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洪沟坡度:纪录片大师拍文革被指撒谎 周恩来:莫拍红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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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大师拍文革被指撒谎 周恩来:莫拍红色中国

2011年11月10日 08:10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张润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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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许多纪录片,从抗战到“文革”,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中国的重要性比安东尼奥尼更大。

“文革”十年在影像资料上留下了诸多空白,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拍摄的《中国》则成为了东西方都重视的珍贵史料。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待了22天,留下了这部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但很少有人知道,另一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从1972年开始,花了三年在中国拍摄长达12个小时的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

伊文思1938年就到中国拍摄记录抗战的电影《四万万人民》,和周恩来关系深厚。《愚公移山》拍摄于“文革”间,但其中有很多不符合人们历史想象的片段,包括有中国人生活稳定、进步的展现,伊文思本人也有“相信‘文革’”的名声在外。外国人对他有批评,中国学者对他也有怀疑的声音,东西方看他,都有不能理解之处。

相比安东尼奥尼《中国》的巨大影响,伊文思则是被人遗忘了。在北京举办的新人电影节上,《愚公移山》的部分章节再度放映,伊文思夫人玛索琳娜·罗丽丹·伊文思作为嘉宾出席,回忆了《愚公移山》的往事。

周恩来说,不要拍红色的中国

1938年,伊文思在当代历史电影公司(伊文思和海明威等美国知识分子组成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后改名当代历史电影公司)和华侨的资助下,经香港到达汉口,拍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有关宋美龄、周恩来的镜头都收录其中,还有收复台儿庄的画面,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伊文思也在那时和周恩来结下私交。1958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两部纪录片:表现新中国初期中国人生活的《早春》,反映北京市民抗议英国帝国主义武装侵略黎巴嫩示威游行的《六亿人民的怒吼》。

玛索琳娜回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夫妇是“被禁止到中国来”的,人们认为他们属于“民主派”。1967年伊文思夫妇到中国拍摄关于越战的电影,却不敢与自己熟悉的中国朋友相见,即便行走在老朋友住的街道上,也不去敲朋友的门,怕给朋友惹麻烦。

1971年末,伊文思夫妇又来到中国。周恩来见到故交便问:“为什么不带着摄像机一起来?”伊文思答:“不知道带摄像机来是否合适。”当时整个西方都有反对中国的声音,周恩来邀请他们到中国来拍摄纪录片,并说:“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回来拍电影,但是不要拍一个红色的中国,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我们知道欧洲人认为,在中国一切都很糟糕,但这并不是把中国拍得很美好的理由。”玛索琳娜说,周恩来一直强调不要把中国拍得完美无缺,这帮助了伊文思夫妇争取到高质量的现实。

和安东尼奥尼不同,伊文思夫妇没有带自己的团队。他们用中国的团队、中国的摄影师,计划长期工作。

伊文思希望拍摄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伊文思夫妇曾经的翻译陆颂和回忆,伊文思曾到清华拍摄教育改革,学生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是工农兵,他觉得不真实,最后没有用这一段。在新疆拍摄,当地居民把冬天穿的皮袄子都挂在外面,看见外宾来了就掸掸皮袄上的灰,伊文思立刻阻止,说皮袄在外面放了一个冬天,有灰才是自然的。

在拍摄《上海第三药店》(《愚公移山》的一部)时,伊文思夫妇花了很长时间让药店的员工熟悉自己。药店的员工的确对伊文思非常坦诚,其中有一位过去是药店的主人,药店收归国有之后成了普通员工。他对镜头老实说了一些在当时有些敏感的话:自己拿的工资比一般员工高,但是现在已经不参与药店的经营讨论:“我过去是资本家,经营药店总是有资本家的想法,比如有些需要的药想多进一些,他们觉得这样不对。”

江青暗示想拍《红都女皇》

周恩来请伊文思夫妇来中国之后,江青三次接见他们,让他们陪自己看了四次样板戏。看戏的时候,江青一直在跟伊文思讲自己的成长故事和历史,暗示伊文思拍一部《红都女皇》来歌颂自己。夫妇俩商量之后决定不予理睬:“我们的镜头从来不对准领袖,我们感兴趣的是人民的生活。”伊文思对中国共产党有感情,觉得江青所为有损共产党形象,也没有跟别人说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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