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顶的大白有裂缝:老战士阿拉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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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战士阿拉法特
◎  蔡伟 2004-12-08

某种程度上,阿拉法特的法国之行让人想起拿破仑。对于这个75岁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执行主席来说,法国贝尔西军医院,究竟是他的圣·海伦娜,还是他的厄尔巴?1994年12月10日,正是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共同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原因是“他们为中东和平作出的努力”。如今拉宾已经作古,阿拉法特在生命线上挣扎,只有佩雷斯安然度过80岁生日。

美国总统布什曾经公开表示,阿拉法特是一位极不称职的领导人。对于最近日益激烈的巴以冲突危机,布什将所有的责任推到阿拉法特一人身上,因为他“没有承担起巴领导者的责任”。“阿拉法特是一位失败的领导人,”布什说,“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民必须懂得,如果他们想要和平,他们就必须要有一个绝对百分之百致力于反对恐怖活动的领导人。”然而在日益激化的暴力冲突中,巴勒斯坦民众似乎并不讨厌一个强化袭击活动的领导人。

2000年9月之后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爆发的大规模持续流血冲突,尽管多是由激进的哈马斯发起的,但以色列政府和美国却一再指责阿拉法特纵容针对以色列人的自杀性行动,甚至指责他是恐怖主义的幕后操纵者。阿拉法特一如既往表现出坚韧的精神。正如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曾评价阿拉法特“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就好像液体因容器不同而随时改变形状一样,似乎有20个不同的阿拉法特存在”。

英国首相卡拉汉曾经对美国总统卡特说,能在政治上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从青年时代创建法塔赫组织开始,阿拉法特经历了中东阿拉伯多个国家的“强人时代”:埃及总统纳赛尔、约旦国王侯赛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摩洛哥国王哈桑,这些风云一时的人物都曾经拥有过统一阿拉伯世界,或者壮大团结阿拉伯世界的雄心壮志。然而他们有的因为健康而离世,有的因为暴力而丧生,还有因为政治失败成为阶下囚。在以色列方面,阿拉法特面对的对手从梅厄、拉宾、贝京、沙米尔、佩雷斯、内塔尼亚胡、巴拉克到沙龙。数十年过去,只有阿拉法特像乒坛的瓦尔德内尔,永不言败,永不言退。但他当年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目标依然未能实现。

当逃脱无数次暗杀安然无恙的阿拉法特在病魔的进攻下终于倒下时,偶像的黄昏总让人感到一丝冷酷的光芒。就像和他遥相呼应的另一位伟大人物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演讲摔伤后,突然让人想起数十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他们早已不再是当年激情四射、手持冲锋枪的游击队员。

卡斯特罗的医生信心十足地对公众表示,菲德尔能够活140岁。不仅如此,卡斯特罗还有个身体健康的弟弟。在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也有一个懂得芭蕾的儿子。而阿拉法特,他的女儿扎瓦赫只有9岁。

早在法塔赫创立初期执行集体领导的时候,阿拉法特就坚持认为法塔赫最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他最终成为这个强者。然而当他被迫需要中东的政治舞台时,他留下的空白立刻就让巴勒斯坦人感受到。20世纪下半叶的一个重要人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费加罗报》说,但是他把巴勒斯坦能否最终走向和平的问题留给了世界。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阿拉法特的伟大是一柄双刃剑。正如英国《泰晤士报》所说,30多年来,阿拉法特一直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象征。……在这方面,阿拉法特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无所畏惧。他的离去是对巴勒斯坦运动的一个毁灭性打击。

暴力

阿拉法特曾经最为西方和以色列世界批评的,是他“创立了现代的暴力恐怖组织”。在1972年9月西德慕尼黑举行的奥运会上,数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恐怖分子绑架杀害,而阿拉法特和他的巴解组织则被认为是这一恐怖事件的幕后势力。当阿拉法特戴着墨镜和黑白阿拉伯方头巾的形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时,背景中端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恐怖分子好像是在为他注解。

