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书生

二十一世纪，再提革命二字，已经恍若隔世，但一百年前，吴江分湖的柳亚子，却正是以一革命少年的姿态登场的。当时的情形也是满东南都是革命的暗潮，吴江黎里，虽不算交通发达之处，即使近在上海，假如乘船，风平浪静，亦须花费两三天时日，不过革命阻挡不了，上海的报纸一样把革命消息传达到这样的江南小镇。这就把柳亚子这样的少年热血鼓荡起来，由不得他不向往革命了。１９０３年，柳亚子除了大读《新民丛报》，已读过翻译过来的法国卢梭的《民约论》，并且信服卢梭天赋人权的思想，把父母取的大名柳慰高弃而不用，自作主张改为柳人权，字亚卢，他一心想做亚州的卢梭。这一年，柳亚子１７岁，在黎里这样的蕞尔小镇，成立了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煞有介事地组织起了一个革命小团体，同年又去上海，进入爱国学社，一时间结识了众多革命人士，章太炎、邹容、蔡元培、吴稚晖，这干人都是一时革命精英，而柳亚子以少年英才为他们所赏识，更让他自己踌躇满志。

说起来，自南明以来，三百年前一批南方文人出于民族情感而奋起反抗满清政权的精神，已经成为三百年后的民族革命资源，反清排满，恢复中华，在柳亚子以及一批同龄人，与当年顾炎武、黄宗羲等志节之士，正是一脉相承。所以，要说柳亚子的革命激情和理想，其实大多来自于民族情怀和先辈遗志，而从西方获得的一鳞半爪的革命思想，只不过民族主义上的一件新鲜外套而已。当然，那是一个出狂人的激进主义时代，无论章太炎还是邹容乃至吴稚晖，都是榜样，所以柳亚子一出道，就以狂激自任，有个人性情的原因，亦明显受时代风气影响。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催化剂，它让多少人如痴似醉，豪情干云，逸兴遄飞，旧理想，新知识，交相发酵，这样一来，柳亚子一旦结识章、蔡诸人，便很快加入了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并且学习化学，制造炸弹，准备实施暗杀活动，直以个人生命来做革命的牺牲了。这是二十岁以前柳亚子的英雄梦想，虽然他看上去仅一文弱书生，“恂恂如十八九好女儿”，且兼近视，口吃，背弯不直，但革命角色一立，又是另一种意不可挡的形象了！

因为同道友人高天梅的建议，柳亚子２０岁，正式叫柳亚子，不再称柳亚卢，这一次更名，淡去了效法西贤的痕迹，似乎越发像一个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无论怎么说，柳亚子于更名次年，即与苏沪两地文人发起建立南社，尽管抱着革命宗旨，然而这又是南方文人的传统做法，比如明末张溥的复社，其活动一直延续到清初，复社不只是政治团体，亦是江南诗人和学者们的团体，后继者如陈子龙、夏完淳之辈，于朝代更替、文化覆亡之际，慷慨悲歌，举师反抗，恰是诗人兼烈士，南社之起，不能不说是余绪再兴。１９０７年，经过二年筹划，南社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了。这在柳亚子一生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当时与会的人共有十九人，柳亚子年龄最小，却也奠定了他在社中的领袖地位，日后南社三大人物陈巢南、高天梅、柳亚子并称，要算柳亚子名头最响亮。南社的活动，虽云从事革命，但大约也就创办报纸，发表文章进行鼓动，以配合革命党人，如《铁笔报》（１９１１年上海）、《警报》（１９１１年上海）之类，据柳亚子自撰年谱记，上海光复时，他曾与南京来的同志周实丹“联床竟夕，商江北起义方略”，大概这就是柳亚子们参与实际军事的一回吧。他们其余事迹主要就是写诗了。至少柳亚子即是以写诗为革命志业，他在辛亥革命前后，与许多革命中人交通，迎来送往，追思抚亡，柳亚子写下众多唱和诗作，有时候写得兴起，几天动不动就是几十首，甚至上百首，这些诗作且不论艺术水准如何，单以为那个时代写照留影而言，很可成为那个革命时代的“宏大叙事”，当作一部革命诗史来读。虽然在南社中有高天梅诗才胜于柳亚子之说，但到底还是柳亚子更擅把诗当作愤怒的武器使用。比如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有感于袁世凯的残虐，“撰论诗六绝句”，抨击一干拥袁派，“见者惊为狂生”，有点像老革命章太炎在北京骂袁，此诗人柳亚子宁为一革命狂生也！

