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混凝土配方:清朝学术著述（三）

　　四、金石学

　　宋代学者注意于古器物铭文的研究，始有“金石”之称。明代学术不很发达，但学者留意于石刻文字的搜集，开拓了研究领域。清代乾嘉时期为考订经史而广泛搜考金石文字，金石之学成为专学。研究领域日益扩展，收集文物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为近代文物学与考古学的发展，奠立了基础。

　　石刻文字——宋人着重于铜器铭文的研究，只有少数著作如赵明诚《金石录》，兼及石刻文字。元末潘昂霄著《金石例》十卷，最先注意到碑志文字义例。明初，陶宗仪纂《石刻丛钞》，辑录碑铭原文。《明史》举为有明一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为第一的杨慎，在嘉靖时撰《金石古文》十四卷，汇编汉代以前的金石文字，力求无遗漏，但不免有“真伪错杂”之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陈 有《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收录当代碑文，不取前代，不录颂德谀墓之作。所收碑记多涉及仓储、水利等有关民生的记事，独具心裁。都穆撰《金薤琳瑯》二十卷，仿宋人洪适《隶释》例，编辑石刻文字，并加考辨，所载碑文均录全文，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万历间，陕西盩厔县（今周至县）人赵崡在家乡广拓碑刻，又托友人四处搜求，积存碑文二百五十三种，一一撰写跋尾，因无力全文刻印，编成《石墨鐫华》六卷，收录碑目并附跋尾。

　　明清之际，顾炎武周游各地，每见铭刻，必行抄录，又得友人赠送碑文拓本，其中不见于宋人金石书者约三百余种，分别写出跋文，编成《金石文字记》六卷。又以不见著录并无拓本流传的碑文五十六种，汇为《求古录》一卷。顾氏搜罗石刻文字，旨在用以辅证经史，“阐幽表微，补阙正误”（《顾亭林文集·金石文字记序》），不同于前人的注重书体。

　　毕沅也以为金石可证经史，历官所至，注意搜集金石文字。任陕抚时，与钱坫、孙星衍等辑《关中金石志》八卷；改任豫抚，编录《中州金石记》五卷；抚鲁时，又与学政阮元合编《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这些金石志详载碑石广阔尺寸、字径大小，行数多少，使读者明了原石形制。诸志均著录碑铭全文，并对其碑文有所考释。

　　钱大昕博学多闻，尤其注意金石文字的搜罗研究。撰有《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又撰《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十五卷，以金石证史，多有创获。钱氏曾认为宋以来治金石文字者凡有两途，一是“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一是“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潜研堂文集·郭龙伯金石史序》）。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中说，钱大昕等人“开乾隆已后诸儒以金石之学印证经史之一派”（卷三），所论是恰当的。

　　嘉庆初，孙星衍编成《寰宇访碑录》十二卷，依时代顺序，编列秦汉以来至元末的碑目，共收七千五百余通，各碑分注书体、年月、撰人、书人及所在地点，是当时收碑最多的综合目录。乾隆时，邵晋涵在三通馆为续补《通志·金石略》，编录内廷所藏各地进呈的碑拓，以副本赠孙星衍。此后二十余年间，孙星衍历游各地，据亲见碑石，拓摹增补。又得钱大昕、阮元、武亿及江苏邢澍等馈赠的碑拓，乃与邢澍共刊此书。

　　乾隆时进士王昶历任各地考官，笃好金石，勤于搜访，积五十年之力，得先秦至宋，辽、金、大理时代的金石文字一千五百余通，嘉庆十年（一八○五年）编成《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自序中说，金石内容广泛，研究石刻文字，“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他参稽群书，对器物及碑石形制作出说明，并加考释。书中收录碑铭全文，自信“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也。”以石刻而言，本书确是当时收录碑文最多的集大成之作。王昶另收有元代碑文约八十通，未及刊入本书。近人罗振玉编为《金石萃编未刻稿》刊行。

