运起来还比较困难，你看如何处理好呢？”
　　邓小平略作沉思：“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可以尽快输送到东兰、田东的山区保存起来，那里可说是我们的后方啊！”大家都表示赞同。
　　张云逸说：“现在我们已进入右江地区，部队不能都去百色，我的意见是第4大队第一营留驻恩隆，另外两个营前往恩阳那坡和果德地区，领导机关及直属队去百色。小平同志你看如何？”邓小平说：“这个部署可以，我完全赞同，我们明天就出发，前往百色城。”
　　然后，大家参加了右江农协办事处召开的欢迎大会。
　　10 月22 日，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同志与部队领导机关胜利进驻百色， 立即开始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百色起义
　　右江地区是桂、滇、黔三省交界之地，那里聚居着壮、汉、瑶等不同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韦拔群在东兰、凤山等山区早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农民武装力量比较强大。俞作柏、李明瑞一度对这支农民武装给予不小的支持，让这支武装以“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积极开展活动，把他们接到南宁，并发给他们几百支枪，加以训练提高。由于右江地区在我们党领导下，群众斗争、政权建设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这就为迎接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到来，以及百色起义的各方面准备，打下了相当好的基础。
　　不但如此。在1929 年6月，中共南方局就已派雷经天同志到右江，建立了党的右江特委，加强党对右江工作的领导，恢复工会、农会的组织，与韦拔群一起大力开展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当时党的右江特委就设在田东（又名平马），特委书记是雷经天同志。同年9月初，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广西代表大会在南宁举行，就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职工运动等各方面工作做出了具体的决议，雷经天、韦拔群等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方面的实际工作。声势浩大的右江地区的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给进驻右江的教导总队、第4大队广大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
　　10 月23 日，邓小平召开了部队党的委员会（红7 军成立后改称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明确作出了4项决议：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大力组织与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大力继续清理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在那次党委会议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第4 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名义，方可取得税收，为起义筹措费用。
　　会议决定利用刘日福曾使用过的右江督办的名称，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会后，张云逸即以右江督办名义发出通告，规定各县县长必须听从命令与指挥，各税务局长要将全部税款上交督办府。
　　在各县县长会议上，张云逸公开宣布要在右江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对旧政权人员的生命财产予以保护，并欢迎参加革命，不愿者护送出境，但不得破坏任何公家财产，一切金钱、武器、物资等必须交待清楚，否则将给予严厉惩治。在张云逸指挥下，各县警卫队的许多枪支被收缴上来，并征得税款几万元，解决了起义的经费问题。百色县暂由第4大队政治部代行政权机构的职能，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县均把农民协会改为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政权机关。
　　张云逸根据党委的决议，在部队中迅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大力向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讲解阶级关系、政治形势、民主生活、官兵平等问题，大力宣传反对军阀主义、反对贪污和虐待士兵，并广泛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组织。第4大队第3营营长梁祝南，由于平时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深为士兵群众所憎恨，张云逸下令予以严办。对那些通过教育仍不悔改的旧军官和兵痞，张云逸下令撤去他们的职务，或者“礼送出境”，有的则调到教导队予以改造。张云逸还在部队中广泛宣讲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工农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等。这样就使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整个部队在组织上、政治上进一步巩固。
　　革命活动的开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刻骨仇恨，他们一方面纠集反动民团固守据点，一方面勾结驻恩隆、思阳的警备第3大队，企图对抗革命势力。
　　张云逸与邓小平研究决定，消灭这支反动武装，为起义扫除障碍。
　　11 日下旬，反动的第3大队队长熊镐由平马派人来到百色，借口与第4大队商谈防务问题，企图抢占百色山城。张云逸佯作热情接待，在公兴当铺设宴欢迎。张云逸力劝熊镐等人放弃反动立场，支持或参加工农革命斗争，但该代表不听劝告，并以势相威胁。按照张云逸的事先指示与安排，预有准备的教导大队的一些学员，绕道由百胜街至公兴当铺，突然冲入，将熊镐派来的人员缴械扣押。与此同时，中共右江特委召集奉议、恩隆等县的数百名农民武装，从四面八方向第3大队驻地平马集结，在雷经天的统一指挥下， 配合第4 大队第1 营，只用了几十分钟，就把第3大队驻平马的部队全部缴诫。大队长熊镐被枪决。在恩阳县城那坡镇也驻有第3 大队一个营，由于驻那坡的第4 大队第2营长黄健华执行命令不坚决，贻误战机，这个营不但未被同时消灭，还加紧构筑工事准备对抗。
　　得悉这一情况后，张云逸由百色带着教导队两个连，当夜乘火轮直下那坡。到那坡以后，立即将黄健华撤职查办，并迅速指挥部队猛攻那坡敌营。
　　在教导队和第2 营部队有力打击下，敌人大部缴枪投降，只有少数人员乘夜暗逃跑了。此次解决第3 大队的作战，共俘敌1000多人，缴枪700 多支。
　　在解决第3大队的同时，根据张云逸的指示，东兰、凤山、向都、奉议等右江各县的农民武装，在地方党委领导下，迅即向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东兰、凤山、向都、奉议等县城，许多“地头蛇”、血债累累的“土皇帝”被农民武装击毙，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有的县长，例如凤山县长罗少杰，不执行张云逸关于收缴民团枪支的命令，张云逸即以“右江督办”名义撤销了他的职务，并予以扣押，任命新的县长。
　　此类情况还不只是发生在凤山一个县。
　　1929 年11月上旬，中共广西部队党委派往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了百色。龚饮冰传达的中央指示说，中央对党委在俞、李反蒋以后的行动计划和采取的措施表示赞同，同意邓斌、张云逸等在左、右江地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央给的部队番号是：进驻右江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进驻左江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8 军。任命张云逸为红7 军军长，俞作豫为红8 军军长，邓斌为红7、8 军总政委，并且指示：如果在当地不能坚持，则北上江西，会合朱、毛红军。邓小平当即召开部队党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加紧准备起义的各项工作。
　　龚饮冰在会后再次被派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龚饮冰临行前，询问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何时可以完成，并举行起义。
　　邓小平与张云逸回答说：
　　“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做了一些，还有不少工作要进一步抓紧去做，大体还需要40天左右时间，我们准备在广州起义两周年，即12 月11 日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7 军。” 邓小平还说：“一俟红7军创建的准备工作大体完成，我即去左江组织安排第5 大队的龙州起义，准备建立红8 军的工作。”部队党委会议结束不久，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工作。
　　邓小平立即与张云逸等人对工作问题做了具体研究和安排，然后在11 月下旬动身去龙州布置检查工作，为龙州起义和红8军成立做准备，并由龙州经越南海防和香港去上海。
　　在邓小平、张云逸和右江特委领导下，右江地区在很短时间内被进一步染红了。张云逸把部队整编为3 个纵队，任命了李谦等人为3个纵队的负责人。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2 月10 日晚，按照张云逸指示，为了防止起义时反动分子搞鬼，教导大队第8连的学员，冲进百色的警察局，把他们全部缴了械。与此同时，根据张云逸指示，以“右江督办”名义，把奉议等几个县的县长（事先认为可能捣乱的分子）及百色市区绅商领袖“请”到百色商会俱乐部，设宴款待。
　　在酒醉饭饱之后，时间已近半夜，第4 大队一位负责人宣布说：
　　“今天，我代表张督办与全体官兵酬谢各位两个月来的热诚帮助。同时，向各位说明，本军是革命武装，明天要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并要在右江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今后仍请各位继续协助与合作，今晚则请各位屈驾留在俱乐部内，以保证各位的安全”。他们听后，始则惊愕惶惑，旋即恢复镇定，转而表示祝贺，请我们多加关照。两天之后，予以恢复自由，个别思想反动、顽固对抗的县长予以扣留。
