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的系数:身份转型理论之四：流氓时代的零度身份

身份转型理论之四：流氓时代的零度身份(2006-09-10 22:15:12)   分类：学术探索  流氓时代的零度身份 国家与流氓的循环再生机制 上述三种语境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氓。广义的流氓首先就是丧失（抛弃）了身份的人，或者说，是身份丧失者的一种生活状态，而狭义的流氓则是身份和道德同时丧失的人。他们的存在引发了皇帝、国家官僚和正统知识分子的惊骇。他们组建的流氓社会及其民间文本，使之成为一半中国历史的营造者；他们同时也推动了幽灵政治的运转。流氓社会庞大而又透明，隐匿在史官的国家叙事的背后，成为主流政治的一个阴郁背景。
 基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流氓出身，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洞悉流氓颠覆力量的皇帝。朱元璋登基之后，立即实施土地的平均分配政策，同时，展开了消灭地主豪强的运动，江南的大地主被迁徙和杀戮殆尽。朱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酷和最全面实施土地改革与平均地权的专制社会主义政治家，他要藉此全力阻止农民与土地的分离。
 朱元璋承袭宗族（里老）身份网络制度，组建老人宣讲团，强迫民众背诵《大诰》（该经验以后在“文革”期间再度大放异彩），由此展开大规模洗脑运动，严密监视农民的日常精神生活；他还颁布法令，禁止农民的游走，甚至规定不准离开居住地50公里以上，主要道路均设立哨卡，旅行者必须持有当地政府官员开具的通行证，违者将被处以80记杖刑；而未获官方批文擅自出海旅行者，回国后则会面临更为严重的死罪。
 这种极端的里甲制度以及对流氓社会的恐惧性反应，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它不仅从反面验证了流氓的历史营造力，而且也从反面加速了流氓化的历史进程。但这种营造是相当古怪的，它最终总是构成一个流氓和皇帝的循环生成模式，并且间歇性地摧毁着国家主义建构的文化成果，令其不断归位到零点。这种反抗和颠覆破坏了文明的堆积模式，令中国历史呈现出呆滞僵硬的总体性面貌。
 人与土地和国家分离的后果：幽灵人口
 幽灵人口就是所有没有在户籍中注册、脱离政府掌控的那部分人口，它是判定流氓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标记。幽灵人口与果戈理《死魂灵》所叙事的模式正好相反：它不是大批死者继续在官方名册上活着，而是大批生者从未在名册上出现过。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没有什么比幽灵人口更具有讽刺意义的。幽灵人口的存在是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在明朝初年的严酷管制下，仍然有三百万人口被隐匿未报，这个数字此后一直在急剧飚升，在清代末年上形成高潮。由于1970年代末政府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农民普遍采用了非法超生、偷生的策略，再度导致大量“幽灵人口”出现（1980年代开始还要加上那些“二奶”所生的后代）。 官方的人口普查避过了这个庞大的群体。国家官员总是沉浸在他们的计划生育功绩之中，完全无视幽灵人口的庞大存在。他们是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的一代，自19719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经过长达三十年的孕育和滋养，有人估计其数量曾经达到2500万以上，相当于中国合法人口（12.6亿）的5％，他们在当地行政官员的默许下继续与家人一起生活劳作，或者依靠假身份证在城市获得“新生”，或者永远保持着“盲流”的姿态，成为流氓社会的幽灵主体（按，由于地方官吏普遍使用“罚款”方式来批准超生，使其合法化，导致“黑民”得以大规模洗白，从而令上述数据迅速成为“历史”）。
 
自从1979年实施计划生育以来，幽灵人口的第一代人目前已经进入婚恋和生育年代。他们的后代有的也是幽灵人口，从而进入了幽灵人口自我繁殖的阶段。幽灵们结婚、生殖、繁育、新一代幽灵像滚雪球一样汇入幽灵军团。他们在幽灵化的语境中茁壮成长，成了流氓社会的秘密基石。他们的命运，超越了官方的统计年表和户籍簿册的脆弱边界。
 大数量的幽灵人口的存在，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结构，也就是在国家主义社会内部，制造了一个全新的流氓社会；而幽灵人口的隐形政治学，也开始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产生微妙影响：户籍制度遭到批评，并在许多地区名存实亡；身份证制度也面临学术界挑战，变得疑窦丛生。社会的流动性正在深刻摇撼旧的体制，集权管理概念面临严峻挑战。与此相呼应的是，一种以流氓主义为内核的文化体制，正在悄然发育，并且注定要对中国未来做出自己的判决。
 人与自我分离的后果：终极身份的缺失
 身份是一个有序的等级构架，按照我的价值理论（基础价值、中间价值和终极价值），身份也可以分为基础身份（土地拥有者）、中间身份（国家的有籍之民）和终极身份（宗教信徒）三个不同级位。其中终极身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国家主义的中间价值意义上的身份丧失之后，犹太民族获得了一个有力的终极身份――“神的选民”，正是这身份令犹太人逃脱了沦为精神流氓的境地。
 同样，在俄国知识份子的精神道路上，东正教曾经产生过巨大的作用。道德忏悔改善了流亡者的心灵结构，令其变得纯洁宁静起来。“神的选民”身份有助于抵抗流氓主义的腐蚀，这是犹太人没有成为一群世界性流氓的关键。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来自印度北部的吉普赛人（又称“茨冈人”或“波希米亚人”），在没有宗教的语境中，他们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流氓民族，拥有1200万人口，却只能以大篷车为家园，靠卖艺、贩马、补锅、占卜、偷窃和欺诈维生。他们的苦难，冻结在一个永久的卑微命运之中。
 身份真空和多元化判定
 身份的瓦解导致了一个身份真空、也即“零度身份”的状态，这就是旧身份瓦解和新身份尚未获得的那个阶段。所有既定的身份都被归零了，主体赤裸裸地站在尘世，没有任何可以依托的“关系”，也没有任何他者可以加以确认的标志，大多数流氓正是在这个无所依赖的极端状态中成了一个“无赖”。
 但身份真空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能是“相对真空”。我们看到，当刘少奇被剥夺了国家主席职务并被关押在开封监狱时，他的权力身份出现了真空，但他还有一个“中国第一号走资派”的身份，但刘断然拒绝了这个身份。尽管如此，这种无法被主体接受的身份仍将依附在主体身上，成为他者对其进行辨认的隐在标识。由于这种强制性身份的存在，身份的真空便只能是相对的。主体痛苦地掉过头去，不愿看到那个黑暗的实在。但它依然在着，充满了敌对的、非人化的、卑鄙的气息，并构成了对主体最严厉的挑衅和伤害。
 
在历史上，集权国家主义的监狱制造了大量的政治囚徒，他们身穿号衣，在黑暗的牢笼里辗转反侧。对于其他囚犯来说，他的身份是一个编码数字，对于警察和监狱当局来说，他的身份是一个罪犯，而对于社会来说，他们的面目变得暧昧不清起来：大部分民众习惯于服从统治者的界定，把他们当作罪犯，但依然有少数人保持着对这些罪犯的敬意。在他们看来，因政治遭到迫害的“罪犯”正是反叛英雄的别名。这种身份的多元化判定，就是身份话语的重要属性。（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第二章） 本文题图：熊宇《没有窗子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