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字是什么结构:近年来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回顾与省思

聂锦芳：近年来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回顾与省思 ——《中国哲学年鉴2008》研究报告  作者：聂锦芳    来源：《中国哲学年鉴2008》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本解读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格局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路向。特别是经过近几年学者们的努力，涌现出一批成果，取得一些进展，呈现出比较好的发展态势；当然，与国际学术前沿和元哲学理论建构的要求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特借此机会做一番回顾和省思，以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
　　一、缘起
　　文本研究之所以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兴起，在我看来，有两方面的缘由：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理解和阐释的内在要求，二是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转换的趋势。
　　延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进行的反思，人们发现，原来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就其基本范畴、观点、命题，还是原理、体系和结论，相当部分缺乏原始文本的依据和本初意义的支持。当然，这不是说学者们在研究中没有引用过经典文本中的话语，的确也引用了，但大多情况下却是将不同时期、不同文本和不同语境中的论断不加分析地直接引用，结果在很多方面曲解了经典作家原初的意思，并没有呈现其思想的真实面貌。而且考虑到便于思想概括和课程讲授，过去多选择诸如《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文本，当然不能说这些文本不重要，但它们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成就吗？从逻辑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阐释的主体应该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但这一点在传统的原理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凸现出来，引用马克思的著作和论述非常之少，而且很不完整。诸如《博士论文》中所阐释的主体自我意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论述的观照世界的艺术、宗教、实践、哲学方式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建构的历史的本真存在与对历史的观念把握、文本“编纂”之间的关系论，《资本论》及其手稿所阐发的“普照光”方法、“人体”解剖方法、“从后思索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等等，并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或者语焉不详甚至皆付阙如。此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与称谓，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等，也曾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其实如果回到文本中去，结合概念、范畴的考证再进行总体上的分析和提炼，是不难达成大体一致的判断的。这些情形表明，离开文本无法理解和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更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反思。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型和变革的哲学所属的各个门类和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处境尤其显得独特甚至可以说相当尴尬。我认为，这一学科的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很复杂，有些因素是作为学者很难左右或单靠其力量难以根本改观的；但从自身的角度检讨，学术性不强确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致命的症结。很多文章和著作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路径和规范，选题趋同于流行的政策和见解，有些论者的所谓“研究”也很难说是学者的作为，其成果经不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这些都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声誉。还应该指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崇尚思辩，相形之下，特别不屑做一些梳理、考证的工作，认为那样是一种经院哲学的做法，不会有什么“创新”。其实大而无大的探讨既无助于学术本身的积累，也谈不上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见解。我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严重的“不规范”，还不仅仅是指为文著述时无视诸如注释、索引等操作层面的格式、步骤和规则，更主要的是由于丧失对学术研究的敬畏态度而采取的随意行为，课题选择多是一些大而无大的“宏大叙事”，其他学科提倡“小题大做”，而我们则是“大题小做”。可以说，正是顺应人文社会科学重建学术规范的呼唤，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文本的基础意义凸现出来了。因此，我的看法是，文本研究虽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它是这种研究的永恒性基础。
　　二、进展
　　正是在上述考量的驱动下，近年来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在如下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一）文本研究方法的讨论
　　时序推进到21世纪，在与过去不同的际遇与氛围中，作为一名学者，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态度和规范去对待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说，在马克思研究中，应该怎样处理“文本研究”、“比较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关系？如何在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等矛盾之间既保持融同与提升，又保持合理的区分与“必要的张力”？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研究？应当遵循的是以历史性为基础再延伸出其现实意义的路径，还是要以现实问题与观点为坐标去观照和定位其历史镜像和思想体系？ 这是这些年文本研究中讨论的焦点问题。
　　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回到马克思”这一提法的理解。国内学术界在新时期重提这一口号，原本寄希望于文本研究的学术转向以及伴随着学者们数年埋头治学、扎实努力，有助于廓清笼罩在马克思身上的迷雾，还原他以及他的学说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的真实。前面的分析也表明，这一口号的重新提出就其动机、意旨来说，其实并没有太过复杂的、容易产生歧议的涵义。但后来这一口号被很多论者看作或解释为与体现“马克思的当代性”相对立的研究方式，认为回到文本，“努力呈现马克思文本和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原像”，必然导致对其现实价值和意义的忽视。我认为，后一种理解是对“回到马克思”这一意向原初动机的曲解，它把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混在一起讨论，并根据己意做了推断和延伸，把并不矛盾或可以互补的研究方式对立起来了。