南社成立后三年，便于１９１２年起了裂痕，大约诗人们在革命成功后政见渐渐不合，闹起意见来，使得柳亚子在第七次会议上“宣布出社”，后经“社友环请”，暂时取消，且于十一次会议上被举为“主任”，“兼书记、会计两职”。从大的方面看，可能随着政治局势变化，南社“同志”内部不团结，从个人方面看，柳亚子的性格原是“凡欲所为，必尽其意乃止。否则狂号痛哭，谓且凌侮已。”原也有种不肯妥协的“蛮性”在其中发生影响。到了１９１７年，南社又起内讧，这一回居然因为与几个同人讨论诗的问题而起了矛盾，矛盾又必然引申到政治观点，柳亚子到底在次年辞去了南社首领的职务，这样南社活动算是进入中衰时期。当然，这并不影响柳亚子做诗，只不过革命形势也处于低潮，北方袁世凯不停地捕杀南方不服的革命党人，其中有不少柳亚子的朋友。袁世凯好不容易死了，张勋又在徐州作乱要复辟帝制，所谓国难未已，柳亚子难免失望痛苦，他自己是个情绪上易于大起大落的人，一旦消沉下来，便多以诗酒解愁，常与朋友“画舫呼灯，红妆邀月，酒痕墨沈，狼藉淋漓”，他自己还坦白说，那时候还在上海的窑子里“鬼混”，借以发泄内心的痛苦。文人行径，无论革命与否，常常都怀抱理想主义，但精神上亦十分脆弱，弄不好就陷入悲观虚无，柳亚子不仅不会免俗，而且情绪上还要来得比别人更强烈。倒是有一件事值得注意，这期间，柳亚子在分湖黎里老家，大量搜集购买有关乡邦文献，达万余卷，甚至因资金不够借了一笔债务。亚子买书的意义留待后面再说。

中国的政治究竟是什么，其实３５岁的诗人柳亚子也不甚明白，等到中国国民党建立并渐渐得势，柳亚子以同盟会老会员的资格加盟自然顺理成章，至于要将自己“献身党国”，也只因为“率土自应尊国父”，服从孙中山的革命领导。而新南社的成立，再做社长，社员中邵力子、叶楚伧、陈布雷这些国民党人士亦为中坚。新南社仿佛也属于“党国”事业的一个部分，看柳亚子的年谱，这几年他做国民党党务工作颇称卖力，先是主持成立吴江县国民党党部，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又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再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江苏省各市县联席会议，等等，由此可见，新南社时期的柳亚子对于政治的热切，期望从“国民革命”的成果中得到他该得到的地位。但诗人的不合时宜，却又很快被现实政治证实了。“党国”岂能让柳亚子施展抱负，做诗人可以任性一点，狂放一点，做政治却要老实，柳亚子恐怕自己也拿不准为什么竟当了中国国民党“左派”，也许也是因为文人加诗人的原因，心情上不得意，很容易当上反对派，而把政治当作“美学”，这样的人在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走向左倾，例子太多了，柳亚子由于成为“左派”文人，诗名越来越大，也可以说政治不幸诗人幸了。