　　12 月11 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的日子来到了。山城百色充满了热烈而紧张的革命气氛。
　　在红7 军军部大门前，红7 军成立典礼隆重举行。上午8 时召开部队排以上干部和军直属队共有5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一排排军人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一幅鲜艳的红旗在空中迎风招展，旗上绣着黄色的镰刀锤子图案，边上用隶书体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9个字。此时的百色街头巷尾，已张贴了许多盖有红军第7 军大印的布告。布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7 军诞生；红7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7军的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势力的压迫，拥护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广大劳苦群众。
　　按照张云逸和部队前委的决定，大会由袁任远主持，红7 军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此人1935 年在中央苏区叛变革命）宣布了红7军领导机构的组织编制与3个纵队的编制。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在会上讲话。大会号召广大官兵要在艰苦的战争中经受锻炼与考验，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参加大会的军人，这一天显得特别威武雄壮、精神振奋。他们身着新发的军衣，撕掉了国民党的帽徽，换上崭新的红领带。上至军长张云逸，下至每个士兵，都领到了一个月的20块大洋的薪饷（后来实际只发了两个月）。
　　他们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革命力量，巩固和扩大胜利，让革命红旗插遍全中国。大会结束时，在袁任远带领下，高呼“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
　　在同一天，百色县工农政府成立大会也在百色东门外广场举行。工人、农民、学生、市民5000多人参加了大会。他们举着大刀、长矛、锄头，敲锣打鼓，秩序井然地进入会场。会后，举行了势声浩大的示威游行。山城百色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人们喜气洋洋、兴高彩烈地欢呼着自己的解放，也热烈庆祝红7军的光荣诞生。
　　也在这一天，张云逸带领少数随行人员，乘小火轮抵达平马，参加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出席那天大会的，有百色、平马、田州、果化等11个城镇选出的工人代表和11 个县选出的农民代表，还有红7军士兵委员会选出的代表，共80 多人。中共红7军前委代表、军长张云逸专程抵达平马指导大会的召开，更使与会人员十分激动。张云逸在大会上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的诞生。这一喜讯给到会代表和右江人民以极大鼓舞。
　　大会讨论了建设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扩大红军、组织地方赤卫军、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革命分子等问题，并通过了具体的实施纲领。
　　12 月12日下午，平马镇的工人、学生、居民以及来自附近农村甚至数十里外的思林等地的农民和驻在平马的部队指战员，聚集在镇北广场上，举行庆祝红7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打倒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倒贪官污吏”、“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等革命口号声响彻云霄。张云逸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参加了大会，当右江民主政府主席雷经天宣布红7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已经胜利诞生时，全场欢声雷动，口号声、锣鼓声经久不息。
　　张云逸应邀在庆祝大会上讲话说：“红7 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 是右江也是广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红7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自己的队伍，是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欢迎右江父老选送自己的优秀子弟参加红7 军。
　　有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红7军一定能迅速壮大，革命一定会胜利。”他挥动一下右手，继续强调指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是工人、农民群众自己的政府，任务就是领导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保护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
　　最后，他提高声调说：“但是，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反动派是不会甘心自己失败的，要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进攻，保护我们的根据地”。讲完话以后，张云逸代表上级党委把用红布包着的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一颗大印授给雷经天主席。工人、农民和红7军代表也在大会上发了言。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平马和右江地区军民沉浸在欢乐之中。
　　当天，张云逸乘坐一艘挂着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返回百色。

张云逸与百色起义 3

红一方面军 2009-12-19 14:54:00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巩固胜利
　　以张云逸、邓小平为首的红7 军成立时，下辖3 个纵队。第1 纵队由原警备第4 大队改编而成，纵队司令李谦，约1500 人；第2纵队由原第4 大队一部分、原教导总队一部分和百色工人营、右江沿岸的农军组成，纵队司令胡斌，约1200 人；第3纵队由原东兰、风山的农军组成，纵队司令韦拔群， 约1200 人。每个纵队辖3 个营，每个营辖3 个或4 个连。军部设有参谋部，参谋长为龚鹤村；政治部主任为陈豪人；经理处，处长为叶季壮。军直属队有炮兵营、特务营等，约800 多人。建军初期，全军有5000人左右。连队中一般都配备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军事教官和宣传员。为了培养干部，军部还设有教导队。后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韦国清等人，就是当时由第3纵队抽到教导队来学习的。
　　红7军和右江工农革命政府成立之初，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肃清反革命势力，广泛建立革命政权，巩固胜利成果。右江军民在张云逸等人领导下，为实现这一光荣任务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百色的反动势力对新生的革命政权和红7军怀有刻骨的仇恨。在百色起义不到十天的一个早上，红军的起床号还没有吹响，城西北山头上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随之城里也枪声四起，匪徒们凭着熟悉地形地物，半个小时左右就进入市区。他们知道红军主力皆分驻在别的地方，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城内只有教导队100 多人、军直属队一个机枪连、小半个特务连及军部机关人员，总共不到500 人。可是，土匪队伍却有2000人左右，情况异常紧急和危险。
　　在这紧急关头，机关参谋、副官、政工人员、经理人员立即分头组织武装起来，自动投入到反击土匪的战斗。许卓指挥教导队，冯达飞指挥机枪连，机关人员在军部参谋莫文骅等人率领下把守几个城门，互相配合，协力作战。
　　经理处处长叶季壮带头用驳壳枪冲击进入街区的敌人。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土匪不支，狼狈溃去。部队随即杀出城去，又有不少匪徒被击毙。
　　张云逸估计到敌人还会卷土重来，便很快下令从平马调一个营进驻百色，随时准备打击来犯的敌人。
　　果然未出所料。不到半个月时间，土匪又来了，人数比第一次更多。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土匪，完全是当地反动势力勾结外部反革命力量，有计划的反扑活动。但是，这一次红军已按张云逸指示，在城外布下了防守阵地，和土匪展开了山地战，不到两个小时，敌人就被打垮了，在战斗中又有大量敌人被杀伤。
　　在粉碎了敌人对百色城的两次进攻以后，遵照中共红7 军前委和张云逸指示，红7军各部队和各县农民武装相配合，进一步向地主武装开展进攻， 逐步清除了红色区域内的反动据点。
　　1930 年1月中旬，恩隆县大上豪谭典章、邓恩高、黄贵朝的反动地主武装，被韦拔群领导的农民武装消灭，谭典章及其主力连长韦景清被击毙，恩隆七里区10多个县遂告解放，由恩隆到东兰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0 年1 月22 日，红7军对东兰、河池交界处的匪营长韦锦城的1000多名匪徒发起进攻，迅速占领了敌人的巢穴那地，击毙、击伤了大量敌人，只有少数匪徒向河池、南丹逃去。
　　恶霸地主罗肇修、罗肇高盘踞在百色大所一带，一贯横行乡里，鱼肉人民。东兰武篆区民团团长韦靺邦、盘阳大地主黄家驹等也均逃往大所。韦拔群应群众要求，旱在1929年就将罗匪击溃，活捉黄家驹，击毙韦靺邦..
　　这些反动据点扫除后，整个右江十多个县的根据地形成了统一的局面，为区、乡工农民主政府的普遍建立创造了条件，使根据地基本上得到巩固。
　　红7 军主力也在斗争中发展到 1 万多人，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也达9000 多人。
　　1930 年1 月中旬，正当红7 军横扫根据地内的反动民团武装、拔除各地反动据点，根据地开始得以巩固的时候，红7军代理前委书记陈豪人（此时邓小平还在上海）在平马召开前委会议，决定调动红7 军主力向右江下游移动，待红8军成立后，请李明瑞到右江统一指挥两军攻打南宁。会后，张云逸将前委的决定电告在龙州的李明瑞。
　　攻打南宁的这个错误决定是怎么来的呢？