　　解释学流行以来，我国学界又引入“视界融合”的说法。多数人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文本不单是由作者完成的，文本的解读者也参与到写作情境之中，可以说是二者合作完成的作品；文本解读则是解读者与作者之间就相同问题进行的一种对话。比如，张一兵在《方法的前置与自觉:马克思何以呈现》（《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一文中就指出，马克思学说本身的意境必然随着不同的方法、每个研读者的不同成见而呈现为特定的解释话语。人们以为是马克思的东西,恰恰是由一定的先见所决定的,并且这种先见发生作用的途径是在“读”和“写”的过程中被双重重新建构的。而我自己在《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学术研究》 2003年第9期）一文中则认为，“视界融合”论如果旨在提醒和警示解读者注意作者及其文本的丰富内涵和多重意义，进而避免单一化、片面性的理解，那么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严格说来所谓“对话”云云却是说不上的。因为解读者与作者并不处于同一时空情境中：作者的写作时间在解读者介入阅读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过去了，这里显然有一个时间距离差；作者与解读者又置身于不同的物理空间状态与精神文化氛围，又有一个空间距离差。在通常的意义上，对话是一种交流，一种互动，但时空的距离把作者与解读者隔开了，无法进行面对面的倾谈，只有解读者去接受作者的思想，作者怎么接受解读者的反馈呢？我们不能把形象化的比喻与夸张奉为学术研究的原则甚至圭臬。
　　此外，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了争论。丰子义在《如何看待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中指出，尽管经典文本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当代社会发展现实的现成理论，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深藏于经典文本之中。离开了文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和基本的理论与方法。由此说来，文本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如何有效地进行这一研究，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研究旨趣、不同的研究特点和方式。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形成、研究方式的确定都与现实有关。总之，只有把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既推进文本研究，又使现实问题研究得到坚实的理论支撑，二者积极互动，无疑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与发展。就这一问题我自己也特别撰写了《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哲学动态》 2006年第12期）一文，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我认为长期以来通行的研究路数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而是从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在这里，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自文本中来，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一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所谓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由于解读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其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是想寻找对现实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动机是如此的“功利”，解读者在解读时就会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按照这样一种解读思路，文本本身就只能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基于这种看法，我指出，对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是文本研究者来说，需要采取另一种思路，就是说，要以文本为本位、从文本出发，先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从文本中抽象、提炼出重要思想与问题。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和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凸现出专业研究者的研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考量之间适当的区分。
　　（二）文本研究史的清理
　　在当代新的境域下对马克思的文本的重新解读并不是在一片“废墟”中起步的，并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相反，应当首先考虑到的是，这种研究已经有了100余年的历史，在这过程中诚然有种种误读、曲解，但毕竟也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和经验；对于前者，我们当然要批评，而且必须纠正和超越，而对于后者，一个诚实的研究者必须有足够的了解，应当保持应有的尊重。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花很大精力进行文本研究史的清理工作。
　　王东所著、长达60余万字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系统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三个五十年的历程，分析了三种流行的主导解读模式：即19世纪后期，主要流行“以恩解马”解读模式——通过恩格斯通俗性、论战性著作来解读马克思哲学；20世纪前期，主要流行“以苏解马”解读模式——根据苏联模式下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理论框架来解读马克思哲学；20世纪后期，主要流行“以西解马”解读模式——依据近现代西方哲学框架来解读马克思哲学，认为应当具体地、历史地分析这三种解模式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局限，同时提出创造富于21世纪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的主张。
　　我所写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则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对马克思手稿、笔记、藏书的保存、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选择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12种关于马克思著述的“书目志”，特别是几类语种的马克思全集编辑、过程中的书目统计，再对比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所收藏的《马克思手稿、笔记目录》和“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2）已经出版部分的收文情况，从“书志学”方面对马克思一生撰写的著述和书信进行了统计，然后，从中选取了53部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著述，对其写作与出版情况进行了考证。此外，本书还对“通行本”研究中的遗漏、经典研究中的空白、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几种类型，以及近年西方马克思研究界有关“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的提法所表征的新的研究动向和目前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做了分析。虽然随着马克思新的文献材料的刊布，现在这种统计和梳理可能只具有阶段性的价值，但上述工作对于我们从宏观上鸟瞰马克思的文本世界，进而在比较的意义上撷取其中最重要的篇章进行悉心解读，以便尽可能客观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态、时代特质和精神风貌，仍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三）国外“马克思学”研究
　　近年国内文本研究者普遍形成的一个共识是，这种研究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动态。这种了解还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关注那些对马克思思想当代影响的总体评价，更重要的是紧密跟踪西方学界在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特别是马克思著作最权威的MEGA2新的编辑、研究状况，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作出新的梳理和评价。