　　《西清古鉴》——乾隆十四年（一七九四年），吏部尚书梁诗正等奉敕撰修《西清古鉴》，凡四十卷，另附钱录十六卷。本书汇编清宫廷所藏自商周至唐代的酒器、礼器、祭器等铜器及铜镜共一千五百二十九件，各卷图绘器物形状，摹写铭文并加说解。编者利用文献资料分析古器物，纠正了前人研究的某些误失，因而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为“有裨于经史之学”。乾隆三十年内府刻本，印制极精，只是某些器物花纹的摹绘难免失真，铭文考释也间有错误。但作为宫廷所藏古器物的综录，是规模空前的巨著。乾隆末又续纂《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收录宫廷续得的唐以前古铜器九百四十四件，附唐代以后的铜器、印玺等三十一件。又成《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收录盛京皇宫所藏古铜器九百件。此外又编成《宁寿鉴古》十六卷，收铜器六百件，铜镜一百另一件。四书合称“西清四鉴”。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清阮元编著，凡十卷。阮元认为，三代时钟鼎彝器与土地同等贵重，编录历年收集的自商周至晋代的钟鼎等铜器铭文五百五十种，与幕友朱为弼共撰释文，补正经史，于嘉庆十年（一八○五年）自刊行世。自序称：“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偏旁传籀之字，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对历史学和古文字学都有所贡献，是学术价值较高的一部金文综录。本书又录有阮氏所著《商周铜器说》上、下两篇，对商周以来钟鼎彝器等各类铜器的性质、历史价值以及汉代以来古铜器出土、著录情况，加以考订、论说，为此后古器物及铭文的研究奠立了基础，并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途径。

　　五、语言文字学

　　明代学者已注意音韵文字之学。清代汉学家以音韵训诂治经学，从而使音韵学、文字学及训诂学得到空前的发展，著述如林。下面介绍的，只是各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些著作。

　　音韵学 明太祖初即位，即命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与宋濂纂修《洪武正韵》十六卷，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书成，颁行天下。本书归并《广韵》二百零六韵为七十六韵，是音韵学上的一大变化。但书中杂有南方方言，字义音切不全合于中原雅音，因而不便使用，实际上并未通行。

　　杨慎兼通音韵、训诂、字书，著《古音丛目》、《古音借要》、《转注古音略》、《古音余》各五卷，在分韵归字上，以今韵分部，把古音相同的字隶属于一部。陈第著《毛诗古音考》四卷，开经学研究之新径，也是明人研究古韵的代表作。陈氏认为古人的读音，本不同于今音。凡称为叶韵的，原为古音，不是随意改读。他的研究方法是以经证经，排比《诗经》上的经文，作为证据，称为“本证”，又用秦汉诗作与《诗经》对照研究，以为旁证。这样依据古文献推究古韵，为音韵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顾炎武著《音学五书》。其中《音论》三卷，为顾氏音韵学的纲领，论述古今音的变化及其原因。《诗本音》十卷，研究方法大体同于陈第《毛诗古音考》，以《诗经》用韵，互相考证，又以其他文献验证，以获知古音的韵读，故名“本音”。《易音》三卷，是据《周易》识别古音。顾氏又据古音指出唐韵的失误之处，录为《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将古音分为十部列出字表。顾氏自信有他的“五书”，“六经之文乃可读”（《顾亭林文集》卷二）。清人推崇他“最精韵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所论多为后学所遵从。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大学士李光地、王兰生（一六七九——一七三七年）等奉敕纂修《音韵阐微》，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成书。凡十八卷，首列韵谱，以今韵为目，同韵字，依声类、韵等排列。各字备载《广韵》以下诸读音的异同，对不妥者予以纠正，再以反切注明今音，便于利用。

　　皖派学者江永，撰著韵书三种：《古韵标准》五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古音标准》继承陈第、顾炎武的成就，补正他们的失误，以《诗经》的韵律为诗韵，汉魏六朝的为补韵，这样区分标准，便进一步纠正了前人以今音为古韵、以汉魏六朝音为上古音的错误。《四声切韵表》首先探讨等韵，以图表显示切韵声、韵、调系统，实际上是一部等韵图。《音学辨微》也对等韵学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戴震是江永的弟子，在音韵学方面师承江永，著《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提出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对音韵学也有所贡献。

