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邻模板是指什么:中国古代腐败为什么不可遏止

                                                                                    中国古代腐败为什么不可遏止


       有史家称，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一部“贪污史”，官僚们的政治生活也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不无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坐视贪污腐败而不顾，直至自我灭亡。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历朝历代政府为了江山永固，为了他们的统治之“舟”不被劳动人民的汪洋大海所倾覆，无不力倡廉政，为推行廉政，与贪污腐败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较量，并在较量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惩贪治腐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就这一意义而言，一部二十四史，也是一部腐败与反腐败的历史。当然，历史证明，中国古代历代政府最终也没能治愈腐败这一痼疾。对这份既包含丰富经验、又包含深刻教训的历史遗产，进行认真的反思，应该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反腐倡廉――治国安邦的第一要务
   廉政兴邦，腐败亡国。这是被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所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中国古代凡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不把倡廉惩腐作为治国安邦的第一要务。
   早在春秋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就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简简单单的十六个字，透彻地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道理：政府官员因受贿而失德、因失德而生邪、因生邪而国败。
   西汉时期著名的大学者刘向具体考察分析了腐败官员的六种邪行，并以此将腐败官员分为六种类型：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认为政府官员“不行六邪之术”，则“上安而下治”。一代名君唐太宗李世民为防止皇室败亡，以鱼鸟作比喻，规劝官吏们要自重守廉，不要贪恋财货。他说：“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戒。”女皇武则天自撰《臣轨》一书，要求所有的官吏为政清廉，克己奉公。她说“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法，吏之宝也。”“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获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清朝康熙帝深刻领会到，国家治乱，民生体戚“关乎吏治之贤否。”他认为，官吏贪赃，必定枉法，而枉法则使天下失去公道与正义，正所谓“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康熙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几次整饬吏治，惩贪除腐。他说：“致治安民之道，首在惩戒贪蠹，严禁科派，然后积弊可清，闾阎不扰。”将“严惩贪蠹”作为“致治安民”的第一条，这既是康熙对历史经验和自己执政生涯的总结与概括，又十分强烈地表明了对“贪蠹”深恶痛绝的感情色彩和与之誓不两立、意欲铲除干净的坚定立场和决心。
   以上只是略举几例，意在说明，中国古代凡是有识之士无不认识这样一个道理：廉政兴邦，腐败亡国。要想治国安民、长治久安，务必倡廉惩贪。历史上的“治世”、 “盛世”，必定是政治清明，贪蠹敛迹。反之亦然，历史上什么时候官吏贪暴肆虐，腐败恶性发展，必将导致经济崩溃、社会动乱。农民起义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大小小有数百次之多，其中全国规模的、导致改朝换代政权更迭的农民大起义有十几次，基本上每二三百年爆发一次。导致农民一次次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的吏治。所以，每次农民起义的矛头所向首先是“官”。在此也不妨略举数例：
   秦末赋役繁重，刑政苛暴。陈胜、吴广率戍卒九百人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刘家集）起义，首先成为起义军刀下之鬼的是押送他们的两个将尉。据《史记》记载，起义军从安徽一路杀到河南，“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西汉武帝末年，赋税徭役繁重，农民相继流亡。公元前99年，山东泰山、琅琊一带，徐勃等率众起义，克城邑，夺兵器，杀官吏。各地响应，全国震动。公元前22年，河南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发动起义，夺武器，杀官吏，经历九郡。公元前14年，山东铁官徒苏令等动起义，夺武器，杀官吏，经历十九郡国，并杀死汉朝的东郡太守和汝南都尉。公元17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西南）富户吕母，因其为游徼的儿子被县官冤杀，散家财，聚众起义，以官府滥杀相号召，攻破海曲县城，杀死县官。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焚烧官府，捕杀官吏，郡县官吏非死即逃，一时间，闻风丧胆。公元881年，黄巢义军杀入长安，唐宗室、贵族、官僚、宦官被一律处死。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对罪大恶极官员杀之，对贪鄙多赃的官员刑之，对宫廷官员则施之以炮烙之刑。
