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版能力挑战迷宫:感物咏志 借物抒怀——谈咏物诗的鉴赏

诗歌是感情的产儿。“诗言志”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诗人绝不应该止于“感物”，而应该借物“咏志”。如果一首诗只是止于“感物”，而不表现作者的用意、理想和情怀，不能给读者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生活上的启示，那么，这样的诗，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我国古代的一些咏物诗，往往“以无比意”，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咏物诗在“比”与“物”之间则要求“不即不离”，“形神俱似”，而尤其重视“神似”。

在我国古典诗歌的历史长河中，咏物诗真是多得不胜枚举，诗三百篇自不待言，屈原就常常寄情香草，杜甫则往往借竹述怀；李白有托物寄兴之作，白居易则常写讽喻之篇。韩愈的《石鼓歌》，借咏文物抒发了他的不平之气，流露出作者的无限感慨；柳宗元的《笼鹰词》，寄托着作者的复杂心情，表示出冲破牢笼的强烈愿望。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之四：“此马非此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写的是马，实则是李贺的“夫子自道”。李贺是一个硬骨铮铮，才华横溢，自负不浅的人。在这匹瘦骨坚劲的良马身上，在诗的字里行间，我们不是可以隐约窥见诗人“少年心事当拏云”（李贺《致酒行》）的远大抱负吗？借事发挥，寓意深刻。由此可见，感物咏志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

古人说：“咏物诗有两法：一是将自身放顿在里面，一是将自身站立在旁边。”（李重华《诗谈杂录》）“将自身放顿在里面”，也就是说诗人不就物咏物，而是在曲尽事物妙处的基础上，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人格精神委婉地写进去。例如：唐朝诗人虞世南、骆宾王、李商隐都写过咏蝉诗。他们同样是咏蝉，同样写了蝉鸣，同样以蝉喻人，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生活遭遇不同，所以写得完全不一样。虞世南多才多艺，受到唐太宗的称赞，地位高，名气大，所以他在《咏蝉》诗里就这样写：“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骆宾王被关在牢里，无法脱身，又求救无门，所以他的《在狱咏蝉》这样写：“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李商隐一生穷愁潦倒，郁郁不得志，牢骚满腹，所以他的《蝉》诗就这样写：“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柳，是历代诗人咏唱不休的对象。然而，柳的形象，出现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却显现迥异的个性和意蕴。唐代诗人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人在第一、二句用比喻的手法从颜色和形状上描写柳树，这杨柳分明是春的先驱，美的化身。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咏柳》则这样写道：“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诗人笔下的柳树，则成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得意便猖狂的小人。同为柳树这一自然物体，一个把它描画得形象旖旎，一个则把它贬斥得面目可憎。这都是由于作者视角不同的结果。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生活感受不同，所借以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就有差别。例如，同样是咏雪。盛唐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中运用比喻，将雪景写得美妙无比，富有活力，诗的形象性艺术性都很高，表现了边防军营中的奇寒与天山、瀚海的壮丽雪景。而晚唐诗人罗隐的《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这首诗写因降雪而引起的感慨，慨叹雪下得太多了，对饥寒的贫者寄予了同情，言外之意是要人们正视当时现实中贫富悬殊的现象。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写的《沁园春 雪》，比起以往所有同类题材的作品，意境都高妙，气势都雄浑。充分体现了一代伟人广阔的胸襟，雄伟的气魄。

咏物诗的另一种表现手法，是“将自身站立在旁边”，也就是说诗人通篇运用比喻、象征等手法，曲尽物的形象，写进作者的人格和性情，给人以生活的启示和艺术上的享受。例如于谦的《焚石灰》：“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碎骨粉身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中虽未说到“焚石灰”三字，但处处说的都是“焚石灰”。这样的诗，含义深远，耐人寻味。又如罗隐的《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诗人用辛勤采花酿蜜的蜂来比喻劳动人民，对劳动者流血流汗创造的财富，竟被他人占有，表示慨叹和同情，文字很浅，含意很深。

咏物诗除了上述两种表现方法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种表现手法，就是上述两种方法兼而有之的方法。生活在七雄纷争的战国时代的屈原，胸怀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实行改革，辅佐楚王，统一中国的宏伟抱负，不管处境多么艰难，不管遭受怎样的打击，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他这种热爱祖国的崇高品德，同橘树“逾淮而北为枳”（《周礼 考工记》）的本性是一致的，因而在他的《橘树》里，一开头便突出地对橘树的这一本性作了倾心的赞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这既是橘树的本性，也是屈原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的寄托。在这首诗里，屈原还对橘树的“绿叶素荣”、“曾枝剡棘”、“青黄杂糅”及橘果的“精色内白”等固有的美，作了生动真切的描写。这些都是屈原的人格的表现。屈原不仅以橘自喻，还因橘及己，又对橘树“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的本性的称颂，转而抒写自己“独立不迁”、坚贞不贰的志节，由对橘树无私地以橘子供人享用及其“纷缊宜修，姱而不丑”的特点的赞美，转而抒写自己“秉德无私”“廓其无求”与“闭心自慎，终不失过”的美德，并进而直接倾吐了自己将永远象橘树那样坚守真理，并把尧臣伯夷作为自己的榜样。在《橘颂》里，屈原既“将自身放顿在里面”，使这首诗“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一体；也“将自身站立在旁边”，在作品中倾注了自己的审美情感，使整个作品洋溢着叹美之情。加上采用以“兮”字为特征的楚辞形式，更使这种叹美之情溢于言表。

咏物诗在写法上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托物言志，所谓“志”，也就是诗人的思想感情，是诗的内在精神。一些咏物诗，诗人所寄托的感情很不现露，隐含在字里行间，需要我们细加领悟，才能体悟出诗人在描摹事物中所寄托的感情。我们阅读欣赏诗词时，从它外在的文辞，探知诗人的实在意图，是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 万章》如果就词句的表面作解释，或者断章取义地割裂个别字眼，就有可能歪曲作者的原意。因此，在咏物诗鉴赏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引导学生从作品的整体形象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探索作品的实际意图，分析作品的内容。充分把握诗人对所咏之物的特点、神韵上，透过表面物象体味诗人的情怀或思想，进而分析诗歌的写作技巧。这样，学生就比较容易读懂咏物诗，就能比较准确地理解作者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