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冲击式压路机:毛泽东“超美”时间表：启示与借鉴

毛泽东“超美”时间表：启示与借鉴

　　早在50多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战略目标。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毛泽东是如何提出赶超美国的强国之梦的?又是如何不断改变想法的?是谁刺激了毛泽东，又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是怎样从成功的预言走入盲目性预言陷阱的?后来他又是怎样走出这一陷阱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并预言中国未来的?

　　重读和了解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故事是我们学习决策最好的实际案例。无论是成功的预言，还是失败的预言，毛泽东都堪称为最伟大的预言家，我们都能从他老人家政治智慧中汲取历史营养，成为后人的历史财富。

　　毛泽东首提超美：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

　　一个伟大民族总会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伟大领袖总是心怀伟大的强国梦想，这就是赶超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即赶超美国。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指美国)。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只有五年多就首次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国家目标。1956年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第一”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地方大，人口多，位置不错，海岸线很长，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再加努力，是能够办到的。否则六亿人口，又是勤劳、勇敢，干什么呢?几十年以后，如还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是不应该的。现在美国只有十几颗氢弹，一万万吨钢，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应该搞它几万万吨钢。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55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285万吨，到1996年超过了1亿吨，2008年突破了5亿吨。

　　这表明，毛泽东关于中国钢产量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实现。我们也会相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的目标也会相继实现。毛泽东就是一个预言大师，如同他自己所言：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当时，只有毛泽东真正看到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及其历史航行的“彼岸”，他所前瞻性地提出赶超美国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长远而宏大的目标是比较适宜的，他所提出的赶超美国的时间表也是比较务实可行的。这是毛泽东独有的历史预见的伟大之处，但是也有他的知识的有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没有做科学的分析和论证，更多的是基于他的直觉和战略思维;也没有主动请教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更多的是基于他本人的思考和设想;更没有详细地说明“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是什么含义和内容，既没有类似于GDP经济总量的概念，也没有人均GDP经济个量的概念，也无法真正准确判断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总量和个量两个方面的相对差距，反映了他受到知识与信息有限性、不完全性的限制，在没有真正“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就难免在受到外部的刺激和影响下，就会改变了原有的设想。

　　毛泽东为什么不断缩短超英赶美时间表

　　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受到赫鲁晓夫讲话的刺激和影响，就立即改变了他的设想和时间表，为此决意发动大跃进，标志着毛泽东从理性走向非理性，从实事求是走向主观主义，从正确走向错误，进而从成功走向失败。

　　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公开提出，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上，苏联在最近的十五年内不仅可以赶上、而且可以超过美国目前的各种最重要的产品的总产量。赫鲁晓夫提出的赶超美国的目标直接影响了毛泽东，他也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这反映了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于国家经济实力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和不完全性，社会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相当之长，绝不是“十五年”的时间可以实现，因此赫鲁晓夫的“急于求成”直接影响了毛泽东“急于求成”，而毛泽东比赫鲁晓夫还要“急于求成”，不久之后毛泽东还提出要比苏联的赶超时间表更快。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到：“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到那样长的时间里，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也就够了。” 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在批发一份报告批语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敢做的大无畏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帮助。” 当日，毛泽东便指示邓小平批发给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了“超英赶美”的新时间表，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赶过英国，十五年赶过美国，后来的时间越缩越短，赶英的时间最后缩为二三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时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

　　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激进主义路线，以“高速度”为总路线的灵魂，以“超英赶美”为目标，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高潮，把整个中国推向了极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以大失败、大饥荒、大调整而告终。

　　历史的反思与启示

　　毛泽东提出赶超美国的强国之梦，从正确的长远构想却走向了错误的激进口号，发动了“大跃进”，也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尽管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没有中断，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大变迁，正在深刻影响世界发展和格局。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梦想和实践呢?历史给了我们哪些启示?我们又该怎么样务实性地提出中国未来的梦想?

　　这里，我们充分肯定毛泽东1955年到1957年访问苏联前提出赶超美国的战略设想和时间表，这是我们充分吸取毛泽东的历史错误和历史教训的政治前提。那么我们该怎样把它们转化为我们的历史的财富，使之成为“成功之母”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毛泽东“强国梦”正确中的错误，错误中的正确，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

　　首先，减少盲目性，增加客观性。诚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 因此，无论是地方负责人还是中央部委负责人“吹牛皮”，毛泽东都会容易“上当受骗”。这就需要领导人更加专业化、知识化和职业化，具有深厚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功底，具有丰富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这样才能逐步克服盲目性，增加自觉性，真正认识客观规律，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

