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日本二战侵略暴行赔款，为何中国仅获34艘战舰象征性赔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6年了，除中国外，日本在二战中侵略过、甚至波及过的国家，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战争赔款，而唯独中国一家不曾得到过一分钱，中国的民间个人索赔也举步维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案是中国政府主动放弃了赔偿。这个放弃是极具争议的，不管是在二战结束后，还是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及至今天，这个放弃也绝对算得上是举世震惊。
中华民国放弃赔偿权利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是中华民国和蒋介石。蒋介石同学当时根本想不到战争索赔，他更紧要的任务是发动内战，把共产党赶尽杀绝。
可惜的是，他未能入愿，遭到惨败，逃到台湾。在逃往台湾后，他又做了一件让人厌恶的事情。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和日本人签定了《华日和平条约》，接受《旧金山和约》决议，表示代表中国放弃赔偿要求。
这是当时日本实际情况、美国促成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中国人大中华传统观念三方作用形成的。
我们先看当时的日本实际情况：日本战败后，同盟各国确实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但在赔偿如何分配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争执不休，问题久而未决，一拖就是四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国际地位的低下。当时的美国，对日本形成实际上的军事占领，美国人在怎样处置日本上制定了三大方针：1、日本非军事化;2、在保证日本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范围内进行战争赔款;3、日本在外国的资产交联合国（实际上就是美国和苏联）处理。
由于连年发动战争，那时候的日本实际上穷得连裤子都当了，而且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任何资源可开采，甚至连粮食、燃料等人民生活必需品都一无所有，得向国外购买。加之当时盟军的抑制日本政策，使日本的经济极度萧条，没有钱向国外购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迫使美国不得不每年拨出数亿美元的经费来为日本购买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因为作为日本占领国的美国有义务保证日本国民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由于日本人口多(当时近一亿人，大约为美国人口的一半)，特别是缺乏自然资源，什么都要靠进口，所以维持日本国民的最低水准生活也要很大的开支，到1950年，美国已为日本补贴了20余亿美元，已成为美国财政的一大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意识到抑制日本的政策对于美国来说是得不偿失，有必要扶持日本在经济上独立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而日本经济独立的前提就是解脱身上庞大的战争赔款包袱。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主导和游说，中国（中华民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先后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
再看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亲美的中华民国内战失败，退到台湾，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美日对立；而朝鲜战争更促使美国加快将日本建设为远东的盟友。1951年旧金山和会两岸均未参加，但在美国主导下，仍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承认和会的结果，即中华民国放弃战争赔款。至此，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在法理上已经结束了。可以说，中国再无机会获得日本战争赔款。美英在二战后都放弃对德、日战争赔款。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当即发表了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提到战争赔款一事，但确定了中国对日本宽大处理的方针。1949年菲律宾派特使访问蒋介石，商讨共同对日索取赔款之事。蒋介石却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这初步表明蒋介石有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意思。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以后，在究竟与哪个中国政府打交道问题上踌躇不定，但美国却要求日本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谈判。在美国的督促下，日本和蒋介石政府签定了“华日和平条约”。在“华日和平条约”中表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