虽然柳亚子专门花了数万字记述他从１９３７到１９４５年的个人经历（《八年回忆》），并且痛苦地说这个时期属于他的“活埋”时期，但身处国难，一个书生，既不能投笔拿枪，去和侵略者拼死一战，那也就只好和当时大多数文化人一样先是隐居，隐居不成再逃难，保存生命，柳亚子自己取南明大儒王船山的诗句“七尺从天乞活埋”，在自家大门上写“活埋之庵”四个字，并非仅仅激愤之词，实在还含有为生存写照的意思。柳亚子承认自己在抗战之初，没有为国家民族尽过一点流汗流血的责任，这话当不是自谦。大体上，柳亚子从１９３８年起，两年在上海，两年在香港，两年在桂林，一年在由桂林到重庆的路上，一年在重庆，八年战事，确实太长太难熬了，而柳亚子能做的事情，只能是等待，在那样的环境中等待战争结束，让柳亚子那根原本激烈的政治神经都快麻木了，难怪他形容自己形骸如土木。惟一能够看出的是柳亚子在政治上的悲观，而悲观又促使他进一步左倾，他把抗战胜利的期望全送给了苏联红军，这有他的诗为证：盲云毒雾蔽山城，一檄经天众眼明。从此红军眷东顾，好教黔首庆西成。独夫残焰同将尽，民主吾曹合共荣。倘遣骁腾能直下，乌兰万里接延京。于是，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的秋天，柳亚子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重庆的诗词往来，才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毛泽东“单独”与他谈话，不单改变了柳亚子政治上的悲观态度，而且更主要的是肯定了左派柳亚子与共产党的政治联系。毛泽东在重庆公开发表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柳亚子成为这首政治诗词的解释人，这种亲密关系显然大大超出了两个诗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出于对未来中国政治领导人期待，柳亚子重新恢复了信心，“革命书生”的梦想成为现实似乎指日可待了。１９４５年，柳亚子回忆往事，十九年前广州初见毛泽东，十九年过去了，“今天的毛先生做着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可柳先生“自己还是一介书生”，好在有此关系，柳先生未必不能一展生平抱负！想到这里，柳亚子在枕头上写了一首七言律诗送给毛先生，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迹：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１９４５年，对失望得太久的柳亚子真是重新燃起希望的一年！

现在，要说到柳亚子学术活动了。柳亚子最初心仪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先生，是由学术而入革命，由革命而退入学术，也许上个世纪初，文化人的“革命”后面，都有某种学术背景，或者都因为有某种学术冲动在内，因为排满就包含了一种文化思想，排满是政治革命更属于文化革命，柳亚子虽然是诗人，但他的“革命”，同样来源于这种文化思想的需要。这样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柳亚子亦会致力于历史文献和历史研究，甚至后来还要以“云雷青史”自居。虽然柳亚子的学术更多带有革命的功利目的，然而学术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思想的体现，仍然自有它的价值所在。

还是在１９１９年，旧南社内讧不久，柳亚子辞了南社领导的职，回分湖老家，他对收集吴江的历史文献早有兴趣，这一回明确要编辑分湖全志，要编分湖诗征、词征、文征，这些想法也已付诸实际行动，柳亚子不惜重金一共购得有关文献一万多卷。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除了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时间外，还需要足够的历史眼光和文化热情，柳亚子到１９２４年差不多便放下来，五年时间大约才算正式开了个头吧。然而柳亚子对于乡邦文献的关心所体现出来一种学术志趣，在苏州文人中却相当引人注目。乡邦文献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的积淀，对于文化传承别有作用，专治历史者往往从乡邦文献的整理研究开始，即使不作历史研究，亦多从人文的角度重视乡邦文献，比如鲁迅，就曾致力于收集他的家乡绍兴的文献。柳亚子的家乡吴江在太湖流域，这里是江南文化的渊薮之一，这里的文化属于中国最优秀和成熟的文化，柳亚子生于斯长于斯，本应该有保存整理它的自觉的学术责任，哪怕他怀有革命的功利心和权宜之计，一万余卷文献，收在那儿就是一种文化贡献。

