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老师

赵开生口述  黄蕾整理

这是在１９４８年的冬天，我１４虚岁，足岁只有１３岁，跟先生周云瑞到上海踏进了演艺圈，从此和评弹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一位弹词演员。

我１４岁出来说书，眼睛一眨，今年６９岁，整整是５５年，这半个多世纪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没有好好地想过，这条道路怎样走过来的，应该向新老朋友们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汇报。

先从拜师说起吧，我拜先生的时候，先生对我来说，说得俗一点就是非常欢喜，说得比较雅一点么，是非常爱护。因为我家境比较穷困，要拜这样一位响档先生，拜师金出不起，但先生没有计较。按照现在社会中的币制，我在大红帖子里放１００块钱，而且拜师酒也没有办。这一天先生正好是２９岁生日，在上海大世界旁边有条小马路，有家菜馆叫“三和楼菜馆”，在摆寿宴的时候我趁汤下面，买了一对蜡烛，师叔陈希安挟着红毡毯，这个红毡毯在先生面前放下，我磕四个头，是这样拜的先生学的说书。

我的先生非但在经济上不和我有什么计较，而且他还倒贴钱给我，给我买衣服。因为他带学生出去总要好看点，直落点，光鲜点，但我家中比较拮据，穿出来的衣服比较土气一点，老式一点。先生觉得不太好，那就情愿把他的衣服改给我穿，非但改衣服给我穿，来往车旅费都是先生出的，非但包我车旅费，而且他还给我零花钱，他告诉我要看戏，看电影，各种东西你都要看，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先生的用心良苦，是希望我开阔视野，吸收姐妹艺术为自己评弹服务。当时我只知道先生欢喜我，要我去看戏，去玩。

小时候住在先生家里，因为年纪小，不懂事，专门要闯祸。那时候无线电很少，先生告诉给我听，１两金子一只收音机，那么贵啊。从前叫无线电，我跟先生到上海，临睡前他跟我说，要把它关掉的，等到先生走了，我就睡着了，无线电没有关，后来我半夜三更起来，闻到一股橡皮味，只听见收音机里“嗡嗡”的声响。我想出毛病了，赶紧把插头拔下来，已经烧坏了，两只电灯泡已经烧坏了。从前都是一个个电灯泡插在上面的，先生那个收音机烧坏，我想肯定一顿打，最后先生跟我说了一句，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呢？你真是“拆家败”。就这样一句“拆家败”，就把它送到店里去修理，修理好了以后带到家里了。

我记得先生年档做的是昆山畅乐园，他寂寞，想到了收音机，要我到上海去拿，日书场结束，先生下台我动身。到上海拿了收音机，外面用先生的一件夹袍包一包，恐怕弄坏了，再用包袱包一包，打好两个结，一只包裹手里一拎，我就到车站上。因为我从小是从常熟出来的，火车不太乘的，想多乘会儿火车，买了最最慢的火车票，磕头车，逢站就要停，上海到昆山要开两三个小时，我是小孩，比较贪睡，在火车上还没到站就睡着了，到了昆山我没有下车，等到开车的时候，火车“哐铛”一动，我醒了，向外一看，窗口锃亮，就问是哪里，他们说是昆山呀。听见是昆山，我把窗提起来，把包裹往月台上一扔，我自己从窗口里窜出去，当时我不知道有危险性，只知道我要到昆山，跳到月台上，铁路警察把我抓住。现在说起来是到派出所。他们把我当成是红军小八路，跳火车而且还带着这么一样东西，以为是发报机什么的。盘问时我跟他们说，我先生在昆山说书，在畅乐园，不信你们去问。是他叫我去拿收音机的。

从前是没有电话的，半夜三更一辆摩托车，两个警察，到了那边打开门，吓得书场老板脚也发抖了。警察怎么半夜三更到这里来？说清楚后，老板和先生一起去派出所把我领回去，人是领回去了，那只收音机又坏了，扔坏了，又坏了两只灯泡。先生再送去修理，也没有骂过我一句。

