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支座弯矩图:中共北京特科秘史:潘文郁牺牲之影响

中共北京特科秘史:潘文郁牺牲之影响

　　从1931年到1935年的近4年时间里，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平，曾有一批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以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为模式组建了北京特科（又称北方政治保卫局）。这一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和锄奸等方面的活动，并选派得力干将打入敌人内部。

　　从1931年到1935年的近4年时间里，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平，曾有一批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以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为模式组建了北京特科（又称北方政治保卫局）。

　　★周恩来指示陈赓转战天津，到北方去开展工作，吴成方临危受命成立“北京特科”

　　北京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时在北方成立的。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之后，上海党组织遭到空前劫难，以天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党组织也屡遭国民党破坏，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关押。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指示时任上海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转战天津，到北方去开展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吴成方就是在这时受命于危难，创建了“北京特科”。

　　“北京特科”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组建，初建时的核心人物为吴成方、肖明和周怡。按照陈赓的要求，他们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联系，独立自主寻找有条件、有能力的同志为特科工作；在组织活动上特别强调单线领导，不准发生横向关系，下级不准询问组织活动的情况和组织上地址。在这样的原则下，三位核心人物分头秘密物色人员，壮大组织。

　　陈赓曾叮嘱吴成方：“为了把特科工作深入到敌人内部，在不损害党的利益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只要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办事。”

　　★曾担任过李立三秘书、主编过党中央很多报刊的潘文郁进入吴成方的视线

　　吴成方他们把触角伸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公安局、法院、市政府、北平电信局等部门。在物色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人选时，曾担任过李立三秘书、主编过党中央很多报刊的潘文郁由此进入了他的视线。

　　潘文郁，原名潘问友，又名潘成文、潘东周。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过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28年回国后被李立三委以重任，但后来受到王明的排挤而被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干事。

　　1931年，中共河北省委遭敌人破坏，潘文郁被秘密逮捕，曾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但他并未出卖组织。出狱后，潘文郁闭门不出，埋头翻译《资本论》。北京特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认为可以争取他过来为特科工作。潘的同乡好友王继之和李光伟（北京特科工作人员）对他做了动员说服工作，鼓励潘文郁继续为党工作。开始潘文郁还心存疑虑，但吴成方跟他见面，阐述革命的道理。在吴成方的开导下，潘文郁最终放下了包袱。

　　与此同时，北京特科获得情报，“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非常希望深入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根据这一情报，特科指示潘文郁多接触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曾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张作霖逮捕后投靠了他），与张学良拉上了关系。潘文郁的博学和见解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潘也不失时机地表示了愿意为少帅效力的愿望。

　　1934年，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他在武汉的司令部里设立了一个机要组，任命黎天才为组长，潘文郁为中校秘书，这一职位让潘得以毫无遗漏地获取“剿总”的军事情报。

　　当时，工农红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张学良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东北军为何屡屡不敌红25军？他认为有必要对“共匪”为何如此强大做一番研究，同时他也在思考是否要“联共抗日”。于是，张学良要求黎天才搜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资料，黎天才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潘文郁。潘在北京特科的支持下，把共产党和红军能够公开的资料排成词条，按照辞典的编纂体例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张学良随身携带一本，不时翻阅。取得张学良信任后的潘文郁，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机密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潘文郁的情报对红军屡屡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堵截，并且出奇制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震怒，急电张学良把潘文郁押送至南京法办

　　遗憾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1月7日，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遭到驻北平的宪兵三团毁灭性的破坏，20名北京特科成员遭逮捕。

　　宪兵三团在逮捕特科成员贺善培的时候，在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号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情报材料，其中就有武汉剿匪司令部印制的极机密文件。蒋介石震怒，急电张学良把通匪有据、案情重大的机要秘书潘文郁押送至南京法办。

　　爱才心切的张学良电复蒋介石说：“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这下激怒了蒋介石，他下手谕指定由司令部参谋长钱大均监刑，立即执行。

　　1935年3月3日，29岁的潘文郁被秘密杀害于武昌徐家棚。据目击行刑的一个国民党军官事后描述，潘赴刑场的时候非常从容、镇静，面不改色，把双手向后一背，示意刽子手捆绑。然后，他转身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视死如归。