　　在这方面鲁克俭所著《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值得关注。作者广泛收集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文献，以此为基础分专题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思想来源、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关系”、关于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关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及争论等问题，一一给予详尽的介绍，资料权威，叙述全面，持论公允。
　　此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杂志专门开辟了《“马克思学”研究》栏目，系统介绍了国外马克思界的前沿动态，曾枝盛的《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 2007年第1期）、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 2007年第1期）、鲁路的《结合MEGA2谈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准则》（2006年第4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异文处理方法》（2006年第1期）等都是有相当资料价值和分析深度的论文。
　　当然，上述对国外“马克思学”成果的介绍和研究也引起了一些争论。时至今日国内还有论者把“马克思学”界定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殊不知，这一学派和研究路向的宗旨就是“不抱意识形态的偏见或学科上的局限性”，“追随马克思去探索他所接触过的一切问题”，“继续马克思的思想历险”；但同时它对把马克思的地位提到无以复加、终结真理的地步的评价也不以为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公正态度。
　　（四）文本个案的研究
　　这方面最显著的成果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张一兵主持翻译了其中的“广松涉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并撰写了题为《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的长篇译序，魏小萍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问题讨论》（《哲学动态》2006年第2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两个方向》（《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1日）、《〈德意志意识形态〉未定稿部分的内容及其相互关联》（《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等论文，鲁克俭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哲学动态》2006年第2期）、《“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评张一兵“《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代译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几个问题》（载韩立新主编《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论文，韩立新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与日本学界对广松版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市民社会概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四个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光明日报》，2007年10月12日）、《〈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的新进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6期）等论文，我本人也先后发表《思想的传承、决裂与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前史研究》（《河北学刊》 2006年第4、5期）、《未完成的文本如何表述思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的考察》（《现代哲学》 2006年第6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赫斯问题”》（《学习与探索》 2006年第5期）、《〈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本学研究的视野内》（《光明日报》2006年8月14日）、《“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布鲁诺”章解读》（《学术月刊》 2007年第2期）、《〈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第3期）、《文本的命运——〈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保存、刊布与版本源流考》（《河北学刊》 2007年第4、5期）等系列论文，姚顺良发表了《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夏凡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的文本结构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等论文。即将出版的著述有：魏小萍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文本的解读与分析》、韩立新主编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和我撰写的《批判与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学研究》。
　　通过上述研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文本的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和考证，特别是对其中《费尔巴哈》章的“梁赞诺夫版”（1926）、“阿多拉茨基版”（1932）、“巴加图利亚版”（1966年）、“新德文版”（1966）、MEGA2“试编本”（1972）、“广松涉版”（1974年）、“英文版”（1976）以及MEGA2新的编排设想以及顺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使这种研究奠基于国际学术前沿的基础之上。
　　此外，鲁克俭通过《马克思晚年为什么要写作〈历史学笔记〉》（《理论前沿》2006年第2期）、《再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谈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韩立新通过《〈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光明日报》2007年4月10日）、《〈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我通过《神性背景下的人生向往与历史观照——马克思中学文献解读》（《求是学刊》 2004年第2期）、《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传播史新探》（《学术研究》 2004年第12期）、《如何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光明日报》 2005年10月18日）、《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 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学术月刊》 2006年第1期）、《一段思想因缘的解构——〈神圣家族〉的文本学解读》（《学术研究》 2007年第2期）等对“巴黎笔记和手稿”、《〈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有较之前有了新的分析角度和新的理解。
　　（五）专题史研究
