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纸业成型器实验室:第一章 总论宰相：权力巅峰与命运多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8:41:42
■第一章 总论宰相：权力巅峰与命运多变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
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
岁中奉成功以效于君。
——《荀子》卷7《王霸》
◆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
——唐玄宗为宰相姚崇撰写的碑文
◆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
——《荀子》卷8，《君道》
●权势顶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相位尊崇，成众人追逐的目标
在中国绵长悠远的封建历史中，有一个一向为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看重，尤其为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行政职位（用现代的语言说即为公务员），那就是既可以力行善道、辅政兴邦、又可以专权为恶、误国害民的宰相职位。对于号称是一品大员的宰相，很多民间谚语都把它的显耀、权势的煊赫以及相府的荣华富贵刻画得既生动而深刻又令人神往：“天上神仙府，地上宰相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家奴七品官”、“相门必有相，将门必有将。”类似的言语还有很多。
由此看来，宰相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官衔，一个多么让人神往的位置。甚至有多少人听见“宰相”两字都感觉心痒而蠢蠢欲动。宰相那辉煌的宝座，曾经让多少人朝思暮想，让多少人费尽心机。当然，对这个权力的极品座位的追逐者的心态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有人追逐权力，有人追逐财富，有人追逐地位，有人追逐名誉，有人追逐情色满足等等，总之，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业诸色人等，全都翘首向往着、觊觎着这个相位，象有无法抗拒的巨大的吸引力或者干脆说是魔力，把人们吸引到了这个巨大无比的权力场和名利场中。为了这个令人垂涎的位置，不知有多少人不惜出卖朋友、倾陷同僚；不知有多少人不惜放弃人格，阿谀逢迎、卑躬屈膝，去讨得那封建君主的欢心；又不知有多少人不惜使出浑身解数，费尽移山心力，可惜到头来只能对着宰相宝座望洋兴叹。由此以来，在中国漫长封建历史的壮阔舞台上，就不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慷慨悲壮、殉国赴难的催人泪下的大剧，同时也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结党营私、专权害民的令人发指的恶戏。
在中国黑暗的专制社会里，人们往往不敢也不能去追逐皇帝宝座，公开追逐皇帝宝座乃是篡逆的杀头之罪，甚至要被诛灭九族之罪。很多人的皇帝梦都是憋在心里的，只有在大业将成时才敢显山露水。一代枭雄曹操，直到死也只能荣为魏王而未曾称帝。朱元璋又是何等英雄，还是曾经采纳了“缓称王”的策略，而未招致天下人的围攻。
只有霸王项羽，有“力把山兮气盖世”的神勇，他望见秦始皇的威严仪仗时敢于说：“大丈夫当如是耳”。尽管也只能悄悄的说，甚至其叔叔还赶快将其嘴捂上，也许这种过于张扬的心态和做法预示了他后来会失去这份无比的尊荣。不用说，皇帝宝座是不能妄想的，而追逐宰相之位却不仅无罪可言，而且为人所追捧。于是，不少人就把宰相宝座作为追逐的目标。为了吊众位大臣的胃口，皇帝老儿还变着法儿鼓励官吏们追逐宰相的位子，他可以连续不断撤换宰相，或者用各种真假虚实的招数，来恩宠某些人、冷落某些人、又惩处某些人，让各位大臣又紧张又兴奋，以为尽忠尽力就可以攫取相权。藉此，狡猾的皇帝，换取了官吏们的努力工作和对自己的忠心。于是，天下的士子们和官员们都拼命往晋升宰相的道路上拥挤。然而，大家都知道，宰相一职可谓珍稀，是凤毛麟角。据有关学者的估计，中国历史上宰相虽多，也不过大约1500名，比较有名的约有百人之多，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史，算起来一年还平均不到一个宰相。而且在秦汉时代，丞相总共只有一位，加上副丞相也才三位，追逐宰相宝座也就是古人说的华山一条道呀。看来，要想当宰相，那谈何容易，这本应该是无与伦比的精挑细选。可有时候皇帝昏庸，也会有很多平庸之辈运交华盖，做了宰相。也就是说，做宰相要靠七分运气，这恐怕也是宰相职位为人所追逐的原因之一。还好，在汉武帝以后，皇帝为了换取更多的大臣们的支持，或者奖励更多的有功之臣，把宰相的职数也增加了又增加。这都是鼓励大臣们追逐相位的表现。
登上宰相宝座，在封建社会就会达到人臣之极，只要不是帝王之家出生的人就达到了理想的权力高峰之巅了。登上宰相宝座，就拥有着对臣僚和百姓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就会乘骈马之车、做八抬大轿，属员恭敬、侍从拱卫、奴婢成群、前呼后拥，谁不眼热，谁敢不五体投地？登上宰相宝座，立刻拥有着对天下财货的支配之权，怎会不荣华富贵？登上宰相宝座，其地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皇帝都礼敬三分，既可封侯扬名、光宗耀祖而煊赫一世，又可封妻荫子，恩泽长久，谁不心向往之？谁不梦寐以求？
由于宰相劝高位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因此，在中国的民间对宰相的敬仰和尊敬是持续升温的，某些贤明的宰相甚至有被神化的倾向。不用说，在中国的民间传说和戏剧舞台上宰相及其故事也是被描写和演唱得最多的。在今天我们的电视里，宰相人物也被塑造得相当的多。比如刘墉、纪晓岚、和珅、魏征、房玄龄、狄仁杰等形象都搬上了荧屏。至于描写宰相故事的书籍，更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总会有全新的斩获。而在民间生活中，老百姓甚至把我们今天的总理也比称作宰相。其影响如此深远和广泛，可以说明宰相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
◆波澜起伏，宰相权位的影响与日益弱化
在朝臣之中，宰相位高权重，独居众人之上。就是在上朝列班的次序上，也显出他的尊贵无比。从其地位来看，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说；从其权力来看，有“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之称。正是由于宰相处在政治权力场的中心，具有莫大权力和威望，以至于历代皇帝都对宰相的权柄很是不放心，或者竟至于寝食难安。因为宰相的位子关系到了皇帝的江山社稷，的确是事关重大的。
在传统社会中，宰相制度和宰相名称有过诸多变化，但无论如何，宰相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依然是十分显要的。对宰相的地位和权力，先贤曾有过很多论述。大学者、秦朝宰相李斯的老师荀子曾经指出：“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中奉其成功以效于君。”(《荀子》卷7《王霸》)著名的贤相陈平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宋朝宰相，史学家司马光也说：“凡宰相，上则启沃人主，论道经邦；中则选用百官，赏功罚罪；下则阜安百姓，兴利除害，乃其职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1)以上的种种论述，充分表明了宰相辅佐帝王、统领百官、综理政务的职权。可以说，朝廷内外大小事情都归宰相管理，在全力约束上几乎是一网打尽，见其权力之大。
随着宰相政治的演化，宰相的称谓一直在变，也就是作为相权，它的重心不断在工于心计的统治者的股掌上作看似飘忽不定、实则是精心谋划的漂移，反正是尽量不让大臣们看透了皇帝本人的心思。出于对这种能无限膨胀的权力的恐惧，也是汲取了历史上的宰相乱政与篡权的严重教训，甚至洪武时朱元璋曾一度废除了宰相。但宰相的作用对于封建帝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宰相的废置与否，都不能改变作为帝国中枢这一实际作用和本质上的延续和沿袭。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宰相政治呈现出地位和作用日益衰落的发展趋势。从夏、商、周的贵族辅助大臣来看，其地位和权力都比较大。对于夏朝的情况，现代人尚不很清楚。到了商朝，作为宰辅的伊尹能够把荒淫的商王太甲放逐，然后摄政，并迎回改过的太甲，其地位和权力可见一斑。周公辅佐成王，其地位和权力也是显赫无比的(虽然为此也遭到了不少猜疑和嫉恨)。西周时期周公和召公的“共和行政”，也是因为周厉王无道，被国人暴动赶走了，新王上台，缺乏之过的经验，因而二人辅佐之，由此可见他们也是权力很大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争夺诸侯霸权的需要，各国君主千方百计的招揽人才辅助自己，可以说是不拘一格求人才，以求国家富强，至少保持自己不被别人侵吞掉。君主们好不容易招揽来的辅佐人才自然受到重用，其中的佼佼者被任命为丞相或相过，其权力也比较大，发挥的作用也大。如管仲、商鞅、李悝、吴起、李斯等等。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宰相的权力实在太大，有时候对君权造成了很大的束缚，
那些权力欲和个人私欲极强的皇帝就想方设法来限制宰相的权利。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宰相的地位和权力就明显受到了削弱。终于，“天下事咸决于上”，想法有点天真的专制帝王秦始皇要使自己的帝业被后世子孙传承下去，乃至万世不休。他的宰相李斯等人也丧失了过去的荣光。天下已经安定了，皇帝对于人才的重视就完全没有了过去那样的急迫感，以至于连自己的接班人都迟迟没有选好，使得江山很快断送了。应该说，李斯没有在帝位继承人上的参决权，者也说明了宰相权力的弱化。在后世的政治体制中，同样在没有竞争的时候，皇帝对人才的倚重就没有迫切性。比如汉朝的汉武帝更加削弱了宰相的地位和权力，他对宰相的杀伐过度竟然让人视当丞相为畏途。后来，他把别出心裁地把决策权从丞相府转移到中朝后，丞相的位子就形同虚设了。从那以后，汉朝的独相制就被彻底破坏了，虽然后来也有过独相，那也是极为偶然的事情。为了进一步限制在相权上权力过度集中的情况，唐朝时扩大了宰相的人数，三省六部的长官们成为当然的宰相，其它官员也能够被随时加上去，这似乎体现了“能者上，庸者下”的现代人事管理理念。借着“参议得失”等名义有关大臣就可以成为宰相，宰相成为了一个领导班子，似乎有点群“虎”无首的味道。而君主这一条龙做这个领导班子的巨头，由于事实上的分权与制衡，作为个人的宰相的地位和权力自然小了。到北宋时期，皇帝把宰相的军事指挥权和财政支配权一并剥夺，宰相就完全不能“掌丞天下，助理万机”了，由于统一的管理国家的权力被君权分割得支离破碎，国家的治理能力大大削弱，整体的战斗力就不断弱化下去，北宋最终完全成为了积贫积弱的“空壳”国家了。因为宰相的职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宰相的政治属性越来越趋于恶化和颓废化，朱元璋干脆来了一个“快到斩乱麻”，把宰相制度废除了，将六部直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做到了真正的大权独揽。可后来政治体制运行不畅，庶务繁杂使得朱元璋不得不另找出路，于是，又建立了内阁制度。虽然人们仍然把入阁称为拜相，但是，内阁辅臣的地位和权力已经完全不能和过去的宰相相提并论了。延续明朝制度又有创新的大清朝就干脆没有宰相的官职和称谓，人们虽然习惯上仍然称军机大臣为宰相，但是，他们连内阁大臣也不如了，他们的议事裁量权都很有限，一切听从皇帝的意志。所以，后来的汉族宰相刘墉为了明哲保身，在晚年时只能做个才黠诙谐的宰相，干脆少得罪人，尤其不要得罪皇帝。
宰相制度的衰落还能够从宰相与皇帝商量国家大事时的礼仪上表现出来。宰相从与皇帝商讨国家大事时的最初的“坐而论道”，在廷辩上的敢于分庭抗礼，到“站而论道”，说话诸多顾忌，再到“跪而论道”，简直不能吭声气，经历了从比较平等的地位到依然是奴才的地位的变化。原来的皇帝称大臣为爱卿、肱股，甚至有称“亚父”、“尚父”的，到后来，尤其是清朝时大臣自称为“奴才”，其中的等级变化显然是颇大的。这是中国君主专制集权越来越走向强化的反映，也是中国专制统治逐步走向极端并且濒临瓦解的客观反映。
◆相权的极致，透视几多名相的殊荣
在历史上，有很多宰相获得了无人能及的权威与殊荣，无法一一列举，只能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前面提到的商汤的宰相伊尹，到汤的孙子太甲做皇帝的时候，成了朝中元老，威望很高，他似乎应该是一位杰出的“文相”。太甲暴虐无德，不得人心，伊尹便把他放逐到桐宫。直到三年后，太甲改悔了，伊尹才把太甲迎回到国都，还政于他。《史记•殷本记》曾有如下记载：“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咸归殷，百姓伊宁。”不能不说，伊尹能够放逐帝王的权力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伊尹这个王的臣子却放逐了自己效忠的对象——皇帝，这说明了宰相在帝国中的地位之高和权力之大。当然，这与那时的贵族议事集团也有很大的关系。然而，这无疑表明，如果宰相一旦权力膨胀的话，就足以给一个帝国以沉重的打击。这种历史上放逐帝王的案例，不能不让后世统治阶级产生高度的警惕。
众所周知，不论从文功武治还是从个人德操来说，在宰相群体中，诸葛亮都是极为出众的，简直可以说是精彩绝伦的。他是超级宰相，是文武双全的“才相”，文可济世，武可安邦。诸葛亮又是平民精英，他出身于布衣，曾躬耕南阳，后来在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感动之下，担当起了在汉室危难之时的治世重任。当然，由于种种因素，尤其是蜀国政治基础薄弱和人才兵员的不足，还有刘禅的荒诞误国，他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只能遗恨而去。
诸葛亮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勤勉治国和运筹谋划，使宰相这个职位达到了其名位的历史顶峰。据资料记载，诸葛亮死后，当其灵柩运抵成都时，后主刘禅亲自率文武百官披麻戴孝出城20里去迎接。后主放声大哭，文武百官乃至山野村夫，无不痛哭流涕，哀声震天动地。后来，根据诸葛亮的遗愿，后主亲自护送诸葛亮的灵柩到定军山安葬。随后又特地降诏致祭，谥号忠武侯，并下令建庙于沔阳，四时享祭。后来，三国归晋后，司马王朝鉴于诸葛亮的英明远播于天下，深得人心，特地封他为武兴王。此后，历代历朝都给他升官加爵，赐庙加号。唐朝时封他为武灵王，并赐庙。宋朝时又赐“英惠庙”，加号“仁济”；元朝则封他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明朝皇帝朱元璋钦定“帝王庙”时，在选的从祀名臣中就有诸葛亮赫然其中；到了满族统治的清代，朝廷一面将众多纪念诸葛亮的名胜古迹加以整修，供人瞻拜，一面在每年春秋两季祭祀孔庙的时候，以诸葛亮从祀。而且诸葛亮的名声还不胫而走，如今在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都享有盛名，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声名远播。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名位是何等崇高，最为宰相也是何等的尊显！
还有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中了武状元的郭子仪(679-781)也是一名声势显赫的宰相，他也是一位出将入相，善始善终的不可多得的匡世良才。郭子仪曾经以超人的智勇和治军有方，在平定“安史之乱”和击败吐蕃、打退回纥等许多重大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维护大唐王朝的统一和安定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因此，几代皇帝都给他封官进爵，致使他最终升任了御史大夫、太尉、中书令，成了一位堪称“武相”的著名宰相。鉴于他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皇帝队他都是礼敬有加。比如，唐肃宗李亨就当面称赞他：“大唐虽然是我李家的天下，实际上是由你再造的啊！”言辞十分恳切当然也的确符合历史事实。代宗李豫更是不呼郭子仪的名讳，而只以“大臣”称呼他。自古以来，只有帝王才有避讳之说，而代宗给了郭子仪这样的荣誉，可见其地位的尊崇。而后来的德宗李适，不仅继承了代宗对郭子仪“以身系天下安危二十年”的赞誉，并更为敬重，直接以“尚父”称之，这是人臣在君主面前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不仅如此，皇帝在恩宠之余，还要与杰出的大臣联姻。唐代宗就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六子郭暧，并且因为祝寿跪拜的事，还传出了一段佳话，被后世戏剧加工为《打金枝》。公元766年，在郭子仪郭贺70大寿时，他的子孙后辈们男男女女数十口都跪了一地，但是唯独升平公主没有到，可能是耍皇家小姐的脾气吧。但是，老公郭暧却受不了了，他想强迫公主去拜寿，不料双方发生了口角。郭暧一怒之下，口不择言，训斥她道：“你不就是倚仗你爹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屑于干呢！”说着，还要伸手打她。
升平公主自幼娇生惯养，哪能咽下这口气!她就匆匆忙忙跑回了皇宫，向父皇去告状，把郭暧那句犯上的话也原原本本说了出来，这句话要犯在别人手上，那不灭九族，也得要杀头的。可是，代宗皇帝不糊涂，他安慰升平公主说：“他父亲的确是不屑于做天子，否则，天下还会由你我来享有吗？”后来，又命令升平公主的生母崔贵妃好言相劝。郭子仪当然风格高，当他知道儿子气走公主后，立即把郭暧五花大绑去请罪。但是，代宗并不生气，并让人给郭暧松绑，让他和升平公主一块回府。从这件事上，足以看出杰出宰相的地位是何等的显赫！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历史上有很多父子同为宰相的，这就更显其尊贵和殊荣了。比如清朝著名的宰相刘墉，他一家即是父子宰相，而且都是颇有政绩，是比较廉明的宰相。祖籍山东诸城的刘墉刘罗锅，他的父亲刘统勋刚正不阿，为官清廉，备受乾隆皇帝的恩宠，以至于乾隆称赞他为“真宰相”。后来，刘墉本人也高官得做，最终成了宰相。于是，民间传说刘墉一家被乾隆封为“天下第一家”。当然，此说并不准确，但是曾被称为“海岱高门第”当属无疑。这足见尽管宰相在大清朝的地位已经是极为弱化的情况下，皇帝对自己倚重或恩宠的宰相还是颇为尊重的。不过，与历史上那些运气更佳的宰相相比，那可就逊色得多了。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物不统。
——《宋史》卷114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凡营衣食，
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
——唐‐魏征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
——唐‐魏征
●五花八门，宰相的起源、称号与出身
◆解读宰相，原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从民间传说来看，人们一般就把皇帝直接任命的某某宰相看作是宰相，把他唯一化、夸大化。尤其是戏剧的作用，比如，对宋代明臣包拯的地位和事迹的戏剧化渲染，使人们只知有包青天，而不知有别的同朝宰相。其实，在历史上看，当时包拯的地位还不及别的大臣地位高。
那如何理解宰相呢？对于其含义的理解，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来看。广义的宰相指的是只要在专制君主周围起着辅佐、参谋和帮助专制君主进行国家事务管理的朝廷官员。这里指的朝廷官员是指由专制君主任命的具有正式的国家官职的人员，不包括那些在专制君主身边的奴才如宦官之类。这里的宰相实质上是辅政大臣的意思。狭义的宰相指得是那些不仅在实际上起着辅助、参谋和帮助专制君主治理国家事务的作用，而且在官职上达到了被封为相的人员。尤其不是指一个人，有时候是多个人，而且在特定情况下，也没有隶属关系。
这样一来，人们在使用这个词汇时一般都分得不是很清楚。一般说来，我们可以采用广义的概念来对待这个问题。因为在专制社会里，专制君主是随心所欲的统治者，他可以随时把一些并非宰相的人招进宫来参谋和帮助自己，这些人可能没有在宰相的位置上，更没有宰相的称号，但是其发挥的作用却一点也不会比真正在相位的人的作用小。所以，就会出现了如下尴尬而又有趣的局面，即有真假虚实宰相之分：
一，有的宰相名副其实，有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实，这样的应该居多数。二，但也有的是有宰相之名，无宰相之实。比如东汉是的三公，不及尚书台有实权，只是一副空架子。明朝的内阁宰辅有时不及司礼太监的权势大；清朝的内阁更几乎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真正的实权完全在军机处那儿。三，那反过来就是无宰相之名，而行宰相之实的那些官员了。那就是皇帝随意加衔进入“常委班子”的那些人，比如唐、宋、明、清都有这种制度，在下面还要做详细介绍。
◆宰相的起源与称号
“宰相”或“丞相”是大众对封建王朝的辅政大臣最为通常的称呼，可以说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但它还有许多形象的比喻称呼，比如“股肱”、“屋柱”、“舟楫”等，在唐朝还有颇为流行的称号叫：上柱国等等。后来，又延伸了许多别称，如“宰辅”、“卿相”、“枢相”、“首辅”、“中堂”、“阁老”等。而宰相名称和宰相制度在历史上的变化是极为频繁的，恐怕一般读者想要彻底搞明白，就必须穿过这个中国宰相体制的小小迷宫。当然一旦走出来后，你会发觉豁然开朗了许多。
“宰”与“相”作为命名和职务，在先秦时期已有广泛的使用。“宰相”的连称，并正式作为辅佐皇帝、统率百官、执掌朝廷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则始于秦、汉统一皇朝。也有人认为宰相一词在战国时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椐陈梦家先生的著作《殷墟卜辞综述》所讲，在商代，已经出现“宰”的官职名，但当时的“宰”这一官职，实际上是商王的家臣，负责管理内廷事务，负责管理外廷事务的最高政务官称作“尹”，“尹”大致类似于后世的宰相。《史记·殷本纪》上就说：“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这就是说，尹这个官是来治理天下，努力使天下走上正途的。在《史记·殷本纪》还说：“伊尹名挚，为汤相。”这就是说司马迁认为伊尹是商朝的宰相。以至于伊尹的儿子伊陟在帝太戊时期也继续做宰相，即：“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不过，在《史记·殷本纪》中也曾记载说：帝武丁即位后，“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可见，管理商王朝家务的“宰”或“冢宰”在商代后期已演变为宰相了，或者说代行了宰相的职权。其实，只是王权由内向外扩张的必然结果。