　　潘文郁牺牲后，北京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从此中断。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作为烈属对待。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潘文郁并没有被追认革命烈士。1988年5月，潘文郁牺牲53年之后，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本版文/本报记者　肖榕

　　位于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当年就是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这是一栋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接头点。

　　绿色铁皮箱中资料

　　唤醒北京特科历史

　　位于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当年就是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如今的西绒线胡同被拓宽成双向的大马路。又有多少世人知晓：当年这个深藏于绒线胡同里的书店，正是红色特工们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秘密舞台？

　　在参与北京市警察博物馆的筹备工作时，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调研员穆玉敏偶然发现了一个绿色铁皮箱，沉睡在里面的是一段关于北京特科传奇故事的追访和调查。1981年8月6日，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把依然健在的上海中央特科的“老情报”们请到北京召开座谈会，请他们帮助搞清楚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会上，来自上海的情报精英人物吴成方提到，1931年6月20日，上海中央特科的陈赓同志从上海到天津，通过胡鄂公找到他，交给他一个任务：在北方组建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地方组织，开展政治保卫情报工作。他立即奉命在北平组建了“北京特科”，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吴成方的谈话让“北京特科”首次浮出水面，与会者都知道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因为那是中共最早的情报机关，但却从未听说“北京特科”。会后，公安部指派北京市公安局着手征集北京特科史料。时任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主任的于行前和几位老警察组成专门小组，从1983年2月开始，走遍全国14个大城市，访问特科的老同志43人，有的人甚至访问了三四次。他们还查阅历史档案100多卷，包括中央档案馆中陈赓同志的档案，并函调史料20多份。经过详细的核对查证和分析研究，终于把北京特科的活动史料整理出了一个框架。他们认为，在创建者吴成方等人的领导下，北京特科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的北方秘密活动了近4年，直至1934年底被国民党北平当局严重破坏。

　　穆玉敏看来，虽然上海特科名气更大，但成立于民族危亡时刻的北京特科，其开创的业绩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央特科。北京特科不仅扛起了国共两个政党之间的统战工作，也肩负起了捍卫国家利益的重大任务，由北京特科发动和号召冯玉祥及其旧部并一手策划、组织起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运动，虽然在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夹击之下最终失败，但对中国全民抗战的影响非常深远。

　　记者寻访到当年主持此项调查的于行前，这位早已退居公安战线二线的86岁老人在谈及对北京特科的史料追访时仍唏嘘不已，“这些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完成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任务，让我感动的事实在太多了。”然而，令于行前遗憾的是，他和几位老警察抢救挖掘出来的关于北京特科的宝贵历史资料，至今仍未能整理成册，只能继续沉睡在被称为“战备柜”的绿色铁皮箱里。穆玉敏在看到箱子里的史料之后，又费了很大工夫，参照党史、公安史等，最终才把那些零散史料穿成一条连贯的脉络。

　　穆玉敏告诉记者，当时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和地下状态，特别是情报工作，往往是口口相传，不留书面文字。而北京特科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活动极为保密，再加上北京特科仅存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亲历者和知情者很少，所以关于北京特科的追访和调查很不容易。直到现在，关于北京特科的研究也还有很多空白有待填补。“北京特科成员的名单也许永远是残缺的。我们更相信，北京特科依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沉睡在那段轰轰烈烈的红色岁月里。”

　　★人物：潘文郁

　　事件：“北京特科”

　　☆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之后，上海党组织遭到空前劫难，北方党组织也屡遭国民党破坏。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吴成方就是在这时受命于危难，创建了“北京特科”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非常希望深入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根据这一情报，特科指示潘文郁与张学良拉上了关系

　　☆1934年，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他在武汉的司令部里设立了一个机要组，任命黎天才为组长，潘文郁为中校秘书

　　☆1934年11月7日，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遭到驻北平的宪兵三团毁灭性的破坏，20名北京特科成员遭逮捕

　　☆1935年3月3日，29岁的潘文郁被秘密杀害于武昌徐家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