　　1929 年10 月，俞作柏、李明瑞随同俞作豫第5大队到达龙州以后，俞作柏即出越南转赴香港。李明瑞由于没有护照，法越当局又疑其“通共”，拒绝让他过境，只得留在龙州。到了11月中旬，李明瑞看到当时吕焕炎师屈居梧州一带；刚刚返回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指挥黄权等部驻在桂东南，与蒋介石系统的粤军相持，无力后顾，南宁兵力空虚，只有一些收编不久的杂牌队伍，便想打回南宁，以图东山再起。李明瑞把这一打算先与俞作豫商量，得到俞的同意，随之由俞作豫集中第5大队，进至崇、左一带，待命向南宁进攻。李明瑞又立即赶赴右江找张云逸，计划联络第4 大队、教导总队共同去攻打南宁。
　　11 月下旬，李明瑞到达百色，张云逸与之在“督办”府热情相见，两人略作寒喧后，李明瑞开门见山地说：
　　“张将军，不，我们是兄弟，你长我6岁，应称你为胜之兄吧！我由龙州来此，主要是想与你商量一件大事，就是南宁兵力空虚，我们可以乘这一良机，一举攻占南宁。实现这一目的，后面的事情就大有可为了。”
　　张云逸沉思良久，答道：“李司令，这事关重大，要三思而行，慎而又慎啊！我的看法是，应该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才真正有发展前途”。
　　“我们为什么不能抓住机会，一举把南宁打下，这对我们的事业不是更有利吗？”李明瑞说。
　　张云逸拿起茶杯，缓慢喝了一口：“不只是南宁，柳州、桂林等等城市，我们都想向那里发展嘛！不过，这要在根据地建立和巩固，条件成熟的时候。现在就去攻打南宁，不很妥当，如果攻打不下，下一步棋怎么走呢？”
　　李明瑞认为，打下南宁还是有可能的，如果真的打不下，我们可把部队拉到十万大山去，打下钦州是有把握的。
　　然后他沉思说：“万一迫不得已，还可再利用一次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去取得老蒋的支持嘛！”
　　张云逸一听，面有惕色地说：“绝对不可以那么办，一个人应当讲道德、讲信义；作为在一起共事、合作得不错的朋友，我劝你坚决放弃那样想法。”
　　李明瑞用低沉的声调说：“要老蒋支持，只是一时的想法，我听你的劝告，不会去走那条路的。”
　　“我们希望你走的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道路，红7 军、红8军就要成立了，我们还想请你担起统一指挥的重任呢！”张云逸进一步摆出了自己的希望和想法。
　　“现在我是普通战士，怎能担此重任呢？还是你来担当吧！”李明瑞说。
　　张云逸认真地说：“在北伐战争中，你屡立战功，有许多指挥作战的经验，治军也有方，红7、8 军总指挥的担子，你来挑最合适。”会谈结束的当晚，张云逸把情况详细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并研究了处理办法。张云逸认为，李明瑞既然已答应不再走靠蒋介石那条路了，说明还有争取其革命的可能，应继续对他做工作；目前还是让他回龙州为宜。如果他到龙州以后还想去香港，可让俞作豫继续为他办理手续，不必阻拦。邓小平表示同意这样的处理办法。
　　在百色的几天时间里，李明瑞也得到邓小平的耐心帮助。邓小平反复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说明党的计划是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并正在积极准备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7军、红8 军。
　　“我们真诚希望你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红7 军、红8 军成立后，我们还要请你当总指挥，相信你一定能担负起这一艰巨的重大任务”。邓小平说。
　　11 月下旬，邓小平率领何世昌、严敏、袁振武等一批干部向左江出发，计划由那里转道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李明瑞与邓小平同行返回左江地区。抵达左江地区后，邓小平决定以一个连给他作保护，随其行动保证安全，并再次向李明瑞做思想工作，终于使他同意打起革命的红旗，走革命的道路。
　　同时，邓小平又向俞作豫作指示，介绍第4 大队发动群众、改造部队的经验， 还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建立红7、红8军的指示。在对准备起义的工作做了部署后，邓小平留下何世昌、严敏等人，以加强党对左江地区工作的领导，便离开左江地区。
　　回到左江以后，李明瑞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蒋介石拉拢他的野心不死，让特务带着广西省主席等高官的委任状和巨款到达龙州、香港等地，向其本人及其亲属进行游说和引诱。杨腾辉、岑建英等也以老同学、老同事身分，写信劝他不要参加革命，李明瑞断然拒绝：“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同那些老军阀一样，对部下要利用就捧，不利用就一脚踢开，我尝够这个味道了。”
　　他穿起草鞋，走到战士们中间，给战士们讲课。告诉战士们说：“革命是我们唯一能走的路了，我们要准备起义，像红7军那样走共产党指引的光明大道”。在龙州起义准备工作就绪后，于1930 年1 月底动身去右江，就任红7 军、红8 军总指挥（红8 军2月1 日在龙州宣告成立）。中共红7 军前委在平马召开干部战士大会，对李明瑞参加革命和接受红7、8军总指挥的重任，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
　　李明瑞来到百色，使红7军一些领导人打南宁的劲头更加膨胀起来。龚楚、陈豪人等主张大张旗鼓地向部队宣传攻打南宁的计划，在他们看来，南宁是指日可下了。张云逸认为，应在巩固了根据地、有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再去攻打南宁。他明确反对“公开宣布打南宁，”“就是打，军事上的秘密也应予以保守，也不应那样去大肆宣传”。遗憾的是，他的这个主张并未被前委领导人所接受。
　　1930 年1 月底，桂系头子李宗仁得到红7军和右江工农赤卫军声势浩大，有进取南宁之势的情报后，急忙召开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偷袭隆安城。
　　此时，计划攻打南宁的红7 军3 个纵队还没有集中，仍分散在好几个地方。
　　2 月4 日，敌军渡过右江由城东、城南同时向隆安城发动攻击，反动县长及豪绅纠集民团配合敌军行动。守城的红7 军只有第1纵队部和一个营的兵力，另有近百名赤卫队员，总共500 人左右。围攻隆安城的敌军则有3个团以上，由对桂西地形十分熟悉的李宗仁的亲信、师长李画新指挥。战斗突然打响后，第1纵队司令李谦负伤，守城部队由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和第1 营营长何莽指挥。2 月6 日中午，第1纵队迫击炮队队长乔松等掩护一艘电船为隆安守城部队补充弹药，不幸在城西为反动县长率领的民团阻击，弹药未能运进城内，守城部队处于更为困难的境地。张云逸与李明瑞率领第1纵队第3营和思林、果德两县的赤卫队，日夜兼程赶到前线参加战斗。增援部队的到来，使守城部队得以逐步突破敌军的重围。在城西一带高地，战斗十分激烈。由雁江方面来的援军要占领高地，以掩护守城部队的安全撤退，而敌军则企图夺取高地，以截断守城部队的退路。7日凌晨，红军以手榴弹击退了敌军的多次冲锋，敌军伤亡惨重。敌军后来从左面绕道先行占领了山头，后续部队也纷纷投入战斗。到上午9 时，红7军参战部队终因寡不敌众，开始全线撤退。
　　隆安战斗中，红7 军以劣势兵力抵抗了3 个团零1 个加强营敌军的进攻， 毙伤敌500 多人，我军也伤亡300多人。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英勇牺牲， 营长王展、何莽负伤。
　　红7 军由隆安退向平马一带山地，敌军一路尾追，趁机占领了平马镇。2月22 日，红7军以教导队为主攻，向平马实行反击。当红军打垮了敌人防守马鞍山的一个营，冲到城边牛行街时，张云逸发现敌军杨骏昌团从南岸渡河向平马包抄过来，红军有被夹击之危险，遂果断命令部队向七里区撤退。
　　不久，红7 军在恩隆县的亭泗与敌人遭遇。张云逸指挥部队，予敌重创，大量杀伤了敌人，使部队化险为夷，可是部队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经理处的辎重、物资损失最为严重。红7军为保存有生力量，根据张云逸和李明瑞指示，转移到东兰、凤山一带山区休整。受到几次沉重打击的敌军，在重新占领右江沿岸各县城后，也不敢深入追赶红军了。
　　1960 年3 月，张云逸在南宁对中共广西省委同志说：“自1929 年12 月11 日红7 军正式成立到1930 年10月北上江西，是红7 军发展、壮大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开始时，红7 军、红8 军准备攻打南宁，未遂，红8 军遭到了失败，余部退入右江，成为红7 军的一部分。红7军也被迫撤到东兰、风山等山区根据地去，革命暂时受到了一些挫折。”
　　在红7 军遭到一时挫折之后，张云逸与前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走出了一步重要的好棋，把红7军引上了新的胜利发展道路。
　进军苗山
　　红7军由亭泗撤退两天之后，到达凤山县的盘阳区赐福乡（今属巴马县）。这里是群众基础比较好的革命根据地，山势陡峭，道路崎岖，地形甚为险要。张云逸与李明瑞决定在这里对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总结经验教训。
　　3 月初，中共红7 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一方面回顾总结经验教训， 一方面研究以后的行动方案。2月间隆安战斗后由张云逸、陈豪人介绍入党的李明瑞参加了会议，并增补为前委委员。邓小平2 月7 日由上海返抵龙州，此时正在前往东兰途中，因此会议仍由陈豪人主持进行。
　　会议认为，根据右江地区形势的变化，红7军应该转入游击战争，以游击战打击敌人，不应再与敌人打运动战或阵地战。但是，对开展游击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案，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应当到白区去寻求机会打几个胜仗，补充自己，解决红军给养与弹药的需要，以保证长期斗争和作战。这样做既可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又可分散桂系对右江的注意力，便于我军相机收复右江地区。另一种意见认为，红军不宜远离根据地，可以在根据地周围开展游击战，这样可以扩大根据地，给养问题可通过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并建议向贵州、云南边境发展。
　　张云逸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发表了自己的总结性意见：第一，红7军应到外线去打游击，外线作战方向为黔桂边境地区，那里是山区，适合我们进行游击作战；第二，军部率领第1、第2两个纵队执行外线游击作战任务， 根据地斗争也不能放松，更不能放弃，由第3纵队来执行此项任务，实际上也是保卫后方；第三，各纵队立即着手有关的准备工作，争取尽快进行外线游击作战。此方案得到了与会人员广泛的赞同，形成为会议决议。
　　会议结束时，张云逸又站起来说：“后方工作由雷经天、陈洪涛和第3纵队司令韦拔群三同志共同负责领导，第3 纵队第3营营长黄治峰同志，暂时到地方，加强根据地的安全保卫工作，调第3 纵队营长黄世新到第2 纵队任第3 营营长职务”。
　　大家也对此建议表示赞同。韦拔群说：我非常拥护张军长意见，还可研究由第3 纵队抽出一部分战士补充到第1、2纵队去，以加强我军外线作战的力量。
