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疲劳极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二年统一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二年统一之路
徐冀宁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大一统”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国家的统一也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最终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之后的百年时间里，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逐步加深，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了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1945年，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八年全面抗战的艰苦卓绝之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出现了一次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统一的好机会；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最终用枪炮声将和平的希望完全粉碎，以建立民主、团结、自由、统一的新中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迅速向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也迅速向台湾海峡集结，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然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台湾海峡两岸被分割开来。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解放台湾”最终被搁置下来。六十多年来，海峡两岸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分离至今，给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办法和主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台湾问题更加突出地被摆在了中华儿女面前。2012年年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即将换届选举；2012年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的领导人也即将换届选举，祖国统一的道路可以说也是走到了十字路口。台湾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六十多年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都做出了哪些努力并提出了哪些建设性的办法和主张？台湾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否得到解决？究竟如何解决？祖国统一的前景究竟如何？　　
　　
一、台湾问题的由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之后最终赢来了一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0月25日，台湾地区的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台湾在50年之后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标志。然而，仅仅四年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就由于倒行逆施而在内战中失败，其一批军政人员逃往台湾。由于种种原因，人民解放军没有能够渡海解放台湾，台湾问题就此产生，台湾海峡两岸也陷入分裂状态。　　
台湾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产生和由来的原因也非常复杂，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原因，也有国际上的原因。下面就来分析台湾问题形成的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原因　　
　　
在以往的党史研究中，提到台湾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想到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和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从而使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这种分析并没有错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台湾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台湾问题的形成也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有一定的相关性。　　
　　
1、总体的战略部署对解放台湾不利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正式爆发，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短暂和平”局面正式结束。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处于守势地位，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部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大反攻就此开始。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其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已经暴露无遗。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发起渡江战役，迅速向中南、华南、东南和西南地区进军，第一野战军也迅速向西北地区进军。　　
作为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毛泽东早就在谋划解放台湾的事情。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带去了一封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信，“信的内容是向苏联提出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请苏联出动海空军参战”。由于某些原因，斯大林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是一向讲求“自力更生”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苏联援助作为解放台湾的关键所在，人民解放军也积极准备乘胜渡海解放台湾。   　　
关于渡江之后的战略部署，在现在的研究中一般没有质疑之声；但是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的王力回忆说，毛泽东在和他谈话时曾经讲到“此时未能集中二野三野的力量抓住时机解放台湾是一个严重错误”的说法。其实不论毛泽东是否真的说过类似的话，事实是摆在那里的，从当时整个战场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出一二。　　
