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逼死数名官员最大杀手：贪腐和仕途无望（图）

2010年10月24日 12:45经济观察网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鹏 张然 10月16日重阳节这天，广东韶关市武江区原区委书记邬学新跳楼身亡。据相关部门公布，邬学新自杀的原因是“与好友反目之后，遭其举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情绪极为低落，精神抑郁”。

9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童兆洪在其办公室卫生间自缢身亡，成为今年第9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此前的8月27日，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纪委执法监察室副主任戴勇坠楼身亡。两人自杀的原因都被归结为“抑郁症”。

2009年，据不完全统计，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大部分死因为自杀。

连续数起官员因抑郁症而自杀的事件引起社会对这一群体精神状态的关注。

公务员出身的徐培基，是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网的创办者。他早在2008年就主导完成了一份 《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的报告。这份未公开发表过的报告指出：34.5%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抑郁倾向。其中，重度占3.46%、中度占9.9%、轻度占21.30%。

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杭州市疾控中心主任赵国秋的门诊经验在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官员心理状态的难堪重负。赵国秋的门诊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所占比例较大。“这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很严重。”赵国秋说。

戴勇之死

戴勇身处“夹心层”，既要面对下面实际操作中的种种难题，又要面对上面领导的要求，尽量令领导满意。行走在官场，他只能谨小慎微，事事“唯上”。

原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纪委执法监察室副主任戴勇是一名副科级干部。他所在的执法监察室主要负责行政执法的监督。

8月27日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这天早晨，他如常去上班，参加了一位同事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到了午饭时间，戴勇没有回家吃饭，也没有接听家人的电话。

妻子陈建月与其子、妻弟以及两位同事一起寻找他的下落，最后，借助公安局的侦测技术确定了戴勇手机的大致位置——县医院住院部新大楼10楼。但当他的儿子及同事赶到时，戴勇已经坠楼身亡了。

戴勇之死并非事先没有征兆。

出事的前一天，戴勇对妻子说：“这个坎跨不过去了，自己消失就行了。”妻子问他，科室的人是否知道。戴勇回答“不全知道”。妻子又问“领导是否知道”，他低头含糊其辞。

戴勇所说的“坎”，指的是工作中的诸多不如意。“中央台账那一块儿的工作做得不行，涉及到很多人，领导不满意；道路巡视这一块儿也有问题，部门协调工作的领导不满意。”

戴勇把领导是否满意看得极重，头衔前的 “副”字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调入执法监察室一年零八个月，他一直全面主持工作，但领导始终未能为其在名分上“转正”。

26日这天，戴勇还向妻子提及巡视办一年10万元资金不够用，印刷简报的成本太高，开销大。

妻子陈建月当天去找了县纪委副书记李虎。她泣不成声地告诉李虎戴勇最近压力很大。之后一天半里，李虎没有找戴勇沟通。

陈建月四处奔走联络，希望戴勇的领导和同事能找他谈谈。她给一位负责财政的政府办官员的妻子发短信说：“请你家老公今天无论如何找戴勇一次，他的压力太大了。”当天下午，这位官员和戴勇进行了沟通，两家相约一起吃了顿晚饭，据陈建云回忆，当晚戴勇心情似乎不错，还哼着小调儿。

妻子的努力未能挽回戴勇的生命，他年仅45岁。

射阳县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周滔对本报记者断言：“戴勇肯定没有经济问题！也轮不到他有经济问题。”他表示戴勇只是中层干部，既不参与财务流程，也没有真正的决定权。

农家出身的戴勇，其父母现在仍住在低矮的四间平房中，屋中以碎石铺地，其间长满了绿苔。屋中几无陈设，电器只有戴勇买的一台洗衣机和他弟弟买的一台冰箱。

戴勇的压力在于，身处“夹心层”，既要面对下面实际操作中的种种难题，又要面对上面领导的要求，尽量令领导满意。行走在官场，他只能谨小慎微，事事“唯上”。

政法系统：高危之地

政法系统中公务员的心理隐患，在整个官员群体中属于高危之地。一项调查显示，政法系统人员罹患某些心理疾病的比例高于一般公务员。

9月21日自缢身亡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童兆洪，其遗书中写道：“我得抑郁症数月，实在不堪忍受，难受至极，失去信心，特别是不能工作了。”童兆洪1997年曾患抑郁症，经服药治疗，两年后渐趋稳定。今年7月，童又感不适，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二医院精神病科求治，经医生诊断，其患有抑郁症伴随焦虑，建议住院治疗，但未被童采纳。

虽然童兆洪罹患抑郁症的证据充分，但对于童之死，外界存在一种普遍的推测，认为他的“出事”与浙江高院近年来的整肃腐败风潮有关。

童兆洪今年56岁，从1994年起，在浙江高院副院长的位置上已坐了16年。他长期分管民商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位高权重。“执行工作”在法律界是被公认的重要而困难的一块，一位法院执行系统的人士直言：“判决结果只是一句，权利的实现取决于执行。”今年5月，广东省高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被一审判决无期徒刑；而2009年6月，分管执行庭的重庆高院副院长张弢被双规。两人均涉及数额巨大的“经济问题”。法院的执行系统似乎成了贪腐的重灾区。