先生的父亲叫周宏文，艺名叫“夜来香”， 是非常有名的，他临死之前唯一的一件遗物， 一只打簧表给了我先生。打簧表现在不太看见了，从前这样一只挂表里面有声音报时报刻的叫打簧表。我没有见过的，先生出去了，我在家里，我想无事可做，先生的抽屉里大小的起子都有的，我打开来把机器零件一件件卸下来，编好号，为什么呢？解寂寞，我想等一会儿只要按照号装上去，哪知道拆得下装不进，我吓了，要拿到店里去又没有钱，那怎么办呢？拿白纸包好，塞在抽屉的角落里。

这事东窗事发隔了３个月，我也忘记了。先生刚刚发现，把我叫进房里，问我有没有干错事？我说没有。先生问一块表是不是你拆的？我说是前几个月的事情了，前几个月的事就算没有事啦。你知道接下来我先生怎么说，他对我说，“拆掉了表，你就不及我能干，我小时候跟你一样顽皮，家里的电表拆了照样自己装上去。你现在把表拆了你就不会装，这上面不聪明，你就是这样笨，知道吗？”就这样埋怨了几句，这只表就是这样处理的。

我先生对我处处照顾，处处爱护。在学艺的过程中，对我是非常严格。因为先生在说书的时候，在上海演出要做好几副场子，要赶场子的。白天没有时间教我，叫我背书是如何背的呢？就是从这家书场出来，到那家书场的路上的时候，坐在三轮车上。当时一般徒弟是跟在车后跑的，因为师叔陈希安是骑自行车的，先生包一辆三轮车，三轮车可以两个人坐，他一个人坐是浪费的，我坐进去正好。所以其他学生一直对我说，赵开生你福气好，我们跟先生听书赶场子，靠两条腿跑的，你是三个轮子滚的。其实舒服是舒服的，但是坐在旁边始终提心吊胆，为什么呢？我先生是利用路上的时间，他要叫我背书，随时随地要提出来，哪里到哪里，那一段你背一下。我就想了，这段书我熟不熟悉的？他提出来我就背，背得对还好，背得不对，下一家书场的路上再背。教我弹唱呢，是晚上，晚上教我弹唱，都在零点以后，零点以后也不会惊扰邻居，因为先生有办法的，我记得最晚的时候，是在凌晨２点以后我练弹唱。当时我先生唱电台是子夜１２点到１２点３０分，一档节目演出结束回到家里已经要１点了，我服侍好先生洗好澡吃完点心，然后点一炷香，先生要操琴的，他欢喜古琴，我先生非但是唱腔上的革新者，对乐器也非常有研究，非但琵琶弦子好，还会拉板胡二胡，还会敲扬琴。从前我在电台上唱蒋调开篇，惟一先生教我一曲《蔡伯喈思乡》，“离别家乡几个秋”，就是这只开篇。我弹琵琶，先生敲扬琴，在电台上唱过的，叫扬琴开篇，可惜没有录音。他非但扬琴敲得好，而且箫也吹得好，有一次小合奏《春江花月夜》，别人是弹琵琶弹弦子拉二胡，我先生就吹箫。

他在临睡之前总要弹一曲古琴，因为古琴声音非常雅非常文，不吵邻居的，他在弹琴时我坐在沙发上打瞌睡，他一曲瑶琴方罢，站起身来叫道，“开生醒醒，喂，醒醒。”叫醒了我，让我把昨天练的唱，唱给他听，唱得对可以下去，唱得不对重新再来。弹琵琶怎么办呢，要发出声音的，先生有办法，他用一块毛巾手帕往４根弦线里一塞，这样弹出来的音阶声音有的，但音量并不大。不信你们去试试看，不吵邻居的。教过门呢，他是非常严格的，一句不行就半句，半句不行就一个手法，在这上面我是挺聪明的，先生教我弹教我唱教我说，从来没有发过火。曾经有过一句过门卡住，就是在沈薛的腔里，这个过门，听听容易，弹起来非常困难，弹好的人并不多，先生就这么一点点都不能差，叫我拉，拉好了弹，弹了一放马上就拉，出来是这样的效果，那我一直弹不好，弹不好怎么办？先生发火了，先生发火有习惯的，一发火额上的一根筋要暴出来的，那我看见他的筋暴出来心里更加慌，拉也不对，弹也不对，先生对着我把脸一板说，出去，给我兜个圈子再来。我就到弄堂里兜圈子，兜圈子时我思想上不放松，我手里在动，嘴里仍然在念拉放——拉——放——。

