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试块最小尺寸:呼唤“宏观正当防卫权”

呼唤“宏观正当防卫权”

13岁的少年谢某在银川市一家网吧门口遭到孙某、王某抢劫，情急之中掏出弹簧刀刺向实施抢劫的两人，造成这两人死亡。公安机关侦破后，经检察机关审核认为该案属于“正当防卫”，谢某不承担刑事责任。死者孙某、王某的父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谢某赔偿两名死者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79921.24元，而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西安晚报》11月1日报道此事，称“此案在司法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告该不该赔偿成了司法界人士热议的话题”。其实仅就此案而言，专业人士的热议有理，而争议则不必。刑法规定“对正在进行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这里白纸黑字没什么含混之处，抢劫者就该死了白死，情理、法理、法律条文都支持这种结果，没什么好争论的。

赋予并保障国民正当防卫权利的目的和作用，在刑法中有所体现，即“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从本质或实用的角度而言，这种“基本人权”其实是一种胜过法律条文和司法力量的“实力”与“惩恶机制”。

正当防卫权使得犯罪与侵犯、伤害的成本无限度提高，让每个社会成员临危之际都可以行使部分“警察职责”以自保或利他。因此可以说，落实这项国民权利，即落实平安生活、“法治社会”与“低度文明”。

中国关于个人正当防卫权的法律文本并无大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也能就部分案件作出合法判决，保护某些行使了正当防卫权的当事个人。然而，在个人、微观的正当防卫权之外，实际上还有全民性、宏观性的正当防卫权，我将其称之为“宏观正当防卫权”。

“宏观正当防卫权”，并非仅就具体案件现场的侵害而发动，它针对来自权力或“权X联盟”势力的伤害与侵犯而实施，“非暴力”或“文斗”为其特点与本性，至少在非极端情况下，此权之行使温良恭俭让。

 “宏观正当防卫权”，在中国社会是缺位的。附属于权力的法庭判决它非法，而这种判决的出现，正是国民宏观正当防卫权缺失的证据，也是多数社会成员“失权落魄”的原因。

由权力主导的血腥拆迁，侵犯大群社会成员。被逼自杀、自焚的人死了，往往见不到有人为命案担责，甚至死者还落个“抗法”的罪名；而被强拆一方一旦反抗，就成了犯罪分子——这现象，就是行政与司法为保护自身之“全局利益”而剥夺国民宏观正当防卫权所导致。

实现权利剥夺的技术很简单，不过就是认定“强拆不属于抢劫”、裁判为强拆伤人杀人合法而已——法律规定你有正当防卫权，但是，他们裁决你不曾受到不法侵犯，于是，你犯罪了。

例如辽宁本溪的张剑，当遭到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入室殴打，并且家人受到威胁时，拔出水果刀刺死了一个入室强拆者。张剑被本溪法院判决有罪（缓刑），国内专家为此叫好，称“张剑杀人犯罪但未抵命，是我国新时期拆迁纠纷中出现的首例判决；该案向社会释放出积极信号，可成为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私权的典型案例”。其实，这种“保民私权的典型案例”，纯属颠倒黑白、无法无天的例证。

入室实施暴力强拆，摧毁、占据个人赖以生存的主要私产与安身之所，明明是抢劫进行中，这里不仅发生了抢劫一罪，还有绑架罪。此举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没疑问，可是，法官和官员就偏偏认为这暴行是合理合法的，他们敢这样裁决，能这样行事，而正当防卫的人和尚求公理的人，至此已经没了办法，这是法庭、司法解决不了的大问题。

一国执政竟然在所辖大国范围内“减员增效”，人为制造大批失业者，晕倒所有外国不良政客，逼得成群下岗工人自杀。断人生计，逼人致死，比抢劫、强奸等重罪对人伤害更甚，但没说理的地方，连反击对象都不能确定。

邓玉娇面对三个大男人的“猎取”拔出了水果刀，也被判有罪。邓贵大们只是“强行谋色”，没想夺取邓玉娇生命，所以邓玉娇“故意伤害”他们，又竟然不合逻辑地在故意伤害他人时“防卫过当”。全国民众舆论声援，也有众多专家力陈法理，均无法改变邓玉娇有罪判决。为什么？民众于此案朦胧感知“宏观正当防卫权”之重要，而对方也深知厉害——诉求这么要紧的权利，此风不可张啊！

中国民众遭遇的、最可怕也是最普遍的伤害来自何方，对此大家心里清楚。“宏观正当防卫权”缺失，等于基本没了正当防卫权。

对权力、权钱联盟和权力附属之法庭的“宏观正当防卫权”，究竟是什么？民众怎样才会得到？直来直去地说：民主制衡机制，制约权贵的制度，即“宏观正当防卫权”保障机制以及“公共自卫系统”的核心内容。民主，即便没其他建设性、福利性也罢，就这一个能取舍公仆、反击霸道与指鹿为马言行的“宏观正当防卫权”，就已经对国民、对社会造福不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