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齿面接触疲劳强度:钞票与革命·南方周末

金融与国运，一脉相牵。

古今中外的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定律。尤其是进入现代，金融越来越成为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金融能力是筹资能力，更是配置资源的“将钱花到刀刃上”的能力——这正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千百年来，金融如何深刻影响经济兴衰？它与政治、与革命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什么力量在隐秘操纵一国的繁荣或癫狂？南方周末金融版特刊出“金融与国家”系列，从历史的密码中为今天寻找提示。

1949年5月，在金元券急剧贬值时，新疆省银行发行了面额为六十亿元（合金圆券一万元）的大币，是世界上面额最大的纸币之一，在当时只能买几十颗大米。 （资料图）

钞票与革命，在几千年间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

从宋代出现纸币——“交子”开始，历史无数次上演了逻辑相同的故事，而失败的总是无法严格对钞票执行纪律的那一方。

宋代发行“交子”最初几十年中，专门设了个机构叫“交子务”控制交子发行，每次发钞都设有“钞本”——一定量的金银，相当于准备金。但到后来，随着与邻邦金、西夏等连年交战，宋朝政府便开始不顾“钞本”大量发钞，每年发行纸钞相当于此前的五六百倍。

从那时开始，人类终于发现了发钞这个解决军费与建设等花钱问题的“魔方”。在此之前，每当朝廷没钱用了，就只能在铸银时偷工减料，或者发行“铁钱”，既慢，也立马会被老百姓发现。

不过，这个“魔方”带来的，总是愉快之后的灭亡。此后的每个朝代，都未能摆脱同样的命运轨迹。

与宋交战的金，同时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随着军费开支越来越大，纸钞发行量也越来越大，以致贬值严重，民众纷纷起义，蒙古军队趁机入侵。金统治者为了应付这次战争，印刷了八十四大车钞票作为军费。但是，金的最后一个皇帝，死于乱军之中，野史有传说他死在纸钞堆中。

元朝——世界上第一个纯纸币制度的国家，就此登上历史舞台，并引发空前之多的起义。

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因为版图辽阔横跨欧亚，加上连年征战军费浩繁，而蒙古族手中又缺少金银铜，元朝实行纸币制度，规定“行钞不行钱”。

马可·波罗曾经惊叹那里“纸币购物与纯金无异”，他把发行纸钞当作中国皇帝的“点金术”。

刚开始，在换取纸钞时，元朝政府规定只能在各地官库用白银和金子按固定比率换钞。

不幸的是，这种“魔方”总是让人不可抵挡地沉醉。随着元代每年发行纸钞量达到此前年份的几十倍，物价飞涨毫无意外地发生了，元代末期的米价，比初期上涨了1000倍。

货币的落差有多大，起义的动力就有多强。元末农民起义的军队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各地起义军打出的口号之一，便是回到铜钱银圆时代。

在随后的明朝也经由同样的轨迹覆灭之后，清朝初期对发行纸钞极度警惕，在两百年中坚持“用钱不用钞”。仅仅只在顺治年间，为了平定南方反清势力，清政府曾作为应急手段发行了一些纸钞，但平乱之后就马上停发并进行了回收，足见其之小心翼翼。

不过，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朝也别无选择地走上了发钞之路。从咸丰开始，大清宝钞发行。开始时面值最大的为两千文，到后来已经变成十万文。

随着清末的大量战争，发钞成为了一场共同搜刮民脂的盛宴。

花旗、汇丰等西方银行纷纷在华发行纸钞。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分别发行军用票和卢布票——他们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打架，还让中国人来支付战争费用。

地方政府很快也加入了发钞大军。为了支付巨量的战争赔款，清政府向各省硬性摊派。为了完成任务，各省先后设立官银钱局，发行了琳琅满目的数百种兑换券。

至此，纸币泛滥，物价飞涨，而停兑赖账，时有发生。清政府不得不在1910年颁布新规，不准地方政府和商营票号发行兑换券。但为时已晚，在盛宣怀主导的四国借款诱发下，辛亥革命打响。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迅速批准组建中国银行，暂行新政权部分货币职能。第一项职能就是回收军票——自中国银行成立当日起，当时为了军需而发行的500万元军票，有499万余元在这里兑换成了通用银圆。

通过货币，刚亮相的新政权在人民面前展现了信用。

此外，新政府还通过中国银行代理国库，并统一印发民国新纸币，兑换原有旧纸币。他们希望，通过货币来建立新政权的国家信誉。

但货币轨迹依然只是重演历史。

1923年，数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开府，宋子文加盟，筹建中央银行并任行长，由此正式开始制定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政策。

彼时年仅29岁的宋子文，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华尔街历练过，深知银行运行的根本。因此，开幕式上，他特别强调“十足准备金”政策。

“十足准备金”在开始时的确成为一道戒律，并成功地维护了这家中央银行的信誉——在南方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被刺后，一场挤兑发生，宋子文下令照兑并延长营业，两天之内，中央银行兑出40万现金，平息风潮。

可惜好景不长，北伐战争期间，中央银行沦为国民党的提款机。而后来的“废两改圆”与法币改革，更是成为国民党被人们抛弃的导火索。

1933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废两改圆”，取消银两流通，一律使用银圆（银两使用时要称重和验成色，极不方便；银圆由机器统一铸造，成色重量均十分标准）。但不久后美国通过白银法案，银价高涨，使得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即使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理，仍然无法遏制。

国民党政府只好突然改用法币。1935年，强行规定以中国、中央、交通三家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在两个月后加入）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不准银圆流通，银圆必须兑换成法币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政府此后还专门成立收兑金银处，兑换民间银圆，据说收集到的大量金银都集中运往美国牟利。

更糟糕的结果是，法币滥发带来通货膨胀，国民政府迅速失去信任。

1948年时，法币发行额已是十年前的47万倍。100元法币在1937年能买到两头牛，但到1947年只能买煤球1个，1948年只能买到大米3粒。

为了维持统治，国民党政府做了件金代皇帝们早就做过的事情：从一种纸钞改发行另一种纸钞，金圆券因而面世。从发行到停止流通，金圆券只维持了约十个月，每月发行量以几十万倍的速度增加，世界货币史上罕见的恶性通胀发生——上海解放前夕，大米每斤要75万元，一个鸡蛋要10万元。

至此，国民党政权随着货币疯狂而覆灭的命运已没有悬念。

有趣的是，历代革命者都极其重视货币，连农民起义军也不例外。绿林军、黄巾军、红巾军、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天地会、小刀会均有发行自己的铸币，往往要求其辖区必须使用。

而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各地一共成立了几十家银行，发行各种钞票。战争期间，这些银行随军印制钞票，没有油墨，就用锅底烟灰拌猪油来印。那时候，多为劳苦大众出身的苏区银行职员们非常谨慎，按照财力发钞——比如闽西苏维埃银行，还专门用金银堆了一座金塔银塔，开了个储备金展览会。

尽管每个王朝的更替都有其各自的原因，但几千年来，货币的轨迹已成为一国兴衰、存亡的预兆。而最近搅乱整个世界的欧债、美债危机，则是最新的案例。

有哪个国家，能逃脱这条钞票定律？保命的唯一办法，就是咬着牙严格执行发钞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