“拉芳，拉芳”， 这是一个广告词，这个广告和我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又不付给我们劳务费的，用不着给他们做广告，这个是我的手法。等到我练好以后再去弹给先生听。

关于我１５岁的时候上报纸呢，是第一次上报纸，怎么会上报纸呢？那时我还没有上台，和听众还没有见面了，难得在电台上帮先生伴奏，唱只开篇。不过这样，怎么会有这样一篇文章出来呢？这要感谢师叔郭彬卿，因为先生成家之后，家里的地方并不大，上海是寸金地，我是小孩没地方睡，不可能３个人一起睡吧，不像样的，那我就睡到沧州书场郭彬卿叔叔的房间里，地上打地铺，那天在练唱的时候他来了个朋友，姓李，木子李，叫李隆基，和唐明皇是同名，不过她是个女的，她是个作家，而且是个记者，她是北方人。郭彬卿就把我介绍说，“这个是云瑞的学生，常熟人，你听弹的琵琶多好，声音多好。”说起来从前我的声音不是这样的，童声像朱慧珍那样高的，我和先生在台上唱开篇，我唱高八度，他唱低八度，是这样唱的。

郭彬卿叔叔说，“这小家伙不错啊，这样吧，你写篇文章捧捧他。”她真写了文章，里面有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么说的，说我是“小小琵琶精，一对黄眼睛”。我拿到这张报纸开心得不得了，拿到先生那里给他看，先生看见问清楚后，他额上的筋又暴起来了。我知道不对了，只见师傅一个电话打给郭彬卿，说小孩还没有上台，他上台以后是青龙白虎还不知道，你何必要叫人去写这文章呢，这是骗骗听众，这个不好，对小孩没有好处，下次不要这样。

先生那里受批评了，回到沧州书场又受了批评，咦，郭彬卿叔叔也埋怨我，你为什么要这样，要拿给你先生看呢，害得我也一起卷了进去，两边都不讨好了。提起文章我就有这么一段事情，不过我先生这人呢，他是不图虚名，他在临终之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不希望你做个红客，我希望你做个名家。因为红艺人容易做，尤其是现在宣传媒体比较先进，电视经常出现，大家一捧，报纸上一出来，照片放得大一点，曝光率高一点，就可以红了。但是没有真才实学的东西。”先生就是不求虚名，在这一点上对我是非常严格的。我记得我和饶一尘拼双档，１６岁上台，１８岁到苏州演出，在龙园书场站住了脚，这样也可以来年再来。我２０岁可以进城里的大书场，从前叫静园书场和光裕书场，后来改称苏州书场，现在苏州书场没有了，静园书场也没有了，这个地址现在是吃鸡粥的地方，在开鸡粥店，精神食粮变成了物质食粮。接下来我和饶一尘第一次进上海，４档都是无名小卒，都是年纪比较轻的，但是上海听众对我和饶一尘的一档书，是情有独钟非常厚爱，听客跟来跟去听，我在这家书场唱完到下一家书场，我坐上三轮车和饶一尘要动身，后面的自行车和三轮车跟了一大批，跟到下一家。那时候叫我们小双档，说的是《小珠塔》，《珍珠塔》不够资格叫《小珠塔》。

和师傅在一起，表扬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受批评是经常的。就是到上海，用一句通俗的话叫红出来了，在观众中有了一些地位了，有一些影响了，尤其在两家书场一起演，一面是后来的西藏书场，从前叫米高梅，一面是新成书场，从前叫维也纳。我们唱的是新成书场，上海评弹团唱的是米高梅书场，两家书场，我们客满，他们不客满，这样我就头轻脚摇了。