　　张云逸可能有些激动，站了起来，微笑着扫视了一下会场：“同志们！拔群同志在这一关键时候，表现了顾大体、识大局、完全从党的全局利益出发的优秀品德，值得我们学习，我看具体抽多少人，就请拔群同志考虑决定。坚守根据地、保卫后方的任务也很重，还请你们几位在会后好好进行研究。”
　　部队紧张地为进军到外线作战准备着。
　　除军事上的准备外，张云逸特别强调要加强部队政策与纪律教育，要各部队重申红7军的宗旨，明确规定到外线作战，不准借端滋扰良民，不准奸淫掳掠，不准拉夫，要公平交易等等。他还让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发出布告，每到一个地方广为张贴，宣传红军的主张，教育与团结广大群众。
　　3 月下旬，张云逸与李明瑞率领第1、第2 纵队3000 多人，由凤山地区东进，越过红水河，向河池进发。4 月初，由河池向东，第2天便占领了怀远镇。
　　怀远是一个有六七千人口的商业重镇，市面比较繁荣。红7 军在怀远住了3天，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揭露军阀的罪行，并认真执行城市政策，筹措了几万元现洋，部队给养得到了必要的补充。随后，即向思恩县（今环江县）进发，行进在崎岖的丘陵地带。
　　有一天早上，天刚麻麻亮，起床号还未吹响，驻地不远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桂系杨腾辉师突然袭来，情况甚为紧急。部队立即集合投入战斗，抗击来犯的敌人。
　　张云逸军长站在村边一颗大树下，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敌情，发现敌后续部队源源而来，不断增加。我们的两个纵队已被敌人隔开。在这紧急关头，张云逸决定两个纵队按不同方向行动。他让号兵以号音指挥第1纵队向西撤去，他与李明瑞则随第2 纵队北进。为避免部队伤亡，保存实力，执行既定的任务，两个纵队暂时分开行动了。
　　甩开敌军后，张云逸等率领第2纵队经过艰苦行军，到达宜北县（今属环江县）。在那里休整两天，又踏上崎岖的山路和丛林，进入贵州境内，在荔波县与第1纵队会合。这时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可是此时此地上午却白雾弥漫，下午有时又下起毛毛细雨，战士们艰难地在蜿蜒的山坡上行进。
　　两个纵队会合以后，指战员们无不欢欣鼓舞，歌声、笑声连成一片。张云逸与前委决定，部队秘密进入苗山，奇袭榕江城。
　　苗山，是苗族聚居的地方。长期以来，由于汉族的官僚、地主歧视少数民族，造成苗、汉之间的严重隔阂，苗民一般是不愿与汉人往来的。红7军初进苗山时，苗胞们走光了。部队派一些懂苗语的同志，沿途主动地向苗胞打招呼，高喊着：“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爱护苗胞的军队”，“红军是打压迫苗胞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等口号，不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这样一来，他们虽然不公开与我们对立了，却仍然持枪站在山顶上，监视着我们的行动。
　　在见不到苗胞的情况下，军政治部通知各部队，到驻地之后由各单位统一征集住户的粮食、蔬菜和猪，按汉人区的市价给钱，食物在哪里拿的，就把大洋放在哪里，并写清征集给养的原因、数量和留下的款项数目，同时还贴上宣传我军宗旨、纪律和民族政策的布告、宣传品，希望他们与我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治部还另外发出布告，说明如果苗胞有少了东西没有拿到钱的，可以再来部队领取。
　　采取这些措施以后，苗胞与红7 军指战员的隔阂很快打消了，认识到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本质的不同。此后，红7军每到一处，苗胞都表示欢迎，并拿出一些食物来卖，红军则以大洋和他们进行交易。粮食、肉、菜等等措不困难了，酋长登高一呼，四周山谷都听到，各家不一会就用背篓把粮食等给养品送来，交给酋长。不仅如此，苗胞还主动帮助红军架桥、修路、做向导，使部队顺利通过了苗山。
　　红7 军是4 月30日出苗山的，中午到达榕江城下，决定立即突然袭击榕江城。那时正是贵州军阀和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鏖战之际，榕江是贵州军阀的一个后方，很多军需物资屯集在这里，只有王家烈的第25军副军长毛光祥率一个团守备。红7军部队一到，立即向城外山上的敌人猛烈攻击，敌军难以抵挡，纷纷向城内溃退，扫清外围后，红军紧接着开始攻城。
　　激烈的攻城战开始了。黔军开头还以为是土匪来攻，自恃城防坚固，不以为然。后来得知红7军攻城，战斗力强，才知不妙，只好仓皇应战。
　　由于我军当时是企图乘敌人没有准备情况下一鼓作气袭占榕江的，战斗一打响就向城南缺口攻击。一霎间，双方枪声、炮声、号声、喊杀声震撼城内外。红军没有攻城火器，弹药又缺，运来几门迫击炮筒，却没有炮座，只好把炮筒捆在树上射击，轰隆的炮声只能壮壮军威，难以起到歼敌的作用。
　　加之部队陆续赶到，随到随参战，所以连续攻打3 个多小时，也未攻入城内， 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前线指挥、第1纵队司令李谦，迅速赶到前沿阵地。他发现敌军力量并不强大，红军斗志却十分旺盛，攻下榕江的信心很足。正在此时，张云逸也赶到前线，李谦向他报告说：
　　“现在奇袭已不可能，敌方有了相当的准备。但是，我们必须攻下榕江。否则，我们一、二百伤员无法处理，弹药难以补充，部队情绪也会受到影响，以后作战就会更加困难。”
　　张云逸听完报告，沉思片刻，果断他说：“打！坚决地打！各单位要进一步做思想动员，重新准备攻城的云梯、大竹钉，掩护攻城的迫击炮、机枪、步枪等，要稳妥地安放到距离攻击目标最近的位置上。下午5时，准时发起攻击，我们的口号是‘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
　　各部队按照张云逸指示，紧张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指挥员们又共同研究确定了几个攻击点。
　　下午5 时，一连3 发迫击炮弹向城里射击，这是重新开始攻击的信号。
　　随即机关枪、步枪向城堡猛烈射击，攻击部队如同猛虎，冒着枪林弹雨迅速扑向城墙缺口，利用云梯、竹钉强行登城，第一次因敌火力太猛、城墙高，未能成功。紧接着，再次发起攻城，战士们奋不顾身，前边倒下后面立即跟上去，不到一个小时，终于有几名战士登上城墙，连长杨光也接着爬上城去，使劲挥动着手中的红旗，城下的战士在红旗鼓舞下，又有不少人登上城头。
　　登城指战员与黔军在城上展开肉搏，敌人不支，开始溃退下去。攻城部队乘机打开城门，主力部队立即涌进城内，追歼残敌。战至下午6 时20分，红7军胜利占领榕江城。
　　榕江之战，红7 军缴获两门大炮、600 多支步枪、10 多万发子弹、一座无线电台和其他大量军事物资。黔军伤亡惨重，被歼500多人。红7 军也伤亡200 多人，连长杨光在与敌白刃战中牺牲，特务连长李天佑也负了伤。
　　5 月1 日上午10 时，军政治部召开的椿江军民纪念“五一”节大会开始了，到会群众有1万多人。会上，宣传了“五一”节的重大意义，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宣传了工农红军的宗旨和任务、纪律。群众齐声称赞“红军真是穷人的队伍。”直到下午1时，与会群众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攻占榕江的胜利，对部队情绪鼓舞甚大。部队在榕江驻了3 天，进行休息整顿，补充了不少新战士，筹得10多万元的款。这一胜利，不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红7 军军用物资、经费上的困难，也使部队在战斗中得到了很多锻炼。
　　新中国成立之后，张云逸回顾红7 军这段历史时是这样说的：“在当时敌人主力侵犯右江根据地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红7军主力拉出去，向贵州一带发展新的游击区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留下一个纵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也是必要的。”“这一时期，红7军不论在政治、军事、宣传与发动群众等工作上，都经受了很大的锻炼与提高，逐渐地成长为一支既能打仗又能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民的军队。”
　　1930 年5月上旬，张云逸和李明瑞等认为，桂黔边境游击作战的目的基本达到，也考虑到榕江乃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供应点，绝不会轻易让给别人，我军久驻榕江不是良策，决定迅速撤出榕江，回师右江地区。
　　当红7 军带着大炮、电台及许多军用物资返至广西边境的福禄镇时，王家烈率领部队跟踪而来。他派人送信给红7军说，“这些东西贵省甚多，敝省甚缺，请把火炮、电台等归还，免伤和气”。红7军一时担心黔军为此与我决战，乃将计就计，答应次日归还大炮、电台。在黔军代表返回后，张云逸命令部队连夜过河，并把带不走的大炮等笨重物资沉入河中。拂晓，红7军已全部渡到南岸。当王家烈部队赶到河边时，红军已走远，黔军无渡河船只，只好望河兴叹。
　　红7 军渡河后，即经宜北向思恩挺进。在那里击溃桂军主力的攻击，而后向河池进发。在河池与分别半年的邓小平政委相会。邓小平4月初由左江回到东兰，即与韦拔群、雷经天在东兰、凤山进行土改试点。5 月初率领卫士班去贵州寻找红7军主力，得知河池到了许多打红旗的部队，判断即为红7 军，果然与第1、第2纵队在河池会合。在那里休息两天，邓小平向红7军领导同志扼要讲了中央的指示精神，然后即与张云逸等率领部队经金洞、安娄返回东兰地区。  

张云逸与百色起义 4

红一方面军 2009-12-19 14:55:33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回师百色
　　1930 年5 月中旬，在东兰武篆区魁星楼，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红7 军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的首要议程是邓小平汇报他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的情况，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和3 月2 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红7军前委的指示》。“指示”总结了红7军前一阶段工作的优缺点，指明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7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指示”还批准红7军前委名单，指定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七人组成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政委，张云逸为军长。“指示”为红7军指明了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等任务，但其中也充满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精神，如提出攻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以及一些“左”的政策措施等等。与会人员对中央指示进行了讨论后，即转入下一步红7军工作任务与行动问题的研究。