　　文字学 金石学与音韵学、训诂学，都不能不兼及文字学的研究。明人已开始编撰文字学的专书。明初赵 谦曾参预编纂《洪武正韵》，自撰《六书本义》十二卷，把汉字分为三百六十个部首，在各部之下详细辨别六书字体。梅膺祚修纂《字汇》十四卷，定部首二百十四个，收录单字三万三千多个，以反切字及同音字注音，据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字义。在编排上，依地支分为十二集，各集首列部首表，附录检字表。这些编辑体例，为清代学者所沿用。

　　清代学者文字学的成就，集中表现于《说文解字》的研究。代表作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年），字若膺，江苏金坛人，是戴震的弟子。皖派学人从音韵训诂入手，研治经学。段氏则以为究明构成文字的“六书”，才能通晓音韵训诂。曾继承江永、戴震之学，著《六书音韵表》，分古韵为十七部，被戴震誉为唐以来所未有的成就。段氏以古韵十七部为依据，考察《说文解字》形声字和“读若”字的古音，进而考察《说文》所收形声字与转注、假借字的关系，条贯六书。再据经书及前人的经注，以训诂字义，考辨字形，是一部兼及形、音、义的综合性著述。嘉庆时，训诂学家王念孙为段氏的《说文解字注》作序，盛赞本书是：“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王念孙将段注与许书并重，并非有意溢美。段氏注《说文》，犹如汉学家的注经书，实际上是凭依《说文》，以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独立见解。许氏《说文》的研究也由此蔚为专学“许学”，成为文字学的基石。

　　与段氏约略同时的山东曲阜人，进士桂馥（一七三六——一八○五年），著《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博引群书，以解说许书的字义，一时与段注并称。此后，朱骏声著《说文通训定声》、王筠著《说文句读》。有清一代，研究《说文》的著述，先后近二百种，使许学的研究达到了高峰。

　　训诂学 训诂学与音韵学、文字学息息相通，也与经学关系密切。明朱谋■研治《周易》，又著《骈雅》七卷。仿《尔雅》体例，收编古籍文句，自语词文义至虫鱼鸟兽，类编为二十篇，分别作出解释。朱氏博览群书，征引文献极为广泛，并多收奇文僻字，对训诂学作出了贡献。

　　清代训诂学发展到极盛。汉学家注疏经书，考校以外，多是训诂。《经籍籑诂》则是训诂经义的总集。训诂学专著中，成就最大的当推江苏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念孙（一七四四——一八三二年），字怀祖，乾隆四十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曾任陕西道御史，嘉庆初，上疏弹劾和珅，后受命督治黄河。子引之（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年），嘉庆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各地乡试考官、实录馆副总裁。道光时，擢任吏、户、礼、工各部尚书。王念孙原来受学于戴震，治音韵文字之学，著《读书杂志》八十三卷，校正诸子及史汉误字，广征群书，以证古义，号为精审。训诂专著是《广雅疏正》二十卷。曹魏时张揖所著《广雅》，明刻本多有误字。王书详为校正，并上溯《尔雅》、《说文》，因古音以求古义，就同音之字，破假借以求本字。全书积十年之力写定，实际上，是凭依《广雅》编著的一部综合性训诂学巨著。原编为十卷，每卷又各分上下。第十卷由王引之续成。王引之又继承父学，著《经传释词》十卷，搜辑先秦至两汉经传中之语词虚字一百六十例，博引例证，究明本义及演变，多有发明。

　　与王念孙同时治《尔雅》者，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邵晋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年），字二云，浙江余姚人。乾隆时曾入四库馆，授翰林院编修。曾从毕沅编修《续资治通鉴》，又从阮元编修《经籍籑诂》，所著《尔雅正义》二十卷，自诸书中汇辑汉魏以来各家注释，成为研究《尔雅》的总集。郝懿行（一七五五——一八二三年）著《尔雅义疏》二十卷，旨在弥补邵书的不足，着力于字借声转之故。其中草木虫鱼之名，多经目验而后疏释。书稿曾经王念孙点阅，寄阮元刊行。

　　史家杭世骏著《续方言》三卷，采集《说文》、《释名》及经疏诸书，以续补扬雄《方言》。翟灏著《通俗篇》三十八卷，采摘经史以至民间流传的方言俗语五千余条，分别探源释义。语言训诂之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字典 清代字典的编纂，是语言文字学的划时代的成就。