周朝初年，周武王即位以后，任命姜尚为太师，当时的“师”、“保”、“宰”（“太师”、“太保”、“太宰”）三位全权大臣统领着文武百官，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各诸侯国的蜂拥而起，各路诸侯国纷纷施行变革，官制逐渐趋于正规和完善起来，“相”这一具有“辅佐”、“辅助”之意的动词，演变成为名词，成为百官之长的官职名，同时，就有“相邦”、“相国”、“宰相”、“丞相”等各种名称出现，渐渐向宰相这一通称靠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方面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在政治体制上也确立了以丞相为首的中央行政系统。汉朝初年就因袭了这种体制，不过相国的地位要较秦时为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丞相）。（汉）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看来，这里面有个由“二相”到“一相”的政治探索的小插曲。汉武帝时,政务中心转到了内廷，宰相的职权逐渐移到了尚书台长官的手中。
西汉成帝以后，宰相的名称与设置又日趋纷乱起来：“成帝改御使大夫为司空，与大司马、丞相是为三公，皆宰相也。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亦为宰相。后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宰相，汉献帝复置丞相。魏改丞相为司徒，而文帝复置中书监、令，并掌机密，自是中书多为枢机之官”(《后汉书》卷49)。这里面的变化，可以画一个图表就一目了然了。东汉的太尉、司徒、司空虽然号称“三公”，但却只是名义上的宰相，由于不能发号施令，只能说是假宰相。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和尚书仆射，才是综理国家政务的真宰相，因此，在史书上就有所谓的“虽置三公，事归台阁”(《通典》卷19，《职官一》)的说法。在这个时候，有些诸侯国较为特殊，如楚国的相称为“令尹”，赵国除有丞相称号外，还有所谓“假相”和“守相”的说法。
魏晋南北朝时，丞相或相国多为权臣自命，成了一种篡位夺权的手段。南北朝制度多变，但还是基本上形成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官制。那些能够亲近皇帝的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如官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或将军等的也渐有宰相之名和宰相之实，其位最尊、权最大者为录尚书事。正像有些学者已经指出的：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宰相管理体制上有一种共同的特殊现象，就是宰相无定员，无定名，也无定职。比如两晋时期的诸王以及王敦、王导等人任“丞相”，都是皆因人而设，并非固定体制。
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多年的政治实践，到隋唐时代，以“三省制”为核心的职官制度进一步整齐划一，而且这时的“六部制”已基本定型，更说明封建政治体制已经成熟。这时的三省制已经具备三省首长制、三省并重制和三省分权制三个要素，这也许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权分立制度有某种对应性，当然总体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所谓三省首长制，是指仆射、侍中、中书令既分别为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首长，又共同为当然宰相。在唐太宗时期，杜淹是以吏部尚书身份参议朝政的，而直言敢谏的明臣魏征是以秘书监的身份参预朝政的，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宰相，打一个不确切的比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们都是“政治局常委”。其后，还有别的官员只要加上“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同中书门下三品”或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衔，就都可以行使宰相的职权，也都有了宰相的名分。所以后来有了如下说法：“以他官参掌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为宰相。”(《通典·职官三》)
时光转到了北宋初年，宰相被确定在“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称号上，这是大致沿袭了晚唐的规制。于是又设置了“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参知政事也称作“执政”，宰相与副相合起来称为“宰执”。在宋神宗“元丰改制”后，历史的车轮又“倒转”回去，皇帝把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为宰相，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作为副宰相。宋徽宗以后，又有许多杂七杂八的变化。大该上说来，宰相的权力在宋朝已经严重削弱，宋代的宰相称号纷乱而无多少实权，与宋代皇权的高度集中相一致，宋代宰相宝座的“含金量”已很难与前代的宰相相提并论。
元朝皇帝又有了新的宰相制度的发明“专利权”，他们以中书省总领政务，并且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领，在他的下面，才设置左右丞相，又接着设置平章政事为副宰相，另外，还有一帮右丞、左丞、参政，也都是名正言顺的副宰相。这样重重叠叠，“房上叠房是楼房”，形成了相对臃肿的辅政决策班子。除右丞相（蒙古人尚右，以右丞相为尊）、左丞相各设一人之外，其余的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政等副相均设置多名人员，所以有“元之相职，较前代独多”的说法(《续通典》卷25，《职官三》)。由于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等“均隶中书令下”，所以元代的宰相，不但要受制于皇帝，还要受制于太子，可以说是顶着一大一小“两座山”，这也是相权进一步弱化的表征。
明初的宰相设置，本来沿用了元朝的体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也没有太子兼任的中书令，只是设置了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等官以“统领众职”。但由于左丞相胡惟庸的“专权”惹出了不必要的麻烦，为统治者皇权的扩张提供了借口，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诛杀了胡惟庸，并废除中书省及宰相，随后，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之制设置内阁大学士。在《续通典·职官三》一书中记述了这一重要历史变革：
明太祖建官之始，皆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相国，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后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寻又改为左右丞相。置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以统领众职。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官。十三年正月，革去中书省，尽罢其官，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寻即汰罢，分其权于六部。十五年，仿宋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当是时，……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帝方自操权柄，学士鲜所参决。
引用了这么大一段，无非表明，在明朝初期，宰相的改制就是相当繁琐的，一会儿右左丞相，一会儿左右丞相，一会儿又废除，又设立大学士。什么原因呢？无非就是皇帝老儿心里不踏实，掂量过来、掂量过去，反正找一个最佳方案来削弱大臣的决议权。后来的明惠帝建文年间，又继续炮制，改大学士为学士，就是要打消大臣们的嚣张气焰！明成祖永乐初年时，皇帝实在招架不了了，就把解缙、胡广、杨荣等人找来参与国家机务，这样一来，皇帝一省事，原来无事可做的阁臣就从此开始参预政务了。到了仁宗的时候，把杨士奇和杨荣等东宫的旧臣们提拔了起来，杨士奇被提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被提升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皇帝随后赐杨士奇和杨荣等批评朝政、指正政误的银印，官职也提升为尚书，这样一来，阁臣也兼任外朝大员，就内外兼管，越发受到尊重，比起那些只主内务，或者只主外事的官员相比较起来，职位显得尤其重要，于是这些人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宰相。
应该说，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与革掉丞相的职务，标志着中国传统宰相制度的阶段性终结；洪武十五年设置内阁大学士，又标志着大学士为宰相变名的肇始。但初置大学士位卑权轻，尚不能与传统的宰相相比照，只是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以后，大学士才渐有宰相的实际权力。当然，所谓的“遂为真宰相”或“渐有宰相之实”，只是与初置大学士相比较而言，从根本上说，后世的大学士是不能与先前的宰相同日而语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对此早就看得想当清楚，他曾经辩驳说：“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明夷待访录·置相》)。
清承袭了明朝体制，不设宰相而设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其实质也是大致相同的。正如乾隆帝所言：“宰相之名，自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清高宗实录》卷1129)也就是原来的宰相可以根据皇帝的意思颁布命令，裁量官员的优劣，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处置属员，而后来的宰相不过是一个皇帝命令的“传话筒”而已，最多向皇帝提点建议，有时可以起“隔靴搔痒”的作用，在君国大事上根本没有说话的分量。
◆相权变化，秘密究竟何在呢？
从宰相名称的纷乱与宰相制度的沿革中可以发现，虽然这些变化大多与朝代的更替相关，但根本的原因却只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历代帝王在沿袭前代典制的基础上，总是认为前代政治体制上出现了漏洞，因而要不断对中央统治机构进行变革来适应新的现实，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某些改革其实不仅不成功，并且使政治制度更趋混乱。比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总是利用内宫宦官的力量来削弱朝臣的势力，但是宦官危害朝廷、祸乱宫闱的事屡屡发生。东汉有名的“党锢之争”、唐玄宗时的高力士之害，还有明朝的司礼监大宦官，以至于清朝著名的安德海、李莲英等都使得历代朝廷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第二条就是根基于皇权的至高无上的原则，皇帝志在不断分割相权和削弱相权，并使各种政治力量互相牵制。要做到这一点，沿用旧制显然容易使人产生思维定势，于是皇帝就不断游弋自己的思维要点，让大臣们不知深浅，诚惶诚恐。不过，这种变动，造成了制度上的不稳定性，官员的办事效率也明显下滑，终于造成世风日下、国势衰微的弊端。
◆查查宰相的身份证，宰相的出身
中国是个最讲究出身的国家，历朝历代皆如此。古代实行的贵族辅政制度，自然就是贵族老爷们参政议政，布衣百姓是没有资格的。但是，事情也不尽然。个别有浓厚的民主倾向性的统治者还是能不拘一格寻求人才的。比如被殷王武丁“举于板筑之间”的良臣傅说，就只是一个泥瓦匠。又比如周文王也能够重用布衣出身的姜子牙，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英明决策。后来，姜尚的确不复众望，为周朝的800基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至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正值战乱，正值国家用人之际，可能是无暇顾及宰相们出身的缘故吧，诸侯们到处淘金，寻求能治国的贤相良才。比如传为佳话的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两人的出身就很低微，而且管仲那时是一名罪犯。就是这两个人把齐桓公的霸业推向了历史高峰。
秦、汉初期也不太看宰相的出身，吕不韦是位商人，食利是他的本能；李斯出身于小官吏，又是客卿，还差点被排挤出秦国。汉初更有布衣将相的局面，萧何、曹参都出身于刀笔官吏，陈平、王陵均是“白徒”。汉武帝时的公孙弘也是一个穷读书人，与贵族家庭不沾边，但是他后来官至宰相，而且封了后，开了平民封侯的历史先河。
但是到了东汉时期，情况就明显不同了，袁绍就是四世三公的门阀家庭出身。而出身相对较低的曹操，就时时嫉恨人们对他在骨子里的另眼显看，那个不可一世的贵族“超级高干子弟”杨修就死在了曹操的手上。不过，在三国时候，大名鼎鼎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又是一个布衣宰相，而且也被封侯，被万世敬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两晋时代发展大了顶峰，那时的“士族”与“庶族”是截然不同的两重天，自然做宰相都是世胄门阀贵族大家的子弟了。后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隋唐以来，尽管统治阶级在骨子里还是认为天下是贵族老爷的天下，但是治理国家光用贵族官僚肯定不行，于是通过科举这条独木桥，不断提升一些政权新贵。以至于后来的宰相几乎都要有科举考试的进士出身的身份才行，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到了清朝也是相当的严格。不过，名震中外的左宗棠就是以举人身份成为军机大臣的，不过他是因为赫赫战功被皇帝特批成为宰辅大臣的，显然是一个特例。
如此看来，在封建社会里能做宰相的人中，除了少数飞黄腾达的布衣宰相之外，其他人都是按照严格的资格审查，进入政治统治的核心圈的。要想登上宰相这一个无比荣耀的职位，对于一般百姓来说，恐怕实在太难了，可以说难于上青天！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
外镇四夷诸侯，内亲服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职焉。
——《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
◆凡宰相，上则启人主，论道经邦；中则选用百官，
赏功罚罪；下则阜安百姓，兴利除害，乃其职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1。
◆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既兴，在下无怨，
唯上之平。
——唐‐姚崇
●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的“多面手”
◆主臣——汉相陈平对宰相职责的绝妙回答
既然宰相具有无比巨大的权力，那他将如何运用这些权力呢？他的职责又是什么呢？看了下面的故事，我们不难得出答案。
《史记•陈丞相世家》曾经记述了汉文帝同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的对话：汉孝文皇帝已经对国家的大事很熟悉了以后，就在一次朝会上问右丞相周勃(原为左丞相)说：“朝廷一年内能审断多少案子呢？”周勃站起来回答说：“臣不知道。”皇上又问：“那朝廷一年内收入的钱币和粮食有多少呢？”周勃又站起来回答说不知道。于是，周勃汗水都湿透了脊背，对自己不能回答上皇帝的垂询感到羞愧。皇上又拿同样的问题去问左丞相陈平(原为右丞相)，陈平说：“有主管这件事的。”皇上说：“主管这些事的是谁呢？”陈平说：“陛下要是问断案的情况，那就去责问廷尉；问钱币和粮食的事，就要责问治粟内史。”皇上说：“倘若都有主管这些事的人，那你主管的事是什么呢？”陈平恭敬回答说：“主管大臣们。陛下不知道他们的才能低下，(若发现他们不行)就要追究宰相的罪过。宰相，就是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的德性，顺应四时的变化，对下培养万物使其得其适宜。对外镇服四方的诸侯，对内亲和老百姓们，使卿大夫等各位大臣都担任适合他自己的职务。”孝文皇帝听了后表示很是赞赏。这次答辩也使周勃认识到自己才能不及陈平，就主动把左丞相的上位让给了陈平，自己屈居右丞相之位。
按照陈平的看法，宰相的最重要作用是能善于用人，使各级官员人尽其责，职尽其用。从而使上下内外的各方面事务都能顺利展开来达到预期的目的。他用“主臣”这两个字来概括宰相的作用，真是一字万钧。由于陈平在汉初政治舞台上的杰出表现，尤其是在诛吕安刘的政治事变中的特殊贡献，他的这些话就越发显得有分量。若一名堂堂的宰相陷入“决狱”和“钱谷”等具体事务中，必定会影响到对全局的考虑，或者因为力不从心，而不能如愿以偿，而不能实现其政治抱负。至于宰相的职责具体操作起来，要在权力的主轴上把握好君——相——臣三者的衔接关系和制约关系，也就是要运用好两个平衡术：即在天子与百官之间达成政治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这里面牵涉到两个方面平衡问题。此外还要在朝官、外戚和内臣之间搞好平衡，这又是从属于前者却又十分重要的问题。
◆平衡术之一：上佐天子求取权力平衡
无疑，宰相是辅助帝王处理政务的大臣，是整个国家和朝廷的中枢机构，他的职责是上辅帝王、下统百官，也就是向上直接对皇帝负责，向下施政颁令统御百官，即宰相是运转帝国事务的关键所在。而向上辅佐天子以求取权力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如果不能博得皇帝的信任，不光不能进行正常的政治运作，就连身家性命都有不保之虞。
在正常情况下，宰相对于帝王要起到“上启人主、论道经邦”的作用，就是要及时向皇帝进献嘉言良策，用现代的话就是做好皇帝决策的机要参谋和顾问，当然，这些人是最高级的官员。在某些情况下，大臣是能臣、干练多谋之士的话，甚至皇帝会更多地听取大臣的意见，直至把很多决策权交给大臣为止。比如在明君明臣搭配的情况下，唐太宗与房、杜二宰相就是如此，很多决策都是出自两位宰相的直接谋划，而两位宰相也竭尽全力，忠心耿耿，报效国家。
另一方面，辅政大臣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纠正国家政策中的错误和不足，作为宰相还就人事安排向宰相提出中肯的建议。尽管朝廷还设有掌管法纪的御史大夫，还有掌管言论的官员，比如在唐朝叫做左、右拾遗等，他们都不能代替宰相的看法和言论，最终，皇帝可能在关键问题上征求宰相的意见，所以，宰相的反对意见，对皇帝决策的最终拍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比如唐太宗最为著名的秘书监魏征就是难得的铮臣，他的敢于直谏是极为著名的。他曾经劝告唐太宗实行“偃武修文，抚民以静”的建国策略，为贞观之治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他曾经劝阻太宗营造新的宫殿，免除了老百姓的劳役之苦；又劝阻了唐太宗在贞观六年的封禅泰山的举动；并在贞观十一年(637年)，让太宗皇帝停修了洛阳的飞山宫；并且，于贞观十三年，更是给唐太宗上了奏章，就是有名的《十思疏》，指出了皇帝身上存在的10方面的问题，这可是绝无仅有的大胆举动。不料，唐太宗竟然诚恳接受了。正是有魏征这样坦诚磊落的大臣，才使得李世民能勤勉谨慎，才铸就大唐盛世的坚固基石。
不过，皇帝肯于虚怀若谷、察纳雅言的毕竟不在多数，更多的是权欲几度膨胀，专横残暴的，那就不仅仅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简直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再世阎罗。甚至就是素以贤明著称的乾隆皇帝，他在几桩“文字狱”中的心狠手辣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尽管如此，宰相对于专制君主也不能完全顺从和俯首帖耳，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宰相也要肩负起保证天下和社稷传承，保证老百姓生命生活平安的重任。如果专制君主还能够努力于政务，还能够为了天下安宁、百姓乐业而工作的话，那么，宰相就采用一切可信的方法帮助他治理国家、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如果专制君主懒惰、荒淫，尽职的宰相也会努力地向他进言，尽可能地劝阻他。如果专制君主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负责人的宰相也会历陈己见，以帮助他改变自己的决定。纵然面对残暴无比的商纣王，尤逢和比干还是面折廷争，就是身遭诛杀也在所不辞。所以，宰相还有对于专制君主极强的纠违作用。况且中国儒家道德要求官员们要文死谏、武死战，人们评价一个官员的功过，也要看他能不能努力的进谏。对于宰相，这样的要求自然是更加严格了。那种完全投专制君主之所好而为的宰相，人们对他是谴责的。范文澜先生认为皇帝的好坏是看能否虚心纳谏和能否善用人才。而评价宰相就是看他能不能够敢于和善于进谏，能不能够举荐和使用人才。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还可以说，天下之命系于宰相。
◆平衡术之二，总百官求得利益平衡
宰相统领百官也实属不易，可谓是自古官场是非多。这个权力场里有明明暗暗无数条权力的索绊，有时候，说不定宰相也会栽在小人物的手下。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有很多忠臣良相直接坏在或者间接坏在小人物的手上。诸葛亮之所以出师未捷身先死，还不是坏在宦官从中作梗上；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与吕惠卿的投机有关；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会在了自己的门生故吏手上，这条鞭倒是反抽在了自己的身上！
可是，无论如何，整个朝廷总要有一个百官之长。而且做宰相就要有宰相的威仪，同时也要有宰相的肚量。即使是有才能的宰相也不见得非要才高八斗、独步天下，有宰相之才却未能做宰相而又暗怀不满者恐怕大有人在，更何况还有门户之见、派别之分。宰相统领百官是其职责，但能否统领百官，能否令行禁止，能否让百官口服心服，则是一项极为高超的驭人本领，此本领就是一种用人之“道”。宰相统领百官，首先在于“立法”选官，即古人已经说过的“立纲纪，整法度，择天下之士使其称职”(《资治通鉴》卷239)。这种“立法”选官，当然是以国事为重，不能怀一己之私念。著名宰相姚崇就善于选官和整治吏治，他一向认为：“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既兴，在下无怨，唯上之平。”他在确保自己身正时，下大力气整肃吏治。他联合宋璟上疏唐玄宗煞住了皇亲们的“斜封官”这股歪风，而且多次拒绝别人的请托，甚至是皇帝的决定，姚崇也据理力争，最终使玄宗已经答应的申王李成义请托。