一个曾经在罗马尼亚对外情报机构工作、后来定居美国的前罗情报人员米哈伊·帕斯帕最近在《华尔街日报》网络评论版回忆他第一次与阿拉法特会面的情景:“当时是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受到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强国埃及和叙利亚刚刚被以色列打败。此前苏联对外情报部主管亚历山大·沙哈罗夫斯基将军前往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他接受了‘恢复我们阿拉伯朋友威信’的任务。”米哈伊·帕斯帕表示,沙哈罗夫斯基将采用的方式,就是通过训练法塔赫等反以武装对以色列执行恐怖行动,以恢复阿拉伯国家继续进行军事斗争的士气。米哈伊·帕斯帕如此回忆与法塔赫的创建者之一的阿拉法特首次见面时的印象:“……我被他和克格勃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所震惊。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是‘世界上的疯狗’,对付这条疯狗只有一个办法:‘干掉它’!”

无论米哈伊·帕斯帕的回忆是否真实,为了避免阿拉伯世界在沮丧中与以色列媾和,阿拉法特的确在“六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就策划了法塔赫对以军的袭击。很不幸,和阿拉伯联军一样,他的袭击活动也失败了。不但未能实现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梦,反倒让法塔赫损失惨重。此后在卡拉迈村的军事胜利虽然极大地提高了阿拉法特在阿拉伯世界的信心,但这次皮洛士式的胜利(阿拉法特领导下的法塔赫“暴风突击队”人员损失超过一半)没能让游击战争的方式继续发扬光大,却让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等更加激进的派别壮大起来。他们的激进恐怖行为不但使军事力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以色列加强了对巴解武装的军事打击,还在主权上伤害了一直在帮助巴勒斯坦解放力量的一些阿拉伯国家,造成了阿拉伯国家普遍的反感。

挫折

建立法塔赫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实现阿拉法特“用武力消灭以色列”的初衷。巴解组织没有自己的国土,所有经费几乎完全依赖同情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阿拉伯国家援助。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极端恐怖行为更遭到了国际上的反感,影响了巴解组织的声誉,并造成阿拉伯国家内部可悲的相互残杀。在被称为“黑九月”的1967年9月,曾经以约旦为基地袭击以色列的巴解组织遭到约旦政府军的进攻。

在被曾经同情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约旦武力驱逐后,巴解组织内部的极端恐怖组织依然持续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新根据地黎巴嫩进行恐怖暴力活动。以法塔赫为代表的巴解组织主流派别和阿拉法特本人尽管对此表示反对,却没有进行实质性干涉。巴解组织在国际上遭到致命伤害,并成为以色列军事力量打击的主要目标。

这一切和今天阿拉法特的境遇似乎惊人地相似:他在反对极端暴力时受到内部激进派别的批评,在无力制止这些暴力行为后又受到对手的指责和攻击。

1982年6月,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以激进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成员暴力袭击以色列驻英大使为由,亲率大军入侵黎巴嫩,6天之内攻陷了当时军力正值鼎盛时期的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大部分基地,并完全包围了位于贝鲁特西区的巴解总部。面对以色列军队的绝对优势,巴解组织的军事力量显得如此渺小,如果不是法国等国家的调停和帮助,也许正如沙龙所言:“我们本该在20年前杀死阿拉法特。”

也许更多的是命运的眷顾,阿拉法特才多次在他的以色列对手的暗杀行动中全身而退。经过数十年的武装斗争后,曾经热衷于军事斗争、甚至默许对以军进行恐怖袭击的阿拉法特终于意识到暴力的局限性和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早在1974年,巴解组织一份内部文件曾经暗示,巴勒斯坦人愿意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小型国家。这个方案放弃了巴勒斯坦人原来所要求领土的70%。然而当阿拉法特说服了当时的巴解组织全国委员会时,当时的以色列却拒绝承认巴解组织。

理智

无论是拉宾、巴拉克还是沙龙,所有这些以色列政府首脑当年都曾是阿拉法特在战场上的对手。1973年4月17日晚,5辆小车载着由导弹快艇送上岸的15个以色列突击队员,冲进位于黎巴嫩的巴解总部大楼。在杀死门口卫兵后,突击队员进入大楼内逐屋扫荡,将住在这里的巴基组织高级领导人阿布·尤素福、卡迈勒·阿德万和巴解发言人卡迈乐·纳赛尔在内的多名巴解官员打死,其中阿布·尤素福一家七口人全部被杀。不仅于此,在袭击结束后,以军突击队还用炸药将巴解总部大楼炸塌。指挥这次行动的,正是后来的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幸运的阿拉法特当晚逃过了一劫。

