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氏硬度 屈服强度:南宋词人开拓词境的范式架构

作者：严铭
提要：本文的视角在于探讨南宋词人开拓词境的动力元素以及他们摒弃传统的生产手法。南宋词人运用登高望远、比兴寄托、选用词调等多种架构方式开辟了词学的新天地。
关键词：南宋词人；  词境 ； 动力元素 ； 范式架构
词本为“艳科”，“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徘不能自言之情”（清·张惠言《词选序》），故沈雄曾引《柳塘词话》中的一段话说诗词有不同的境界特征：
野君（徐士俊）与余论：诗如康庄九逵，车驱马骤，易为假步；词如深岩曲径，丛筱幽花，源几折而始流，桥独木而方渡，非具骚情赋骨者未易染指。（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下）
沈雄认为诗境阔而大，故能“车驱马骤”；词境狭而深，“如深岩曲径”，就像采摘“丛筱幽花”，必须经过“源几折而始流，桥独木而方渡”的途径。这种理解显然有些言过其实。就词而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不乏有革新改造的动力元素。
在李煜跨越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后，北宋时期的范仲淹、王安石为词的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他们走着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从广漠的塞外景象和边关将士久戍思乡之情、报国立功之志，到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一改晚唐五代以来柔情软调的固定轨道，使词肩负一定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词境大为开阔，乃“古今一大转移”（陈廷焯《白雨斋词》）；而苏轼则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活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进词的世界。苏轼对词作了空前开拓，写景咏物，咏史怀古，抒情言志，乃至谈禅说理，都标新立异。
词到南宋，从内质到词境都发生了新变。在词境的开拓上，南宋词人作为创作的群体，不拘于传统，敢于创造，使中国的词学事业别开生面。南宋有文官治政、崇儒重道的国策，又加之理学的兴起，士人的政治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普遍高涨。面对金瓯残缺的现实，南宋文人对词的审美功能的体认发生了很大改变，一种自发性、自觉性和战斗性意识把“小道”词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主要表现在：
一，他们在题材、结构、立意、形象、内涵诸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不再刻意追求词体入乐可歌的功能，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提高了词的品质和地位，词体的创作功能明显地从娱乐寓情向言志方面移转。南宋词人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抗金事业奋斗不息。在他们的词里，人的生存和价值比什么都重要，国和家的存在比什么都重要。异族的侵略和南宋王朝的苟和，使词人的悲天悯人、愤怒感伤不可遏制。朱敦儒的《相见欢》，李光的《水调歌头》，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张元干的《石州慢?已酉秋吴兴舟中作》《贺新郎》“曳杖危楼”，张孝祥的《水调歌头》“雪洗虏尘静”，陆游的《谢池春》“壮岁从戎”，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前韵》《满江红》《水调歌头》，陈亮的《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刘过的《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吴泳的《上西平?送陈舍人》，李曾伯的《沁园春?壬寅饯余室谕入蜀》，戴复古的《满庭芳?楚州上已万柳池应监丞领客》以及刘克庄的《贺新郎?送真州陈子华》，洪咨夔的《沁园春?寿淮东制置》，方岳的寿词《沁园春?寿赵尚书》……都体现了“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列宁语），把对自己民族的生命尊严、生存状态的深情关注同当时大的时代背景相融合，从而达到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想的交会，构成一种真善与恶丑相对的审美创造的自由空间，给后人以道德意义的激励和鼓舞。
二，其词学观更多体现出开放的体系。如辛弃疾将词作为“陶写工具”，“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水调歌头》）；陈亮“有长短句四卷，每以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适《书龙川集后》），他的“经济之怀”指的就是治国安民，经邦济世之大业；刘克庄称词是“管甚是非礼法，顿足低昂起舞”“欲托朱弦写悲壮”（《贺新郎?生日再用实之来韵》），刘辰翁认为“诗词末技，存江山以不朽，则夫大之为文章、学问、功名、节义，所以树当年而讽百世”（《小斜川记》），赞扬辛弃疾词“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都强调词应具有抒情言志功能。为适应“欲将血泪寄山河”（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的心情的传达、复仇思想的宣泄和上下开合无度、即兴无边的思考，他们将词的境界开掘得阔大深远，风格也变得慷慨悲壮，那种“骏马秋风冀北”（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的境界代表着南宋词人的审美风貌。
南宋词人开拓词境的范式架构方式大致有：