中华民国“政府”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不应该像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赔偿权利
1972年9月26日，日本田中首相抵达北京进行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田中到达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总理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
周总理严肃强调，“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中国政府仅获得象征性赔偿
20000余台各类机器，价值不到100美元：按照传统的战争赔款方法，有现金赔款和实物赔款两种。由于日本的国库早在战争中掏空了，所以向日本索要现金根本不现实。然而日本又是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既没有石油煤炭等能源，也没有铁矿金矿等矿藏，以矿产等自然资源进行赔偿的方式也行不通。剩下的只有用机器设备等实物进行赔偿，可是日本工厂的机器大部份都在美军的战略轰炸中被炸毁，船舶也大部份被美军击沉，可以用于赔偿的实物也少得可怜。从1947年4月开始，盟军陆续从日本拆撤出40000余台机器，作为“中间赔偿”分给中国(54.1%)，美国(菲律宾的宗主国，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转交菲律宾，19.0%)，英国(缅甸、马来亚、香港的宗主国，15.4%)，荷兰(印度尼西亚的宗主国，11.5%)。苏联则自行将“满洲国”的一些机器设备拆运回苏联。不过这些机器的价值总共才值400余万美元(当时价格)，作为战争赔偿也太少了一些。然而当时的日本就象输得只剩下最后一条裤衩的赌徒，再敲也敲不出钱来。1949年5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停止这种从日本拆撤机器的中间赔偿。
34艘各类军舰交付中国：抗战结束后，盟军总部决定将日本三军装备就地彻底捣毁。日本海军方面残存的大型作战舰只如航母舰、战列舰、巡洋舰等，或被解体拆毁，或遭拖往原子弹试爆场作为靶舰。所余潜艇，不是被拖往外海凿沉，就是在船坞中以电焊烧断。剩下142艘驱逐舰、巡防舰及运输舰，盟军总部决议由对日参战的中、美、英、苏四强均分，作为日军战败象征性的赔偿。
为昭信后人，四强均分日舰典礼于1947年6月28日在东京第一大厦（即盟军总部）礼堂公开举行。典礼由美国远东海军司令葛莱芬中将主持，中国驻日代表团各单位团员均参加了典礼，前来观礼的百余来宾中，当地华侨即占出席人数的60％。典礼隆重揭幕后，由四国先抽定抽签顺位，中国抽得第二；再抽取均分舰份，中国抽得第二份军舰，含驱逐舰7艘、护航舰4艘、巡防舰13艘、扫雷艇7艘及各型运输舰3艘，合计34艘总吨位记3万5千余吨。大会主席宣告日舰遣送事宜后，典礼完成。
中国抽得的舰份，以吨位及舰况言，均较美、英、苏为佳，抽签结果可称极为满意。观礼华侨于典礼完毕后，纷纷向在场的中国海军士兵致贺，热烈空前。中国抽得的赔偿军舰概分4批，第1批8艘已集中在佐世堡军港待命启航。抽签典礼甫毕，钟汉波少校即衔命担任第1批赔偿舰队返航领队官，由东京乘火车赶赴横须贺港，翌晨由美军派专机护送钟少校到佐世堡，随即复验8舰出航准备并加油试车，于7月1日正午离开日本，航向中国。
第二批日军降舰9艘，于7月底驶抵上海，7月31日在高昌庙码头受降；第三批赔偿军舰8艘及第四批9艘，则分别于8月底10月初驶抵青岛海军基地，于8月29日及10月3日分别由中国正式接收。其中由钟少校指挥的第三批赔偿舰队，含吨位最大的“汾阳”号驱逐舰。至此，八年浴血抗战日军象征性的唯一赔偿——34艘各型战舰，终告返抵国门。
值得一提的是：镇远铁锚重归祖国
百年前中日甲午战争黄海决战一役，清朝海军失利，几至全军覆没。8000吨级主力舰镇远、靖远两舰在威海卫被日本俘获，日人为夸示其战绩，侮辱中国海军，将虏获两舰首锚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锚外并以靖远舰12英寸穿甲炮弹弹头12发围绕；弹头尖端挂以靖远舰锚链百余尺，形成一露天参观所。
锚前标有甲午海战经过，极尽侮辱中国海军之能事，荒诞不经。数十年来中国侨胞、留学生凡经上野公园环游至此，莫不痛心疾首，难过万分，其中尤以海军将士为最，每每见此场景伤心落泪，愤怒难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为血洗国耻，索回铁锚以免长期蒙羞，遂于1947年2月调派（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二厅海军少校参谋钟汉波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军事组海军首席参谋，专办索还业务。
钟少校抵日后即发现交涉的对象并非战败国日本，而是占领军最高统帅部---麦克阿瑟将军的盟军总部。事前中国驻日代表团归还赔偿组曾屡次交涉年余，但盟军总部谓此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战败投降毫无瓜葛而不予理睬。钟少校遂会同驻日中国法学专家，就战争与侵占的时效与延伸反复研究，并依类似国际判例为据汇整备齐后，于同年4月单独赴盟军总部与第二组组长普斯上校交涉，钟少校除依法理力争外，并表达中国政府在以德报怨的整体架构上，索还铁锚以洗国耻的强烈愿望。
经数次交涉后，盟军总部最后终于同意依中国意愿索还铁锚。随后，在钟少校的监督下，重达4吨的铁锚两个，每发重130公斤穿甲弹12枚及36.5米长锚链分别拆解装箱运往东京石川岛造船厂待运，上野公园内的日文碑志，则予以捣毁。同年5月1日，盟军总部与中国驻日代表在东京之浦东海码头举行接收典礼，由钟汉波少校代表签收。第一批锚链及炮弹交中国缉私舰“飞星”号于1947年5月4日运返上海；第二批舰锚两个于同年10月23日由招商局“顺隆”号商轮运返上海。各件随后均由海军总部转运青岛海军官校校园陈列。自此，甲午战役被俘的失物，重归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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