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石桩试桩:《闪闪红星》诸多“密码档案”

解读《闪闪红星》诸多“密码档案”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这就是1974年10月1日公映的电影《闪闪红星》的插曲。而影片中《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闪闪的红星》三首插曲，随着电影上映立马走红，成了那个时代的“红色革命符号”。
那么这部电影是根据哪部儿童小说改编的？主人公潘冬子的原型又是谁？小说又是如何搬上银幕的？影片中插曲为何反复更改？其间经历过怎样的波折？
李心田深情忆红星  红色经典诞生“红星符号”
八一建军节前夕，军旅作家李心田老师接受了《中国广播报》周五版记者电话专访，给读者解开了《闪闪的红星》创作与出版的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往事。
“《闪闪的红星》电影在1974年公映，但我的小说要早电影10来年。”已经82岁高龄的李心田老师回忆起几十年前的那段往事，仍思路清晰，讲的有板有眼。
说起《闪闪的红星》这本书，李心田说，当时初稿跟后来大家看到的书有很多内容不同，因为初稿里他是从人性写起的，写了一个孩子跟亲人的生离死别，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描写。
记者：您创作的《闪闪的红星》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我们是看着“潘冬子”，唱着“红星闪闪”长大的。您能给我们谈谈《闪闪的红星》创作过程吗？
李心田：《闪闪的红星》这部小说被翻译成了十一种语言，再版了几十次，它是我个人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我开始创作《闪闪的红星》，是在1961年。那时，我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两个小八路》，责任编辑约我再给孩子们写一本书，我答应了。那时，教学工作很紧张，这本书稿写了两年多，到１９６４年才完成。誊清之后，题名《战斗的童年》，寄给了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李心田，江苏省睢宁县人，1929年出生，中共党员，1950年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并参加人民解放军。李心田原是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副团长，离休后，仍笔耕不辍。
1964年小说创作完成后， “文革’也开始了。“我担心小说中对人性人情的描写会遭到批判，便连写两封信，从少儿社把书稿要了回来。”一切如李心田老师所料，“文革”中上交的小说手稿被焚毁，幸亏他当时多留了一个心眼，手稿交上去了，但誊清稿被他藏了起来。
直到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谢永旺向李心田约稿，这部作品才重见天日。“当时我把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交给他。他认为可用，要带回去研究。要不是我‘留一手’，也就没有这本书了。”
1971年11月，李心田被请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稿子，编辑谢永旺认为书名《战斗的童年》有点俗，应该更改书名。“我苦想了两天，提出了《闪闪的红星》，谢永旺马上拍手叫好，但考虑到当时‘红星’一词是苏联的惯用，他建议改名《闪闪的红五星》。”虽然李心田感觉多了一个“五”字便减了神，但还是同意了。“清样印出来后，封面上还是《闪闪的红五星》，然而，出版社主持工作的王致远编审时把那个‘五’字去掉了，这才有了书名《闪闪的红星》。”
死里逃生，红色经典书终于出版了，也诞生了“红星符号”。书终于印出来了，但李心田的心里没有底。不久，报纸上发表了原北京市教育局长、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的评论，称《闪闪的红星》是对儿童教育的好教材。接着，中央广播电台连续广播这篇小说，这就是说，书被肯定了。
《闪闪的红星》出版后，全国有18家出版社翻印这本书，累计印数高达数百万册。“《闪闪的红星》可以说代表了我在儿童文学方面比较高的成就，那时肯定一本书多么不容易啊，是我对社会、对政治的看法以及对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反映。”说到这，李心田非常自豪的话语里有点哽咽。“这毕竟是我披星戴月写了三年的作品，里面有我对生活的积累，有感情的凝结，有艺术的追求。”
潘冬子的原型是谁？小说如何搬上银幕的？
如果说“文革”期间还产生过电影艺术精品的话，应当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曾在中国影坛掀起了一股“红星”热潮，片中主人公潘冬子更是尽人皆知，许多观众都是看了又看。至今，它仍是中国儿童电影史上的经典。