　　文本研究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对不同文本中同一思想的梳理，再现思想家思考的曲折过程和思想的复杂内涵，这就是专题思想的研究。
　　在这方面赵家祥、丰子义合著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紧密依据文本和逻辑，对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东方社会问题，特别是对近年引起学界较大争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跨越‘卡夫丁峡谷’”等作出符合原意的梳理和甄别，并阐明这些思想所具有的当代意义。而魏小萍的《追寻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则对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此外，丰子义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4期），魏小萍对“资产阶级权利”与“市民权利”的关系（《资产阶级权利与市民权利:同质与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所有制”与“财产”关系概念与实体概念的差异（《“所有制”与“财产”：关系概念与实体概念的不同》，《哲学动态》2007年第10期），杨学功对“世界观”的概念和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观（《世界观的概念和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观》，《河北学刊》 2004年第2期）、关于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和贡献（《论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和贡献——以文献为基础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 2005年第1期），赵家祥对“古代生产方式”与“奴隶社会”的关系（《也谈“古代生产方式”与“奴隶社会”——与鲁克俭同志商榷》，《哲学动态》2007年第7期）、鲁克俭对 “古典古代”是否等同于“奴隶社会”（《“古典古代”等于“奴隶社会”吗?——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古代生产方式”》，《哲学动态》2007年第4期），韩立新对马克思的“自然的支配”（《马克思的“自然的支配”——兼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先行研究》，《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从“市民社会”到“自由人的联合”的演变（《从市民社会到自由人的联合》，《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1日）都做了详尽的梳理和独到的阐发，深化了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六）不同语种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概念辨析
　　包括马克思文本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不像自然科学著作那样，能够做到在不同语种之间实现词汇含义的一一对应的转换，甚至有时在另外的语种中根本找不到完全匹配的词汇，或者勉强用了一个但二者各自又有多重含义，当然还有的是因译者本身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上的考虑而造成的歧解，这些都为准确的理解原文的思想增添了很多难度。我在《确立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天津社会科学》 2005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目前对照马克思著述的中、俄、德三种文本，发现因一个词的翻译而导致的理解上的差异的现象越来越多，诸如把“Recht译为“法”、“法权”和“权力”，把“Eigentum”译为“所有”、“所有制”、“所有权”和“财产”，把“Verhaeltnis”译为“制度”、“状况”和“关系”，把“Idealismus”译为“理想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把“aufheben”译为“消灭”还是“扬弃”，把“Ausgang” 译为“终结”还是“出路（口）”，把“bürgerliche Recht”译为“资产阶级权力”还是“公民权利”等等。我指出，诸如此类的词意辨析，绝不是咬文嚼字的书生自娱，它涉及到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有些是内涵很不相同的理解。可以说，这一方面研究的拓展和的深入挖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一个新研究方向和领地。
　　这方面国内进行了最深入研究的是魏小萍。近年来她连续发表了《MEGA2研究和阅读中的词汇理解问题》（《哲学动态》2003年第11期）、《外化、异化与私有财产：并非产生于翻译的概念理解问题》（《哲学动态》2005年第8期）、《资产阶级权利与市民权利:同质与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分工与私有制：非同质的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所有制”与“财产”：关系概念与实体概念的不同》（《哲学动态》2007年第10期）、《词汇选择与哲学思考：财富的来源、性质与功能——〈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与施蒂纳分歧的原文本解读》（《哲学研究》2008年第第2期）等文章，通过各种文本的对照和词义辨析，廓清了马克思主义跨语种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此外，张立波在《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等文中提出的观点也值得深思。他认为，翻译作为两种语言符码之间的转换,牵涉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思想。从翻译和政治性入手,我们可以认识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历史契机和具体环节。这种探讨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议题的深化。
　　通过上述扎扎实实的研究，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文本研究队伍。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单位都有学者在自觉地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学论坛”的建立。它是北京地区致力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于2007年上半年共同发起成立的，旨在倡导“建立在扎实文献学基础上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新理念，推动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2007年1月12日在清华大学由魏小萍做了“国外马克思研究新进展”的报告、3 月31日在北京大学由王东作了“中国马克思学”的报告、5月25日在北京大学由韩立新做了“《巴黎手稿》的文献学与卡尔·马克思问题”的报告、9月30日在中央编译局由我做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解读——《圣麦克斯》章研究”的被告、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由杨学功做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解读及其当代效应”的报告。学者们每次围绕一个文本或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议题专业而讨论深入，取得很好的效果。
　　三、问题
　　当然，以上对近年文本研究成绩的梳理，并不表明这一研究不存在问题，相反，从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世界相关研究的学术前沿、元哲学理论创新等角度讲，目前的研究状况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概而言之，我觉得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国内学界对文本研究仍然存在诸多误解。