　　为了顺利讨论今后红7军的任务和行动方向，军首长要韦拔群先向与会人员报告了右江地区的敌情：“李宗仁主力部队四、五月已由右江撤走，拉到广西北部，进到湖南，参加军阀大战，去打蒋介石了；右江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百色只有桂系警卫第40团岑建英部400 多人和税警民团300 多人，右江沿岸其他各县执行守备任务的，都是收编的杂牌部队。”
　　邓小平拾头望望张云逸，看来是示意让他发言。虽然，李明瑞名义上是红7 军、红8军总指挥，但是，邓小平清楚，有关部队行动和作战的决策性意见，主要仍由张云逸提出和决定。从计划攻打南宁开始，使红7军、红8军遭受比较严重的挫折以后，李明瑞发言谨慎多了，一般也不愿先拿出自己的看法。
　　张云逸谦虚地转向李明瑞：“总指挥，请你先说说吧！看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张军长还是你先说，我真还没有考虑出什么主意。你提出个方案后，我们再一起议论议论，做出一个好的决策来。”李明瑞轻声地说。
　　“好，我听总指挥的。根据目前敌人在右江兵力薄弱、我军士气旺盛、武器弹药也在榕江战斗中得到相当补充的情况，我主张红7军要抓紧时间做好准备，迅速进攻百色，解放右江沿岸各县。具体作战部署，可另行研究。如果百色守敌力量不强，我认为应集中力量，先去攻打百色，然后视情况收复右江沿岸各县。”
　　李明瑞表示完全同意：“这个行动方案好，先打下百色，其他各县的杂牌部队，很可能就望风而逃了。”
　　邓小平说：“定下来，我们就先攻打百色城，显示一下我们红7军的威力，打仗一般是先打分散之弱敌，这次我们破个例，先打右江之强敌。作战的具体部署，请司令部尽快研究，报我们批准，争取6月初开始行动。”对于邓小平果断、干脆做出决策的习惯，张云逸十分欣赏，进一步提醒与会者说：“按小平同志指示办，还有两周时间，各部队领导回去后，要抓紧进行战前的准备工作。”
　　6 月初，张云逸与李明瑞率领红7 军第1、第2 纵两个纵队向百色开进。
　　部队出发的那天早上，阴云密布，雷声隆隆，不久就狂风大作，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战士们冒着狂风大雨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行进。
　　张云逸扛着一颗迫击炮弹，和战士们一起在山路上走着，身上未穿雨衣，头上只戴一顶半旧的军帽，浑身已经湿透了。
　　“军长，炮弹快给我扛吧！”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战士、干部向张云逸提出要求了。可是，他执意不让。“走吧！同志们，扛一颗炮弹算不了什么。”
　　在一个山腰中间小息时，好些个战士又围上来要抢拿张云逸扛的那颗炮弹。张云逸用脚紧紧踩住炮弹，站起身来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好意我理解，也很感谢。可是你们的负担也很重啊！这颗炮弹等我到百色后，一定给你们去狠狠打击敌人。”
　　雨过天晴，部队翻过几座大山，加快前进的步伐，快要到百色城了。张云逸和李明瑞按照预定部署，指挥部队分三路开进，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把百色城紧紧包围起来，切断敌人的退路，随之开始攻城战斗。
　　6 月8 日，张云逸一声令下，攻城开始了。
　　顿时，山炮、迫击炮、机枪、步枪齐向敌人的阵地射去。红7 军战士们在火力掩护下向敌人猛烈冲杀过去。第1纵队由东面和东南方向同时攻击敌人，守敌税警团不堪一击，狼狈逃往城内，观音堂一带迅速为我军占领；与此同时，第2纵队由东北方向进攻敌人，很快把敌人城外的据点占领了。在第2 纵队第1营继续攻击前进时，蛇岭西山上敌军一个大碉堡射出密集的火舌，前进道路被封锁了。这是一座居高临下的核心守备工事，可以俯瞰与控制百色城内及附近的几个山头，不把这个核心工事打掉，就难以攻下山城百色。
　　敌军团长岑建英的城外指挥部正是设在这里。由于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并不时向这里增调兵力，核心工事及其周围人多弹足，我军虽多次猛攻，直到第二天下午仍未奏效，碉堡里的敌人，仍疯狂向我军射击。如果天黑前不攻下大碉堡，敌人可在夜里加修工事，进一步部署兵力，我军再去发动攻击就更加困难了。
　　在这十分关键的时刻，张云逸来到作战现场，对指战员们说：“一定要在夜暗之前拿下这个大碉堡，扫清我们进入百色城的外围工事，打掉这个大障碍。”
　　随后，张云逸由敌人碉堡的一侧爬上蛇岭，仔细进行观察，与随行的几个人进行了一番商谈，就在现场召开了军事会议，命令部队：第一、第2纵队第2 营到第一线参加攻打大碉堡作战；第二，在敌人大碉堡200多米的死角处隐蔽进入一个排，准备适时发起攻击；第三，把一门山炮秘密移至距敌人500米左右的一个山头上，实行抵近的水平射击。
　　第2营营长冯达飞，按照张云逸的命令，立即行动起来。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沿着陡峭的山坡把大炮搬到了山头。攻击部队也悄悄地跃进到埋伏地点，不到一个半小时，准备工作顺利完成。
　　张云逸、李明瑞走到山炮前做发射前的最后检查。李明瑞俯下身子测定距离，核对了瞄准器，下达开炮的命令。一声巨响，只见敌碉堡上出现一个火团，烟雾升入空中，碉堡张开了一个大口子，紧接着又是两发炮弹打去，残存的几个敌人跃出碉堡，向山后逃去，我埋伏人员冲进碉堡时，10多具敌尸横七竖八地躺在里边。 
　　攻城的障碍打掉了，城里的守敌犹作困兽斗。红7军指战员同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残敌在红军的勇猛拼杀下，终于纷纷退缩下去，一部分逃过河去，一部分做了俘虏。岑建英在大碉堡打掉时，即乔装老百姓，坐了小船，只身溜走，向恩阳逃命去了。
　　收复百色之战，红7 军歼敌600 多人，缴获迫击炮二门、枪500 多支、子弹4万多发，其他军用物资也缴获不少。我军亦有些伤亡，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罗少彦受伤。
　　6 月10日，百色城里红旗如林，市民群众热烈庆祝收复百色的胜利，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果然不出所料，思林、奉议、恩隆、向都、恩阳等各县的守敌，在红7军的巨大声威震撼下，犹如丧家之犬，红军还未到达， 就迅即遁去。右江地区很快重新得到解放。
　　在收复百色和右江地区之后，准备整训部队的时候，红7 军又紧接着与滇军打了一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0 年6月，第二次蒋桂战争爆发，桂系主力部队大多由李宗仁、自崇禧、黄绍位亲自率领到湖南，协同粤军张发奎、湘军唐生明部和北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去了。到了7月初，在中原战局变得对蒋介石比较有利的时候，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命令云南滇军龙云，取道龙州、百色，沿左、右两江进攻南宁。蒋介石的目的是，在桂系军队北上之际，让滇军抄打桂军的后方，牵制桂军的讨蒋行动，同时也可打击右江地区的红色政权。此乃蒋介石一石二鸟的毒计。
　　7 月上旬，龙云派卢汉为总指挥、张冲为前线指挥的3 个师，2 万人左右，由滇桂边界的旧州进入广西，抵达百色地区时被我军拦住。卢汉派出两个代表与红7 军谈判。向红7军提出三个条件：第一，让滇军通过百色地区；第二，接济滇军的粮草与装备也要准予通过；第三，红军退出右江右岸，让其驻兵。如果不答允他们的条件，就要以武力相见。在谈判尚未结束时，滇军即已逼近百色，摆出一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架势。张云逸等红7军领导人研究了滇军提出的要求和条件，认为滇军要去南宁攻打桂系老巢，此乃军阀之间的互相残杀，与我军无损，因此可以同意让其军队通过和补助部分军用物资，但右江是我军根据地，滇军不能居住下来。可是滇军坚持要我军答应他们的全部要求，否则就要强行通过百色等地。
　　张云逸等再次做了研究，决定：一是让其通过百色和右江沿岸地区，我军可以暂时离开百色；二是要在政治上、军事上给滇军以打击，在滇军大队人马过去之后，我军伏击其后尾部队，收缴其一部分辎重，让其知道红7军不是好惹的。要红7 军谈判代表向滇军代表只转达第一条决定。
　　随后，张云逸等率领红7 军第1、2纵队由百色转移到果化、思林一带公路两旁的高山上，重点是埋伏在果化鹧鸪坳山区。那里形势险要，居高临下，有一夫拦守、万夫莫敌之势，红7军战士静悄悄地埋伏、等候在那里。滇军也一路经过百色向东开来。在滇军大队人马已渡过右江向南宁前进时，红7军埋伏了好几天的部队一齐向滇军后尾部队开火，并迅即冲下山来，敌人遗弃在公路上的辎重、弹药、烟土、被装等物资迅速被红军缴获。滇军也立即离开公路，退聚在山脚下，开始组织反击，向我阵地展开攻击，战斗异常激烈。这一仗打了两天两夜，滇军伤亡600多人，红军也伤亡400多人。滇军急于向南宁进军，不敢恋战，红军也没有进行追击。张云逸在建国以后回顾说，当时针对滇军欺人大甚的情况，打他一下后尾，使他正视红军，当然有一些好处。但是，若把眼光放远一点，不去打他，忍耐一下，让他们与李、白互相残杀（当时南宁没有打下），可能对我们则更为有利。因为如果李、白打胜卢汉、张冲，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此时我们再去截击滇军溃败的人马，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滇军打下南宁，外省军阀统治广西，则更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
　　“那时我们也认识到军阀之间的争斗对于革命力量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遇到什么事情时，总有点沉不住气，考虑就不那么周密。在贵州撤出时，那几门搬不动的火炮，可以不丢到河里，留给黔军去与湘军斗嘛！打滇军后尾部队，也有这个问题。这说明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不高，对如何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还缺少实际的经验，因此有些问题处理得就不是很适当。”张云逸30年以后对来访者这样说。
　　百色、果化两次作战，红7 军第1、2纵队取得很大胜利，当然也有相当伤亡，受到一些创伤。张云逸和李明瑞决定在右江地区一时没有敌人重兵的时机，把部队拉到平马进行整训。在整训部队的同时，还在平马举办了一期为时3个月的教导队，对排、连干部进一步予以培养教育。该期教导队参加者达100 多人。邓小平和张云逸等亲自为教导队上课。8 月问，红7军军部， 把右江赤卫队改编成第4 纵队，由黄治峰任纵队长，罗少彦任政治部主任。
　　经过整训，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都有了新的提高。
　　与此同时，红7军前委、右江特委在邓小平的统一领导下，也加紧进行土地革命，颁发了《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广泛开展对反动残余势力的进攻，大力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广大贫苦青年农民积极参加红军。此时的红7军发展到1 万多人，赤卫军也有数千人，兵强马壮，红7 军为迎接新的斗争任务做了充分的准备。
　　开始北上