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了电影界的关注。八一厂最先向李心田提出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李心田老师对笔者说：“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找上门来了，要改编成电影，并让我参加编剧。我在北京与王愿坚、陆柱国等人研究编写，最后以陆柱国的初稿为底本，由王愿坚统梳筹定稿。电影放映时打出字幕‘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我很乐意，虽然那时没有稿费。”
李心田对改编成的电影很满意，他说电影拍得是很好的，他还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那些电影人，导演李俊、李昂，还有王苹，演员祝新运、刘江等，后期制作，请了傅庚辰作曲，又请李双江演唱，使得影片相得益彰。目前，这部电影还作为“百部爱国影片”不断上映，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973年4月，中央文化组便正式向八一厂下派了“为儿童拍摄电影”的任务。八一厂迅速组建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创作组，确定由陆柱国、王愿坚、王汝俊、曹欣、陈亚丁等人负责小说改编。另外还专门把小说原作者李心田从济南军区请来共同参与创作，具体由王愿坚、陆柱国执笔。”崔斌箴在《回忆电影（闪闪的红星）诞生》一文中详细解读了拍摄和公映的前前后后。
电影剧本创作期间，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主任彭波也开始物色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他把八一厂的名导演在脑海中过了一遍，觉得李俊导演最合适。其一，李俊早已从牛棚中解禁出来，现在可以进行创作了，政治上是可以打保票的；其二， 李俊拍摄过《回民支队》《农奴》等优秀献礼片，业务上是一流的。为了加强创作力量，彭波还在导演组里加进了因为拍摄《苦菜花》而出名的李昂。影片摄影，彭波自然想到了张冬凉，他为《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费了很多心思，而且又是“样板戏”的当红摄影。同时还配备了年轻的摄影师蔡继谓作为副摄影，他此前已经拍摄过《海鹰》《槐树庄》等影片。摄制组敲定下来，《闪闪的红星》作为八一厂的第一部“文革”故事片便拉开了拍摄序幕。
摄制组在选演员时也充分尊重李心田的意见。“在电影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剧组已经开始挑选演员。据说潘冬子这个角色有100多个孩子候选。最后是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孩子很接近潘冬子，导演便跟踪查寻，找到那孩子家里，发现了9岁的祝新运。祝新运在八一厂试装后，导演们都很满意。为了征求我的意见，他们还把祝新运的照片及试装照寄给我看。”李心田老师说，他一看照片就喜欢上了这个孩子，潘冬子这个角色非祝新运莫属。至今，这套照片仍然保存在他家里。
很多人都以为《闪闪的红星》是描写江西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一个感人故事，其实《闪闪的红星》是描写鄂豫皖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麻城的故事。李心田老师在接受《中国广播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小说里潘冬子的原型是鲍声苏，鲍声苏系湖北麻城籍开国中将鲍先志将军的儿子。”
那么李心田又是如何结识鲍声苏，并以鲍声苏为原型创作了《闪闪红星》的呢？这还得从鲍先志将军说起。鲍先志， 1911年3月6日生于湖北省麻城市顺河镇西张店鲍家湾一个贫农家庭。1926年秋，鲍先志投身革命宣传活动，并加入少年儿童队，任队长。1930年曾当选村苏维埃主席，当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还乡团将鲍先志的妻子贩买到了外地，将儿子鲍声苏贩卖给了地主。鲍声苏在地主家中受尽折磨。
解放后，鲍声苏找到了父亲鲍先志。鉴于鲍声苏文化水平太低，1961年，鲍先志便让鲍声苏到南京军区举办的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当时李心田是部队文化速成中学的教员。由于鲍声苏在学生当中年纪较大，课余便经常与李心田老师聊天。当时鲍声苏向李心田讲述了自己童年的成长经历，讲到了地主和还乡团的狠毒，讲到了麻城满山红杜鹃（映山红）的美丽，讲到了盼望红军回乡的故事。鲍声苏悲惨的童年深深打动了李心田，“潘冬子”的形象终于跳到了他的面前，为他后来创作《闪闪的红星》提供了有利的素材。
说到“潘冬子”的原型，文革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来证明潘冬子的原型是鲍声苏。1975年初夏，李心田被通知参加一个样板戏的研究会。三个穿灰色服装的人坐在台前，开始时并无意外，后来扯到了《闪闪的红星》上，让李心田谈创作的依据，对许世友的印象如何，一字未提样板戏之事，气氛非常沉闷。一直到中午送李心田回家的路上，其中的一人说《闪闪的红星》出事了，要李心田如实谈创作的依据，不能对军区里任何人讲，并带走李心田的创作手记。