其次在善于用权，说的不好听，就是要善于运用权术，尤其对于那些奸恶之辈要时时提放。该用的权力一定要用，该断不断，反受其乱。不该用的权力一定不要用，一些权力一定要留给帝王，让帝王去威风，或获得臣下的感恩戴德；一些权力要留给臣僚，让臣僚去施展手脚，同时也得到锻炼。
宰相与臣僚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情景要更为复杂一些。虽说宰相统领百官，从总体上制约着臣僚，但事实上也存在着强烈的反制约作用。宰相也没有可能事事躬亲，政务大多委任于臣僚办理，宰相与臣僚之间，原本就存在着权力界限和权力分割的不甚明了的情形。臣僚对宰相的反制约情况有可能来自权力行使的规则不明，也有可能来自有意无意的令出不从，也有可能来自帮派朋党的利害冲突，更何况传统政治制度还允许臣僚直接对宰相奏章弹劾。而且，不要忘记，“以近臣制权臣”、“以微臣制贵臣”的策略从来就是帝王牵制、削弱相权的两大法宝。可见，宰相有时候是处在皇帝与众大臣的利益的夹缝里，如果不把同百官的利益处理好了，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就会死五葬身之地。
◆平庶物，宰相的不同理事风格
最后，我们来看宰相处理公务的风格，应该说主要有两种理事风格：一是只抓大事和要事，尤其是百官的赏罚考评问题，这也就是汉初宰相陈平的所谓“主臣”的要点。另一种处理问题的风格应该是诸葛亮的总揽全体，事必躬亲的风格。
我国学者任继愈先生曾经比较了陈平和诸葛亮两位宰相的理事风格，他认为陈平的气节虽然不及诸葛亮，但是他在工作上只抓大事不抓小事，而诸葛亮大事小事一起抓。陈平更像一个大国的宰相，诸葛亮的管理层次显得有些低了。这种看法应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还是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两位宰相所处的环境不同。很显然，诸葛亮是一位战时宰相，战争的迫切性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性容不得半点马虎。当时，诸葛亮手下又没有特别出众的人才可用，他有死抱着对刘备的感恩心理，所以鞠躬尽瘁、掳力而行，尽管初衷是好的，但结果是劳神费力，过早损害了自己的身体，造成了自己的不幸早逝。而陈平是一个治世宰相，国家太平，老百姓比较安定，国家的政策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可以得到及时纠正，而不至于发生特别严重的问题，所以陈平就比较从容，他可以只抓臣下，只管要事，何况这时的人才济济，可以让大臣们好好历练一下。如此看来，诸葛亮的事必躬亲有很大的客观因素在里面。当然，作为宰相，就只能总理国家要务，而不能事事面面俱到。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故经谓君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
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
——《汉书•魏相丙吉传》后论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魏征没，朕亡一鉴矣。
——唐太宗
◆言不伤君，行不害主，礼不压(僭越)君，名不震主。
●错综复杂，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与厮杀
◆君权与相权的博弈
陈锋先生在《中国历代外戚传》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封建政治的特质，就是帝王的独裁和专制。但即使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英明帝王，也不可能事事躬亲，所谓的独裁，有时仅仅是一种象征。在权力与能力之间，任何帝王都难以弥合。因此，封建帝王要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方面，要设官分职，通过一整套政治机构来实现他的意志；另一方面，在帝王的左右，在朝廷的统治枢纽之地，又要寻找、利用辅臣，作为皇权的辅助者和政令的直接执行者。一般来说，帝王左右有三股力量可资利用：一是朝臣，二是宦官，三是外戚。三股力量因着各种原因，有时是平衡制约，有时是交互利用，有时是抑此扬彼，但不管是何种手段，都曾构成中国封建政治的重要内容。”在皇帝可以利用的三股力量中，朝臣中的宰相就是重中之重。但是历来的皇权与相权都形成一种权力的既相生又相克的关系。相劝可以成全君权，也可以削弱君权，甚至颠覆君权；针对相权的扩张，历代皇帝都十分警惕，但是总发生弑君篡位的恶性事件，所以，后世的皇帝们对相权是一再打压。
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宰相作用的发挥就只能取决于和专制君主的政治博弈。宰相终究是专制制度的副产品，是为君主服务的官职和官员。它没有独立的作用，也没有固定的职责，其作用的发挥完全取决于君主对于宰相的态度和关系。因此，宰相作用发挥的范围多大，发挥的程度多高，完全取决于宰相与君主之间的博弈结果。从博弈双方的地位和权力来看，这场博弈并非是平等的对决。君主在他们之间的博弈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应该是永远的先行棋子的一方，君主的意志、行为决定着宰相的行为和对策。从行动的角度看，宰相的行动居于更为主动灵活的地位，因为宰相是相对被动的、但更为积极地选择行动去适应君主的行为。宰相要做到既要能够让君主放心，又要在不触犯君主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贯彻自己的意志与主张，的确是异常困难、非常艰苦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积极有为的宰相能够以灵活的、巧妙的艺术促进君主向有利于治理好国家事务的方向发展，就是宰相的最大成功了。宰相和君主之间的这种复杂、微妙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许多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历史剧目。
从相反的角度看，宰相的个人品质和行政管理能力也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虽然我们说在君主和宰相的关系中，君主绝对支配、控制着宰相的行为，决定着宰相管理国家事务的方向和国家治理的基本状况。但是，宰相的作用是绝对不可等闲视之的。宰相对于国家的治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关乎全局。宰相的这种作用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宰相的个人品质和行政管理能力。品质好、行政管理能力强的宰相在进取有为的君主手下，能够从天下、社稷和百姓的安宁出发，利用自己的才能，积极配合君主做出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百姓安居乐业的决策，帮助君主选择有能力的人担任国家的重要官吏，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在君主犯错误时，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努力地去纠正君主的行为；在君主荒淫无道时，能够用自己的努力，尽量减少君主的行为对国家和百姓造成的损害。而品质不好的宰相，在君主想有所作为时，会去怂恿君主好大喜功，做不符合国家实力的、不利于百姓的贪功之举，把国家的财力、物力耗尽，把百姓的脂膏榨尽；在君主犯错误时，他们从个人私利出发，或者佯装视而不见，或者千方百计的为君主的错误辩解，支持其错误决定和错误行为；在君主荒淫无道时，他们不是去规劝、谏止皇帝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助纣为虐，千方百计的去迎合皇帝，甚至为皇帝的荒淫败德献计献策。所以，在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中，双方扮演何种角色，构成何种关系，都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
◆君权与相权的厮杀
君主与宰相之间的博弈，极容易变成一种厮杀，而宰相更易遭殃。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伴君如伴虎”之说。如果宰相“以天下为己任”，有一番纠偏治弊、奋发图强和救亡图存的抱负，事事出策决断、雷厉风行，难免就有专权嫌疑和被罢黜危险；如果是与帝王争权夺利，要么孤注一掷、拿身家性命作赌注，要么可以作威作福，甚至改朝换代；如果事事顺着帝王的意旨，曲意逢迎，难免要受“媚主阿上”之讥，不但为时人贬斥，也为后人所不齿，自己的宰相位子也做得窝囊；如果因着某种不可预料的机缘，侥幸做了宰相，自己又没有宰相之才，只好唯唯诺诺，晕头晕脑，遇事既不能作主更不能作断，宰相虽然做得“逍遥”，却难免为千夫所指。这就提出了一个至为关键问题就是：做宰相要先有宰相之才，做宰相要行宰相之道，宰相辅佐帝王要做到“言不伤君，行不害主，礼不压（僭越）君，名不震主”，用权合理有度，顺主方寸有规。同时，还要看宰相所辅佐的是明君还是暗主，是长君还是幼主。
宰相与帝王的相互制约，根基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一方面，帝王虽有至高无上的威权，但又不可能事事躬亲，必须利用宰相或其他权臣进行辅佐，这就是荀子说的“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荀子》卷8，《君道》)。按照荀子的说法，大凡明君，都会委贤相治事，一旦委贤相治事，就会得人心而得天下；大凡昏君，必然自治百事而独裁，自治百事而独裁，则会导致国家危亡。帝王委任宰相在实际上与理念上都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帝王一旦委任宰相，宰相必然“夺”走帝王的部分权力，宰相的“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以及对帝王的不时“谏争”，极易对帝王的威权形成牵制，甚至形成宰相的专权。任何帝王都难以容忍宰相权力的日久坐大，所以帝王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就不断地削弱相权、分割相权，或者频繁地更换宰相直至罢废宰相。
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社会中，最鲜明的斗争线索是围绕君权和相权展开的。这种斗争在两千年的浩瀚岁月中一刻也为停息，有时甚至愈演愈烈，达到白炽化的境地。作为皇帝，离不开宰相的辅佐他处理政事，但是却担心赋予宰相的权力过大，会威胁自身的统治。因此，要对宰相的权力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和削弱。例如，分割相权，虚化相权等等。不过说一千道一万，皇帝到底还是不能没有宰相的辅助。帝国事务可谓是繁杂巨大，只凭皇帝一人的才干和勤于政务，恐怕浑身是铁也吃不消。于是，皇帝和宰相的关系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当中：皇帝就把不中意的宰相拉下马，另起炉灶换新人。
皇帝和宰相就在这样的怪圈中争斗轮回，互有强弱，但大多时候，还是宰相处于下风的。到了大明帝国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君权与相权的厮杀达到了历史顶峰。朱元璋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的权力，在“胡惟庸案”发生后，废除了延续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设立了司礼监，借以抵消内阁权力，互为掣肘。以至于后来名重一时的宰相张居正都不得不求助于司礼太监冯保的佑护，这就是有名的“批红权”。可是，事实证明，宦官更靠不住，后来宦官专权的魏忠贤时代就粉墨登场了，给了统治阶级一记“重拳”的打击。
可以说，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是根深蒂固的，只要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依据依然存在，君权和相权的矛盾甚至厮杀就会一再活跃。不同的是过去叫宰相，之后换称为内阁首辅、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称谓或名称的替代品，从实质上讲是换汤未换药。
◆同锅共味，品鉴君主与宰相关系
唐代政治家们认为，宰相的作用同皇朝的兴衰、君主的功业有极大的关系，即使君主拥有“圣德”，也不能缺少“辅弼”。因此，他们把“祖宗”与“良弼”结合在一起，来看待和评价皇朝曾经拥有的盛大与辉煌。
应该说，不同的君主，就会有不同的宰相去对应。当然，不同的宰相也会对君主的思想、行为产生相当不同的影响。宰相对君主的影响，还取决于宰相和君主之间的个人关系。人们甚至总结出了师相、友相、奴相等各种类别来说明宰相和君主的关系不同，对君主产生的影响也自然大为不同。君主与宰相的关系无非有四种主要的配对方式：贤明君主配刚毅宰相、贤明君主对奸诈宰相、昏庸君主对忠贞宰相、昏庸君主配奸恶宰相等等。
首先，我们从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盛世和治世里都有比较有为的皇帝，同时也有贤俊的宰相。最为著名的贞观之治中的英明君主唐太宗同刚正、勇毅、善谋、直谏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之间的君臣配合，可谓天衣无缝，正是这种健康有益的权力博弈与运作，成就了大唐开国兴盛的历史纪元。
其次，贤明君主也难免会有奸恶的宰相藏匿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俗话说的好：人心隔肚皮。又有说法：大忠若伪、大奸若善，这更容易让人产生误判。曾经奋发有为的唐玄宗眼皮底下有一个阴险歹毒的李林甫；明察秋毫的朱元璋手下出了个专权的胡惟庸；乾隆皇帝一向被认为是圣明的，但他养肥了一个大清国最大的政治硕鼠——和珅。
再次，就是荒淫无道的君主手下有贤明的宰相，也有殉国的忠臣，比如商王太甲时期的伊尹；商纣王手下的尤逢、比干等等。
最后，至于臭味相投、沆瀣一气的君臣也是相当多的，那些大奸大恶的宰相常常在昏庸的君主的培植下成长起来，比如蔡京、秦桧、贾似道之流，他们专权误国，他们的主子就是昏庸不堪的。其实，这些为恶多端的宰相，他们并非没有本领，比如，蔡京的书法就相当不错，看得出来，他的文化底蕴很深。但是，他未遇明主，自甘堕落，于是就为虎作伥，留下了千古骂名。
由于君主与宰相的才能可能会有很大差距，所以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宰相“转正”成王或者成皇帝的情形。曹操是难得的大有作为的宰相，他不会永久雌伏在后汉那些昏庸的皇帝手下，自然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司马昭篡权之心更是“路人皆知”；王莽貌若谦恭，实藏祸心；就连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个反水的大将，他夺取了后周的天下。以这些血的教训为鉴，后来的皇帝自然疑心是相当重的。而一个宰相要想有所作为，不但要有过人的胆略，还要有一个开明的皇帝和良好的政治环境，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三个环节出现了大的问题，就有发生历史悲剧的可能存在。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愿使臣为良臣，不为忠臣。——唐‐魏征
◆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
踵习近事，实紊纪纲。
——唐‐姚崇
◆“为政以公，毫厘不差。”“存信去诈，以公灭私。”
“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
“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凡所从政，必须正己”，
“与其浊富，宁比清贫”。
——唐‐姚崇
●天使与恶魔，相权的人性分化
◆给宰相排排队，看其善恶明愚种种品类
中国的宰相政治是变化万象的，封建社会的宰相是一个庞大的宰相群体，在这里面，有贤相，有庸相，也有奸相，宰相们既可以安天下，稳社稷，益百姓，也可能祸患天下，毁坏社稷之基，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应该说，他们的德行，才智、心术、作风，都不可一概而论，甚至有天壤之别。因此很多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判定标准，因而，对历史上各位宰相的看法也是五花八门、七高八低。不过，某些宰相中的明星人物，大家的看法都比较一致，对于那些恶贯满盈的宰相，大家都有公论，没有人会给他们彻底翻案。不过，也曾经出现过美化历史丑恶人物的不良现象，这似乎应该引起公众们的警惕。
宰相就象是中华民族历史天空中的难以计数的星座，在这无数的宰相星座中，既有心怀社稷致君尧舜的，也有以权谋私、夺国篡权的；既有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也有蔑视帝王，无所顾忌的；既有生不逢时无可奈何的，也有平步青云祸国殃民的；既有少年才俊18岁就荣登相位的甘罗，也有大器晚成60岁出山的公孙弘，可谓是酸甜苦辣闲五味俱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俱备，把人生和社会的丰富多彩都勾画出来了。
按照功德善恶分——则既有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辅佐帝王终成伟业的秦之吕不韦、李斯，汉之萧何，唐之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等杰出宰相；也有赵高、秦桧、严嵩这样凭借手中权力为非作歹，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造成极大破坏的奸相。
按照专业技能分——大多数宰相是以文章起家的儒学人才，也就是书生，是“文相”，这样的宰相在历史上十有八九便是；也有出将入相，原来是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宰相，可以成为“武相”，郭子仪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于文武全才的，那就是超级宰相，也可以说是“才相”，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过诸葛亮就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不论是文韬武略、文章书法、奇门遁甲、天文地理，样样精通，这样涉猎广泛的政治家、军事家实在是少有的。如果抛开职位不论，单看个人才能的话，倒是中国现代伟人毛泽东的素养的全面性与诸葛亮极为相似。
按照职业和出身分——宰相可以是饱学之士，也可以是无赖之徒；宰相可以是地位显赫的官宦子弟，也可能是地位低微的奴才出身的人，可以是达官贵人、豪门望族的身世，也可以是山村野夫、布衣身世。
按照历史次序排队——应该说，先前的宰相要比后来的宰相幸运得多。一般来说，先前的宰相权重，后来的宰相权轻，权重的宰相容易在历史上创造一番伟业，所以，唐代以前的宰相多有以“贤相”而名垂青史者，唐代以后的“贤相”则寥若晨星。
按照开国、治国和亡国时期分——开国时期的宰相大多历尽坎坷，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政治经验，与开创基业之帝王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与开国皇帝的英明结伴，很容易成为名相。治国时期的宰相，要么是继往开来，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使国家由乱到治，走向兴盛的好宰相；要么就是尸位素餐，得过且过，平庸无为，使国家危机四伏，由盛转衰的坏宰相。亡国时期的宰相，在客观上已难有大的作为，即使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以施展，更何况还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在危难时期大将会成为更为耀眼的政治明星。总的说来，亡国时的宰相最容易辨出善恶忠奸，宰相权力的人性化色彩最为浓重。
如果按照宰相的举动行止和命运归宿进行分类的话，根据有关学者的看法，再加以补充，则可以把宰相们大致归结出五种最为典型的类型：
一类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贤相”。他们大多以文武才略而拜相，拜相之后又积极辅佐帝王，或建言献策，治国经邦，或进谏劝戒，矫正帝王的过失。立下了不世之功又不骄狂，有崇高的威望又没有过度的权力欲，受到帝王的信任又不专权，与帝王的关系密切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类宰相是历史上的贤相，他们以诸葛亮、魏征等人为代表，倍受后人的推崇。
二类是能谋天下而不能谋自保的“能相”。他们或者性情率直、锋芒毕露，才干与谋略又足以为帝王所疑惧；或者功勋卓著、位高望崇，但又不知进退，不思满盈易亏；或者权力欲太强，不安分守己，窥伺王器。这类宰相是历史上的名相，以王敦、长孙无忌等人为代表，大多不得善终，后人的评价也毁誉参半。
三类是媚主谀君、恭顺逢迎的“谄相”。他们不一定有宰相之才，也不一定懂辅佐帝王、统领百官之道，但却工媚主谀君之术。他们着意揣摩帝王的喜好，刻意逢迎，奴颜婢膝，无所不用其极，或以“狎昵见宠”，或“专以谄媚取容”。这类宰相是历史上的庸相，以贾充、裴寂等人为代表，虽为帝王所容，却为时人、后人不齿。
四类是阴险狡诈、专权弄术的“权相”。他们或许有宰相之才，也或许懂奉上御下之道，但德行极差。他们或者指鹿为马、残害忠良；或者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或者拉帮结派、瞒上欺下；或者为所欲为、祸国殃民。这类宰相是历史上的奸相，以杨素、李林甫等人为代表，大多遗臭万年。
五类是才能平庸的“庸相”。他们本来才德皆无过人之处，偏偏被同样平庸的皇帝老倌看中了，也就是命中注定有这份令人尴尬的殊荣，他们无所作为，无任何良言良策，只是把持着这半死不活的江山往前迈进。用俗语说，就是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在这样的宰相面前，皇帝可以一时间内“高枕无忧”、纵情声色，但是早晚会有宗庙告危那一天的到来！
◆万世敬仰，贤相、良相泽被后世传英名
汉唐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宰相现象”，尤其是唐朝，那些出类拔萃的宰相不仅发挥才能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而且随着他们的思想、器度、作风的影响，而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成了一种泽被后世的文化现象，他们的人格魅力激励着所有后来的人们效仿和学习他们崇高品德和超人谋略。那些宰相都是人格、学识和功德三方面都较为圆满的人物。在这些贤明的宰相中间还可以分一下层次，那些更为杰出的是“贤相”，略微逊色一点的是“良相”，当然，这里面的界限模糊，并非是泾渭分明的。
在“贤相”中，有鞠躬尽瘁、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还有汉朝的萧何、曹参，唐朝的四大名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等，尤其后面六位代表人物不仅为高权重，更符合宰相的标准，而且他们的忠君报国与一个兴旺发达的历史时期相对应，是他们成就了一代英名君主。应该说，诸葛亮时运有所不济，但其贡献是最为卓著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位乱世宰相，担承了更多的风险、付出了更多的汗水。