有一次先生叫师母打电话来叫我去吃饭，我一踏进门第一句话就说，现在应该是我请你吃饭。先生额上的筋马上暴起来，脸一板，对我说，“你大响档了，我没有觉得噢，上海团不客满，蒋月泉不及你，你比蒋月泉厉害，你客满了，是不是？这没有什么稀奇，上海人是尝个新鲜，你们年纪轻卖个小，在台上是什锦开篇翻翻调头，这样唱唱，那样唱唱，有多少真才实学，你要请我吃饭还要隔几年，今天就在这儿吃。”

你们想，这顿饭我吃了还有什么味道呢，等到吃完饭告别先生上书场，师母送我出门对我说，“你自己不识相，先生听过你好几回书了，在我面前挺赞赏你的，你在台上蛮活络，蛮泼得出的，就是你两只眼睛抬不起来，说唱一直对前十排看，好象后十排没人似的，先生感觉这是艺病，要和你提意见，所以叫我打电话给你，叫你来吃饭，你一进门言语不二不三，挨了一顿批评，大家讨了个没趣。

”

这是一顿批评。还有在１９６１年，我随团到北京演出，和石文磊说《青春之歌》。那时候因为我们青年档，而且《青春之歌》是新书，所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包括各种刊物上都有介绍我们的文章，说得我们非常好。当时我心里有点沾沾自喜，等到离开北京到天津的时候，先生在火车上坐在我旁边，他就问我，这次你在北京演出感觉怎么样？我心里是喜，嘴上很客气，我说这是党的培养，是对青年的要求比较低一点，所以我没有坍评弹团的台。我先生对我说，“你不要弄错，这是党的事业，是评弹事业，不是真正像报纸上说的这样好，你的影响这么大，你和杨沫两个人访问谈话的时候，上海马上有照片和文章出来，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吗？因为你说的是新书，鼓励说新潮，所以这样做，你现在是小孩穿的大衣服，外面看看挺神气，剥开来芯子是一点点，不值得骄傲的。”

还有一次，我和他从电台出来，到三轮车上他跟我发脾气了，他说，“今天你是不是发痴，我教你的那些过门非要弹光的，我要唱了你不让我唱，你的过门还没有弹完”。我就和先生说，“播音员范仰祖跟我打了赌，他说先生唱，你能否过门句句不同，倘若你过门句句不同，我请你吃冰淇淋。”先生对我笑笑说，“你吃冰淇淋，我吃生活，卡住了我喉咙不能唱。”他还提到什么呢，他说，“你现在还小不懂事，真正拼了双档两个人合作，倘若你台上只知道发挥自己琵琶，不管上手的唱，这从艺术道德来说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一直记住先生的这句话。

边走边唱——赵开生访谈（二）

说到新书，应该就是曾经和石文磊合作的长篇《青春之歌》了，《青春之歌》当时应该说是取得了成功的，特别是吸引了一些年青的观众，还有一些知识界的人士的青睐，当时电影《青春之歌》也是非常红火的，里面余永泽的扮演者于是之，他现在还是健在，他说，我塑造的余永泽这个角色，还不及赵开生塑造的好，当然这是他客气。当时，于是之同志到康定路，因为我们评弹团在康定路，于是之是和袁水拍同志一起来的，我们为他演出了一场，我和石文磊演了一段《青春之歌》。他们听了以后非常赞赏，和我谈了很多。

等到我1961年到北京去演出的时候，吴宗锡到后台来告诉我说，开生啊，我讲件开心的事情。我说怎么啦，他说于是之在大堂里给你宣传，这个余永泽，赵开生比我演得好，不信你们进去听听。