　　或许是过去研究方式和路数的惯性使然，从总体上看，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但真正实际介入这方面的研究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这种研究看作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因而理应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份内之事，反而把它看作只是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更令人不解的是，当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一定的进展、涌现出一些成果的时候，已经引发出了不少负面议论，有得还颇为尖刻。比如，有的论者指责目前的文本研究是在搞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还有的认为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更有甚者认为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旨。这些误解的存在实际上不利于文本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二是文本研究的“国际化”水平还比较低。
　　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者的外文水平不理想。这里绝不是说马克思文本研究根本不能以中译本为基础，但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从研究对象的原始语言出发展开研究。而现在国内的研究者中，据我所知，第一外语大多数是英语、俄语或日语，一部分研究者借助辞典及其他资料可以阅读马克思原著和相关文献，但水平明显不够；而国内第一流的德语、法语专家并不从事马克思研究。二是研究成果向外译介得很少。近年来通过与国外马克思研究界的交往，国际同行已经知道有中国学者在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但也仅仅限于“知道”而已，对我们的具体工作他们可以说并不了解，原因是我们的成果被翻译成外文发表得很少。据我所知，目前仅有韩立新、张一兵、魏小萍、杨学功等几篇论文译成日文、我的一篇论文译成英文刊出。三是参与国际马克思文献的编研工作任务急迫。目前MEGA2已经出版的部分才到计划中的114卷的一半，绝大多数马克思摘录笔记部分的编辑工作还没有着手，能够识别马克思手稿字体兼具专业素质的编辑人才奇缺，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正在将MEGA2的一部分编辑工作从欧洲转向亚洲（目前主要是日本），希望靠亚洲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努力来协助完成这一项伟大的事业。正如韩立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的新进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6期）中所指出的，在这一问题上，除去中国对国际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不谈，如果不参与这一事业，实际上我们现阶段将无法直接面对和利用原始手稿，因为要利用原始手稿需要IMES的授权，而不参加编辑工作往往没有这种机会；如果不接受辨别马克思恩格斯字体的训练，缺乏认识原始手稿的能力，实际上我们还是无法直接地面对手稿来研究，我们还只能跟在人家的后头跑，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了。
　　三是《资本论》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资本论》无疑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述，是诠释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依据。在当代新的境遇下要把马克思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仍然绕不开的这座“思想高峰”。近年的文本研究中除了唐正东（《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哲学意义——以马克思的“伦敦笔记”为例》，《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资本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王峰明（《论商品价值“质的决定”与“量的决定”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阈中的“价值决定”辨析》，《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哲学方法论视域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兼评劳动价值论争论中的一些观点》，《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等在研究中多少涉及这一领域，《资本论》研究进展不大。而现在是必须加大这一文本研究的时候了。其一，我们必须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以权威、完整和全面的文献资料和版本作为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基础。MEGA2第二部分15卷2009年即将出齐，它将再现了马克思写作、修改、整理的完整过程，为重新研究《资本论》提供了最权威和最全面的文献基础。其二，必须突破过去那种把《资本论》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哲学上只是对唯物史观的证实的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要在扎实的文本、文献解读基础上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历史意识和理论构架全面地体现、展示出来，将其完整的资本理论和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准确地概括、提炼出来，将其深刻的哲学意蕴和思想史价值客观地揭示、凸现出来。其三，《资本论》文本的研究要与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对资本与资本理论的当代发展的重新思考结合起来，以体现马克思完整的资本理论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的当代价值。
　　四是文本研究与比较研究、与元理论建构存在脱节的现象。
　　文本研究绝不是为文本而文本。我们立足于马克思的原始文本研究，同时应有更为展宽的视野、丰富的内容以及融会历史与现实为一体的深刻分析。因此将马克思及其文本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通过与其他流派、人物、文本的比较，凸现其内涵与特点；放在历史变迁与当代社会的格局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比照，阐发其现实价值与意义，是文本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比较研究方面欠账很多。一是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的复杂纠葛及思想差异。二是与作为马克思一生思想背景或阴影的黑格尔思想的关系。可以说，迄今为止，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二者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询，还是从整体上对后者的实际影响做出程度和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此外，在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诸如，叔本华、郭尔凯哥尔等。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是耐人寻味的问题。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现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元理论的传承和创新。就马克思当年的论域而言，在当代新的时代境域下他所涉及的很多议题，都需要做出重新思考、深化和发展。“实践”范畴地位的彰显不必说了，与其紧密相关的“劳动”、“生产”、阶级、剥削、国家、市民社会、革命等等在新时代必须赋予不同的新意。不仅如此，对马克思的思想还应作出新的拓展，增添原来理论体系中没有的内容。诸如，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的提升，把马克思零散的对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方法，从个体角度、心理层次对人性做了深度探索，而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更要加复杂的因素，等等。只要这样才能最终提升文本研究的思想深度和水准。
　　这样说来，目前国内的马克思文本研究还处在一种“在路上”的阶段，成绩与问题并存，我们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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