在“良相”中间，则有积极进取的苏秦，有大有作为的张仪，有安邦平乱的周勃，有忠诚勋义的温峤，有为社稷所寄的桓温，有吟啸自若的谢安，有鞠躬尽瘁的王导，有忠直谏诤的魏征，有凛然正气的魏元忠，有正直卓识的狄仁杰，有大忠至纯的李，有文武兼备的裴度，有睿智机敏的李泌，有不计得失的张九龄，有善谋大事的张说，有决事如流之相赵普，有忠贞救国的李纲，有革故鼎新的王安石，有契丹奇相耶律楚材，有直陈时政的叶向高等等。可以说，这些良相的事迹越来越为后世人们所追思和发掘，人们将会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有用的东西。
◆专权害国，奸相的小小花名册
本来，人性并非生来就是恶的。那些在历史上，玩弄权术，残害忠良，荼毒生灵的盗国奸相本来并没有那么坏。但是，他们生活在腐败黑暗社会里，不能洁身自好，因为意志薄弱，最终，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成了屠杀民众、盘剥百姓的刽子手，成了欺上瞒下，荒淫无耻的政客和恶棍。他们结党营私，出卖灵魂，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直至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族人。
我们可以列举几个典型的人物，他们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害人害己的李斯、为奸一世的李林甫、误国害民的贾似道、笑里藏刀的李义府、得志猖狂的丁谓、擅权弄国的史弥远、丧命荒野的阿合马、出卖民族的秦桧、结党营私的严嵩、狼狈为奸马士英和阮大铖、卖国保位的琦善等等。这些人在德行上都有问题，如果他们仅仅是普通老百姓，那就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了。但他们偏偏是位居宰相，他们的个性缺点就千百倍放大，最后成了国家的缺陷，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造成了终生的遗憾。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李斯，他本来是秦国的大功臣，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力下了汗马功劳，如果他能继续谨慎行事的话，也许会留下更为辉煌的名声，也许他就不会死不瞑目了。可是他偏偏在身居相位时，还死抱着他的“仓鼠”哲学不放，非要抓住眼前的权力和利益，不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明知道篡改秦始皇的诏书，放弃贤明的抚苏公子、立德才庸下的胡亥为皇帝是很危险的，但他被眼前利益迷惑了，上了赵高的圈套，被人家抓住了人性的弱点，那李斯的下场自然是可悲的。其实，李斯的“仓鼠”哲学还是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的，但是，它只能给人提供反面的教材，却不值得效法更不能去迷恋它，不论“仓鼠”，还是“厕鼠”，结局肯定都不会太好。这一点尤其值得后人深思。
◆平庸宰相，无异于政治体制的赘瘤
宰相既要能够与最高专制君主协调好关系，又要处理好各种国家事务，还要与诸大臣们共好事，实在应该德才出众。如果身为宰相而在品德、知识、才能、经历上都平平淡淡，应该难以在那个位置上坐得稳。“公侯肚里能撑船”的谚语就说明宰相不是谁都能够当的。可是，让人百惑不解的是，作为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宰相，在泱泱大国的历史上竟不乏其人。原因何在呢？难道皇帝是瞎子、是聋子吗？原因还是在皇帝身上！
原来，不是古人说众口难调吗？或者是千人千面，万人万脾气，有的皇帝就喜欢才能平庸，又不思进取的无能宰相。这些人因为无能，对皇权构不成威胁，反而因祸得福，成了昏庸皇帝的一块权力平衡木。他们没有主见，因而是皇帝的忠实走狗，不会起反心，或者谅他们也不敢；他们无能，但是又坐在宰相的位子上，就成了那些雄心勃勃的大臣们的绊脚石，而其他人得不到宰相的权利，他们的聪明才智就很难得到施展，他们的野心和政治抱负就无法实现。如此一来，皇帝就用这道墙壁挡住了来自干练的能臣的直接攻击。当然，这里面也有弊端，就是那些懦弱无能的宰相也很容易成为某些智谋超人的大臣的工具，这对皇权又构成了威胁，这就形成了权力的悖论。
所谓平庸的宰相，似乎也有自己独到的一面，不过，在治国上是低能儿罢了。其中有伴食宰相卢怀慎、纸糊阁老刘吉、万安和刘翊、政治不倒翁冯道、青词宰相袁炜、严讷和李春芳、郭朴、“苏模棱”苏味道和“面似高丽”杨再思等等。这些人都是没有政治远见和抱负的人物，由于太世故或者太书生气，大部分人缺少原则性、过于油滑，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了，国家社稷则“为所无为”了！
从历史史事实来看，如果皇帝才能略差，只要宰相能德才兼备，具有匡扶社稷的员大抱负的话，朝政还是可以向较好的方面转化的。杜甫不是有“致君尧舜上”的宏愿吗？想必很多有志之士也肯定会有如此想法的。这也就是说，宰相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因此，古往今来，人们对宰相在德才方面有更高的标准，诸如“长才”、“硕望”、“心直”、“迹正”，则是根本要求。事实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凡不具备这几个条件而官至宰相位置的人，都无益于社会进步，甚至要起破坏或阻碍的作用。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考宜中兴，丙魏有声。
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
览其行事，岂虚乎哉！
——《汉书•魏相丙吉传》后论
◆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史记•曹相国世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宋‐范仲淹
●宰相之间，和睦相处与勾心斗角
◆宰相集团，皇帝的高级参谋部
历史上的宰相可谓多矣。各朝各代很少有设置一位宰相的情况，宰相一职大多是数人共同担任，既有左右丞相共同秉政的时代，也有三省长官共同秉政的时代，也有大学士共同辅政的时代。应该说，在封建时代，辅政的最高机关更多的是形成了一个宰相集团。唐玄宗初期，宰相竟达17人之多。
由于人数多，这个历代皇帝的高级参谋部就不停地酝酿着政治风雨。对于那些品德高尚的宰辅大臣来说，他们固然有政见上的不同，但他们心胸坦荡、利益一致，因而往往能达成政治上的高度信任，能够相处，甚至如鱼得水，成为绝佳的搭配，萧曹、房杜和姚宋三对搭配都堪称珠联璧合，如同中国政治史的宝玉一样完美无瑕，令人为之敬仰感叹不已。
但是，人们得性格、习惯和政见总会有所不同，而品德低下的载辅大臣更容易发生矛盾。这里面也有政见上的差异造成的感情不和甚至是决裂，也有因为地位和权力的变化或者心存嫉妒而导致的摩擦，也有追逐个人私利而造成的相互攻击、诬陷乃至于反目成仇，甚至于意在置对方死地而后快。由此可见，在宰相政治的权力场中是极为凶险的，稍有不慎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户灭九族，给家族帝来无穷的灾难。
◆和谐为美，宰相亲和政治清明
宰相的亲和一向被传为美谈，比如汉初诸相的同心协力，最著名的是萧和与曹参不计个人成见，在政治上前后一贯的政策传承，为后世所仰慕以及后来的魏相、丙吉之间的知任关系；还有唐贞观年间宰相的和衷共济，主要是房玄龄与杜如晦的天作之和，还有魏征的直言纳谏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还有唐玄宗时期的姚崇宋璟之间的佳配以及后来的三杨辅政与“仁宣之治”等等。
宰相的亲和对封建帝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使政局稳定、国泰民安，这也是一个英名君主所愿意看到的。宰相们在政治策略上可以取长补短，形成互补关系；尤其在个性上也可以互补，刚柔相济，阴阳磨合，这样更能处理好宰相与皇帝、宰相与大臣们的相互关系，使帝国体制顺畅，更加和谐前进。
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应该是宰相关系得到妥善处理的典型案例，我们不能不佩服蔺相如的高风亮节和虚怀若谷，也同时佩服廉颇的知错就改的大丈夫气概。萧何与曹参的和睦相处，在当时的民谣中可见一斑“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后来的魏相和丙吉的关系也相当和谐。魏相任丞相时，“总领众职，甚称上意。”他关于对待匈奴政策的主张，关于继承先朝合理制度的主张，都很积极、妥当，为汉宣帝所采纳。魏相为丞相时，丙吉位御史大夫。魏相为人严毅，丙吉性宽厚，二人协同一致，同心辅政，宣帝皆重之。等到丙吉作宰相时，“上宽大，好礼让”。丙吉知大体善知人，所荐杜延年、于定国、陈万年等，均一时人才，以至于成就了宣帝中兴。
唐太宗时，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是绝好的搭档。史书记载：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谋猷允协，以致升平。议者以比汉之萧、曹信矣。然莱成（按：杜如晦风莱国公，谥号成）之见用，文昭(按：房玄龄谥号文昭)所举也。世传太宗常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焉，竟从玄龄之策业。盖房知杜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旧唐书》卷66后论）看来房杜二人确实是政治才能互补的，而唐太宗则是这对“黄金搭档”的组织者和见证人。
在这里不妨再说一下姚崇拜相上疏的事：史载唐玄宗有意拜姚崇为相，姚崇不谢。玄宗不解，问姚崇何故。姚崇回答说：“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玄宗说：“试为朕言之。”姚崇说出了十件改革建议，其中，第一项是“施政应以仁义为先”，第二项是“数十年不求边功”，第五项是杜绝一切苛捐杂税，第七项是禁止建造寺观宫殿，这些都直接涉及莱百姓的利益，玄宗都答应了，姚崇于始顿首拜谢。第二天，公元713年，玄宗拜姚崇为宰相。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盛大的彪炳中国史册的开元盛世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从这件事看出，姚崇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这样一位好宰相，自然能与同为名相的宋璟惺惺相惜，相互敬重的。
下面再看一下史学家是如何评价姚崇奏十事及姚崇、宋璟为相的：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出皆已施行，信不诬己。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佐唐史中心也。……然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遇合，盖难矣夫！(《新唐书》卷124后论)这里面也说，宰相能和合，则万世俱兴、国运昌盛。
◆天昏地暗，宰相倾轧朝纲乱
在历史上，宰相之间相互倾轧，造成政治权力失衡、内部混乱的事件也相当多。譬如唐代中后期的朋党之争，或称为牛李之争；北宋司马光、王安石之争及元佑到崇宁的党争；还有明朝嘉庆到万历年间阁臣的倾轧。
宰相倾轧，会造成朝政黑暗与政局的动荡。由于宰相们政治意见相悖，则很难在政治主张上大臣达成一致，这势必造成政令推行不畅。一方要推行，另一方则会百般阻挠或者故意破坏，势必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宰相们发生内讧，离心离德，使得朝庭政治质量大大下降，人们的心思很难用在工作上，政治风气会严重堕落，时间一场则严重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唐朝发生的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高官争权的现象，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由此可见，宰相集团若卷入政治权力的大漩涡中，人们是很难把握自己的，其结果必然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
宋朝时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的斗争也极为典型。宋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人参知政事，立主变法，但是遭到朝臣的反对，司马光就是反对者之一。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来是好朋友，常相聚交谈，以诗唱和；关于改革弊政，观点亦相似。变法之初，有人恶毒攻击王安石，司马光说：“人言安石奸斜，则毁之太过。”司马光还认为王安石变法倚重的吕惠卿，过于“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天下者，惠卿也。”司马光还写信给王安石，奉劝他注意惠卿的奸诈，并指出他改革有点过于急躁。但是王安石没有听进去，于是司马光要求离开宰相集团，“为知永兴军”。司马光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因而反对变法，但新法后来逐渐变成单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做法上确有强迫现象，引起了民众不满，这是他晚年反对新法的客观原因。两位大学者和政治家因为政见不同，尽管没有相互陷害，但是造成了大宋的权力分割，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至于明朝时的阁老之争，那也是很有名的。其中有夏言与严嵩的权力之争，以及严嵩与徐阶的利益之争，尽管大臣们的争执难免，但是处心积虑的运用权术去争斗，必然有害于大明朝的政治体制，其负面影响不可估量。而且，在朝庭中发生争斗本身就证明了皇帝的江山并不稳固或者政治体制上出现了漏洞。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
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资治通鉴》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
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始终，人道之盛，此无缺焉。
——裴垍评价唐宰相郭子仪语
●宰相命运，平步青云与满门抄斩
◆叹宰相，仕途风雨飘摇雨打萍
宰相位子不稳，这是历史不争的事实。从下面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然足可作证。西汉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相对卿明、丞相发挥作用较好的时期，当时实行的是独相制（即一个负总责的丞相，1-3个副丞相），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相权比较辉煌的时期。但是，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5年的二百多年里，共历经了45位丞相，平均在位时间不足5年，这倒与当今美国总统的任期接近。而且，其中因事获罪而死的就有7人之多，被免职的则有16人，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唐玄宗是位具有雄图大略的皇帝，他对宰相的要求他特别高。仅在开元盛世的29年间，就罢免了约19个人的相位，足足跟上前面列举的200年的宰相罢免情况。汉唐是我国历史上的相权辉煌时期，宰相命运尚且如此波折，其他朝代宰相的在位时间就更加短命了。北宋从建隆庚申年至靖康丙午年，大约167年，先后更换正丞相72人，南宋149年，先后更换正丞相61人，正丞相每人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简直就是走马灯似的，其动荡程度可想而知。这种频繁地更换“总参谋长”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不利于国家稳定。
封建帝王一般要求宰相具有广博的学识、超人的智慧、出众的谋略和匡光的胸怀，因而，很多宰相登上相位后也坐不稳。从中国宰相史来看，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是因为难以称职而被免去职务的。象卢怀慎那样的伴食宰相是因为一则唐朝实行群相制，宰相不只一人，二则因为有异常能干的名相姚崇主持工作，他就学做南国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落得一时清闲。明朝的“纸糊三阁老”的产生是因为皇权太强和皇帝重用宦官的缘故，宰相权力边缘化，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缘故。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都对宰相的个人才能要求很高，都希望有一个富有智慧而又兢兢业业于朝政，廉洁为政，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能宰相做国家的柱石，做民族的脊梁。
然而，由于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宰相所处的时代不同，以其所辅佐的帝王不同，兼以个人秉性和资质不同，因而政治命运就大相径庭。下面我们主要介绍两种极端的例子：一种是平步青云，另一种是身遭横死。
◆布衣宰相，往往平步登青云
地位较低的人能在朝夕间平步青云，这一向是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幻想。民歌中曾唱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某些特殊的例子，犹如做了直升机，一个人突然发达了。这些情况主要发生在诸侯争霸时期，以及西汉时期举孝廉那种特殊的体制下，后来，科举制度盛行，政治体制完善，那种连升三级的事情也几乎不会再发生了。
前面我们也有所涉及就是出身贫贱的人，因为才学和谋略超人，而被委以重任的情况。殷武丁就力排众议，用托梦的迷信方式把泥瓦匠傅说送上了宰相的宝座，后来商朝果然大治。周文王亲自延请姜子牙共谋天下，后来周朝绵延800余年。管仲作为犯罪的囚徒，因为鲍叔牙的无私举荐，终于帮齐桓公谋取了霸业。
诸葛亮的传奇更是色彩瑰丽。我们把他的事迹简单介绍一下，向这位伟大的政治家表示一下我们的真诚敬意！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南)人。他27岁时受刘备三顾茅庐之邀而出山，随后，出将入相，辅佐刘氏父子开国创业。据历史记载，他立法施度，选贤任能，“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联吴抗魏，征抚夷越，五伐中原，六出祁山。其运筹帷幄的韬略、谦虚务实的作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和顽强意志，称为后世的楷模，他的事迹家喻户晓，他的美名千古流芳。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在南阳隆中种地到出山辅佐刘备，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之举。
还有后来汉代的公孙弘，60岁之前默默无闻，至少是排除在封建统治阶级核心决策集团之外的，按照现代人的眼光看，他也就是一个老废物了，可是不料他后来居上，竟然官运亨通，在70多岁登上了宰相的宝座，这也可以说是平步青云。而一般通过科举制度或者家族威望以及官僚提拔，能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最后身居宰相职位的也不乏其人。至于传说中的甘罗18岁为相，那更是政治制度史上的奇迹，但那同时也是政治制度不健全的证明，是不足取的。
◆大起大落，惨死宰相有怨鬼
与宰相的风光煊赫相反的就是某些宰相的惨死，这让很多做官的人多多少少心中留下了或浓或淡的阴影。下面是一些典型的例证：
改革家商鞅，乃秦法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车裂而死；李斯，“东门牵犬”而不可得；窦婴是不识时务的真丈夫；刘屈chi嫠，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王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预言应验在自己身上；尔朱荣是功高孟德、祸比董卓；杨国忠在马嵬坡前化作一抔贱土；道学的死敌韩佗胄因北伐而杀身；贾似道是生处富贵死处龌龊；胡惟庸在高深难测的圣主面前丢性命；夏言疲于圣命却怨恨难平：“我要收复河套，实在是为皇帝尽犬马之忠啊，何故回沦落到如此下场！苍天啊，你太不公平。”它的这番话可以成为中国封建制度本质的很好说明。所以有人说，这些人都是他们时代的堂堂的宰辅，但结局却是殊途同归，无一避免地遭到了杀戮。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的，他们血淋淋的死亡成了历史最坚实的注脚。
当然，尽管其中有值得同情的屈死的灵魂，但是人们一向认为：自作孽，不可活。对于丧失人格，违背良心，想把宰相的权力用来谋取一己私利的宰相，其可悲的下场，应是大快人心的。我们来看一下李斯的惨死悲剧。
秦国宰相李斯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他辅佐秦王赢政统一中国、统一度量衡、又发明小篆书法。但在争夺皇权的过程中，却曲意投靠赵高集团，后被出卖，腰斩而死。李斯出生于楚国上蔡，曾拜大学问家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在秦王赢政的霸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自己也位居人臣之上，做了宰相，
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当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行病死后，在皇位继承权上，他由于性格的弱点中了宦官赵高的圈套，让德才平庸的胡亥登上了帝位。但是胡亥残暴误国，尚有良知的李斯被赵高视为眼中钉，后在上书胡亥遭嫌后，被捕入狱。赵高趁机滥用酷刑，用李斯制定的严峻刑法来治李斯，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斯终于屈打成招，因莫须有的谋犯罪被处以腰斩之刑。
李斯曾在狱中绝望高呼：“大秦要亡了，如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了。昏君之心尚未领悟，奸臣赵高仍被重用。我不久会看到，盗至咸阳，麋鹿游于宫苑”在临死时，这个曾经出如朝廷、威风凛凛的大人物终于后悔自己做了宰相，成了人家的刀下怨鬼。由于鲤鱼跳了龙门，他失去了牵着猎狗、带着儿子到上蔡东门驱赶狐兔的美好时光。他也想到了荀子告诫过他的“物忌太盛”的道理，直到这时候才明白淡泊名利的可贵，可是终于悔之晚矣。在他死时也许耳旁萦绕着庄子那句涵义隽永的话：“我仍愿做一只活在水里，拖着尾巴、吹者气泡的龟”。
悔恨的泪水在无声飘落，可惜一切都晚了。
宰相这个崇高的官位，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同时又是帝王精心设置的权力陷阱，它能带给天下人怎样沉重的思考呢？要想得到更加深刻透彻的体会，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发生的那些个年代和那些个地点去探索古人的心路历程吧。