半个月后，创作手记还给了李心田，并告知事情过去了。原来是有人告状到江青那里，说《闪闪的红星》是给许世友树碑立传的。为什么说是为许世友立传呢？因为许世友的儿子许光的经历与鲍声苏有相似的地方。许光原名原名许大安，是许世友与结发妻子朱锡明所生。他从小受战乱之苦，什么苦滋味都尝过。新中国成立后，许世友将他从农村接到身边，并送他到学校补习文化。江青当时很想打倒许世友，便想办法将《闪闪的红星》做一发炮弹。后来，鲍苏声主动承认《闪闪的红星》是写的他们家的事情，此事才有了结论。鲍声苏之所以说是写他们家的事情，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冬子”实际上是鲍声苏弟弟的昵称。鲍声苏的弟弟叫鲍冬冬，聪颖可爱，在南京军区大院里都昵称鲍冬冬为“冬子”。
鲍先志还是现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亮剑》中赵刚政委的重要原型之一。难怪新中国成立后，苏联顾问赞誉他是“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专家”。 鲍先志1988年12月30日在南京逝世。
傅庚辰详说谱曲内幕  “三红歌”打造时代经典
追溯到1974年秋季，当时最轰动的电影就是《闪闪红星》，其中《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三首电影插曲，随着电影上映人们竞相传唱，至今仍魅力不减。
为解读《闪闪红星》电影那三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创作过程以及演唱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84周年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专访了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军旅歌唱家李双江、《映山红》的原唱者邓玉华及当年参与音乐、歌曲创作事宜有关人员，详细披露了当年《闪闪红星》电影音乐、插曲创作和演唱轶事。
傅庚辰，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从《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映山红》到《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雷锋，我们的战友》……这些传唱至今的红色歌曲，都出自他的笔下。
2011年6月30日，“2011（重庆）中华红歌会”开幕，小朋友手里拿着闪闪的红星，略带稚气的声音唱起“红星闪闪放光彩”的时候，特邀嘉宾傅庚辰格外激动。“38年后再次听到孩子们唱起这首歌，很高兴！”傅庚辰说，《红星歌》是1973年写的，第二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演后，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因为这首歌是写给孩子们的，所以不太长，同时电影也是属于军营题材作品，歌词也有进行曲的风格。
1973年春季，傅庚辰接到电影《闪闪的红星》的音乐创作任务后，找到有关人士了解剧本。剧组领导问他对歌词有什么设想，他当即就说了自己的看法：既然电影叫《闪闪的红星》，咱们主题歌是不是可以叫《红星歌》？这是一个军事题材的影片，主题歌应该是进行曲，影片的主人公潘冬子是孩子，因此应该还有儿童歌曲的气质。
说到《红星歌》的创作过程，傅庚辰笑称灵感是来自颠簸的路途。他说，最开始拿到原剧本歌词时，我觉得不理想，然后就到沈阳军区找到邬大为和魏宝贵两位词作者二度创作。歌词修改好后，傅庚辰从北京连夜往剧组赶。“带着歌词，我就坐火车赶到江西上饶，再坐7个小时汽车，最后，我和摄影师在卡车里颠簸了40多公里，一路上都是不停颠簸和嘈杂的人，我就把《红星歌》的曲调酝酿了出来的时候，老乡的鸡、鸭、鸟笼子都在我头顶上。”近日，应邀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的傅庚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欣然畅谈起自己创作《闪闪的红星》插曲。
到了剧组之后，傅庚辰立马趴在床上，一口气谱写出了这首歌。虽然已过去38年，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那首清亮而充满激情的《红星歌》，至今令人难忘传奇。
另外，词作者邬大为回忆创作《红星歌》的背景和过程时，讲到他老伴向他说起第一次看电影《闪闪的红星》的往事，对歌曲《红星歌》的印象，也有一段“戏言”。那时，电影还没有公开上映，只是在一些大城市试映，他老伴当时在沈阳的一个艺术馆工作，一天回到家里和他讲，“今天我们看了一部电影《闪闪的红星》，电影里的歌曲都很好，其中有一首我特别喜欢。”问，“什么歌，怎么唱的？”老伴凭记忆哼了几句。他说：“这个歌词是我写的。”老伴惊讶之后说“别美了，你能写出这样的好词？”他笑着说，“可能不是我写的”。第二天，《人民日报》介绍了这部电影和歌词的情况，词作者邬大为的名字也从此被众人所知。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红星照我去战斗》歌词是集体创作的，傅庚辰谱曲。电影开拍后，李俊导演曾写了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歌词：“小小竹排顺江游，两岸青山身后留，今日悄悄去，明日满江红。”大家看后，一致拍手叫好，但是又觉得歌词最好再充实一下。尤其是“满江红”一句对于戏中小主人公潘冬子来说“太过了”，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在原有基调上来了个“集体创作”，《红星照我去战斗》就这样在众人的智慧中诞生了。