　　1930 年5 月后，由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展开中原大战，红7军同中央苏区等地的红军一样，打了一些胜仗，党内由此产生了骄傲情绪。6 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条错误路线要求立即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并制定了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武汉、长沙、南昌、九江等大城市，幻想在很短时间内实现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
　　9 月30 日，中央代表邓岗（即邓拔奇）来到右江。10 月2 日，红7 军前委在平马召开会议。邓岗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6 月11日的决议案和中央给予红7 军的任务：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北上增援，保证全国红军夺取武汉，然后红7军南下夺取广州，以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红7军前委领导人对中央的指示，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以前委书记、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为代表，认为红7军不过万人，力量不强，根据地也不很巩固，不赞成现在去攻打大城市，而主张先进一步扩大红军力量、巩固根据地；第二种意见以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为代表，根本反对中央交给的任务，主张固守右江；第三种意见以中央代表邓岗和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为代表，认为右江地瘠民穷，发展前途不大，坚决主张按中央指示办，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并一再扬言：“谁不执行中央交与的任务，谁就是反对中央。”会场气氛一时有点紧张，邓小平宣布先休息一下再议。
　　在休息过程中，张云逸个别与邓小平进行交谈：“小平同志，邓岗是代表中央来传达指示的，此事不大好办啊！邓岗与陈、龚等人，我看有借口执行中央决定和指示不让你当政委的架势，如果我们坚持下去，可能引起分裂局面，为了照顾大局，是不是不去同他们展开争论，先按中央指示去办，待路子走不通时，再设法予以改变。”
　　邓小平沉思了一下，表示同意，认为从全局考虑，这样可避免红7军的分裂，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可能小一些。 
　　会议继续进行。邓小平说：“我们有些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先执行中央的指示，有什么问题以后适时解决吧！下一步讨论红7军的准备工作与行动安排问题。”
　　雷经天站起来说：“我反对红7 军北上去攻打柳州、桂林，我认为那样做会给红7 军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邓岗、陈豪人、龚鹤村立即表态说：“雷经天公然反对中央指示，在组织上不能允许他再担任右江特委书记，建议立即免除，由陈洪涛同志担任特委书记和右江工农苏维埃政府主席。”由于邓岗的把持，这个提议在会上被多数人通过了。
　　这次前委会议还决定，把红7 军的4 个纵队改编为3 个师，即第19、20、21师，第一步北上河池集中，到河池后举行阅兵典礼，并召开全体党员大会， 进行完成北上任务的动员，宣布新的编制。会后，由韦拔群率领第21师返回右江地区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张云逸在会议快要结束时说：“考虑到红7军干部战士大多为右江地区的农民，乡土观念一下子难以消除，在进到河池深入动员以前，可不向广大士兵与基层干部宣布北上的决定，现在只说去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接着，红7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在乎马又联合召开扩大会议，各县县委书记、县工农政府主席、部队营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主要是在这些领导干部中进行北上执行新的作战任务的动员。张云逸和邓小平就加强赤卫军、抓紧秋收、整顿党的组织等各方面工作做了具体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会上改选了右江特委，以陈洪涛为书记，韦拔群、黄明春、陆浩江、李绍础等为委员。
　　10 月4 日，红7 军的各个纵队分别从平马、田州、东兰等地向河池集结。
　　那天早上，驻平马附近的部队在镇北大草坪上集合，平马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居民，也由四面八方来到大草坪，欢送自己的子弟兵，群众有的送鞋子，有的送水果，还有的把一、二块大洋硬塞到战士的手中，勉励战士们为人民杀敌立功。
　　张云逸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的离开只是暂时的，现在我们去执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去打击敌人，我们日后一定还会回来的。
　　“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劳苦大众害苦了，只有消灭他们，方可过上好日子。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他最后高举拳头，高声说道：“工农同志们！党政工作同志们！红军暂时离开以后，你们将会面临更为艰难、紧张的斗争局面，希望你们永远听共产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继续为保卫右江根据地、夺取新的胜利而斗争”！
　　欢送大会结束后，红7 军指战员在洪亮的军号声中向河池进发。
　　张云逸等率领军部人员于10 月6 日离开平马，前往河池。
　　部队经过南丹时，军部得知红8 军有一支部队在贵州边界黄草坝一带行动。张云逸到达河池后，让第1 纵队第1营营长何莽、指导员黄一平率部前往迎接。何、黄在南丹附近与袁振武率领的红8 军第1 纵队400 多人相会，便一同开往河池。随后，这400 多人就编入红7 军的序列。
　　10 月下旬，红7 军到达河池后，决定召开红7 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加强和巩固部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各项措施。
　　11 月初，在河池举行的红7 军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以下决议：（1）执行中央命令，部队去打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2）红7军整编为第19、20、21 个师，分别由龚鹤村（兼）、李谦、韦拔群任师长；（3）改选中共红7军前委，陈豪人为书记，邓岗、邓小平、张云逸、龚鹤村、李谦、黄一平、许卓、袁任远、李绍康（战士）、胡××（战士）为委员。前委在中央代表邓岗领导下工作；（4）开除雷经天的党籍。
　　邓岗和陈豪人、龚鹤村联成一气，强加到雷经天头上的罪名是，对政权工作搞得不深入；不愿把赤卫军集中到红军去；反对执行中央的指示等等。
　　当时不许雷经天到会诉。此后，即不让他参加任何领导工作，只随政治部行动，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信念一直没有任何动摇。
　　李明瑞作为部队首长应邀列席了党代会，也没有被选为前委委员。会中有人提出前委候选人为什么没有李总指挥？陈豪人说，他是候补党员，没有被选举权。
　　前委认为，韦拔群、陈洪涛是本地人，群众基础好，坚持根据地斗争比较合适。所以决定留韦拔群、陈洪涛（未参加党代会）在右江地区，并给一个师的番号，由他们在右江组织部队，原第3纵队部队编到第19、20 师，参加北上。韦拔群从大局出发，愉快地服从了前委的决定。
　　11 月5 日，红7 军开始整编部队。7日，全体官兵集合在河池西南边的三里亭前大草坪上，举行全军阅兵式，也是整编大会。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李明瑞总指挥等和中央代表邓岗出席了大会，附近数千名群众也参加了大会。邓、张、李三人在大会上都发表了讲话。会场上红旗招展，群情振奋。“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在举行授旗仪式后，张云逸等骑马检阅了部队。
　　鉴于红7 军的许多干部战士在动员北上以后，一时思想上产生了动荡，韦拔群也在整编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全国处处是我们革命者的家乡，劳动人民都是我们的亲人。现在你们暂时离开家乡，将来还会胜利地返回家乡来。”他要求部队“在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领导下，像创建右江根据地那样不畏艰险，不怕困难，英勇战斗，战胜敌人。我们留下的同志，一定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用战斗欢迎大家凯旋归来。”
　　韦拔群把原第3 纵队的好枪和体格健壮的战士交给了北上的主力部队， 只留下百余人编成一个特务连。
　　当天晚上，韦拔群带这个连队返回右江根据地。张云逸特地为他送行。
　　两个人边走边谈，从右江农民运动、百色起义谈到全国革命斗争、右江今后的艰苦斗争。张云逸说：“主力部队走后，右江斗争任务必然更艰苦、更困难、更残酷，但军阀之间矛盾很多，右江群众觉悟很高，只要我们善于使用干部，搞好内部团结，政策正确，革命力量仍会不断发展壮大，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的。”
　　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走了20多里，可是要说的话还很多。韦拔群说：“军长，这一段路，恐怕你已走累了，请你最后再对我提点批评意见，就上马回去吧！”
　　“拔群同志，我们虽然相处不长，看得出你是各方面都很好的同志，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光明磊落，不怕困难，党性很强，优点一下子是说不完的。但是，我感到你似乎有一个弱点，就是有些重私人感情，这一点要认真注意呀！我们干革命，要依靠党，依靠真诚革命的、有觉悟水平的同志。要知道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私交是靠不住的。”
　　韦拔群紧紧握住张云逸的手：“军长，你讲得对！今后我一定好好克服，认真纠正这一缺点。”
　　韦拔群抬眼一看，张云逸身后只有两个警卫人员：“此地已是游击区，这样走我不放心，我送你一程。”于是他又带了一些人回送十多里路，两个人才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想不到这一别，却成了两位战友的诀别。韦拔群在1932年10 月19 日于东兰县被叛徒杀害，时年38 岁。