这就是我那篇被人宰割的策划！！！',1)">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
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
岁中奉成功以效于君。
——《荀子》卷7《王霸》
◆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
——唐玄宗为宰相姚崇撰写的碑文
◆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
——《荀子》卷8，《君道》
●权势顶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相位尊崇，成众人追逐的目标
在中国绵长悠远的封建历史中，有一个一向为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看重，尤其为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行政职位（用现代的语言说即为公务员），那就是既可以力行善道、辅政兴邦、又可以专权为恶、误国害民的宰相职位。对于号称是一品大员的宰相，很多民间谚语都把它的显耀、权势的煊赫以及相府的荣华富贵刻画得既生动而深刻又令人神往：“天上神仙府，地上宰相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家奴七品官”、“相门必有相，将门必有将。”类似的言语还有很多。
由此看来，宰相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官衔，一个多么让人神往的位置。甚至有多少人听见“宰相”两字都感觉心痒而蠢蠢欲动。宰相那辉煌的宝座，曾经让多少人朝思暮想，让多少人费尽心机。当然，对这个权力的极品座位的追逐者的心态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有人追逐权力，有人追逐财富，有人追逐地位，有人追逐名誉，有人追逐情色满足等等，总之，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业诸色人等，全都翘首向往着、觊觎着这个相位，象有无法抗拒的巨大的吸引力或者干脆说是魔力，把人们吸引到了这个巨大无比的权力场和名利场中。为了这个令人垂涎的位置，不知有多少人不惜出卖朋友、倾陷同僚；不知有多少人不惜放弃人格，阿谀逢迎、卑躬屈膝，去讨得那封建君主的欢心；又不知有多少人不惜使出浑身解数，费尽移山心力，可惜到头来只能对着宰相宝座望洋兴叹。由此以来，在中国漫长封建历史的壮阔舞台上，就不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慷慨悲壮、殉国赴难的催人泪下的大剧，同时也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结党营私、专权害民的令人发指的恶戏。
在中国黑暗的专制社会里，人们往往不敢也不能去追逐皇帝宝座，公开追逐皇帝宝座乃是篡逆的杀头之罪，甚至要被诛灭九族之罪。很多人的皇帝梦都是憋在心里的，只有在大业将成时才敢显山露水。一代枭雄曹操，直到死也只能荣为魏王而未曾称帝。朱元璋又是何等英雄，还是曾经采纳了“缓称王”的策略，而未招致天下人的围攻。
只有霸王项羽，有“力把山兮气盖世”的神勇，他望见秦始皇的威严仪仗时敢于说：“大丈夫当如是耳”。尽管也只能悄悄的说，甚至其叔叔还赶快将其嘴捂上，也许这种过于张扬的心态和做法预示了他后来会失去这份无比的尊荣。不用说，皇帝宝座是不能妄想的，而追逐宰相之位却不仅无罪可言，而且为人所追捧。于是，不少人就把宰相宝座作为追逐的目标。为了吊众位大臣的胃口，皇帝老儿还变着法儿鼓励官吏们追逐宰相的位子，他可以连续不断撤换宰相，或者用各种真假虚实的招数，来恩宠某些人、冷落某些人、又惩处某些人，让各位大臣又紧张又兴奋，以为尽忠尽力就可以攫取相权。藉此，狡猾的皇帝，换取了官吏们的努力工作和对自己的忠心。于是，天下的士子们和官员们都拼命往晋升宰相的道路上拥挤。然而，大家都知道，宰相一职可谓珍稀，是凤毛麟角。据有关学者的估计，中国历史上宰相虽多，也不过大约1500名，比较有名的约有百人之多，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史，算起来一年还平均不到一个宰相。而且在秦汉时代，丞相总共只有一位，加上副丞相也才三位，追逐宰相宝座也就是古人说的华山一条道呀。看来，要想当宰相，那谈何容易，这本应该是无与伦比的精挑细选。可有时候皇帝昏庸，也会有很多平庸之辈运交华盖，做了宰相。也就是说，做宰相要靠七分运气，这恐怕也是宰相职位为人所追逐的原因之一。还好，在汉武帝以后，皇帝为了换取更多的大臣们的支持，或者奖励更多的有功之臣，把宰相的职数也增加了又增加。这都是鼓励大臣们追逐相位的表现。
登上宰相宝座，在封建社会就会达到人臣之极，只要不是帝王之家出生的人就达到了理想的权力高峰之巅了。登上宰相宝座，就拥有着对臣僚和百姓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就会乘骈马之车、做八抬大轿，属员恭敬、侍从拱卫、奴婢成群、前呼后拥，谁不眼热，谁敢不五体投地？登上宰相宝座，立刻拥有着对天下财货的支配之权，怎会不荣华富贵？登上宰相宝座，其地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皇帝都礼敬三分，既可封侯扬名、光宗耀祖而煊赫一世，又可封妻荫子，恩泽长久，谁不心向往之？谁不梦寐以求？
由于宰相劝高位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因此，在中国的民间对宰相的敬仰和尊敬是持续升温的，某些贤明的宰相甚至有被神化的倾向。不用说，在中国的民间传说和戏剧舞台上宰相及其故事也是被描写和演唱得最多的。在今天我们的电视里，宰相人物也被塑造得相当的多。比如刘墉、纪晓岚、和珅、魏征、房玄龄、狄仁杰等形象都搬上了荧屏。至于描写宰相故事的书籍，更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总会有全新的斩获。而在民间生活中，老百姓甚至把我们今天的总理也比称作宰相。其影响如此深远和广泛，可以说明宰相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
◆波澜起伏，宰相权位的影响与日益弱化
在朝臣之中，宰相位高权重，独居众人之上。就是在上朝列班的次序上，也显出他的尊贵无比。从其地位来看，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说；从其权力来看，有“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之称。正是由于宰相处在政治权力场的中心，具有莫大权力和威望，以至于历代皇帝都对宰相的权柄很是不放心，或者竟至于寝食难安。因为宰相的位子关系到了皇帝的江山社稷，的确是事关重大的。
在传统社会中，宰相制度和宰相名称有过诸多变化，但无论如何，宰相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依然是十分显要的。对宰相的地位和权力，先贤曾有过很多论述。大学者、秦朝宰相李斯的老师荀子曾经指出：“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中奉其成功以效于君。”(《荀子》卷7《王霸》)著名的贤相陈平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宋朝宰相，史学家司马光也说：“凡宰相，上则启沃人主，论道经邦；中则选用百官，赏功罚罪；下则阜安百姓，兴利除害，乃其职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1)以上的种种论述，充分表明了宰相辅佐帝王、统领百官、综理政务的职权。可以说，朝廷内外大小事情都归宰相管理，在全力约束上几乎是一网打尽，见其权力之大。
随着宰相政治的演化，宰相的称谓一直在变，也就是作为相权，它的重心不断在工于心计的统治者的股掌上作看似飘忽不定、实则是精心谋划的漂移，反正是尽量不让大臣们看透了皇帝本人的心思。出于对这种能无限膨胀的权力的恐惧，也是汲取了历史上的宰相乱政与篡权的严重教训，甚至洪武时朱元璋曾一度废除了宰相。但宰相的作用对于封建帝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宰相的废置与否，都不能改变作为帝国中枢这一实际作用和本质上的延续和沿袭。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宰相政治呈现出地位和作用日益衰落的发展趋势。从夏、商、周的贵族辅助大臣来看，其地位和权力都比较大。对于夏朝的情况，现代人尚不很清楚。到了商朝，作为宰辅的伊尹能够把荒淫的商王太甲放逐，然后摄政，并迎回改过的太甲，其地位和权力可见一斑。周公辅佐成王，其地位和权力也是显赫无比的(虽然为此也遭到了不少猜疑和嫉恨)。西周时期周公和召公的“共和行政”，也是因为周厉王无道，被国人暴动赶走了，新王上台，缺乏之过的经验，因而二人辅佐之，由此可见他们也是权力很大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争夺诸侯霸权的需要，各国君主千方百计的招揽人才辅助自己，可以说是不拘一格求人才，以求国家富强，至少保持自己不被别人侵吞掉。君主们好不容易招揽来的辅佐人才自然受到重用，其中的佼佼者被任命为丞相或相过，其权力也比较大，发挥的作用也大。如管仲、商鞅、李悝、吴起、李斯等等。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宰相的权力实在太大，有时候对君权造成了很大的束缚，
那些权力欲和个人私欲极强的皇帝就想方设法来限制宰相的权利。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宰相的地位和权力就明显受到了削弱。终于，“天下事咸决于上”，想法有点天真的专制帝王秦始皇要使自己的帝业被后世子孙传承下去，乃至万世不休。他的宰相李斯等人也丧失了过去的荣光。天下已经安定了，皇帝对于人才的重视就完全没有了过去那样的急迫感，以至于连自己的接班人都迟迟没有选好，使得江山很快断送了。应该说，李斯没有在帝位继承人上的参决权，者也说明了宰相权力的弱化。在后世的政治体制中，同样在没有竞争的时候，皇帝对人才的倚重就没有迫切性。比如汉朝的汉武帝更加削弱了宰相的地位和权力，他对宰相的杀伐过度竟然让人视当丞相为畏途。后来，他把别出心裁地把决策权从丞相府转移到中朝后，丞相的位子就形同虚设了。从那以后，汉朝的独相制就被彻底破坏了，虽然后来也有过独相，那也是极为偶然的事情。为了进一步限制在相权上权力过度集中的情况，唐朝时扩大了宰相的人数，三省六部的长官们成为当然的宰相，其它官员也能够被随时加上去，这似乎体现了“能者上，庸者下”的现代人事管理理念。借着“参议得失”等名义有关大臣就可以成为宰相，宰相成为了一个领导班子，似乎有点群“虎”无首的味道。而君主这一条龙做这个领导班子的巨头，由于事实上的分权与制衡，作为个人的宰相的地位和权力自然小了。到北宋时期，皇帝把宰相的军事指挥权和财政支配权一并剥夺，宰相就完全不能“掌丞天下，助理万机”了，由于统一的管理国家的权力被君权分割得支离破碎，国家的治理能力大大削弱，整体的战斗力就不断弱化下去，北宋最终完全成为了积贫积弱的“空壳”国家了。因为宰相的职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宰相的政治属性越来越趋于恶化和颓废化，朱元璋干脆来了一个“快到斩乱麻”，把宰相制度废除了，将六部直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做到了真正的大权独揽。可后来政治体制运行不畅，庶务繁杂使得朱元璋不得不另找出路，于是，又建立了内阁制度。虽然人们仍然把入阁称为拜相，但是，内阁辅臣的地位和权力已经完全不能和过去的宰相相提并论了。延续明朝制度又有创新的大清朝就干脆没有宰相的官职和称谓，人们虽然习惯上仍然称军机大臣为宰相，但是，他们连内阁大臣也不如了，他们的议事裁量权都很有限，一切听从皇帝的意志。所以，后来的汉族宰相刘墉为了明哲保身，在晚年时只能做个才黠诙谐的宰相，干脆少得罪人，尤其不要得罪皇帝。
宰相制度的衰落还能够从宰相与皇帝商量国家大事时的礼仪上表现出来。宰相从与皇帝商讨国家大事时的最初的“坐而论道”，在廷辩上的敢于分庭抗礼，到“站而论道”，说话诸多顾忌，再到“跪而论道”，简直不能吭声气，经历了从比较平等的地位到依然是奴才的地位的变化。原来的皇帝称大臣为爱卿、肱股，甚至有称“亚父”、“尚父”的，到后来，尤其是清朝时大臣自称为“奴才”，其中的等级变化显然是颇大的。这是中国君主专制集权越来越走向强化的反映，也是中国专制统治逐步走向极端并且濒临瓦解的客观反映。
◆相权的极致，透视几多名相的殊荣
在历史上，有很多宰相获得了无人能及的权威与殊荣，无法一一列举，只能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前面提到的商汤的宰相伊尹，到汤的孙子太甲做皇帝的时候，成了朝中元老，威望很高，他似乎应该是一位杰出的“文相”。太甲暴虐无德，不得人心，伊尹便把他放逐到桐宫。直到三年后，太甲改悔了，伊尹才把太甲迎回到国都，还政于他。《史记•殷本记》曾有如下记载：“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咸归殷，百姓伊宁。”不能不说，伊尹能够放逐帝王的权力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伊尹这个王的臣子却放逐了自己效忠的对象——皇帝，这说明了宰相在帝国中的地位之高和权力之大。当然，这与那时的贵族议事集团也有很大的关系。然而，这无疑表明，如果宰相一旦权力膨胀的话，就足以给一个帝国以沉重的打击。这种历史上放逐帝王的案例，不能不让后世统治阶级产生高度的警惕。
众所周知，不论从文功武治还是从个人德操来说，在宰相群体中，诸葛亮都是极为出众的，简直可以说是精彩绝伦的。他是超级宰相，是文武双全的“才相”，文可济世，武可安邦。诸葛亮又是平民精英，他出身于布衣，曾躬耕南阳，后来在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感动之下，担当起了在汉室危难之时的治世重任。当然，由于种种因素，尤其是蜀国政治基础薄弱和人才兵员的不足，还有刘禅的荒诞误国，他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只能遗恨而去。
诸葛亮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勤勉治国和运筹谋划，使宰相这个职位达到了其名位的历史顶峰。据资料记载，诸葛亮死后，当其灵柩运抵成都时，后主刘禅亲自率文武百官披麻戴孝出城20里去迎接。后主放声大哭，文武百官乃至山野村夫，无不痛哭流涕，哀声震天动地。后来，根据诸葛亮的遗愿，后主亲自护送诸葛亮的灵柩到定军山安葬。随后又特地降诏致祭，谥号忠武侯，并下令建庙于沔阳，四时享祭。后来，三国归晋后，司马王朝鉴于诸葛亮的英明远播于天下，深得人心，特地封他为武兴王。此后，历代历朝都给他升官加爵，赐庙加号。唐朝时封他为武灵王，并赐庙。宋朝时又赐“英惠庙”，加号“仁济”；元朝则封他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明朝皇帝朱元璋钦定“帝王庙”时，在选的从祀名臣中就有诸葛亮赫然其中；到了满族统治的清代，朝廷一面将众多纪念诸葛亮的名胜古迹加以整修，供人瞻拜，一面在每年春秋两季祭祀孔庙的时候，以诸葛亮从祀。而且诸葛亮的名声还不胫而走，如今在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都享有盛名，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声名远播。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名位是何等崇高，最为宰相也是何等的尊显！
还有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中了武状元的郭子仪(679-781)也是一名声势显赫的宰相，他也是一位出将入相，善始善终的不可多得的匡世良才。郭子仪曾经以超人的智勇和治军有方，在平定“安史之乱”和击败吐蕃、打退回纥等许多重大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维护大唐王朝的统一和安定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因此，几代皇帝都给他封官进爵，致使他最终升任了御史大夫、太尉、中书令，成了一位堪称“武相”的著名宰相。鉴于他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皇帝队他都是礼敬有加。比如，唐肃宗李亨就当面称赞他：“大唐虽然是我李家的天下，实际上是由你再造的啊！”言辞十分恳切当然也的确符合历史事实。代宗李豫更是不呼郭子仪的名讳，而只以“大臣”称呼他。自古以来，只有帝王才有避讳之说，而代宗给了郭子仪这样的荣誉，可见其地位的尊崇。而后来的德宗李适，不仅继承了代宗对郭子仪“以身系天下安危二十年”的赞誉，并更为敬重，直接以“尚父”称之，这是人臣在君主面前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不仅如此，皇帝在恩宠之余，还要与杰出的大臣联姻。唐代宗就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六子郭暧，并且因为祝寿跪拜的事，还传出了一段佳话，被后世戏剧加工为《打金枝》。公元766年，在郭子仪郭贺70大寿时，他的子孙后辈们男男女女数十口都跪了一地，但是唯独升平公主没有到，可能是耍皇家小姐的脾气吧。但是，老公郭暧却受不了了，他想强迫公主去拜寿，不料双方发生了口角。郭暧一怒之下，口不择言，训斥她道：“你不就是倚仗你爹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屑于干呢！”说着，还要伸手打她。
升平公主自幼娇生惯养，哪能咽下这口气!她就匆匆忙忙跑回了皇宫，向父皇去告状，把郭暧那句犯上的话也原原本本说了出来，这句话要犯在别人手上，那不灭九族，也得要杀头的。可是，代宗皇帝不糊涂，他安慰升平公主说：“他父亲的确是不屑于做天子，否则，天下还会由你我来享有吗？”后来，又命令升平公主的生母崔贵妃好言相劝。郭子仪当然风格高，当他知道儿子气走公主后，立即把郭暧五花大绑去请罪。但是，代宗并不生气，并让人给郭暧松绑，让他和升平公主一块回府。从这件事上，足以看出杰出宰相的地位是何等的显赫！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历史上有很多父子同为宰相的，这就更显其尊贵和殊荣了。比如清朝著名的宰相刘墉，他一家即是父子宰相，而且都是颇有政绩，是比较廉明的宰相。祖籍山东诸城的刘墉刘罗锅，他的父亲刘统勋刚正不阿，为官清廉，备受乾隆皇帝的恩宠，以至于乾隆称赞他为“真宰相”。后来，刘墉本人也高官得做，最终成了宰相。于是，民间传说刘墉一家被乾隆封为“天下第一家”。当然，此说并不准确，但是曾被称为“海岱高门第”当属无疑。这足见尽管宰相在大清朝的地位已经是极为弱化的情况下，皇帝对自己倚重或恩宠的宰相还是颇为尊重的。不过，与历史上那些运气更佳的宰相相比，那可就逊色得多了。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物不统。
——《宋史》卷114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凡营衣食，
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
——唐‐魏征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
——唐‐魏征
●五花八门，宰相的起源、称号与出身
◆解读宰相，原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从民间传说来看，人们一般就把皇帝直接任命的某某宰相看作是宰相，把他唯一化、夸大化。尤其是戏剧的作用，比如，对宋代明臣包拯的地位和事迹的戏剧化渲染，使人们只知有包青天，而不知有别的同朝宰相。其实，在历史上看，当时包拯的地位还不及别的大臣地位高。
那如何理解宰相呢？对于其含义的理解，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来看。广义的宰相指的是只要在专制君主周围起着辅佐、参谋和帮助专制君主进行国家事务管理的朝廷官员。这里指的朝廷官员是指由专制君主任命的具有正式的国家官职的人员，不包括那些在专制君主身边的奴才如宦官之类。这里的宰相实质上是辅政大臣的意思。狭义的宰相指得是那些不仅在实际上起着辅助、参谋和帮助专制君主治理国家事务的作用，而且在官职上达到了被封为相的人员。尤其不是指一个人，有时候是多个人，而且在特定情况下，也没有隶属关系。
这样一来，人们在使用这个词汇时一般都分得不是很清楚。一般说来，我们可以采用广义的概念来对待这个问题。因为在专制社会里，专制君主是随心所欲的统治者，他可以随时把一些并非宰相的人招进宫来参谋和帮助自己，这些人可能没有在宰相的位置上，更没有宰相的称号，但是其发挥的作用却一点也不会比真正在相位的人的作用小。所以，就会出现了如下尴尬而又有趣的局面，即有真假虚实宰相之分：
一，有的宰相名副其实，有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实，这样的应该居多数。二，但也有的是有宰相之名，无宰相之实。比如东汉是的三公，不及尚书台有实权，只是一副空架子。明朝的内阁宰辅有时不及司礼太监的权势大；清朝的内阁更几乎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真正的实权完全在军机处那儿。三，那反过来就是无宰相之名，而行宰相之实的那些官员了。那就是皇帝随意加衔进入“常委班子”的那些人，比如唐、宋、明、清都有这种制度，在下面还要做详细介绍。
◆宰相的起源与称号
“宰相”或“丞相”是大众对封建王朝的辅政大臣最为通常的称呼，可以说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但它还有许多形象的比喻称呼，比如“股肱”、“屋柱”、“舟楫”等，在唐朝还有颇为流行的称号叫：上柱国等等。后来，又延伸了许多别称，如“宰辅”、“卿相”、“枢相”、“首辅”、“中堂”、“阁老”等。而宰相名称和宰相制度在历史上的变化是极为频繁的，恐怕一般读者想要彻底搞明白，就必须穿过这个中国宰相体制的小小迷宫。当然一旦走出来后，你会发觉豁然开朗了许多。
“宰”与“相”作为命名和职务，在先秦时期已有广泛的使用。“宰相”的连称，并正式作为辅佐皇帝、统率百官、执掌朝廷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则始于秦、汉统一皇朝。也有人认为宰相一词在战国时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椐陈梦家先生的著作《殷墟卜辞综述》所讲，在商代，已经出现“宰”的官职名，但当时的“宰”这一官职，实际上是商王的家臣，负责管理内廷事务，负责管理外廷事务的最高政务官称作“尹”，“尹”大致类似于后世的宰相。《史记·殷本纪》上就说：“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这就是说，尹这个官是来治理天下，努力使天下走上正途的。在《史记·殷本纪》还说：“伊尹名挚，为汤相。”这就是说司马迁认为伊尹是商朝的宰相。以至于伊尹的儿子伊陟在帝太戊时期也继续做宰相，即：“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不过，在《史记·殷本纪》中也曾记载说：帝武丁即位后，“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可见，管理商王朝家务的“宰”或“冢宰”在商代后期已演变为宰相了，或者说代行了宰相的职权。其实，只是王权由内向外扩张的必然结果。