纵观整个战略局面，第一野战军向西北地区进军、第二野战军向西南地区进军、第四野战军向华南地区进军；而第三野战军在完成了对东部地区和东南地区主要省市的解放任务之后，1949年9月进军福建直逼台湾海峡，与台湾岛隔海遥望。有一利必有一弊，这种战略局面的形成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也有着巨大的战略优势，有利于在很短的时间内解放全国，在全国形成“宜将胜勇追穷寇”的态势，在这种战略下西南地区很快就解放了。然而，这种战略态势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弊端，那就是兵力过于分散，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兵种还比较单一，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空军和海军。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基本都是在大陆上作战，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也能够接连取得辉煌胜利；但是第三野战军是在沿海地区作战，在解放了大陆沿海地区以后就要担负起夺取沿海岛屿的任务。第三野战军“辖制16个军和1个军区，是四大野战军中编制最庞大的部队”，然而，第三野战军担负着解放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各省的任务，还要接管大城市并帮助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兵力也已经严重分散了，要在没有现代化飞机、军舰配合的情况下只凭借钢铁意志渡海作战谈何容易？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给前线各部队的电报中指示第三野战军：“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这个指示改变了第三野战军原先的战斗部署，原先的战斗部署是1950年再进军福建，但是后来考虑到春耕问题就决定提前进军。此时上海还未解放，而长江下游地区（宁沪杭地区）又是国民党重兵防守的区域，所以第三野战军已经十分疲劳。1949年8月，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不顾疲劳进军福建，先后解放了福州、泉州、漳州和厦门等地，战斗进展也十分顺利。但是矛盾是可以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古人云“哀兵必胜”就是这个道理。由于在这一地区力量的不足，胜利的背后也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2、金门之战：轻敌造成的多个“如果”　　
　　
    在台湾的军队中，至今流行着“十个西北王（胡宗南），抵不上一个金门王（胡琏）”的话语，而这句话的渊源可以追寻到六十二年前的那一场金门战役。在福建沿海，分布着台湾的前哨岛屿——厦门和金门，二者可谓台湾之门户、海峡之咽喉，谁完全控制了这两个岛屿即可完全控制台湾海峡。　　
1949年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厦门的渡海作战，至17日解放了厦门岛，从此“脚踏陆地即是胜利”的轻敌思想在部队中弥漫开来。10月24日，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根据错误的判断、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起了金门战役，三个团的部队对与厦门岛隔海相望的金门岛发起进攻；结果三个团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酿成了第三野战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一次严重的损失，这次损失也是整个解放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损失。　　
关于金门战役，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其妻李小林是李先念的女儿）、国防大学教授徐焰都曾经研究和反思过。细究这场战役，结合刘亚洲的文章和徐焰的著作，可以得出结论：这场战役的失败完全是由于过分轻敌造成的。在这场战役中，有着太多的“如果”。　　
也许是由于战争进展过于顺利，在解放厦门岛之后解放军部队中从上到下弥漫着一种情敌的情绪，而这种自古就是兵家大忌的情绪也成为了最大的敌人。在金门战役的准备过程中，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有“小叶挺”之称）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地方政权的工作上，并提前任命了一名金门县县长；叶飞命令第10兵团全力筹集大米支援厦门，还抽出时间到大学里面去做报告。在军事部署上，叶飞命令28军进攻金门，而28军并不是擅长攻坚的部队。种种迹象表明：作为第10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已经把地方政府的工作作为了主要的任务。而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兵团司令来说实在是大忌。　　
再来看看部队中的情况。厦门解放以后，“脚踏陆地即是胜利”的思想在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中弥漫开来。在金门战役中担任主攻的是28军，但是军长和政治委员都没在部队，只有副军长萧锋一人压阵。在准备过程中，筹集船只太少，一次只能够运送约九千人；而且由于轻敌，用于作战的船只载上了人民币、猪、办公桌椅等物品，欲“准备庆功”和“备新政权使用”，这种在今天看起来非常可笑的兵家大忌在当时确确实实的发生了。28军副军长萧锋派出三个团攻打金门岛，但是这三个团却来自三个不同的师，互不相属，在作战时也没有派出一位师级的干部随队指挥，造成了登陆之后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建制被完全打乱，各部队盲目冲锋、毫无章法，最终被国民党部队各个击破。后来，萧锋解释说，这是为了让各个师都从战斗中缴获一些战利品，让大家都有实惠。行动方案如此荒谬，战斗岂能不败？　　
而反观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厦门丢失以后已经下定决心要死守金门。汤恩伯、李良荣均留在金门岛指挥部队进行作战，另外还派胡琏率部去支援。加之国民党军队的武器精良，飞机、军舰、坦克样样俱全，故最终取得了胜利。金门之战之后，台湾举行了盛大庆祝游行，蒋介石大呼“台湾安全了”。毛泽东后来在总结时说，金门战役失利，蒋介石在台湾的棋就下活了，在台湾蒋介石赢了而我们却输了。　　
如果筹集船只的工作再做得细致一些，如果登陆时能够派出一名师级干部随队行动，如果能够提前三天或者延后三天发起战役（人民解放军发起金门战役时“李良荣兵团未走而胡琏兵团已经到达”），如果能够派出整个28军去攻打——太多的“如果”了，但是机会已经不再重来。金门战役的失利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大大延后，如果没有金门战役的失利，则解放军完全可以在金门岛解放之后集结力量直接从金门、厦门乘船出发直取台湾（当时的台湾岛几乎是一个“空岛”，没有多少国民党军）。但是，历史已经无法改写。　　
　　
 （二）国际原因　　
　　