　　11 月10 日，红7 军军部率第19 师、20 师1万人左右，从河池出发，开始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第二天占领怀远。在怀远没收了不少地主的粮食，筹措了一批费用之后，向庆远前进。原想经庆远去攻打柳州，由于庆远守敌已有戒备，就改道向天河县前进，计划由天河攻打罗城。14 日，部队在罗城附近的四把与桂军遭遇，激战两天，敌援兵赶到，红军遂撤出战斗。四把一战，红7 军损失300多人。然后，连夜绕过敌人的据点，迂回到天河县境，转上龙岸到达三防，稍作休整，经六甲抵达融县的长安镇，决定攻克长安后出击柳州。
　　攻打长安的战斗打了四天三夜，未能攻克。原因是敌人有4个团的主力部队守城，兵力相当强；我们虽有大炮，但攻坚作战缺少经验，红军脱离根据地，没有后方支援，伤员都要自己来抬，给养也困难。但最主要的是由于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对立三路线攻打城市的错误还认识不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委并没有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在部队渡过福禄河到达福禄镇（今富禄镇）以后，前委开会，决定绕道古宜去打桂林和柳州。
　　攻打桂林前，先派第55 团政委黄一平到桂林秘密了解情况。由于去桂林的山路很不好走，且得悉原在柳州的桂军已到桂林作了防守的准备，红7军便离开古宜，进入湖南边界，经绥宁去打武岗，目的是解决部队的军粮和被服等问题。计划在打下武岗后，在湘、桂、黔三省交界地区进行必要的休整。
　　武岗的城墙很高，比较坚固，过去曾是曾国藩办团练的地方，历史上有“铁打武岗城”之称。守城的湖南民团又有防守作战经验，经过一场激烈战斗，难有进展。又连攻几天，湘军何键率几个团赶来增援，并派来飞机助战，红军被围于城下，处境十分不利，便连夜紧急突围，过河时浮桥截断，人员伤亡较大。第55团团长何莽在突围时牺牲。在这次作战中部队损失500 多人。
　　部队撤出武岗向新宁方向前进，走了三天，已十分疲劳，亟需休息，因警惕性不高，又被敌人特务引入敌之包围圈。发觉之后，便连夜突围，敌军跟踪追击，部队急行军摆脱敌人，进入东安县境。原想在零陵东渡湘江，进入湘南，因零陵有敌军严密防守，难以通过，前委决定回师广西，攻打全州。
　　经过一天多的急行军，部队于1931 年1 月1 日进入全州县境，驻在会龙铺、千户所、松山等村镇。1 月2日攻全州城，该城守敌不多，没有多少防备，故一击即溃，红7 军顺利进驻全州，得到了休整的机会。  

张云逸与百色起义 5

红一方面军 2009-12-19 14:57:07 阅读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横渡武水
　　红7军在桂、黔、湘近两个月的艰苦转战，没能打下一座城市，部队却减员三分之一以上。指战员们开始怀疑这样到处攻打城市的行动对不对。士兵的情绪不好，逃兵也多了起来。张云逸、邓小平等早已认识到让红7军这样一支部队攻打桂林、柳州等城市，是不正确的，只能给部队带来巨大的危害。现在看到部队这个情况，听到部队指战员的呼声，决心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在他们的建议和坚持下，陈豪人与邓岗只得同意在全州开一次前委会议，研究一下今后红7军的行动问题。
　　邓小平在会上说：“两个月的转战，部队由万人左右减员到不足4000人，再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多久，就把部队损失殆尽了。现在，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沉痛教训，柳州、桂林不能再去打了，如果那样，我们将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成为历史的罪人。”
　　张云逸说：“我完全赞同小平同志的看法，现在是冬季，部队衣食困难，北有湘军盯住我们，南方桂军严阵以待，两个月来部队已遭到巨大损失，如再去攻打柳州、桂林，等于是自投死路，该回过头来另想办法了。” 
　　邓岗、陈豪人、龚鹤村三人沉默了一阵，拿不出什么主张，但似乎又不甘心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在会议之后，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岗对与会者咕哝了一句。
　　“执行中央的指示没有错，桂林、柳州暂时不去打，以后我们还是要去打的。我们下一步行动目标是哪里？我看还是到江西去，与朱德、毛泽东的红军会师。”陈豪人有气无力地说。
　　邓岗乃广西怀集人，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度任广西特委书记。
　　1931 年1 月化装成商人离开红7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途中，被留在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后又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被国民党逮捕，牺牲时年仅28 岁。
　　陈豪人，福州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福州地委书记。1929年夏天被派往南宁，在俞作柏的广西省政府中任机要秘书，从事兵运工作，参与领导百色起义。1931 年1 月也乔扮商人离开红7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940 年在福建崇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33 岁。
　　邓岗、陈豪人在红7军的工作上有过错误，从他们一生来说，仍是有功于党的事业的革命的一生，且最终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危害的立三路线，实际上在1930 年9 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已被纠正了，不过当时交通阻塞，红7军领导根本不知道这一情况。全州会议之后，立三路线对红7军失去了指导作用，部队指挥大权又重新回到邓小平、张云逸和李明瑞的手中。
　　在全州休息三天，红7 军筹了几万元经费，给全体官兵发了点零用钱。
　　原打算添置被服，因桂军正在向全州压来，被服未能做成，便在1931 年1月4 日离开全州。红7军决定向东南越过桂湘边界，往湘西南的道州开进。
　　前委在道州开了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全州会议的决定，以教育群众，并鼓舞部队情绪。此时，部队向商人筹款，商人狡猾地假意热情应承，却同时向湖南军阀通风报信，刚驻了两天，便得知湘军从三个方向朝道州袭来。
　　张云逸命令部队拂晓前离开道州，向南面的江华前进。此时适值隆冬季节，北风呼啸，天气很冷，有些战士还穿着单衣、草鞋，一天中竟有多名战士被严寒夺去了生命。山炮连也在半路停下没能赶上来。
　　部队到达江华，已疲惫得很，军部决定以战备姿态休息两天。城里的官僚与商人跑光了，为了解决被服这个迫切问题，前委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休息几天，接收敌人的仓库，没收反动官僚的财产，征用大商户的部分布疋、棉胎，购买一些衣物。由于时间紧急，来不及把棉花布正做成衣服，也顾不得衣着的颜色了。部队领到这些东西总可以御寒了。第三天，敌人打来，部队边走边撤，担任警戒的一个连未及跟上部队。
　　部队翻越过湘桂粤三省交界的老苗山，又返回广西贺县的桂岭圩。桂岭圩的一些青年自动参加了红7 军。
　　从离开右江根据地以来，部队经过艰苦行军和多次大小战斗，到桂岭圩时只剩下3500人左右。前委决定在桂岭圩休整几天，并将部队缩编为两个团，干部也降级使用。缩编后的第55 团，团长龚鹤村，第1营营长章健、政委袁任远，第2 营营长张翼，政委陈漫远；第58 团，团长李明瑞（兼），副团长兼第1 营营长李谦、政委麦农本，第2营营长李显、政委黎心诚。部队缩编后，经过教育与鼓动宣传，又得到休整和补充，士气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
　　红7 军在桂岭圩休整5 天后，即出英杨关，绕道东坡，到广东连县的星子，随即攻下连县城。部队在连县城驻下的第7 天，广东军阀纠集8个团来袭，部队与敌激战两天，终因寡不敌众，回到星子，然后由那里东进到乐昌县的梅花村。
　　到达梅花村时已是1931 年2 月上旬。中共乐昌县委宣传部长谷子元前来与红7军联系，带来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紧急通告等文件。邓小平、张云逸看了这些文件，方知去年9 月，即他们在河池之时，党中央就已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结束了立三路线，而红7 军却在这几个月内转战数千里，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力量。令人十分遗憾。
　　红7 军在梅花村住下没几天，2 月3日，得悉粤军有一个团从星子方向追来。前委认为，一个团来攻，乃是歼灭敌人的良机。可是战斗打响后，发现敌人有三、四个团，其中两个团是由乐昌方向来的。敌情搞错，导致战斗的失利。打了5个多小时的恶仗，歼敌1000 多人。红7 军也损失700 多人， 原师长、新编第58 团团长李谦，原团长、新编第55 团第1营营长章健等优秀干部于战斗中英勇牺牲。龚鹤村、袁振武、李显等负伤。营、连干部伤亡三分之一以上。
　　张云逸对于梅花村一仗记忆深刻。他在全国解放后一次谈话中回忆说：
　　“这一仗，我们损失很大，特别是干部的伤亡大。李谦同志牺牲前，他的警卫员向我报告说，‘李师长要见张军长’，我立即到他那里去，只见一个同志背他迎面走过来，我赶上去与他握手，慰向负伤的情况。他向我告别说，‘我不行了，你们继续前进吧！我不能同军长一起走了，你要保重、保重’。
　　说完这句话就断气了。李谦同志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位有力的助手。当即埋葬于梅花村山地。”
　　梅花村一战，红7 军损失严重，前委决定放弃在粤北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出乐昌向江西前进。
　　2 月5 日中午，张云逸等率领红7军从梅花村到达杨溪渡口，准备由这里横渡武水（即乐昌河），然后前往江西，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会合。
　　渡口河宽浪急水又深，可供部队渡河的工具只有两条破旧的小船。每次只能乘几十个人，往返要十多分钟。半天多时间，才渡过第55 团和第58团一部分指战员。邓小平、李明瑞随第55团渡过河去。在太阳快要落山时，敌人由乐昌、韶关两处用汽车运来大批部队，阻止我军过河，并向我过了河的部队展开攻击。我军指战员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掩护部队继续过河。最后，敌人占领了河对岸，已渡河的部队被迫向北转移。红7军被截为两个部分。
　　敌人由河对岸向河西我军开枪开炮猛打，我军未渡河的多是非战斗人员，面对这突然情况，大家茫然不知所措。此时，一个同志高声叫道：军长来了。张云逸原来是乘敌人开始封锁渡口时去另行探寻渡河路径的。他跳下战马，与经理处长叶季壮等负责同志商量了一下，便站到一个高地上说：“同志们！现在我们过不了河，暂时后退几十里休息。敌人再凶恶也不可能阻挡我们前进。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渡过武水，到中央红军那里去..”