周朝初年，周武王即位以后，任命姜尚为太师，当时的“师”、“保”、“宰”（“太师”、“太保”、“太宰”）三位全权大臣统领着文武百官，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各诸侯国的蜂拥而起，各路诸侯国纷纷施行变革，官制逐渐趋于正规和完善起来，“相”这一具有“辅佐”、“辅助”之意的动词，演变成为名词，成为百官之长的官职名，同时，就有“相邦”、“相国”、“宰相”、“丞相”等各种名称出现，渐渐向宰相这一通称靠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方面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在政治体制上也确立了以丞相为首的中央行政系统。汉朝初年就因袭了这种体制，不过相国的地位要较秦时为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丞相）。（汉）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看来，这里面有个由“二相”到“一相”的政治探索的小插曲。汉武帝时,政务中心转到了内廷，宰相的职权逐渐移到了尚书台长官的手中。
西汉成帝以后，宰相的名称与设置又日趋纷乱起来：“成帝改御使大夫为司空，与大司马、丞相是为三公，皆宰相也。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亦为宰相。后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宰相，汉献帝复置丞相。魏改丞相为司徒，而文帝复置中书监、令，并掌机密，自是中书多为枢机之官”(《后汉书》卷49)。这里面的变化，可以画一个图表就一目了然了。东汉的太尉、司徒、司空虽然号称“三公”，但却只是名义上的宰相，由于不能发号施令，只能说是假宰相。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和尚书仆射，才是综理国家政务的真宰相，因此，在史书上就有所谓的“虽置三公，事归台阁”(《通典》卷19，《职官一》)的说法。在这个时候，有些诸侯国较为特殊，如楚国的相称为“令尹”，赵国除有丞相称号外，还有所谓“假相”和“守相”的说法。
魏晋南北朝时，丞相或相国多为权臣自命，成了一种篡位夺权的手段。南北朝制度多变，但还是基本上形成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官制。那些能够亲近皇帝的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如官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或将军等的也渐有宰相之名和宰相之实，其位最尊、权最大者为录尚书事。正像有些学者已经指出的：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宰相管理体制上有一种共同的特殊现象，就是宰相无定员，无定名，也无定职。比如两晋时期的诸王以及王敦、王导等人任“丞相”，都是皆因人而设，并非固定体制。
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多年的政治实践，到隋唐时代，以“三省制”为核心的职官制度进一步整齐划一，而且这时的“六部制”已基本定型，更说明封建政治体制已经成熟。这时的三省制已经具备三省首长制、三省并重制和三省分权制三个要素，这也许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权分立制度有某种对应性，当然总体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所谓三省首长制，是指仆射、侍中、中书令既分别为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首长，又共同为当然宰相。在唐太宗时期，杜淹是以吏部尚书身份参议朝政的，而直言敢谏的明臣魏征是以秘书监的身份参预朝政的，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宰相，打一个不确切的比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们都是“政治局常委”。其后，还有别的官员只要加上“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同中书门下三品”或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衔，就都可以行使宰相的职权，也都有了宰相的名分。所以后来有了如下说法：“以他官参掌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为宰相。”(《通典·职官三》)
时光转到了北宋初年，宰相被确定在“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称号上，这是大致沿袭了晚唐的规制。于是又设置了“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参知政事也称作“执政”，宰相与副相合起来称为“宰执”。在宋神宗“元丰改制”后，历史的车轮又“倒转”回去，皇帝把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为宰相，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作为副宰相。宋徽宗以后，又有许多杂七杂八的变化。大该上说来，宰相的权力在宋朝已经严重削弱，宋代的宰相称号纷乱而无多少实权，与宋代皇权的高度集中相一致，宋代宰相宝座的“含金量”已很难与前代的宰相相提并论。
元朝皇帝又有了新的宰相制度的发明“专利权”，他们以中书省总领政务，并且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领，在他的下面，才设置左右丞相，又接着设置平章政事为副宰相，另外，还有一帮右丞、左丞、参政，也都是名正言顺的副宰相。这样重重叠叠，“房上叠房是楼房”，形成了相对臃肿的辅政决策班子。除右丞相（蒙古人尚右，以右丞相为尊）、左丞相各设一人之外，其余的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政等副相均设置多名人员，所以有“元之相职，较前代独多”的说法(《续通典》卷25，《职官三》)。由于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等“均隶中书令下”，所以元代的宰相，不但要受制于皇帝，还要受制于太子，可以说是顶着一大一小“两座山”，这也是相权进一步弱化的表征。
明初的宰相设置，本来沿用了元朝的体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也没有太子兼任的中书令，只是设置了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等官以“统领众职”。但由于左丞相胡惟庸的“专权”惹出了不必要的麻烦，为统治者皇权的扩张提供了借口，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诛杀了胡惟庸，并废除中书省及宰相，随后，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之制设置内阁大学士。在《续通典·职官三》一书中记述了这一重要历史变革：
明太祖建官之始，皆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相国，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后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寻又改为左右丞相。置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以统领众职。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官。十三年正月，革去中书省，尽罢其官，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寻即汰罢，分其权于六部。十五年，仿宋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当是时，……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帝方自操权柄，学士鲜所参决。
引用了这么大一段，无非表明，在明朝初期，宰相的改制就是相当繁琐的，一会儿右左丞相，一会儿左右丞相，一会儿又废除，又设立大学士。什么原因呢？无非就是皇帝老儿心里不踏实，掂量过来、掂量过去，反正找一个最佳方案来削弱大臣的决议权。后来的明惠帝建文年间，又继续炮制，改大学士为学士，就是要打消大臣们的嚣张气焰！明成祖永乐初年时，皇帝实在招架不了了，就把解缙、胡广、杨荣等人找来参与国家机务，这样一来，皇帝一省事，原来无事可做的阁臣就从此开始参预政务了。到了仁宗的时候，把杨士奇和杨荣等东宫的旧臣们提拔了起来，杨士奇被提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被提升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皇帝随后赐杨士奇和杨荣等批评朝政、指正政误的银印，官职也提升为尚书，这样一来，阁臣也兼任外朝大员，就内外兼管，越发受到尊重，比起那些只主内务，或者只主外事的官员相比较起来，职位显得尤其重要，于是这些人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宰相。
应该说，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与革掉丞相的职务，标志着中国传统宰相制度的阶段性终结；洪武十五年设置内阁大学士，又标志着大学士为宰相变名的肇始。但初置大学士位卑权轻，尚不能与传统的宰相相比照，只是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以后，大学士才渐有宰相的实际权力。当然，所谓的“遂为真宰相”或“渐有宰相之实”，只是与初置大学士相比较而言，从根本上说，后世的大学士是不能与先前的宰相同日而语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对此早就看得想当清楚，他曾经辩驳说：“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明夷待访录·置相》)。
清承袭了明朝体制，不设宰相而设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其实质也是大致相同的。正如乾隆帝所言：“宰相之名，自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清高宗实录》卷1129)也就是原来的宰相可以根据皇帝的意思颁布命令，裁量官员的优劣，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处置属员，而后来的宰相不过是一个皇帝命令的“传话筒”而已，最多向皇帝提点建议，有时可以起“隔靴搔痒”的作用，在君国大事上根本没有说话的分量。
◆相权变化，秘密究竟何在呢？
从宰相名称的纷乱与宰相制度的沿革中可以发现，虽然这些变化大多与朝代的更替相关，但根本的原因却只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历代帝王在沿袭前代典制的基础上，总是认为前代政治体制上出现了漏洞，因而要不断对中央统治机构进行变革来适应新的现实，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某些改革其实不仅不成功，并且使政治制度更趋混乱。比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总是利用内宫宦官的力量来削弱朝臣的势力，但是宦官危害朝廷、祸乱宫闱的事屡屡发生。东汉有名的“党锢之争”、唐玄宗时的高力士之害，还有明朝的司礼监大宦官，以至于清朝著名的安德海、李莲英等都使得历代朝廷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第二条就是根基于皇权的至高无上的原则，皇帝志在不断分割相权和削弱相权，并使各种政治力量互相牵制。要做到这一点，沿用旧制显然容易使人产生思维定势，于是皇帝就不断游弋自己的思维要点，让大臣们不知深浅，诚惶诚恐。不过，这种变动，造成了制度上的不稳定性，官员的办事效率也明显下滑，终于造成世风日下、国势衰微的弊端。
◆查查宰相的身份证，宰相的出身
中国是个最讲究出身的国家，历朝历代皆如此。古代实行的贵族辅政制度，自然就是贵族老爷们参政议政，布衣百姓是没有资格的。但是，事情也不尽然。个别有浓厚的民主倾向性的统治者还是能不拘一格寻求人才的。比如被殷王武丁“举于板筑之间”的良臣傅说，就只是一个泥瓦匠。又比如周文王也能够重用布衣出身的姜子牙，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英明决策。后来，姜尚的确不复众望，为周朝的800基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至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正值战乱，正值国家用人之际，可能是无暇顾及宰相们出身的缘故吧，诸侯们到处淘金，寻求能治国的贤相良才。比如传为佳话的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两人的出身就很低微，而且管仲那时是一名罪犯。就是这两个人把齐桓公的霸业推向了历史高峰。
秦、汉初期也不太看宰相的出身，吕不韦是位商人，食利是他的本能；李斯出身于小官吏，又是客卿，还差点被排挤出秦国。汉初更有布衣将相的局面，萧何、曹参都出身于刀笔官吏，陈平、王陵均是“白徒”。汉武帝时的公孙弘也是一个穷读书人，与贵族家庭不沾边，但是他后来官至宰相，而且封了后，开了平民封侯的历史先河。
但是到了东汉时期，情况就明显不同了，袁绍就是四世三公的门阀家庭出身。而出身相对较低的曹操，就时时嫉恨人们对他在骨子里的另眼显看，那个不可一世的贵族“超级高干子弟”杨修就死在了曹操的手上。不过，在三国时候，大名鼎鼎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又是一个布衣宰相，而且也被封侯，被万世敬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两晋时代发展大了顶峰，那时的“士族”与“庶族”是截然不同的两重天，自然做宰相都是世胄门阀贵族大家的子弟了。后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隋唐以来，尽管统治阶级在骨子里还是认为天下是贵族老爷的天下，但是治理国家光用贵族官僚肯定不行，于是通过科举这条独木桥，不断提升一些政权新贵。以至于后来的宰相几乎都要有科举考试的进士出身的身份才行，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到了清朝也是相当的严格。不过，名震中外的左宗棠就是以举人身份成为军机大臣的，不过他是因为赫赫战功被皇帝特批成为宰辅大臣的，显然是一个特例。
如此看来，在封建社会里能做宰相的人中，除了少数飞黄腾达的布衣宰相之外，其他人都是按照严格的资格审查，进入政治统治的核心圈的。要想登上宰相这一个无比荣耀的职位，对于一般百姓来说，恐怕实在太难了，可以说难于上青天！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
外镇四夷诸侯，内亲服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职焉。
——《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
◆凡宰相，上则启人主，论道经邦；中则选用百官，
赏功罚罪；下则阜安百姓，兴利除害，乃其职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1。
◆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既兴，在下无怨，
唯上之平。
——唐‐姚崇
●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的“多面手”
◆主臣——汉相陈平对宰相职责的绝妙回答
既然宰相具有无比巨大的权力，那他将如何运用这些权力呢？他的职责又是什么呢？看了下面的故事，我们不难得出答案。
《史记•陈丞相世家》曾经记述了汉文帝同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的对话：汉孝文皇帝已经对国家的大事很熟悉了以后，就在一次朝会上问右丞相周勃(原为左丞相)说：“朝廷一年内能审断多少案子呢？”周勃站起来回答说：“臣不知道。”皇上又问：“那朝廷一年内收入的钱币和粮食有多少呢？”周勃又站起来回答说不知道。于是，周勃汗水都湿透了脊背，对自己不能回答上皇帝的垂询感到羞愧。皇上又拿同样的问题去问左丞相陈平(原为右丞相)，陈平说：“有主管这件事的。”皇上说：“主管这些事的是谁呢？”陈平说：“陛下要是问断案的情况，那就去责问廷尉；问钱币和粮食的事，就要责问治粟内史。”皇上说：“倘若都有主管这些事的人，那你主管的事是什么呢？”陈平恭敬回答说：“主管大臣们。陛下不知道他们的才能低下，(若发现他们不行)就要追究宰相的罪过。宰相，就是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的德性，顺应四时的变化，对下培养万物使其得其适宜。对外镇服四方的诸侯，对内亲和老百姓们，使卿大夫等各位大臣都担任适合他自己的职务。”孝文皇帝听了后表示很是赞赏。这次答辩也使周勃认识到自己才能不及陈平，就主动把左丞相的上位让给了陈平，自己屈居右丞相之位。
按照陈平的看法，宰相的最重要作用是能善于用人，使各级官员人尽其责，职尽其用。从而使上下内外的各方面事务都能顺利展开来达到预期的目的。他用“主臣”这两个字来概括宰相的作用，真是一字万钧。由于陈平在汉初政治舞台上的杰出表现，尤其是在诛吕安刘的政治事变中的特殊贡献，他的这些话就越发显得有分量。若一名堂堂的宰相陷入“决狱”和“钱谷”等具体事务中，必定会影响到对全局的考虑，或者因为力不从心，而不能如愿以偿，而不能实现其政治抱负。至于宰相的职责具体操作起来，要在权力的主轴上把握好君——相——臣三者的衔接关系和制约关系，也就是要运用好两个平衡术：即在天子与百官之间达成政治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这里面牵涉到两个方面平衡问题。此外还要在朝官、外戚和内臣之间搞好平衡，这又是从属于前者却又十分重要的问题。
◆平衡术之一：上佐天子求取权力平衡
无疑，宰相是辅助帝王处理政务的大臣，是整个国家和朝廷的中枢机构，他的职责是上辅帝王、下统百官，也就是向上直接对皇帝负责，向下施政颁令统御百官，即宰相是运转帝国事务的关键所在。而向上辅佐天子以求取权力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如果不能博得皇帝的信任，不光不能进行正常的政治运作，就连身家性命都有不保之虞。
在正常情况下，宰相对于帝王要起到“上启人主、论道经邦”的作用，就是要及时向皇帝进献嘉言良策，用现代的话就是做好皇帝决策的机要参谋和顾问，当然，这些人是最高级的官员。在某些情况下，大臣是能臣、干练多谋之士的话，甚至皇帝会更多地听取大臣的意见，直至把很多决策权交给大臣为止。比如在明君明臣搭配的情况下，唐太宗与房、杜二宰相就是如此，很多决策都是出自两位宰相的直接谋划，而两位宰相也竭尽全力，忠心耿耿，报效国家。
另一方面，辅政大臣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纠正国家政策中的错误和不足，作为宰相还就人事安排向宰相提出中肯的建议。尽管朝廷还设有掌管法纪的御史大夫，还有掌管言论的官员，比如在唐朝叫做左、右拾遗等，他们都不能代替宰相的看法和言论，最终，皇帝可能在关键问题上征求宰相的意见，所以，宰相的反对意见，对皇帝决策的最终拍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比如唐太宗最为著名的秘书监魏征就是难得的铮臣，他的敢于直谏是极为著名的。他曾经劝告唐太宗实行“偃武修文，抚民以静”的建国策略，为贞观之治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他曾经劝阻太宗营造新的宫殿，免除了老百姓的劳役之苦；又劝阻了唐太宗在贞观六年的封禅泰山的举动；并在贞观十一年(637年)，让太宗皇帝停修了洛阳的飞山宫；并且，于贞观十三年，更是给唐太宗上了奏章，就是有名的《十思疏》，指出了皇帝身上存在的10方面的问题，这可是绝无仅有的大胆举动。不料，唐太宗竟然诚恳接受了。正是有魏征这样坦诚磊落的大臣，才使得李世民能勤勉谨慎，才铸就大唐盛世的坚固基石。
不过，皇帝肯于虚怀若谷、察纳雅言的毕竟不在多数，更多的是权欲几度膨胀，专横残暴的，那就不仅仅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简直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再世阎罗。甚至就是素以贤明著称的乾隆皇帝，他在几桩“文字狱”中的心狠手辣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尽管如此，宰相对于专制君主也不能完全顺从和俯首帖耳，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宰相也要肩负起保证天下和社稷传承，保证老百姓生命生活平安的重任。如果专制君主还能够努力于政务，还能够为了天下安宁、百姓乐业而工作的话，那么，宰相就采用一切可信的方法帮助他治理国家、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如果专制君主懒惰、荒淫，尽职的宰相也会努力地向他进言，尽可能地劝阻他。如果专制君主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负责人的宰相也会历陈己见，以帮助他改变自己的决定。纵然面对残暴无比的商纣王，尤逢和比干还是面折廷争，就是身遭诛杀也在所不辞。所以，宰相还有对于专制君主极强的纠违作用。况且中国儒家道德要求官员们要文死谏、武死战，人们评价一个官员的功过，也要看他能不能努力的进谏。对于宰相，这样的要求自然是更加严格了。那种完全投专制君主之所好而为的宰相，人们对他是谴责的。范文澜先生认为皇帝的好坏是看能否虚心纳谏和能否善用人才。而评价宰相就是看他能不能够敢于和善于进谏，能不能够举荐和使用人才。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还可以说，天下之命系于宰相。
◆平衡术之二，总百官求得利益平衡
宰相统领百官也实属不易，可谓是自古官场是非多。这个权力场里有明明暗暗无数条权力的索绊，有时候，说不定宰相也会栽在小人物的手下。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有很多忠臣良相直接坏在或者间接坏在小人物的手上。诸葛亮之所以出师未捷身先死，还不是坏在宦官从中作梗上；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与吕惠卿的投机有关；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会在了自己的门生故吏手上，这条鞭倒是反抽在了自己的身上！
可是，无论如何，整个朝廷总要有一个百官之长。而且做宰相就要有宰相的威仪，同时也要有宰相的肚量。即使是有才能的宰相也不见得非要才高八斗、独步天下，有宰相之才却未能做宰相而又暗怀不满者恐怕大有人在，更何况还有门户之见、派别之分。宰相统领百官是其职责，但能否统领百官，能否令行禁止，能否让百官口服心服，则是一项极为高超的驭人本领，此本领就是一种用人之“道”。宰相统领百官，首先在于“立法”选官，即古人已经说过的“立纲纪，整法度，择天下之士使其称职”(《资治通鉴》卷239)。这种“立法”选官，当然是以国事为重，不能怀一己之私念。著名宰相姚崇就善于选官和整治吏治，他一向认为：“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既兴，在下无怨，唯上之平。”他在确保自己身正时，下大力气整肃吏治。他联合宋璟上疏唐玄宗煞住了皇亲们的“斜封官”这股歪风，而且多次拒绝别人的请托，甚至是皇帝的决定，姚崇也据理力争，最终使玄宗已经答应的申王李成义请托。
其次在善于用权，说的不好听，就是要善于运用权术，尤其对于那些奸恶之辈要时时提放。该用的权力一定要用，该断不断，反受其乱。不该用的权力一定不要用，一些权力一定要留给帝王，让帝王去威风，或获得臣下的感恩戴德；一些权力要留给臣僚，让臣僚去施展手脚，同时也得到锻炼。