金门战役的失利使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计划大大延后，但是一次的胜利并不能完全挽救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失败命运。金门战役失利之后，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领土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西南各省先后解放。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起海南岛战役，创造了“木船打败军舰”的经典，到5月解放了整个海南岛，随即将目标指向台湾岛。海南岛的解放使台湾岛内人心浮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态势，蒋介石甚至在5月下旬派出了自己的谈判代表李次白到大陆与中国共产党谈判，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然而，就在6月25日这天，亚洲的朝鲜半岛爆发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的爆发对中国的统一造成了直接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6月25日，就在人民解放军紧锣密鼓地准备解放台湾、渡海作战时，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的第一个反应是：武装封锁台湾海峡。随后在几天之内，美国操纵联合国做出了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关于这一段历史，一直有一个被人忽视的未解之谜。联合国安理会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五大国协商一致原则，即在重大问题上五个常任理事国要协商一致才能采取行动；当时的五大国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按照常理苏联肯定是要投出反对票的，然而最终“武装介入朝鲜战争”却获得通过，那苏联的态度是怎样的？难道苏联投了赞成票或者弃权票？苏联方面的解释是由于苏联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受到了美国的阻挠，故1950年1月起苏联就开始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关于朝鲜战争的投票举行时苏联代表的位置是空着的。但是笔者认为：这其实是苏联的一个阴谋。苏联于1950年1月开始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而正是在此时，斯大林的态度开始倾向于统一朝鲜，“经过了将近两周时间的考虑之后，斯大林终于在1950年1月底开始倾向于接受金日成的援助要求了”。这样事情就显得复杂了，1950年1月以前苏联虽然没有答应直接“给武器”但是却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而1月以后却突然转而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而且明知美国将武装介入朝鲜战争还不去投出反对票，这种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拒绝出席、拒绝投票”行为仅仅用“喜好面子”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斯大林和苏联的其他领导人都不是傻瓜，不可能为了面子去抛弃更大的国家利益。故笔者认为这是苏联的一个计谋，苏联方面的算盘应该是：中国和朝鲜都不要完成统一，以免实现国家统一之后实力增强于我不利；尤其是中国，我国的南方不能出现一个强国，否则对我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不论怎样解释，美国最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武装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还派出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9月15日，“联合国军”在麦克阿瑟的率领下在朝鲜半岛的仁川港登陆，朝鲜战争的战局迅速发生重大变化，战争规模开始扩大；同时，美国不断派出飞机侵入中国领空。在美国军队的打击下，北朝鲜人民军接连失利。30日，美军进抵三八线；10月7日又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大举进犯，并向中朝边境推进”。　　
“唇亡齿寒、户破堂危”，面对严峻的周边形势和朝鲜的求援，中共中央经过艰难抉择于10月上旬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战略重心至此完全转移到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战场，解放台湾的计划至此完全搁浅，祖国统一最终成为了遥遥无期的政治构想。　　
　　
二、1954年至1979年：祖国统一之路上战争与和平的相互交织　　
　　
1954年至1979年，中国共产党与退居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在战争与和平两条路上都进行了接触。在这25年的交锋历程中，既有着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1960年蒋介石密谋“反攻大陆”的剑拔弩张，也有着双方在金门炮战中的默契，还有着双方举行秘密对话的“和谐”。在这25年中，其实有着很多次的机会可以实现祖国统一，有时甚至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最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历史还是留下了遗憾。　　
　　
 （一）从第一次台海危机到第二次台海危机　　
　　
从1954年到1958年，台湾海峡先后爆发了两次台海危机，使西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在这场军事和政治斗争中，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大的战略出发，高瞻远瞩，斗争中不忘团结、团结中不忘斗争，做出了很多具有灵活性和实质性的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促进祖国统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1954年至1955年初的第一次台海危机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签署，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至此结束。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南部国境线外的中南半岛（印支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局势又紧张起来，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到1954年4月至7月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达成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才使印支半岛的局势趋于和平。亚洲局势趋于和平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始重新思考台湾问题。1954年7月23日和24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分别发表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和《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7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强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8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发表《解放台湾宣言》；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告台湾同胞书》；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国庆节上，群众游行队伍打出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字标语。台湾海峡局势顿时一片紧张，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岛、马祖岛，国民党军队则出动军舰、飞机骚扰大陆沿海，美国将17艘军舰调到西太平洋待命，英国路透社记者兰金甚至惊呼“美国要在亚洲大陆上和中国共产党作战了”。第一次台海危机产生了。　　