一，用登楼远眺、凭栏望断的伏设手法，营造一种天地无限、江流广阔的背景，为抒情主人公充分调度激越悲愤的情感提供诱导性的情境。如朱敦儒的《相见欢》中词人的亡国之痛和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是由“金陵城上西楼”所见引发的；岳飞的《满江红》流溢出雪靖康之耻、“收拾旧山河”的精忠报国的一腔热血和大开大合的意境，则是“凭栏处”“抬望眼，仰天长啸”的激动生成的。张元干以“曳杖危楼去”所见“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作为视觉契机，抒发满腔的悲愁和抗金的雄心壮气。《四库全书提要》称此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张孝祥的《六州歌头》由“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展开思绪，通过“追想”“念”“闻道”等启承词句写沦陷区凄惨景象和金兵之骄横，抒发了痛斥议和、复国未竟的忠愤之情。清人陈廷焯认为这首词“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白雨斋词话》）。刘克庄的《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借“北望神州”表达希望友人平定齐鲁的慷慨之愿景；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以“危楼还望”的心情，“登楼怀远，也学英雄涕”。辛弃疾词也善于以吊古伤今、登高怀远等方式营造廓大的词境。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上片写山水之势，背景廓大苍凉；下片抒壮志难酬情绪，一波三折中反复唱叹，肺腑高致，悲中见壮，伤感中寓豪放。辛弃疾的这类词还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等等。
二，用“千里”“万里”“千古”等词拓展时空，将爱国情放在广远悠长的意境上抒写。如“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朱敦儒《相见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满江红》），“长江千里，限南北、雪浪云涛无际”（李纲《喜迁莺·晋师胜淝上》），“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张元干《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张元干《贺新郎》），“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辛弃疾《水龙吟》），“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怳然惊散”（张炎《解连环·孤雁》），“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凭谁问，万里长鲸吞吐”（辛弃疾《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来”（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辛弃疾《喜迁莺》），“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王沂孙《眉抚·新月》），等等。
三，用比兴寄托的手法使词的意蕴深刻，词境深厚，“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南宋词人多以比兴寄托其襟抱情怀，“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词苑丛谈》引黄梨庄语）。如辛弃疾词《卜算子·漫兴》以古比今，《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以男女比主臣的艳情，《瑞鹤仙·赋梅》以梅比人，亦物亦我。陈亮的《小重山》“碧幕霞绡一缕红”以“梦魂飞不到，楚王宫”二句自比逐臣屈原，以“翠绡和泪暗偷封”句自比美女欲通情愫，以“无处觅征鸿”作为传信的结局，有往事成空之慨。沈祥龙《论词随笔》云：“词能寄言，则如镜中花，如水中月，有神无迹，色相俱空”说明词中用比兴寄托的不易，但南宋词人却能 “感物而发，触类条畅，各有所归”（张惠言《词选序》）。如姜夔《虞美人·赋牡丹》“西园曾为梅花醉”以唐明皇、杨贵妃在牡丹亭对酒赏花，致使渔阳鼙鼓惊破歌舞，马嵬流血，君王掩面的史实为骨，借古言今，抒发家国之感。至于《疏影》“苔枝缀玉”，清人蒋敦复说：“虽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之旨。……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芬陀利室词话》卷三）。其他的如周密的《瑶花慢》“朱钿宝玦”，借咏琼花讥讽统治者沉溺酒色，专权误国；张炎的《绮罗香·红叶》“万里飞霜”以木叶喻故国，以红叶自喻，表达眷念祖国的深情；《解连环·孤雁》“楚江空晚”将身世之感化为孤雁的形象，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上，其情感曲折隐晦清晰可见；王沂孙“最多故国之感”（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其《庆宫春·水仙花》等篇善于将咏物与言志结合，“珠圆玉润”，因而被陈廷焯尊为“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音，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白雨斋词话》）。
此外，南宋词人所喜欢选用的词调，也有利于词境的开拓。从词调与声情的关系看，王易认为“本情以寻声，因声以择调，由调以配律。就词体言：则本律而立调，由调而定声，以声而见情……盖词有刚柔二派，调亦如之；毗刚者，亢爽而俊快；毗柔者，芳悱而缠绵。赋情寓声，自当求其表里一致，不得乖反。若《雨霖铃》《尉迟杯》《还京乐》《六丑》《瑞龙吟》《大酺》《绕佛阁》《暗香》《疏影》《国香慢》等调，则沉冥凝咽，不适豪词；《六州歌头》《水调歌头》《水龙吟》《念奴娇》《贺新郎》《摸鱼儿》《满江红》《哨遍》等调，则挥洒纵横，不宜侧艳”（王易《词曲史》1996年版）。在王易所说的“毗刚者”中，南宋词人用得较多的词调就有《贺新郎》《水调歌头》《满江红》《水龙吟》《念奴娇》《摸鱼儿》6种，以辛弃疾、陈亮、刘克庄、刘辰翁等人为例，统计如下：
词调
贺新郎
满江红
水调歌头
念奴娇
水龙吟
摸鱼儿
辛弃疾
23
34
37
22
13
2
陈亮
6
4
3
2
刘克庄
43
32
11
19
17
刘辰翁
25
7
21
可见，南宋词人是根据内容来确定词调的。南宋词人倾向于选用最能反映豪气纵横、苍凉悲壮的词调，这些词调也决定着词境的开合张力，那种“纵横驰骋，大声镗鞳”“剑拔弩张之态”也就自然深至动人。
南宋词人对词境的开拓宣达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种责任感和精神，对后世文人学士的影响，无论是明清时代还是近、现代，都是激励人心的。南宋词人不被曲谱所囿而自由填词，使词真正摆脱了先前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类似散文随意挥洒、流畅自如的抒情诗体。南宋词人摒弃词的传统生产手法和表现手法，为中国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简介：严铭（19  -），男，现为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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