宰相与臣僚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情景要更为复杂一些。虽说宰相统领百官，从总体上制约着臣僚，但事实上也存在着强烈的反制约作用。宰相也没有可能事事躬亲，政务大多委任于臣僚办理，宰相与臣僚之间，原本就存在着权力界限和权力分割的不甚明了的情形。臣僚对宰相的反制约情况有可能来自权力行使的规则不明，也有可能来自有意无意的令出不从，也有可能来自帮派朋党的利害冲突，更何况传统政治制度还允许臣僚直接对宰相奏章弹劾。而且，不要忘记，“以近臣制权臣”、“以微臣制贵臣”的策略从来就是帝王牵制、削弱相权的两大法宝。可见，宰相有时候是处在皇帝与众大臣的利益的夹缝里，如果不把同百官的利益处理好了，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就会死五葬身之地。
◆平庶物，宰相的不同理事风格
最后，我们来看宰相处理公务的风格，应该说主要有两种理事风格：一是只抓大事和要事，尤其是百官的赏罚考评问题，这也就是汉初宰相陈平的所谓“主臣”的要点。另一种处理问题的风格应该是诸葛亮的总揽全体，事必躬亲的风格。
我国学者任继愈先生曾经比较了陈平和诸葛亮两位宰相的理事风格，他认为陈平的气节虽然不及诸葛亮，但是他在工作上只抓大事不抓小事，而诸葛亮大事小事一起抓。陈平更像一个大国的宰相，诸葛亮的管理层次显得有些低了。这种看法应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还是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两位宰相所处的环境不同。很显然，诸葛亮是一位战时宰相，战争的迫切性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性容不得半点马虎。当时，诸葛亮手下又没有特别出众的人才可用，他有死抱着对刘备的感恩心理，所以鞠躬尽瘁、掳力而行，尽管初衷是好的，但结果是劳神费力，过早损害了自己的身体，造成了自己的不幸早逝。而陈平是一个治世宰相，国家太平，老百姓比较安定，国家的政策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可以得到及时纠正，而不至于发生特别严重的问题，所以陈平就比较从容，他可以只抓臣下，只管要事，何况这时的人才济济，可以让大臣们好好历练一下。如此看来，诸葛亮的事必躬亲有很大的客观因素在里面。当然，作为宰相，就只能总理国家要务，而不能事事面面俱到。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故经谓君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
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
——《汉书•魏相丙吉传》后论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魏征没，朕亡一鉴矣。
——唐太宗
◆言不伤君，行不害主，礼不压(僭越)君，名不震主。
●错综复杂，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与厮杀
◆君权与相权的博弈
陈锋先生在《中国历代外戚传》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封建政治的特质，就是帝王的独裁和专制。但即使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英明帝王，也不可能事事躬亲，所谓的独裁，有时仅仅是一种象征。在权力与能力之间，任何帝王都难以弥合。因此，封建帝王要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方面，要设官分职，通过一整套政治机构来实现他的意志；另一方面，在帝王的左右，在朝廷的统治枢纽之地，又要寻找、利用辅臣，作为皇权的辅助者和政令的直接执行者。一般来说，帝王左右有三股力量可资利用：一是朝臣，二是宦官，三是外戚。三股力量因着各种原因，有时是平衡制约，有时是交互利用，有时是抑此扬彼，但不管是何种手段，都曾构成中国封建政治的重要内容。”在皇帝可以利用的三股力量中，朝臣中的宰相就是重中之重。但是历来的皇权与相权都形成一种权力的既相生又相克的关系。相劝可以成全君权，也可以削弱君权，甚至颠覆君权；针对相权的扩张，历代皇帝都十分警惕，但是总发生弑君篡位的恶性事件，所以，后世的皇帝们对相权是一再打压。
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宰相作用的发挥就只能取决于和专制君主的政治博弈。宰相终究是专制制度的副产品，是为君主服务的官职和官员。它没有独立的作用，也没有固定的职责，其作用的发挥完全取决于君主对于宰相的态度和关系。因此，宰相作用发挥的范围多大，发挥的程度多高，完全取决于宰相与君主之间的博弈结果。从博弈双方的地位和权力来看，这场博弈并非是平等的对决。君主在他们之间的博弈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应该是永远的先行棋子的一方，君主的意志、行为决定着宰相的行为和对策。从行动的角度看，宰相的行动居于更为主动灵活的地位，因为宰相是相对被动的、但更为积极地选择行动去适应君主的行为。宰相要做到既要能够让君主放心，又要在不触犯君主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贯彻自己的意志与主张，的确是异常困难、非常艰苦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积极有为的宰相能够以灵活的、巧妙的艺术促进君主向有利于治理好国家事务的方向发展，就是宰相的最大成功了。宰相和君主之间的这种复杂、微妙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许多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历史剧目。
从相反的角度看，宰相的个人品质和行政管理能力也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虽然我们说在君主和宰相的关系中，君主绝对支配、控制着宰相的行为，决定着宰相管理国家事务的方向和国家治理的基本状况。但是，宰相的作用是绝对不可等闲视之的。宰相对于国家的治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关乎全局。宰相的这种作用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宰相的个人品质和行政管理能力。品质好、行政管理能力强的宰相在进取有为的君主手下，能够从天下、社稷和百姓的安宁出发，利用自己的才能，积极配合君主做出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百姓安居乐业的决策，帮助君主选择有能力的人担任国家的重要官吏，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在君主犯错误时，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努力地去纠正君主的行为；在君主荒淫无道时，能够用自己的努力，尽量减少君主的行为对国家和百姓造成的损害。而品质不好的宰相，在君主想有所作为时，会去怂恿君主好大喜功，做不符合国家实力的、不利于百姓的贪功之举，把国家的财力、物力耗尽，把百姓的脂膏榨尽；在君主犯错误时，他们从个人私利出发，或者佯装视而不见，或者千方百计的为君主的错误辩解，支持其错误决定和错误行为；在君主荒淫无道时，他们不是去规劝、谏止皇帝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助纣为虐，千方百计的去迎合皇帝，甚至为皇帝的荒淫败德献计献策。所以，在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中，双方扮演何种角色，构成何种关系，都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
◆君权与相权的厮杀
君主与宰相之间的博弈，极容易变成一种厮杀，而宰相更易遭殃。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伴君如伴虎”之说。如果宰相“以天下为己任”，有一番纠偏治弊、奋发图强和救亡图存的抱负，事事出策决断、雷厉风行，难免就有专权嫌疑和被罢黜危险；如果是与帝王争权夺利，要么孤注一掷、拿身家性命作赌注，要么可以作威作福，甚至改朝换代；如果事事顺着帝王的意旨，曲意逢迎，难免要受“媚主阿上”之讥，不但为时人贬斥，也为后人所不齿，自己的宰相位子也做得窝囊；如果因着某种不可预料的机缘，侥幸做了宰相，自己又没有宰相之才，只好唯唯诺诺，晕头晕脑，遇事既不能作主更不能作断，宰相虽然做得“逍遥”，却难免为千夫所指。这就提出了一个至为关键问题就是：做宰相要先有宰相之才，做宰相要行宰相之道，宰相辅佐帝王要做到“言不伤君，行不害主，礼不压（僭越）君，名不震主”，用权合理有度，顺主方寸有规。同时，还要看宰相所辅佐的是明君还是暗主，是长君还是幼主。
宰相与帝王的相互制约，根基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一方面，帝王虽有至高无上的威权，但又不可能事事躬亲，必须利用宰相或其他权臣进行辅佐，这就是荀子说的“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荀子》卷8，《君道》)。按照荀子的说法，大凡明君，都会委贤相治事，一旦委贤相治事，就会得人心而得天下；大凡昏君，必然自治百事而独裁，自治百事而独裁，则会导致国家危亡。帝王委任宰相在实际上与理念上都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帝王一旦委任宰相，宰相必然“夺”走帝王的部分权力，宰相的“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以及对帝王的不时“谏争”，极易对帝王的威权形成牵制，甚至形成宰相的专权。任何帝王都难以容忍宰相权力的日久坐大，所以帝王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就不断地削弱相权、分割相权，或者频繁地更换宰相直至罢废宰相。
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社会中，最鲜明的斗争线索是围绕君权和相权展开的。这种斗争在两千年的浩瀚岁月中一刻也为停息，有时甚至愈演愈烈，达到白炽化的境地。作为皇帝，离不开宰相的辅佐他处理政事，但是却担心赋予宰相的权力过大，会威胁自身的统治。因此，要对宰相的权力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和削弱。例如，分割相权，虚化相权等等。不过说一千道一万，皇帝到底还是不能没有宰相的辅助。帝国事务可谓是繁杂巨大，只凭皇帝一人的才干和勤于政务，恐怕浑身是铁也吃不消。于是，皇帝和宰相的关系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当中：皇帝就把不中意的宰相拉下马，另起炉灶换新人。
皇帝和宰相就在这样的怪圈中争斗轮回，互有强弱，但大多时候，还是宰相处于下风的。到了大明帝国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君权与相权的厮杀达到了历史顶峰。朱元璋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的权力，在“胡惟庸案”发生后，废除了延续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设立了司礼监，借以抵消内阁权力，互为掣肘。以至于后来名重一时的宰相张居正都不得不求助于司礼太监冯保的佑护，这就是有名的“批红权”。可是，事实证明，宦官更靠不住，后来宦官专权的魏忠贤时代就粉墨登场了，给了统治阶级一记“重拳”的打击。
可以说，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是根深蒂固的，只要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依据依然存在，君权和相权的矛盾甚至厮杀就会一再活跃。不同的是过去叫宰相，之后换称为内阁首辅、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称谓或名称的替代品，从实质上讲是换汤未换药。
◆同锅共味，品鉴君主与宰相关系
唐代政治家们认为，宰相的作用同皇朝的兴衰、君主的功业有极大的关系，即使君主拥有“圣德”，也不能缺少“辅弼”。因此，他们把“祖宗”与“良弼”结合在一起，来看待和评价皇朝曾经拥有的盛大与辉煌。
应该说，不同的君主，就会有不同的宰相去对应。当然，不同的宰相也会对君主的思想、行为产生相当不同的影响。宰相对君主的影响，还取决于宰相和君主之间的个人关系。人们甚至总结出了师相、友相、奴相等各种类别来说明宰相和君主的关系不同，对君主产生的影响也自然大为不同。君主与宰相的关系无非有四种主要的配对方式：贤明君主配刚毅宰相、贤明君主对奸诈宰相、昏庸君主对忠贞宰相、昏庸君主配奸恶宰相等等。
首先，我们从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盛世和治世里都有比较有为的皇帝，同时也有贤俊的宰相。最为著名的贞观之治中的英明君主唐太宗同刚正、勇毅、善谋、直谏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之间的君臣配合，可谓天衣无缝，正是这种健康有益的权力博弈与运作，成就了大唐开国兴盛的历史纪元。
其次，贤明君主也难免会有奸恶的宰相藏匿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俗话说的好：人心隔肚皮。又有说法：大忠若伪、大奸若善，这更容易让人产生误判。曾经奋发有为的唐玄宗眼皮底下有一个阴险歹毒的李林甫；明察秋毫的朱元璋手下出了个专权的胡惟庸；乾隆皇帝一向被认为是圣明的，但他养肥了一个大清国最大的政治硕鼠——和珅。
再次，就是荒淫无道的君主手下有贤明的宰相，也有殉国的忠臣，比如商王太甲时期的伊尹；商纣王手下的尤逢、比干等等。
最后，至于臭味相投、沆瀣一气的君臣也是相当多的，那些大奸大恶的宰相常常在昏庸的君主的培植下成长起来，比如蔡京、秦桧、贾似道之流，他们专权误国，他们的主子就是昏庸不堪的。其实，这些为恶多端的宰相，他们并非没有本领，比如，蔡京的书法就相当不错，看得出来，他的文化底蕴很深。但是，他未遇明主，自甘堕落，于是就为虎作伥，留下了千古骂名。
由于君主与宰相的才能可能会有很大差距，所以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宰相“转正”成王或者成皇帝的情形。曹操是难得的大有作为的宰相，他不会永久雌伏在后汉那些昏庸的皇帝手下，自然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司马昭篡权之心更是“路人皆知”；王莽貌若谦恭，实藏祸心；就连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个反水的大将，他夺取了后周的天下。以这些血的教训为鉴，后来的皇帝自然疑心是相当重的。而一个宰相要想有所作为，不但要有过人的胆略，还要有一个开明的皇帝和良好的政治环境，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三个环节出现了大的问题，就有发生历史悲剧的可能存在。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愿使臣为良臣，不为忠臣。——唐‐魏征
◆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
踵习近事，实紊纪纲。
——唐‐姚崇
◆“为政以公，毫厘不差。”“存信去诈，以公灭私。”
“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
“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凡所从政，必须正己”，
“与其浊富，宁比清贫”。
——唐‐姚崇
●天使与恶魔，相权的人性分化
◆给宰相排排队，看其善恶明愚种种品类
中国的宰相政治是变化万象的，封建社会的宰相是一个庞大的宰相群体，在这里面，有贤相，有庸相，也有奸相，宰相们既可以安天下，稳社稷，益百姓，也可能祸患天下，毁坏社稷之基，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应该说，他们的德行，才智、心术、作风，都不可一概而论，甚至有天壤之别。因此很多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判定标准，因而，对历史上各位宰相的看法也是五花八门、七高八低。不过，某些宰相中的明星人物，大家的看法都比较一致，对于那些恶贯满盈的宰相，大家都有公论，没有人会给他们彻底翻案。不过，也曾经出现过美化历史丑恶人物的不良现象，这似乎应该引起公众们的警惕。
宰相就象是中华民族历史天空中的难以计数的星座，在这无数的宰相星座中，既有心怀社稷致君尧舜的，也有以权谋私、夺国篡权的；既有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也有蔑视帝王，无所顾忌的；既有生不逢时无可奈何的，也有平步青云祸国殃民的；既有少年才俊18岁就荣登相位的甘罗，也有大器晚成60岁出山的公孙弘，可谓是酸甜苦辣闲五味俱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俱备，把人生和社会的丰富多彩都勾画出来了。
按照功德善恶分——则既有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辅佐帝王终成伟业的秦之吕不韦、李斯，汉之萧何，唐之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等杰出宰相；也有赵高、秦桧、严嵩这样凭借手中权力为非作歹，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造成极大破坏的奸相。
按照专业技能分——大多数宰相是以文章起家的儒学人才，也就是书生，是“文相”，这样的宰相在历史上十有八九便是；也有出将入相，原来是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宰相，可以成为“武相”，郭子仪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于文武全才的，那就是超级宰相，也可以说是“才相”，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过诸葛亮就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不论是文韬武略、文章书法、奇门遁甲、天文地理，样样精通，这样涉猎广泛的政治家、军事家实在是少有的。如果抛开职位不论，单看个人才能的话，倒是中国现代伟人毛泽东的素养的全面性与诸葛亮极为相似。
按照职业和出身分——宰相可以是饱学之士，也可以是无赖之徒；宰相可以是地位显赫的官宦子弟，也可能是地位低微的奴才出身的人，可以是达官贵人、豪门望族的身世，也可以是山村野夫、布衣身世。
按照历史次序排队——应该说，先前的宰相要比后来的宰相幸运得多。一般来说，先前的宰相权重，后来的宰相权轻，权重的宰相容易在历史上创造一番伟业，所以，唐代以前的宰相多有以“贤相”而名垂青史者，唐代以后的“贤相”则寥若晨星。
按照开国、治国和亡国时期分——开国时期的宰相大多历尽坎坷，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政治经验，与开创基业之帝王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与开国皇帝的英明结伴，很容易成为名相。治国时期的宰相，要么是继往开来，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使国家由乱到治，走向兴盛的好宰相；要么就是尸位素餐，得过且过，平庸无为，使国家危机四伏，由盛转衰的坏宰相。亡国时期的宰相，在客观上已难有大的作为，即使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以施展，更何况还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在危难时期大将会成为更为耀眼的政治明星。总的说来，亡国时的宰相最容易辨出善恶忠奸，宰相权力的人性化色彩最为浓重。
如果按照宰相的举动行止和命运归宿进行分类的话，根据有关学者的看法，再加以补充，则可以把宰相们大致归结出五种最为典型的类型：
一类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贤相”。他们大多以文武才略而拜相，拜相之后又积极辅佐帝王，或建言献策，治国经邦，或进谏劝戒，矫正帝王的过失。立下了不世之功又不骄狂，有崇高的威望又没有过度的权力欲，受到帝王的信任又不专权，与帝王的关系密切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类宰相是历史上的贤相，他们以诸葛亮、魏征等人为代表，倍受后人的推崇。
二类是能谋天下而不能谋自保的“能相”。他们或者性情率直、锋芒毕露，才干与谋略又足以为帝王所疑惧；或者功勋卓著、位高望崇，但又不知进退，不思满盈易亏；或者权力欲太强，不安分守己，窥伺王器。这类宰相是历史上的名相，以王敦、长孙无忌等人为代表，大多不得善终，后人的评价也毁誉参半。
三类是媚主谀君、恭顺逢迎的“谄相”。他们不一定有宰相之才，也不一定懂辅佐帝王、统领百官之道，但却工媚主谀君之术。他们着意揣摩帝王的喜好，刻意逢迎，奴颜婢膝，无所不用其极，或以“狎昵见宠”，或“专以谄媚取容”。这类宰相是历史上的庸相，以贾充、裴寂等人为代表，虽为帝王所容，却为时人、后人不齿。
四类是阴险狡诈、专权弄术的“权相”。他们或许有宰相之才，也或许懂奉上御下之道，但德行极差。他们或者指鹿为马、残害忠良；或者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或者拉帮结派、瞒上欺下；或者为所欲为、祸国殃民。这类宰相是历史上的奸相，以杨素、李林甫等人为代表，大多遗臭万年。
五类是才能平庸的“庸相”。他们本来才德皆无过人之处，偏偏被同样平庸的皇帝老倌看中了，也就是命中注定有这份令人尴尬的殊荣，他们无所作为，无任何良言良策，只是把持着这半死不活的江山往前迈进。用俗语说，就是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在这样的宰相面前，皇帝可以一时间内“高枕无忧”、纵情声色，但是早晚会有宗庙告危那一天的到来！
◆万世敬仰，贤相、良相泽被后世传英名
汉唐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宰相现象”，尤其是唐朝，那些出类拔萃的宰相不仅发挥才能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而且随着他们的思想、器度、作风的影响，而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成了一种泽被后世的文化现象，他们的人格魅力激励着所有后来的人们效仿和学习他们崇高品德和超人谋略。那些宰相都是人格、学识和功德三方面都较为圆满的人物。在这些贤明的宰相中间还可以分一下层次，那些更为杰出的是“贤相”，略微逊色一点的是“良相”，当然，这里面的界限模糊，并非是泾渭分明的。
在“贤相”中，有鞠躬尽瘁、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还有汉朝的萧何、曹参，唐朝的四大名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等，尤其后面六位代表人物不仅为高权重，更符合宰相的标准，而且他们的忠君报国与一个兴旺发达的历史时期相对应，是他们成就了一代英名君主。应该说，诸葛亮时运有所不济，但其贡献是最为卓著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位乱世宰相，担承了更多的风险、付出了更多的汗水。