面对紧张局势，1954年12月2日，美国匆忙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非法的、无效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成功进行了海陆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至2月解放了台湾的“北大门”一江山岛、大陈岛等岛屿，浙江沿海的岛屿全部解放。　　
　　
2、“用和平方式寻求台湾的解放”　　
　　
1955年年初，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等浙江沿海岛屿之后，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美国开始在联合国进行串联，策动新西兰等国在联合国提案，试图通过联合国制裁的形式制造“两个中国”，使大陆与台湾彻底隔绝；还摆出“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陷阱，试图在联合国制造“一中一台”的局面。　　
针对新西兰的提案，中国政府针锋相对予以有力还击，周恩来在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电报中指出“由于台湾蒋介石集团窃取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能接受联合国的邀请出席联合国会议”；台湾当局和蒋介石本人也发表讲话，抨击联合国的“两个中国”主张。蒋介石的讲话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寻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4月，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提出愿意与美国举行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准备，中美大使级会谈于8月1日在瑞士日内瓦（后转移到波兰首都华沙）正式开始。由于美国方面缺乏诚意，这次会谈在很多实质性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协议。　　
1956年春天，中共中央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建国后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呼吁。中共中央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由参加过1949年北平谈判的章士钊到香港交给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再有许孝炎到台湾转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到信之后沉思良久，没有说话。　　
1956年年末，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政局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陆此时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蒋介石在台湾也严厉镇压了“台独”运动和“自由中国”事件。台湾海峡两岸在无意识之中就“一个中国”问题达成了共识。此时，中共中央派名噪海外的著名作家曹聚仁到香港向台湾方面转达了中共方面的信息；而蒋介石也于1957年4月派宋希濂的哥哥宋宜山到大陆来进行探路摸底。宋宜山、曹聚仁到大陆后都进行了广泛的参观了解，还分别去了浙江奉化的溪口镇进行了参观。国共双方进行了初步的接触。　　
然而，蒋介石心中所想的还是他那不切实际的“复国梦”，根本缺乏谈判的诚意，加上大陆此时已经开始的“反右”以及美国方面的压力，这次接触最终没有成功。11月28日开始，台湾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举行了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蒋介石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毫无意义的“反共复国”、“反攻大陆”上。　　
　　
3、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　　
　　
国民党蒋介石和美国的态度引起了北京的注意。1958年7月上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炮轰金门、马祖。7月中旬，中东地区局势突变美国为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派军队直接入侵黎巴嫩，英国也派军队入侵约旦。为了支援中东人民族的正义斗争，毛泽东决定炮轰金门，在远东地区给美国烧一把火。8月23日下午，福建前线的人民解放军万炮齐发，到25日，“三天之间，中共三十万发炮弹倾泻金门，国民党官兵死伤3万6千余人”，史称“第二次台海危机”。人民解放军在炮击金门，起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打击了美国的嚣张并粉碎了其妄图使台湾独立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气焰并帮蒋介石守好了金门，支援了中东地区人民的正义斗争。　　
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金门炮战进入了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的阶段。10月25日，《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金门炮战至此基本结束。再之后，双方的打炮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特殊交流形式，更多地具有了象征意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0年。　　
　　
 （二）祖国统一功败垂成，历史最终留下遗憾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增强，出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大好时机，六十年代中期甚至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祖国的统一没有实现，历史还是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遗憾，也给后来人留下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1、从剑拔弩张走向秘密交往，祖国统一功败垂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粮食出现了大规模的短缺。与此同时，苏联又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两党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恶化；印度也开在中印边界挑起争端，爆发了中印边界反击战。此时，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制定了庞大的“反攻计划”，准备铤而走险进行“反攻大陆”，以实现其“反共复国”的美梦。然而，蒋介石的美梦先是被美国肯尼迪总统重重地“敲了一下”，肯尼迪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行动，无异于自杀”；随后蒋介石自己也发现原先的估计错了，大陆并没有出现所谓“反饥饿、反镇压”的抗暴运动，也没有出现大规模暴乱，更没有出现军队不稳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反攻大陆”的计划。　　