　　大家深信，跟着张军长就能走到中央红军那里去。天渐渐黑下来了，部队沿着婉蜒曲折的山路行进，走了三、四十里，在一座高山附近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不大的山村，有不少战士累得连饭也未吃就躺下休息，在山坡上打起呼噜来。张云逸顾不上休息，组织共产党员和一些干部在山坡周围站岗放哨，以防止敌人跟踪追来和当地地主恶霸的袭击。
　　第二天早上，部队集合起来后，张云逸走到队前，大声讲道：“我们未过河的只有三个战斗连队，大部分是后勤机关人员，还有伤病员，为了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第一要把机关人员组织起来，第二，要轻装前进。”他按照事先的考虑，将机关人员编成战斗连队，宣布了干部名单，提出了轻装的具体要求。
　　接着，张云逸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敌人消灭，二是战胜敌人，杀出一条血路，去找中央红军。大家说该走哪条路啊！”
　　六、七百个人齐声回答：“冲出去，找中央红军去！”
　　张云逸说：“对！这是唯一的正确出路！现在我们三个战斗连，当然力量不足，所以要把机关人员也组织和武装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战斗集体。
　　我希望并要求每个党员、每一个指战员，坚决用实际行动告诉敌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不垮拖不烂的，是真正铁打的队伍。”
　　部队离开了小山村，几天之后，六个连队到达乐昌河上游的坪石一带。
　　张云逸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商定在这里渡河。他让人化装成商人去坪石镇雇了几只船，谎称在乐昌城买了一些粮食要船主连夜起运。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天空漆黑。因为路滑，许多同志摔了跤，弄得满身污泥，张云逸也摔了好几跤。大家都盼望着这次偷渡能够成功。此时随部队行动的还有20多个小孩，原想把他们留下来，由当地党组织安排照顾。可是，他们不愿离队，又偷偷地追上了部队。
　　正在这时，发现有几只为我们“雇”的船开来了。张云逸亲自向船老板做工作，让他们载红军过河。由于河道狭窄，临时决定把几只船首尾相连，搭成一个舟桥，队伍过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兴国会师
　　张云逸率领第58 团渡过武水以后，便向湘赣边区前进，并立即派人寻找第55 团，一时却没有找到。
　　2 月15 日，第58 团到达湖南酃县黄泥潭。这里属于湘赣边区根据地范围。群众听到红7军开来的消息，奔走相告，情绪异常高涨，纷纷拿着食品和用品赶来慰问。指战员们为群众担水、扫院子，帮助群众生产劳动，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
　　红7 军第58团到黄泥潭不几天，民团头目胡凤璋就带着一团地主武装向黄泥潭扑来。接到情报的当天晚上，张云逸军长召开大会进行战斗动员。他说：
　　“反动派是人民的死敌，不愿让劳动人民得到自由和解放，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觉悟很高，汝城匪首胡凤璋的反动武装很快要来进攻，我们一定要坚决保卫根据地，保卫这里的人民群众，狠狠地教训这些反动派。” 
　　第二天早上，张云逸率领第58团指战员，在酃县赤卫队和当地群众的配合支援下，迎头痛击来犯的敌人。他指挥部队隐蔽于半山腰中，当敌人走进山沟、准备停下做饭时，张云逸一声喊打，枪声响成一片，战士们随即如猛虎下山般冲了下去。在我军猛烈冲击下，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溃不成军。
　　敌人逃到山坡下时又遭到我迂回部队的一阵猛打。在不到一个小时战斗中，歼敌100 多人，缴枪100 多支，而我军无一伤亡。这是红7军北上以来的一个光辉战例。
　　按照张云逸指示，部队把缴获的枪弹大部分送给了当地赤卫队，使赤卫队的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
　　部队在黄泥潭欢度了春节。节后向宁岗前进。2 月下旬的一天，部队在酃县水口镇宿营，湘赣边区根据地的红军独立第1 师第3团政委王震率领部队赶来接应，两支革命军队会合了。在会合时还发生一点小误会，那时红7军部队的军旗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已很破旧，颜色也不红了。王震部队见到红7军部队那很不整齐的样子，还以为是国民党的民团，攻打了一下， 但没有攻动。红7军突然遇到这么一支部队，也很惊诧，于是问他们是什么部队，并说明自己是红7 军，这样才消除了误会。
　　3 月中旬，在部队抵达茶陵县李家村游击区时，湖南军阀何键派师长陶广带两个团尾追而来。当时独立第1 师第3 团只有3 个连，红7军第58 团有6个连。两支部队研究了情况后，决定由张云逸统一指挥作战。不久，敌军赶到，并凭借兵力的优势，很快占领了两个山头，随之向我军发动攻击。
　　张云逸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命令红7 军第4 连担任警戒，特务连做预备队，其余3 个连队正面向敌人占据的山头发动进攻，命令独立第1师第3 团从左侧对敌人展开攻击。敌人拼命顽抗，我军进展极为缓慢。
　　在敌人占领的山头左侧一个村庄里，有小股敌人防守。张云逸让第4连连长曹振亚和指导员莫文骅带领战士攻下那个村庄，然后由那里迂回攻击敌人山头的阵地。张云逸从望远镜中看到第4连胜利攻占了那个村子，消灭小股敌人，并迅速从敌人后面向山头发起攻击，便立即命令正面、侧面的部队猛烈进攻。
　　敌人在我军的多面夹击下，阵脚大乱，迅速败退下来，夺路逃命。红军乘胜追击30 多里。这1 仗，歼敌400 多人，俘敌团长1名，缴获军用品无数。
　　一鼓作气，乘胜前进。张云逸指挥独立第1 师第3 团与红7 军第58 团，迅即向茶陵、攸县开进，很快占领了这两个县城；接着，他又率领第58 团向酃县进击，并占领了该县。这一系列的胜利，使红7军在湘赣边区的声威大振。
　　3 月下旬，红7 军第58 团和独立第1 师第3团到达永新城。这里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中共湘赣省委设于此处。当地党组织、政府和人民群众对部队表示热烈的欢迎，慰问活动一浪高过一浪，指战员们感到特别的高兴，情绪也非常高涨。
　　到达永新不久，即1931 年4 月上旬，蒋介石纠集20万兵力，向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张云逸按照湘赣省委的决定，任河西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指挥红7军、独立第1 师和红20 军，进攻吉安县的永阳镇。
　　按照战斗方案，红20 军为左路，从左面攻击，独立第1 师为右路，突击永阳中心区，红7 军第58 团为预备队。独立第1师打得很勇敢，很快攻入镇中心，与敌人在街道上拼杀。左路的红20 军在敌人反击下退了下来。红7军第58 团正准备反攻，后退的红20军却挡住了前进道路。这时，敌人向张云逸的指挥部打了过来，身边的警卫排与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张云逸带两个警卫员冲上山头，继续指挥战斗。与警卫排战士一起，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
　　已攻入镇内的独立第1 师两个团，与敌军展开激战，情况也很紧急。就在此时，红7 军第58 团第4连政委（后改称指导员）莫文骅带领30 多名战士从侧面攻打过去，击溃了敌人一个营，并与独立第1师部队紧密配合，打垮了镇里的敌人。向我山头警卫排猛攻的敌军，见其镇内主力已被打垮，就慌忙撤退。永阳镇遂被我军占领。
　　永阳战斗后，红7 军第58 团回到永新，继而，与第55 团在天河重新会合。红7 军第55团渡过乐昌河之后，战胜敌人的围追，到达江西省崇义。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工作。部队由李明瑞、许卓等负责领导。会师后，张云逸得了重病，随军治疗与休息，赣江以西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职务，由李明瑞接任。
　　4 月底，中共红7 军党组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判了立三路线，总结了从广西到江西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改选了前委，并恢复了雷经天的党籍。会上还宣布到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为保卫和扩大中央苏区而斗争。
　　5 月中旬，红7 军、红20 军和独立第1 师在张云逸、李明瑞的领导下， 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活捉敌人800多人、缴枪近1000 支的重大胜利。6 月初，红7军又配合兄弟部队，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遂川、莲花、袁州等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保卫和发展了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
　　1931 年6 月，红7 军接到中共中央来信，信中指示：将“红20 军编为第7 军，充实第7军的力量，以统一军事指挥”，中央决定第7军军长为李明瑞，葛跃山为政治委员，叶季壮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参谋长。信中还说：“中央复派葛跃山为前委书记，张云逸、李明瑞、葛跃山三同志为常务委员”。中央规定红7军的任务是“恢复赣西南的根据地，与一、三军团会合”。7 月，李明瑞接任红7 军军长职务。据此指示信，红7 军7月上旬开到赣县沙地。在沙地召开前委会议，研究行动计划。张云逸提出应尽快过赣江，与中央红军汇合，但许卓与李明瑞、许进、余惠、张翼等多数委员不同意，而主张到粤赣边界去打游击。叶季壮、魏伯刚等支持张云逸意见。双方争论比较激烈。
　　鉴于前委多数同志不大同意过河，张云逸建议召开红7军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张云逸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与会的营以上干部大多数赞成过河，许卓、李明瑞等仍坚持自己的主张。
　　正在此时，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从中央根据地开会回来，向红7 军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说中央欢迎红7军过河，并且已派了警卫部队在赣江东岸等待与掩护红7军过河。张云逸还请王首道在干部大会上讲了话。这样才统一了思想，决定过河。
　　7 月11 日，红7 军渡过赣江进驻良口，12 日到达赣县白露圩，13 日到兴国县城，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7 月22日，红7 军在兴国县的桥头镇与中央红军第3 军团会师。从此，红7 军归属第3 军团指挥，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
　　红7 军在1930 年11 月离开河池时，号称万人（实际兵力7000 多人）， 经过桂、黔、粤、湘、赣5省边境的艰苦转战，行程1.2 万余里，大、小百余战，在与中央红军会合时，只剩下2000多人。与中央红军会师不久，张云逸与李明瑞在瑞金北面的王田镇，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中央军委对红7军的光辉战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特授予“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
　　1931 年10 月，红7 军新上任的政委葛跃山积极推行“左”倾肃反路线，李明瑞惨遭杀害。带领一些干部在地方上执行打土豪、分田地任务的张云逸，得知这一情况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为其辩护，与“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1931 年11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张云逸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不久，被调到红军第一方面军任副参谋长兼红军总部作战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