更加纯粹一些的学术活动，则无疑要算柳亚子的《南明史》的撰述。这件工作虽说要迟至抗战军兴，但他在十七岁时就作过《郑成功传》，并得到文史大家章太炎的赞扬，十八岁有意搜寻南明故事，可见他几十年前就有了一定的史学准备。１９３９年柳亚子“活埋”于上海，他确乎要学习王船山的著述精神，准备以史学为“名山之作”了，这一年八月，辑成《南明史纲》四卷，完成《历日表》一卷，这是南明史写作的基础工作，由此开始，１９４０年４月到１０月，柳亚子专心于南明史料的研究，先与钱杏邨通信讨论史料问题，又借了上百种有关南明历史的书籍，最让柳亚子兴奋的是，他硬磨死磨从郑振铎那里借到了大兴傅以礼长恩阁传抄本《南疆逸史》五十六卷。这是难得的本子，对柳亚子写作《南明史》极有帮助。因为要如期还给郑振铎，柳亚子花了二十天时间赶抄了六册副本，又花了十五天校勘，柳亚子自有著述以来，恐怕这次是最认真的了。这一年，有关南明历史写成的文字计有人物传：《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吴易传》、《孙璋传》、《吴志葵传》、《徐宏基传》、《杨娥传》、《赵夫人传》、《郭良璞传》、《吴炎、潘柽章合传》、《王锡阐、戴笠合传》，十一月再撰《南明后妃宗藩志初稿》，亦为南明历史的写作做张本。研究写作南明史的经过和重要性，柳亚子在同年写给香港报纸的文章《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已经说过了。南明史的写作，或许更多出于现实需要，然而南明历史事件中所涉及到的众多人物，都是江南的文化精英，当南明覆亡之际，这些文化精英所承担的民族文化亦面临着深重的危机，所以当年顾炎武说“亡天下”，就包含了对这一深重危机的认识，研究南明历史，其价值就在于从中发现江南文化精英们如何为民族文化“继绝世”所作的生存努力。柳亚子于民族文化再次面临巨大危险之际，写作南明史，可能更具一种“遗民”式的身同感受，从这样的历史研究中也足见作者自己的文化良知。然而，柳亚子南明史的写作还是为时局的变化和恶劣的战争环境打断了，１２月他便避难香港，所有书籍材料甚至连郑振铎的借书，也都只能随身带去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不久也沦陷于日本人之手，仓皇中柳亚子随同一批文化人撤退，他带去的南明史料以及自己的撰述手稿都留在香港柯士甸道的羿楼，“从此都不堪问讯了”。想必柳亚子十分痛心，却也无可如何！战乱之后，又经过改朝换代的大变动，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本以为这批珍贵的资料以及作者的手稿已经无存，谁知后来种种巧合，居然完好无损，重新面世，而柳亚子却再也不及享受这弃而复得之喜，这是后话。总之，遭此战争之劫，柳亚子欲完整写作一部南明历史的学术愿望令人遗憾地夭折了，至于他想做一个南明史学家的个人努力，也因为随之而来政局更替、奉召入京付之阙如，只留下一些片断文字，表明柳亚子在乱离之世仍然抱着不灭的文化理想和历史情怀。

１９４９年，柳亚子应邀北上，参与新中国的政治大计，四年前的期待终于有了结果，作为民主党派中重要人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再加上与毛泽东的诗友关系，柳亚子实实在在处在一种政治蜜月之中，《北行日记》里所记甚详。但也就在这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一点不愉快，已经搬入颐和园享受令人羡慕的待遇的柳亚子，忽然不如意了，写了一首诗给最高领袖毛泽东，其中有“分湖便是子陵滩”，一副要回老家的样子，毛泽东好言相劝说“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双方一个闹一个劝，各人的真实意思心里都明白，都不说穿，这样最后就化为一个十分风雅的现代故事。柳亚子依然安居京城，直到１９５８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