1962年开始，中国逐渐摆脱了经济困难。1963年周恩来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归纳为“一纲四目”，通过由张治中致函陈诚的方式将其告知台湾当局。1964年，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在亚非拉美以外的地区打开了缺口；同年10月16日，中国试爆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回到了北京，在海内外（当然也包括台湾岛内）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也展开了与北京的谈判行动。1965年7月20日，也就是李宗仁回到北京的当天，蒋介石、蒋经国与曹聚仁在台湾日月潭的涵碧楼进行商谈。曹聚仁不断列出中共的意见，蒋介石、蒋经国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很快达成了初步的六条协议。这六条协议在当时属于高度机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容逐渐为世人所知，大体内容是：（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场所；（2）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地带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通观这六条协议，已经具备了一些“一国两制”的色彩，甚至有很多内容已经成为了“一国两制”思想的先声。如果按照这六条协定继续走下去，则祖国的统一大业真的将指日可待。然而，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岛”等口号大行其道；在台湾海峡的对岸，蒋介石对重开国共谈判产生了疑虑，重新关上了两岸谈判的大门，两岸之间的交流又一次搁浅了，祖国统一功败垂成。1969年，为促进祖国统一做出巨大努力的李宗仁、张治中先后在北京病逝；1972年，曹聚仁也在澳门病逝。这些为了祖国统一而奔走的人都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2、再一次重开谈判，但最终留下遗憾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蒋介石认为大陆已经发生了内乱，又一次拾起了那早已破烂不堪的“反共复国”大旗。他于1966年10月9日发表了《告中共党人书》，同情中共党内的“走资派”，号召什么“反毛的力量联合起来”。此文得到了苏联塔斯社的好评，海外一群反共的文人墨客对此文也是极力地吹捧。蒋介石此时大喊“解救同胞”等口号，并且利用苏联与中国的矛盾试图联合苏联进行“光复大陆”。然而，不要说在大陆，蒋介石的梦想在台湾的青年中都得不到响应。1969年，美国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开始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并在中苏对抗中选择站在了中国一边，这一点是勃列日涅夫没有想到的。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加之中国充分的战争准备，使蒋介石的联合苏联“反共复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华，中美、中日的邦交都实现了正常化；接着有近30多个国家先后宣布与中国建交。台湾的“外交部”成为了“断交部”，蒋介石顿时有一种受到冷落的凄凉感觉，加之1971年在台北阳明山遭遇了车祸，从此一病不起。　　
面对这种优势，毛泽东、周恩来又一次把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1973年5月，章士钊主动请缨再赴香港为国共两党重开谈判而努力，然而由于年事已高，章士钊到香港之后不久就与世长辞。1975年初，感觉时日不多的蒋介石将重开和谈这一秘密使命交给了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并向毛泽东发出了到台湾访问的消息，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陈立夫的信息没有得到回馈，于是陈立夫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并在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公开发表，文中欢迎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以造福国家和人民。　　
然而，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1976年1月8日，在国共两党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周恩来在北京逝世。1976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在北京逝世。祖国统一问题没有解决，历史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三、1979年至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成熟与实践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解放军也停止了持续二十年的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提出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提法。台湾问题的解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从提出到走向成熟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过程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萌芽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八十年代逐步发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走向成熟，九十年代之后继续发展。　　
    　　
    1、从“叶九条”到“邓六条” 　　
　　
1981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九条声明”（即“叶九条”），虽然还没有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但已经包含了“一国两制”的思想。　　
“九条声明”的主要内容是：　　
    （1）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可以对等谈判；　　
（2）双方在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达成协议；  　　
（3）统一后的台湾可保留军队，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特别自治权；　　
（4）台湾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与同其他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5）台湾政界领袖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领导，参与国家管理；　　
（6）台湾地方财政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予补助；　　
（7）台湾人民愿回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来去自如、不受歧视；　　
（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到大陆投资，保证合法权益与利润；　　
（9）欢迎台湾各界人士与团体，提供统一的建议，共商国是。　　
1982年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1983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即“邓六条”），主要内容是：　　
    （1）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　　
（2）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3）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自治不能没有限度，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4）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5）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现实。　　