其次，不能自我否定，增加坚定性。本来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花50-6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但是一遇到赫鲁晓夫搞“大跃进”，花15年的时间赶超美国，毛泽东马上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不自觉地把中国绑在苏联的战车上，提出“在十五年后，在我们(社会主义)阵线(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是自主的发展，即使是在与世界越来越一体化背景下，中国都不必仿效他国，追随他国，需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更需要自主决策，自主实施，既不受外部诱惑所改变，也不受外部压力而放弃。

　　再次，不能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这就需要不断缩小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差距。毛泽东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的失败就在于此。那么，如何来衡量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差距呢?以1958-1972年期间中国粗钢生产量的实际值与目标值对比来看，1958年实际值仅相当于目标值的74.5%;1959年相当于46.2-51.4%;1960年为37.3%;1962年为6.7-8.3%;1972年仅为5.8%。这表明，主观目标值越高，脱离实际就越大，实际完成比例就越低。

　　最后，不能乱折腾、瞎折腾，增强科学发展的自觉性。本来1955年国务院提出了十五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农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5%。这已经是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毛泽东“还嫌太慢”，并视为“右倾保守思想”，急于求成、急于求快。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称：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 对此，李先念同志有过深刻的反思，1981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三十二年的经验时指出，三十二年来，在经济发展上，究竟我们是低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经验证明，还是高速度吃亏多。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危害更大。他说，人民希望我们的国家快一点发展起来，很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是，人民还有一个心情，而且这个心情可能还超过前一个心情，就是再不要折腾。他首次提出“两个不折腾”：即在政治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折腾;在经济上是搞高指标，比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折腾。现在的党中央是不会再搞那样的乱折腾、瞎折腾的蠢事了，早已转向科学发展，但是不少地方负责人仍旧锁定在“加快发展”的轨道，不顾当地客观条件，“大干快上”，某种程度还在搞“大跃进”，乱折腾、瞎折腾，虽然不会造成全局性的折腾，但也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总之，毛泽东提出的花50年到6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不仅是富有长远的战略构想，而且是真正伟大的历史预言。尽管毛泽东生前没有成功实现“赶超美国”这一梦想，但却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中国而后实现这一设想奠定了现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和工业化基础。1978年以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经济起飞，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迅速地追赶上来;进入21世纪，中国具有历史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战略机遇期，毛泽东的强国梦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中国经济崛起并赶超美国正在成为历史必然。

　延伸阅读：

　　孙中山：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孙中山在“中国在地球上为一最贫弱之国”的时代，要求“诸君立志”，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并且号召四万万人都要有这项志愿。

　　中国不仅要和英国、美国并驾齐驱，还要驾于它们之上，这是孙中山的伟大志向。他在1894年于《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中国“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孙中山后来还多次讲到，实行“三民主义”，要建设一个驾于欧美之上的“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把中国建设成为“六至”、“四最”国家，是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世界第一的中国，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是一个“四最”、“六至”国家。所谓“四最”国家，就是世界最强之国、富甲天下之国、政治最良之国、民众最快乐之国。所谓“六至”国家，就是：至大、至优、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

　　他认为，作为世界最优秀民族一分子的中国人，一定要有驾于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的大志气。他说“因为我们的土地广，人民多，中国人天生的聪明才力，比较西洋人、东洋人都要好得多。我们国家改造好了，中国强盛，还要驾乎他们之上。中国人所享的幸福，也当然在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希望大家从今天起，要立这种大志气。”

　　孙中山认为，学习美国，首先要学习美国的立国精神;赶超美国，必须要立国家和民族的大志向。1919年10月10日，他在《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中说：“我中国地大物博与美同，而吾国农产之富，矿质之丰，比之美国有过之无不及。劳力之人工，我即四倍于美国。我国所欠缺者，资本也、才能也。倘我能得此两要素，则我之实业发达，不特可与美国并驾，且当四倍于美国。”

　　使“地球上人类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这是孙中山强烈的使命感。孙中山还提出：主张和平，主张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

　　邓小平：不提“中国第一”、“赶超美国”的词语，但带领中国人民冲刺世界第一的愿望无比强烈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冲刺世界第一，是于融入世界中领先世界，在“韬光养晦”中大有作为。邓小平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充分体现了他追求世界性大作为的战略气魄。他强调振兴中华民族，也是要实现中国世界第一的地位。振兴中华的含义，就是世界第一;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国要再度成为世界第一。

　　邓小平虽然在公开讲话和出版的文集中，没有提到“中国第一”、“赶超美国”的词语，但是他带领中国人民冲刺世界第一的愿望无比强烈，他在改革开放中向世界第一冲刺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使中国离达到世界第一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的总体设计就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而进行设计的。他的总体设计是一个体系，内容丰富，包括：一个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一条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三个奋斗阶段——三步走，从温饱、小康，到21世纪前50年实现富国强国梦;一个和平发展大战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邓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时就指出：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在一次重要谈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