　　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年），康熙帝命大学士张玉书、礼部侍郎凌绍雯纂修字书，前后经历六年，于康熙五十五年告成，名为《字典》。通称《康熙字典》。“字典”一词也由此用为字书的通称。本书依仿明梅膺祚《字汇》的体例，立二百十四个部首，分十二集，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是收字最多、应用最广的字书。所收之字，注明音切和不同的意义。释义时，举出古籍中的例证，附释词语，从而兼有词典作用。书末附录生僻字及不可施用之别字，以便检索。道光时，王引之等奉敕考证，订正误失二千五百多条，撰成《字典考正》。近世刊本，附录于字典备考。

　　清朝以满文为“国书”，又称“清文”。康熙帝敕修《清文鉴》二十五卷，分门别类，用满文注释满洲语义，是满文的基本字典，无汉字释义。雍正间修成《音汉清文鉴》。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敕纂《增订清文鉴》三十六卷、《补编》四卷，分三十五部，二百九十二个子目，释文满汉对照。由于满文书写格式是直行，由左向右，与汉文的由右向左的习惯相反，所以左书满文，右书汉文，同时在满文的左侧注上汉音，在汉文的右侧则注以满文字母。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又修成《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以后增补为满、汉、蒙、藏合璧的《四体清文鉴》，以及补入维文的《五体清文鉴》。

　　六、目录学

　　宋元时代目录学渐成专学。明清两代，大规模编纂类书和丛书，目录之学遂成显学。随着清代汉学的发展，辑佚校勘及版本之学受到学者的注意，目录学也因而提高到新水平。全祖望、章学诚等人讥讽目录只供谈助，不能与校勘学相比，所论不免偏颇。乾嘉时期目录学专著之多，远超前代，为书籍的保存流传和学术信息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官修书目 明宣宗时文渊阁藏书二万余种，近百万卷，英宗正统间大学士杨士奇、学士马愉等清点藏书，编成《文渊阁书目》四卷，以《千字文》字序排次，著录图籍七千多部，因考订不足，解题不免缺漏，但仍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万历间，中书舍人张萱奉命编纂《内阁藏书目录》八卷，著录著者及各书的完缺状况，间有题解，比《文渊阁书目》更为完善。清乾隆间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著录秘府收藏的善本，分经史子集四类，各类按金元明版本时代排次，各书有解题、版本及收藏家题识印记、著者姓名、时代、籍贯、爵职，并有乾隆帝的诗文题识。清敕修《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命纪昀等编写所收书籍（存书）和存目书籍的学术性提要。纪昀认真从事，以“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纂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著录图书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分类一如《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大类，类下区分为若干项，或再分子目。每项先录存书，次及存目。各书提要包括书目、卷数、收藏、著者时代、简历以及本书的优缺点等评论。每一大类和小类的前面各有小序，说明这一类图书的源流以及分类的依据。书成后有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武英殿印本。它是清代最重要的综合性的图籍目录，也是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书目。

　　私家书目 明清两代，私家藏书之风日盛，多编有书目传世。明成化初，昆山叶盛撰《■竹堂书目》，著录家藏书四千六百余册，二万二千七百余卷，藏书之富为前人所不及。嘉靖时高儒撰《百川书志》，著录家藏书，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兼收戏曲、小说，是一创举。万历时，徐■编《红雨楼书目》收录家藏书五万三千余卷，内含元明杂剧传奇多至一百四十种。嘉靖末年，鄞县人范钦在家乡建天一阁藏书，自编书目。后人范懋注在清乾隆时正式编成《天一阁书目》十卷，著录三千四百四十八种，详载各书卷数、著者、版本并录出序跋，所藏书多有他处未见的善本。清初晁瑮《宝文堂分类书目》著录家藏书六千余种，书目分编三卷五十一目。钱谦益编《绛云楼书目》收录家藏图籍，绛云楼后毁于火，书目所载，尤足珍贵。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孙星衍《平津馆鉴赏书籍记》和《孙氏祠堂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等，都是清代学者的著名书目。虞山钱曾藏书繁富，有《也是园藏书目》及《述古堂书目》，又将善本题记编为《读书敏求记》传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详录明人著述，为《明史·艺文志》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