（6）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2、“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成熟与实践　　
　　
1991年6月，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的负责人发表谈话，对“一国两制”进行了解释：“‘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谁也不吃掉谁，相互尊重，共同繁荣。按照这个方针，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后，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可保留军队；台湾当局和有关各方以及台湾人民的利益都将得到切实保障。这绝不是权宜之谋，而是根本大计，是一个长期的方针。”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对“一国两制”思想的高度概括与精辟论述，“一国两制”思想走向成熟。　　
1995年1月，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对台工作的“八项主张”：　　
    （1）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行和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主张，都应坚决反对。　　
（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但是，我们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只有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　　
（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　　
（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　　
（5）面向２１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是两岸经济发展和各方面交往的客观需要，也是两岸同胞利益之所在，完全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　　
（6）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的一切正当权益。我们希望台湾岛内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富裕；希望各党派以理性、前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8）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一国两制”由理论走向实践，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典范。　　
1998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在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时又一次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做了阐述，并再次提出“我们愿与台湾当局进行和平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在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江泽民1995年和1997年的两次谈话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变得更加灵活。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一国两制”再一次由理论走向实践，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又一次提供了典范。　　
 　　
 （二）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逐渐频繁、关系日益紧密　　
　　
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7年，台湾当局被迫放宽了对两岸人员往来的一些限制；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欢迎台湾各界人士、各个阶层人士来祖国大陆旅游观光和进行各项交流。两岸关系的大门终于被打开。　　
1987年至1991年是单相交流状态。1987年台湾歌手凌峰来到祖国大陆拍摄了电视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将祖国大陆的山川风貌介绍给了台湾民众；1989年6月，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赵松乔首次实现大陆人员赴台交流。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禁令并没有完全解除，大陆人员去台湾还有很大的限制，交流呈现“单向”状态。　　
1992年至1994年是两岸实现双向交流的时期。1992年下半年开始，台湾当局被迫放开了大陆人员去台湾的限制，祖国大陆去台湾进行交流的人员逐步增多，形成了“双向”的局面。1992年11月，两岸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4月，“汪辜会谈”（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主席汪道涵和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1993年年初中国科协在台湾台北和高雄举办了“敦煌古代科技展”，这是大陆首次在台湾举办的展览。另外，这一时期两岸的新闻界也实现了双向交流。　　
1995年至今是两岸交流持续、稳定、有序地向前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1996年李登辉访美、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和陈水扁执政时期的“台独”活动，两岸交流受到了一定的干扰，但是总体上是稳定和发展的。2008年年初，国民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两岸的交流进一步密切，2008年年末实现了“三通”（通航、通邮、通商），2009年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两岸的经济交流和中华优秀文化交流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的内容，两岸的经济合作、科技合作、打击犯罪合作、文化合作日益发展，来到大陆参观、访问、探亲、定居的人日益增多。随着台湾当局对大陆游客的限制不断放开，去台湾旅游观光的大陆人也不断增多。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峡两岸之间已经密不可分。　　
　　
四、祖国统一的前景展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澳门，祖国的统一大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可以证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是伟大而正确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框架下，香港和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经济飞速发展而没有出现大倒退，政治上保持了稳定而没有出现大动荡。台湾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给两岸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内耗，也牵扯了太多的精力，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和不应有的损失。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更加突出地摆在了全体中华儿女的面前；而海峡两岸局势的发展也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用更加务实、更加灵活的方式，用炎黄子孙的“大智慧”来促进祖国的统一。　　