后来《青春之歌》到北京演出，在北大演出。北大的学子特别喜欢听。当时好像是剧场里面容纳不下那么多人，然后在教室里把那个喇叭接过去，让同学们在教室里面听是这样的。

起初我一看，怎么每个教室里面灯火通明，大家坐的毕恭毕敬，又不在上课 ，又不在自修，又没有书，怎么回事呀。后来我才知道，哦，拉的线装的喇叭都在听书，而且那些同学，听完后激动的不得了，对我们整个的评价很高，尤其对《青春之歌》，不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比我们上一代的老先生一些名家说的好，倒不是的，一些同学说，因为我听《青春之歌》，好像不是在听你们演出，你们在介绍我们的校史一样，在讲我们北京大学的斗争史。所以听起来特别亲切。

当时杨振雄老师说了一句笑话，他说开生啊，《青春之歌》我也挺喜欢的，我真的是年纪大了，不然就拜你为先生，我也要说《青春之歌》了。

当时，我写的时候才23岁，当时那个作品是应该说是剧团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长篇，因为开始的时候，我和石文磊拼双档，没有书说，她传统书不喜欢。我看过《青春之歌》，当时其实每个学校，每个青年差不多都看过，电影出来影响更大。我说我和你说《青春之歌》吧。她说蛮好的。石文磊演《青春之歌》有个好处，她的气质好，有一点学生的味道。所以在台上演出我觉得大家比较默契。

但是在写的时候是很艰苦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档是蒋月泉老师和陆雁华，一档是我和石文磊，两档书到常熟乡下码头梅李演出。地方不同但都是老听众老耳朵，蒋老师演夜场《玉蜻蜓》，日场是我和石文磊。就两个小时，《青春之歌》我来不及写，来不及背，我一半单档说《珍珠塔》，说完单档《珍珠塔》一个小时后，跳下台桌子转向，双档再说《青春之歌》。等到下台我就想明天这一段书里，哪几个地方我要写唱篇，先把唱篇写好，唱篇写好吃完晚饭写书，拣精彩部份先写 ，拣要紧的对白先写，写好结束再说表白 。有的时候来不及，我先写个提纲。因为晚上我和蒋老师住一个房间，两张床是面对面的 ，当中有一张方桌

方桌旁边有两个方凳 ，把方凳拖过来把煤油灯点着，恐怕影响蒋老师睡觉，用硬板纸中间剪个洞，套在煤油灯罩上，这样一来，他那边可以灯光少一点，集中火光照到我床上 。我在床上写，蒋老师一觉醒来总要提醒我，开生啊，睡觉了，明天还要演出，这样喉咙要没有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明天要开伙仓的，不写没有说的。

最晚的时候，写到凌晨3点半近4点钟，打一个瞌睡起来8点半，和石文磊准时碰头，篇子给她，能够唱的算数通过，不能唱的还要商量还要修改，到10点钟大家唱篇要背熟，背熟之后开始排书 ，排好书1点半开书，到1点钟的时候，我把《青春之歌》丢掉，我要想《珍珠塔》了 ，因为是单档呀，要想的。想一遍然后上去唱， 唱完《珍珠塔》一个小时结束，我跳下来桌子转向的时候，跑到房间里，翻开唱篇再读，读完唱篇再上台，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弄出来的。

说起《青春之歌》，还要提到一个人，就是陈云老首长，陈云老首长是欢喜听书的，那时候同志通知他说，国民党要抓你个人，你快点跑。他还要靠在墙边听完书后再动身。这个是他亲自告诉给我听的，他说我实在欢喜听书。所以我们评弹界，都叫他“老听客”的。我和他的接触比较多，对青年人特别爱护，《青春之歌》他也花了很多的精力，给我创造了很多条件，他讲了一句话，“你新书有三分好 我就要鼓掌”。所以我们在说《青春之歌》的过程中他一再给我们条件，哪怕当时的背景是如何，小到当时的物价是怎么样，两个大洋可以买1袋洋面，这种琐细的事情，他在信上都告诉给我听。尤其我们到北京的时候，他召集部长一级的，一些老同志开座谈会，他说在坐的都是卢嘉川 ，你要访问，你问他们，我对你这个卢嘉川意见很大，卢嘉川是个基层干部，但是你出场，都是板着个脸出来的，你官职不大，架子不小啊，你这样怎么可以联系群众啊。对我有了这样一个批评，而且还跟我去看四合院，带我去访问杨沫 就是原作者。他还让国务院给我一封信，这封信呢，任何保密单位都可以跑进去翻阅资料。所以我们团里面有些人知道以后说，呀，赵开生你拿了个圣旨。在文化大革命中叫我交出来，交出来后现在没有了。后来打倒“四人帮”后，陈云同志在杭州的打来一个电话，要我去汇报工作，他说我想来想去，你身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你丢掉书包就上书台 ，离开学校门就进评弹界 ，你又不是现行反革命，想来想去，我和你碰头一点没有问题，所以我叫你到杭州来。