歌曲创作完成后，摄制组找到了部队歌手李双江。当时33岁的李双江并不出名，有人对他支招说：“双江啊，你可找到机会了，这下你要好好把歌唱家的感觉找到。”李双江起初也是这么做的，但却总是不成功。数十年后，在谈及当时情形时，他不无感概地说：“开始时，我想要表现歌唱家的情感还不容易吗？其实那种想法是错误的，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我就把自己放在潘冬子的位置上，而不是什么歌唱家的位置上，调动一切手段去表现潘冬子的情感，潘冬子的智慧，结果一下子就成功了。”电影中的三首主题曲和插曲虽然流传甚广，尤其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影响最大。这首歌在影片中唱起时，正是宋大爹送潘冬子乘着竹筏，去镇上的米店当侦察员的场景。此时，镜头不停闪现两岸的翠竹青山，持竿划排的宋大爹和一脸稚气的潘冬子。这首歌由李双江首唱，也是他的成名作，在当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会。
对于当年创作《映山红》的情景，傅庚辰仍然记得很清楚。
当时《闪闪的红星》摄制组去外景地拍摄两个多月后，才把音乐创作任务交给傅庚辰。他抓紧时间完成了主题曲《红星歌》和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的创作。“剧本第四稿中并没有《映山红》的歌词，而是另外三首，当时的暂定名是《手捧红星盼红军1》、《手捧红星盼红军2》和《热血迎来红旗飘》。”
傅庚辰说，这三首歌原定分布在后来影片中唱《映山红》的两处地方：一个是夜半，冬子妈跟小冬子说话；第二个就是冬子妈被火烧牺牲的情节。
“插曲歌谱写出来后，试唱给摄制组全体听，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于肯定，于是我开始写管弦乐总谱。”傅庚辰回忆，当时他借住在公社卫生院办公室的里屋，住的房间门上连玻璃都没有，屋里只有一张旧桌子。1973年10月29日到11月14日，傅庚辰写完了《闪闪的红星》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当时（歌谱）有几十页，写完了就带着这些总谱回北京录音”。
回到北京后的一天，音乐组的人在办公室开会。傅庚辰顺手一拉自己面前办公桌的抽屉，发现了《闪闪的红星》剧本的第三稿。因为傅庚辰之前只看到了第四稿，于是他就好奇地翻看了一下。其中有一首歌词写道：“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这几句话让傅庚辰怦然心动。 “我当时一念，另外两个同志（巩志伟、李伟才）都说这歌词好，比《手捧红星盼红军》好！”和傅庚辰一个创作小组的其他人也都十分认可这段歌词。
此时，追求更好的心理让傅庚辰想推翻之前的，改选这首歌。“《手捧红星盼红军》已经通过了，总谱也写完了，再推翻了合适吗？摄制组已经在外面拍摄，再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来不及了。虽然我觉得这个词比之前的词好，但当时决心不好下。第一，我推翻现有的歌曲，很不合程序；第二，如果推翻了，是不是能写得比以前好呢？我斗争了两天，最后下决心把那三首歌都给否了，三首歌的总谱自然也全白忙活了。”
最终傅庚辰下决心改写《映山红》。激情和灵感的迸发，让傅庚辰只用了两个小时便将《映山红》的旋律写了出来。
事后，正如他预料的一样，录音后的效果非常好。就这样，险些被扔进废纸篓中的《映山红》终于创作完成。
《映山红》的原唱者是国家一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邓玉华。
邓玉华，满族，1942年11月6日出生。据邓玉华回忆，她当年在练这首歌时，曾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为了搞懂映山红到底是什么东西，还专门去了植物园、美术馆。“看的过程中就慢慢体会到，映山红开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一种兴奋。再唱《映山红》时，就有感觉了。”《闪闪的红星》上映后，邓玉华已经记不得唱了多少遍《映山红》。“从1974年第一次唱算起，到现在有35年了，唱过几千遍了。”邓玉华对记者讲的最多的话语就是《映山红》的故事。
《映山红》是一首抒情歌曲，邓玉华把它唱得舒缓、温柔、真挚，甚至带有一种梦幻的味道，“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如果不是借着《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推出，很难想像，如此款款深情的歌曲能够出现在“文革”时代。 (赵乐2011年7月2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