2012年即将到来，在这一年的年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进行换届选举，新的领导人很可能即将上台；与此同时，在这一年的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的地方领导人也将实现选举（所谓“总统大选”），加之在2008年至今海峡两岸已经将经济的合作与交流问题基本解决，故海峡两岸关系下一步的发展态势更加显得扑朔迷离，目前难以得出有效的、准确的判断；祖国统一的前景究竟如何也不好下定论。不过对台湾政坛稍加分析还是能够略知一二的。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截然相对的方式——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大力提倡和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在多个场合也说到过“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故只能将“和平统一”作为一个最好的方式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方式。　　
观测台湾政局，2012年年初的“总统大选”扑朔迷离，在2010年年末的“五都选举”中国民党赢了三个地区，民进党赢了二个地区，但是总的票数民进党要领先于国民党，所以2012年的情况还很不明朗。但是不外乎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马英九当选“总统”，目前执政的国民党继续执政；第二种情况是蔡英文当选“总统”，“泛绿”的民进党执政。下面针对两种情况分别来分析一下。　　
如果出现第一种情况，那么大陆要做到以下几点：　　
（1）在经济上，毫不动摇地继续贯彻《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坚定不移地为台湾同胞谋福祉，为政治谈判提供空间。　　
（2）在政治上，大陆必须要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优势之后努力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同时必须要掌握政治谈判的主动权，率先提出商谈两岸政治议题的主张。　　
（3）在军事上，率先提出并积极推动建立两岸军事合作机制，共同保卫钓鱼岛和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　　
（4）在两岸的交往上，主动邀请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和台湾各政党主要领导人、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访问大陆，到大陆参观访问；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要更多地去台湾访问。　　
总之，从总体上来说，出现第一种情况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利大于弊，对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也有着巨大的好处，尽管实现祖国统一的速度会慢一些，但是必须采取措施争取出现第一种情况。　　
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那么大陆方面在争取做到以上几点的同时，还要随时做好军事部署，时刻准备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武统”。因为民进党一直没有完全放弃“台独”政纲，所以如果其上台之后将会出现难以预料的结果，基于此，大陆必须随时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按照《反分裂国家法》的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的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以，一旦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做出分裂祖国、使台湾走向独立的行动，则人民解放军必须果断进行跨海作战，以武力统一祖国。　　
“武统”之后，台湾可以暂时进行军事管制，待时机成熟之后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武力统一、台湾建省”，举行人民代表的选举，建立台湾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台湾地区各个不反对祖国统一的政党可以在台湾地区成立自己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二，“武力统一、一国两制”，订立《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台湾建立特别行政区；大陆不派行政人员驻台湾，驻台的人民解放军不干涉台湾地方事务；台湾各个政党在《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框架内进行竞争，获胜政党的党首经中央政府任命后成为台湾特别行政区的领导人。　　
　　
 
“我爱我的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过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兄弟们啊姐妹们，不要再等待——”　　
“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万涓成水终究汇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一年过了一年，一生只为这一天，让血脉再相连，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　　
“当青春剩下日记，乌丝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地唱——”　　
“登上日光岩眺望，只见云海苍茫，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　　
每当这些歌曲在耳畔响起的时候，很多的中国人会感到无限的惆怅。六十多年来，台湾海峡不知埋没了多少人间真情。“统一”是几代中国人不懈追求的梦想，也成为了无数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六十二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剑拔弩张的情景已经转变为今日和平交流、共谋发展的局面，面对当今的新形势，我们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时刻准备面对台湾海峡所出现的种种情况，采取更灵活同时也更果断的措施维护、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的确，时代是发展的，后来人比我们更有智慧，但是后来人却不一定会有这份情结，所以祖国的统一大业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要力争在当代人手中解决，否则将给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损失与消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祖国的统一大业必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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