我向他反映了我们团里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反映了我们文艺革命的情况，我说张效声扛了一面旗出来，大华书场戳掉了3个灯炮 ，吓得听客往后面逃走，这一些东西讲给他听以后，讲了3个小时他笑了半夜天，第二次和我碰头，他说你昨天说了一回噱书，今天我要出题目，他出了10个题目叫我回答问题，哪10个题目，第三天，我就回答了10个题目的问题，最后他提到《青春之歌》，他说你记不记得了，我说我没有忘记 ，但是剧本已经撕了，剧本撕掉我并不可惜，但是我说收集那么多资料，我写在硬面抄上一本半的资料，我全部撕完了，这是我半年的心血，在藏书楼写下来的，但是这我没有办法再去补 ，没有那么多精力，他说你可不可以再说《青春之歌》。所以回来我再把《青春之歌》，排演了中篇，所以他对《青春之歌》确实是花了很多心思，而且当时他提出来一句话，我压力很大 ，我们团长，吴宗锡听见了心里“咯噔”一下，他说赵开生啊，我一年要听你一次长篇，看你《青春之歌》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提高，所以我半年在藏书楼 ，坐了冷板凳，翻了资料在修改，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个事情是不了了之。

说到到创作，还要说一说《蝶恋花》，当时是热火朝天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掀起了高潮。我们评弹界也要革新也要革命，怎么革呢？蒋月泉和朱慧珍两位老师想出了4度的变化，男女声可以对唱，这样可以不换乐器。这也是一种改革，唱腔上的改革。

当时我们青年人碰了头，大家你一言我一句，你改革一个什么东西，我改革一个什么东西。当时我已经看过《蝶恋花》这首词了，其实我里面也不懂什么，我只知道嫦娥吴刚，这个是熟悉的，神话中的人物嘛。我说我来唱《蝶恋花》吧，他们说好的。

但是我认了这首《蝶恋花》，不知道怎么唱。里面的意思呢，因为后面有注解，只能够略知一二，懂得一点点皮毛。对主席的诗词了解的不深 ，我怎么唱得好？评弹的曲调我样样唱过来，从慢腔唱到快腔，大嗓子唱到小嗓子，都配不上，都不像《蝶恋花》，唱出来不知像什么东西。

我感觉到失败，无所适从。当时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有一段话使我有些启发，毛主席说，没有批判全部接受，是最没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比如像流派吧，有它的特点，也有它的不足。

再回过头来说，我觉得主席的诗词，第一要懂得他的意思，意思能够深刻以后，我再来配曲就比较容易。我就去请教，大家给我解释，杨开慧是怎么一回事，柳直荀是怎么一个烈士。我对两个烈士两位忠魂，我有了感情以后，再来看这首诗觉得味道两样了，就有了新的体会新的激情。我自己先朗诵，朗诵出来觉得自己有味道了 ，有感情了，我再来配腔。所有的流派腔我把它全部打碎 ，我不管它了，从第一句开始，蒋调的基础，丽调的唱法，，唱到“直上重霄九”，慢的腔不行了，我就用沈调和薛调快的节奏来唱。吴刚的出现，我觉得他是个劳动人民比较粗犷 ，我想到陈调比较唱起来厚实一点，吴......刚我想这是对的，我就拿陈调来唱，“寂寞嫦娥舒广袖”我没办法唱，俞调也不行，祁调也不行，唱来唱去不行，怎么办呢？从歌曲中去寻找，走路的时候哼 ，哼一首歌，上点年纪的都会记得，有一首歌是 “崖畔上菜花崖上红” ，哎，我想寂寞嫦娥的头可以用这个，“寂寞嫦娥”这个好的，“舒广袖”我用了一个8度的大跳，“665352”为什么呢？本来嫦娥是非常寂寞的，但是两位忠魂的上天，接待两位贵客，非常激动。所以嫦娥“叭”一甩，翩翩起舞，这个味道就唱出来了。