1953年,作为以色列国防军101连连长的沙龙,带领他的部队在攻克一座约旦村庄后,曾经杀死了69名无辜平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在1982年攻克贝鲁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沙龙更是因为血洗难民营而赢得“屠夫”的恶名并被迫辞职。“我不愿谈论此事。”阿拉法特表示,“但这件事情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里,我和沙龙都不会遗忘。”

多年和以色列的战争,巴勒斯坦并没有赢得一寸土地。阿拉法特早已意识到单纯的武装斗争并不能换来最终的成果。2000年10月召开的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上,与会阿拉伯国家首脑并没有制定出让以色列担心的“战争决议”。阿拉法特认为,联合国有关在中东实现持久、公正和全面和平的决议,依旧是巴勒斯坦的选择。当被问到这些历史是否会影响到他对以色列和谈,阿拉法特说:“巴拉克曾经试图杀死我。虽然行动最终没有成功,但他们杀死了许多巴解组织的精英人物。我能够和巴拉克一起坐在谈判桌前,你认为我能否和沙龙进行谈判呢?”

1988年,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并表示巴解组织放弃将消灭以色列作为其宗旨。接着他又在联合国宣布,巴解组织放弃恐怖主义,并承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在中东地区生存的权利。

1990年,阿拉法特首次承认以色列国。1993年9月12日,尚未通过法律程序取消不准他入境的禁令,没有护照的阿拉法特乘飞机降落在的美国阿德鲁斯空军基地。这一举动意味着美国承认了巴解组织的合法地位。这是阿拉法特的又一重大胜利。在白宫南草坪上,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首先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自治的原则宣言》上签字,仪式有数千名各国政要参与。

拉宾在白宫南草坪上说:“巴勒斯坦人,让我对你们说,我们命中注定要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域,同样的土地上。”

困境

1995年12月,以色列终于从约旦河西岸6个巴勒斯坦城镇和数十个巴勒斯坦村庄撤军,半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实际控制领土的巴勒斯坦国,终于首次拥有了2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这虽然比1947年联合国划定的巴勒斯坦国面积小了很多,但这毕竟是巴勒斯坦人实际控制巴勒斯坦的开始。

作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主体,巴解组织并非一个单纯的组织,他内部包括“法塔赫”、“人阵”、“闪电”、“人斗阵”、“民阵”等7个组织,相互之间斗争目标和手段都有很大不同。多年来,正是在阿拉法特的威信和调和下,巴解组织长期以来保持着表面的团结。如何让巴勒斯坦其他政治派别团结在他周围,和他用一个声音说话,用更为灵活的外交手段行事,是阿拉法特的困境所在。然而在哈马斯的激进行为得到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支持时,阿拉法特开始体会到孤立。

1967年赎罪日战争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东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后,以色列国内曾经普遍认为“经过这次失败,阿拉伯人一定会主动求和”。唯有已经隐退的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不相信武力已经让以色列大获全胜。“阿拉伯民族有强烈的自尊感,他们不可能也不会在这次失败后求和。出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我们应该保留整个耶路撒冷作为首都,此外除了其他重要战略要地,绝大部分领土要尽快归还阿拉伯人,越快越好。”

本·古里安似乎意识到仇恨易结不宜解,然而以色列政府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在利库德集团执政时期失控的大规模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让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完全解决变得越来越渺茫。30多年后,尽管阿拉法特早已抛弃武装斗争,巴解组织的主流早已开始通过谈判来争取归还被占领土与和平,但阿拉法特对于巴勒斯坦内部激进派的控制乏力,却依然让他处于不利地位。