据《财经》杂志报道，童兆洪死的前一天已被停职，浙江省纪委就童兆洪主管部门的问题，近日曾与其长谈。

童兆洪生前所执掌的浙江高院，近年来变故迭出。

2008年9月19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一份任免名单，其中数位浙江高院的法官落马。比如民一庭副庭长张泉水，他利用手中的审判权，要求当事人聘用其担任律师的妻子做法律顾问，收取法律顾问费。

此外，今年3月，浙江高法院民一庭副庭长黄培良被免职；被免去刑一庭副庭长职务的徐志明今年7月再次被免去审判员职务；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童志兴，今年9月因经济问题被“双规”；立案一庭原副庭长潘华山，因杀害请托人并分尸，在童兆洪死去的同一天一审判处死刑。

政法系统中公务员的心理隐患，在整个官员群体中属于高危之地。

一项针对天津、甘肃白银等地的务员心理健康调查显示，政法系统人员罹患某些心理疾病的比例高于一般公务员。

在今年被公开报道的9例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中，至少4名死亡官员属于政法系统部门。

谈到政法系统官员的压力，北京一基层法院执行局局长列举了“三座大山”：社会压力、案件压力和家庭压力。

在社会压力方面，比如说，申请人权利未能实现时，就到处上访告状；而被执行人则有可能对执行依据(判决)不服，对其采取强制执行，就会采取过激行为。很多执行法官别无所求，只求“案子别炸”。

另外，近些年，需要执行的案件数量飙升，人员配备却没有增加，这就使得工作压力加大，加班成为了常态。执行中，各个部门的协调也远未完善。

家庭压力也如影随形。这位执行法官认为，在规范公务员工资后，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减少了。“收入下降，加班却越来越多，在家时间越来越少，自然就会在家庭内造成压力。同时，身体健康也受到了影响。”

执行人员在工作上也面临多重陷阱，现在很多律师喜欢用钱解决问题。“执行顺利完成了，给些辛苦费‘意思意思’；执行未能完成，则拿钱打点，希望‘再想想办法’。”

官场：难堪之重

有人用“五死”的说法调侃长期生活在“高压”状态下的官员群体：没有好胆子得吓死，没有好身板得累死，没有好酒量得喝死，没有好性格得急死，没有好胸怀得气死。

《人民论坛》的一项调查显示，80%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上海市闵行区总工的调查也得到了相近的结果。

在《人民论坛》的调查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有人用“五死”的说法调侃长期生活在“高压”状态下官员群体：没有好胆子得吓死，没有好身板得累死，没有好酒量得喝死，没有好性格得急死，没有好胸怀得气死。

中央党校政法的教授林指出，有别于一般社会群体自杀的两大原因——疾病和贫困，真正大到能够逼死官员的压力主要是贪腐和仕途无望。这两点对官员的打击最大。

对于官场频发的种种精神问题，主管当局早已注意到，并采取过相应措施。2005年6月，中组部曾发文《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

地方当局也有所行动。浙江省在实施《科学素质纲要》工作中，增加了“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工程”。

在童兆洪自缢之前，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姚志文曾撰文指出对于领导干部应“增压、减压、测压，一个都不能少”，提出了应对官员的心理问题的措施；戴勇所在江苏盐城市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章大李也多次表态，要为领导干部缓解压力。

但对公务员群体进行心理监测和干预依然知易行难，往往流于形式。由于社会上对于精神障碍缺乏了解，存在“污名化”现象，当事人也存在“病耻感”，往往对自己病情秘而不宣，甚至有可能耽搁治疗。

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网的创办者徐培基，不把够公务员的精神障碍作为一种疾病，而是作为职场发展的“误区”来处理。这些“误区”较之通常医学上“精神障碍”的范围更广，包括诸如“权势心态”、“做秀”等等。

徐培基还认为可以通过适当的培训，让公务员掌握一定的解决心理问题的技巧。他最近的工作之一是对秦皇岛市直机关的200名公务员做了心理健康测评。“看了随机抽出的两份报告，我很紧张。其中一位公务员的心理状况十分糟糕，看不到一点希望，甚至想到死，”他说，“我的处理方式也就是与当事人谈谈，与他的领导谈，做些提醒，提出建议。”

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杭州市疾控中心主任赵国秋则指出，要把提高公务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等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组织部和人保部等管理公务员的行政职能部门，还没有把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当一回事儿，没有一个运作机制。

首先，应该根据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和 《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 (2002-2010年)》做好规划；其次，是尽快拿出一份全国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的报告；再次，要对即将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心理不健康就不应该进来做公务员，”赵国秋说，“对于已经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要培养心理素质。对已经出现心理问题的人，要有正规有效的心理救助服务，要建立公务员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在上述《人民论坛》的调查中，对于 “如何从体制上给领导干部解压”的不定项选择里，56.94%的受调查者认为“还权于民”可以为官员进行制度性减压；47.64%的受调查者认为需要 “破除官本位体制”；40.06%的受调查者认为应 “破除 ‘不跑不动’、逆向淘汰等官场潜规则”；30.93%的受调查者认为应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绩效考核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