在“良相”中间，则有积极进取的苏秦，有大有作为的张仪，有安邦平乱的周勃，有忠诚勋义的温峤，有为社稷所寄的桓温，有吟啸自若的谢安，有鞠躬尽瘁的王导，有忠直谏诤的魏征，有凛然正气的魏元忠，有正直卓识的狄仁杰，有大忠至纯的李，有文武兼备的裴度，有睿智机敏的李泌，有不计得失的张九龄，有善谋大事的张说，有决事如流之相赵普，有忠贞救国的李纲，有革故鼎新的王安石，有契丹奇相耶律楚材，有直陈时政的叶向高等等。可以说，这些良相的事迹越来越为后世人们所追思和发掘，人们将会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有用的东西。
◆专权害国，奸相的小小花名册
本来，人性并非生来就是恶的。那些在历史上，玩弄权术，残害忠良，荼毒生灵的盗国奸相本来并没有那么坏。但是，他们生活在腐败黑暗社会里，不能洁身自好，因为意志薄弱，最终，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成了屠杀民众、盘剥百姓的刽子手，成了欺上瞒下，荒淫无耻的政客和恶棍。他们结党营私，出卖灵魂，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直至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族人。
我们可以列举几个典型的人物，他们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害人害己的李斯、为奸一世的李林甫、误国害民的贾似道、笑里藏刀的李义府、得志猖狂的丁谓、擅权弄国的史弥远、丧命荒野的阿合马、出卖民族的秦桧、结党营私的严嵩、狼狈为奸马士英和阮大铖、卖国保位的琦善等等。这些人在德行上都有问题，如果他们仅仅是普通老百姓，那就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了。但他们偏偏是位居宰相，他们的个性缺点就千百倍放大，最后成了国家的缺陷，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造成了终生的遗憾。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李斯，他本来是秦国的大功臣，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力下了汗马功劳，如果他能继续谨慎行事的话，也许会留下更为辉煌的名声，也许他就不会死不瞑目了。可是他偏偏在身居相位时，还死抱着他的“仓鼠”哲学不放，非要抓住眼前的权力和利益，不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明知道篡改秦始皇的诏书，放弃贤明的抚苏公子、立德才庸下的胡亥为皇帝是很危险的，但他被眼前利益迷惑了，上了赵高的圈套，被人家抓住了人性的弱点，那李斯的下场自然是可悲的。其实，李斯的“仓鼠”哲学还是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的，但是，它只能给人提供反面的教材，却不值得效法更不能去迷恋它，不论“仓鼠”，还是“厕鼠”，结局肯定都不会太好。这一点尤其值得后人深思。
◆平庸宰相，无异于政治体制的赘瘤
宰相既要能够与最高专制君主协调好关系，又要处理好各种国家事务，还要与诸大臣们共好事，实在应该德才出众。如果身为宰相而在品德、知识、才能、经历上都平平淡淡，应该难以在那个位置上坐得稳。“公侯肚里能撑船”的谚语就说明宰相不是谁都能够当的。可是，让人百惑不解的是，作为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宰相，在泱泱大国的历史上竟不乏其人。原因何在呢？难道皇帝是瞎子、是聋子吗？原因还是在皇帝身上！
原来，不是古人说众口难调吗？或者是千人千面，万人万脾气，有的皇帝就喜欢才能平庸，又不思进取的无能宰相。这些人因为无能，对皇权构不成威胁，反而因祸得福，成了昏庸皇帝的一块权力平衡木。他们没有主见，因而是皇帝的忠实走狗，不会起反心，或者谅他们也不敢；他们无能，但是又坐在宰相的位子上，就成了那些雄心勃勃的大臣们的绊脚石，而其他人得不到宰相的权利，他们的聪明才智就很难得到施展，他们的野心和政治抱负就无法实现。如此一来，皇帝就用这道墙壁挡住了来自干练的能臣的直接攻击。当然，这里面也有弊端，就是那些懦弱无能的宰相也很容易成为某些智谋超人的大臣的工具，这对皇权又构成了威胁，这就形成了权力的悖论。
所谓平庸的宰相，似乎也有自己独到的一面，不过，在治国上是低能儿罢了。其中有伴食宰相卢怀慎、纸糊阁老刘吉、万安和刘翊、政治不倒翁冯道、青词宰相袁炜、严讷和李春芳、郭朴、“苏模棱”苏味道和“面似高丽”杨再思等等。这些人都是没有政治远见和抱负的人物，由于太世故或者太书生气，大部分人缺少原则性、过于油滑，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了，国家社稷则“为所无为”了！
从历史史事实来看，如果皇帝才能略差，只要宰相能德才兼备，具有匡扶社稷的员大抱负的话，朝政还是可以向较好的方面转化的。杜甫不是有“致君尧舜上”的宏愿吗？想必很多有志之士也肯定会有如此想法的。这也就是说，宰相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因此，古往今来，人们对宰相在德才方面有更高的标准，诸如“长才”、“硕望”、“心直”、“迹正”，则是根本要求。事实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凡不具备这几个条件而官至宰相位置的人，都无益于社会进步，甚至要起破坏或阻碍的作用。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考宜中兴，丙魏有声。
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
览其行事，岂虚乎哉！
——《汉书•魏相丙吉传》后论
◆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史记•曹相国世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宋‐范仲淹
●宰相之间，和睦相处与勾心斗角
◆宰相集团，皇帝的高级参谋部
历史上的宰相可谓多矣。各朝各代很少有设置一位宰相的情况，宰相一职大多是数人共同担任，既有左右丞相共同秉政的时代，也有三省长官共同秉政的时代，也有大学士共同辅政的时代。应该说，在封建时代，辅政的最高机关更多的是形成了一个宰相集团。唐玄宗初期，宰相竟达17人之多。
由于人数多，这个历代皇帝的高级参谋部就不停地酝酿着政治风雨。对于那些品德高尚的宰辅大臣来说，他们固然有政见上的不同，但他们心胸坦荡、利益一致，因而往往能达成政治上的高度信任，能够相处，甚至如鱼得水，成为绝佳的搭配，萧曹、房杜和姚宋三对搭配都堪称珠联璧合，如同中国政治史的宝玉一样完美无瑕，令人为之敬仰感叹不已。
但是，人们得性格、习惯和政见总会有所不同，而品德低下的载辅大臣更容易发生矛盾。这里面也有政见上的差异造成的感情不和甚至是决裂，也有因为地位和权力的变化或者心存嫉妒而导致的摩擦，也有追逐个人私利而造成的相互攻击、诬陷乃至于反目成仇，甚至于意在置对方死地而后快。由此可见，在宰相政治的权力场中是极为凶险的，稍有不慎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户灭九族，给家族帝来无穷的灾难。
◆和谐为美，宰相亲和政治清明
宰相的亲和一向被传为美谈，比如汉初诸相的同心协力，最著名的是萧和与曹参不计个人成见，在政治上前后一贯的政策传承，为后世所仰慕以及后来的魏相、丙吉之间的知任关系；还有唐贞观年间宰相的和衷共济，主要是房玄龄与杜如晦的天作之和，还有魏征的直言纳谏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还有唐玄宗时期的姚崇宋璟之间的佳配以及后来的三杨辅政与“仁宣之治”等等。
宰相的亲和对封建帝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使政局稳定、国泰民安，这也是一个英名君主所愿意看到的。宰相们在政治策略上可以取长补短，形成互补关系；尤其在个性上也可以互补，刚柔相济，阴阳磨合，这样更能处理好宰相与皇帝、宰相与大臣们的相互关系，使帝国体制顺畅，更加和谐前进。
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应该是宰相关系得到妥善处理的典型案例，我们不能不佩服蔺相如的高风亮节和虚怀若谷，也同时佩服廉颇的知错就改的大丈夫气概。萧何与曹参的和睦相处，在当时的民谣中可见一斑“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后来的魏相和丙吉的关系也相当和谐。魏相任丞相时，“总领众职，甚称上意。”他关于对待匈奴政策的主张，关于继承先朝合理制度的主张，都很积极、妥当，为汉宣帝所采纳。魏相为丞相时，丙吉位御史大夫。魏相为人严毅，丙吉性宽厚，二人协同一致，同心辅政，宣帝皆重之。等到丙吉作宰相时，“上宽大，好礼让”。丙吉知大体善知人，所荐杜延年、于定国、陈万年等，均一时人才，以至于成就了宣帝中兴。
唐太宗时，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是绝好的搭档。史书记载：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谋猷允协，以致升平。议者以比汉之萧、曹信矣。然莱成（按：杜如晦风莱国公，谥号成）之见用，文昭(按：房玄龄谥号文昭)所举也。世传太宗常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焉，竟从玄龄之策业。盖房知杜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旧唐书》卷66后论）看来房杜二人确实是政治才能互补的，而唐太宗则是这对“黄金搭档”的组织者和见证人。
在这里不妨再说一下姚崇拜相上疏的事：史载唐玄宗有意拜姚崇为相，姚崇不谢。玄宗不解，问姚崇何故。姚崇回答说：“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玄宗说：“试为朕言之。”姚崇说出了十件改革建议，其中，第一项是“施政应以仁义为先”，第二项是“数十年不求边功”，第五项是杜绝一切苛捐杂税，第七项是禁止建造寺观宫殿，这些都直接涉及莱百姓的利益，玄宗都答应了，姚崇于始顿首拜谢。第二天，公元713年，玄宗拜姚崇为宰相。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盛大的彪炳中国史册的开元盛世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从这件事看出，姚崇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这样一位好宰相，自然能与同为名相的宋璟惺惺相惜，相互敬重的。
下面再看一下史学家是如何评价姚崇奏十事及姚崇、宋璟为相的：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出皆已施行，信不诬己。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佐唐史中心也。……然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遇合，盖难矣夫！(《新唐书》卷124后论)这里面也说，宰相能和合，则万世俱兴、国运昌盛。
◆天昏地暗，宰相倾轧朝纲乱
在历史上，宰相之间相互倾轧，造成政治权力失衡、内部混乱的事件也相当多。譬如唐代中后期的朋党之争，或称为牛李之争；北宋司马光、王安石之争及元佑到崇宁的党争；还有明朝嘉庆到万历年间阁臣的倾轧。
宰相倾轧，会造成朝政黑暗与政局的动荡。由于宰相们政治意见相悖，则很难在政治主张上大臣达成一致，这势必造成政令推行不畅。一方要推行，另一方则会百般阻挠或者故意破坏，势必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宰相们发生内讧，离心离德，使得朝庭政治质量大大下降，人们的心思很难用在工作上，政治风气会严重堕落，时间一场则严重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唐朝发生的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高官争权的现象，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由此可见，宰相集团若卷入政治权力的大漩涡中，人们是很难把握自己的，其结果必然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
宋朝时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的斗争也极为典型。宋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人参知政事，立主变法，但是遭到朝臣的反对，司马光就是反对者之一。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来是好朋友，常相聚交谈，以诗唱和；关于改革弊政，观点亦相似。变法之初，有人恶毒攻击王安石，司马光说：“人言安石奸斜，则毁之太过。”司马光还认为王安石变法倚重的吕惠卿，过于“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天下者，惠卿也。”司马光还写信给王安石，奉劝他注意惠卿的奸诈，并指出他改革有点过于急躁。但是王安石没有听进去，于是司马光要求离开宰相集团，“为知永兴军”。司马光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因而反对变法，但新法后来逐渐变成单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做法上确有强迫现象，引起了民众不满，这是他晚年反对新法的客观原因。两位大学者和政治家因为政见不同，尽管没有相互陷害，但是造成了大宋的权力分割，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至于明朝时的阁老之争，那也是很有名的。其中有夏言与严嵩的权力之争，以及严嵩与徐阶的利益之争，尽管大臣们的争执难免，但是处心积虑的运用权术去争斗，必然有害于大明朝的政治体制，其负面影响不可估量。而且，在朝庭中发生争斗本身就证明了皇帝的江山并不稳固或者政治体制上出现了漏洞。
宰相治世嘉言名句
◆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
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资治通鉴》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
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始终，人道之盛，此无缺焉。
——裴垍评价唐宰相郭子仪语
●宰相命运，平步青云与满门抄斩
◆叹宰相，仕途风雨飘摇雨打萍
宰相位子不稳，这是历史不争的事实。从下面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然足可作证。西汉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相对卿明、丞相发挥作用较好的时期，当时实行的是独相制（即一个负总责的丞相，1-3个副丞相），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相权比较辉煌的时期。但是，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5年的二百多年里，共历经了45位丞相，平均在位时间不足5年，这倒与当今美国总统的任期接近。而且，其中因事获罪而死的就有7人之多，被免职的则有16人，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唐玄宗是位具有雄图大略的皇帝，他对宰相的要求他特别高。仅在开元盛世的29年间，就罢免了约19个人的相位，足足跟上前面列举的200年的宰相罢免情况。汉唐是我国历史上的相权辉煌时期，宰相命运尚且如此波折，其他朝代宰相的在位时间就更加短命了。北宋从建隆庚申年至靖康丙午年，大约167年，先后更换正丞相72人，南宋149年，先后更换正丞相61人，正丞相每人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简直就是走马灯似的，其动荡程度可想而知。这种频繁地更换“总参谋长”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不利于国家稳定。
封建帝王一般要求宰相具有广博的学识、超人的智慧、出众的谋略和匡光的胸怀，因而，很多宰相登上相位后也坐不稳。从中国宰相史来看，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是因为难以称职而被免去职务的。象卢怀慎那样的伴食宰相是因为一则唐朝实行群相制，宰相不只一人，二则因为有异常能干的名相姚崇主持工作，他就学做南国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落得一时清闲。明朝的“纸糊三阁老”的产生是因为皇权太强和皇帝重用宦官的缘故，宰相权力边缘化，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缘故。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都对宰相的个人才能要求很高，都希望有一个富有智慧而又兢兢业业于朝政，廉洁为政，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能宰相做国家的柱石，做民族的脊梁。
然而，由于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宰相所处的时代不同，以其所辅佐的帝王不同，兼以个人秉性和资质不同，因而政治命运就大相径庭。下面我们主要介绍两种极端的例子：一种是平步青云，另一种是身遭横死。
◆布衣宰相，往往平步登青云
地位较低的人能在朝夕间平步青云，这一向是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幻想。民歌中曾唱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某些特殊的例子，犹如做了直升机，一个人突然发达了。这些情况主要发生在诸侯争霸时期，以及西汉时期举孝廉那种特殊的体制下，后来，科举制度盛行，政治体制完善，那种连升三级的事情也几乎不会再发生了。
前面我们也有所涉及就是出身贫贱的人，因为才学和谋略超人，而被委以重任的情况。殷武丁就力排众议，用托梦的迷信方式把泥瓦匠傅说送上了宰相的宝座，后来商朝果然大治。周文王亲自延请姜子牙共谋天下，后来周朝绵延800余年。管仲作为犯罪的囚徒，因为鲍叔牙的无私举荐，终于帮齐桓公谋取了霸业。
诸葛亮的传奇更是色彩瑰丽。我们把他的事迹简单介绍一下，向这位伟大的政治家表示一下我们的真诚敬意！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南)人。他27岁时受刘备三顾茅庐之邀而出山，随后，出将入相，辅佐刘氏父子开国创业。据历史记载，他立法施度，选贤任能，“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联吴抗魏，征抚夷越，五伐中原，六出祁山。其运筹帷幄的韬略、谦虚务实的作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和顽强意志，称为后世的楷模，他的事迹家喻户晓，他的美名千古流芳。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在南阳隆中种地到出山辅佐刘备，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之举。
还有后来汉代的公孙弘，60岁之前默默无闻，至少是排除在封建统治阶级核心决策集团之外的，按照现代人的眼光看，他也就是一个老废物了，可是不料他后来居上，竟然官运亨通，在70多岁登上了宰相的宝座，这也可以说是平步青云。而一般通过科举制度或者家族威望以及官僚提拔，能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最后身居宰相职位的也不乏其人。至于传说中的甘罗18岁为相，那更是政治制度史上的奇迹，但那同时也是政治制度不健全的证明，是不足取的。
◆大起大落，惨死宰相有怨鬼
与宰相的风光煊赫相反的就是某些宰相的惨死，这让很多做官的人多多少少心中留下了或浓或淡的阴影。下面是一些典型的例证：
改革家商鞅，乃秦法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车裂而死；李斯，“东门牵犬”而不可得；窦婴是不识时务的真丈夫；刘屈chi嫠，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王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预言应验在自己身上；尔朱荣是功高孟德、祸比董卓；杨国忠在马嵬坡前化作一抔贱土；道学的死敌韩佗胄因北伐而杀身；贾似道是生处富贵死处龌龊；胡惟庸在高深难测的圣主面前丢性命；夏言疲于圣命却怨恨难平：“我要收复河套，实在是为皇帝尽犬马之忠啊，何故回沦落到如此下场！苍天啊，你太不公平。”它的这番话可以成为中国封建制度本质的很好说明。所以有人说，这些人都是他们时代的堂堂的宰辅，但结局却是殊途同归，无一避免地遭到了杀戮。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的，他们血淋淋的死亡成了历史最坚实的注脚。
当然，尽管其中有值得同情的屈死的灵魂，但是人们一向认为：自作孽，不可活。对于丧失人格，违背良心，想把宰相的权力用来谋取一己私利的宰相，其可悲的下场，应是大快人心的。我们来看一下李斯的惨死悲剧。
秦国宰相李斯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他辅佐秦王赢政统一中国、统一度量衡、又发明小篆书法。但在争夺皇权的过程中，却曲意投靠赵高集团，后被出卖，腰斩而死。李斯出生于楚国上蔡，曾拜大学问家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在秦王赢政的霸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自己也位居人臣之上，做了宰相，
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当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行病死后，在皇位继承权上，他由于性格的弱点中了宦官赵高的圈套，让德才平庸的胡亥登上了帝位。但是胡亥残暴误国，尚有良知的李斯被赵高视为眼中钉，后在上书胡亥遭嫌后，被捕入狱。赵高趁机滥用酷刑，用李斯制定的严峻刑法来治李斯，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斯终于屈打成招，因莫须有的谋犯罪被处以腰斩之刑。
李斯曾在狱中绝望高呼：“大秦要亡了，如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了。昏君之心尚未领悟，奸臣赵高仍被重用。我不久会看到，盗至咸阳，麋鹿游于宫苑”在临死时，这个曾经出如朝廷、威风凛凛的大人物终于后悔自己做了宰相，成了人家的刀下怨鬼。由于鲤鱼跳了龙门，他失去了牵着猎狗、带着儿子到上蔡东门驱赶狐兔的美好时光。他也想到了荀子告诫过他的“物忌太盛”的道理，直到这时候才明白淡泊名利的可贵，可是终于悔之晚矣。在他死时也许耳旁萦绕着庄子那句涵义隽永的话：“我仍愿做一只活在水里，拖着尾巴、吹者气泡的龟”。
悔恨的泪水在无声飘落，可惜一切都晚了。
宰相这个崇高的官位，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同时又是帝王精心设置的权力陷阱，它能带给天下人怎样沉重的思考呢？要想得到更加深刻透彻的体会，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发生的那些个年代和那些个地点去探索古人的心路历程吧。
这就是我那篇被人宰割的策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