20年前在贝鲁特,阿拉法特和如今肯定是他最后一个以色列对手的沙龙,都试图杀死对方。但是后来他们却发现,他们相互保证自己政治前途的惟一方法就是挽救对方。与前任巴拉克相比,沙龙的困境在于,他承诺的不仅仅是和平,更多的是安全。他表示在和谈之前必须要平息任何巴勒斯坦起义,而这必须要依赖阿拉法特。而阿拉法特的两难在于,他试图继续与沙龙和谈,但如果因沙龙的要求而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事件进行压制,巴勒斯坦的新的激进组织将取代他在民众中的地位,他也将受到失去继续和以色列人对话资格的威胁。

除此之外,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同样不能忽视。对于阿拉法特这个没有土地和主权的“国家元首”来说,他的国家首先是“存在”于支持者——阿拉伯国家和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事业的阿拉伯人——的心目中。“无论有多大的屈辱和个人痛苦,与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中断关系,都会使得处于困境的巴勒斯坦承受沉重的负担。”

也许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面临阿拉法特的困难:需要寻求支持的数十个相互矛盾此起彼伏的阿拉伯国家;心怀叵测、不能得罪但也不能依靠的西方国家;无法消除、却必须接触的以色列,怎样的选择才是皆大欢喜?

苏哈的麻烦

◎曾焱

10月28日,苏哈·阿拉法特带着9岁的女儿赶到拉姆安拉官邸探望重病中的丈夫。自从移居巴黎,她已经4年没有见过阿拉法特。有媒体质疑她此次也并非为探病而来,真正的目的是想趁丈夫还清醒,索要银行密码和对她们母女有利的遗嘱。在本来最能博得同情的时刻,却被舆论如此恶评。在她刚刚成为阿拉法特夫人的那几年,西方媒体大加溢美之词,称苏哈是巴勒斯坦的女性精英,坚强的巴解战士。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1990年:结婚

8岁的时候,苏哈第一次从父母口中听到阿拉法特的名字。她家是东正教徒,属于巴勒斯坦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父亲是从牛津大学毕业的银行家,自己有一家奥托曼银行;当记者的母亲是激进的解放运动女斗士,创办了巴勒斯坦第一家通讯社。正是从母亲身上,苏哈继承了强悍的性格和对政治的兴趣。她少女时代就常去难民营为西方记者做翻译。完成高中学业后考进巴黎索邦大学,拿到政治学硕士的学位,可以说是一帆风顺。1988年苏哈22岁,在巴黎已经做了两年记者,她的目标是像母亲一样做出色的女记者,但是和阿拉法特相遇改变了生活方向。这一年她在约旦见到了传奇的领袖,而且对方居然热情邀请她到突尼斯的巴解总部工作,做他的助手。苏哈几乎毫无踌躇就答应了。当时以色列正是拉宾任总理,巴以和平充满了光明,能为世界英雄阿拉法特工作是巨大的荣耀。

阿拉法特当然是爱上了这个美丽能干的年轻女孩。他虽然58岁仍然未娶并且也公开表示这辈子要和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结婚,但他并非没有爱的愿望。不算大学时代两次无疾而终的爱情,在成为领袖之后阿拉法特也有过两段曾被媒体披露的感情经历。娜达·亚斯鲁,和苏哈一样也是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出身富裕的现代女性,1971年阿拉法特和她在贝鲁特认识时,娜达刚刚失去在法塔赫组织里担任要职的丈夫,却仍然保持着战斗的勇气。阿拉法特和她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只是没有对外公布。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娜达参与斡旋,结果有天晚上在从总统府返回住处时被暗杀。阿拉法特在悲痛之中才告诉身边人,他已经向娜达求过婚,对方也答应了。5年之后,西班牙女记者伊沙贝尔·皮萨诺的名字在媒体上和阿拉法特的感情世界联系起来。伊沙贝尔采访过卡斯特罗、萨达姆,和阿拉法特的故事也是从采访开始的。阿拉法特在突尼斯接受了伊沙贝尔的采访要求,并邀她共进午餐,他的坦率和言谈令女记者倾倒。这是一段未经当事人证实的感情,而且也很快因为种种原因消散了,此后十来年阿拉法特都未再谈及感情。他一直喜欢聪明无畏的事业女性,苏哈的出现令他无法保持冷静。两年后,无视38岁的年龄差距,他向苏哈求婚了。