   总之，每次农民起义都是被官逼出来的，起义军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刻骨仇恨，贪官污吏无一例外地成为一次次农民起义打击和扫荡的目标。
   二.不懈努力――构筑完备的廉正体制
   为保证江山永固，统治永存，古代中国与腐败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较量，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不懈努力，构筑了一整套包括教育、选官、回避、制衡、考课、监察、惩罚等制度在内的比较完备的倡廉惩腐的体制，可谓心机用尽。
   中国古代廉政体制的每一方面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至今还有其可取之处。
以教育为例，中国古代历来非常重视礼义教化的重要作用。将廉政教育作为防范权利异化、保证吏治清廉的最基本的环节。通过廉政教育，一是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廉洁的社会风尚，将廉洁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品格的标准和尺度，在社会舆论、社会风气上构筑倡廉反腐的屏障。二是强化行使国家权力的主体――政府官员对廉政道德的认识，培养他们的廉洁自守的情感、信念和意志，养成廉洁从政为政的习惯，从思想上筑起反腐败的坚固堤防。对官员的廉政教育又可分为入仕前的学校教育和入仕后的在职教育。
   中国古代推行廉政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寓廉政教育于学校教育之中。学校是中国古代培养造就官员的摇篮。学校进行廉政教育的基本教材是儒家经典。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提出以后直至清代，“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一直是官学的钦定教材，也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基本教学内容。宋代又增加了“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种儒家经典。自汉代以来，儒家经典也一直是选官考试的必考内容。
   儒家经典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当时进行廉政道德教育的极好教材。譬如儒家的法治观、民本观、爱人观、忧乐观、义利观、修齐观、自省观、慎独观、生死观、清廉观等，直至今天仍有其积极的思想意义，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道德营养。
   凡有识之君主都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实际上看中的就是儒家思想的教化功能。朱元璋的话是再明白不过了，他说：“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 山东日照知县马亮虽很善于督运，但对办学课农却漠不关心。朱元璋得知后龙颜大怒，严加苛责：“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源，此为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舍本务末，失职甚矣。”马知县因此而被革职丢官。入仕后在职教育，主要是指君主对走马上任后的执政官员的教育。对新上任的官员，皇帝通常要进行廉政训诫。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对一批将去中原地区任职的官吏谆谆告诫，要“简徭省费”，“劝孝励忠”，力争做一名“循吏”，万不可“渔民以自利”。
   对以从政多年的官吏，皇帝也经常予以训导。汉景帝劝谕县丞要奉公守法，廉洁自律，警告法官狱吏不得“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令无罪者失职，有罪者不服罪”，
违者严惩不怠。康熙明令地方以及在京的全体文武官员不得“借名节令、生辰，剥削兵民”，“苛索属员”，“交相馈送”，要求官员之间“断绝馈送，以尽厥职”。
    五代十国时，后蜀君主孟昶以送箴言的方式劝诫地方官廉洁自守，其中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后来，宋太宗亲书此四句，赐给州县官员，要他们勒石立于衙门大厅之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戒石铭》。
    历代帝王也很注意利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进行廉政教育，努力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隋文帝时，歧州刺史梁彦光为政勤勉清廉，“廉慎之誉，闻于天下”，文帝下令奖小米500石和御伞一把，通报全国表彰。相州刺史樊叔略考核为第一，文帝又奖励小米500石，诏令全国，要百官效法。还有一位叫公孙景茂的地方官，因在民间口碑很好，享有清名盛誉，文帝将其召至长安，接见赐宴，给予很高的礼遇，以示嘉奖，并将其擢升为汝南太守、息州刺史、道州刺史。明初，济宁知府方克勤理政有方，考绩为“六府之最”，朱元璋亲自召见，奖谕有加，“赐宴仪曹”。
   中国古代奖掖清廉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为廉吏立传。这也是古代一个优良传统。二十四史之中就有《循吏传》、《良吏传》、《良能传》。宋人费枢还撰《廉吏传》，明代还有《彰善录》、《圣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