唱了一个大跳8度的大跳“舒广袖----”，开始的时候 ，没有“啊啊”的，后来我听了李劫夫老师一首《蝶恋花》，他有“啊”的。唉，这个“啊”的好，觉得这个曲子能够厚实一点，我也就用了，我在“啊”的时候自己吃不准，这一段好听还是那一段好听，正好一个青年演员叫赵菱菱，现在她转业到部队去了。我说来来来，我在唱啊你帮我听听看，我自己摆不服贴。

她一边听一边说，这段对了，再长了就不好听了。这里面太短，能不能再拉长一点？当时我不懂简谱，自己不会记简谱 ，我是靠一遍一遍这样拍熟的，一遍一遍唱熟的。最后呢，这个两句“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我觉得是诗的高潮，也是全曲的高潮，要是这两句唱不好，前面的全功尽弃。因为评弹的曲调 ，抒情有余，激情不够。 我想到了京剧的唱法倒板唱法，像这种唱法这种倒是好的，“忽报人间”仍然是评弹，“――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第一遍我写的时候，我“雨”要用到高音的“1”。在审查的时候，张鉴国老师听了以后把我拉到走廊里，他说你这首是谁唱的？这样别人嗓子要唱穿的，你自己唱不上去用假声唱别人怎么唱呢？我说怎么办呢？到“6”里啊，到“6”里么没有一个结束感的，要么还是到5里好。他说还是到5里。就这样决定下来。这首曲子当中有句过门，是我老师的杰作，本来最早的时候，"寂寞嫦娥舒广袖"的前奏是比较简单的，六十年代初，黑白的新闻片里，我还是那一句过门。后来我觉得太短了一点，还不够。就和先生商量，先生总是有求必应，有什么困难，疑难杂症和周老师商量，总归会解决的。先生跟我说，明天来我给你回音。然后我去，他把我那句一切为两，这样比较丰满，更加华丽了。

到后来在六十年代初，1961年的时候交响乐伴奏，合唱团一起伴唱，交响乐丰富 ，发给票子叫我去看，这一场演出，我回家后一晚没睡，非常激动。我想我们评弹的节目，能够到音乐的殿堂。余红仙领唱的时候只有18岁，她是领唱后面是200个人的伴唱，这个气势比较大。这个曲子也曾经到过苏州来演出，开明大戏院，他们回来跟我说，《蝶恋花》是很受欢迎的。

《蝶恋花》除了受到一些业内人士的肯定，包括观众的喜爱，这里面也深受了一些中央首长的关心和鼓励，第一次演出在锦江小礼堂，陈云老首长听了以后挺高兴的，后来周总理来了，我听到他介绍说，总理，评弹有个《蝶恋花》，是不是你听一听啊？总理说好啊我听一听。然后余红仙再唱一遍，唱完以后，陈云同志将我和余红仙拉到总理旁边，请总理提提意见。周总理给我们提了一些意见，后来叶剑英叶帅很欢喜，他到上海来和我碰头，他说， 赵开生啊，《蝶恋花》我会唱了，什么时候你伴奏，我唱给你听。我希望你每年来一个《蝶恋花》。所以我压力很重。陈毅也喜欢听，陈老总有一次要出去开会，我们在北京紫光阁演出，他进来说我知道评弹团在北京，我要听《蝶恋花》，听完以后我要上飞机，我要出去开会了，我们又唱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