1990年7月17日,苏哈和阿拉法特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秘密履行了结婚手续。遵从阿拉法特的要求,她一直没有向外界透露自己的婚姻,连父母也不知道。别人都看出了她和阿拉法特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议论颇多,但她仍然委屈地接受了“秘密情人”这样一个角色,直到1992年1月,她作为阿拉法特夫人的生活才真正开始。

1995年:生子

1995年11月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几个小时后拉宾夫人就接到了苏哈的电话,她告诉夫人自己对这种悲痛感同身受,并担心自己也许会成为中东下一个遗孀。苏哈频繁出席各种会议和捐献仪式,为巴勒斯坦筹钱,在很多巴勒斯坦妇女心中她就是一个象征。但是也有人对她过于时髦的外表和言谈表示不满,而她对于多妻制的反对也受到保守人士的强烈攻击。苏哈曾经告诉法国记者,她是在“地雷阵”里跋涉,完全失去了私生活,而阿拉法特并不能给她多少帮助。

1995年苏哈在巴黎生下了她和阿拉法特的女儿扎瓦赫。但是这次生产却在世界舆论尤其是阿拉伯世界掀起大波大澜,成了苏哈对外形象急剧下滑的一个转折。据报道,苏哈产后抱着女儿对人说,她是在加沙地带怀孕的,但是当地卫生条件实在太差了,她不能为了逞英雄而牺牲自己的宝贝,因此决定到巴黎生产。身为“巴勒斯坦第一夫人”,苏哈这番话在波斯湾地区的巴人社群造成震撼,因为这里许多家庭一天只有3英镑可用,而苏哈生产的医院套房一天收费就要1100英镑。苏哈出身优越,没想到会因为在做了母亲的喜悦之中口无遮拦,说出了和第一夫人身份不符的话。在一个只有痛苦和战争的地区,这种错误似乎难以弥补,苏哈好像也无意再弥补了。

2003年:巴黎账户事件

2003年11月,法国报纸《被缚的鸭子》披露了一则消息:阿拉法特夫人在巴黎的账户上出现900万美元不明资产,巴黎检察院着手调查。该报专揭名人和政客短处,辛辣刻薄举世闻名,这样的消息等于是一颗重磅炸弹,引得各国媒体纷纷跟进,结果苏哈这些年里的行踪被揭了一个底朝天,杀伤力远远超过了1995年的生子事件。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报道说,从2000年以来,苏哈以照顾女儿白血球过多症为理由一直住在巴黎,从未回过巴勒斯坦,并且拿到了法国公民身份。据称她在巴黎五星级饭店住了一年多,整层楼每晚租金8700英镑。报道还说,苏哈2002年在香榭大道附近的高级住宅区买下价值数百万英镑的公寓,在另一个高级住宅区已拥有不动产。苏哈还是巴黎高级时装发布会的常客,全身上下都是大设计师的作品,连发型也出自巴黎最有口碑的发型设计师之手。而经常和苏哈来往的两名腻友分别是沙特阿拉伯军火商之妻和摩洛哥国王之妹,那都是富可敌国的贵妇,可见苏哈在巴黎生活的奢华。

如果说这些报道还是捕风捉影,那么账号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法新社从巴黎司法部门得到消息,巴黎检察院确实从2003年10月中旬开始前期调查,法兰西银行也确认在2002年6月到7月间,有900万欧元巨款从瑞士分别汇到苏哈在阿拉伯银行和巴黎BNP银行的账户上面。而《被缚的鸭子》说,其中200万欧元已经到了巴黎著名室内设计师阿尔贝托·平托的工作室名下。欧洲打击偷漏税办公室认为欧洲几家基金会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援助存在被挪用的可能,已经于2004年1月向耶路撒冷派出调查小组。现在一切还没有结论,但是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苏哈的名字已经是对阿拉法特事业的玷污。阿拉法特曾说过,“我目前所进行的是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让任何一个女子和我共患难都是不公平的”。但是他的人民并不准备因此而原谅苏哈。